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战斗在宣传阵地上
我这次接受的任务还是回到云阳县城，接替在《云阳公报》工作的一位同志，继续占领这个宣传阵地。
《云阳公报》是国民党云阳县党部的机关报，四开的小报，免费分发到县属各级单位，报社设在县党部，只有一个编辑，一个记者，一个校对兼打杂。编辑是一个姓邬的教国文的老师，对国共两党都没有特别的好感或者是恶感，成天只是从别的报纸上剪文章，加上标题，然后编辑划版面，从不写文章。他整天含着叶子烟，爱喝酒，每天中午和晚上起码二两，高兴时半斤一斤也不在话下，我时不时也给他送上一两瓶白酒曲酒，所以相处得不错。我是记者，送去的稿子，他加上标题，基本上是照发不误，要是喝酒醉了，就由我代为编辑出刊，当然了，有时候会因为我过于“冒进”，也有些争论，他总是笑着说：“小伙子，稳当点，免得惹麻烦。”县党部的官员们，只管做官，找钱享乐，对这宣传阵地放弃不管，从来没有过问过，加上我们小心谨慎，不给他们以把柄，一直是相安无事。本地新闻，就把县党部和县政府的有关文件拿来照抄照传，对一些下面的地方官员和豪绅恶霸的贪污腐化和吃抽嫖赌等不法行为，时不时也要登上一两条。我们着重的是刊登来自全县的抗日救亡活动，这方面的稿子很多，都是通过党内和进步分子组织来的，也没什么麻烦。比较费心思的是国内新闻，除了登载国民党中央社对战事全局的消息外，还常常把新华社的稿件用“又讯”、“前线来电”或国外通讯社转登的稿件改头换面的刊出来。当时抗日救亡热浪汹涌，前方打胜仗是对全国人民的鼓舞，不管是中央军八路军打胜仗都要登，谁也不敢公开反对。
有一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将军沿江而上，路过云阳，我听到消息及时赶去采访，又请他为《云阳公报》题写了刊头，并连夜赶写了采访记。我把冯玉祥所谈的要点都如实的写进了文章，比如“地无分南北，人勿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不管哪个部队，能打胜仗的就欢迎、就拥护”、“不能守住国土，只打败仗，一退再退的就可耻……”、“全国人民要精诚团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致对外，不要打内仗，不要窝里斗”、“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可耻行为是民族的败类”……虽然这些言论与当时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无疑是唱反调，但冯将军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谁敢说他半个“不”字？我写完了文章，又把请冯将军为《云阳公报》题写的刊头用木刻刻好，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县里各界人士和市民们见到冯将军写的刊头和整版的访问记，都奔走相告，我为此事还得到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表扬，说我不但报道及时，还处事机敏，请大名鼎鼎的冯副委员长为《云阳公报》写了刊头，为我们云阳添了光彩。
我进入了中共云阳县委，不只管一张报纸，还分管全县的青年和宣传工作，真想再接再厉，好好大干一番。可也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开始对全国进步书刊进行查禁，万县著名的生活书店被查封了二百多种书刊，不但是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书刊，就连翻译的《反杜林论》、《列宁传》、《斯大林传》、《马克思恩格斯通俗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社会科学二十讲》也不准出售，算起来有上万本。我听到消息之后，想到我们云阳离万县还有一段路程，而且进步力量很强，估计禁令到云阳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就赶到万县去同生活书店商量，想在云阳搞一次义卖活动来售书，既能造声势，又可收回一定成本。可是后来大家一研究，觉得这样大张旗鼓，会很快招致国民党的注意，再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要尽快的把这些好书传送出去。于是大家把被查封的书刊用竹筐装了二十多筐，运到云阳，通过党员和进步青年，一下就送走了好几千本。果然很快有人去县里告密，说有人在云阳暗地销售共产党的书籍，还没等到清查的人到来，我就将剩下的六七竹篓书刊连同过去订的《新华日报》全部运到云安厂老家，藏在楼上，准备形势稍好后再作处理。谁知形势一天天恶化，我随后也被迫离开了云阳。
