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筹办国华中学
办完了吸收新党员入党的事情，我又忙着完成孟伉伯父交给的任务，为他要建立的中学选校址。
孟伉伯父的要求，是越快越好，我就在几个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的第二天下午后，约他们开会，因为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不能说这是党交给的任务，只说是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万县有个学校想搬到乡下来，我最尊敬的老师委托我办这件事情，你们是本地人，想一想有没有适当的地方。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附近有个祠堂，有的提出哪个地方有庙宇或者是住家大院，可是议论来议论去，这些地方虽适合办学，但都没有过硬的关系，不大可能让这些主人让出来。
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学生钟克明站出来，说他家的房子是个大四合院，两兄弟都出来读书住校，家中只有父母，房屋大都是空起的。
我一听觉得有门，忙问：“你父母愿意让出来吗？”
小钟说：“我看可以，我父亲是个知识分子，知书达理的，为人和善，也很开明，前些年还为地方上修学校捐了十担谷子。”
我还是没把握：“那你先回家去说说看，看看你父亲的态度”
小钟说：“林老师，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兄弟俩在父亲面前经常说起你，他对你的印象可好了，多次叫我们请你去耍，你也答应了，却老说没时间。我父亲现在说起抗日救国最积极，也最恨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办事无能，这次我们一起回去，只要你多多开导，他一定会答应的。”
我一想也是这个道理，刚好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在镇上买了两盒糖果点心，又称了两斤叶子烟，和兄弟俩一起去看钟老先生。学校离钟家不到十里路，我们边走边谈，到他家不过十点来钟。小钟的弟弟跑在前面，还没进门就喊：“爸爸爸爸，林老师来了！”
钟老先生迎出大门，笑嘻嘻的握着我的手说：“久仰大名，稀客稀客，是什么风吹来的？”在客堂内稍微休息一下，父子三人带我去参观他们的家园。这是一个大四合院，有前后两个天井，房间也很多，大约五六百平米，院子里还植有不少松柏，四角修着碉楼，真是走马转角楼的大宅子。我一边看一边想，这里离万县城约五十里地，离长江边也不远，水陆交通都很方便。院子四周古柏参天，环境幽静，不但是个读书的好地方，还可以防敌机突袭，真是太理想了。钟老太爷一边领我参观一边感慨说：“这院子是祖辈留下的，房多人少，人气不足，现在屋柱被白蚂蚁侵蚀，都快要倒塌了，我无力维修，也懒得管它了。”
参观完毕，在客房就坐，我不便直接说借房的事，就顺着老太爷的兴致，大谈战局的发展。我们谈到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节节败退，八路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痛击日军，打了很多胜仗，钟老太爷叹息说：“国民党如此腐败，将来恐怕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我看时机成熟了，就转到本题，接着他的话头说：“是啊，现在国土不断被日寇占领，沦陷区的学校都想往内地迁移，但大城市不断被敌机轰炸，也不安宁，许多办学人为此感到苦恼。今日来府上，一是承老先生多次相邀，同时另有一事相求，不知老先生肯赏脸否？”
钟老太爷是个耿直的人，便说：“小儿每次回家，说到林老师教书为人，真是有口皆碑，今日相识，使我受益匪浅。林老师若有事情需要我帮忙，只要可能，当尽力为之。”
于是我就把借屋办学的事详细的向他作了介绍，特别提到是刘孟伉先生在主持此事。钟老先生听后很感动，说：“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仁人志士们都想为子孙后代做些好事，真是难能可贵。老朽我虽回春无术，也有一颗爱国爱民之心，老师今日所谈之事，老朽一定尽力促成。还是请林老师出面约个时间，我与孟伉先生当面商量。”
正疑走投无路，突然柳暗花明，我当然高兴，急着要赶回县城向刘伯父报告这一喜讯，钟老先生却硬要留我吃饭，说是已经派人去打酒买肉，杀鸡宰鸭。钟老先生拿出了他存放了多年舍不得吃的茅台酒，把原本不会吃酒的我灌得醉醺醺的，眼看吃到下午四点了，才放我走路，等我赶到万县，路灯都亮了。
第二天一大早，孟伉伯父和我由万县直往钟家，坐船是上水，费时间，坐滑竿轿子花费太多，于是我们就步行走小路，边走边摆龙门阵。早上六点过出发，五十多里，还不到中午就到了钟家，钟氏父子已经在门前等候，很高兴的把我们迎到他的客房。刘伯父来不及休息，就去参观大院，边看边称赞：“好呀好呀，这真是一个理想的办学地方呀！”我们回到客房，刘伯父叫我取出两幅裱好的对联打开摊在桌上说：“昨日听林青谈到先生深明大义，为支持建校慷慨相助，特地选了两幅我最满意的对联送与钟老先生，以表敬意。”
钟老一见，禁不住又惊又喜：“刘老是我县的名人，书法誉满天下，今日有幸得此墨宝，为寒舍增光，钟某我真是万分感激。”接着就让开饭。这是钟老昨天下午请当地名厨来操办的，八碟八碗，算是当地华宴，他又重新拿出一瓶未开的茅台，我忙拦住，说昨天的茅台还有大半瓶，新的不用开了，钟老瞪了我一眼：“贵客怎能吃残酒？”
上午步行了五十里，确实走累了，也饿了，酒好，菜好，心情好，大家都很高兴，一瓶茅台酒喝得干干净净，都有些醉意了。借房子的事未多费口舌，双方写了一个简单的租约：钟家自留三间，其余大都让学校占用，并由学校整修，只是象征性地给了点租金。
