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万州日报》的小访员
我到万县看望诗伯以后，就没有再回云阳去教书，而是去了心仪已久的《万州日报》，找副刊部的编辑方仲华。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只是因为投稿，与他有过书信往来，所以见面的时候，双方都不认识。我是在一个大编辑室见到他的，胖胖的，戴着付眼镜，也只有二十多岁，我报上名来，他露出很吃惊的样子，随即很客气地带我到会客室，寒喧过后，我说明今天一是来感谢他对我的帮助，使得我有机会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二是说明自己想到报馆来工作，想请他帮助引见。他很爽快，立即去找总编辑李春雅，介绍了我的情况，李总编表示可以先作校对，试用期每月只有8元钱的工资，在报馆吃饭，问我干不干。方仲华回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只要能够进报馆，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愿意，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回来向父亲谈起这个事情，父亲也很支持，于是决定第二天就去报到，开始工作。
我来到报馆，李总编先找我谈话。起先他很严肃，说了很多校对工作的重大意义之类的话，其中有一条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这就是：有时候因为一字之差，就会引来杀生之祸。后来他觉得是不是话说得太重了，就放和缓了些，说我看过你的文章，写得很不错的，年轻嘛，好好干，干出成绩来，还可以提升当编辑记者嘛。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一是要找个工作，要吃饭；二是我喜欢写作，只要能够进报馆，别的事情以后再说。再说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七岁，初生之犊不怕虎，凭着自己的一身力气，什么苦吃不下来？
承印报纸的是一家叫瑞华的印刷厂，在万县城的二马路，厂不大，只有两部对开机，没有专门的校对室，只是在印刷机旁边放了一张长桌。每天晚上，我去到厂里，印刷厂的工人左手捧着换字盒，右手拿着新闻稿，站在放着字盒的木架前，一边看着稿子，一边熟练地将一个个字钉拣在铅字盒里，一条消息拣完了，油印出来交给我校对，校好了，再交给排字工人改正。这样一连要校上三遍，整版排好了，还要校大样，最后才印刷出版。《万州日报》是对开一大张，共四版，我负责校对地方版和副刊版，一个整版有几十条新闻，我每天要花上四五个钟头守在印刷机旁，常常是快天亮了才回去睡觉。当时万县的电力不足，经常停电，校对只有用煤油灯，熏得我吐出来的痰都是黑的。工作到深夜，既没有夜餐，也没有夜班费，我只好自己掏钱买上一个锅魁（烧饼），就着白开水充饥。寒冷的冬天，接连下雨，路上泥泞，又没有路灯，一次我穿着前年诗伯寄给我的那件呢大衣在漆黑的巷子里行走，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不但脚上摔出了血，连大衣也糊满了稀泥，把我心疼了好几天。不过除了这样的“偶然事件”，我倒是干得挺快活，什么苦啊累啊全都不在话下。
由于国共已经宣布合作，《万州日报》上的言论版，每天都不是转载《新华日报》的社论，就是转载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的文章，其中好多都是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办的，比如新华社办的《群众》、救国会办的《救亡日报》、邹韬奋、金仲华等人办的《大众生活》《永生》《抗日三日刊》等等。当时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用航空运送版子过来，也要第二天才能够收到，其他的报刊时间也安排得紧，我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读了大量的文章，对于国共两党抗日的主张及态度、国统区贪污腐败的情况、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高涨的热情等等，都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校对也是个很细致的工作，由于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很强的责任心，那段时间的校对基本上没出什么错误，我还多次受到主编的表扬。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有两次差点出大事情。一次是排字工人把“国民党”排成了“周民党”，直到出大样的时候才发现；第二次是有个工人在一篇新闻稿中，把“蒋委员长”排成了“将委员长”，虽然我在初校的时候就改过来了，但是工人未做改正，后来看大样的编辑也没有发现，直到开始印刷，我看样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时候，报纸已经印出了二百多张，幸得及时改正，才没有酿成大错。这个事情认真检查起来，我是没有责任的，所以当班的编辑和那个未做改正的排字工人，对我非常感激。
