－－作者：林向北
我又当上教书匠
为了找个职业作掩护，通过父亲的关系，我很快的就到中坝私立湖广小学作教务主任，不久从三台来的黄友凡同志，也被安排到这个学校教书，刘思安也随同来和我们一起工作。这个学校是1925年中坝湖广会馆集资建成的，校长叫胡静仓，为人忠厚，对人诚恳，热心办学，无政治野心，用今天的话来说，算是一个开明的民主人士。我在云阳万县教过小学，教书虽算不得“内行”，但也有一些经验，我们搞抗日救亡活动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不把教学质量搞上去，就得不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甚至我们自己也会在学校站不住脚，更何况作为老师，我是很喜欢那些爱学习的好学生的。于是我一上任就提出了“学校生气勃勃、卓有成效；学生品学皆优、抗日爱国”的办学目标，得到学生、家长、老师、校长和教育当局的普遍赞同，我也因此深得校长的信任，很快又在教学、人事安排和其它活动上，掌握了大权。
中坝离江油不过二三十里路，虽然比起万县云阳来远离抗战前线，政治气氛和信息也比不上重庆和成都浓厚畅通，却是川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和经济中心，也是文化教育中心。这里有中学，有中心小学，还有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的两所私立小学。我们学校的教师，绝大部分都是老老实实的“教书匠”，教书的时间长了，每年照本宣科，也不愿意动什么脑筋。我很快和他们成了好朋友，安排他们教授历史、地理、自然、算术等课程，内容比较固定，对于他们也是轻车熟路，不用备课，而我们几个党员教师教的大都是语文、公民、历史，用“旧瓶”来装“新酒”，换上新的内容。比如公民课讲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我们就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去代替“旧三民主义”；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我们也一方面肯定其推翻几千年封建帝制的功绩和作用，同时也指出其革命的不彻底性和经验教训。我们还给学生讲太平天国、义和团和鸦片战争，讲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见闻，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每逢“九一八”“七七事变”这样重要的纪念日，我们都举办纪念周活动，高年级学生还要读报，做周记，写日记，写下他们的学习心得。除了要求教师认真教学外，我还坚持每月期中、期末考试，提出每科“80分才算及格”的高标准，在学生中形成了浓厚的读书风气，绝大多数学生成绩都能达到要求。每周一次的作文，学生都认真写作，我们改作文的方法与众不同，不是包办代替，而是用符号代替的思考，如错字打“口”号，别字打△号，文理不通的打？号，学生根据这些符号去自行改正，以启发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实践证明，这种作法，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很有好处。我们学校的学生，近的来自附近的三合、太平各镇，远的来自彰明、平武、北川等县。这些学生年龄偏大，十五六岁的不少，他们大都是在学校住校寄读，很听话，很懂事，同学间团结和睦，打架吵架的事很少出现，迟到早退无故缺席的更少。重要的是他们的求知欲很强，老师讲得越多，他们越高兴，上课时都能认真听讲，很少交头接耳、东张西望，因此，这批学生的成绩都很好，如母广轼，胡大鹏等都是以同等学历考上中学，何鹏程还是以同等学力考上江油县中第一名。
只是教学认真了，工作量就大了，我在学校的社会工作忙得一塌糊涂，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改作文，就暗暗请老王前来代劳。他由江油来中坝，将学生的作文本带走，改好后送来。他改得好，字也写得好，还有眉批，指出文中的优缺点和努力方向，学生看了很高兴，都以为是我改的，更增加了我在学生中的威信，其实老王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我自己是个活跃分子，向来不喜欢读死书的学生，于是生出种种新花样，活跃校园生活。