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 杨云龙撰写
贫下中农找上门
文革期间，单位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任务。一是整个社会都是乱哄哄的，几乎所有的工厂停工，单位也不办公，整天“闹革命”。二是单位也没有钱开展工作，地质部水文局每年给一点维持费，只够发工资的，没有钱干项目。
1971年改革，单位的隶属关系下放到地方上，归河北省地质局管，河北省地质局在全省范围内给各个水文队重新排序命名，我们排在第四，所以就是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大队，大家习惯叫“水文四队”。虽然下放了，名义上归省里管，经费还是地质部划拨到省里，省里转个手再给我们。河北省管了我们七年左右，只给了单位一台破压风机，也不好使，其他什么东西也没给，也没给钱。因为他们知道，早晚你们还得回地质部水文局，给了东西也是白搭，结果这几年就是单位最困难的时候。
每年河北省地质局开“计划会议”时，我们的队长、总工、总经济师、后勤人员都去参加，实际就是听听会，并告知地质部拔给的钱数，一转了之。另一方面，我们的队长邓林，论资历和职位，都比省地质局的领导要高，他们自然不会具体指导什么工作。记得有一年在承德召开“计划会议”，有一天，邓林自己去爬了“棒棰山”，晚上跟我们宣传如何如何好玩。他说，我都爬上去了，你们肯定能上去。把我们几个人都说动了，因为这样的计划会议参加不参加都一样，反正没有我们什么具体事。于是第二天一早，我、肖锋、宋子范几个人在外面吃了早点，就去棒棰山玩了一天。我是搞地质的，当然对它的形成和岩石组成进行了一番研究，机会难得，至今不忘。
我们这一派从保定饭店搬回来之后，形势开始趋于缓和。这个时候，经常有保定周边山区的老百姓找来单位，说他们那里缺水，让我们帮忙去找水定井。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说的。来找的人多了，当时的革委会主任雷昌全他们就研究，决定组织几个人到山里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以后好开展这项工作。
1970年冬天，单位派我、王绍强、陈希章我们三个，先去转一转，踏勘一番。陈希章是司机，开着单位的那辆破车－－嘎斯69，那车开起来嘟嘟嘟直响，当时是冬天，特别冷，走着走着就灭火了。我们俩借了两件皮大衣，坐在车上。先到完县（1993年改名顺平县），因为是找水的事情，所以到了之后先跟水利部门联系。说明来意后，当地水利局很高兴，当即领着我们到他们钻井队现场，一个叫康关的村子，问这个地方是否能出水？我们初来乍到，对这个地方的地质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没有表态，看了看就走了。
后到涞源，上涞源，走山路十八盘，特别不好走。到了涞源，住在县招待所，大冬天的，屋里没有炉子，也没有煤。放一个大盆，烧柴煤，像煤不是煤，柴火似的，还没变成煤。睡觉连脚都不敢伸，整个人缩成一团，把我们冻得够呛。事后大家戏称，我们各个都是“团长”。后来，只要到涞源出差，大家就说当“团长”去。
后来又转了其他几个县，但在涞源转的面儿比较广。就这样在外面跑了一个月，摸了摸情况。很多山区缺水十分严重，好多村里全是老头老太太，姑娘都嫁到有水的地方，年轻人娶不上媳妇。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跑了一圈回来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单位做了汇报。虽然没钱，但是单位还是决定开展这项工作。
起步完县
正式开始找水之后，我们人就多了，一下子出去三十多人，都是大学生、中专生。从完县开始，搞水文地质调查，帮着找水。我们住在完县北大悲村，当地老百姓知道我们是找水的，可热情了，都主动帮忙。我们集体开火做饭，自力更生。村子里条件有限，粮、肉、菜需要到县里去买，当时单位穷的连辆自行车都没有，我们到县里买粮，要走三四十里路，买完再背回来。时间长了，大家实在受不了了，盼望着有辆自行车就好了，上县里买粮就方便了。
