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又见诗伯
船抵重庆时，已是暮色降临，远远望去，光秃秃的山坡上，点缀着三三两两的茅草小屋，对岸的岩石上，到处是一些摇摇欲坠的吊脚楼，岸边站满了穿着破棉衣拿着扁担的苦力，没等船停稳就跳上船来抢搬行李。我背着装有几件换洗衣服和十斤家乡特产桃片糕的布包，沿着朝天门的石梯子向上爬，爬了两三百步石梯，才走到千厮门码头，虽然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因为肚内无食，有点精疲力竭了，找了一个小店住下，第二天很晚才起床，吃了两碗小面，就去找父亲。
父亲已来重庆，在国民党军政部兵役署受训，他带我到大樑子怡康旅馆，爬上顶楼，当年的几个老领导，孟伉伯父，黄蜀臣，李英才都在那里，大家见了，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都很高兴。怡康旅馆专住其他地区来重庆批发商品的长住客人，是孟伉伯父的一个好友开办的，他把楼顶上一个放零星物件的屋子腾出来，约四十平方米宽，可以放五六张小床，我搬过来，和大家都住在一起。隔天父亲又到旅馆来，同刘伯父他们商量好了，就叫我去岳池请诗伯来重庆。在万县时，诗伯和大家都在找党组织，后来刘伯父与组织接上了关系时，诗伯又因暴露离开了，现在不知她的情况怎样？若是还未接上组织关系，就请她到重庆来，趁着大家都在，把问题解决了，以便发挥她的才能。
老实说，虽然是初次来到重庆这样的大都市，我对它的印象并不好。重庆的街道同万县一样窄小，重庆人说话“龟儿”、“老子”……满口的脏话，与万县差不多，可是这里的人比万县更多，城内上坡下坎，很难找到一条平坦的街道，要是上街转上半天，别说老头子老太婆，就是青年小伙子，也叫你走得腰酸背痛，脚粑手软。现在父亲要我到岳池去看诗伯，正合了我的心意，一则是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多换个地方走走，多增长些知识，更主要的是很想诗伯。自从在万县分别后，又是一年多了，这期间变化真大啊，我从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人，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她呢？一向不甘寂寞的诗伯呢？她此时带着宁君和亚彬两个久别的孩子，正在想什么？她找到了党组织了吗？她是否还记得我们在万县监狱门前，在广寒寺、在中山公园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我越想越多，整夜都未入睡。
第二天清早，我带着两条诗伯最喜欢的《哈德门》香烟，几盒杂糖和家乡的桃片出发了。我上了船，一直站在船头，沿着从诗伯家乡流来的渠河而上，船过北碚小三峡，看两岸山岩绝壁，松柏葱茏，山峦跌宕，不禁想起诗伯当年从重庆往华蓥山运枪的时候，也曾经路过此地。也不知道她和她的小分队，曾经穿过哪一座山峰，哪一片密林，曾经在哪一个垭口，响起过他们与军阀战斗的枪声。如今，她的丈夫，还和随她运枪的夏林、金积成，都已英勇牺牲，而她仍在孤军奋斗。现在的诗伯，她多么需要找到党，多么需要有更多的战友，多么需要和父亲还有我一起，并肩作战啊。
船到合川，已是中午时分，我上了岸，立即叫了一乘滑竿，直向黎梓卫进发。坐在闪悠悠的滑竿上，我一路浮想联翩：见到诗伯后，第一句话该怎么说呢？说爸爸问您好？说我们很想您？问你的“心口痛”好了没有？你的在万县日夜思念的华蓥山的战友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还是问……唉，我有多少话想说想问啊。想着想着，竟在滑竿上睡着了。
