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第五章（二）
多想她是我妈妈
父亲是离开万县一年多后再次回到这里来的，住在环城路县政府的对面，旁边就是云阳旅居万县的同乡会开设的云万旅馆，父亲在这个同乡会里担任了名誉副会长的职务，就住在同乡会的房子里。这房子一楼一底，下面还有地下室，我回到万县以后，就住在楼上。
父亲带回来一个女人，叫陈先鸣，本来模样还看得过去，却从来都不收拾。苍白的一张脸，乱蓬蓬的头发，衣服就像从坛子里扯出来的一样，始终皱巴巴的。她又懒，成天吧嗒着一双脏兮兮的绣花拖鞋，屋子里到处都是瓜子皮和烟头，床上的被子也不叠，桌上堆放着没有清理的书籍和乱七八糟的报纸，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唐罗汉屋里的那个妖精。
我是在一个勤劳的大家庭中长大的，虽然从小没有了母亲，父亲又不在身边，可是祖母和二伯娘都是极能干的女人，从来都讨厌懒散。再说这个女人的出现，使得我心底的希望破灭了。那个藏在我心灵深处的希望曾经是那样美好：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有个像陈联诗那样的女英雄来做我的母亲啊。
我对陈联诗的第一印象，是由一件人字呢的大衣开始的。
那是我在忠县的时候，一天晚上，我和郑祖骏一家正在吃饭，一个邮差来告诉我，说我到了一个大包裹。我忙同他一起去库房里取出了包裹，一看是从重庆寄来的。我知道父亲在重庆，可是邮包上不是他的字迹，打开来一看，是一件崭新的人字呢大衣，里面却没有信。我来忠县的时候，正是大热天，带的全都是单衣，现在天气冷了，虽然石大队长给了我一件军棉大衣，可是太大了，大得来把我的脚面都遮住了，我怕别人笑话，只在晚上当被子用。郑太太也给了我一件旧棉衣，虽然能够勉强抵御寒冷，可是我毕竟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多么希望能够有一件体面的冬装！
现在好了，我有了这么一件漂亮的人字呢大衣，穿着它走在小县城的街巷中是多么阔气，真可谓是福从天降，雪中送炭，可是给我寄来这件大衣的人，到底是谁呢？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来到了我的床前，眼泪汪汪地说：“儿啊，天气这样冷，你还穿得这样单薄，是不是生病了？唉，小时候，还有你祖母照顾你，可是现在，你就这样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外面，你爸爸呢？他怎么就一点也不管你？你看我亲手给你做了一件大衣，快起来试试看，暖和不暖和？合适不合适？”
梦中的母亲，年轻、漂亮而且慈祥，我钻到她的怀里，真是暖和极了。我看着她只是笑，一边笑一边流着眼泪，到后来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原来有这么一个年轻漂亮、而且这样爱我的妈妈啊。
我被自己的笑声惊醒了，原来是一个梦，一切都是子虚乌有，只有那件大衣真真实实地盖在我的身上。
这一夜，我失眠了，在心里又做下了几句诗：
苦难中遇到救星黑暗中见到光明一件大衣带来了温暖我仿佛又见到了母亲
第二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询问是谁给我寄来的这件大衣，父亲接到信以后同样非常惊奇。很久以后才来信告诉我，这是一位名叫陈联诗的女英雄给我寄来的。
从此我动用一个少年所有的美好想象，来塑造这位被父亲称之为女英雄的陈联诗。要是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位母亲，那该有多好！
我当然不知道，在父亲去重庆的这段时间里，与陈联诗及她的丈夫相识，成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父亲去重庆，是为了去找他的老上级雷忠厚，雷旅长。雷忠厚本来姓魏，家境贫穷，早年是华蓥山下渠河上一个撑船拉纤的船夫。因为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得罪了当地的恶霸，被迫上山拉起了“棚子”，打富济贫，成了小有名气的绿林豪杰。那个时候，杨森还在川北苦苦创业，将他收在了自己的麾下，从此一路征战。雷忠厚打仗也很勇敢，到杨森打到万县的时候，他已经从连长、营长、团长升上了旅长，此时我的父亲正好前来从军，雷旅长因为识字不多，就让父亲在他的手下当了个作战参谋，兼做文字秘书。雷旅长作战骁勇，而且极重义气，曾经在四川的泸州之战和湖北仙桃镇的战斗立下了赫赫战功，救过杨森的命，可是因为不是杨森的家族中人，依然不受重用，到后来被杨森干脆闲置在一边坐“冷板凳”。