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乱世英雄”起四方
说起来让人不相信，诗伯在万县这么长日子，连出狱都有一年了，居然没有去过号称川东第一园的万县西山公园，好几次她在狱里的那些姐妹约她去看看，刚刚要出门又来了客人。从忠县回来那天晚上，我看诗伯的心情很好，我自己则为了光清的事情很不开心，就提议和诗伯一起去逛逛。
第二天吃了早饭，天气果然很好，我叫了两部黄包车，和诗伯出门了，到了西山公园的门口，园内钟鼓楼高塔上的大钟正打九点，诗伯抬头看看那大钟，说每天都听见它的钟声，今天才见庐山真面目，真是好大啊。
我和诗伯进了公园，沿着种满了万年青的林荫道一路走去，晨风中飘荡着腊梅香气，茶馆里已经座无虚席，一片嘈杂，树林里那些打太极拳的人们把鸟笼挂在树上，阳光照进树林，鸟儿们争相亮翅，引吭高歌，把个公园的早晨，鼓噪得生趣盎然。诗伯触景生情，有些感慨：“当年我和你廖伯父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每当清晨黄昏，也要在校园里散步的。东南大学的校园南边有个农场，景色比这里好多了，小桥流水，荷花满塘，我和你廖伯父，还有我们的那些同学们，一边散步一边抨击时政，幻想未来。那个时候，你的廖伯父坚持他的体育救国，我呢，坚持我的教育救国，我们俩为了这个常常吵架，吵得每次都要由同学们来劝架，现在想起来，真是……”诗伯说着，笑着，摇摇头，就好像不是在说他们自己，而是在说着一群熟悉的孩子。
忽然有人在叫陈老师。
我和诗伯继续说着，都没有在意，直到那人追了上来，到诗伯面前站住，气喘吁吁地说：“陈老师，你不认识我了吗？”
诗伯一愣，连忙说：“我怎么会不认识了呢，你不就是余维新吗？嗨，谢少安，你们俩夫妇怎么到了这里？”
原来这两个人，是诗伯当年在梁山教书的同事，多年不见了，现在见面，自然很高兴。余维新一定要请诗伯去他家做客，诗伯说好的好的，改天我专程前去拜访。余维新说什么改天啊，现在就去，你看，我家就在那边——说着就指着旁边的一栋房子。
我一看，说那不是九五图书馆吗？那里面摆的都是“九五惨案”的纪念品啊。
余维新说：“嗨，那是杨森在这里办的，刘湘一来，这里面的东西就撤了，现在都改成住家了。”说着就把我们引进了他的家。这是一处庭院，约五百来个平方，一共有十几间平房，院子里的花台里栽着棵挺大的黄桷兰树，虬龙般的树枝向着四面伸展开去，遮住了半边屋顶。余家住在左边的三间房子里，屋里虽然收拾得很干净，摆设却非常简单，一问，才知道余维新在刘湘的队伍里当参谋，很快要调往重庆，很多大件的家具都已经运走了。诗伯打量着房间，随口说了一句：“你们走了，谁来住这么好的房子啊？”
余维新说：“一时还没有人住，再说我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搬不走，放在这儿吧。”
诗伯听了，半开玩笑地说：“那我来给你们守房子好不好？”
谢少安一连声说道：“好啊好啊，那我们的东西也不搬了，统统都送给你了，你自己用起来也方便些。再有啊陈老师，我们已经把房租交到明年的6月份了，就是过了6月，你再在这里住下去也没有问题，这公园的主任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再去打个招呼就行了。”
诗伯解释说：“是这样的，我呢现在应聘到这里有所学校来教书，什么都说好了，谁知道一来了才知道学校的房子太挤，一时间不大好解决。难怪有人说我命中必有贵人相助，你看刚刚遇到点难处，就碰上了你们，真是要谢谢你们了。”
余维新连连摆手，说：“陈老师，我们还没有感谢你呢。我那女儿在梁山跟你学画画，以后承蒙你介绍到西南美专读书，又由你亲自辅导她的国文和绘画，现在毕业了，已经成了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多次想借个机会好好地谢谢你，到处打听，就是不知道你这几年去了什么地方。”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余维新夫妇把我们送出门，说好就这几天搬过去。回来的路上，诗伯对我说，广济寺的房子虽然不错，可是地处繁华地带，上上下下都要走一百多级石梯，很不方便。再说这次我和你爸爸都商量好了，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广济寺那个地方人来人往，都是陈吉庆和郝疯儿他们那一拨，成天客人都应付不过来，诸多不便啊。
我说就是，这公园里多清静啊，还有那棵黄桷兰，夏天开起花来，一定香得很呢。
诗伯瞅了我一眼，说看不出你男孩子家家的，还喜欢那些花啊草的。
