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从局长到犯人
1933年的冬天，红四方面军势如破竹地进入四川，很快就占领了四川北部的通（江）南（部）巴（中）各县，并继续向着川东北各县进发。四川以刘湘为首的军阀组成了六路大军前往川东北各县，企图阻止红军的进攻。刘湘的第三师师长王方舟，以前在他的防区内杀了不少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仅在1927年的“三三一”惨案中，他就残酷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杨闇公及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有大量的革命群众，人们把他比做阎王殿里的“王灵官”。这次王方舟任第五路剿匪总指挥，亲自率领三十个正规军团和地方上的保安团，驻防在万县、垫江、大竹一带，以防共军的进攻，不久就从前线得到消息，说是红四方面军已经逼近开县的杨柳关，王方舟管辖的云阳、万县、开县、奉节、大竹、巫山等下川东各县面临着被共军占领的危险。于是王方舟一面故伎重施，下令各县搜刮地皮，筹集“防堵费”，一面又令各县设置“防堵指挥部”，利用地方民团去堵共军。这时云阳是一个姓李的人当县长，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县及各区团练局长及父亲组成的六人防堵指挥部，负责全县的防堵事务。在这个指挥部中，其他的五人都是现役民团官员，只有我父亲是“编外”，其原因不仅仅是父亲曾经当过团练局长，而且其他的五个人都曾经是他的部下，更因为只有父亲是正规的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打过仗，见过大世面，有着实在军事指挥才能。
我父亲虽然不是共产党，可是因为自己仕途上的坎坷，对共产党已经有了好感，加上他在政治军事学校学习的时候，共产党的领导人朱德、陈毅都是他的老师，父亲本人还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现在要他来打共产党，当然不愿意，再说蒋介石和上百万的四川军阀队伍都被共产党打败了，他有什么天大的本事去与红军对抗？所以他拒不接受县长的委任。
可是他的几个好朋友，比如陶訚、赵唯等人却主动来与父亲商量，要他接下这份差事。他们说：“你老兄要看清楚：与红军打仗，是蒋介石和军阀的事情，你的任务不过“防堵”而已。防不住堵不住怎么办？跑呗，撤呗，至于怎么跑怎么撤，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你看看‘指挥部’里的那几个人，尤其是那个团练局长马仲云，是个坏家伙，你要是不去，让他们去折腾，不知道要借此机会刮掉多少地皮，老百姓更要遭殃。”
父亲听了这些朋友的话，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去见了县长，说自己同意参加“防堵”，只不过有个建议：“共产党的红军兵强马壮，要靠现在这些民团去防堵，无异于是用鸡蛋去碰石头。所以呢，要抓紧组织几个义勇中队，人员由我去招募，枪支可以在民间募集一些，政府再补贴一些，军费嘛，请县长上报请示，将准备上缴的三万元‘防堵费’留下来，作为成立义勇队的费用。”
县长正在着急，一听这么好的建议，连声说：“好好好，姜还是老的辣，就照你说的去办，成立的义勇队的队长由你来定，连同全县的民团一起，都交给你统一负责指挥！”
“防堵”指挥部设在龙坝乡一个叫做窄口子的地方，乡长湛廷举，与父亲和赵唯都是老朋友，父亲就在这里成立了“义勇队”的一个中队，由赵唯任队长，队员由湛廷举和赵唯负责挑选。这一带本来就是他们的天下，一声号召，农民纷纷响应，一下子就招到了三百多个青壮年。接着又在汤溪河沿岸的云安场、南溪和小江等几个乡镇成立了“义勇队”的另外两个中队，分别由陈佑平、付良向任队长，枪支弹药除了由乡公所、地主家和民间筹借之外，还由县里补充了一部分。
就这样，除了团练局掌握的那部分人马之外，有一半以上的中队掌握在进步力量的手里，父亲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新成立的义勇队上，常常在湛廷举家里同赵唯、陈佑平他们商量有关事宜，对团练局掌握的那几个中队很少过问，只是开会的时候了解些情况。可是就连父亲也没有料到，一个非常机密的行动计划正在紧张进行。