我是个爱书买不起书的人，一旦拥有了这么多的书，真是欢天喜地，爱不释手。在这段时间里，我废寝忘食的翻阅这些书刊，虽然大多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但也留下了一些印象。比如《反杜林论》，我硬是一页一页的啃完了，就像小时候背孔夫子的四书五经那样只记住了一些名词，可是还是觉得兴趣盎然；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情况就不同了，谈的虽然是哲学，但深入浅出，读起来有点像看故事小说，津津有味。
1946年，我家老屋失火，林家半条街全部烧光，这些隐藏在我家楼上的书刊也全部化为灰烬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惜，但散发出去的那些书籍就如星星火种，引导很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由工合事务所转到《云阳公报》，的确也做了很多事情，可是县委觉得这项工作限制了我的其他活动，就找另一个同志去代替，想办法调我去了县民众教育馆作馆员。馆里本来设置了三个人员编置，可长期只有馆长一人，这位馆长姓魏，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头脑清楚，表面糊涂，对共产党表示好感，对国民党也唯唯诺诺，他从不谈论政治，也不说人长短，见人总是笑脸相迎，对民众教育馆馆长这个职位很满意：他不想借此升官发财，要的只是“馆长”这个社会地位，何况这里工作可多可少，可深可浅，虽没有多大油水，每月吃两个缺空的工资，也够他的交际应酬。他知道我能说会写，有干劲，准能干出点成绩为他讨好上级，所以宁愿少吃一个空额，也同意我来这里工作，只告诉我一点：“稳当些，不要摆祸事。”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也用不着我向他请示，一切由我做主，自己只顾在家里烧鸦片，或到他的三朋四友处打打麻将，吃吃喝喝。魏馆长是“抗敌后援会”的委员，可他从来不去开会，每次总是叫我去代理，以后干脆由我取而代之，这对我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何乐而不为。因为“抗敌后援会”是一个包括各界人士组成的群众组织，也是在全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机构，有些头面人物插进这个机构，无非是表明他们是爱国的，多不愿干实事。我则不然，是只想干事，只要掌握了组织宣传两个部门的实权，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成立儿童宣传团
开展宣传工作，要有一支宣传队伍，可是要成立一支脱产的宣传队，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我想来想去，决定在县城各小学招收一些爱好文娱有特长的学生，组成一个“儿童宣传团”，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娃娃剧团”，利用课余时间集中训练，搞演出。我把这个想法带到各个学校征求校长和老师们的意见，大家都赞同，于是决定在东城、西城、城区小学和女师附小，由各校老师挑选女生3名，男生2名参加。这消息一传开，学生们争先恐后地来报名，选中的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未选中的哭哭啼啼，找老师说情，最后实在推不脱了，又选了几个确有专长的学生进来，组成歌咏、舞蹈、戏剧三个小组，又请来工合事务所的一个姓陈的年轻人教唱歌，云阳女师和东城小学的两个老师分别教跳舞和演戏。活动开展之后，原来规定每天晚饭后集中训练一小时，可是学生们情绪很高，提出放学就来，训练两个小时后再回家吃饭，家长们都认为这是好事，也支持。就这样，每天下午在我的民众教育馆分成几块开展活动，唱呀跳呀的热闹非凡。
节目排练好了，由我星期天带队到街上去演出，有的时候还下乡去。别看都是些娃娃，演出起来认真得很，唱起“流亡三部曲”来，常常把观众们唱得热泪长流；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那个卖艺人演得像真的一样，因为要毒打剧中的女孩子，自己也常常要挨观众的打骂。娃娃们唱歌跳舞演完了，我就站在板凳上去讲演。我们越演越有劲，有时一个星期天连演两场、三场，哪怕饿着肚子也不在乎。每次演完后，不少群众跟着我们走，不是送回家就是送到民教馆，有的还捐钱捐衣物来救济难民，由我们交给抗敌后援会。除了演出，我还写文章，报道娃娃剧团的活动情况，还在《云阳公报》上开辟了一个专栏，每周发表一次他们自己写的文章。孩子们的兴趣越来越大，其中的团长薛敦慧和领唱音乐的赖发狱是我的得力助手，有人笑称是我的金童玉女，我们至今仍保持着联系。
孩子剧团来了
一晃就到了6月底，我去万县向地下党中心县委汇报工作，负责宣传的郭汶同志一见我就说：“你来得正好，从上海来了个孩子剧团，要去你们云阳演出，把你的娃娃剧团动员起来，好好干上一场！”
