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我陪诗伯坐监牢
父亲在万县开了一家叫做“茂林”的旅馆，地点就在靠近杨家街口码头的河边上，旅馆不算大，只有十个房间，住的多是长江上下过往的客商，旅馆里请有一个账房先生，一个打杂的，还有一个老板娘，就是我的那个继母陈先鸣。我一跨进旅馆，陈先鸣就连忙迎了上来，很热情的样子。我问父亲呢？她不笑了，一扁嘴说：“一大早就去孝敬他的那个女英雄去了。”我知道她指的“那个女英雄”是谁，黑下脸来不理她，只是叫账房先生给我开了个房间，躺在床上等着父亲回来。
快到中午了，父亲才回来，一见我这么快就来了，当然很高兴，下午就带我去监狱。我带上云阳的特产桃片糕，父亲又在街上买了几盒华福牌的纸烟，路上我问父亲对陈联诗怎么称呼，他说：“我已经替你想好了，就叫诗伯吧。她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女中之豪杰，女中之丈夫，这样比起伯娘之类俗气的称呼，更要贴切一些。”
和中国所有的监狱一样，万县的监狱也设在县政府内。万县还没有公共汽车，只有黄包车，很贵，我们到什么地方，多是步行。从杨家街口到县政府，要走半个钟头，我们进了县政府的大门往左拐，就到了女监，父亲站在门口咳嗽一声，一个女犯人就来到了风洞口。我一看，这人不过三十岁左右，穿一件青丝绒的旗袍，一头发亮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漆一样黑的一字眉下，有一双极有神眼睛。她微笑着看着我，既庄重典雅，又和蔼亲切，我再也忍不住了，急步走了过去，大喊一声：“诗伯！”
她看着我，笑出了声来，说是先礼吗？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不及说话，忙把带来的东西递了进去，她接过东西，打开那盒纸烟，抽出一支递给父亲，自己也拿出一支，又从管狱婆那里要了火柴点燃了，然后将火柴与一把扫帚一起，递给了父亲，让父亲就着这把扫帚在门外坐了下来，然后开始说话。我看着这一切，觉得诗伯怎么不像是在坐监，而是像在自己家里做着抹屋扫地之类的家务事一样，那样的从容不迫，那样的有条不紊，居然没有一点沮丧的情绪。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就把自己的一生，与诗伯和她的一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诗伯已经在监狱里坐了好久了。她是接受四川地下党领导人车耀先的指派去苏联学习军事，路过万县的时候被捕的。这个时候，红军已经远去陕北，整个四川地下党正处于白色恐怖中，廖伯父牺牲以后，诗伯也受到敌人的追捕，到处贴着通缉她的布告，于是她将从前在华蓥山区常用的“陈玉屏”这个名字，改成了只有不多的几个人知道的陈联诗。与她同行的有个姓汪的联络员，还有个姓刘的老太婆，诗伯听从车耀先的嘱咐，一路上都不大出面，一切都由老汪去办理。他们由重庆到万县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由老汪带着去找一个姓熊的老板开的旅馆，准备暂住一夜，第二天再买票去宜昌。谁知道旅馆找到了，迎出来的却是一个姓陈的老板娘，说是与熊老板是极好的朋友，现在熊老板离开了万县，旅馆已经转让给了他们在经营。老汪很谨慎，想另外找个地方，老板娘却热情地再三挽留诗伯，毕竟都是女人，诗伯被说得动了心，决定就在此住上一夜，明天买好票就起程。安顿下来之后，刘老太婆要去看一个亲戚，老汪忙着去买船票，诗伯留在旅馆里休息。
真是无巧不成书，那个热情留客的老板娘，就是我的继母陈先鸣，而我的父亲，就是这家旅馆老板。
父亲回到旅馆，一看账簿上登记着一个叫陈联诗的客人，禁不住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楼上诗伯的房间门口，砰砰地打着门，大声喊着“诗姐！诗姐是你吗？”这个时候，诗伯正想上床躺会儿，听见喊声吓了一跳，连忙把门打开，一看是我父亲。两个人都很高兴，父亲尤其高兴，像个孩子似的开怀大笑，拉着诗伯的手紧紧不放，接着又是拿烟又是泡茶，还亲自下楼去打来了洗脸水，两个人坐下来，亲亲热热说起了离别以后的情况，把个老板娘陈先鸣晾在了一边，她独自坐了一会，没趣地离开了。