到了黎梓卫（以后改为中和镇）已是半下午，正逢赶场天，街上挤满了人，好容易找到一个叫梅林茶馆的坐下，喝了一碗茶水，然后顺便到场上去转了一转。我也走过川东的不少场镇，可是像这样热闹的场面确实少见。除了沿街那些花花绿绿的摊子，只见那些卖猪的卖羊的，卖五谷杂粮、卖小菜的，卖鸡鸭禽蛋的，卖日常百货的……挤满了一个大坝子，一挑挑煤炭和生姜，沿着坝子周围摆满了整整一圈，讨价还价吵吵嚷嚷，闹得连自己吞口水的声音都听不见。那些成了交的买卖人，又挑着满满的货物走出坝子，牵成长线往江边码头上走去，把一条大河也挤得熙熙攘攘，猪贩子们吆喝着把一头头生猪赶上船去，然后顺着渠河运往重庆和长江沿岸的城市。
我向一个年轻妇女打听太阳坪怎么走，她随口问道：“你去太阳坪找谁啊？”我说出了诗伯在家乡的名字：“你知道陈玉屏吗？”那个妇人停下脚来打量了我一番：“你问的是陈三姐吗？她在场上王妈那里耍呢，走，我带你去。”说话间我们已经在王妈家门口停下，那妇女还未进门就喊了起来：“三姐，你的客人来了！”
诗伯从房里走了出来，一看是我，惊了一下，上前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唉呀这不是林青吗？你怎么不事先带个信来？你爸爸还好吗？前不久接到他的信，说到重庆受训来了，我正想去看他哩。”接着就给我介绍屋里的几个人：“这是我隔房的嫂子，叫王妈；对了，他叫林青，他们父子俩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哩。”
王妈殷勤地应答着，转身给我舀了一大碗醪糟出来，诗伯说：“王妈的醪糟是出了名的好，凡是来到这里的远近客人，都要尝一尝呢，你试试看？”
我接过王妈端来的一碗醪糟，一口气就喝掉一大半。这是我平生吃过的最好的醪糟，甜如蜜，香如酒，两碗醪糟一下肚，一路的饥渴劳顿消失得干干净净。我拿出来一包杂糖一盒桃片糕送给王妈，然后就同诗伯一道回她的家太阳坪。
走出场口，尽是田坎小路，走到一块大田的旁边，诗伯半是自嘲半是感慨地说：“这块田要打四十挑谷（四挑合一老担100斤），是当初分家的时候分到你廖伯父手中的祖业，当年你廖伯父要组建自卫队，为了买枪把这块田卖了。现在家里一共只有120挑谷，除了她母亲的80挑养老田外，其余的40挑就算是宁君的叔叔玉喜的。现在我算是无田无地寄人篱下的贫农喽，今后宁君、亚彬两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就全靠自己想办法了。”
前面出现了一棵很大的黄桷树，一条小黄狗在树下汪汪的叫，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赤着一双脚，穿一件很破旧的蓝布棉袄和一条青布棉裤，一张小脸脏得像个叫花子，跑到诗伯身边，喊了声伯娘，这男孩就是诗伯的儿子亚彬。他顺着诗伯的指点，朝我叫了一声“林大哥”，然后接过我手上的东西跑进屋去了。我跟着进去，看见这是用土墙盖成的三间房子，一间是大灶屋，里面放了两间床，宁君的叔叔和婶婶在住，中间约十四平方的屋子，挤着婆婆宁君诗伯亚彬四个人，平排的第三间屋约八平方，是堂屋，除了桌子还放了一口白木棺材，再旁边是一间茅草盖的猪圈兼厕所……
这哪里像是诗伯的家！别说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知识分子，一个翰林府里书香门第走出来的大家闺秀，一个朋友遍天下、仗义疏财的女中豪杰，就连一个靠着收租子过活的小地主都不如。我和父亲敬爱的诗伯，怎么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秋末初冬时节，已经有了几分寒意，吃了晚饭后，诗伯带我出门，走过大石坝，来到黄桷树边，指着树边一块长满杂草的平地说：“这就是你廖伯父的坟。”
这是一座没有墓碑也没有坟茔的平地，为了怕敌人知道了挖坟暴尸，当年亲人们有意将廖伯父故意埋在野草丛中。我站在坟前，恭恭敬敬的向廖伯父行了三鞠躬礼，心里悄悄地说：“伯父，你安息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诗伯在旁边默默的流泪，我扶她在树边坐下来，转换话题，谈了别后一年多来，我在万县云阳的工作情况，也谈了父亲这次叫我来的用意。