郭汶说的这个孩子剧团，原本是上海难民收容所里一群无依无靠的流浪儿，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摧毁了他们的家，炸毁了他们的学校，使他们失去了亲人，后来上海地下党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上海沦陷后，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经过江苏、河南一路逃亡一路宣传，好容易才步行到了武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关怀爱护。后来国民党要强迫收编并威胁要解散他们，又是周恩来决定把他们划归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当时周恩来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厅长）。这群抗日救亡的英勇小战士，从湖南、广西等地一路演出，行程数万里，经过七个省市，现在来到四川，沿途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欢迎。郭汶对我说：“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一个儿童团体，里面还有党员，要多同他们联系，有困难尽量帮助解决。”
我听了很高兴，心想这不但能把云阳的抗日宣传活动推向高潮，还要借东风，把我们的娃娃剧团充实提高起来。我第二天就赶回了云阳，向县委作了汇报，接着召集全体娃娃团员会议，向他们约法三章：一、要作好主人，热情接待；二、加紧排练节目，准备同孩子剧团一起演出；三、最重要的是要认真的向他们学习，要把他们的思想作风，节目全部学到手。我又用抗敌后援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县党部作了汇报，书记长听说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派来的宣传队，不敢怠慢，当场表态：一定要热情接待，住在县党部，具体工作就由你来负责，有困难找我。
有了尚方宝剑，接待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在县党部内腾出了四间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了打地铺的稻草席子和被盖，娃娃剧团的娃娃们还从家里拿来一些脸盆和洗脸帕，不过半天工夫，红绿纸写的欢迎标语，就上了县党部的墙。
7月4日下午，我带着娃娃剧团的娃娃去到河边接人，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见上游驶来了一只木船，船上撑着一杆红旗，大家七嘴八舌喊起来：“到了到了，孩子剧团到了！”刹时间锣鼓齐鸣，一阵欢呼。船一靠岸，我们的娃娃争先恐后的跳上船，抢着背背包，拿行李，搬抬演出用的各种道具，两拨娃娃见了面，跳呀笑呀，像久别的亲人抱成一团，然后组成了一支宣传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国民党的县党部，在那里安营扎寨。
我给孩子剧团的团员们安排好住处，一看其实他们啥都不缺：衣服、床单、洗脸用具都是自己带上的，小小年纪，南征北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什么苦都吃过，什么场面都见过，比较起来，现在的日子比当流浪儿逃难时要舒展得多了。他们生活上要求很低，就是要工作，工作越多越忙越好，对于我们在生活上的安排已经感到很满意。吃了晚饭，稍事休息，大家围在坝子上坐着，开个见面会，我简单的谈了几句，表示欢迎，孩子剧团的队长林犁田简要答谢，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也说了几句客套话，接着让双方的团员互报姓名，互相认识。我们这边的娃娃还有点腼腆，可孩子剧团的团员却大方得很，你一言我一句，有的还报上了自己的诨名，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气氛一下就活跃起来。虽然剧团中年龄最大的也只有十六七岁，他们的谈吐中却表现出见多识广，社会经验丰富，待人接物沉着老练，因为我比他们的队长小林还要大几岁，他们就通称我为大林，直到几十年以后相见还是习用这亲热的称呼。见面会下来，我找他们几个负责人开了一个小会，除了听听他们对活动日程的安排，还着重介绍了云阳的进步力量大，群众觉悟高，鼓励他们放手开展活动，并暗示云阳地下党组织对他们是全力支持的。
