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杨云龙撰写
出版《山区找水》
在完县那一年，年底放假，其他同志都回家了，我没有走，住在完县水利局，利用这个假期，把我们调查的资料，主要是山区第四纪松散层的水和不同岩层井的出水情况进行了总结。回到单位后，清绘，画图，写上说明，翻印了几份，送给了地质部水文局。当时，水文局主持工作的李敏玲（女工程师）传给了水利部，水利部对此很重视，越传越广，引起了科学出版社的注意，他们计划出版这本书。
73年的一天，科学出版社来人，找我商量出版事宜。当时我正好摔了一跤，在家休养。72年，我的老婆孩子才从东北老家搬来和我团聚（具体过程我在后面会讲到），我们全家住在保定郊区一个叫城苑的村子里。那个村子，吃水要挑水，我家连水桶都没有，我借了水桶去挑水，结果脚底下打滑，一下子摔倒了，肋骨撞在水桶上，半个身子都肿了，只好卧床休息。那天我正在炕上躺着休息呢，秦志学领着科学出版社的人到了我家，我也不能起身招待，只能躺着和他们说话，他们在地下坐着马扎，就这样把出书的事情定了。后来，我在原来总结材料的基础上，加工成第一版的《山区找水》，74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那时候出书不能写个人姓名，所以封面上写的是河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第四大队。现在看的话，作者是谁呢，不知道。不能署名，能写个单位，就算不错了。第一版印了四万多册，很快就卖光了。出版社又找我，要加印，正好这期间我们又有新的材料和实例，于是就借加印的机会补充完善。第一版是我个人写的，第二版的时候，因为我其他工作比较多，指定让庹勇、崔达义两人写，再增加一些水文地质条件的内容和找水实例。这样，第二版的内容就丰富了很多。76年6月出了第二版，又印了四万多册。《山区找水》这本书前后共印了八万六千册，都卖光了。这本书出来之后，山东、河南、山西这些地质队伍，陆续出了《地质找水》之类的普通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为地方培养永远不走的找水队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个时候总结的名词，很容易让人听明白。比如说，两软夹一硬（指两个软岩层中间夹硬岩层），两硬夹一软；看着岩层似浪翻，里面断碎总有泉；两谷夹一嘴，必定有泉水……都是这种谚语，通俗易懂。
这本书的部分找水实例，后来被长春地院、宣化地校的教科书吸收了进去。这时候，山区找水才作为教学内容，在地质院校里面逐渐流传开来。
《山区找水》一书封面（第二版）
从曲阳走向全国
山区找水，三个地方比较出名：河北曲阳、河南密县（现在的新密市）、山西昔阳（有名的大寨所在地）。其中，河北曲阳是最先出名的。当时我写的总结材料传到水利部门后，水利部门特别重视，找到我们，让我们把这个材料好好总结总结，决定召开现场找水会议。现场会开了三次，都是在保定召开的。第一次是保定地区各县水利部门参加，第二次的参会范围扩大到北方八省市，第三次最为隆重，以国家计委地质局的名义召开，地质部水文局贾福海总工和益君处长，及水利部共同主持，北方十七省、市、自治区的水文队、水利部门参加。
我讲最隆重的一次－－北方十七省、市、自治区支农找水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时间是1975年4月14日至25日，会期十天，以现场参观为主。现场会从满城开始，当时开找水的会，单位都让我出面，我就给大家简单讲了讲，不能讲太详细。然后从满城出发，到曲阳，容城，望都，参观现场。在曲阳县参观了庞家洼打出来的溶洞，在大家的印象中，南方有暗河溶洞，北方很少很少的，没想到在曲阳打出个溶洞来，正好赶上开现场会，引得大家争相观看。水利部门的人员又让我介绍，我老实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有溶洞，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大伙听了，哈哈大笑。
在曲阳住了两宿，然后到山西昔阳，正定水文所为那里的找水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到河南密县，还到了河南的其他几个县，具体我记不清了。因为这个会是水利部门组织的，地方上非常重视，搞的也特别隆重。有的县，县长、副县长跟着，各县的水利部门，开的都是最好的车－－212布篷车，这在当时是最高级的了。警车、摩托车开道，这些布篷车在后面一个一个跟着，非常气派。每到一个地方，各地都准备了土特产给会议代表。现场会结束后，到达河南郑州，我们住在郑州中州宾馆，又把这一阶段的找水工作作了总结，才算结束。