雷旅长虽然是绿林出身，却极有正义感，与当年在杨森的部队里的共产党人陈毅和朱德，特别是与朱德的关系极好，对于杨森后来因为要巴结蒋介石而积极反共很不以为然。雷旅长在重庆闲居时，认识了正在华蓥山上高举义旗的共产党员廖玉璧，而后又认识了廖玉璧的妻子陈联诗，非常敬佩他们夫妇的胆识才华，多年来一直利用军阀部队中欺上瞒下的倒卖武器之风，帮助他们买枪支弹药。这次父亲到了重庆，也通过雷旅长与陈联诗夫妇认识了。此时正是1934年至1935年之间，红军正在大规模挺进四川，与军阀的队伍打得热火朝天，廖玉璧的游击队在川北一带也是非常的活跃。父亲通过与廖玉璧的接触，看到了一个军事强手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他的谋略与成败；而与出身于书香世家的陈联诗的接触中，则看到了一个杰出的女性，她不但能够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还因为要为游击队提供军需，居然白手起家，在重庆城里开起了一个上百人的缝纫店，揽下了大特务康泽别动队里的十万套军服，既大赚了一笔，又给游击队收集了情报。父亲在廖玉璧牺牲之后，曾经受陈联诗之托，在重庆代为她经营缝纫店，可是不久就被宪兵队追捕，去了华蓥山。他亲眼看到了游击队员们对陈联诗的钦佩与爱戴，在与陈联诗一起去川北各地清人清枪的过程中，他也目睹了陈联诗随机应变的机敏，处变不惊的沉着，以及对人的关爱。
后来父亲曾经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向陈联诗问起过给我寄人字呢大衣的事情，谁知道她只是笑笑，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说你有个儿子独自在忠县读书，我想天冷了，怕他受冻，就给他寄了一件大衣去。孩子大了，应该有这么一件大衣的。
父亲是从军校出来的军人，又是个自视极高的理想主义者，他从来不轻易钦佩一个人，可是他对于陈联诗的钦佩，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结。
我一直不明白，既然有了对陈联诗这样一个女人的崇敬，父亲还怎么可能与陈先鸣这样的女人住在一起。他当年对八姑妈说的那些话都忘了吗？难道就真的是“饥不择食”了？那个时候，我还年轻，还不懂得父亲的苦衷。他十七岁就失去了爱妻，后来虽然与柳青的母亲要好，可是因为家庭和舆论的反对，有情人未能成眷属。他独自在外面漂泊了十多年，虽然也曾经有过一些机会，可总是高不成低不就，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满意的人。尤其是这次去重庆，他既看到了共产党员们前仆后继的激越，又看到了革命失败后的惨烈。这个时候，他对国民党失望之极，对“三民主义”在中国实现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希望，可是又游离在共产党之外。他满怀着悲天悯人的济世理想，现在却看不到路在哪里，思想上的苦闷可想而知。再说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冲闯了半生，也应该有个歇息的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和一个他自己并不满意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也实在是出于无奈。
可我实在不喜欢我的这位继母，哪怕是现在我自己也上了年岁，能够理解父亲，可是也无法喜欢她。我从来不理会她，从来没有单独与她说过话，也从来都没有喊过她一声妈啊娘啊之类的称呼。如果实在是要和她说什么，就干脆叫一声：“呃！”然后直来直去，有啥说啥。我的继母心里虽然不高兴，可是她从来都不敢说什么，连父亲也从来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责备过我，因为他知道我从小就性格倔强，现在长大了，他不愿意为了自己并不满意的女人而恶化父子关系。可是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种互相感到难堪和不愉快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他们离开人世。
网球场上显身手
从重庆回到万县的父亲，一时还没有找到工作，几乎每天都要我陪着他去西山公园吃茶打网球。
即使是在万县这样的大地方，网球也依然被称作“贵族运动”，一把进口的球拍值50块银元，一个球值2块银元，而且都是消耗品，一坏了就得要更换。网球场上的穿着也很讲究，还得专门雇佣拣球的小孩，付给球场管理员的小费……如果不是每月100个银元以上的薪水，是不敢进网球场的，而我当教师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2个银元。所以打球的，多半是银行的职员、当官的、有钱的公子哥儿和他们的太太小姐。