没过多久，楼下传来喧嚷声，父亲出去看了看，说是宪兵查号来了。在那个时候，只要来了宪兵，肯定不是查杀人放火或者是嫖赌吸毒等刑事犯，而是查所谓的“异党分子”。说话间，那些全副武装的宪兵就已经上楼，他们径直来到了诗伯的房间，问起了姓名职业，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之类的问题，诗伯都早有准备，对答如流，宪兵找不到什么疑点，就叫打开行李检查。诗伯自己的行李里，除了一些换洗衣服和随身用品，就是几封去宜昌教书的介绍信，宪兵们搜不出什么，又打开刘老太婆的行李口袋，在一些旧衣服中翻来翻去，最后从一双老太婆穿的尖尖鞋里抖出了个小纸包，里面有十几颗鸦片烟丸子。诗伯解释说随行的刘老太婆吃鸦片，怕一路上不好找烟馆，就带了这么些烟泡子自己吃用的。那些宪兵好像是冲着什么目标来的，一幅不达目的不死心的样子，拿起那些鸦片丸子，一定要诗伯跟他们走。
父亲一直在帮着诗伯说话，愿意以自己的性命和旅馆为诗伯担保，他还恳请宪兵队对于诗伯是否吸食或者是贩卖鸦片的事情进行调查，调查期间让诗伯住在自己的旅馆里，保证随叫随到。可是宪兵们根本不听，最后还是把诗伯带走了。
幸好审讯诗伯的那个宪兵营长，是诗伯当年在梁山教书时一个学生的家长，他证明了诗伯的教师身份，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了结了。可是抓人容易放人难，宪兵队以那些鸦片烟丸子为由，把诗伯转到地方上，由县政府处理。就这样，诗伯在这个地方监狱里已经关了三个月了，还没有被提审过一次。而老汪和那个刘老太婆一听到诗伯被抓了，连忙转移到另外的一家旅馆。刘老太婆第二天就搭了条黄鱼船去了宜昌，老汪等了几天，见诗伯一时没有出来的希望，只得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诗伯为什么一到万县就被捕，当时分析有两个可能。
一是陈先鸣告密。陈先鸣常常听到父亲说起陈联诗，说她是一个传奇的女英雄，以前还拿那些惊险的故事当龙门阵来听，可是一旦陈联诗真的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就惴惴不安起来。这个让父亲钦佩的陈联诗，又年轻又漂亮，又高贵又典雅，又有胆识又有学识，相比之下，她自己真是不能望其项背。她也看到了父亲对诗伯那种近乎于失态的亲热，这样的亲热对于她自己来说，简直是可望而不可求。陈先鸣不是那种有教养、有胸怀的女人，也知道她自己在我父亲心目中没有什么地位，这样的女人极容易嫉恨别人，一旦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这样的嫉恨就会转变为恶毒的行动（比如说暗地里向警方“点水”）。事实上诗伯被捕之后，父亲成天往监狱里跑，陈先鸣气得不得了，曾经在父亲为诗伯送去的饭食中下过毒药，被我狠狠地煽了几个耳光。
当然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这就是特务的追捕。诗伯早就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她的行动一直都受到特务的监视。这次由重庆到万县，她在船上就怀疑有人在跟踪，因此她的这次被捕，很可能是特务所为。总之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甚至很可能是两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同时发生了作用，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无法确定到底哪一种是决定的因素。
我自然是不愿意回云阳了，成天与父亲一起往监狱里跑，每次去都要带上诗伯需要的东西和食品，其中总少不了鸡呀肉的，尤其是纸烟。这个时候，诗伯抽烟特别厉害，有时候一天要抽上两包，父亲本来是不抽烟的，因为要陪着诗伯说话，也学着抽上了。不久我到了《万州日报》去当校对，虽然每月只有八块钱的薪水，但是由报馆供应伙食。我几乎把所有的薪水都拿来为诗伯花销，觉得有机会为她服务，简直是一种荣幸。
万县是一个抗日浪潮高涨的地方。早在头一年北京“一二.九”运动之时，省立万县师范的学生就紧随着提出了“四川的学生，亦是战场上的学生，愿以热血和头颅来换取领土的完整”这样激烈的口号，就在诗伯入狱这段时间，又传来了成都人民反对日本当局在蓉设立领事馆、打死两个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成都事件”，这个事件与其后蒋介石政府对日本当局的妥协政策，以及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张，不断激起国民的愤慨，把四川的抗日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地推向了高潮。