每天清晨，高年级的学生都要集合晨练，从学校操场跑上大街，边跑边唱边呼口号，唱的是“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喊的是“打倒日本除汉奸，中国人民意志坚”……待到旭日东升，我才带着学生从大街上回到学校吃早饭，然后上课。若是清明重阳，要组织学生春游、野餐，星期日带着学生爬山或下河游泳，平时在学生中组织“体育小组”，打乒乓、打篮球、踢键子、拔河，召开运动会，进行各种球类和田径比赛，学生们跳跳蹦蹦，生龙活虎。我们还举行过讲演、作文、唱歌、跳舞、图画等比赛，我最喜欢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女生张馨兰，每次唱歌跳舞都是第一名，还有一个是男生苟显犹，每次作文朗读也是第一名，于是和以往在云阳教书时一样，我的身边常常又多了一对“金童玉女”，直到今天，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子老太婆了，我们还保持着亲密的师生和同志关系，常来常往，前些年苟显犹在成都晚报编副刊，在发表我的文章时，还作了不少的修改润色，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这期间，我把在孩子剧团学到并在云阳和万县小学演过的抗日救亡的话剧、歌曲、街头剧、舞蹈等节目，全部搬了过来，除了在校内和中坝街上演出外，还组织宣传队下乡演出，到新兵补训处和伤病医院作慰问演出，把整个江油中坝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红红火火。那些原来不大过问时事的“教书匠”在我的鼓动下，也变成了关心时事的抗日积极分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个姓闵的教师，工作特别积极，教救亡歌曲，出墙报，画漫画，参加话剧演出……什么活动都参加。后来我们觉得只是在学校内搞宣传不过瘾，就找了一块一丈见方的大竹笆，用竹子夹成的壁报架子，贴上十二张大连土纸，由学生和教师写稿，闵老师编排设计，还画上了精彩的时事漫画，每周出一版，做好后由学生们兴致勃勃地抬到市中心繁华地段一个叫“好望角”的茶楼下面摆上，观看的人马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很多人看成了瘾，要是这墙报到时候没有按时出版，还要到学校来询问。
学校寄读生多，为了替大家节省开支，我们自办伙食，学生轮流负责，民主管理，一月算一次账，并公布账目，对有经济困难的学生，我们代交学杂费，送书送文具，并经常作家庭访问，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和学生在家里的表现，学生家长对我们很亲热。
学校里有两个三青团教师，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教学上要求认真负责，救亡活动欢迎参加但不勉强，模糊认识耐心解释，反动言论坚决驳斥。毕竟是两个阵营的人，他们对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很不以为然，却因为势单力薄，也不敢做什么，只好背地里向胡校长告状，说是林老师他们一来，把这个学校搞得乱糟糟的，大家有意见。胡校长一听便马下脸来说：“啥子大家有意见，我看就是你们几个有意见！我听到的反应，是过去这个学校死气沉沉的，现在搞得生龙活虎，多亏得林老师他们出了大力。”这些人没话说了，又去阻止学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可是他们也不想想，面对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活动，富有正义感又朝气勃勃的年轻人怎么可能袖手旁观，何况做学生工作是我的长项，他们哪里是我的对手？到后来他们手里的那些学生，全都成了我们的积极分子，把几个三青团老师，闹得更加孤立。
黄友凡的寝室隔壁，就是一位三青团老师的寝室，因为仅仅用一块竹笆相隔，我们不得不小心提防，说话行事都很小心，到后来成了一块心病。有一天晚上，黄友凡回家晚了，睡觉的时候顺手将衣服搭在竹笆上，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才发现衣兜里的一份党内文件掉在隔壁寝室了。现在这些“三青团”，正找不着证据和我们捣乱呢，要是发现这份文件，一旦交上去，那可是天大的麻烦。