诗伯上次奉命去苏联，一走就是三年，家乡传出许多谣言，有的说她被日本人打死了，更有人说她改嫁了，把孩子丢下不管了，她离开万县回到家里，连婆婆都以为她是屈死的冤鬼。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几趟人找她，听说她不在，又转身走了，连个姓名都没有留下，又不说明原因就走了，诗伯一听，就知道很可能是组织上派人来找自己的。家破了，人亡了，组织关系也没了，战友们四处离散，群龙无首，怎么也得想个办法把大家团拢来，于是她就到罗渡溪去找徐清甫。这个徐清甫，与我父亲是杨森办的万县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父亲在云阳当了团练局长时，他也同时在岳池当团练局长，后被诗伯他们发展为党员，现在杨森离开了川北，他的练团局长也当不成了，一度在家里赋闲，现在当上罗渡溪的乡长。诗伯去找他商量今后的打算，决定把过去的几个骨干拢到一起，成立一个支部，由诗伯任支部书记，解决大家的生活问题。其中的一部分人，送到重庆陈新奇的北碚山防队当兵吃粮，另外的部分跟着诗伯去驾船做生意，运了几轮生姜到重庆去卖，勉强维持大家的生活……
我突然想起没见到诗伯多次给我说起过的她的女儿宁君。诗伯长叹一口气说：“虽然你母亲死得早，可你还有祖母和二伯娘照看，总算长大成人了，可是我的这两个孩子，从小就东躲西藏，比你这个没娘的孩子还苦。去年我回来，亚彬穿得像叫花子一样，快冬天了，还打着赤足，手足都长满了冻疮；宁君也只好在她二姨妈家里住着，两个孩子都没有读书，成天放牛割草做家务，怕我和你廖伯父那些死对头对孩子们斩草除根，他们只敢说是我的侄儿侄女，到现在都还不敢叫我妈妈，只叫我伯娘。好在现在他们都已经读书了。彬娃还小，就在乡里读小学，宁君嘛，人也大了，虽然在重庆小学没毕业，可现在再读小学也不合适，我想办法把她送到合川去读中学去了，这学校办得较好，就是不知道她能不能跟得上。”
我忽然灵机一动，问诗伯：“宁君喜欢不喜欢唱歌跳舞？”
诗伯说：“她怎么不喜欢？在重庆李子坝小学读书时，她还参加过全校的歌咏比赛，得第一名呢。”
我一拍巴掌说：“那好，把她送到孩子剧团去！那可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关心，郭沫若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呢。”
诗伯一听，顿时笑逐颜开，说：“那当然好了，可是要能够进去才行啊。”
这下轮到我称英雄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我同他们有一段交往，关系很好，我看问题不大。”
诗伯说做就做：“我的货船还有两千斤生姜没有装齐，明天办好了，后天我们一起去重庆，去见你父亲，顺便把宁君这件事情给办了。”
初识宁君
第二天一清早，我同诗伯到场上，她去安排明天开船的有关事项，我趁这个时候，上街去为没有见过面的宁君买见面礼。我买了一条围巾、一双袜子和一双鞋子，本来想给她买套衣服，没有现成的，只好以后再说。
第三天清早，我们就登上了诗伯自己造的那条船。仓里装着一万多斤生姜，前面有四个划船的船工，后面还有一个掌舵的师傅。我们站在船头，观看渠河两岸的风景。诗伯对渠河这一带太熟悉了，如数家珍般讲着她亲生经历的故事。船过丈八滩时，她站在船头挥舞着双手，说有一次她驾船沿渠河而下，敌人在左岸奔跑追赶她，廖玉璧带领游击队员在右岸为她解围，那惊险的场面，令我激动了好久，至今都不能忘怀。
合川是嘉陵江与渠河的汇合处，也是华蓥山下的一个战略要地，军阀混战时期，谁要想占领川北一带肥沃的土地，必先要控制合川。宁君所在的濂溪中学，在合川城外，校门外有两棵大柏树。诗伯向传达室打了个招呼，就直接向校内走去，不一会就牵着宁君出了校门。我迎上前去，诗伯对宁君说：“这就是你林大哥。”
宁君歪着头打量着我，调皮的笑着说：“我晓得。妈妈常常夸奖你，说你是她最喜欢的干儿子。”
我说：“你妈妈不是更喜欢你吗？”