赵唯、谭林和陶訚他们这几个父亲的好朋友，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当时直接隶属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现在他们一方面通过父亲在“防堵指挥部”起作用，一方面暗地派人去通南巴地区与红军联系，待红军从杨柳关进入云阳境内时，里应外合，迎接红军解放云阳。这项计划已经得到中央机关的同意，决定在红军进攻前先行通知，以便统一行动。与此同时，谭林、陶訚等组织地方党员，用“红四方面军政治宣传飞行大队”的名义，在县城散发传单，并在县府、体育馆、县立中学等处写上“欢迎红军解放云阳”“打倒贪官污吏”等大幅标语。
就在他们准备热热闹闹迎接红军的时候，张国焘突然率领红四方面军撤离川北，向北方转移。
整个四川的军政要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地下党与红军在杨柳关会师的美梦也破灭了，可是他们不甘心，决定组织暴动，“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就在1934年的11月初，成立了云阳县武装暴动指挥部，1935年1月19日晚上9时，他们调动由地下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秘密潜往县城，发动了震惊四川的“云阳武装起义”。但由于事机不密，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再加上起义队伍配合不当，缺乏有力指挥，起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很快失败。偌大一个云阳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敌人抓的抓、杀的杀，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英勇牺牲，还有一些人远离家乡，长期在外东躲西藏，过着流亡生活。
父亲的那些共产党朋友们也都走了。许多亲朋好友前来劝告，要父亲躲一躲。一来虽然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员，但是那些共产党毕竟与他太熟，谁相信他们商量的事情你不知道？二来呢，父亲这些年做了许多得罪人的事情，有人早就想除之而后快，只是苦于没有借口，现在正好抓住他与那些共产党的瓜葛，送他一顶“红帽儿”，让他说不清跑不脱。常言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出去躲一躲的好。
可是父亲却不走。他说我林某人一不嫖二不赌三不抽鸦片，不贪污不受贿，不谋财害命，平生没做亏心事，我躲什么？就让人家去说我与那些共产党都熟吧。父亲说：坏就坏在他们不相信我，要按我看来，他们是热情有余，经验不足，其中又没有懂军事的人才，真可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这事要是让我来指挥，马仲云（团练局长）的脑袋早已经割下来了，还能够让他像今天这样横行霸道？
若干年以后，当时的这些共产党员们对我说起这件事情，还是说你父亲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很冤枉的。你父亲这个人为人很正派，敢说敢为，思想也很进步，要是当时有他这么一个懂军事有经验的人来指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可是你父亲不是党员，党内的重要决策我们不敢向他透露，加上他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万一不注意暴露了党的秘密，那会误了大事情。于是经过研究，决定暴动的事情不让他知道，等到暴动成功后，把他推出来负责军事指挥。
尽管这样，一封封捏告信还是送到了县党部和万县专区清共委员会，以及刘湘的剿匪司令部，说父亲是共产党，云阳暴动的幕后指挥。据说县里党政军的头脑们曾经专门开会研究过，觉得父亲只不过有些“左”，不像是真正的共产党，同时也拿不到确切的证据，决定先暗地里调查了再说。可是上面不同意，说是先抓起来再说，于是起义失败后不久，父亲就被抓进了监狱。