真是踏破铁鞋难寻找，得来全不费功夫。
后来我才知道孟伉伯父办学的背景：抗战初期，全国青年出于抗日的热情和对共产党的信任，纷纷奔赴延安，万县地下党组织也采取各种办法向延安输送了青年一百多人。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百般阻拦，很难满足这些进步青年的要求，为了壮大抗日力量，经县委研究并经上级组织批准，决定创办这所抗大式的学校，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和后备力量。当时政府有个规定：凡是新创办一个中学需要缴五万块银圆，但从沦陷区迁来的学校可以免缴。正好，县委委员胡昌浩的哥哥在上海办有一所“国华中学”准备迁到四川，经过联系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就用“国华中学迁川”的名义上报四川省教育厅。教育厅的批文很快就下达了，就开始了紧张筹备。现在解决了校址，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是整修房屋，购买教具，聘请教师……都需要很多钱。我们县委本身很穷，那里去找这样一大笔费用，于是决定由孟伉伯父和万县商会的会长鲁济舟（后来成为党员）带头，利用他们的声望，到开县、云阳和万县等地募集了二千多块银圆，作开办费。
我们白手起家，由筹办到开学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到1939年的2月份，这所学校正式开学了。全校共有530多个学生，大部分学生是由万县中心县委所属的万县、云阳、忠县、奉节、梁山、巫山和开县等7个县委推荐来的，其中工农子女贫苦学生可以免费入学，也招收了部分外校转来的学生。由于学生太多，钟家院子容纳不下，后来又在长江南岸大庙宜庵寺设了一个分校，分一半的学生在那里上课。万县中心县委中的八个委员中，就有四个委员担任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全校19个教职员，就有13个是共产党员，5个进步教师，在教师和学生中共有60多个党员，设立了6个支部，为了提高党员质量，我们还利用春节假期办了一次党员培训班。学校以延安“抗大”为蓝本，以抗日救国为教育方针，除上课外，还学习时事政治，组织座谈讨论，学生中还组织了抗日读书会，文艺活动研究会、时事哲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还组织文艺歌咏队和演出队到附近各乡做宣传活动。我们在校园里公开提倡言论自由，宣称爱国无罪，鼓励学生对教学管理方面提出改进意见。学生选出代表，自己管理伙食，师生一起扛沙运土，修建了球场和花园，真是个生动活泼的小天地。每到星期天，一群雄赳赳气昂昂朝气蓬勃的青年，活跃在万县街道上，宣传抗日救亡，这就是我们国华中学的学生。
这么大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教官是由国民党派来的，他孤掌难鸣，想干什么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不久，万县中心县委也搬进了国华中学院内。1939年5月，我由云阳去万县中心县委汇报工作，看见两个月前见过的钟家院子，已经大变模样：由孟伉伯父亲笔书写的“私立国华中学”的牌子挂在门前，校门的两边也是由刘伯父写下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斗大的字，这不正是延安抗大的校训吗？他老人家这么大胆子，就不怕国民党来清查？我走进校办公室，见到了黄蜀臣，他曾是当年我在云阳中学读书时的老师，现在是万县地下党中心县委书记，一见面他就很亲热地拍着我的肩膀：“调皮鬼，今日我们又见面了。”
谈完了工作，我又去拜会了钟老先生，他的两个儿子现在也进了国华中学读书。钟老先生因为支持办了这个学校，周围群众对他的尊敬又进了一层，他一再称赞学校办得好，老师教书认真，学生很守规矩，还夸奖我为当地的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情。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所“延安抗大”式的红色学校，不亚于在当局心脏里安上了一颗定时炸弹，不清除这个隐患，他们是决不会罢休的。于是国民党的决策机关开始行动了。先是派一些三青团学生进来，以读书为名制造事端进行捣乱，又派出一些特务到学校内进行侦察，企图拿到“铁证”打击破坏。加上万县城内某些学校的学生纷纷转学到国华中学读书，致使学生人数锐减，开不了课，他们也制造种种谣言，对国华进行攻击，还密报到国民党有关部门，说国华中学主办人多系共产党员，在进行共产活动，为共产党训练骨干反对政府……事情闹到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亲自派人来调查，收集了一些“举报材料”，密电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瓒绪要求“严办”。我们通过各种关系企图化解，均无效果。6月18日深夜，地下党当时河口场区委负责人何华生从他叔父那里探听到消息，说是国民党要对国华中学下毒手，立即把这情况告诉国华中学地下党负责人黄蜀臣，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对上了“黑名单”的教职员立即转移到万县高梁乡廖家沟，办了一个月的训练班，然后有的赴各地参加工作，有的去到延安或解放区。后来这批学生都成了各地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也算是我们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