第二天一清早，孩子剧团的团员们都站在坝子里，有的练音吊嗓子，有的练腿脚功夫，往日里早晨清静的县党部一下子变得热气腾腾，我们的娃娃都来看热闹，真是大开眼界。早饭后，我去为他们准备演出场所，路过文庙，看见两个孩子剧团的团员用白石灰把文庙墙壁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标语刷掉，然后用墨汁写上“坚持团结抗战。”这群孩子好大胆，这“安内攘外”是蒋介石的国策，他们居然给改了，就不怕惹祸啊？一路走去，又在街上看到他们写的“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妥协”；“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这些标语都是我们平时想写又不能写的，看了真让人兴奋得想跳起来。这天上午我四处张罗，用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请来了一些工人和一些自愿帮忙的年轻人，从各学校借来一些课桌和演剧用的幕布，在县党部后山八角楼下面的网球场搭了一个临时舞台，租来了很多煤气灯，把整个球场照得通亮，当晚就开始演出。演出的节目多种多样，唱的都是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流亡三部曲》，还演出了《帮助咱们的游击队》、《流浪儿》、《卖梨膏糖》等戏剧，还有从解放区学来的舞蹈，我们娃娃剧团也凑了几个节目同台演出。开演前，球场上就站满了观众，连场的四周小山头也站满了农民、市民和各学校的学生，估计在六七千人以上；开演后鸦雀无声，谢幕时掌声雷动。演出结束了，观众久久不愿离去，都想见一见这些下江娃娃的英姿，不少人跑上台去表示慰问。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次演出搭台之快，观众之多，效果之好，在云阳是空前的。
以后几天，孩子剧团在云阳街头演出多场，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围着一团团人群，演出的“捉汉奸”、“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在群众中激起强烈共鸣，让演反面角色的演员受了不少“威胁”。他们还到伤兵医院去慰问演出，不但唱歌，跳舞和演剧，还帮伤兵们缝补衣服、洗衣被、理发、剪指甲、写家信、拉家常，把那些个伤兵，感动得热泪盈眶。
孩子剧团的生活很紧张，也很有规律，每天再忙也要学习，除了读报了解时事外，每人身边都珍藏有一两本小说，大都是些被国民党查禁的进步书籍。他们自觉地写日记，雷打不动的生活检讨会开得生动活泼，会上自我检讨、互相提意见，决不留情面，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可是会后大家又是嘻嘻哈哈，有说有笑。他们对身体的锻炼也很重视，除了早操外，晚上还到军人俱乐部去打乒乓、下棋、看画报。
孩子剧团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精神也很动人，他们大帮小，强帮弱，对有病的团员专人照顾，一人有困难大家帮助解决，都已成为习惯。他们在云阳的活动期间，曾遇上几次空袭警报，县里没有防空洞，我们的娃娃带他们去到事先就选好的安全地点躲起来。他们是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小战士，对敌机空袭见惯不惊，边走边说：“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来下蛋了。等他们飞过后我们去拣蛋（弹片）支援国家。”可是我们心里却不轻松，生怕出什么差错，不过幸好都安全无事。
古老的云阳县来了这么一群朝气勃勃的孩子，有这么高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有这么高的觉悟和进取心，真如搅动一池春水，吹进一股春风，给古城带来了崭新的面貌。
孩子剧团与娃娃剧团自始自终都在一起活动，孩子剧团所有演出节目我们娃娃剧团的娃娃都学会了，这对以后娃娃剧团的活动增加了极为丰富的内容。
孩子剧团在云阳的几天活动，特别是涂改标语的事，引起了国民党一些顽固分子的不满，他们明显的感到这帮孩子受共产党的影响很深，“不是自己这家人”。他们希望孩子剧团早日离开云阳，却又碍于是“上面”派来的，书记长又明确表态对他们很欢迎很支持，不好出尔反尔，可是当他们知道我要带领孩子剧团去云安厂演出，就沉不住气了。云安厂是全县的重镇，又是全县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还是工人集中的地方，要是受这群下江娃娃的挑动，捅出乱子来，肯定不好收拾。于是就派人来吓唬，说是“那里土匪多，不安全，出了事我们负不起责任，你们最好不要去。”我同县委领导们研究后认为一定要去，除了通知云安镇的党组织积极配合作好一切准备外，县委另外还派两个委员与我一同前往。孩子剧团的几个负责同志都表示：以前在其他地方单枪匹马都能冲破重重困难完成任务，何况这里还有这么有力的进步力量支持，一定要尽全力把去云安厂的宣传活动搞好。