“喜欢？”她嘟着嘴看了诗伯一眼：“一年两年丢下我们不管，还说喜欢？”
这时我才认真的看看对面的这个小姑娘：中等个子，团团的脸蛋，浓眉，大眼，齐额的刘海梳成个“妹妹头”，穿一件浅蓝色的学生服，一看就像个大方的城市姑娘，见面就同我开玩笑，却一直硬着脖子跟我说话，一问才知道她得了“寸耳寒”，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腮腺炎”。诗伯就是以看病的名义，接她出来的。上了船，船夫已把从家里带来的鸡和肉都做好了，我们一起吃了一顿用河水煮成的闷锅饭，香喷喷的，真好吃。
又和妈妈在一起了，还多了我这个林大哥，宁君高兴得一路说个不停。别看她人小，话可不少，远的从她在重庆李子坝读书时候说起，说自从她妈妈去了万县，好久都没有音信，她只得独自去到化龙桥，哭着求那些河边的船老板，让她搭了个不要钱的船回到叔叔家去找弟弟。弟弟倒是找到了，叔叔也没什么话说，可是婶娘见不得她，说是收养亚彬都是看在大哥的血脉和老娘的面子上，怎么还要养个丫头片子外姓人？这陈玉屏到底还是不是个当妈的？是死了还是改嫁了总要送个信嘛，当真就丢下这要吃要喝的两个娃娃不管了吗？宁君成了婶娘家的佣人和出气筒，天还没亮就要搭起板凳上灶台煮饭，要洗一家人的衣服，放牛打猪草回来，还要带婶娘的两个女儿，只要婶娘一听到女儿的哭声，宁君就要挨打。婆婆虽然疼她，也阻止不了婶娘对她的虐待，每次婶娘骂她妈妈死了，嫁人了，不要他们姐弟俩了，宁君都要哭，她盼着妈妈回来，把眼睛都哭肿了。
我看宁君说得伤心，想到自己的身世，禁不住鼻子也酸溜溜的，连忙转了话题，问到她在学校好不好。宁君不哭了，像大人一样长叹了一口气，撅起嘴说：“好倒是好，可是我也难啊。我早几年在重庆，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现在读初中，很多课听不懂，尤其是算术，加减乘除都没搞懂，怎么去学那些几何代数？真是苦恼。”
看来这个话题也没选好，我不往下说了，拿出给她买的几件小礼物，她接过花围巾，围在脖子上，摇头晃脑地对诗伯说：“妈妈，好看吗？”再穿上鞋子，站起来走几步，跺跺脚，看样子很满意，嘴上却怪她妈妈：“人家的鞋底子都磨穿了，你都不给我带鞋子来。”
诗伯看着撒娇的女儿只是苦笑：“你不知道我多忙啊，还是你林大哥想得周到。”
宁君听了转过头来，对着我嫣然一笑，满心感激地说：“林大哥就是好，怪不得妈妈那样喜欢你。我也喜欢你！”
我看她高兴了，心里也高兴了，逗她说：“你是喜欢我呢，还是喜欢这围巾和鞋子啊？”
宁君把围巾抱在手里，一撅嘴说：“我都喜欢！”
船在渠河里慢慢悠悠地走，我们的龙门阵越摆越是投机。我把自己和孩子剧团的故事，一件一件地讲给她听，然后问她：“要是把你介绍到孩子剧团去，你愿不愿意？”
“我？你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我哪有那个福气？”
“要是真的呢？”
宁君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要是真的能进孩子剧团，我给你磕几个头！”
我又摆起了架子：“不要磕头，行几个礼就行。”
“要得嘛，行了礼，进去不了，我找你扯皮……要进孩子剧团，要什么手续呢？”
我说：“起码要唱个歌，跳个舞嘛。”
“那没问题，我在学校里还是歌咏队长呢！不信，我唱个歌给你听。”于是宁君就站起来，走到船头，两手背在背后，唱起了当时很流行的《松花江上》。这是一首女高音唱的歌曲，好几个地方是高七度高八度，而且对表演的要求也很高，一般人唱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可是宁君的声音清脆、婉转，富有情感，唱完了还不好意思的说：“不行，我在害‘寸耳寒’，声音起高了，有点唱不出来。”
我没想到宁君居然会唱得这么好，连忙拍了几声巴掌，说：“唱得不错，有基础，看来考得起。今天是在船上，跳舞就免了吧，要是不小心跳下河了，那我可担当不起。”说得满船上的人都笑了。