现在想起来，我非常庆幸自己在那段时间养成的一丝不苟的谨慎的工作作风，以至于几十年以后的“反右”运动中“引蛇出洞”时，我也没有被“引”出来，后来被他们硬“拖”了出来，却因为没有拿到我的任何一点把柄，才得以从轻发落，有幸活到今天，现在想起来，真要感谢那位报馆的总编辑李春雅。
这个李春雅，本来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看报。书报看得多了，就对自己原先的许多看法都有了怀疑，特别是将共产党在根据地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在国统区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胡作非为一对比，就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因此《万州日报》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在编辑部里，没有一个国民党员，好几个编辑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报纸的编辑方针和内容都很进步，使得《万州日报》当时就被人誉为“宣传抗日救亡的火车头”、“《新华日报》的翻版”，日销量达到了一万多份，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所以李春雅在群众中的威信极高。他本人还在报纸上开了一个特别阵地，叫做《南北极》，由他亲自执笔写稿，长短不论，每天一篇，从不间断。他的胆子大，见到不平的事情就要骂人，这固然是因为他的学生刘光瑜，不仅仅是《万州日报》的社长，还是万县警备区的司令，而且听说这个刘光瑜还是刘湘的侄儿。尽管国民党县党部对于《万州日报》非常不满，却也因为要在刘湘的地盘上吃饭，敢怒而不敢言。
“七七事变”以后，眼看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再加上蒋介石继续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激起了国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满，听说共产党在延安办起了好几所培养抗日进步青年的学校，大后方的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各样的渠道奔赴延安，《万州日报》每天都有上十近百的青年就这件事情来信来访。李春雅被年轻人的热情深深感动，就与报馆的几个进步编辑商量，决定大家多负担一些工作，空下两个编辑的名额，把薪水全存起来，加上他本人节省下来的工资，用来资助贫苦青年去延安的路费。我已经决定与刘孟伉的大儿子刘祥纶一起去延安，都已经在李春雅那里领了三十元的路费，后来因为我加入了共产党，大后方需要干部，只得听从党的安排，留了下来，刘祥纶却与他的叔叔一起去了延安。当时万县地区像他们叔侄俩这样去延安的青年有100多人，《万州日报》成了最主要的输送站，这些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闯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关口，历经千难万险，大多都到达了延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多数入了党，然后分赴根据地和大后方的各个部门，解放后大都担任了各个岗位的领导工作。
我在报馆做了三个月的校对，又兼上访员的工作（即见习记者），这是当记者的必经之路，于是我更忙了。按照规定，校对晚上工作之后，白天应该睡觉，可是我白天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既要跑消息，写稿子，又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到了晚上又要去上夜班当校对，还得抽出时间去看诗伯……真是忙得团团转。我分配的线是跑社会新闻，可是因为是小小的访员，不能登大雅之堂，就不能去消息集中的机关采访，只有满街上去跑。好在那个时代，也是个出新闻的时代，加上我又敏感，每天报纸上总有我的两三条稿子，有些不适合写成消息的东西，我就写成小诗、随笔、评论等小文章，送到副刊上去，百分之九十都被采用了。我很少用“林青”这个名字，大都是用诸如“光头”“青青”“白白”“兰兰”“红红”这些古里古怪的笔名，其中“光头”用得最多。我写稿子当然也有稿费，可是不多，象征性的几角块把钱，我也不计较，反正看见自己的文章见了报，心里就高兴。
我在副刊上发稿子一直都比较顺利，总起来起码有五六十篇，满以为是因为自己才华横溢，文章写得漂亮，才得到副刊编辑的青睐，直到五十多年以后，才知道其中的奥妙。1989年，我在重庆造纸厂又见到了当年的副刊编辑方仲华（他已经改名为方卓荣），一起谈到在《万州日报》工作的情况。老方说：“第一次接到你的稿子，觉得不但文笔流畅，还写得很细腻，也很有感情，又都是比较进步的内容，所以就给发了。后来发得多了，编辑部主任欧阳克明有些注意，向我问起作者的情况，我把你的来信和稿子给他看了，他拿着稿子仔细地看了半天，拍着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看这字迹，像是个女孩子写的，很有才华，小伙子你要抓紧点，机会难得啊。’于是我就常常给你写信……”
我听到这里，禁不住恍然大悟：“怪不得你给我写的那些信，都是些溢美之词呢，原来是别有用心啊？”
老方也笑了：“也不完全是别有用心，你稿子虽然有些稚嫩，发副刊的水平完全是够了。当然了，那个时候我确实也还没有对象，加上欧阳主任的‘点拨’，有点想法也……也很正常嘛。”