父亲被关进了大牢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成了云阳县的一大新闻。恨他的那些人额手相庆，说早就应该教训一下这个目中无人的“林疯儿”，要不然谁都拿他没办法。可更多的人愤愤不平，青年学生和教师们来探监的特别多，不仅送来吃的用的，还扬言要去游行请愿，控告有人栽赃陷害，公报私仇。父亲一进大监，典狱官就打招呼，说林局长是因为嫌疑“寄监”，不是定罪服刑，不能像普通犯人那样对待。再加上我父亲当时是袍哥中“义”字号二杆旗的大爷，而监狱里的犯人大都是“下九流”中人，“义”字号的特别多，于是他一进监，就有人前来拜见，有的叫林大哥，有的叫林局长，他被安排在一个单间小屋里，专门用竹凉板给他搭了一个铺，也算是优待。
父亲进监狱刚刚十天，就搬到监狱外面的一间关押政治犯的小屋子里，这个房间设在离大牢约二十步远的一个巷道内，前面有一道铁门，铁门外面就是典狱官的住所，关在这里的犯人可以在巷道内散步，比起大牢里相对要自由些。后来听说，是因为县党部、县政府接到不少群众来信，说父亲是大好人，要求立即释放；还有人说，就算他是“共产党”的嫌疑犯，那也算作政治犯，按照蒋委员长的说法，应该享受“优待”，怎么能够和那些普通的犯人关在一起？再说县里的官员中有不少与父亲是同学和同事，他们都知道父亲不是共产党，也与暴动没有关系，原来打算不了了之，但是上面的命令不能不执行，现在就借着老百姓的这些反映，把他移了出来。这间屋里当时还关着一个叫李英才的政治犯，他倒的确当过共产党，只不过后来失掉了关系，在云阳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云阳暴动以后，他被人密告，被抓了进来。每天下午五至六点，是探监的时间，李英才的妻子常若英就会来探监。常若英也在县女子中学教音乐，人长得很漂亮，而且贤惠温柔，每天下课就来给李英才洗衣服做饭，我也经常买些菜送到监狱，与他们一起做来吃，彼此间相处得很融洽。
常言道祸不单行，偏偏这个时候，我那还在做公安局长的二伯也碰上了麻烦。缘由是南岸一个恶霸的儿子在城里嫖娼，还打伤了人，二伯把他抓来关起，那恶霸就去告我二伯贪污公款，还用贪污来的公款吃鸦片，县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二伯撤了职。二伯现在无职无权，对父亲的事情也就无能为力，一天就借着探监，来向父亲说起去找唐罗汉帮忙。父亲自然是不同意，说那唐罗汉阴险得很，说不定这件事情就与他有关，他不来下烂药就谢天谢地了，怎么会去帮我说情。
二伯想救父亲的心切，就暗地里带上我去了唐家。那唐罗汉果然满口的风凉话：“你们家的这个‘疯儿’，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人都敢惹，什么祸事都敢去闯，我说过嘛，久走夜路总要遇到鬼，怎么样，今天总算也尝到坐牢的滋味了吧？”我一听就知道他还在为他的那个张五抱不平，真恨不得上去吐他一叭口水。
二伯恨了我一眼，又对唐罗汉说：“三弟的脾气你是知道的，都是亲戚嘛，你又是他的姐夫哥，何必呕他的气。”唐罗汉一听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什么时候把我当他的姐夫哥了？他到处肇我的皮，处处与我作对，比外人还不如！这种人，我看让他受点夹磨也好，免得不知道天高地厚。”唐罗汉说着，气呼呼地拿出40块银元：“我也不好去看他，你拿这些钱去给他买点吃的用的，叫他好好呆在牢里，不要再胡说八道，吃几天苦就会让他出来的。”
我扯扯二伯的衣角，意思是不要他的钱，可是二伯没有理我，接过钱就告辞了。
李英才因为共产党的“嫌疑”太大，被认为是重犯，要单独关押，父亲就被迁移到大监外面的一个角楼上，这里原来是狱丁住的地方，比过去更自由了。还经常有人来帮着我们做饭洗衣打扫清洁，父亲除了看报之外，又让我把他给我的《中山全集》和那些《新青年》杂志拿来，他读后写了一些打油诗，可惜没有记下来。
在坐牢期间，李英才给父亲讲了很多大革命时期和红军长征的故事，也讲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段监狱生活，使得父亲这个有着正义感的国民党员，对共产党逐步加深了认识，后来成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倒是令当初如唐罗汉之流想借监狱“改造”他的人，始料不及的。
改造人间地狱