我和父亲既非贵族却能够打得起网球，是因为一直“因陋就简”。我们用的是几元钱一把的国产球拍，线断了自己补，球也是拣别人扔了的来用，好在我离开忠县的时候，我的老师郑祖骏送了两把球拍给我，一把是新的，一把是他用过的，两把球拍都是进口的，对于爱好网球的我来说，这是最大的财富了。
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六岁，一米四五的个子，别人进场都穿着网球鞋，而我却穿着草鞋。开始到球场，很难等到上场的轮子，只有等那些公子哥儿们打累了休息的时候，才有机会去打上一阵。我先只能和父亲对打，父亲打的是“老实球”，只求把球打过网就行，可是我却不一样，无论是跑动的步伐还是接发球的姿势，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我的基本功很扎实。慢慢的，那些球场上的佼佼者都主动前来邀请我与他们对打，我很快就成为了球场上最受欢迎的人物。
是时全国即将举行运动会，四川因为网球项目还未普及，只在成都、重庆、万县三个城市选拔参赛代表，每地两个名额。为此万县网球协会决定举行选拔球赛，因为网球场建在西山公园的一片梅林中，故球赛被命名为“梅林杯网球赛”，报名的人来自万县各个县区，大多是银行的职员，也有机关、学校、医院和军队的爱好者，父亲还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去为我报了名，我当然很高兴。父亲想把我“装备”起来，比如说去买双网球鞋什么的，可是我不要，说穿草鞋习惯了，舒服，最多去买两圈球线，一旦球拍坏了，你给我补上再用。
因为参赛的人很多，比赛采取淘汰制，只要输上一场球就没资格了。在众多的参赛者中，与我打过球的毕竟是少数，许多人见我这个外地的小孩儿其貌不扬，甚至穿着双草鞋就上了场，真是乡巴佬也敢登大雅之堂，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不动声色，只管长抽短吊，嘴里喃喃地念着：“打你个猴儿拜四方……”，果然把他们调得满场乱跑，我连汗水都还没出，就把好几个人打下了场。消息迅速在城里传开了，到了第四场，来看我打球的观众越来越多，球场边站不下了，就站到了梅林里的山坡高处，连那些摩登小姐也来为我拍手叫好。
可是越到后来，我打得越艰难，初学者都被淘汰下去了，剩下的都起码有五六年的打球历史，他们是网球场上的常客，有钱、有时间、有装备，每天都要在球场上打上好几个钟头，对付他们就艰苦得多了，有时候一场球要打上两个钟头才分胜负，可是我都咬着牙挺过来了，最后终于进了前八名。这个时候，连那些最支持我的人都觉得我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不简单，以后绝对没戏唱了。因为这些进入前八名的，大都是万县近几年甚至上十年的冠亚军，每年的比赛都是这几个人轮流坐庄，连我自己面对如此强大的阵营，也感到底气不足。可是我毕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初生之犊，常言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敢于来参赛的，都认为自己有两手，球都打到这个地步了，拼掉几个算几个！
于是我继续攻城掠寨，终于进入了四强的决赛。
那段时间，最着急也最骄傲的，是我的父亲。每一场球赛下来，他都要把我带到饭馆里，叫上一两样我最喜欢吃的菜，以示犒劳，他一边看着我吃，一边为我总结优缺点，还为我分析他收集到的下面几个对手的“情报”。说完了，父亲问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抹着嘴说：“草鞋。”
万县的草鞋不如云阳的草鞋，云阳的草鞋是梭草打的，经得住磨，而万县的草鞋是谷草打的，在场上跑上几个小时就坏了，我多次打到半途，就不得不甩掉烂草鞋，光着脚在场上跑，球赛还没有打完，脚板上已经磨起了厚厚的茧子。
比赛开始了。我的第一个对手，是一个医院的院长，此人三十多岁，据说有十五年以上的打球史，前几年曾经在万县的网球赛中得过冠军，相当自信，根本没有把我这个乡巴佬孩子放在眼里。他的发球也的确有一定的威力，我一开始就连输两盘球，于是他的拉拉队在场上吼声震天，他也得意洋洋地向欢呼者挥手致意。可是好景不长，我很快就熟悉了他的打法，迅速展开了反攻。我看准了他的左手较弱，专门长抽到他的左边底线，然后上网，他虽然拼命抢救，却无济于事，很快就沉不住气了，连连败北，我以六比三先胜了第一场，接着又以六比一胜了第二场。这个小看了我的对手，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下了场。