在赶走杨森之后，万县成了刘湘的天下，刘湘这个时候，已经当上了四川的省主席，他在积极帮助蒋介石“赶”走了红军之后，又面临着蒋介石势力大举入川、并对他的部队及整个川军进行分化收买的威胁。这样的局势不但引起了他的不满，还引起了四川各界的抗议，以张澜为首的川内名流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组织集会，主张抵制中央军入川，让四川人自己来治理四川，还呼吁团结抗日，反对打内战。于是在“抗日将军”冯玉祥和共产党的争取下，刘湘决定把从前的反共方针改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对共产党积极抗日的活动便暗中支持。
《万州日报》的社长，就是刘湘的警备区的司令刘光渝，报社里面有着一大批主张抗日的进步人士，在这样的氛围中耳闻目染，本来就激进的我更加活跃，晚上在报馆里当校对，白天出去做“见习访员”（即见习记者），写文章，还要抽出些时间到诗伯那里，向她报告“最新消息”。我把那些登载有好文章的报刊杂志通通给诗伯送去，还把打听来的国内国际形势、特别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讲给她听。诗伯很关心这些，听得聚精会神，常常被我的情绪所感染，多次感慨地说：“我要不是在这里坐监，一定要把华蓥山上的游击队员们带出川去抗日了。”诗伯很喜欢我的性格和工作热情，由我想到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常常触景生情地对父亲说：“先礼这孩子很懂事的，有出息。也不知道我的那两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她的一儿一女，在重庆由一个叫曾三姐的女人照顾，诗伯让父亲代她向重庆的曾三姐写信，询问孩子们的情况，还叮嘱父亲千万不要暴露她目前的处境，以免三姐和孩子们担心。
女犯心中的“活菩萨”
女监里关的犯人，是一锅大杂烩，有妓女、有小偷，还有那些吸毒贩烟的毒犯。诗伯在监狱里很受尊重，犯人们为她的学识和人品所折服，都管她叫陈先生、陈老师，当然也有叫她陈大姐的。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诗伯她什么都会做，什么都能做，很多时候她就像一个魔术师，随时随地都能够从口袋里给你掏出个什么办法来。我只知道她打过仗、经过商，却没听说过她习过医，可是监狱里一旦有人生了病，她总是有不花钱或者是少花钱的偏方土方秘方，把犯人的病治好。我只知道她是共产党，却不知道她还懂佛教，一旦犯人之间起了纠纷，或者是心中起了恶念，她就会给她们讲佛经上说的那些道理，劝解这些形形色色的女人们要正心修身，要宽宏大量，要慈悲为怀。她又爱打抱不平，但凡犯人们中间有以强凌弱的，她都要站出来主持正义。说起来现在的人也许不相信：诗伯她还会算命。监狱里的犯人们，大都认为自己的命不好，诗伯她就会说我来给你算算吧，说着就问了人家的生辰八字，口里念念有词地掐着指头，非得给你算出个“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出来不可，让人有个盼头。
监狱里还有一些有钱有势的太太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了犯人。这些人在监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她们横行霸道，一恶二狠，把弱者当奴婢使用，动辄打骂，但是对于诗伯却是极为尊重的，她们认为诗伯不但有学识，而且重义气，于是就闹着要与她结拜姐妹，拉她加入女袍哥，尊她为大姐（即男袍哥里的大爷）。其实这些事情，诗伯她并不陌生，在长期复杂的地下环境里，她什么样的世面都见过，三教九流都有过交道，再说同这些人搞好关系，多交一些朋友，对今后也有用得着的时候，于是就答应了，只是不愿意当“大姐”，推说自己在家里排行第三，当了个“三姐”，而把一个被叫着“郝疯儿”的女人推出来当“大姐”。其一是因为这个“郝疯儿”在牢房里的年龄最大，其二是她有臂膀（男人是个师长），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生性泼辣，敢说敢为，用起钱来又很大方。于是大家在牢房里歃血盟誓，结为姐妹。以后诗伯就抓住她做工作，牢房里恃强凌弱的现像也就少多了。“郝疯儿”也感谢诗伯让她当了个“头儿”，她和那些阔太太们一样，一旦家里送来鸡鸭鱼肉和高级纸烟，都争相送到诗伯面前，这样无形中也减少了我和父亲的经济负担。