父亲在大牢里虽然只住了十来天，却看到了监狱的真实面目。监内的墙壁上满是厚厚的浮土，布满臭虫蚊子的血迹，阴沟里的烂泥和室内尿桶里的屎尿散发着恶臭，再加上叶子烟和劣质纸烟的呛人气味，真是臭气冲天。犯人不洗澡，头发一进监狱几年十几年都没有剪过，就像戏台子上的“披毛鬼”，身上的臭虫、虱子和满屋嗡嗡的蚊子，把犯人身上咬出青一块红一块的瘢痕，再用寸多长的指甲去瘙痒，浑身被抓得血淋淋的，变成了流着黄水的浓泡疮，因为没有药医治，只有越烂越宽。每天晚上，犯人们在睡梦中拍打蚊子臭虫的巴掌声此起彼伏，再加上梦话和叹息、伤痛的呻吟声，真是令人恐怖。这些都还不算，更为糟糕的是没有良心的典狱官还克扣狱粮，本来犯人们吃的就是掺了沙子的霉米，一天还只有两顿，早上是见得着影子的稀饭，下午的一顿干饭，也只有一块臭咸菜。由于环境恶劣，卫生条件极差，生疮害病的特别多，尤其是夏天传染病一来，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犯人死了，猪狗都不如，一条草席拖出去，拉到野外挖个坑埋了就是，一个月死上五六个是常事情。有一年，监狱中发生了霍乱，一个月内全监狱的人死了一半。
这个监狱的犯人中间，既有土匪、强盗、烟毒犯，也有交不起租子还不起债的；既有谋财害命、谋夫夺妻、争田夺地的，也有被仇家陷害的……反正是五花八门，一年四季总是住得满满的。但凡有点家当或者是有点办法的人，免不了找人说情送包袱，即使不能找得到假释或者其他的什么借口放出去，也能够少受些的苦，典狱官、司法官和那些看守在这中间一来一往，就把腰包填得满满的。当然了，狱中也有那些一恶二狠的老犯人，自己知道是出不去了，就在犯人中间招揽一批打手，专门盘剥新犯人。新犯人一进去就要向他们交“孝敬钱”，要向他们磕头作揖，送茶送饭，打扇擦背，晚上睡屋角落，白天洗尿桶，稍有怠慢，就要挨打挨骂。一旦家里送来了东西，恶人们要检查，用得着的恶人们先受用，新犯人一点都不敢开腔。
尽管父亲当过团练局长，送过不少的人进监狱，可是现在却被监狱里这些触目惊心的现状震惊了。也许几百年几千年来，监狱里都是这样黑暗，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黑暗就合理。犯人也是人，哪怕是那些罪大恶极的犯人，在判了死刑尚未执行之前，也应该让他好好地活着，给他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更何况其中有很多人还没有被判刑，只是处于调查中，还有不少的人完全是蒙冤受屈的好人！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对此的痛苦和忧虑完全超过了他自己蒙受的冤屈，他整天躺在床上冥思苦想，终于有一天，他写了封信，先是念给我听，然后装进信封，让我拿去交给县长的秘书谭叔叔。信的前面部分写了他所了解的监狱的情况，后面的部分说：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我自己也很清楚，我并不担心自己的前途，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我最担心的是那些犯人。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其中多数都未被判罪，若不尽快改变这样的状况，我担心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在被宣判之前，或者是在被释放之前，就去见了阎王。我请求你们发发慈悲，做做好事，积点阴德，让他们能够活下来，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在信的最后，父亲还提了几条具体的建议：1、清除污垢，改掉陋习，大搞清洁卫生，改善生活环境；2、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并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最后他提出：现在全国都在遵从蒋委员长的号召，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监狱也不应该例外。我在被捕前是全县国民卫生讲习所的主任，现在也未被撤职，我有责任也愿意在监狱里推行这一运动，以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救犯人们于水火，我想你们是会赞成的。
县长得到这封信以后，着实左右为难。不同意吧，人家说得有道理，何况这也是一件得人心的好事情，再说人家还挂上了蒋委员长的号召。可是能同意吗？他现在还是个待审的犯人，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先例。于是县长就去找县党部书记长商量。这个书记与父亲是军校里的同学，后来又在杨森的部队里同过事，他知道父亲是个好人，只是常常有些“疯扯”，不大听得进别人的劝告。他仔细看了父亲的信，认为可以按照父亲提出的建议去试试，若是真的干出了名堂，也算是个成绩，报上去还会受到嘉奖。再说父亲毕竟被关在监狱里，怎么闹也出不了什么大事情，叫典狱官多带上几个狱丁，加强监督并协助执行。