通过召开现场会，支农找水这件事情就被鼓动起来了，由此掀起了一个找水的热潮。这样一来，各个县的水利部门，为地方做了很多实事，解决了不少问题。
1978年，山区找水的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80年，山区找水曲阳组获得地质部嘉奖令。由此，水文四队更加声名远扬。
山区找水工作取得的这些成绩，从曲阳山区到保定地区，到整个河北山区，进而推广到全国，引起国家计委的重视和推广，从而形成水文地质工作成果直接运用于国家建设和直接服务、解决山区缺水问题，并建立永远不走的水文地质队伍。这一套工作，从头至尾的每一步，都得到地质部水文局总工程师贾福海的指导，以及我们的队长邓林的全力支持和关怀，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
在曲阳，我们这些找水的人，借了两个光。曲阳县拿出了两张票，一张是自行车票，一张是电视机票，送给我们。当时这些票都很缺，县里也是分配的，单位都分不到。分到县里的票，县里拿出来给水文四队，其他人都没有意见。庹勇要了电视机票，买了台电视机。我要了自行车票，这也算是我们在曲阳找水这么多年，我俩沾的两个便宜。除此之外，曲阳山里人家养猪，那的猪肥肉多，买回来可以炼成油。因为我在曲阳认识的人多，过年过节的时候，单位职工买肉，都托我去买。这也算是我们工作之外的一个便利吧。
曲阳组获地质部嘉奖令奖状，孙大光部长亲笔签发
水文四队的山区找水等四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曲文忠：一声嗟叹一曲终
我们在保定找水，干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多劳动。那段时间，大家跑野外，早出晚归，翻山越岭，加班加点，很多同事长期不回家。曲文忠是找水小组中的一员，他因为工作太拼命，累的得了肝炎，后来病情恶化，没能抢救过来。
曲文忠也是长春地院的，比我晚毕业两年。他来到单位后，干工作相当实在，人也极正派。我讲一件事情，71年，单位盖那座三层办公小楼，就是由老薛和曲文忠负责，华二公司承建。这期间，他与工人一起干活，收拾现场，非常节约，每天把剩下的砖瓦、木料都归到一起，免得浪费。华二的工人说，这个老曲太认真负责了。
曲文忠的情况和我一样，老婆孩子都在农村，没有城市户口，自己住单身宿舍，一个人过的特别简朴，连个箱子都没有，衣服什么的也没有地方放。我跟他说，你在工地上捡几块不用的破木板，钉个箱子，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装起来。他说，那是公家的东西，怎么能随便用。我说，那些破木板都是没用的，在外面扔着也是扔着，你捡几块用。他就不干。后来，跟他一起干活的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工地上找了几块木板，给他做了一个箱子。这是他的工作感动了华二的工人。
曲文忠在唐县找水，特别能吃苦，不管井打的多深，直接跳到井里去查看情况，当地老百姓看了非常感动。由于他长期这么拼命工作，累的得了肝炎。后来，领导终于同意给他解决家属问题，把他老婆调到了隔壁的五四三厂。领导知道他身体不好，告诉他别回去接了，让家人直接来就行，但是他非要回老家去接。回去之后，接家属到城里，解决了城市户口，一下子在全村轰动大了，请客吃饭，又收拾东西，钉箱子搬家，这么一折腾，回来没几天就觉得肝疼。当时我是地质室主任，跟我们室的支部书记高万余（后来调走了）商量，看看能不能到医院找个熟人，赶紧让老曲住院。78年11月，住进保定市第三医院，进去就没有出来，一直到79年3月去世。前前后后在医院有四个多月。到最后，输液都输不进去了，胳膊上扎不进去针，就在腿上扎。我跟大夫说，就拿我们当试验品，哪种药管用，就用哪种药，只要能维持心脏跳动就行。各种药都试，400块钱一针的药也用了，还是没能挽救过来。
老曲临走之前，唐县来了一些农民看望他，大概有二十多人，带着东西，在医院走廊里喊：老曲啊，你不能走！老曲啊，你不能走！因为他在唐县找水，吃了不少苦，比当地人吃苦都多，所以老百姓对他感情特别深。
