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向北
衣锦还乡的父亲
不知不觉我七岁了。
终于有一天，一个当兵的送来一封信，这才知道我父亲在云阳县里当了团练局长，派人来接我进县城去读书。父亲还给祖母带了一百个银元，说是这些年辛苦她老人家了，请她自己去买些吃穿和零用，等到稍微有了空闲，就会回来看望……
走了这么多年的林家幺儿终于有了音信，而且还在云阳城里当了官！邻居和亲朋好友很快都知道了，纷纷前来贺喜，林家的族人们更是得意，全家人都欣喜若狂。自从祖父去世，我们的家境更见衰落了，整个林家在亲朋故旧面前，都有些抬不起头。这下子好了，又有人当官了，而且还当的是云阳县里掌管兵权的官，除了县大老爷之外，算得上是二把手，那些土匪和不法之徒都得畏惧。祖母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线，跪在祖宗的牌位前只是磕头，口里只是喃喃的说：托祖上的福，我早就知道我的幺儿会有出息的，这不是应验了吗？他的爹爹和媳妇就是在阴曹地府，也会高兴的。
祖母忙着要给我再做件新衣服，无奈县上来的兵催得急，只得把过年的新衣服将就给我穿上，嘱咐我一些要听话要努力读书之类的话，和家里的人一起把我送上了船，等船开动了才回去。
团练局在县城西门上的一个旧城隍庙里，走进门迎面是一个大坝子，穿过坝子是十几级台阶，我一眼看见了父亲。他站在那石阶的中间，穿一套新的灰布军服，胸前斜挂着一根皮带，腰间还插着一支手枪，后来我才听说那根斜挂的皮带只有当官的才配。我跑过去喊了一声爸爸，他笑着把我抱起来，问我想不想他。这是我的记忆中父亲第一次抱我，很亲热。
从这个时候起，我才真正开始认识我的父亲，只觉得他与祖母给我说的那个父亲完全不同。在家人和世人眼里，父亲一直都是个老实厚道的人，可是此次回来却完全变了，不但变得威武英俊，有胆有识，还变得有些不可理喻，惹起了诸多非议。
有一件事，是我亲自看到的，至今印象很深。那天大门外敲锣打鼓的，鞭炮声、唢呐声响成一片，闹哄哄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跑出去一看，只见两面大黄旗迎风招展，后面跟着四个抬盒，打头的抬盒里是一只刮得白生生的大肥猪，后面的都是些衣料、红包之类，我猜想那红包里面肯定是银元。锣鼓声一停，就走出一个人来，他鼻梁上架着一付金丝眼镜，蓄着八字胡，头上戴了顶红顶子的瓜皮帽，身上穿了一件雪青缎子的长衫，外套一件青花缎子的马褂，手拄着根龙头拐杖，像是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摇摇摆摆的走到卫兵面前说：“请你们的林团长出来，就说是薛团总前来拜会，送政德旗来了。”
父亲听了卫兵的报告，只是冷笑，叫传令兵出去让那个薛团总稍等，接着叫了一个姓余的排长带上五六个兵，操着两根扁担出去，将看热闹的老百姓都吆喝开去，把那个薛团总按在地上就打屁股，打得他哎呀连天的直是喊叫，到最后连喊都喊不出来了，只是躺在地上直哼哼，余排长这才住了手。这个时候，老百姓都在一边看热闹，瞎起哄，没有任何人出面来说情，最后那些送礼来的人看样子不好，连忙把这个什么薛团总抬上了送礼的抬盒，飞快的跑了。
霎时间各种各样的议论满城飞。老百姓们买来了许多的鞭炮，在团练局的门口放得热火朝天，都说是林局长打得好，打了这个云阳县里的大祸害，看他还敢不敢私设监狱，霸占民田；看他还敢不敢强奸民女，杀人灭口，贩卖鸦片……可是那些士绅们却说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人家来给你新上任的官员捧场送政德旗，你不欢迎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打人？连县党部的官员也直摇头，说你就是真的要处罚土豪劣绅也要有个手续嘛，怎么能说打就打呢？还有规矩没有了？
父亲听了这些话，也不辩解，只是对他手下的人说：“我一来上任就接到南岸父老联名告他的状纸，说他手上欠了六条人命，我正要拿他开刀，给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些看看呢，他居然还敢来给我送什么政德旗！他真的以为天下所有的官都只认钱？打他一顿不过煞煞他的威风，他的罪行还多着呢。”