我说：“怪不得我到报馆来找你的时候，你看到我一惊一愣的。”
他也笑了，说：“你没有注意到，当时编辑部的人都在笑嘛，他们是在笑我的‘阴谋’破产了呀！”
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谈起这样的往事，真的很有乐趣。
万县“七君子案”
抗战中，由于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方针极为反感，全国进步力量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尤其激烈，发生了若干引起全国轰动的大事件，其中逮捕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沈君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仆、史良的“七君子案”就是一例。这个时候，万县的一些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也横遭迫害，有七个人或者被捕，或者逃亡，被人们戏称做“万县七君子案”，其中的七个人，有五个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我认识，剩下的一个，则就是我自己。
万县“七君子案”的第一人，叫贾希夷。
“七七事变”以后，抗战全面爆发，万县也成立了各界抗日后援会，只是这样一个官方的组织，显然不能满足各界人士抗日的愿望，于是各行各业又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救亡的团体。首先是以《万州日报》发起的、由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万县市文化界抗日联合会，领导者大都是那些早年的共产党人。我在这个联合会的宣传组任副组长，组长叫贾希夷。贾希夷，1907年1月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立山场的一个破落世家，与朱德是同乡。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11军补充团任中尉排长、第26师司令部中尉副官、第24师司令部任上尉副官等职。1927年加入共产党并参加“南昌起义”，担任贺龙的上尉侍从副官，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负责起义部队和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我党的情报系统遭到重创。贾希夷奉命参与恢复、重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从此在董必武、徐特立、李克农等中央领导的单线联系下，开始了隐性埋名的特工生涯。他曾经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作过侍从副官，还以各种身份深入到国民党的军界和政界，屡建奇功。1935年，贾希夷在中共中央情报局的直接领导下，以新四川通讯社记者身份为掩护，在重庆进行秘密活动。这个时候，白区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四川也不例外，只有他们的新四川通讯社还有党的关系，在继续工作。贾希夷在这个通讯社作社长，陈养山与陈克寒分别做编辑和记者（陈养山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检察院副检查长，陈克寒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和市委副书记）。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收集了国民党和四川党政军的大量情报，如蒋介石的军事动向、军力配备、及国民党军队与四川地方军阀派系的斗争内幕等。贾希夷还曾经指派他的女搭档刘一平以诗伯的服装店为掩护，为华蓥山游击队运送军火及被服；还计划策动地方上一些进步的武装起义，配合诗伯的丈夫廖玉璧在华蓥山建立起一个范围和军事力量都比较强大的游击队根据地，据后来刘一平说，他们还将这些情况向中央特科的领导徐特立作过汇报，徐特立同志很支持他们的计划。可是不久，廖伯父牺牲，游击队员们被迫分散隐蔽，计划未能实现。
这段时间，父亲也在重庆，参加了新四川通讯社的活动，还经常给我寄来一些通讯社的稿件。不久贾希夷在重庆暴露，转移到了万县，住在他妻子的娘家里。那时候的贾希夷，不过三十来岁，人长得很英俊，加上思维敏锐，头脑清醒，对人热情，说话煽动性极强，很快成为万县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当时我心目中的偶像有两个人，一个是女英雄诗伯，另外一个就是男英雄贾希夷。我常常与贾希夷一起去监狱里看望诗伯，他与父亲一样叫她诗姐，他们谈话的声音很小，还用些隐语，我不大听得明白。后来贾希夷告诉我，他想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把诗伯营救出来，可是诗伯她不同意，理由是华蓥山游击队早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她自己也是早就上了特务黑名单的人，要是敌人知道了这个被关在万县监狱里的女教师陈联诗，就是他们到处找不到的那个华蓥山女共匪陈玉屏，不但会弄巧成拙，还会连累帮助过自己的一大批人。