6月19日清晨，一个排的宪兵拿着枪冲进学校，照着“黑名单”执行搜捕，我们没有一个党员被捕。
半年后，国华中学正式被查封。孟伉伯父和黄蜀臣等人被通缉。后来我在重庆见到他们，刘伯父无限感慨的说：“国华中学这个胖娃娃不幸夭折了，真可惜。”
国华中学由筹办、开学到查封，只有大半年时间，但其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培养的500多个师生中，绝大多数是进步的，其中教职员工中的党员占60%以上。他们分散到四面八方，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发展建设事业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这一工作的参与者，孟伉伯父表扬我为国华立了一功，我由此感到自豪。
在工业合作协会
我在河口场小学成绩斐然，又替县委找到了一个办学的地址，算是立下了一大功，接下来还打算乘胜前进，在寒假期间进一步作好发展党员的工作，争取在开年后就成立区委。正准备和我的那些新党员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去一个训练班参加学习，还特别嘱咐我不要暴露身份，也不要打听别人的情况，甚至姓名也不要问，学习完后再干什么另行通知。临走时郭汶很慎重地对我说：“这是党的纪律。”
我第一次听到这些话，心里陡然升起庄重神秘的感觉。
第二天，两个同志与我一道，来到沙河子一个农村的小院子里，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把我带进一个房间，给我指定了床铺，一看已经到了十来个人。晚上，一个叫叶主任的找我们开了一个短会，这是个外省人，对人很平和，一见面就问寒问暖，还说：“天气冷，明天就用火盆给大家烧杠炭烤火。”接着就讲上了正题，他说：“找你们来到这里，是参加我们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万县办事处的一个干部训练班，学员都是由有关部门介绍来的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就要去各地开展工作，主要是发展地方的中小工业，支持抗战。这项工作很光荣，也很辛苦，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现在是全面抗战，需要大量的物资，很多工业发展地区都成了沦陷区，能否坚持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就要我们在大后方大力发展抗战所需要的物资。你们是有觉悟有能力有干劲能吃苦耐劳的有志青年和技术人才，在这国家兴亡的伟大时刻，相信你们是不会辜负国家给你们的重任的……”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个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是由两位国际友人发起的，其中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斯诺，他是最先进到陕北解放区的西方记者，他写的“西行漫记”和他夫人韦尔斯写的《红色中国内情》，是世界上最早介绍红军长征和解放区情况的报道，他本人也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最亲密的国际友人之一。斯诺在国内和国外为工合的筹建和发展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他和他夫人为国际上有影响的英美等国报刊写稿，对中国的抗战和工合情况做了大量的报道，增进了国际上对中国的了解，还为工合募得了大量的捐款。另一个发起人是新西兰人艾黎，他曾于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几天来到中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工人的虐待和屠杀，感到愤恨不平。而后他认识了鲁迅和一些进步的国际友人，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组，参加的人中就有马海德（医生）、史沫特莱（名记者）。艾黎曾参加过对1929年中国的华北大旱、1930年长江大水灾的国际救灾工作，看到了在苦难中倍受折磨却又勤劳勇敢的中国老百姓，也看到了对群众漠不关心的官吏和趾高气扬的帝国主义分子，更加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是中国工合的发起人和实际负责人，曾走遍中国南北各地，在穷乡僻壤和中国同志一道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不辞辛苦。
斯诺和艾黎就组织工合的事情去过延安，会见过毛主席，多次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认为，组织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的支持。周总理还指出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工合一定要同国民党政权配合，但要保持自己“社会团体”的面貌，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还提议最好能吸收有一定威信的爱国民主人士加入工合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使其不致于发展为官僚机构。艾黎听取了周恩来的建议，请了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做中国工合协会的理事长，艾黎自己也在国民党的行政院担任了职务，由此得到了国民党政府拨款500万元的发展基金。理事会的其它成员还有共产党的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于斌等。为了争取国际支持，艾黎又派人去香港，争取宋庆龄的了解和支持，并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国际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和中国“工合协会”的名誉理事长。他还邀请了一些国际名人如罗斯福总统夫人等参加，并争取一些国际友人先后捐款500多万美元。