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地方监狱，并不像以后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政治化，典狱官之类的官员一般是难得到监狱里来的，更何况诗伯又不是以政治犯的身份、而是以“贩毒嫌疑犯”的罪名进来的，人缘又好，所以对她的管制并不紧。每次去探监，我与父亲一样，屁股下面垫着个扫帚，一坐就是半天，除了给诗伯“讲形势”，就是听她讲故事，待到十五个月以后她出狱，我和父亲将监狱里的扫帚都坐烂了好几把。诗伯讲故事声情并茂，让人入迷。她讲她在家乡强迫那些恶霸地主磕“转转头”，讲华蓥山的游击队员们把火药填在石头里，用石炮来对付敌人的搜山；还讲华蓥山宝顶寺的小和尚怎样借着化缘，去探听敌情。她讲她的那些亲如兄弟的战友们的音容笑貌，还讲她的丈夫……说到高兴处她开怀大笑，说到战斗失利、战友牺牲，她又痛哭流涕。诗伯的记忆特别好，对好多人的身世绰号乃至穿着爱好都记得清清楚楚，讲起来有头有尾，有声有色，常常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抽上一二十支烟还不歇气。牢房只有一个风洞口，几乎被她一个人“霸占”着，如果有人来探监，她就趁机休息一下。探监的那些人对她也很尊重，三句两句就把事情说完了，也在风洞口边坐下来，听她接着讲，大家都成了她的听众，把她那些挖富填贫、除暴安良的故事当成精彩的龙门阵来听，真是一种享受。
诗伯并不是第一次坐监，1932年在华蓥山的一次战斗中，她因为生病掉了队，被叛徒出卖，就在岳池县的监狱里坐了一年，还被拉去陪过杀场。她对监狱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其实很熟悉，尤其是对那些处在社会最下层妓女的悲惨命运，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因为她坐的这个牢房里也有妓女，她禁不住常常谈起她所知道的妓女们的身世。她们中有的是因为衣食无着，或者是因为父母重病，或者是要偿还债务，被迫卖身；有的是被地主恶霸、有钱有势的人玩弄后抛弃，沦落烟花柳巷；还有的是被军阀流氓强奸后以烂为烂的；当然也有的是因为好吃懒做，又图享乐自愿为娼的……总之她们的命运都很惨，不少人得了花柳病，生了梅毒疮，最后还被人以种种手段扔进监狱，可即使是在监狱这样的地方，女犯人们也欺负她们，让她们感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诗伯对这些女人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常常规劝她们振作起来，自尊自爱，好好做人，今后还是有出路的。她还让“郝疯儿”和那些结拜姐妹拿些钱出来，买了些盘尼西林进来为妓女们治病，那个时候的盘尼西林，是很昂贵的进口药，一般的人是用不起的。
父亲是个很容易动情感的人，他听了诗伯讲的那些妓女的故事，专门到万县的大桥头采访了那些最下等的“野鸡”，回来后写成了一首标题为《野鸡曲》的打油诗，描述了这些不幸者悲惨的命运与呼嚎，这首打油诗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野鸡曲门口站站街上巡巡凄风苦雨夜色沉沉怕的警察与宪兵“妈的”几声“滚滚滚”！！！吓得颤惊惊有话向谁云今晚有客明朝饱整整八夜无人问津
揩干油扯横筋前门来流氓后门来“拖神”（20） 有的三元或两角有的通宵不一文低言细语不敢高声伤心啊谁知我们苦谁把我们怜食可无菜衣可无襟不得不买胭脂粉画画眉点点唇依门好卖笑怀中好言情
笑啊可笑啊笑那些大人先生说我们骂我们不是脸厚便是畜生君不见妈在悲痛儿在呻吟啼饥号寒惨不成声什么是羞耻何处是人生肚儿饿才是真
父亲把这首诗交给诗伯念给犯人们听，他还没有念完，那些妓女就放声大哭，泣不成声。
这首诗很快就在《万州日报》上全文发表，颇得好评，有评论认为文笔生动，通俗上口，真实感人，没有扎实的生活与文字功底，是写不出这么感人的作品的。父亲自己对这首诗也很得意，多年以后依然念念不忘。
父亲很早就听说诗伯的花鸟画画的很好，在牢里闲暇无事，怕她徒生烦恼，就买来些纸墨，劝她画着消遣。诗伯的母亲是清朝翰林的后裔，她从小在诗书世家里长大，少女时代潜心学习文人工笔花鸟画，只是后来东奔西走，久久没有摸画笔，有些生疏了。初先画画，狱中没有合适的画案，只能把纸铺在地上跪着画，很是吃力。“郝疯儿”见了，给了管狱婆几个钱，把狱中佛堂里供奉神像的桌子搬了过来作画案，才方便多了。