就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犯人自救运动打响了，“林疯儿”的名声也就更加远扬。
就在县长和书记长商量后的第二天，县长把典狱官找了去，谈到父亲在信里说到的这件事情。县长说这件事情如果办好了，既有利于犯人也有利于我们，但是如果办得不好，就可能出乱子，你要特别小心，既要积极支持和协助林局长去做，又要严加防范，若是让犯人闹出事情来就不好办了。这个事情你得亲自出面。
典狱官上任三年了，从来都没有进过监狱，这次却不得不带上几个狱丁走进了监狱，站在一根凳子上传达县长的指示，接着又补充说：“你们要听林局长的，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这是为你们办好事。”说完就用手帕捂着鼻子逃也似的走了。下面轮到我父亲出面讲话了。父亲说：“我现在不是什么局长，我和你们大家一样，也是个犯人，只不过比起你们要自由些。我只想说：大家不要以烂为烂，消极等死，只要没有判死刑，都有活着出去的希望。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做的，就是要改善生活习惯，改善卫生条件，做到不生病，争取活着出去，与家人团圆，后半辈子好好为人，不要再出去惹事生非。”
犯人们自己推选出几个管事的带头人，又通过犯人的家属借来了六挑桶和扁担，典狱官叫人送来十套干净的囚衣，挑选了十个年轻体壮又比较老实的犯人，由四个狱丁押着，到小河口去挑水。父亲也穿了囚衣，挑了一挑桶，要和犯人们一起去，可是典狱官不同意。父亲说，恐怕只有我才管得住他们呢，典狱官想了想恐怕也是这个道理，也只得让他去了。这支奇怪的队伍出了衙门，上了街，直朝着小河口走去，引得城里的人都出来看稀奇，还没有到河边，后面就跟了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小孩子，有的说犯人怎么跑出来了？有的说快来看“林疯儿”又在耍什么把戏……狱丁跟在后面，对那些看热闹的人赶都赶不开，到后来人越围越多，本来一个钟头就可以挑回一担水，结果整整花了一个上午才挑回了一担。第二天典狱官改变了主意：天刚刚亮就由狱丁押着犯人们出来，挑上两担水就不再去了，父亲也不再跟着，这样看稀奇的人也就少了。
父亲叫狱丁抬来一口大铁锅，用砖头架起了灶，烧起了大锅大锅的开水，把所有的竹板和木板床都搬到院子里用开水烫，死臭虫顺着开水流得满地都是，接着又把床草也都搬出来，放上一把火烧了，臭虫在火里爆得噼里啪啦地一阵乱响，就像孩子们过年放的小鞭炮。犯人们抬着开水，把牢房都烫了一遍，污水从牢房里流出来，上面飘着一层吃饱了人血的臭虫，在院子里积成了河，那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让人恐惧。
父亲见满坝子里的水积在那里出不去，就去找了一些锄头和钢钎，把阴沟疏通了，水才慢慢流了出去，他又用开水把周围石头缝里的臭虫都冲了出来，这样搞了整整两天，用了二十多挑开水，才基本上解决了臭虫的问题。接着就是消灭虱子，把所有犯人们盖的被子和穿的衣服都扔在开水锅里煮，这项工作最繁重，前后花了一个星期，用了一百多挑水，还动员犯人的家属送了很多的木柴，好在是夏天，犯人们也不愁没有换洗的衣服。第三步就是剃头。由于一进来就没有剃过头，犯人大都留着一尺多长的头发和几寸长的胡子，要将这两百多人的头发和胡子都剃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常言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居然在犯人中间找到了四五个剃头匠，先是怕出事情，不敢用剃头刀，只是让家属找来十几把剪刀和几把推剪，既费时又剃不干净。后来请示典狱官，找来几个平时很本分又会用刀子的犯人，再由两个狱丁监视着，这样进程就快了，只花了四五天，就把所有的犯人都剃成了光头，本来父亲还想把头发拿出去卖钱，可是人家嫌有虱子，都不肯要，最后只好放上一把火，烧掉。
下一步是剪指甲。这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费了些口舌，因为几乎所有的犯人都不愿意，说是留着骚痒痒方便。父亲一再解释，说指甲里藏污纳垢，不卫生，犯人们还是不愿意。父亲见好说不行，就拿出了军人的威风，一律强迫命令，犯人们自己剪，互相剪，不但要剪，还要用刷子刷干净，比剃头还要费事，这项工作也做了两天才完成。