当然父亲面对的还不止是这样的劣绅。
其时四川军阀混战，割据一方，今天你来了赶走我，明天我来了赶走你，换个大王刮一层地皮，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抬不起头来，加上连年天干，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于是许多人铤而走险，当了土匪，一路烧杀抢掠，云阳又是个富饶之地，往往成为那些大股土匪袭击的目标，父亲在这个时候当上团练局长，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自己也不敢怠慢，很少在县城办公，总是奔波于各个乡镇之间组织民团，防御土匪，做了好几件深得民心的事情，至今还在当地流传。
一次有个叫郑林康的土匪，带了一百多个土匪从毗邻的巫山奉节窜至云阳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父亲带着团丁和驻军一起前往清剿，最后捉住了这个郑林康，当下砍头示众，他的手下的喽罗有的被招安，有的则如鸟兽散了。老百姓敲锣打鼓，给父亲送来了“安民除害”的政德旗，还抬来几头大肥猪。这回父亲收下了，还摆了大宴，说是要“与民同乐”，那天真的吃了个一醉方休。
又有一个叫熊铁脚板的匪首，时常带着一千多喽罗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的交界处盘旋，一次窜到了四川境内，积聚在云阳县的南岸，扬言要攻下云阳城，大抢一个月。城里人都知道父亲的团练局内才一百多士兵，怎么能抵挡那一千多亡命之徒？于是谣言四起，有钱人纷纷转移财物，疏散老小，想要弃城而逃，老百姓更是人心惶惶，眼看城未被攻破，人心先已经乱了，实为守城之大忌。父亲连忙找来各界人士商量，最后决定由商会出面，抬了十头肥猪，几十挑大米，上千斤细盐和鸡鸭禽蛋，还有几千块银元，浩浩荡荡开出城门，与对岸的“熊铁脚板”送去；父亲自己则带着团练局的兵在县城的制高点五峰山上的树林中演习，枪声炮声喊杀声此起彼伏。那“熊铁脚板”一见城中父老以礼相待，更闻山上杀声震天，知道城内有武装准备，不敢贸然行事，只得收了礼物，然后向湖南方向撤退。
父亲声名大震，到处一片赞扬之声，各界人士皆刮目相看。可是他毕竟生活在乱世之中，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一次他接到报案，说是一个自称是梁山“双桂堂”的和尚来到了云阳，以化缘为名，多次强奸妇女。父亲正要前去捉拿，却被上面专程赶来的执法官拦住，说这“双桂堂”是个很有势力的大庙，里面僧侣众多，又与许多大人物有干系，若是杀了这个和尚，恐怕会招来大麻烦。父亲无奈，只得眼看着这个作恶多端的和尚逃之夭夭。后来才知道，那和尚听说犯在了林团长的手中，知道大难临头，于是托人给那执法官送了好多“包袱”，果然免了杀身之祸。
不过三四年的时间，父亲就由一个老实腼腆的年轻人变成了敢说敢当的团练局长，这其中的过程，后来我从与父亲关系最好的八姑口里知道了个大概。父亲当年和陈佑平表叔一起，到了长江边上的重镇万县，投奔到驻军杨森手下，在一个名叫白道诚（又名白驹）的师长手下做文书，白师长见他的文笔不错，又升为副官，后来又到旅长雷中厚部下当了参谋。
正是20年代初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中国的大党联合起来，企图打倒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结束整个国家混战的局面。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在广州办起了黄埔军校，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军事人才，成了中国的“西点军校”。后来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军阀杨森也在万县办起了自己的军事政治学校，先后请来共产党著名的军事家朱德和陈毅作军代表，打算办成四川的“黄埔”。