船到了重庆，上了岸，我找到父亲，同他一起去了临江门一家栈房见到诗伯和宁君。父亲一见宁君就喜欢，拉着她的手直是说：“我的这干女儿，好乖巧哟！”
宁君依然调皮的说：“好呀，林大哥有个干妈妈，我又有个干爸爸，今后谁也不敢欺侮我们了”。
宁君她不知道底细，可是我心里却已经有些明白了。虽然诗伯在万县常给我谈到宁君的情况，后来又主动提出要与父亲打亲家，我当时不过认为是她说说而已，况且我比宁君她要大六七岁，年龄上也有点过于悬殊了。不过这次见面，宁君倒是给我留下了一个落落大方，活泼可爱的印象。
天已经黑尽了，我们去吃晚饭，走了很多馆子，找不到卖豆花的，只好在一个卖面食的馆子里，每人吃了二两抄手，我和宁君又加了一碗红烧牛肉面，吃完后，父亲准备付钱，诗伯说：“你这个当团长的赶不上我这个船老板，今天还是我来办招待吧。”宁君说：“对，应该妈妈付钱。”说着从诗伯手中抢过钱来，转身就交给跑堂的，算下来还不到一元钱，大家都笑了。
以后几天，诗伯忙着找客商卖姜，父亲要到训练班，我陪宁君去宽仁医院看病，打了两针，吃了消炎药，两天时间就好了。晚上，两个老人在一起高高兴兴的谈些知心话，我们不便插嘴，就去逛街，宁君比我还大方，在大街上牵着我的手，旁若无人，有说有笑，一路上不断有人投来白眼，她都满不在乎，弄得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故意超前落后，与她拉开距离。
宁君的病好了，我带她到赖家桥孩子剧团驻地，几个熟人看到我，嚷着“大林来了，欢迎欢迎”！围上来有说有笑。许立明、奚立清、林犁田、郭宝祥几个负责人，把我和宁君迎进了办公室，听我介绍了宁君父母和她本人的情况，满口答应吸收她进孩子剧团。李少清和许立明还说：“大林啊，我们不但欢迎宁君来，还欢迎你来呢，你这么能干，又比我们大几岁，来给我们当指导员怎么样啊？”
我心里清楚，他们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那就是除了知道我的活动能力之外，他们还知道我是党员。可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的行动已经不能自己做主了，父亲和刘伯父他们都不同意，说是组织上已经决定调我去川北协助父亲工作，不要三心二意的。
尽管我很喜欢孩子剧团的环境和我的那些老朋友，可是现在只有服从组织决定了。
宁君进入了孩子剧团，两个老人都很高兴，这好比当年那些去了延安的年轻人一样，今后的出路就用不着担心了。父亲提出为了纪念这件大事，我们应该去照个像，于是去邹容路留真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四寸的半身像。照片上的父亲，安静而又慈祥，我呢，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我”的踌躇满志，已经40出头的诗伯还是那样年轻清秀，宁君毕竟是第一次照相，平时的调皮捣蛋都不见了，居然照得很“老实”。这张照片我们大家都很满意，之所以一直珍藏到现在，还因为两个老人见我同宁君见面后很合得来，认为过去戏说的儿女亲家大势已定，就把这次的照相作为订婚纪念。这个秘密一直等到1943年，我同宁君结婚后诗伯才告诉我。
当时陶行知先生也住在重庆，与父亲常有交往。父亲对陶行知很崇拜，对他的生活教育主张很感兴趣，曾经对我说过：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集中了很多进步的教师和学生，要是宁君不能进孩子剧团，到育才学校去不成问题。这天，他带上我一道去管家巷见陶先生，陶先生不在，是与父亲很熟悉的戴伯韬先生接见的。闲谈中，戴先生也欢迎我到育才工作，说是学校有个学艺组，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其实我对陶先生的言行也很钦佩，他不但是抗日救亡的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还是全国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主编的战时教育杂志，我是每期必读，很赞成他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很欣赏育才学校的办学方针，有机会进育才，我当然愿意，可是此时也像对孩子剧团一样，婉言的谢绝了。父亲与陶行知的情谊一直保持到1946年，陶先生去世后，父亲在重庆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还送了一付挽联。