七月十七日上午，我带着孩子剧团和娃娃剧团的全体团员，浩浩荡荡的向云安盐厂进军。这里的党组织很强，党员也多，我大多熟悉，由于事先得到通知，他们的准备工作有头有序，我们的船到达大码头，当地党员同志带着上百个小朋友前来迎接，前呼后拥，笑语喧哗，把我们接到河南小学住下，真是一路顺风。
本来在云安场的活动安排跟云阳城里差不多，却因为几天下雨，河水猛涨，在河北沙坝上搭的舞台眼看就要被水淹没，只好把台上的道具搬下来放在河北小学，等天晴了再演出，先安排团员们去参观盐厂。这些来自江浙一带的孩子，从来没见过工人赤身裸体拽盐水，在上百度高温的盐灶边熬盐，他们真是又惊讶又感慨，说：“没想到工人熬盐要吃这么多苦，看来这盐也像古诗中说的那样，粒粒皆辛苦啊。”
河水退了，我们的演出照常进行，正是盛夏，演完了戏大家一起都跳进汤溪河里洗澡，比打牙祭吃肉还高兴。在这期间，敌机从武汉飞到四川空袭，都要经过云阳，一连几天都有警报。偏偏胡金（孩子剧团）和王世年（娃娃剧团）又病了，负责照顾他们俩的张国权（孩子剧团）就把他们俩带到住地的外面山坡下掩护，幸好敌机没往这里丢炸弹。
魏秉权是河北小学校长，也是这里党的负责人。为了筹划演出，他累病了，他的妻子郭伯英表现非常热情积极，一直为团员们的生活演出操劳。郭伯英还带团员们去参观滴水寺，他父亲在滴水寺半腰的别墅里招待大家吃饭，团员们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后来她因此而入了党。
最难忘的，是我请孩子剧团的团员们到我家里去玩。事先二伯娘忙了一天，做了很多可口的鸡鱼肉荤，团员们吃得津津有味，说是恐怕有一年没有吃到这样多这样好的饭菜了。吃完了饭奚立德说：“今天欢聚一堂，难得有这样一个好机会，我们每个人表演一个节目，以表示对大林一家的慰劳。”大家鼓掌表示赞成，我说：“先不忙。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你们在武汉时，八路军办事处的红小鬼为你们举办了一个欢迎会，中央的很多领导人都参加了，那次会见的详细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啊？”
许立明、郭宝祥、严良堃，林犁田几个人听了，都想说，最后还是许立明提议让林犁田来说。小林说：“中央领导同志那么忙，可是这次除了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外，来看我们的还有叶剑英、叶挺、秦博古、陈绍禹、郭沫若、潘汉年等叔叔伯伯，周伯伯对八办的几个红小鬼说：‘你们是由大人带着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可他们不一样哦，他们是靠自己在敌人炮火下走过来的。’郭（沫若）老谈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他说：唯有在山谷里寒风中，成长出来的树木才是最坚强的，中国有了你们这样不怕艰苦的儿女，中国也要在苦难中渐渐长大起来的……在前方有许多像你们一样的孩子遭敌人杀害，你们不但要为爸爸妈妈报仇，还要为中华民族报仇！说到这里他的眼泪要流出来了……邓妈妈抓起一把把糖果送到我们面前，周伯伯说：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
小林说完了，大家都若有所思，溪立德见都不开腔，忙提议表演节目。小林首先又比又唱，来了一首“安南歌”，张国权和吴正波表演的《卖梨膏糖》，严良堃是乐团的小指挥，自己打着拍子唱了个“马儿马儿真正好”，他们硬要我表演一个节目，我不会唱也不会舞，我就把过去在河南小学教书时写的那首《拽盐水工人歌》朗诵了一遍：
这个时候的团员们，已经参观过了盐厂和盐井，对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有了很深的印象，我的这首打油诗，着实让他们很感动。
很快，孩子剧团接到重庆团部的通知，要求他们8月1日从云安厂回到县城，第二天就乘船回重庆。临行时，云安厂的大人小孩，不管是认得还是认不得他们的人，都送到河边，难舍难分，娃娃剧团的娃娃们先是互相挽着手说说笑笑，一旦要开船了，一个个都抱头痛哭，这样的情景都被孩子剧团的张国权在当天的日记上记下来了：“一路上恐怕小朋友和我们感情最好的，要算他们了。”
孩子剧团在云阳的活动，只有短短的二十八天，但在云阳的抗日救亡史上，却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篇章，直到今天，七十岁以上的云阳老人、特别是当时娃娃剧团的团员们，对这一切都还念念不忘，至于我和我的一家，从此就与他们结上了亲如兄妹的情谊，并一直保存了下来。
六十年后再相会——我的一家和孩子剧团
1997年7月，北京经历了多年未有过的高温天气，一群来自海内外的老人，在北京饭店简陋的地下室里，度过了他们晚年生活中最难忘的三天时光。在这三天里，这些老人全都像孩子，他们唱啊跳啊闹啊，房间里的笑声从夜晚一直延续到天亮，60年的离别，60年的牵挂，全都融进了这笑声里。