第二天，我与中国银行一个姓刘的举行半决赛。此人以抽杀见长，与中国银行另外一个姓李的球技不相上下，这几年他们俩在万县网坛上轮流坐庄，把冠亚军都“包”了下来。一般人的估计，我与他的胜负是三七开，我有三分希望胜他，他有七分希望打败我，不过我自己只认一个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到最后不认输。这场球打下来，我以三比二的比分取胜，球场上掌声雷动，热心的观众和父亲的那群朋友们把我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个个不是拍着我的肩膀就是拍着我的头，连声说：“小伙子，有出息！”
休息了一天，决赛开始了，对方就是那个姓李的，号称万县网球场上的“霸主”，据说曾经夺得过八个冠军，心气也是高得很，可是看我一路过关斩将，心里也怕万一输在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里，一张“常胜将军”的老脸没地方搁。这几天都在与他的“军师”们精心策划，又是请裁判吃饭，又是找拉拉队开会，扬言一定要保住冠军。我呢，依然和平常一样东游西逛，只是更加兴奋，前一个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觉。父亲也睡不着，起来烧一盆最便宜的老鹰茶，第二天用开水瓶装好，带到球场上作饮料。
我们来到球场的时候，球场边上已经站满了人，除了对方的拉拉队，父亲也请了他的一些朋友和云阳的同乡来为我助威。场上的观众对于我这匹意外爆出来的小“黑马”再也不敢轻易猜测，反而希望我能够打出个奇迹，把那个“常胜将军”拉下马来。
比赛一开始，对方果然气势凶猛，靠着强有力的发球和抽杀，一连赢了我三盘。可是我沉得住气，稳扎稳打，慢慢给对方造成了很多的失误，追至三平。接下来比分交替上升，一直追到六平，最后我居然以八比六胜了第一场。休息的时候，对方把裁判拉到他们那边去喝汽水，我呢回到父亲身边，咕噜噜灌几口老鹰茶。
第一场一连打了一个多钟头，我跑烂了两双草鞋。第二场开始，我干脆打了个光脚板，背心被汗水湿透了没有换的，就脱光了衣服，真的来了个赤膊上阵。我越打越勇，很快又以二比零领先。对方的阵脚乱了，周围的观众阵营分明地倒向了我，他每输一个球，场上就一片倒彩，父亲和他的朋友们为我喊嘶了嗓子，眼看光明就在我的眼前。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裁判开始作怪了。我明明把球打在对方线内，却判我出线，而对方明明球出线了，却装着没有看见；诸如此类的事情连连发生，我一再提出抗议，父亲也去与裁判交涉，可是裁判根本不理，第二场我居然以四比六告输。
我气坏了，把球拍一扔，大声喊道：“不打了！”
父亲和我的拉拉队围了过来，给我端水，给我擦汗，纷纷为我鸣不平，父亲对我说：“孩子，你不能意气用事，你要罢赛，他就自然而然成了冠军，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我一想，倒也是。常言说是非自有公论，我就是要继续打下去，让周围的观众看看我的真本事，看看他的真面目，看看裁判在权势面前的媚态，叫他们以后在舆论面前无法交代！
我抬眼看看场上，裁判已经准备宣判比赛结果，对方正在得意洋洋收拾球具，向着那些为他欢呼的拉拉队频频招手。
我腾地站起来，举着球拍走到场子中间，像一只狼似的瞪着他。
裁判愣了一下，慢慢地拿下了含在嘴里的哨子。
比赛又开始了。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一味地狠抽猛扣，发泄着心中的愤慨。对方一看我这样，反而放下心来，毕竟是网坛上的老将，一旦发挥出最佳水平，情绪不好的我就连连失误，于是裁判仰着下巴，嘟嘟地吹着他的哨子，我的最后一场球，以四比六输给了他。就这样，他成了万县地区的冠军，我成了亚军，两个人都将代表万县去全国参赛。
第二天，《万州日报》报道了这场比赛，还把我捧了几句，说是“林君身材矮小，却年少有为，球艺极佳，过五关斩六将，终得亚军，真所谓后生可畏，日后极可能成为国家网坛名将”云云。
这个时候，成都、重庆的冠亚军也出来了。其中郑祖驹在成都参赛，是成都的代表，郑祖骏在重庆参赛，是重庆的代表，我是万县的代表，我们师徒三人，就占了四川网球代表队员的一半，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也算是一个安慰，我当时夹着一口气，摩拳擦掌，准备到全运会上去好好打上几场，不但要报在万县的这一箭之仇，还要力争实现《万州日报》上的预言：成为一个国家级的网坛名将。
就在我积极准备去全国比赛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全运会停办，我所有的关于网球的梦想，统统化为乌有。