诗伯初画了几张，觉得不满意，就当废纸丢在一边，女犯人们哪里见过这样的笔墨，像宝贝一样拾了起来，请诗伯署上名，可是诗伯她不愿意，说是等我画得像个样子再送给你们。没几天，诗伯就画得熟练了，画了一套牡丹、紫藤、菊花、腊梅的四季图，挂在牢房的墙壁上。父亲原来只是听说，现在真的看到了诗伯画的这些画，惊叹不已，站在那里眯着眼睛，左看看右看看，尤其是对其中的那幅《牡丹图》赞不绝口。诗伯是很喜欢画牡丹的，人们常说文若其人，其实画也若其人，诗伯的牡丹有如她自己，色彩饱满，个性张扬，蜂飞蝶舞，生趣盎然。一个在监狱里坐牢的女犯人，整日里看的是愁眉苦脸，听的是冤狱横生，自己固然有着旷世的才华，却身陷囹圄，前途渺茫，可她却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画出了这样春光四溢的牡丹来，得需有怎样的胸怀！
父亲把诗伯的画拿到好朋友刘孟伉家里，请他提上几句诗文，刘孟伉拿着画看了又看，直是赞不绝口地说着奇才奇才！列数历代的奇女子，也找不到像她这样能文能武的奇才！一边说着，一边往画上题写他即兴做出的诗文来。这个刘孟伉，是个很著名的书法家，从小师从他那晚清进士的堂兄，以擅长诗辞、书法、篆刻而著名，堪称“三绝”。刘孟伉为人正派豪爽，1927年他参加过共产党，做过刘伯承元帅的秘书，后来失掉了关系，便在家里卖字为生。但凡有些才华的文人，都因为恃才自傲，生出些古怪的脾气，刘孟伉对自己喜欢的人前来求字刻章，总是有求必应，而对那些看不惯的人，无论官有多大，手有多阔，都不卖账。父亲与刘孟伉交往多年，很少听他夸奖过谁，今天一见诗伯的画便如此称赞，的确是不多见的。从此以后，父亲就常常将诗伯的画送到刘孟伉家里，请他题上几句，增加了画的品位，然后拿去送人。
父亲将诗伯的一幅画送到了县政府主管监狱的蔡司法官那里。这位蔡司法官早就想要刘孟伉的一幅字却不可得，现在不但得到了字，还得到了这么一幅让刘孟伉都钦佩的一位女画家的画，高兴得很，立即将画挂在堂上，逢人便炫耀。消息传开，好多人都来找诗伯要画，诗伯正画在兴头上，便一味地画去，父亲统统拿去找刘孟伉提了字，送给了那些“有关人士”，一时间许多知名人物都到诗伯的牢房来来往往，其中包括刘孟伉，当然也包括那个蔡司法官。一个女犯人有了心思，便悄悄把诗伯拉到一边，说大姐，这么多的人都认你，能不能帮个忙，把我们两口子弄一个出去？
说这话的这个女人，姓何，她的男人叫陈吉庆，曾经是刘湘的一个团长，那时候刘湘要调他的队伍去通（州）南（部）巴（中）地区打红军，他知道红军的厉害，托病不去，被撤了职，回来在万县东门上当了个袍哥大爷。后来被仇家陷害，硬说他指使弟兄们杀人，把他和他老婆都捉来关起，他自己一判就是十年，老婆也被判了三年，与诗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诗伯看她的两个孩子没人照顾，更看在她男人当初不去打红军的份上，倒是愿意帮忙的，可是也没把握，就说试试看吧，说着就为她写了张“呈子”，数落了一大堆两口子的难处，请求让何太太假释出去，以便照顾孩子和狱中生病的丈夫。诗伯随着呈子附上了一封信，请典狱官给蔡司法官送去，当然还随同送去了何太太送的一些钱物，不过一个星期，呈子果然批了下来，何太太被假释回了家。到后来她的丈夫也用这个办法，出去了。
就这样，诗伯通过父亲，与那个蔡司法官之间建立了一条“秘密通道”。蔡司法官曾经多次向诗伯要画，诗伯都尽量满足，诗伯也将男女监内犯人们要求保释和“假释”的请求通过申诉的形式，再加上一些钱物送到蔡司法官那里，前后使十多个女监的犯人获释出狱，连男监也有几个犯人通过她的努力提前出去了。据诗伯的回忆，由她经手转交给蔡司法官的银元就有1300多块，金戒指六对，金手镯两双，狐皮大衣两件，还有不少贵重的补品和一些衣料。而诗伯自己，由于没有新的证据，又没有提审，本来案子很好解决，可是父亲每次去问蔡司法官，他都说快了快了，稍安毋躁，很快就要解决了，却一直都没有动静，就这样不清不白地坐了一年多的黑牢。后来才知道，这个蔡司法官，是把诗伯当成“招财童子”了，有诗伯在他的监狱里坐着，他就有滚滚不断的“财源”。诗伯不断地为别人做好事，到头来却为自己招来灾难！
眼看“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上海被日军占领，诗伯去苏联的通道已经被截断，可出狱的事情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只好等着。
注：（20）二流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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