我与贾希夷经常组织一些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成立宣传队，沿街贴标语，喊口号，唱救亡歌曲，演街头戏，把整个万县市抗日救国的气氛搞得浓浓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万县的二马路平平电影院作宣传，原本只能够坐六七百人的电影院，那天来了1500人以上，很多人站在那里听。开始学生们唱了几首抗日救亡的歌曲，接着就由贾希夷作时事报告。他说到日寇在沦陷区的暴行时声泪俱下，接下来又揭露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爱国运动，喊得声嘶力竭。听众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喊着口号，整个电影院人声沸腾。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急急跑来告诉我，说他妻子生了孩子，要他赶快回去。我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他，谁知道他看了条子就像没有看到一样，继续声嘶力竭地向听众喊着，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看没办法了，只好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了两斤红糖，三斤鸡蛋，急急赶到他家里，才知道孩子已经下地了，而他家里却什么都没有。我赶快把鸡蛋煮好，放上红糖给他夫人端到床头，也算是给月母子吃了“定心蛋”，同时安慰贾夫人，说是贾希夷有点事情，办完了就回来。若干年以后，我与他夫人和女儿再谈起这段往事，贾夫人非常感慨地说：“贾希夷一辈子为了革命不顾家庭，哪个女人跟着他都是吃不尽的苦，没想到最后他却落了那样的下场。”
贾希夷在平平电影院演讲后不久，一天晚上平平电影院正在放电影的银幕上，突然出现了毛泽东的头像，随后观众涌出了电影院，到大街上游行喊口号。国民党当局对此忍无可忍，终于对贾希夷下了毒手。没几天，他突然不知去向，我急了，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贾希夷的叔叔贾罕西，他的夫人就是曾经帮助我与杨光清秘密传书的李禾芳。贾罕西当时在国民党政训室工作，与我父亲很熟，通过贾罕西，我们才知道贾希夷被关在万县高笋塘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军的军部，罪名是“汉奸嫌疑”。
我来到军部的高墙外，不敢到门卫上去打听，只好沿着墙外一路喊着他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号——怀湘叔。头天我沿着墙外喊了一圈，没有动静，第二天我又去，站在一栋楼房外面喊了一阵，突然发现在第三层楼上有人伸出头来，我一看正是他！他不敢说话，只是暗示我等一下，就把头缩了回去，不一会就用一砣泥土包上一张纸扔了下来。我拾起来一看，是叫我于第二天上午十点，在楼房左边的厕所外面等候。第二天，我按时到了他指定的地方，咳了一声，他就从厕所的墙缝里塞出来一张用练习簿写成的长信。信上说审问他的时候以为他是共产党，结果一听说他与国民党重庆行辕有关系，就没有再追问，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出来。从信上看，他的情绪不错，说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还在鼓励我们继续战斗。我拿了这张纸条，高兴得不得了，回去就组织了一批学生前往交涉，我自己则以各界代表的身份找到政训处的秘书周承林说理，可是没有结果。不久，第十军转移去了湖北沙市，将贾希夷一起带走，直到第二年的10月，才将他释放。
贾希夷解放后因为“历史复杂”被打成了“右派”，死得很惨。这一段我后面还要提及。
“七君子”中的另外一个，是父亲的朋友吴昌文。
吴昌文是四川梁山（今梁平）人。1924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党。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一直在团中央负责交通联络和刊物的发行工作。1932年，他被团中央委派到江西中央苏区领取活动经费，同行的两个交通员被敌人杀害，他与薛子正（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装成传教士，才得以蒙混过关。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正值国民党的第四次大围剿，面临着敌人的步步进逼，他带着部分受伤的儿童团员撤退到洪湖中。很多儿童团员被敌人的炸弹炸死，他自己头顶着两个孩子泡在血腥的湖水中，靠着芦苇管伸出水面呼吸，潜伏了整整四天四夜，才被渔民救出。这个时候，他和两个孩子已经极度虚弱，身上的皮肤都被泡掉了一层，经上级批准，才回到万县他姐姐家养病。1934年夏季，红军打到川北，他约了一个叫余治民的人，一起到川北去找红军。这个余治民，曾经是国民党十九路军大刀队的队长，而十九路军因为积极抗日，与共产党的关系很不错，军中的有些将领还是共产党员，比如贾希夷就曾经在第十九路军搞过广播工作，与余治民很要好。吴昌文与余治民到川北去找了一大转，最终没有找着神出鬼没的红军，只好回来，干脆就留在了万县，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贾希夷与我在前面打冲锋，余治民与吴昌文两个人在背后出主意做参谋，吴昌文是学美术的，刻传单，写美术字的活儿都由他承担了。就在贾希夷被捕后不久，国民党政训处又找了个什么罪名把吴昌文也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最后吴昌文的姐姐找人说情，送了好多的“包袱”，才被取保释放。