剩下的一件大事就是洗澡。犯人们因为长年累月没有洗澡，皮肤表面结上了厚厚的一层污垢，被虱子臭虫咬了以后又用指甲去抓，身上到处都是血淋淋的，很多地方流着浓水。现在要洗澡了，先得用热水把污垢泡软，再用帕子轻轻地擦，脏水流过化浓的地方，又痛又痒，有的犯人忍不住痛，宁肯不洗。父亲也理解，就让他们自己找了信得过的人互相擦洗，进展得很慢，前后搞了十七八天才搞完，个别人实在不愿意，也就只好由他们去了。
就这样，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总算把牢房的环境和个人的清洁卫生搞完了。监狱的臭气没有了，害人虫也不再来打搅，晚上听不到此起彼伏的巴掌声，犯人们再也不是戏台上叫人害怕的“披毛鬼”，一个个的精神面貌都有了改变。监狱里常常可以听到笑声，时不时还会有人唱起《陈姑赶潘》、《十八相送》的川剧段子，犯人们见到父亲，再也不喊他什么林局长、林大哥之类的，而是称他“佛爷爷”。
父亲虽然很高兴，却并不就此满意，他立志要把这里办成一个花园似的、犯人们有肉吃有衣穿的“模范监狱”。他把这样计划告诉典狱官，典狱官亲眼看到监狱一天一个样，当然很高兴，就让狱丁搬来一些砖头和石灰，让犯人们自己动手，在大约60平米的监狱中间，真的砌起一个花台，花台上用竹子搭起了架子，栽上了葡萄和朱藤，四周还用砖头砌了一圈可以坐着乘凉的凳子。父亲让犯人们的家属送来诸如茉莉、月季甚至牡丹等花卉，栽在花台内，再用阴沟里挖出来的污泥作肥料，花卉很快就成活了，鲜鲜嫩嫩地招人喜爱。遇到大伯来探监，父亲说你那儿子小锋的字不是很有长进吗？叫他来帮我写几条标语。于是小锋哥就应召而来，先用石灰刷白了墙壁，再写上一些醒目的标语，比如“改邪归正，回头是岸”，还有“去掉坏习惯，实行新生活”等等。
父亲把这段时间监狱改良的情况给县长写了一封信，并提出希望每个星期能够有一位中医生来狱内给犯人们看病，犯人中家境好一些的药费自付，困难的请政府给予补助。县长接到这封信，又把典狱官找去问了情况，一高兴就真的拨了一笔钱，叫典狱官按照父亲的意思去办。于是犯人们生病有了医生，有了药吃，真正改善了卫生条件。父亲又故伎重演，找人做了些木头盒子，放上石灰做成了痰盂，不准随地吐痰。还发动犯人们学习讨论，制订了一个“公约”，把“不准打人骂人；要保持室内外环境清洁；轮流打扫卫生”等条款都写了上去。监狱里订了报纸，时常有人给犯人读报，讲些弃恶从善的道理和故事。
看着监狱一天一个样，父亲很是得意，晚上躺在床上悠然自得，突然想起光是有药吃还不行，还得改善伙食，有肉吃才行。可是这得要钱啊，到哪里去找钱呢？看来只有生产自救。可是做什么呢？一天，他看到犯人的家属探监的时候送了些草鞋来，突然心生一计：打草鞋！这事情不要什么工具，也不花多大的本钱，而且很容易学，不但自己可以穿，在市面上的销路也很好。于是说干就干，他自己掏了十元钱给我，叫我去找一个叔伯哥哥买来了一批梭草和麻绳，先分给了那些会打草鞋的犯人们。大热天，打出来的草鞋销路果然好，本钱四分钱一双，批发出去就是八分钱一双，再拿到世面上去每双就是一角多，这么大的赚头，吸引了好多小贩来等着批发，人手不够了，监狱里除了那些生病的和残废的，都来学着打草鞋，有的手快一天要打五双，可以赚二角钱，监狱里每天要生产二百多双。有了这些钱，犯人们不但有烟抽，每隔几天还有肉吃，肥皂、牙膏、牙刷都有了，比起过去，简直是天渊之别。父亲还设计出梭草拖鞋，做得精致些，比草鞋的价钱高多了，监狱里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常言说好事传千里，监狱里的神话，引起了达官贵人们的兴趣，县长想宣传自己的政绩，就叫典狱官来找父亲商量，想要带着地方上的党政要人、社会贤达和工商界的人士来参观。父亲说行啊，什么时候来都行。这回典狱官却认真了，说这是件大事情啊，还是得好好准备准备，于是就叫犯人们把室内室外的卫生再打扫了一遍，又在花台里多栽了些花草，当然最重要的，是从典狱官那里领来了积压多年的囚服，让犯人们都穿上。
参观那天，监狱的门口特地扯起一条欢迎的横幅，十多个狱警笔直地站在监狱的两旁。门打开了，典狱官在前面带路，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个个态度严肃，用手帕捂着鼻子，身上一大股香水味。就在这个时候，掌声响了起来，犯人们各自站在自己的牢房门口鼓掌，父亲则穿着囚衣满面笑容迎了上来，欢迎大家参观。这个场面非常令人尴尬。因为前来参观的，都是父亲的熟人，有的是他的上级，有的则是他的部下，他们站在穿囚衣的父亲面前啼笑皆非，典狱官这才发现自己又疏忽了一件大事情。