有一次我回单位，那时候邓林已经“复出”。我把野外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说野外很困难，买粮食都要背，需要辆自行车。邓林很重视，专门向地质部打了个报告，大意是我们这帮人支农找水，为贫下中农服务，买粮买东西太困难，需要辆自行车。为此，地质部专门批了一辆自行车，解决了这一困难。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计划经济。那一年是1971年，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那一年的七月，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来华，我们正在吃饭，在广播里听到了。
当时我们的工资已经涨到五十多块钱了，村民们知道我们有钱，就把自家养的鸡、产的鸡蛋往我们那送。当时物价很低，一只鸡才五毛钱，鸡蛋也便宜的很。炊事员把鸡买下来，煮一大锅，我们一人一只，拿着吃。
在北大悲村住了一段时间后，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到各个缺水村看井。每到一村，由生产队长安排，住在生产队或民房里，好吃好喝的招待，不过那时候条件有限，煮碗挂面就是很好的了。平日里村干部也吃不到好的，我们去两个人，十几二十几个人作陪，端上来小驴肉，碗里倒上酒，你一口，我一口，一个一个轮着喝，边吃边聊村里缺水的历史……
在完县工作这段时间有一年多，主要以普查为主，山里的沟沟岔岔基本上都走遍了。有村的地方必有井，凡有民井、机井、泉眼等有水的地方，必详细调查，特别注重有水有泉的原因，水出自什么地貌单元，什么岩层，何种岩性，构造情况等。访问当地百姓此井此泉一年四季的变化，并将大量的调查结果展在图上，全面分析水文地质条件、水的赋存条件和规律，画出小的剖面图和平面图。后来，我写的那本《山区找水》的初稿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山区找水，刚开始我们心里也没底，不确定石头里面能不能找出水来，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只是学了一些像平原地区含水层、冲积扇、河谷等等这样的基本知识，最多知道山里的岩石有裂隙的地方有水，至于山区里面的岩石哪些含水，这些没有学过，教科书上没有，老师们也没讲过。山区找水的这一套东西，都是后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边摸索边总结出来的，真正应了那句话－－实践出真知。
名震曲阳
曲阳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距离保定约70公里，西与阜平县相邻，东北与唐县交界，南部与行唐、新乐、定县接壤，全县面积1100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87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属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多年平均降雨量为526.7毫米，全年蒸发量约2000毫米，每年六月至十月为雨季，十月至翌年六月为旱季，旱季时间长达八九个月，因此旱象比较严重。
1973年3月，我们开始在曲阳县山区开展找水试点工作。那里是空白区，什么资料都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的定井，后来发现，单个定井不行，应该先普遍的调查一次，找到本地区的水文地质规律，然后再定井就容易多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按部就班的开始了整个地区的水文地质调查。县里也非常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卖了不少力，同县水利局的人吃住在一起，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跑遍全县山区十五个公社，二百二十五个大队，基本上把曲阳的所有水井，包括干井，平原地区的，干旱地区的，山区的，都调查了一遍，每一口井建立了档案，编制了图件，移交给县水利局。
1972年以前，曲阳县山区曾经先后人工打井两千多眼，大部分都没有出水，群众对打井失去了信心。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对缺水地区按地下水埋藏特点和岩石条件，划分了四个基本类型，每个类型各抓一个缺水大队，打出一眼典型井，这样，群众打井的信心就树立起来了。