黄友凡想了又想，最后决定“铤而走险”，他顺手拿了一件汗衫藏在身后，然后推开隔壁寝室的竹笆门，一看那位“三青团”还没起床，就若无其事地说：“哎呀你看我这人就是粗心，昨天晚上把汗衫掉到你屋里来了，打搅打搅……”床上的“三青团”没想到这里面会有什么名堂，“唔”了一声翻过身去又睡了，老黄一低头，发现那份文件正掉在竹笆墙下面的书柜前面，他急忙拣起来包在汗衫里带了出来，事后老黄对我说：“当时真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中坝还有另外一所私立的建武小学，校长叫严止善，此人很圆滑，办学是虚名，借此想往上爬才是真心。他见我们湖广小学搞得如此有声有色，名声大震，既羡慕又嫉妒，就找地方上的“名人”来挖墙脚，又通过父亲来说服我，要我去他那边教书。胡校长当然不愿意，为这事跟他大吵了一架，可是我却另外有考虑：“湖广”这边有黄友凡和刘思安把守，我完全可以到“建武”那边去开辟一个新的阵地，还可以拉拢地方上的一些关系，于工作有利。大家一商量，都同意我去“建武”，我的金童玉女见我走了，他们也转到建武小学来。
建武小学的校址比“湖广”大，学生也比“湖广”多，教师队伍比“湖广”的年轻，学校经费也较“湖广”宽裕，活动范围也更加广泛，我把在湖广小学那一套对人、处事、教学、搞救亡活动的经验搬过来，同样取得了好的效果，还把过去死对头的两个学校，变成了相互帮助的好朋友，在县里的声势也更大了。学校里有几个年轻的女教师，思想很进步，抗日救亡活动很积极，她们喜欢接近我，我也常常给他们讲些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后来其中的何克勤和王晓兰，都被我发展为党员。
这个学校也有个“三青团”的老师，姓陶，教童子军和体育，因为也喜欢打篮球，和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参加中坝组织的篮球队，与三十一军新兵补训处打篮球。我的个子不高，但跳得高，技术熟练，投篮准，在下半场快结束时，我们胜了十几分，对方不服气，决心要拿我“开刀”，趁着我又起跳投篮，一个球员照着我的左脚狠狠地踩了一脚，我大叫一声，顿时倒在地下，疼得脸都发白了。地方上看打球的群众当场就吼起来，跳进球场照着补训处的球员又推又搡，几乎打起来，大家把我送进医院，才发现左脚趾骨已经骨折。消息一传开，事情就闹大了，学校是地方上的脸面，我又是学校里的“名人”，学生家长更是各行各业形形色色，一时间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威胁要罢市，不给补训处提供生活用品。最后经过多方调解，对方派人带着鲜花果品，到医院来向我赔礼道歉，事情才算了结。这次球赛给我留下了终身伤疼，直到现在每逢天阴寒冷，我被骨折了的左脚还不时隐痛。
我们在学校所有的工作，都为发展党的组织创造了条件，随后，经过挑选普查，决定了积极分子的名单，发展了一批党员。教师中有前面提到的何克勤、王晓兰、傅秋平，学生有张馨兰、苟显犹，李树茵、何鹏程、母广轼、王鸿军、胡大鹏、李莎、田怀仁、鲁跌伦等。同时，老王也在工人中发展了泥工冯壁和卢玉廷，都是由我代表党组织主持的入党宣誓。这些党员加上外地转来的，江油一共有了20多名党员。我到江油来的时候，这里没有一个党员，作为当时江油县委特支的负责人，我在近两年来的时间内，使得这个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
当年红军在江油
1940年下期的一天，饶孟文又来了，为了交谈的方便，我同父亲陪同他由中坝出发，步行到窦团山。沿途的路边和墙壁上，不断看到当年红军写的标语，红军走后，国民党强迫当地居民要刮掉这些标语，但因为都是用鸡蛋清贴在墙上的，怎么也刮不干净，因此字迹还隐约可见，如“活捉邓猴子”（驻守这一带的四川军阀邓锡侯）、“赤化全川”、“红军万岁”等。我们边走边欣赏，老饶显然对这一带很熟悉，很有兴趣的谈起当年红军在这一带作战时的情况。当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通（县）南（部）巴（州）以后，一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粉碎了敌人六路围剿，成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在强渡嘉陵江战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歼灭敌人十二个团约1万余兵力，先后解放了阆中、剑阁、南部、昭化、青川、梓潼、平武、中坝、北川等县城和重镇，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获得了大量补充物资，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谈到参加了中坝战役的英姿飒爽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她们在很多地方曾单独作战，用鲜血和生命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也谈到徐向前总司令喜欢吃中坝的酱油和腊肉，还有“水晶猴子邓锡侯”在由中坝向绵阳撤退时，险被红军活捉的惊险故事。