这些老人，全都是当年孩子剧团的团员。我和孩子剧团的友谊从1939年开始，至今也有58年了。我和我的一家与孩子剧团的缘分，真是一言难尽。
在这次聚会中，我见到了徐翰如，当年我在孩子剧团见到他的时候，他叫林犁田。那一年我十九岁，他十四五岁，大家都叫他小林，叫我大林。
那是1939年，在上海成立的孩子剧团，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辗转来到了四川我的家乡云阳。那时我已经是一名地下党员，受地下党的派遣，协助孩子剧团在云阳期间的宣传活动。在短短28天里，我带着云阳娃娃剧团的一群娃娃，和孩子剧团的小战友们一起上大街，下盐场，演戏跳舞刷标语，还到医院去慰问伤员……在云阳掀起了空前的抗日热潮，也在我们之间结下了深深的战斗友谊。有一次，大家到我家做客，客人中年龄最大的郭宝祥、徐立民等都才十五六岁，最小的吴正波、丁莉莉不过八九岁，林犁田也在其中。那天大家都很高兴，奚立德一个劲的叫表演节目。我记得林犁田唱的《安南民歌》，张国权和吴正波唱《卖梨膏糖》，严良堃唱的是“马儿马儿真正好”……而我自己没有艺术细胞，只好念了一首自己写的反映盐场工人悲惨生活的打油诗。当时的情景林犁田现在都还记得。
不久，孩子剧团接到上级的指示，去了重庆，紧接着，我和父亲相继在地下斗争中暴露，奉命去北川接受新的任务，也到了重庆。我们在重庆见到了后来成为我的岳母的陈联诗，我一直叫她诗伯。这时候，她的丈夫廖玉璧已经在军阀的屠刀下壮烈牺牲，她自己整天为华蓥山游击队的同志的生计而奔忙，也为自己心爱的女儿宁君的去向发愁。听说我和孩子剧团很熟，诗伯就让我帮忙，把宁君介绍进了孩子剧团。后来，宁君成了我的妻子，我们一家和孩子剧团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年多以后，国民党强行改编孩子剧团这个很有影响的抗日儿童团体，剧团不得不解散。宁君和我及我们一家，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四处奔走，进行党的地下斗争，可是宁君心里却对孩子剧团终身难忘，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在想念她的那些小朋友。其中就有我在这次会上见到的于立修。
说起于立修，宁君自然就会说到他的姐姐于立群、姐夫郭沫若。在孩子剧团的时候，郭老和孩子剧团住在一起，给宁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也没能忘记。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和宁军一起到成都锦江剧场看戏，一进剧场就听说郭沫若也来了。宁君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挤上去大声说：郭老您还记得我么？郭老一看说记得记得，当然记得，你就是孩子剧团的那个廖胖娃娃嘛，我还替你盖过被子呢。宁君那天回家后高兴得不得了，一遍又一遍的叙说着当年孩子剧团住在重庆赖家桥的时候，郭老和孩子们一起的许多往事，还说起她的好朋友于立修，叹着气说也不知道于立修现在怎么样了。
令宁君念念不忘的，还有当年那个活泼的小男孩严良堃。有一次，我和宁君一起去看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电影快要结束时，乐队指挥慢慢转过身来，宁君一看，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大喊了一声“严良堃！”把周围的观众下了一跳。那天晚上，宁君回家后也是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劲的给孩子们讲严良堃的笑话。她说你们的严叔叔现在是个中外闻名的大指挥家，可是当年在孩子剧团学指挥的时候，一边挥着指挥棒，一边用袖头擦鼻涕，还常要用手去提提老是往下掉的裤子……孩子们听得哈哈大笑。后来，孩子们和这个好性格的严叔叔成了好朋友，无论是他们出差到北京还是严良堃到成都，他们都要见见面。
宁君常挂在心上的，还有产玉珍。“文革”中，我和宁君都被关在“牛棚”里。有一天北京来了人，要调查产玉珍在孩子剧团的“历史情况”。宁君很气愤地说“要是孩子剧团的人历史上都有问题，那就找不到一个历史清白的人了。”来人很不了然的反问：“你敢担保？”宁君一昂头说：“我敢拿脑袋担保。”来人当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一旁监视的造反派忙过来解围，说你们别理她，这个廖宁君是个顽固不化的死硬派。
由于长期的精神折磨，宁君的糖尿病日益加重，于1975年去世了。她在医院里闷得心里难受的时候，就唱歌，唱她在孩子剧团学的《黄河颂》，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孩子剧团在他的心里，永远不能忘怀。