老曲住院期间，我一直跑前跑后，帮着忙活，尤其是病危到去世的那段时间，我天天都在。当时我只穿个大衣，也没有其他防护措施，单位有人提醒我，要我多注意，别被传染，因为他是肝炎嘛。我说不要紧。临死的时候，穷的也没什么衣服，老薛管后勤，我跟老薛说，曲文忠什么都没有，一定要给他一套衣服。这才给了他一双登山鞋，一顶狗皮帽子，一套衣服，穿上送到火葬场。火葬场的人让第二天取骨灰。因为他们不管烧，找的附近农村的人来烧。第二天，我们陪着家属把骨灰领了回来。
老曲走了，单位开了个追悼会，我致的悼词，有人听了流泪。大家说我写的悼词好，其实不是我写的有多好，而是我跟曲文忠在一起工作很多年，有感情，了解他。
参加全国水文地质会议
1977年，文革刚刚结束，全国的形势渐趋稳定，地质部在山东济南召开了一次全国水文地质工作会议。因为之前很长时间水文地质学界没有开过会，所以这次会议大家都很感兴趣，参会的人也很多。
在这次会议上，地质部水文局的陈梦熊、贾福海，水文所的张宗祜（他们后来都当选了院士），都受到了批判。批判张宗祜说，水文所每年从山西运回那么多黄土，花了那么多钱，但山西还是干旱缺水。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说的是他，因为张宗祜是搞黄土研究的，山西都是黄土层，他每年都要运回一些搞研究。批判水文局的陈梦熊、贾福海工程师，说，我们各个省的水文队，做了很多事，写报告编图，只给工程师看。意思是只给他俩看，他俩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这些成果没有为地方服务。他们几个人，会后都在房间里，蔫蔫的，谁也不敢出门。
发言人批判的重点，是地质如何为地方服务。我们之前的工作模式是，每年上面分配任务，比方说我们单位搞这一区域的水文地质调查，调查完了，写个报告交上去，就结束了，明年再调查另一片区域，还是那样。报告束之高阁，调查成果地方用不上，缺水还是缺水，我们的工作跟地方上一点联系都没有，相当于“两张皮”。所以大家在会上才那样说，说的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
文革之前，地质部门和地方没有联系，人家水利部门，到了县里有水利局，到了生产队还有水利员，是一条线。咱们地质部门跟地方没联系，一点联系都没有。通过山区找水，大家知道了，地方上很需要水文地质知识。为什么找水的时候，地方很欢迎我们去呢，就是这个原因。到了这个时候，才明白了这个道理。为此，地质部也开了几次会，要求地质工作要与地方的需求相结合。
南下安徽找水
1972年底，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全国掀起了构筑防空工事的热潮。当时，海军陆战队有一支队伍驻扎在安徽省肥东县，在山里挖了很多机窝，飞机可以钻到山里。部队人很多，飞机也不少，但是建成后忽略了一个问题－－山里没水吃。这种情况下，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咱们单位能在山区找水，就跑来保定，让我们帮忙找水。单位派我去，我一个人跟着他们来的人，到北京坐飞机。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是那种小飞机，起飞后一颠一颠的。
到了之后，我在山里跑了两三天。乍一看，这个地区是变质岩地区，我就找大理岩，只要有大理石，就有水，这是规律。巧了，在变质岩里还真找到一条大理石带，我心想，这下有救了。于是在山里头，我拿着罗盘，沿着这条大理石带“追”下去，一直“追”到了平原地区，往下延伸到了土里面，看不着了，周围是一片稻田。我心想，一条石脉，总不能随便就断了呀。我就问当地的老百姓，在附近挖井见过这种石头没有？他们说见过。这样的话，我心里就有底了，顺着大理石带的方向定了一口井。我回来不到一年，听说打出水了。
那时候出去，就带个罗盘指方向，没有别的工具和仪器，全凭经验，脑子里知道哪个石头里有水。比如在花岗岩里，你能打出水吗？肯定不能。但是在花岗岩里，你要是能找出个石英岩脉，那肯定有水，这就是规律。到中寒武纪的鲕状灰岩，只要凹下去，就能有水。高山地区，像河北武安、涉县的山区，还有易县三尖岭，为什么缺水呢？因为那里鲕状灰岩的岩层都在高山顶上，这些地区都有含水层，可惜都在高山上。如果岩层往下扎，扎到地下一定的深度，就能有水。我们调查的时候，什么地方有水，你要分析它的石头是什么，这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西北新疆行