庞家洼大队位于白岭山腰，是石灰岩分布地区。当地流传着“白岭山，百年干，吃水外地挑，种地全靠天”的说法。我们详细调查了四十平方公里的面积，根据地下水流向推断，在村北布了一眼斜井。因为这个地方产煤，挖煤都是打斜井，然后用筐一点点把煤抬出来，所以打水井也打斜的，当地群众有经验。而且在山上，打直井比打斜井困难得多，打直井工程量大，土石也不易往外运。
定井的是何绍清和白志政，何绍清是四川人，白志政是北京人，两人都是大高个子。这口井打的非常不容易，打了二百多天，踏着四十多度的陡坡，人担石渣六百多立方米，深凿一百一十九米，打到最后打出一个大溶洞，底下一汪子水，用泵抽，每小时出水七十吨以上，一下子轰动了。出水的时候我们到井下去看，邓林也去看了，下去的时候特别滑，都是泥和水。这口井一举解决了山村的缺水历史，打响了找水第一炮。
李家洼大队是页岩、白云岩互层地区。过去打了五十眼井，眼眼都是干窟窿。我们布井后，当地群众凿穿了页岩层，在二十六米深处，打出了好水层，每小时出水三十多吨。当年铺设管道，村民吃上了自来水。
洪山大队是白云岩分布地区，过去曾打过一百四十六眼井，都没有成功。我们根据地表断层分布及汇水有利条件，在村东北布了一眼斜井，经过全大队六个月的奋战，在六十八米深处，打出了每小时五十吨的好水，群众称这眼井为“147号”井，不仅解决了吃水问题，还首次种上了一百多亩水浇麦。
石门大队是变质岩分布地区，过去多次打井没有成功。我们经过勘查，将村里一眼打了二十年、两上两下没有见水的旧井加深，到二十五米处见了水，每小时达七十多吨。
以上四眼井都布置在全县几个有名的缺水大队，全部人工凿成，出水以后，通过组织参观，对全县震动很大。我们趁热打铁，进一步根据地质构造条件，又在四个缺水大队布置了四眼井。如此以来，全县的人工打井就蓬勃的开展起来了。
我们的水文地质调查以普查定井为中心，发动群众土法打井，收集群众资料，总结山区找水规律。我们边调查，边布井，到1974年底，一共在曲阳布井340余眼，打井125眼，为全县38个缺水大队中的36个大队解决了人畜饮水和部分灌溉问题，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后来这个经验变成了水文局开会的时候推广的一个好方法。
我们在曲阳支农找水的时候，正是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曲阳产煤，老百姓靠挖煤挣钱。曲阳石雕全国闻名，南边有个羊平镇，出产变质岩的条石，是做建筑的好材料。因为农业学大寨，当地政府不让老百姓挖煤，也不让开采石头，要求有地的地方必须种地。当地老百姓说，我有了黑的，一样也能换来白的。意思是我不一定非要种地，有煤也能换来白面大米。可见当时老百姓的思想是很活泛的。
单位成立了一个找水小组，叫“曲阳小组”，分别住在曲阳、唐县两地。仅1975年，就为曲阳、唐县、阜平三县32个公社，240个生产大队，一个汽车厂，两个部队，三个工厂调查民井97眼，复查旧井205眼，布井211眼，确定水库坝址两处，并为8个大队做了物探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实际上，这个“曲阳小组”的人员并不固定，现在我能想起来的人有周永禄、庹勇、崔达义、吕洪瑞、李文奇、李志先、王永哲、陈伯太、曲文忠、邓九如、刘惠生、黄金城、马少忠、马志靖，还有王孝灵、张全、李明、黄松尤、孙逊、李健，搞物探的连克、徐和平等等。这其中，没有变动、没有更换，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在曲阳县的庹勇、吕洪瑞、李文奇，在唐县的曲文忠、黄金城。
有一年过年放假，庹勇在曲阳值班，结果煤气中毒，被抢救了回来，曲阳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向水文四队的庹勇学习，县领导还到单位来，向我们为他们县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庹勇煤气中毒，虽然被抢救了回来，但是没有彻底恢复，留下了后遗症。他晚年得了帕金森病。
还值得一提的是吕洪瑞、李文奇两个人，他俩在曲阳这几年都不回单位，放假了直接回家，该上班了直接去曲阳，把曲阳当成家了。我经常跟他俩开玩笑说，你俩还是不是水文四队的人了，也不回单位看看。
山区找水，保定地区除了曲阳之外，我们先后跑了好多县，有满城、徐水、唐县、容城、望都、阜平、易县、涞源、涞水等。随着名气越来越大，人们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很多缺水地区都找来了，后来就扩大到坝上的张北县，邯郸地区的武安、涉县等，北京山区有个地方叫挂甲塔，我们去了好几次，帮着找水。