我们和诗伯还到重庆小什字街的一家绸缎铺，去看望雷忠厚。抗战初期，雷忠厚曾在川北招募了数千新兵出川抗日，在安庆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垮了，他去到延安，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回来做川军的统战工作，现在开了这个绸缎铺过日子。父亲曾是他的部下，我在万县又多次见到他，诗伯曾通过他为华蓥山游击队购买过枪支弹药，应该说大家都是一条战线上的人。见面后，雷忠厚很高兴的招待我们吃饭，对诗伯说：“现在行情不好，要等待时机，不要轻举妄动……”还对父亲开玩笑说：“你舍不舍得把你的儿子给我作干儿子，让他在我身边，帮助我管理这个铺子？我太太是全川有名的网球手，叫林青陪我太太打网球，顺便让他的技术也练练，以后代表四川出席全国运动会都不成问题”。
要是在过去，有这样一个好的掩护工作，真是求之不得。打网球是我平生最大的爱好，这些年看到别人打网球，心里就是痒痒的，如今有机会作个“职业网球手”，不愁穿，不愁吃，天天有网球打，恐怕是我最理想的梦想了。
好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一天晚上，诗伯同父亲一起到都邮街华华绸缎铺，为宁君和我买料子做衣服，凑巧碰见了叶济。这人在杨森的部队里，曾经是父亲的顶头上司，也是与廖伯父和诗伯打过仗的冤家对头，只是现在的他已没有了当年的“英雄气慨”，穿着长衫马褂，显然绅士模样。他硬要拉诗伯和父亲去冠生园进夜餐，谈起当年诗伯被捕，他在岳池县“三堂会审”诗伯时的情景，以及后来他带兵路过长生寨，被廖伯父的华蓥游击队痛击的狼狈，免不了一番感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蠢猪一条，去为耗子精杨森卖命，得罪了不少人，弄得自己几乎丢了老命，到头来还是被一脚踢开。”不过叶济如今倒也落得个清闲，不问国事，也不再想当官，虽是闲赋在家，靠过去的积蓄，也够他吃用一辈子了。他掉转话题，换了很轻松的语气对父亲说：“前天听雷旅长说，你那儿子聪明好学，会写文章，会打网球，他要收作干儿子，做他的私人秘书，又好陪他的太太打球，真有这事吗？”
父亲说：“他是开玩笑的。”
叶济说：“我看他那口气，恐怕不是玩笑。我回家跟我太太谈到这件事，我太太还说：你不是想找个女婿吗，我看这个年轻人就合适。”叶济看我父亲没吱声，继续试探着说：“佩尧兄，我那女儿今年十七岁，高中毕业，成绩不错，人也还看得，是应该找个对象了。我不喜欢那些达官贵人家的花花公子，没本事，靠不住，女儿自己也认为要有志气、有才华、有本事的青年人才行，看来，佩尧的公子正合我意，咱们打个亲家好不好？”
诗伯在一旁只是笑，父亲只好说：“叶旅长，我不敢高攀，再说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的好。”
叶济还是不肯放弃：“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兴的是自由恋爱，可是家长怎么也得做大半个主吧？只要我们说好了，找个机会他们见见面，以后就让他们自己去谈，怎么样？”
父亲不知道怎么推脱才好，诗伯出来打圆场了，一拍巴掌大大方方对叶济说：“只要叶旅长夫妇看得起，还有啥说的，这件事情我来做个红娘，以后事情成了，叶旅长你要谢我这个媒人，怎么说也要送一个大猪脑壳才行！”