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杨晒轩死守江油城”。当时在川北战无不胜的红四方面军在占领了军事要地中坝以后，曾经在江油城下围困四十天，居然因为这个杨晒轩的死守，始终没有攻破城池，这真是个“奇迹”！
当时的江油城，即今天的武都镇，本是个弹丸之地，城内杂居约一两千居民，守军是邓锡侯的一个旅长杨晒轩，手边实际上也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被红军围困在城内，冲又冲不出去，又不愿俯首受降，眼看只有朝夕电催援军，靠空投物资苟延残喘。这位杨旅长不甘心坐以待毙，想出了若干守城的对策。他让手下在几个城门的墙脚下埋上些坛坛罐罐，派人日夜把守倾听，以防红军挖地道；他号令城内通宵照明，谨防红军队伍夜袭；他还在城内辟地种菜，号召计划用粮，用烟酒钱物重赏守城士兵……杨晒轩知道形势危急，召集军民训话，号召大家背水一战，死里求生，并将城墙周围的民房全部撤除销毁，据城顽抗。
杨晒轩的“哀兵策略”，给红军攻城确实增加了困难。有一次，红军在东门外挖地道埋炸药，待命爆破，城内守军在墙脚下通过埋下的坛子，听见了外面有挖土的声音，就从城内往墙脚下灌水，导致地道的火药潮湿，没有炸响。红军还曾经用地雷炸城，同时集中火力向城内密集扫射，一时间爆炸声惊天动地，瓦屋为之震动，窗格玻璃破碎落地，城内子弹横飞，杨晒轩的军帽都被打掉了。可惜的是地雷离城墙根尚有一丈多远，未能炸垮城墙。
从1939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红军在整个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歼敌四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解放了涪江两岸的广大地区，缴获了大量物资。可是用了整整四十天，始终没有占领这座孤城，后来红军因其他任务撤离中坝，杨晒轩也因此成了川军中的“名人。”
无独有偶的是：这位杨晒轩，也是诗伯的老乡，川北岳池人。若干年后，当年国民党的报纸曾大吹特吹这位镇守孤城的英雄从师长的职位上告老还乡，回到岳池，诗伯曾与之有所交往。那是1948年夏天，华蓥山武装起义已经打响，岳池城危在旦夕，于是国民党当局请他再度出山，从他手里借了三十门迫击炮，镇守四方城门，企图再演出一场当年镇守江油的“神奇战功”。这个关键时刻，诗伯走上门去，希望杨晒轩弃暗投明，将功赎罪，撤消部署在岳池四门的迫击炮，给自己留条后路。虽然这次起义不久就失败了，可是因为杨晒轩确实当即撤销了迫击炮，有立功的行动，解放后政府还是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
我们父子俩和老饶一路谈笑，不觉来到窦团山下。抬头仰望，两座三十几丈高的山峰刀削斧砍一般相对而立，之间只有十丈宽的距离。每座山头上立着一座庙宇，两山之间只有一上一下两条铁链相联。老饶站在那里只是惊叹：“和尚就从这铁索上来往烧香？这怎么可能？”父亲有些卖关子，说：“我们上山去吧，好看的还在后头呢。”
我们上了山，走到防空监视所，张佑发出来迎接，他一人守在这哨所，有敌机来打开信号灯，打电话，平时就为着三顿饭忙，看见我们来了，忙着烧开水，洗菜，准备弄饭。山顶庙上的住持和父亲交情不错，听到消息也赶来，死拉活扯的要我们去吃“素食”，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下来，顺便提出了要看小和尚过铁索桥去烧香。
原来这庙上自古以来的规矩，能到对面鲁班庙进香的，只有一个小和尚，进香前夜，要洗澡、念经、消除邪念，若是心不诚，第二天就要到受菩萨谴责，甚至掉下深渊，跌成肉饼。因为惊险，看小和尚烧香成了当地游客的一个重要的节目，不过你再是心切，也要碰时机。住持听了父亲的话，忙说：“行啊，林团长你们缘分好，小和尚生病，有半月没有去敬香了，昨晚净了身，等一会就要去的。”
