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我入党了
诗伯和父亲走后不久，我就入党了。
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7月1日成立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冲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此时不但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大的城市和农村中，也都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党员在活动，已经形成一支可与国民党抗衡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我的家乡云阳县，1927年以后就有共产党员在活动，到1932年10月，随着江西中央苏区的兴盛，共产党员赵唯在云阳农坝乡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可惜的是大好形势导致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期望在短时期内建立自己的天下，主张在一省或数省以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结果导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残。云阳自从1935年初的暴动失败后，一部分同志牺牲了，剩下的也就逃离了家乡。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万县地区的一些共产党员在未找到党组织以前，以“救国会”的名义领导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救国会”是全国性的一个进步组织，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许多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我于1937年下半年在万县参加“救国会”，1938年初，万县共产党的组织正式恢复，除了接上孟伉伯父等一些老党员的关系外，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我就是其中之一。
1938年5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到万县红十字会见孟伉伯父，他有些神秘地笑着对我说：“今天是你的喜庆日子，等一会就要为你举行入党仪式。”我听了心里一震：虽然前几天已经填写了入党申请表，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批准了。不一会，欧阳克明与郭汶都来了，他两个都是我在万州日报的同事，半年前常到西山公园九五图书馆来，与我和诗伯一起商讨找党组织的事，现在不但他们找到了，连我也将成为一个光荣入党的新党员，大家都很高兴。由于地下时期的特殊环境，入党仪式非常简单，既没有党旗，也没有马恩列斯的像，欧阳克明、郭汶和我一起在屋外走廊下，像摆龙门阵一样进行了谈话。我作为入党申请人，简要谈了一下家庭情况，和要求入党的愿望与决心；郭汶作为介绍人，评价了我的表现，包括工作思想进步，积极苦干，在抗日救亡活动中打先锋，有强烈的入党要求等等；欧阳克明代表党组织，谈了党的性质，对党员的要求，气节教育和秘密技术。他特别谈到我是第一批参加救国会，也是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希望认真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当天晚上，我高兴得整夜未能入睡。
当时万县地区和全国一样，抗日救亡活动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党组织决定要进一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还要派一批党员到农村去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我刚刚入党，干劲大得很，首先响应这个号召，通过肖钟鼎的关系，到河口场小学去教书。
这是一个初级小学，六个班（初小四班，高小两班），连同我在内只有三个教师，其他两个教师是本地人，女教师姓夏，男教师何华生，我们每人教两个班。校长姓刘，是因为肖钟鼎举荐当上校长的，对我特别信任，要我做教导主任。我在家乡曾教过一年小学，年轻肯干，活动能力强，事实上成了学校的一把手，一切由我说了算，除了管全校的教务外，还任毕业班的级任教师。
我离开万县前，欧阳克明同我谈了一次话，特别强调要同地方上的各方面人物（包括地方势力、家长、农民）搞好关系，站稳脚跟，工作起来才顺手。到了这里才知道，原来这个场上姓何的是大族，还有人在外面做官，人多势大，乡长、保甲长绝大多数都是姓何的，所以乡里大事小事，都是何家点头才行。学校是对外的一块脸面，不但何家要管，乡长和地方上的袍哥大爷也不时来学校看看，和校长教师摆摆龙门阵，这些都要由我应酬。
当时有规定小学生七岁入学，可是农村学校超龄的学生很多，我教的毕业班大都是十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学生，比起小学生来，这些大龄学生懂事听话，读书也用功，各门功课的成绩大都在80分以上。学生们最爱听我讲《公民课》，我不但给他们讲文天祥、岳飞、孙中山等民族英雄的故事，还特别喜欢讲前线打日本的战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还专心作笔记。我讲到华北的平型关大捷，和夜袭阳明堡烧毁日本飞机的战斗，大家都站起来拍手欢呼；我讲八路军守纪律，不打人骂人不要群众一针一线，学生们纷纷议论本地驻军，还数落那些乡长和保甲长的恶行，对这些鱼肉乡民的家伙恨之入骨，一个姓张的女学生扑在桌上伤心地直哭，放学了还不回家。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姐姐被保长强奸后跳河淹死了。