诗伯回来跟我说起，很风趣的说：“看来你林青还很吃香啊，不到一个月时间，你就是喜事重重，这儿也在争，那儿也在抢，还交上桃花运了哦。”
我知道她的意思，也半开玩笑地说：“诗伯您放心，我不会朝秦暮楚的。”
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送宁君去了孩子剧团后，诗伯就忙着去卖生姜，当时生姜在半月前的行市是3元多一百斤，现在岳池广安运来的生姜多了，商人压价，只愿出一元五角一百斤，眼看要蚀本，再说诗伯的生姜已开始生霉，她很着急。
刘老刻印谋生
孟伉伯父他们来了半个月了，还没有与组织接上头，走时都很仓促，带的钱都用光了，又不敢随便外出，不敢与家里通信，更不敢去找熟人。父亲身上的钱，除去路费都搜给了他们，还把由江油运来的几块石印石也卖了作他们的伙食费，虽然穷，但几个人整天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也有乐趣。
重庆本是四川重要的水陆码头，现在成了国民党的陪都，全国的政治中心，一下子显得不堪重负，很难找到一个消闲的地方。城里只有一个中山公园，位于大樑子下面的一斜坡上，里面树木很少，草都生不起来，三教九流的人常常在这里聚集，是个惹事生非的“扯谎坝”，一般人避之尤恐不及，唯一可以坐下来喝茶谈天的地方，只有那个长亭，父亲常常要我陪他去长亭喝茶。有个星期天，我们父子俩去长亭喝茶，路过青年会，这是基督教会办的一个福利场所，里面有餐馆、茶馆、图书阅览室、运动场、少年游乐园，还有一个展览馆，经常办有各种各样的展览。父亲看到展览馆外挂有一个中国名人书法展的大横幅，就说我们不去喝茶了，看书法展览去。当时的展览不兴要门票，只是在门口设有一个签名薄，我糊乱写了两个名字，和父亲一起进了楼上二百平方米的展厅。抗战时期，国土大半沦陷，一些名人学士也都逃难来到陪都，其中全国有名的书法家也来得不少，各家的书法作品都裱好了挂在墙上，有的是征集来的，有的是主动送上门的，有的不愁吃穿，只图出个名，更多的是想卖几个钱，以维持生计。更有的书法家在那里等候买主现写现卖的，“抗战胜利”遥遥无期，肚儿饿了吃饭要紧，写字这样风雅的事情也成了求生之道，所以展览馆的生意很好。
我随父亲沿着展览室从右到左去参观书法，在右边的尽头处，父亲停住了脚步，指着墙上的一付条幅，悄悄的对我说，这就是你刘伯父写的。我一看，条幅上的落款是“艺叟”，这正是刘伯父在万县常用的笔名。一个负责解说的中年人见父亲站在那儿久久不愿离去，便上来问：“先生，你觉得这个条幅写得怎么样？”
父亲说：“写得好啊，请问这条幅要多少钱才卖？”
那人说：“这是别人送来参展的，没有价钱，不卖的。”
父亲“哦”了一声，和我相视一笑，那人见了，也一笑说：“我看先生你是个行家，前天于右任院长来这里，也看上了这幅条幅，对秘书和我说：‘我看除了我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赶得上这个叫艺叟的人，不知道是何许人也，真想见他一面。’”
回到旅馆，父亲把这事告诉了刘伯父，刘伯父有些担心起来：“这是有人未经我的同意拿去参展的，要是惹出了祸事，那就麻烦了。”
父亲说：“人家于右任还想见你呢。”
刘伯父听了，有些得意，拈须一笑说：“于老倒是一个为人正派很有学问的长者，字也写得不错，很有功力，要是在过去，倒值得见一面的，可是现在，他拿八乘大轿来请，我也不会去了。”
黄蜀臣在一边说：“我看你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是怕自投罗网啊。”这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住的这个旅馆，多是长住的商人，较安全，食住也很便宜，每天每人连伙食在内只付八角钱，可就这八角钱大家也为难。父亲的钱早就贴出来用完了，已写信去江油要路费，诗伯的姜不但卖不起价，还找不到买主，只好贱卖了几百斤给我们作零用。大家再是乐观，可是乐观不能当饭吃，眼看要饿肚皮，这个时候，刘伯父才开口说话了：“不要愁，我有办法，不但伙食旅馆费能解决，还包你们每星期打一次牙祭。”