大约下午一点，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和尚，手上拿着一柱点燃的香，走到岩边，把香插在香坛上，向对面山庙磕了三个头，然后起身，两手握着上面一根铁链，两脚踩着下面一根铁链，口里念念有词地背诵着经文，半闭着眼，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这时我们的心也在砰砰的急速跳动：天呀，这下面可是三十几丈高的深渊，要是稍微一失足跌了下去，真是会粉身碎骨的！我们大气都不敢出，目不转眼的看着小和尚一步一步往前挪动，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其实才五分钟），小和尚总算走到了对岸，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下了，都不自觉的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再等到小和尚在鲁班庙内烧香敬神完后，又沿着铁链走了回来。事隔六十年后，我陪老战友黄友凡夫妇旧地重游，才知道当年的“小和尚过铁链桥进香”的绝技，现在已成为旅游项目的观赏表演，每次每客收费一百元。那个表演的年轻人知道我们是当年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地下党员，主动提出为我们义务表演，他拉着铁链走到中心地段，双脚悬空摇摆，翻跟头、扭秧歌，远比当年小和尚颤颤惊惊、提心吊胆的紧拉着铁链来走去要轻松得多，也好看得多，青年的表演受到我们的赞扬，很是得意，还特别与我们合影留念。
住持做好素食，来邀请我们入席，这素食虽然是便餐，但也内容丰富，七碗八碟地摆了一桌子，张佑发还特别为我们炖了一只鸡，煮了一碗香喷喷的腊肉。老饶能吃酒，父亲说：“这里是太白酒仙的家乡，来客一定要喝几盅，以示对酒仙的敬意。”席间，住持讲了好多关于窦团山的传说，还特别念了李太白为窦团山的题词：“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父亲喝得酣畅，随口对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游窦团山时的题诗：“飞桥系得两峰平，桥上僧人自在行，山月高高山鸟下，我来倚伏待云生”。
这顿饭，大家吃得很高兴，老饶多喝了两盅，有点醉意，当晚就住在山上。
第二天，老饶才与我们谈到正题。
鉴于目前形势非常紧张，上级决定在川北地区建立一个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地点选在靠近少数民族地区的北川，那里森林密布，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具体做法是：以建立农场为名，先派少数的骨干人员去那里开辟荒地，再慢慢地吸收周围和外来的青年参加，以割漆烧碱作掩护，把生产搞起来，然后逐步扩大范围，还要设法搞些武器装备。老饶特别对父亲提出要求，要以他统率的江油、彰明、平武、北川四县的民团作基础，必要时就由父亲负责，在这一地区建立游击区。
父亲一听满有信心：“没有问题，过去军阀混战时，我在杨森的队伍里曾协助雷忠厚旅长指挥过十几个团，现在，几千万把人的队伍我管得了，只是组织上要多派点懂军事政治的骨干。”
老饶说：“这个你不要愁，农场具体的事你也不要出面，我们自有安排，到时候你出来登高一呼就行了。”他还反复叮嘱：这是个非常机密的军事计划，各地方党组织都不知道，到时候上面会直接派人来联系，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因为这是在抗战期间，我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而且承诺不在国统区建立我们的武装组织，如果被国民党抓住把柄，宣传出去，我们会很被动。
父亲对于计划没什么意见，只是提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把诗伯请来负责这项工作。父亲向老饶详细介绍了诗伯的情况后，说她在作战和生产方面都很有经验，不但长期在华蓥山带领游击队与敌人作战，运送枪弹，还曾经带领游击队员们生产自救，后来又曾带领一部分老游击队员准备去松藩、理县、茂县办农场，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要是请她来这主持此事，必要时她还可以把分散在华蓥山地区的老游击队员带来，对我们的事业更有利……
老饶听了很赞成，说是关于陈联诗夫妇的情况，我们过去也有所了解，组织上曾多次派人去找他们，可是因为她的丈夫廖玉璧牺牲，陈联诗又不知去向，一直没有联系上。现在既然你能够和她联系，当然是再好不过了，我们欢迎她来参加这项工作。当下就决定由父亲给诗伯写了一封信，请她来江油，有要事商量。还说只要诗伯有回信，就让我去岳池，把她接过来。我心里暗暗高兴，不仅仅是因为要见到诗伯，还为我一直都在挂念的宁君。这些日子我一直都往孩子剧团给她写信，知道她在那里过得很快活。