和广州的“黄埔”一样，这个学校里也有好多的共产党员作教官，讲的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鼓励学员为铲除邪恶，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而奋斗，在这样的理想鼓舞下，学校里的年轻人胸怀大志，朝气勃勃。雷中厚旅长和朱德的关系很好，又很看重父亲，就把他送到了这所学校去学习。刚刚从云安场走出来的父亲，正值热血少年，见到了这样一片广阔天地，便全身心的投入，成了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发誓要做一个打倒军阀恶霸，扫除世间不平的革命军人。他训练刻苦，学习努力，为人也忠厚诚恳，还常常挺身而出，很有些侠义心肠，加上雷旅长的推荐，毕业后被分配到家乡云阳县当团练局长。
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学员们都拿到了去各地上任的委任状，聚餐的时候喝了很多酒，到晚上吹过了熄灯号，依然兴奋得睡不着觉，值日官来巡视，大家才关了灯，我父亲倒是迷迷糊糊睡着了，其他的人依旧谈笑风生，大吵大闹，反正明天就要走了，一上任都是官，谁还把什么值日官放在眼里。就这样闹到了十一点，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大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赶紧穿上衣服跑到操场，才知道是教育长要训话。教育长显然对大家蔑视校规的行为大为光火：“我们都是革命军人，要遵守铁的纪律，吹了熄灯号一个钟头还在高声谈笑，这成什么体统！你们现在还在学校，就不听命令，将来到了地方，谁还管得了？谁带头违反纪律的，给我站出来，不然全体站到天亮！”
当时正值冬天，又下着小雨，学员们一个个站在雨里冻得发抖，就这样站了半个钟头，队伍里鸦鹊无声。又过了一阵，还是没有人吱声，教育长正要发火，父亲突然站了出来：“报告教育长，是我带的头。”
“为什么不听命令？”
“高兴了。”
教育长正在气头上：“高兴了？那我就要叫你高兴不起来，来人！打他五十大板，关禁闭！”于是父亲被按在湿漉漉的地上，无缘无故的挨了五十大板，又关了三天的禁闭才放出来。父亲出来之后，在万县城里一个姓付的同学家住了好几天，把伤养好了才去云阳县上任。
多少年后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要代人受过，他说我当时想得很简单。本来嘛，毕业了，要分手了，大家高兴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教育长大发脾气，主要是觉得大家还没有离开学校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只要有人出来认个错，让他下个台阶，事情也就完了，最多挨一顿骂，关上两天禁闭，没想到他却处罚得这么重。我又问父亲：那你现在后悔吗？父亲看看我笑了，说为什么要后悔？我一个人挨了打，可是大家都不挨冻啊，这不是很划算吗？
看来除了父亲自身的性格外，他在军校的这段经历，也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起了重大的影响。
我是团练局长的大少爷
团练局进门就是一个大坝子，两边的营房里住着一百多个士兵。从这里再上十几个台阶，是个大约80平米的会议厅，两旁是办公室和当官的寝室，父亲就住在左边的大寝室里。我和父亲的一个勤务兵住在一起，他照顾我的起居，还送我去上学。他叫我大少爷，我叫他王哥哥。他说不行，你就喊我王兴顺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是团长的大少爷啊，我是杀猪匠的儿子，是你的勤务兵，是来伺候团长和你的，怎么能够当你的哥哥呢？随后那些兵都叫我大少爷或者是大老少，于是我知道了大少爷要高人一等，从此得意起来，便有了许多不良的表现。父亲当了团练局长之后，他的好朋友陈佑平就当了他的参议，我叫他表叔。有一次表叔叫我给他倒杯茶，我想这不是勤务兵做的事情吗，怎么叫我做？就借故跑开了。可是表叔他依然随意支使我，又叫我去买烟，我生气了，公然对他说我不去。他奇怪了，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我是大少爷了，你叫勤务兵去买嘛。这事情让我父亲知道了，把我大大的骂了一顿。