父亲自己则一点也不在乎，领着大家去参观，这些人不一会就相继把手帕放进了口袋里，对监狱的面貌啧啧称赞。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走进一间牢房，看到铺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地上扫得干干净净的，墙壁刷得白生生的，走出牢房又看见花园里的玫瑰和牵牛花开得热热闹闹，禁不住走到父亲的面前很动情地说：“老弟，你受委屈了，但是犯人们享福了。都说你是‘疯儿’，但是像你这样的‘疯儿’上哪里去找啊？你简直就是把这个人间地狱，变成了一个模范监狱嘛。我一定要去找县长，把在这里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我要对他说：谁有什么证据就赶快拿出来，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没有证据，就赶快放你出去！”
这位老先生，是父亲很崇敬的革命老人，他是同盟会员，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地方上很有威望。他果然到县政府和县党部去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不久，县政府就下达了一道指令：林佩尧因共产党嫌疑被捕，现查无实据，无罪释放。
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监狱里还是闹翻了天，犯人们一边为父亲的无罪释放而高兴，却也为将要失去一个为他们谋福利的好人而悲伤。大家就背着父亲，凑钱买了几十斤鸡鸭鱼肉，还有很多的鞭炮，在父亲出狱的前一天晚上，开了一个联欢会。犯人们有哭的，也有笑的，一个因为交不起租子被恶霸打了一顿送进来的老农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们过去是鬼，是林局长把我们变成了人，现在他要走了，我们怎么舍得啊。”一时间，院子里寂静下来，只有一片唏嘘之声。父亲站起来，很动感情地说：“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了一点事情，值不得一提，现在要走了，也有几句话要和大家说：有罪的，要服罪，老老实实地服刑，将来出去，做一个正正派派的人；有冤的，可以呈述，请求复查，争取无罪释放。还有，监狱的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希望大家保持下去，还希望大家要爱护身体……”
父亲出狱的那天，监狱的门口迎接父亲的人中，居然有很多都是犯人们的家属，他们把一朵红绸结成的大红花挂在父亲的胸前，接着又点起了鞭炮，父亲就在这鞭炮和欢笑声中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其时学校已经放假了，这些场面我都在场，至今不能忘怀。
告别家乡
唐罗汉早就从县长那里知道了父亲被无罪释放的消息，就在父亲出狱的那天，他派人带了一乘小轿到监狱门口去迎接，待到轿子到达他家门口，他又亲自迎上来，笑盈盈地对父亲说：“受苦了受苦了。”手牵手到把父亲迎到家里，一连声地说：“不要出门！什么事情都不要想！休息，好好地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说着就把父亲引到楼上专门为他准备的房间，吃了饭，洗了澡，换了一身新的衣帽鞋袜，还请来理发师好好地为父亲理了发，让他美美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才起床。
在我的印象中，唐罗汉与父亲始终合不拢，却又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亲戚关系。云阳是个很重亲情的地方，对于父亲来说，唐罗汉做人再是不地道，可毕竟是他的姐夫，即使是姐姐不在了，还得看在几个侄儿侄女，和母亲的份上，与他保持联系。对于唐罗汉来说呢，父亲虽然事事与他作对，可是他毕竟还是个“长者”，要顾及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遇到父亲让他难堪的事情，他虽然骨子里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还是摆出一幅“大人不计小人过”的长者风度，显示出自己宽厚的胸怀。