可是那场球的余音未绝，半年以后，我又在万县打了一场球，邀请我打球的，就是那位曾经在“梅林杯”中被我打败的张院长。我是与父亲早晨去公园散步的时候碰上他的，那时候我刚刚从家乡云阳回到万县，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有摸球拍了，又没有吃早饭，看他报仇心切，只想与他打上几拍，一来是想自己过过球瘾，二来想安慰一下他的情绪，所以一开场不过半个钟头，我就输了个“光头”。谁知道他旧病复发，又开始洋洋得意地冷笑，一幅“小人报仇眼前”的模样。我毕竟年轻气盛，勒紧裤带，第二场反败为胜，打成了六比四，第三场干脆打六比零，还了他一个“光头”。眼看着最后的一个球没有过网，他把球拍狠狠地往地上一扔，那把进口的拍子“啪”地断成了两节，他自己则哇哇地吐出两口鲜血，当场昏倒在球场上，被他的朋友们送进了医院，听说不久就死在了医院里。
不过想过过球瘾的一场球，却打出了这样的结果，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小先生大志气
当时的万县地区，被划为四川的第九区，父亲为我联系的这个训练班，被命名为四川省第九区地方建设干部训练班，主要是集训第九区所属各县的乡、镇长及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校址就选在万县的万家坝，父亲是通过云阳县教育局的关系，把我保送进来的。受训的学员中，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少，中年人居多，而我只有十六岁，是当时年纪最小的学员了。
训练完全军事化，人人都像是刚刚入伍的新兵，从立正稍息开始，到正步跑步，耳边成天都是“一二三四”。刚刚开始，还觉得好玩，可是天天都如此这般，我就生厌了。先是装着系鞋带掉队溜号，后来就发展为“头疼”“脚痛”“拉肚子”，请病假，开小差，在寝室里睡觉看小说。训练班每天下午还有一堂政治课，宣传所谓“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导”（蒋介石）“一个党”（国民党），我毕竟看过很多的进步书籍，又接触过许多的进步老师，还有这么一个进步的父亲，对这些胡说八道不但不感兴趣，还非常反感，所以即使是坐在课堂里，也只顾着看小说甚至是打瞌睡。可是偏偏就有人在认真地听，还有人居然在记着笔记，学校还经常来人叫学员去作“个别谈话”，而且叫去的大多是各个县里的镇长、校长和骨干。后来我才知道，被叫去的人都是国民党员，后来大都被吸收为中统特务。
集训进行三个星期，毕业后，我回到了云阳，被分配在云安镇河南小学祖师庙分校，学校的校长姓周，是重庆高级工程学校毕业的，他家里佃着我家的房子，我小时候拜了他的母亲做干妈，多少有些沾亲带故的，又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让我做了个半席的教员。
云安镇是个产盐区，有上万的工人和家属，还有不少的地方官员、士绅、盐老板和居民，全镇在只在汤溪河的河南河北设立了两所小学，而要想读书的学生很多，按照规定每个班不能超过四十名学生，但实际上每个班都超过了六十名，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学校的老师都是些有经验的老教师，有的已经在这所学校教了二十年的书，十年以上的占了半数，每逢6月、12月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争夺教师职位的所谓“六腊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当时全席教员的月薪是24块银元，我这个半席教员虽然工作量比全职还多，却只有12块，即使这样，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校长，因为据说这个校长每期至少要吃两个教员的空缺，给了我这个半席，校长每月就少了12块的收入，何况我还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十六岁的大孩子，能够得到这样一份的工作，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了。
我所在的分校，是小学三年纪的初小班，离本校其实不远，但是因为要上两百多级石梯，好多老师都不愿意到分校来，分校的所有课程，就由我和另外一个姓王的老师包了下来。我教算术和体育，上课要求很严格，学生要是不用心听课，或者与别人说话，做别的什么事情，一经发现不但要罚站，还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认错，要不然就在放学以后扫地，甚至不准回家吃饭。所以在教室里，学生们都怕我，只有我二伯娘的小女儿梅侠，经常扯谎到外面去玩，我恨她一眼，她就向我做鬼脸，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出了教室，就是学生们的天下。分校没有球场，只有一个沙坑，用于跳高跳远，学生们常常合伙把我抬起来，往沙坑里扔，叫做“甩死狗”。老教师们开玩笑，说是小娃娃欺负大娃娃，我就是个娃娃头。