老饶的姐夫是北川森林事务所所长，回到三台后他通过这个关系，在北川选定了一个地区建立农场，并调来林升和姓左的两个党员，还有事务所的几个工人来筹办这项工作。父亲给诗伯的信一直都没有回音，父亲只好给在家乡赋闲的二伯父林伯钧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协助工作。二伯父在云阳曾作过公安局长和商会会长，在我们的影响下也受了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头脑清楚，身份又很灰色，与当地三教九流各方面人物周旋，他应该有办法。
撤离
正当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的时候，忽然风云突变。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奉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命令北移，在进入安徽毛县森林地区时，突遭事先埋伏的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袭击，新四军指战员血战七天，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6个团9000余人中，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失散和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文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蒋介石还公然反诬新四军叛逆，竞取消其番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趁机在大后方对我党及一切进步组织的进步活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肆追捕我地下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取缔一切抗日救亡的进步活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进入了最高峰。我们的处境开始发生困难。原先是风平浪静的江油地区，如今被我们搞得沸沸腾腾，国民党一些顽固分子，早已对我们心怀不满，现在风浪一起，他们很自然就把目标集中在父亲和我主持的两所私立学校身上。这虽然是因为两个对立阵营斗争的必然结果，但从我们自身检查起来，也有一些不妥之处，授以对方把柄。
县长杜鳌，同时兼着国民兵团的团长，是父亲的直接上司，还是曾经担任过军队的少将旅长，不但生性狡猾，而且贪得无厌，以前常在兵团内部做些假账，贪污公款。父亲来了，一是一二是二，姓杜的贪污不成，心头不满，就派人来查兵团的收支帐目，反说父亲贪污，实际上是给他“提个醒”。父亲生性耿直，为人正派，平生最恨的就是这等事情，尽管老王争取了蹇幼樵和一些人来做了些缓和的工作，可是互相之间已经有了芥蒂。父亲是从旧式家庭中冲闯出来的新派人物，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喜欢标新立异，他刚到江油时，居然又把在忠县被诗伯批评过的训练民兵那套方法搬来，学习八路军，让部下带着草蒲团，挂着小木板到野外去讲课。虽然我来之后劝他停止了，但是此举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父亲后来还在中坝举办过“茶房训练班”，发动江油城里的建筑工人反对国民党控制的工头贪污工人工资，闹起了工潮，老王将其中领头的冯壁和卢玉廷吸收入党，还设法选进县工会……这些事情都引起了特务的怀疑。
父亲还有个要命的弱点，就是不会当官，虽然组织上一再叮嘱他：当官要像个官的样子，不要“闹特殊”，可是他就是改不过来。他对上不会阿谀奉承，对下不会滥用权力，人家当官总爱吃酒，打牌，嫖娼，抽大烟，可是他喜欢的是打乒乓球，打网球，看书，打猎。人家当个芝麻大的官也要玩派头，他管了四个县的地方武装，却穿着士兵的布军装，亲自带着民兵到大街上去跑步，一边跑一边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人家当官欺侮老百姓，他却组织士兵去江油街上扫大街，运垃圾，引得城里居民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都说林团长这样的好官，真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哪像我们这里那些只晓得盘剥老百姓的狗官……这些事情让多少人听了心里不舒服。