学校是一个庙子改建的，有一个大坝子，我们就当作篮球场，还挖了一个沙坑，打球，跳高，跳远，都是我的拿手好戏。下课后，我和教师学生们一起运动，有时还同场上的青年一起打球比赛，不但锻炼了身体，还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和情感。闲下来我和校长一起去拜访两个当地老师，听他们谈谈当地的风土人情，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不但教书内行，还热情虚心，到处说我的好话。我们还开了一个恳亲会，把学生的成绩展示出来，请家长和地方上的知名人士来参观，会上师生合作演出了一台节目，都是宣传抗日救亡的，由夏老师和她在女中读书的妹妹唱主角，我也化装上台，演了“流亡三部曲”，然后做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演。学生和家长们被我们的表演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场就捐了两百多块银圆，随后又陆续送来一批寒衣，我们把募得来的衣物和银圆一并送到万县抗日后援会，还得到他们的表扬。
我们学校内的坝子，每到一、四、七逢场就成了买卖的市场，摆满各乡农民带来的鸡鸭禽蛋和各种瓜果、蔬菜、杂粮，虽然对教学有些影响，但是长久以来成了习惯，也无大碍，反而成了我们宣传抗日的好时机。一次逢场，我站在一根板凳上向乡民宣讲完时事，就教他们唱歌，歌词只有四句：“打日本，捉汉奸，大家团结起来，救中国。”我唱得声嘶力竭，可是除了几个小孩傻笑外，谁都不开腔。我气极了，叫学生把校门关上，大有不教会几个农民誓不罢休的样子，可是到最后乡民们都只是看着我笑，还是不开口，气得我一边哭一边喊：“国家就要亡了，你们连打日本的歌都不唱，你们都不爱国！”跑进卧室倒在床上大哭了一场。后来有人笑我，说这里的农民没有唱歌的习惯，你蛮干怎么行嘛。
为了防备日本飞机的轰炸，城里有些学校迁到乡下来，县女中也迁到离我们不远的一个乡。我们利用赶场时间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到附近乡场演出，常常也叫上她们，这样不但有声势，而且网罗了更多的人才，宣传效果更好。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长江边上的武陵镇上去演出，有一千多乡民来观看。演出完后，已是半下午了，我们拿出自己带的包谷粑和麦粑来充饥，老百姓主动送来老鹰茶和咸菜，还有煮了的鸡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棍走来对我说：“你们不顾路远，到这里宣传抗日，实在动人。前方有英勇的杀敌将士，后方有你们热血青年，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说着他拿出一张红纸双手递给我说：“临时凑了几句，不成诗句，如今后生可畏，敬请指教。”我至今还记得纸条上写着这么几句：
万之西僻忠之东（注），梅映旌阳旧宅红。抗日歌声传大地，唤醒民众惩顽凶。（注：武陵地处万县的东面，忠县的西面）
随后老人又拿出五块大洋和一双崭新的棉鞋递给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转交给前方战士。”
后来听说，老人是位老秀才。
几个月后，我回到万县城里，向党组织汇报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上级很满意，认为既然初战告捷，就得再接再厉，要我进一步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解放区作战情况，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在学校中发展一批新党员，建立一个党小组。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受到上级的表扬，想自己才入党几个月，就给我发展新党员的任务，心里乐呵呵的，连忙把自己身边的几个人选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一起确定了培养对象，临走时还交给我一本油印的党章和几张入党申请表。
回校的路上，我先到酿渡去找李禾芳。她丈夫与贾希夷是叔侄关系，知道贾希夷的身份，希夷在万县被国民党关押时，她曾同我去探望，以后曾多次向我探听希夷的去向，还说她想加入共产党。她们夫妇不但与希夷和诗伯交情很好，还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更重要的是在忠县的时候，她还积极为我的初恋搭桥牵线，常言道知恩不报非君子，我第一个要发展的就是她。
到李禾芳家正是中午，我在忠县见过的那个小男孩现在已经读小学了，手拿一把小白菜站在门口，一见我就拉着往屋里走：“妈妈，林叔叔来了！”李禾芳见我像久别的亲人，又倒茶又让座的，我却摆起了架子：“今天有件大喜事，就请我吃小白菜恐怕不得行。”
她有点莫名其妙，忙问：“是不是光清有信来了？”
我摆摆头，她又问：“是不是你爸爸又升了官？”我还是摆头。
她想了想，又问：“是不是希夷有消息了？”
我笑着说：“这喜讯比贾希夷还要贾希夷。”
她急了：“莫故弄玄虚了，说出来，我炖只鸡招待你。”
“我、要、介绍、你－－入党！”
李禾芳一听这话，情不自禁的跳起来，使劲捶打我的背：“好小子，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孩子一看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打起来了，连忙扑过来护着我：“妈妈，你别打林叔叔啊……”幸好这时没有外人来，不然还要闹出一些闲话来。
这顿饭我美美地打了一次好牙祭，还喝了一些酒。临别时我给了李禾芳一张入党申请表，叫她填好后交给我，再送上级批示。
第二个发展对象就是学校的校长老刘。老刘的叔叔是肖钟鼎的部下，很得老肖的信任，他本人在叔父的影响下准备去陕北读抗大，由于路上盘查很严，不易通行，才在肖钟鼎的推荐下来当个乡村小学校长。这几月来我们相处得不错，现在听说我要介绍他入党，当然很高兴，当晚就填好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我。
我教的毕业班中有几个关系处得不错的大龄学生，我确定了其中五个作为培养的积极分子，常常在放学后或星期天带他们到树林边野外，名为散步聊天，实际上就是上党课，结合讲一些时事，讲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如何关心爱护人民，讲国民党的腐败等等，还分别进行了家庭访问，了解他们家里的情况：当时入党并不特别强调阶级成分，只要不是恶霸地主，主张抗日，对共产党有好感就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考验，我认为基本上够条件了，就动员他们写自传和入党申请书，特别告诉他们要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于是他们都半夜里偷偷点起桐油灯，写到天亮，然后再悄悄交给我。