宁君去世后，我们一家和孩子剧团的友谊依然在继续。1985年，我的二女儿林波以我们一家三代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为题，参加全国演讲，获得特别奖。路过北京，专门去看望他妈妈说起过的陈模叔叔。陈模听到我们一家的遭遇，非常感慨，他看了林波的演讲稿，将讲稿送到《中国青年报》发表。后来，我的女儿抗美和儿子民涛，将我的岳母、也就是宁君的母亲陈联诗的回忆录整理成书，在四川找不到地方出版，林雪上北京采访时，又找到了陈模。陈模立即拨通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郑一奇的电话，于是这本书被列入了中青社1995年的重点出版计划，陈模同志担任了这本书的特约编辑。
在半年多的日子里，数易其稿，每一稿陈模都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段一段地改，从全书的立意到细节的描写，甚至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仔细推敲，最后定稿的时候，他眼睛都看红了。直到今天，我们四川的好多老同志都非常感慨地说，没有陈模，就没有这本反映四川地下党斗争的好书，陈模同志，真是个古道热肠的人。
宁君在世的日子里，由于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很苦，可是宁君却一直保持着她在孩子剧团里形成的那种性格，从不向命运低头。每当新年来临，我们都要在家里开家庭晚会。每次的家庭晚会上，宁君都要唱她在孩子剧团学的那些歌，她唱《黄河颂》，唱《黄水谣》，朗诵《屈原》的台词，表演《放下你的鞭子》的片断。她还兴致勃勃地讲她的那几个好朋友的故事。她说有一次曹克冰不知道怎么喝多了酒，把蚊帐当大幕在床上演戏，大喊大叫的，让大家笑破了肚皮。她还老记得谁谁谁的戏演得好，谁的戏放得开。她总是为自己后来没能继续在戏剧界演戏而后悔。而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有一次她把小林雪带到张莺那里，说你看我这个女儿当演员怎么样？张莺半开玩笑地说：“长得很一般啊。”于是林雪后来没有当成演员，而是在陈模叔叔的帮助下当了作家。
孩子剧团的许多故事从宁君那里流传下来，留给了孩子们。当孩子们听说去年7月要开这么一个会时，很早就开始准备，要和我一起赴北京。可是没想到临行前因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未能成行，于是他们只得托我给叔叔阿姨们带去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孩子剧团的叔叔阿姨们：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打算和父亲一起来北京参加你们的盛会，可是临行前却因故未能成行，感到非常遗憾。为了表达对这次喜庆的祝贺以及对你们的崇敬，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特请父亲带来四川出产的五粮液和泸州老窖各一瓶，请叔叔阿姨们喝上一口，它会让你们回想起当年在四川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子。同时也让父亲带来一本我们外婆的回忆录《“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为了这本书，我们全家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历尽了艰辛，其中外婆和母亲都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本书最后是在陈模叔叔的具体帮助下写成的，其中也有在孩子剧团的教导下妈妈成长的过程，也许会引起你们的许多回忆。孩子剧团的故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可是它播下的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下一代心中继续萌发。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里，你们爱祖国、爱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你们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团结奋斗、友爱乐观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请叔叔阿姨们放心：孩子剧团的后代们，是争气的！廖宁君、林向北的后代们
我相信我的孩子们，说出了许多孩子剧团后代的共同心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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