“七君子”中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刘建国，湖北宜昌人，曾经是川北“红灯教”的头目，“神兵”的首领，这人身材魁梧，“匪气”极重，曾经独自一个人跳上川江中一艘轮船抢劫，不但抢了旅客的银钱，还缴了船上护航队的枪，然后乘一艘木筏，扬长而去，后经地方团队多方搜寻，毫无结果。刘建国自称有“刀枪不入”的功夫，我们常常在他家里听他神侃，侃到高兴处，他递给我一把菜刀，然后亮出肚皮，让我用菜刀去砍，用多大的力气都行。我虽然有过“飞天蜈蚣”的绰号，却终归是良家子弟，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抡起那把雪亮的菜刀，麻起胆子砍了两下，只觉得他那肚皮就像弹簧一般，那刀一挨上就被弹了回来，肚皮一点损伤都没有。我狠了狠心，加大力气再砍，谁知道用力愈大，弹得愈是厉害。刘建国看我战战兢兢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拍着自己的肚皮说：“林老弟，你不行，你不过笔杆子厉害，却是一幅菩萨心肠。”他凑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我这肚皮里鼓的都是气，你硬砍怎么行？其实你只要一拖刀，我就完了。”
刘建国好象也是在街头宣传中认识贾希夷的，很快也成了贾希夷的崇拜者，在我们的劝导下决心改邪归正，两口子在万县街上做起了挂面生意。他卖的挂面头天捞起来放到第二天再下锅热来吃，照样利索，不泥不糊，生意很好。刘建国常常把挂面摊子交给他老婆去管理，他自己也积极参加了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经常送些挂面给我们这样的单身汉加餐，还接济那个不顾家的贾希夷，给他家里的花销和零花钱。贾希夷被捕后，有消息说国民党的县党部到处在打听余治民和他刘建国的下落，他与老婆半夜逃走了，余治民也走了，以后再也没有音信。
在这个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救国会被捕的“七君子”被迫释放。消息传来，我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由救国无罪而谈到目前的抗战”的文章，揭露国民党执行的“救国有罪，抗日有罪”的嘴脸，以“光头”的化名，在《万州日报》上最显著的版面上发表出来。
事隔不久，我的一个朋友杨洁清被捕了。杨洁清是重庆附近长寿县的人，他的叔父杨公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杨洁清比我长几岁，是个大学生，性情急躁，也是个很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与长寿地方上的土豪关系恶劣，被密告共产党嫌疑，只好跑到我们云安镇，躲在滴水寺那个庙子里，帮着编写佛学刊物。那时我在云安镇河北小学教书，与他认识了，常常听他海阔天空地吹牛，觉得他的知识面很广。我到《万州日报》后，他也来到了万县，因为生活没有着落，就来报馆找到我，由我介绍到报馆收电讯新闻稿，也和我们一起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有一天，他在街头宣传结束后回报馆，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了，关进了国民党市党部隔壁的一个小房子里，说他煽动群众，为共产党作宣传，诋毁国民政府。特务审问他，说是你们报纸上常常有一个叫“光头”的人写的文章，煽动群众起来反对蒋委员长，这个“光头”住在什么地方？！杨洁清灵机一动，说我只知道南门河边街上有一个“光头剃头铺”，我常常去那里剃头，不知道那个叫光头的老板，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光头，你们去查一查就知道了。杨洁清很快托人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我立即从报馆的宿舍转移出来，找了个关系住进了警备区司令部。我不知道后来特务查出了真相没有，可是即使他们有这个本事，也不敢到刘湘的警备区来抓人，所以我躲了几天，见没有什么动静，也就大摇大摆地出来了。杨洁清不久也被放了出来，被我们送往延安陕北公学去学习，后来被党组织派往隐藏在敌人内部的一个师长张知侠（即电影〈佩剑将军〉的生活原型）处，作了秘书，派上了大用场。
“七君子”中还有一个女的叫范淑贞，是万县市一个国立小学的校长，也是个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贾希夷被捕之后，特务开始大抓我们的人，我们通过关系，也赶紧把她送去了延安。
就这样，特务们列上黑名单的七个人，即：贾希夷、吴昌文、余治民、刘建国、杨洁清、范淑贞和“光头”我，有三个人被抓过，四个人跑脱了。由于局势的变化，连“国家级”的“七君子”都放了，还在法庭上把国民党当局驳斥得狼狈不堪，万县市级的“七君子”当然也就没事了，被抓进去的不久就放了，没有被抓的也就“逍遥法外”，大摇大摆地活跃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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