初到县城，人地两疏，不得不装得规矩老实些，慢慢地混熟了，老毛病又来了。每天天刚亮，父亲就叫吹号把团练兵集合起来，带到街上去跑步，边跑边唱歌，唱的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我看得很稀奇，又好玩，也不要哪个批准，就跟着他们跑，沿着城墙跑一圈，看热闹的人都只顾看我，我也因此得意非凡。因为是跟在后面跑，对他们不妨碍，又可以锻炼身体，父亲就没说什么。接下来团练兵要在操场上下操，我也跟着，指挥官喊“立正稍息”，我也和士兵一起做，我越是做得努力，就越是显得滑稽，转来转去还碍手碍脚，惹得旁边看热闹的人甚至士兵们都在嘻笑，指挥官只好上前来，很客气的把我拉开。指挥官的腰上别着手枪，手上还拿着指挥刀，我不敢不听，只有乖乖的站在操场边看，看着看着就模仿起来，自我感觉很是良好。
我很快就被父亲送到城里唯一的东城小学，和七姑妈家的几个孩子一起读书。从团练局到学校，要穿过整个县城，父亲叫勤务兵每天接我送我，怕我不识路。过了几天，路熟了，我觉得勤务兵跟着太麻烦，就要求独自去上学，父亲也就同意了。初到县城，一切都很新鲜，一路上东张西望，看热闹，买零食，上课常常迟到，而且屡教不改。老师批评我，罚我站着听课，放学了别的同学都回家，就留下我一个人打扫清洁……我又成了有名的坏学生，几个表兄妹都讥笑我，回去向七姑妈告我的状。
因为常常迟到，父亲总是要我早点动身去学校，厨师长为了赶时间，早上就用猪油和头天的剩饭给我炒一碗鸡蛋油炒饭吃，因为油放得太多，我经常拉肚子，加上我放学又不按时回家，让勤务兵满街找，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书没有读好，人也瘦了，七姑妈见了就对父亲说：“你这儿子一生下来你就没管，现在读书了，你还是不管，你哪一点像个当父亲的？你看这孩子瘦得像鸡脚神（11）一样，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这样吧，孩子不要你管了，明天就搬到我这里来住。”
其实父亲看着我这样也很心疼，可是他一是从来没有管过孩子，实在是不会管，二来也实在是太忙了，没法子管，正在为我的生活发愁呢，听七姑妈这一说，正中下怀，就顺水推舟，让我住进了七姑妈家。
我的两个姑妈的性格不一样。八姑妈瘦小，有几分姿色，爱打扮，聪明大方，因为从小读了很多书，说起话来引经据典，出口成章，若是出去跟人家讲理甚至吵架，很少有人是她的对手，人称林家的“叫雀”。而我的七姑妈就不一样了。七姑妈出嫁得早，而且是嫁到了云阳县的首富唐家，丈夫先是在省城成都的政法大学堂读过书，后来又当上了云阳县的财政局长，生活很是优裕，两口子都胖，人称“天生一对”。和八姑妈不同，七姑妈天生不多言语，家里的事情安排得周全不说，还对兄嫂和唐家上下的人都很尊重，宁愿自己吃亏，也不占别人的便宜，每年都要请在云安小镇上的兄嫂来县城她的家里住上一段时间，吃的、玩的，尽量满足，连她自己几个哥哥的儿子（比如我和小峰哥），她也都想要接到县城里来读书。唐家也是个大家族，七姑妈在唐家的妯娌中，也被公认为是贤淑，懂事的好媳妇。
七姑出嫁得早，没有读多少书，她一直很失悔，认为这是终身的憾事。但她有志气、有决心，三十多岁了，还同她的幺女儿唐莹泽一道天天去上学，在一年级的教室里读书。有些人劝她：年纪大了，把家务操持好，让儿女多读点书就行了，何必自讨苦吃。有些人又笑她不自量力，赶时髦，想当女状元。她不管这些，说人各有志，我这又不是去偷人枪人，读书嘛，是好事，谁也管不了我。就这样她天天上学不缺席，放学后还和我们一起上晚自习。皇天不负有心人，不过几年的工夫，她已经学会看书写字记账了。