刘伯父说的这个办法，就是刻印卖钱。
刘伯父虽是出身于平民家庭，却有幸从小师从他那位身为晚清进士的堂兄，通晓文史诗赋，尤其是书法金石，在川东一带早就有了名气，只是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若是趣味相投的朋友，他自己贴上好石头，还要刻上边款，有时还用微刻附上一首他自己写的诗，甚至还附一份重礼；可是对那些出得起钱的军阀财主和大老板们，他的原则是“要敲就敲够”，如万县环城路老凤祥银楼的老板请他写一个招牌，就是“老凤祥”三个字，就给了他150个大洋，还请他吃了一顿饭，送了一件皮衫。现在大家一听说他要亲自出马挣钱，心里一块石头就落了地，可是又听他说每天只刻一个章，大家又感到失望，说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你刻一个章的钱怎么够嘛。刘伯父不慌不忙的说：“我们每个人一天的伙食住宿费才八角钱，四个人，四八三元二，我一个章，起码要挣四元钱，付了伙食费还剩下八角钱，怎么不够？”李英才说：“你也算得太绝了嘛，我们还有烟、酒、茶呢，还要看书看报呢，还要打牙祭呢，有时晚上还要去看场川剧呢？”大家跟着一阵地起哄，最后刘伯父才同意两天刻三个，最多不超过一天刻两个。其实功夫出在他手上，两个章最多40分钟就能完成任务，只是他认为这是高贵的艺术品，拿来卖钱，实在是有辱斯文。
于是就由我父亲牵头，找到雷忠厚，要在他的绸缎铺里代为刘伯父接生意，雷忠厚知道刘伯父的为人，不但满口答应，还特地做了一个玻璃框子，刘伯父写了一首打油诗贴在玻璃上：“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了不要，少了不干”，又在宣纸上印了他刻的几枚印章作为广告，并注明自带寿山印石，三天取货。摊子一摆出，果然生意兴隆，求印者络绎不绝，可是刘伯父仍不放下他的架子，每天刻完两个就收摊。
父亲的培训快结束了，我要随他回江油，诗伯还在为生意四处奔走，我独自抽空去看了一次宁君。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她已习惯了孩子剧团的生活和工作，一听说我来了大老远就张开翅膀飞过来，眉稍眼角都是笑。孩子剧团的朋友们，仿佛猜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都躲开了，倒让我有些不自然，天南地北瞎扯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宁君送我到剧团门外，一改平时叽叽喳喳的热情，有些依依不舍，我也感到说不出来的惆怅，不由得想起前些天和诗伯说的玩笑话来。
宁君倒是有了去处，可是父亲怀着深深的歉意，更加担心孤身一人在外闯荡的诗伯。父亲还有一桩心事，就是要为诗伯解决组织关系。想当年她在万县坐监的时候，大家都把她当成了“正宗的共产党”，想让她来领导大家组织队伍，武装抗日。可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成了共产党员，诗伯她却因为日本人炸掉了宜昌的接头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雁。
只有刘伯父知道父亲这些年对于诗伯的暗恋，就说佩尧你放心，她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大家都会关照她的。
就这样，在重庆待了短短一个多月后，我跟随父亲去了川西北的江油，这座曾经让我心烦的山城，此时却留下了我无限的眷念。在我的心灵深处，已经把诗伯和宁君，当成了真正的亲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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