王老师常常生病，他的课就由我来代，我刚刚参加工作，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再忙也不觉得累。加上我对老教师们也很尊重，不懂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老师们对我的印象都不错，认为我教学认真，积极肯干，加上学生们也很听话，愿意和我一起玩，我当时的心情，确实很愉快。
工作一旦稳定下来，我就开始给光清写信，很快就收到她的一封很长的回信。她说我离开忠县的那天，她非常想来送我，却又不敢来，她怕学校批评，又怕同学们讥讽，还怕社会上的人说三道四，只好悄悄跑到城墙边上，在那里望着江边，等了一个多钟头，才看见我从城门洞走下河坝，在那里等船。她看着我上了趸船，又从趸船上了从江里开过来的轮船，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直到轮船的影子消失在水天尽头。
这封信让我真是感动，我们从此便通信不断。我的信通过李禾芳这条秘密渠道传送给她，她的信却只好直接寄到我的学校里来。有好事的老师看见信封上女孩子的笔迹，就认定了是情书，每当光清有信，就去拿了捏在手里，一定要我买糖去换信。就这样，我每月常常要花上两块钱的糖果钱，剩下的还要交给祖母五块钱，然后才是自己的花销。祖母拿着钱，乐滋滋的只是夸奖，说我和父亲一样，是个孝子儿，其实祖母拿着这些钱也没有自己用，无论是做衣服还是买吃的，全都花在了我的身上。
云安镇就河南河北两所小学，互相都有些来往。河北小学的校长姓魏，叫魏秉权（后来他参加了革命，改了个名字叫钱东平），常常穿着西装，留着“拿破伦”头，人长得很标致，也喜欢打网球，是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魏秉权被公认为整个云阳县藏书最多的年轻人，思想也很进步，他一当上了河北小学的校长，就立志要把这所小学办成全县第一所模范小学，于是到处联络那些朝气勃勃的年轻人去作教师。这些人当中有个女教师叫郭伯英，也是云安镇的人，父亲是个大财主，人称“郭二蛮子”，住在一所大庄园里，庄园里还修得有碉楼。郭伯英在县城里读书的时候，就是云阳女中著名的校花，也是全县著名的“摩登女士”，唱歌、跳舞、打球、演讲乃至打牌划拳、吸烟喝酒……她样样都会，而且还很精通，她常常与男青年们在一起有说有笑，落落大方，还敢于手牵着手逛大街，进公园，讨论起什么问题来也显得敢说敢当，很有见地，魏秉权一直都很欣赏她，就请她来河北小学教书。其实郭伯英也很欣赏魏秉权的，两个人一拍即合，到后来居然就成了夫妻，其间出了许多的风流逸事，这当然是后话了。
魏秉权也来找到我，到他那里去做了教体育课的正式教师，拿全薪。其时正是继北京学生的“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浪潮十分高涨，学校利用每天的升旗时间和各种纪念活动，给学生们讲解时事，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早上出去跑步锻炼的时候，也组织学生唱抗日歌曲，呼抗日的口号。在学校和镇上的许多地方，都有我们学校出的宣传抗日的大墙报和标语口号，学校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话剧队，到镇上的工人区和居民区，有时候还下到附近的农村去演出，一时间在全镇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而全校的教师则是这些活动的骨干，在他们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中间，好多人后来都成了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员。
我不但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还常常是其中的带头人，只是由于坎坷的身世以及长期以来对下层民众的接触，使得我的心中对于国家民族的感情比别人更加深刻。除了演讲和口号之外，我常常觉得胸中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要向人倾诉，于是我又拿起了笔，开始写作。由于父亲的熏陶，我也喜欢上了通俗易懂的“打油诗”，我就用这种中国民间流行的诗体，写了一首《拽（ye）水工人歌》。小时候在我家附近，常常看见不少的拽水工人，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驼着背，手上的茧巴就象干裂的泥土。后来我到盐井上去玩，才看到井架上安着无数个木头的滑轮，每个滑轮上有一条好粗的绳子，两端系着拽卤水的木桶，那些拽水工人赤裸着身子，把绳子的一端栓在自己腰上，再用手握着井绳，一下一下地把桶里的盐水拽上来，倒在用竹筒做成的盐槽里。他们拽上一桶水来，就要自己喊出一个数字，旁边的监工记下这些数字，然后照此发给工钱。从盐井里拉上来的卤水是有毒的，拽水工人们每个班要工作十个小时，过度的劳累和毒气的熏染，使得他们积劳成疾，常常只能活上四五十岁，就病死了。