我在唐家，七姑妈待我像她的亲生儿女一样给我无微不至地关怀，还经常教导唐家的孩子们，说我是无娘儿，不要欺负我。她是个爱面子的人，不愿意让人家说我在她家吃白饭，每到月初的时候，就悄悄的给我五块十块钱，要我在吃饭的时候，当面交给她，说是父亲给的伙食费。记得有一年夏天，表兄弟们都穿上了白麻夏布作的新背心，七姑妈暗暗拿了两元钱给我，叫我当着七姑爹的面交给她，说是祖母带来的，请她替我买件夏天穿的背心，第二天她就把早已买好的背心给我穿上。她常常暗地里对我说，只有你自己争气，努力读书，将来才有出息。不然，你会永远让唐家的人瞧不起，看笑话，我也没有面子。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争气”就成为人生奋斗的座右铭。
说也奇怪，自从住在七姑家以后，我上课不仅不迟到早退，还总是提前到校。在班上主动抹桌子扫地；老师上课时，规规矩矩的听讲，再也不交头接耳，东张西望了；作业本上的字也写的端端正正的，再不像以前那样鬼画桃符了；老师提问，不管是口述还是笔答，都很少错误，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老师还常夸我的作文写得“文字清晰，思维活跃”，一学期起码能有十篇作文作为优秀范文，贴在墙上的专栏里，供其他同学和家长参观。记得“九一八”事件，日本强占了我东三省，全国人民都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朝鲜爱国志士用炸弹炸死日本重要军官的故事。于是我就把自己的想象写成了一篇题为“痛快的韩人‘肉炸弹’”的作文，后来还登在了《国难周刊》上（这个刊物是当时共产党人用国民党的招牌创办的）。那时我才十来岁，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文变成铅字，很得意。
很快我读高小了，算术老师要求我们很严格，每天的算术课是两节，他出算术题，谁能得一百分就可以去踢球，九十几分的打手板，九十分以下的打屁股。我的算术成绩好，每次都得一百分，做完了就去踢足球，从此对体育有了很浓厚的兴趣，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足球队、乒乓球队。我脚上的功夫不错，在操场踢足球常常把球踢上屋顶。上屋顶捡球，只有我敢，还能够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的却不踩烂瓦片。我还练就了一项绝技：可以在丈把宽的墙头上跑圈子，同学们因此给我起了一个诨名，叫“飞天蜈蚣”。在学校的恳亲会或者其他节日，一旦有了参加文艺表演的机会，我都不会轻易放过，唱歌，跳舞，还要表演我的拿手好戏－－魔术。我会“八仙过海”，还会“金钱过木”：左手握着一枚硬币在桌子的上面，右手空空的在桌子下面，左手往桌子下“啪”的一按，只听得“叮当”有声，钱就到了桌子下面的右手里。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由父亲教我的魔术，至今还是我的“保留节目”，常常在各种场合演出。
县里每年要举行一次学生成绩观摩会，把全县几十个小学当年的高小毕业生都集中在县城来进行统一的考试，然后按照成绩来排名次。我毕业的那一年，来县城参加考试的小学生大约有上千名，我自信起码可以拿到前十名，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够拿到前三名。考试完毕，在文庙前张榜公布，我找了半天，才发现自己是第二十八名，当场就哭起来，回家以后又躲在房间里大哭了一场，中午和晚上都没有吃饭，七姑妈来劝我也不出来。晚上父亲来了，问我怎么会考成这样。我哭着说都是自己太自信，考算术的时候时间刚刚过半我就交了卷，后来才发现错了一个数字，做的作文也写掉了两个字，要是做完了好好检查一遍，怎么会落到这第二十八名上。父亲安慰了我一番，然后笑着说：“别哭了，你这二十八是个吉数啊，将来恐怕要当共产党呢。”