这时万县已成立县委，我把这些材料带进城里，交给主管组织的郭汶同志。第二天他告诉我，经县委讨论，同意发展这几个同志入党，候补期为半年，由我作介绍人并代表组织接受他们入党。
我现在能够代表组织接受新党员入党了，觉得自己又升了一级，心里乐呵呵的，父亲和诗伯都不在身边，只想去县红十字会，把心里的感受告诉孟伉伯父。他正在同别人商量筹办一个中学的事，其他办学的有关问题都解决了，就是为校址发愁，当时日本飞机经常来狂轰滥炸，为了学校安全，要找一个离市区远交通较方便的地方。他知道我在乡下教书，问我有没有办法，还说越快越好。我说试试看，有结果马上来汇报。
又接受了一个任务，而且是孟伉伯父交办的，觉得自己真是个人物。
回学校的路上，我顺道去了酿渡学校，告诉李禾芳她被批准入党的喜讯，她一听又哭又笑的，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就不放：“我多年的愿望，今天终于达到了，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完成了理想。”这倒闹得我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说：“我不过是个穿针引线的人，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而已。时间紧，我要赶回学校，现在就举行入党宣誓吧。”
她觉得有些突然，又是要去梳头，又是要换衣服，嘴里直说：“现在就宣誓？我……我还什么都没准备……”
我说：“这不是延安，不是解放区，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里，虽然是抗日时期，表面上国共都合作了，可特务要知道你是共产党，即使不敢公开的杀头，也要捉你去关进监狱。我们就从简吧，就谈谈你为啥要入党，和入党后的打算吧。”
李禾芳站起来，把右手放在胸前，静默了一分钟，轻轻地但是很严肃的说了几句永不叛党，为党奋斗终生之类的誓言。我也把自己入党时上级对我说的那些话重复说了一遍，入党仪式就算结束了。李禾芳一定要留我吃了饭再走，可是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要赶回去办，她看留不住了，就从箱子里拿出十块银圆，很郑重地递给我，作为第一次党费。
地下党时期，交党费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收入多就多缴，收入少就少缴，没有收入就不缴，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同志，有时党组织还要给生活费。可是这十块钱，在当时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有些犹豫说：“按照规定，一块银圆就够了，你存这些钱不容易，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她“啪”的把钱放在我的手心里说：“这是我的心意，请你一定要收下转交给党。以后再按规定办。”
我理解李禾芳此时的心情，也就收下了，后来我上交党费并把她的情况向组织汇报时，又得到组织的表扬。
回到学校，我分别向校长老刘和几个学生传达了组织上同意他们入党的决定，大家眉飞色舞，个个摩拳擦掌，要像操办大喜事一样举办入党宣誓仪式。我忙说：“不行啊。这事不但不能声张，连说话做事都不能让人感到异样，否则会出事的。”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以给小张父亲做生日的名义，到他家去宣誓。
那一天，老刘校长和五个学生都去了小张家，一进家门，就感到与以往大不一样：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桌上摆了些花生、瓜子和糖果，小张的父亲出去做活路去了，母亲也回娘家去了，小妹上学去了，只有小张自己在家。他关好门，我们围桌而坐，老刘校长从一本书中拿出来一张毛主席的像，放在桌上。我把入党宣誓的内容要求谈了一遍，大家站起来向毛主席的像行了三鞠躬礼，然后坐下，各自谈谈自己的感受。老刘首先谈到他在其叔父和肖钟鼎的启发下，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最近由于经常看报，对形势有了更多的了解，今天找到了久已向往的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其他几个学生分头发言，有的说“我要是变心，死无葬身之地。”有的说“我要是革命不到底，遭千刀万剐”……话虽简单朴素，但都表现了他们革命的决心。我学着不久前欧阳克明跟我谈话的口气，就党的性质、任务、当前的形势以及气节教育、秘密技术等基本常识，给他们上了一次比较详细的党课。虽然我也是才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可是看我讲得头头是道的样子，在他们眼里已经是大受尊敬的领导了。
党课上完了，大家七手八脚从灶房里端出了饭菜，稀里哗啦摆满一大桌。原来他们早已经有准备，每个人都带了菜：有的是做好的鸡鸭，有的是从堰塘里打来的鲜鱼，有的还是头天晚上去稻田里捉来的青蛙黄鳝，搞得很丰富。桌上还放了七八个土碗，每个碗里倒了大半碗酒，小张从灶房里提来一只六七斤重的大红公鸡，手上拿一把菜刀，使劲的扯着鸡颈项上的毛。
我忙上前去抓住他的手，问他：“你这是做啥？”
他说：“我们要吃血酒。”
我生气了：“谁叫你们这样做的？”
小张看着大家说：“我们都商量好了，这是一生的大事，要山盟海誓，吃血酒，表示这一辈子跟党走，永不变心。”
我说：“你刚刚才宣过誓，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怎么又学起哥老会拜把子换兰交那套封建旧习惯来了？”
他们没想到这也要受批评，有些蔫蔫的，小张只好把手里那只大公鸡给放了。
1938年下期，这个地区由我发展的第一批新党员，就这样产生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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