就这样，不过一周，我们就从广济寺搬到西山公园的“九五图书馆”来了。那天正在收拾房间，父亲来了，父亲是到万县来开会的，一到就埋怨，说你们搬家也不告诉一声，害得我好找。说着就屋里屋外，东看西看，嘴里只是啧啧的，说你们真的好福气啊，居然搬到这九五图书馆里来住家了。民国15年发生“九五惨案”的时候，我正在杨森的万县军政学校里学习，英国人的军舰在长江里撞沉了杨森运送军饷的三只木船，我们死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56名士兵，损失了85000块银元，还有56支枪支。而那两艘英国轮船不但不设法抢救，反而拉着汽笛，扬长而去！我们军政学校的学生，还有万县的老百姓都气惨了，都说这长江到底是我们中国人的，还是他们外国人的？以前那六次，他们还只敢在长江里撞老百姓的木船，可是现在居然撞到我们的军饷船上来了，未必我们还不吱声？
我说杨森呢？他气不气？
“他怎么会不气？如果是别人，他早就打起来了，可是面对的是洋人，他到底还是有些气虚，就去找在我们学校当教官的朱德和陈毅。朱德和陈毅给他打气，说现在北伐军支持你，全国人民支持你，我们共产党也支持你，你堂堂一个中国的军人，应该做个时代的英雄，打出我们的国威和军威来！于是杨森就下定了决心，命令宪兵司令部的于渊带上手枪队强行登船，将那两艘肇事的英国轮船用钢丝绑在江边的趸船上，以防他们逃跑，同时向驻在重庆的英国领事馆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赔偿损失。没想到他们不但不赔偿道歉，9月5日那天居然开来了三艘军舰，用大炮向着万县城的南北两岸猛轰，致使万县城里的主要街道杨家街口和南津街等三十多处被毁，死伤群众一千多人，财产损失在2000万元以上。我们都上街去看了，惨哪！就连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没有不流泪的。这就是轰动全国的万县‘九五惨案’，事前准备组织民众抗议游行和发表宣言的预备会议，就是由朱德和陈毅在这里召开的，那个时候，这里叫做万县图书馆。”
诗伯听了只是摇头，说真是比我们在南京听说的“五卅惨案”还要惨。
“你们知道，军队是从来都不介入社会和民间事务的，可是那次我们军校也参加了万县的‘五罢’，即罢工、罢课、罢市、罢耕、罢操运动。接着重庆、成都、自贡以及上海、南京等全国各地乃至苏联，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听说共产第三国际都发表了宣言，支持我们万县。英国人在长江一带没吃的，没用的，货物被查禁，油轮不准靠岸，最后只得于第二年的3月底之前，把它在四川的人员和船只全部撤走，好长时间都不敢到我们四川来。”
我看着自己的父亲，想象着当年他和他的那些同学们英姿勃发的样子，也想象着这屋子里以前摆满的那些照片和纪念品，想着每年的9月5日，万县的市民们都会在这些纪念品前回想着自己扬眉吐气的那些日子，心里怅然若失。
自从我们搬了家，父亲就把他在万县的好多朋友带过来。其中有我们都很熟悉的孟伉伯父，他与父亲是从小要好的毛根朋友；赵唯是我们的云阳老乡，曾经是父亲的部下，后来云阳起义的领导人；欧阳克明和郭文，都是《万州日报》的著名编辑。他们中除了父亲之外，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失掉了组织关系，却一直都在根据党的大政方针很积极地工作，现在大家凑到一起，主要是商量今后怎么办。欧阳克明和郭文他们负责的，是怎样利用《万州日报》这个宣传阵地，把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战报宣传出去，鼓舞抗日军民的士气；我父亲和孟伉伯父负责的，就是加强与第九区保安司令肖钟鼎的联系，一是因为他倾向进步，再就是他手中的权力也太大了，管着第九区行政所辖的九个县地方团队，万一日本人真的突破夔门，进了四川，国民党政府不打就我们自己组织起来打，这些地方武装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诗伯也有了自己的打算，原来准备与雷忠厚要出川去抗日，现在不行了，干脆再回到川北，重振旧部，一旦有国难，也可以再上征途。不过大家都觉得目前最为迫切的，就是想通过各自的关系，重新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否则怎么知道这些打算对还是不对，与党的全局方针有没有什么冲突？
开始大家都以为能够从诗伯那里找到党的关系，可是后来诗伯到宜昌没有找到接头点，连她自己也失去关系。再说当时国共已经宣布合作，党组织开始收缩，要找到关系，实在是很困难的。