这个时候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以前支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军阀们也都纷纷投靠蒋介石，到处追杀共产党。大军阀刘湘在争夺“四川王”的战争中打败了父亲的顶头上司杨森，占领了万县地区，接着也开始“清党”，那些吃尽了父亲苦头的士绅趁机举报，说父亲有“共党”嫌疑，刘湘就把他抓去坐了牢，只不过后来查无实据，又放了出来，但他的“团练局长”自然是当不成了。被罢了官的父亲依旧我行我素，不思悔改，该说的还是要说，这时候见我对他说的“28吉数”一时回不过神来，就在我手上一边写一边解释：原来共产党的“共”字上面是个二十头，下面是个八字。当时老百姓痛恨军阀，尽管不能够明说，暗地里就把“二十八”作为共产党的代名词。父亲这是拿我的名次来逗我开心，没想到十年后，我真的当上了共产党。
按照规定高小应该是六年才毕业，可是我只读了四年就毕业了，而且每年在学校的考试都是前三名，这个时候与我一起读书的唐家四个表兄弟，最好的在读四年级，最差的还在读一年级。老师和亲友们都夸奖我，姑父给了我五块钱，姑妈也给我做了一套最时兴的漂白市布的学生服，还把我拉在一边，说姑妈没有看错你，林家的娃儿就是有出息，现在你的父亲没有当官了，以后就靠你发愤读书，为我们林家光宗耀祖哦。
我的书读得越好，表兄弟们就越是嫉妒；长辈们越是表扬我，表兄弟们就越是恨我，终于有一天，唐家三伯的三儿子趁我不注意，故意绊了我一跤，还狠狠的骂我说：“你得意个屁！你老爹早就不是局长了，还坐了牢，要不是我们唐家赏碗饭给你吃，你只有饿死，还读个屁的书！”
心高气傲的我，哪里听得这样的话，顿时气得七窍冒烟，爬起来冲着他就是一个耳光，打得他鼻血长流。我还不肯罢休，和他扭成一团，他比我小，哪里是我的对手，被我骑在下面一阵的拳头，打得他只是哭喊着告饶我才住手。这下子我不仅仅得罪了姑妈，还得罪了她的亲戚，姑妈狠狠的打了我一顿，还逼着我给她那侄儿陪不是。我受了这次委屈，心里一直不服，发誓要再找个机会，出了这口恶气。
不久，七姑父盖了新房，新房坐落在通往公园的大马路旁，是城里最高最大、也是最堂皇的一座四层楼的红砖房。新房子刚刚建成，还没有打扫干净，我们就陆续搬了进去，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七姑妈偏偏把我和我的冤家对头三表弟安排住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我们俩都还在赌气，各自睡在角落里，谁也不理谁。一天晚上，三表弟看小人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可旁边的蜡烛还亮着，他糊里糊涂一翻身，就把蜡烛碰到了地上。我看着那根正在燃烧的蜡烛，突然心生恶念，心想机会来了，我也要让他闯个祸，狠狠地挨一顿打。于是我悄悄爬起来，把堆在屋角落的木刨花拢在一起，再把那根蜡烛放在刨花里，然后装着要小便跑下楼去。等我解完小便再上楼，刨花已经燃起来了，房间里烟雾弥漫，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一看糟了，事情闹大了！这才慌了，转身就往楼下跑，一边撕着嗓子大喊着“救火啊！火烧房子啦！”
稚气的童声惊醒了家里的大人和街邻，纷纷起来救火，好在发现得及时，火很快就扑灭了，只把楼板烧了一个大洞。大人们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截还没有燃完的蜡烛，就把我找来，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情。我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我下楼去小便的时候，那根蜡烛还是燃着的，等我解完了小便回来，屋里就燃起来了。于是唐姑父就审问三表弟。三表弟只是哭，一个劲的说他睡着了啊他不知道……只有我心里的明白：他就是跳进了黄河也说不清楚啊。
于是我从一个“纵火犯”，变成了救火的有功之臣。在以后长长的岁月里，谁也没有怀疑这场大火是我的恶作剧。
注：（11）神话中阴间像鸡的鬼，以瘦为特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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