这些悲惨的画面从幼年时期就一直都积压在我的心底，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以诗歌的形式喷发出来，助我写成了这首《拽水工人歌》：
九十六九十七拽了半天只能买两筒米手被绳磨破了皮腰被绳勒成了残疾一年四季拽到头赤身裸体不穿衣
工作时间比从前多工资反比从前低拿从前一样多的钱买不来和从前一样多的米婆娘娃儿在屋里饿得叫怎么办？还是只能买两筒米
与我同寝室有一个温老师，是教国文的，比我大十多岁，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在193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只是以后失掉了关系。他给我讲了不少的革命道理，我们算是志同道合，相处得很好，他看了我写的这首《拽水工人歌》，很是欣赏，说是这样的诗歌写出了拽水工人的悲惨命运，有激情，比那些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有意义得多了，不但鼓励我就这样写下去，还鼓励我向报社投稿。于是我就将它寄往当时在川东地区影响最大、发行面最广的《万州日报》，不久果然登了出来。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在当时报纸上发表，高兴得一蹦多高，跑出去买了些花生和卤肉回来，在寝室里与温老师畅饮。这是我第一次喝酒，醉了，睡了一天，幸好当天没有我的课，要不然就出了洋相。随后我接到报社一个姓方的副刊编辑的来信，鼓励我多多给《万州日报》写稿，他将尽量给我发表。于是我就把学校生活、抗日救亡活动、工人的贫困痛苦、盐厂老板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都写成小诗短文，果然都陆续登了出来。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拾，写稿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写了一首与姑父唐罗汉绝交的公开信，把我少年时代在唐罗汉家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他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面目全盘端了出来，一共写了四千多字，只是将文章中的唐罗汉化了个名字，他的大名叫唐星甫，我就把其中的“星”字拆开，称他为“日生君”，然后署上了云安人尚不熟悉的“林青”这个笔名，寄往《万州日报》，不久就全文登载了出来，接着又被收在了《万县的一日》这本影响很大的专集里。文章见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唐罗汉寄去了一张报纸，然后任随这些揭露唐罗汉的“钢鞭”，在云安镇激起轩然大波，闹得沸沸扬扬。据说有好事者拿着报纸去见他，他却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不知道。我从来不看报纸，那些文章大都是编出来的，有什么看头？”这或许是因为我没有指名道姓，他只好哑巴吃黄连，憋在肚子里，或许是因为那些事情他既赖不掉也辩不明，不如装糊涂。装糊涂能够装到这个地步，这就是唐罗汉的本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知道是我写的。因为从那以后，他对我一直都很冷淡。
冬天来了，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来信，说陈联诗在万县被捕了，要我放假之后立即去万县。这个消息在我志趣盎然的校园生活中，不啻为一声晴天惊雷。这位第一个让我体会到母爱温暖的好人，怎么可能被捕呢？
我不等考试完毕，第二天就向校长请了假，匆匆赶到万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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