父亲对待老王的态度，更叫人啼笑皆非。老王是服侍他的勤务兵，一切都按着勤务兵的职责行事，可是父亲却总在心底把他当成自己的领导。吃饭时老王站在桌边替他添饭，他连忙说我自己来自己来，甚至把饭碗拿给我也不给老王；每天起床后，老王去替他叠被子，打扫房间，他也会抢着说我自己来自己来……此时要是旁边有客人，老王只好把眼睛一瞪，示意他不要这样；要是旁边没有人在，老王就根本不理会，照例干他的活。父亲是个“老小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没老没小，我们俩一起打乒乓球，他被我长抽短调围着桌子到处跑，乐得我直嚷嚷：打你个猴儿跑四方！最后自然是他输了，我就罚他像跳高一样跳桌子角，要不然就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老王说我们不像是俩父子，倒像是俩兄弟，至今称我们是“大林和小林”，当时也会因为叫顺了嘴，在公开场合冲口而出。一个小小的勤务兵这样称呼一个上校团长，在等级森严的旧军队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周围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都认为老王与父亲有特殊的关系，只不过弄不清楚其中的奥妙，周团副就经常对人说：“林团长对他的勤务兵太好了，真不愧是体恤下情啊。”不过老王毕竟也是知识分子出身，在团部待久了，时不时也忍不住要露点“马脚”，有时会在晚上情不自禁的哼起当时被视为进步歌曲的“夜半歌声”来。
所有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一个印象：这个林团长，看上去人很老实，却和地方上的上层人物走的不是一条道。说他是共产党吧，没有证据，也不像，不过说他是个“左倾嫌疑分子”肯定没问题。这样的人，有个风吹草动，说不定就要出乱子，还是请他远走高飞的好。其中那个杜县长，与父亲的矛盾越来越深，趁着此时局势紧张，就到省城去告了状，回到江油后不久，父亲就被莫明其妙的撤职了。因为没有罪名，也不查办，父亲也就在1941年的下年，一走了事。
本来我们在江油的两所学校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学生成绩好，校园生活搞得生动活泼，社会影响也不错，校方满意，学生、家长满意，各校争着聘请，继续教下去，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由于反共高潮不断深入，加上父亲被撤职，我们也就成了主要的怀疑对象。父亲离开江油后，老王不得不离开了国民兵团，先是住在农村的干妈处，后来又挑着盐担从江油到中坝，在沿途的乡村以卖盐为生，生活穷困而又辛劳。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在建武小学患疟疾，老王来学校日夜照顾我，晚上在我寝室的地板上睡觉，一直待我病好后才离开，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同志式的友爱。当然，我也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每月去三台向老饶如实报告老王的思想言行，说明我的确没有发现他的异样和可疑之处。老饶听后总不满意，离开三台时对川北工委书记王叙五同志说：“小林对王扑庵有右倾思想，你要帮助他克服。”可是后来事实证明，老饶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形势变得更加险恶，从内部得来的消息，国民党特务准备对我下手。这个时候我和学校的“三青团”陶老师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于是就到他家里躲避风头，住了好几天，然后离开了我曾战斗过两年的江油。
我离开后不久，黄友凡去了遂宁，刘思安不久也跟我去了绵阳。给诗伯写的信，久久没有回音，紧接着三台森林事务所党组织遭破坏，主要领导人被怀疑，刚刚在北川建立起来的农场，自然也办不成了。二伯父他们只得撤退，一个原本很好的计划，就此夭折。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