我和庹勇到坝上找水。那时，找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坝上是玄武岩地区，火山岩喷发之后形成的，裂隙多，存水条件好，那里的井非常浅，我们定了几个井，基本上都出水了。
坝上的绿草青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远处是山，脚下是一望无际的草场，草长得很高，绿油油的，空气那个新鲜呀，我站在草场上，使劲的呼吸。我们去的时间也好，气候舒适，不冷不热，住着很舒服。当地的房子，没有草房，也没有瓦房，全是厚厚的一层泥抹上去的，因为那里风大，草房的话，就被卷走了。家家养着鸡、鸭、兔子。
我每到一个地方，跟当地老百姓的关系都处的很好，家长里短的聊，一两天就熟了，他们对我也很好。我在坝上，特意体验了各种交通工具。看见老百姓的马也骑，看见骆驼也骑，各种车坐了个遍。在坝上的那段时间，过的很愉快。
我们山区找水这帮人，脚踏实地为贫下中农找水。刚开始要知识没知识，要实践没实践，只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往前冲。我们遵循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道理，开始定井时提心吊胆，一边打一边看，整天绕着新井位观看，一直到出水为止。时时刻刻为找水操心，吃尽了苦头，每每看到出水的时候都非常的高兴。我当年还为我们这帮地质哥们留下一首打油诗：
爬山越岭敲石头
远望近观水龙走
找水人儿确井位
打井人儿乐悠悠
后来跑的多了，慢慢摸索出规律来。比如曲阳产煤，中间是盆地，周围是寒武纪和奥陶纪的灰岩，灰岩见水溶解，砂页岩阻水。所以，沿着盆地一溜边，基本上打井都能出水。但是经验也不完全可靠，我在完县塔山坡定了一眼井，打了个黑窟窿，白花了十几万。完县是寒武纪砂页岩，不适合打深井，适合打浅井。打到泥灰岩这一层就行了，泥灰岩托水。再下面是砂页岩，再打就漏了。山里打井，有句俗语：隔尺不打井。错一尺，没有遇到裂隙或岩溶，也打不出水来。所以，定井需要对地质构造有全面的分析。
我们把这些经验写成《曲阳县山区不同含水岩组地下水的寻找方法》一文，按照岩石自身的性质及其不同的含水特征，划分成八个含水岩组，并详细说明了各个含水岩组地下水的寻找方法。
为了进一步的掌握曲阳县地下水的动态变化规律，我们还于1974年开展了地下水位长期观测工作，了解各个不同含水岩组地下水动态特征，为评价本区地下水资源，以及科学合理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地下水积累资料。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79年，写有《河北省曲阳县山区地下水位动态观测报告》（1974~1979）。1980年，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总结了曲阳县基岩地下水的富集规律，提出了曲阳县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意见。
整体来说，山区找水，我们在曲阳呆的时间最长，定井最多，名气也最大。山区找水出了名，水文四队的名气也就打出去了。当时有人说，水文四队在曲阳跺一跺脚，曲阳都得震一震。可见当时我们单位在曲阳的影响力。
除了山区找水之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我们在容城和蠡县的平原区开展的农田水利规划试点。我们通过详细的调查，把每个村的土地按种植粮食的种类、成熟期长短、喜水程度进行规划，井、渠、林、田、路、电统一配置，统一管理。有方块、有条形，做到了省地、省水、省电，庄稼长得十分茂盛，一排排的树木郁郁葱葱一般高，看上去十分美观。搞这个试点工作的人员为程坤生、刘惠生、李志宪、李景豪等。
通过山区找水和平原区规划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地质工作服务农村、农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地质找水，物探加持
在曲阳县找水，经过几年的找水布井后，留下了一些地质构造和水文地质条件更加复杂，布井困难的地方，主要是在石灰岩、白云岩等可溶岩大面积分布的地区。这些地区，也是严重缺水村庄分布的范围。这时候，单位有位物探工作人员，叫连克，发明了一种仪器－－音频大地电场仪（1979年发明，1980年正式用于找水定井），用它来协助找水。地质上看构造，这里可能有水，然后用音频大地电场仪再测一测，验证一下。地质与物探相结合，最终我们的成井率达到92%。给山里定井要特别小心，别说92%，哪怕99%，还有1%的失败呢，打一个干眼井就十几万元，所以要特别慎重。