工合最初发展很快，先后建立西北、东西、西南、川康四个办事处，还在解放区设了两个办事处，在周恩来和博古的建议下，艾黎不顾国民党的反对，把武汉地区的三座棉纺厂和六十座其它工厂迁往西北，以便供应解放区的物资。到1942年7月，全国共建立了72个工合事务所，组织了34个工合合作社，社员三万多人，每月生产总值二千五百多万元（1941－42年货币价值较稳定），生产的主要是纺织、造纸、制革、瓷器、机器、印刷等，还为盟军制造了大批帐篷、降落伞、行军床等军需民用运输工具小型机械设备。
国民政府的钱主要是用在国统区，解放区他们是不给的，而解放区所需物资主要是由国际委员会开支，据艾黎自己所说：“这些国外捐款主要分为三份支付，一份做工合行政费，一份给新四军，一份给山丹学校。这期间，也给贺龙、叶挺等部队运送了大批物资。”
这里所说的山丹学校，是艾黎后来兴办的。由于他同情共产党，为解放区作了很多工作，成为国民党不受欢迎的人，解除了他在行政院的工作，于是他把精力集中在甘肃山丹，办了一个培黎学校，收容农民和难民的子女做学生，当年曾同我在一起工作过的孩子剧团的老战友郭宝祥（戈尘），就在这个学校教过书。解放后，我去上海见到戈尘，说到他在培黎学校的生活工作情况，依然对艾黎充满了崇敬之情。后来这个学校迁往兰州，改名“石油技术学校”。
工合的这些活动，是瞒不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他们当然不能容许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和资金去支持共产党，因此对工合恨之入骨，许多在工合工作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工人被打被抓甚至被杀害，他们还造谣说工合人员有贪污行为，因而把工厂查封，甚至用抓壮丁等卑劣手段抓走社员和徒工，使得工合的工作越来越艰难，到后来不得不停办。
我进入万县的工合学习班时，正是它创办初期，培训时主要是讲一些有关工合的任务和工作方法问题，特别强调既要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争取各方的支持，又要防止被当地权势和豪绅地主所操纵。训练结束后，我和另一个叫童年的同志被分配到云阳工作。临行前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欧阳克明找我谈话，他说：“本来想把你留下安排其它工作，考虑到工合工作的活动范围大，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多，既有一定的权力和实力为群众办好事，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对于发挥你的能力有好处。再说了，云阳县委的同志你都熟，有什么事情和他们多商量。”
就这样，我在离别家乡3年之后，以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到了家乡。这是1938年底，我还不到20岁。
云阳工合事务所设在新开辟的公园路，是两套一楼一底的房屋，连主任只有六七个人，大都是有一定学历的技术员，大家没有上下官民之分，彼此相处很好。我不懂业务，做了一个助理员，却因为是本地人，熟悉地方情况，熟人多，许多事都要我出外联系。我们把建社的地点选择在高阳乡，因当地有铁矿，过去也曾零星的办过一些小厂，都没有成器，现在我们准备重起炉灶，在那里办铁厂、锅厂和炭厂。乡里的联保主任保甲长一听又要办厂了，认为发财的机会又来了，都很高兴，可是农民却很冷淡，他们说：“我们过去也曾在炭厂锅厂做工，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但挣不到一条裤儿穿，连买两斤肉过年的钱也没有。特别伤心的是挖炭，在小煤窑里进出，就像进活棺材一样，好几个弟兄就是葬在煤窑里，尸都拖不出来。”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既要和那些土皇帝斡旋，还要耐心地说服农民，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其中的千头万绪和辛苦，真是不可言喻。到后来经过大家的努力，好不容易工作有了起色，忽然接到县委的通知，要我立即返回云阳去接受新的任务。
虽然我在工合的历史很短，以至一事无成，但是从内心说，我对这项工作是热爱的，特别是了解到它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情况后，为自己曾作为一名工合战士而骄傲。
每次去高阳，都要从家门口路过，借此机会总要回家住上一夜，看看祖母、二伯母和其它家人，祖母总想再见见父亲和诗伯，我安慰她老人家说：“父亲说了，他在江油安顿好后，就要接你老人家去玩的。”
祖母一直都把这话记在心里，可惜我和父亲却一直都没能了却老人家的这个心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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