终于有一天，肖钟鼎带来了一个人，把诗伯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这是我从‘武德学友会’里给你们找来的，姓廖，他说他有关系。你们不妨试试看。”诗伯听了当然很高兴，从此大家都把这个老廖当上宾看待，他白天大都在我们这里，晚上再回旅馆里去睡觉。
老廖来了不久，有天下午，我正陪着诗伯在公园里散步，她突然转过身想往一边的岔道上走。我正莫名其妙，就听到有人在喊：“陈营长－－陈玉屏！”
诗伯看躲不过了，只好迎了上去，说：“原来是杨师长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这个人就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印。
我看到的杨汉印，已经是四五十岁的年纪，个子不高，有一只眼睛不大对头，难怪人家都叫他是“印瞎子”。他看见诗伯，很热情地迎上来说：“哎呀，队伍被日本人打散了，我刚刚从前方下来，你呢？你怎么也到万县来了？”
诗伯做出一脸的无奈说：“我做姜生意啊，一船姜刚刚运到宜昌，就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沉了，要不是我跑得快，今天哪里见得着你杨师长啊？”
他乡遇故知，杨汉印很感慨，直是点着头，说你自己要小心才是，如今是多事之秋，还是保命要得紧。
诗伯见他说起来就没个完，找个借口就要告辞，杨汉印不肯，说他还要在万县住些日子，就住在万州旅馆，请诗伯过去玩。诗伯啊啊地应着，说改日一定来拜访，连忙拉上我走了。
回到家里，诗伯将见到杨汉印的事情告诉了老廖，老廖听了很感兴趣：“这个杨汉印，与你很熟？”
诗伯说：“民国三十五年，我们在川北汇集了各路绿林武装一千多人，以农民自卫军的名义接受了他的招安，打算借着上前线的机会，去与红军汇合。那时候，我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
“后来呢？”
“后来我们队伍里出了叛徒，事情没有成功。”
老廖往手心里一拳：“好！就找他要钱！”
诗伯和我都看着他，不知道他又打了什么主意。
老廖坐下来，凑近诗伯说：“陈大姐你好好想想，我们现在有好多的工作要做，可是没有钱，这一切都是空话。现在来个杨汉印，是杨森的侄儿，又是个大军阀，他手里肯定有钱的。”
“可是人家与我们一无亲二无戚的，凭什么给钱？”
“不给？不给就硬来嘛。”
“怎么个‘硬来’法？”
“绑票。”
诗伯不高兴了：“老廖，这样不妥吧？杨汉印虽然也是个军阀，可是他与杨森和那个夏炯夏马刀不同。他没有杀过我们的人，与我们无冤无仇，当年还给过我们不少枪弹粮饷，我们这样以怨报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老廖看诗伯不同意，就不说什么了，背着她去找周辉同。
这个周辉同，是诗伯的得力部下，华蓥山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长，廖伯父牺牲后，杨森和夏马刀在华蓥山大搜捕大屠杀，许多同志都被杀害了，周辉同也被敌人追捕，在老家实在呆不住了，听说诗伯在万县，就带着妻子逃到这里。时值诗伯去了宜昌，周辉同到处找不着她，就在乡下住了下来，最近才与诗伯联系上，常常前来探望，与老廖也熟。老廖找到了周辉同，就煽动他，说你看这些军阀杀了你们的廖大哥和那么多的兄弟，现在终于落到我们的手里了，此仇不报更待何时？再说了，我们又不要他的命，只是要他的钱，把他的那些不义之财，拿来为我们的革命服务，为天下的老百姓做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不过有些危险罢了。
周辉同听了这样的话，哪里忍耐得住，再说现在他住在乡下，生活无着，也很需要钱，至于危险嘛，他根本不在乎，照他的话来说，自己的这条命都是拣来的，当年在华蓥山上什么危险没遇到过，绑个老军阀算什么。不过临了他还是问了一句：“这事大姐她怎么说？”
老廖一摆手：“嗨，杨汉印当年没有亏待过她，给了那么多的枪弹粮饷，她又是杨汉印手下的营长，这样的事情，你大姐她不好出面，我们去做就行了。再说了，你大姐正打算带上你回川北去重振旗鼓，身上没有几个钱怎么能行？”
他们俩就把事情这样定了下来。首先由老廖出面去找肖钟鼎，向他借两支枪，说是给诗伯和他自己防身用的。接着老廖又找到我，说是日本人的飞机现在到处轰炸，要是炸到万县，连个躲藏的地方都没有，最好是去找个地下室，以防万一。我和肖伯伯都当了真，怎么会想到他是用来对杨汉印绑票的。