有了音频大地电场仪之后，定井就是物探人员出去了。老连他们这些人，地质上也通了，连地质带物探，都行了，他们也出去定井了。
通过找水，物探慢慢发展壮大了，开始向工程地质、声波测试等领域拓展。我讲几个比较大的项目，一是连克搞三峡链子崖危岩体监测。三峡链子崖那个大岩体要掉下来，会堵塞长江航道，但是上面覆盖着黄土，不知道裂缝在哪儿，连克用音频大地电场仪，监测出了下面的裂缝。这件事以后，才有了单位地质灾害监测的长期项目。二是唐大荣，原来的总工程师，用浅层地震仪搞西安地裂缝调查和深圳罗湖区断裂调查。三是陈宝荪工程师利用声波测试技术承担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的地基动态参数测试和动态特性分析任务。
这些项目，都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单位有了一定的基础才有的。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这些项目，在我们单位开了好几次会。经常与科学院联系的是朱汝烈，他又联系美国加州大学学者来考察。项目结束还获了奖，给我们每人一块手表，一支钢笔，那块表我现在还留着呢。
培养找水人才
单位自从65年分来一批大学生之后，文革十年，一个毕业生都没有来。大学停止招生，地质学院没有学生，地校也没有学生，人才十年断层。这十年期间，我们除了给地方找水定井之外，自己还要培养接班人。单位人才缺乏，青黄不接，我们在保定市招了一批工人，自己培养。这批工人基本上都下过乡，当过知青。后经过我们争取，又把他们送到长春地质学院深造，后来这批工人都转了干部，有的还当了工程师，相当不错。
当年，地质部提出，要为地方培养永远不走的水文地质队伍。要求我们办山区找水学习班，为地方培养找水人才。我们给曲阳县办了两期，给保定地区办了两期，给河北省各县水利部门办了一期。这些学习班都是在曲阳办的，还有推广学习，所以那几年，曲阳的各种学习班基本没有停过，物探学习班，找水学习班，办了一次又一次，可热闹了。保定市电视台还到曲阳找水现场采访过，我还晃了几个镜头。学习班讲课的人，都是我们单位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单位在曲阳有那么多人的原因，要讲课，还要领着看现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找水仪器，就把别的仪器拿到现场，给大家讲怎么定井。
各县的水利部门派两三个年轻人过来学习，这些人基本上是中学以上的基础，给他们简单讲点地质知识，也好接受。通过办各种学习班，单位为地方培养了不少找水人才。他们回去之后，也下去定井。像曲阳的田保山、王双月、李平立，都可以独立工作，成井率不亚于我们了。一般的井都由他们来定，实在有些难的，他们再来找我们，我们去看一看。其实我们定井也有失误的时候，但他们迷信了，就认为水文四队定井好。
我再讲一个现实的例子。曲阳有一个地方，叫岭儿上，这个村子特别缺水，因为缺水，所以很穷，村里的闺女都远嫁到平原或者有水的地方了，小伙子找不到媳妇。我领着两个人去了六次，帮着定了一口井。我们每次都是偷着去，因为怕老乡看见，还要给我们烧水喝，人家本来就没有水，所以我们都是偷着去。
最后定井的时候，正赶上办学习班，我领了一百多人到那里去，有北京地质力学所的一位黄老师，山西水文队的几个工程师，漫山遍野都是人。当时流行地质力学找水，我让大伙看一看，这个井该怎么定，他们毕竟没有我们了解的多，只简单的说了说，我来过几次了，心里有底，就讲这个井是怎么定的。那一天没干别的，就干这一件事，讲这口井。
这口井定下来之后，我们跟省里说，这个村太穷了，没有钱打井，你们每年国家都给水利款，帮着打了吧。后来省里给打了一眼井，把这个庄的吃水问题解决了。村里的老百姓捧着煮鸡蛋送给我们的找水人员，这是他们所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地方上一个钱也没出，都是单位的钱。设备只有一辆自行车，也没有汽车。哪像现在呀，一出去大车小车，各种仪器都有。那时啥也没有，就几个人，靠自己的工资把事办了。
我（右一）带领学习班部分学员在曲阳县郭家庄实地讲解山区找水及水文地质填图野外素描图的绘制方法（左一李明，左二孙逊，左三李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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