再说了，他也知道父亲并不真正是什么“疯儿”，而是穿州过县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物。父亲当上团练局长的时候，杨森的两个师长白道成（白驹）和雷忠厚驻扎云阳，因为曾经是父亲的上级，在军队里对父亲就很器重，这时更是有求必应，其中雷忠厚还送了父亲几十条步枪，这些枪支后来转卖给了地方，父亲还因此得到了很大的一笔收入。唐罗汉自己，虽然在云阳当地还有些关系，也不过是个“门槛汉”而已，一出了云阳就束手无策，遇到事情简直就求助无门；再说他自己还想要向外面发展，而我的父亲就是他继续往上爬的阶梯。他应知道父亲很讨厌他，可是也知道父亲是个很重情义的人，到了关键时候，未必就不肯帮忙。
父亲在唐罗汉家里住下，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姐夫背地里做的又一件坏事。唐罗汉有个舅舅姓柳，原先在一个煤炭窑子里做老板，后来窑子塌了，生活无着，就进城来，在唐家的一间厢房里暂住。柳家有两个女儿，都在县立女子学校读书，两个女儿都很聪明，也很漂亮，大女儿是学校的校花，二女儿忠厚老实，成绩也很好，可惜后来颈上生了一个疖子，就是现在说的淋巴结核，休学在家里养病。七姑妈去世以后，我和父亲遇到有些缝缝补补的事情，常常找柳婆婆帮忙，看到二女儿有病，父亲也帮着去找医生，相处得很融洽。而唐罗汉自己，虽然与柳家是亲亲的郎舅关系，却从来没有接济过他们一分钱，一粒米，还常常逼着他们按月交纳房租，后来看到大姑娘长出了姿色，就死皮赖脸地打起了她的主意，被大姑娘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唐罗汉怀恨在心，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到处去造谣，说柳家的两个姑娘都想着我父亲。父亲进监狱之后，他去到柳家，对二姑娘说：“你们都说林疯儿好，现在怎么样？共产党！被抓来关起了！要是十年八年出不来，看你们怎么办！”二姑娘本来就有病，现在又被他说出些莫须有的事情来，气得整天在屋里哭哭涕涕的，病情加重，不久，就活活气死了。
父亲听到柳家母女的哭诉，心里非常难过，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他想到自己目前众叛亲离，唯一能够说得起话的姐夫也是这么个人面兽心的东西，又想到周围依然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好朋友都远走他乡，自己虽然被放出来了，可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又被抓进去，越想越是觉得：此地不可久留。
父亲打定主意，就去找他的老同学、县党部的汪书记长。汪书记长倒是很热情，一见面就说：“佩尧兄，你终于出来了，很好很好，大丈夫能屈能伸，受这点委屈算什么，好在问题都弄清楚了，不知道老兄有什么打算？”
父亲先是对他主持公道表示感谢，接着就说想出去走一走。
汪书记长本来拿着父亲就有些为难，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正好顺水推舟，便说：“按说像你老兄这样难得的人才，家乡应该是很需要的，可是目前形势混乱，人心惶惶，不安逸你的，对你有误会的人也不少，现在要给你安排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能够让你发挥才能的工作，一时也有些困难。好在你外面也有些关系，出去走一走，也许会大有作为呢。”
就这样，父亲决定远走高飞了。书记长与县长商量，由县政府付给父亲300元钱，作为在国民讲习所任职期间的“车马费”（因为国民讲习所主任没有工资，事前讲好了以车马费的名义给予补偿）。唐罗汉看到父亲要出远门，好似卸下一个包袱，去了一块心病，暗地里也很高兴，大方地拿出了150元钱。父亲对于唐罗汉给的钱，从来都不推辞，也不感谢，如果不给，他反而会伸手去要，就像唐罗汉欠他似的。他认为唐罗汉的都是些不义之财，用他的应该。
离开唐罗汉家时，父亲给了柳家50元，回到家后，又给了祖母100元。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征得祖母的同意，父亲决定带上我外出漂泊。剩下的这些钱，就作为我们父子俩寻找工作期间的生活费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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