一天晚上，肖钟鼎真的把枪给诗伯拿来了。那是两支很新的驳壳手枪，肖钟鼎把它拿在手上掂了掂，对诗伯说：“诗姐，我听说你的枪法不错，能不能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周辉同也在，一听就说：“肖司令，我们大姐的枪法岂止是不错？她是我们那一带赫赫有名的双枪陈三姐呢。我跟了她几年，她不但能够打双枪，还会单手上子弹，连晚上打枪也能够百发百中。不信，就让她现在就给你们露一手看看。”
听周辉同这么一说，大家都来了兴致，一定要诗伯露一手真本事。诗伯她也不推辞，只说是好久没有摸枪了，不知道生疏了没有。说着她就接过了那两支枪提在手里，说：“其实在我们那些的地方，无论是绿林还是游击队，身上一般都带着两支枪，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一支里的二十发子弹是根本不够应付的。”说着她提枪的两只手往两边的腿上一擦，只听见哗哗声响，两只枪的弹夹都已经退了出来，接着又是两声响动，那弹夹又被推了进去，她再用大拇指一顶，就上了红槽，整个过程就像是在玩魔术，动作干净利索，简直就没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诗伯她走到床前，把被子抖散，自己拿枪的手伸进被子里，只听见一阵响动，再揭开被子一看，那支枪全部被拆成了零件，摆了一床。她又把被子重新盖上，又是一阵响动，再揭开被子，那些零件已经被重新组合成了一支完整的手枪。
众人不肯就此罢休，簇拥着诗伯来到公园里的一个僻静处。此时已是黄昏时分，公园里游人稀疏，只有归林的雀鸟在树梢上呱噪，肖钟鼎将一支纸烟点燃，放在了五十步开外的草地上，那暗红的烟头在暮色中闪闪烁烁，连我都看不清楚。只见诗伯左手举起了枪，稍一瞄准，枪响处，烟头就连魂都找不着了。
大家一阵的惊叹，肖钟鼎更是直嚷着“名不虚传名不虚传！！”我自己则简直是目瞪口呆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诗伯她打枪，只觉得与平时那个在宣纸上细勾慢描的诗伯，与那个给我讲述秦良玉的历史、以及贞节牌坊上那些哀婉诗词的诗伯，真是判若两人。
吃过晚饭，诗伯她装着不知道老廖搞的名堂，把两支枪都捏在自己的手里，约肖钟鼎出去转转，两个人一对口，就把老廖企图借枪绑架杨汉印的事情弄了个一清二楚。肖钟鼎连连说：“上当了上当了，我看这个共产党是个假家伙，你们共产党不是主张团结抗战吗，怎么会干出这种绑票的事情来？”
于是肖钟鼎将这两只枪都收回去了，还把老廖说了一顿好的。不久杨汉印离开了万县，大家才松了口气。
不久，肖钟鼎又接到一封告密信，告的是在忠县国民自卫队里一个姓张的副官，信里说这个人行为诡秘，常常带领民兵持枪外出抢劫，并有嫖娼、吃鸦片等不良行为，已被拘捕。经过追查，此人是我父亲介绍去的。信里还告发我父亲思想左倾，公然为共产党张目，还用八路军打游击的方法来训练民兵，颇有共产党的嫌疑，要求严查。落款是忠县的一批国民党员。
肖钟鼎接到这封信，立即来到我们的住地，叫我赶快去一趟忠县，把事情弄清楚就回来，商量对策。我当天就赶船去了忠县，找到父亲，他一听大吃一惊，说这个姓张的人是老廖介绍去的，还说是派给父亲的联络员，协助父亲进行工作，他干的这些事情，事前父亲真是一点都不知道。于是我马上回到万县，把情况告诉了肖钟鼎，肖钟鼎知道自己又被这姓廖的给骗了，赶去把他大骂了一顿。老廖见事情已经无法收场，也知道自己在这里是呆不下去了，第二天就不辞而别，灰溜溜地走了。
肖钟鼎一手将那封举报信捏了，然后通过成都军管区的关系，把父亲调到川西北地区的江油任国民兵团副团长。不久那个姓张的也通过关系放了出来，离开了忠县。
就在老廖走后的第三天，肖钟鼎又派人把我从报馆叫了去，说他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的特委会对诗伯有了怀疑，很快就要采取行动。我回来告诉了诗伯，诗伯说怪不得这些天总是有些不清不楚的人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看来是在监视我了。就在那天的深夜，诗伯从杨家街口的码头登上了一只小船，回重庆去了。
若干年以后，一个老朋友告诉我，那个姓廖的倒也的确是共产党员，后来被国民党抓进了反省院，表现很不好，出狱后党组织再也没有与他联系，还怀疑他是个“托派”。
诗伯在万县两年多的风风雨雨，就这样结束了。在那以后不久，我在万县入了党，从此结束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开始了被一个伟大的理想鼓舞战斗的后半生。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