197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培养找水队伍。普查部队的成立，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防工程搞个什么项目，都得从头搞起，搞个实验，搞个基地，都不知道有水没水……过去没有搞清楚，现在要补这一课。根据周总理的这一指示，决定组建水文地质普查部队。
1974年5月3日，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普查部队组建，普查部队由第91、第92、第93三个师级指挥部和12个团级大队组成。其中，第91指挥部以沈阳军区工程建筑第307团为基础组建，机关驻内蒙古呼和浩特，辖第901、第902、第903、第904大队；第92指挥部以兰州军区空军工程建筑第12团为基础组建，机关驻甘肃兰州，辖第905、第906、第907、第908大队；第93指挥部以第二炮兵工程建设第144团为基础组建，机关驻四川成都，辖第909、第910、第911、第912大队。
普查部队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开展工作，要求地质部门全力配合。我们水文四队为其干了五项实事，其中两项是行政方面的。一是在单位抽调技术人员参军，当即抽调我队技术负责孙培善去北京水文指挥部，抽调化验人员宋同安去沈阳普查部队工作。二是普查部队需建立一个机修厂，修理汽车，地点选在保定，并决定建在我单位原打算盖家属宿舍的地方。
其余三项是技术方面的。一是为普查部队举办一次遥感学习班，时间约一个月，由水文局益君处长和我共同负责主持，在保定饭店举办。我队李景豪、王永哲、王振增、王宇等人讲课辅导，主要内容是卫片解译，解决水文地质问题，并到野外实习。二是水文局下达为普查部队专门编写一本《水文地质手册》，该手册由我队方鸿慈总工为顾问，李景豪、刘惠生二人主编，另有北京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老师参加部分撰稿，74、75两年完成，于76年出版发行。三是配合第93指挥部开展水文地质普查工作，因为这件事情我三次进疆。
这三项技术工作由地质部水文局出面主持，具体任务落到我单位地质室，因为我是室主任，所以每项工作都配合水文局领导完成。
第一次去新疆，单位派我一个人去的，坐的是部队的大卡车，路特别不好走，人坐在车里，往上颠一下，往下墩一下，颠了好几天才到。到了之后，沿着天山走了一圈，库尔勒－－轮台－－库车，最远到了喀什，路上走了好多天，一路尘土飞扬。因为是跟部队的人出去的，每到一个地方，就住在兵站。
第二次是1978年，我们一行八人乘坐飞机去的，这八人是我，李景豪，王永哲，王振增，王文通，宋金奎，黄松尤，陈伯太。我们先飞到乌鲁木齐，因为是跟部队合作，所以走之前他们给我们开了介绍信。介绍信抬头写的是“首长孙德钦”，内容是我们一行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给予照顾。到了之后，找到了“八楼”－－乌鲁木齐最好的部队招待所，我们把介绍信递上去，对方一看首长来了，赶紧下来迎接。我们一行八人，扛着行李在外面等着，穿着破工作服，登山鞋，饿的又瘦。同行的黄松尤说，看看这首长的德行，什么他妈的首长，真给部队丢脸。大伙儿哈哈大笑。后来我们又到阿克苏，然后分成两个小组，与普查部队共同工作，时间大概两个月，完成既定任务后返回。
第三次是1979年，也是乘坐飞机去的，我们一行四人，有我，陈伯太，黄松尤和宋金奎。我们从乌鲁木齐直飞和田，与当地普查部队共同开展野外各项核实工作。为使工作开展顺利，事先约好一切对外联系、工作安排均由陈伯太负责。
到了新疆，我们坐着大卡车，跟着普查部队跑野外。新疆太大了，人烟稀少，跑一天，连个居民点都没有，一个人也看不见。看见村子了，我就进去看看，一看真穷呀，一家子五六口人，最多一床被子，一个炕席。但是每家都有个葡萄架，支葡萄架的木头，比盖房的木头都好。有一次，我遇见和田地委书记，一起吃饭，聊起来，我把到农村看到的情况说了，地委书记说，解放三十多年了，现在还这么穷，挺对不起当地人的。
我们去新疆，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普查部队开展卫片解译，将解译的成果展在图上，然后到野外实地考察，对照现场核实，成果归入了部队的报告中，我们自己没有再单独提交报告，所以，现在也没有留下什么资料。
穿着部队衣服在新疆和田招待所前留影（1979年7月）
新疆和田招待所前留影（中间是我，右一陈伯太）
新疆和田招待所前留影（1979年7月）。前排三个穿军装者为普查部队技术人员
在新疆地质调查，与当地维吾尔老汉合影
新疆和田地区野外地质调查
新疆野外地质调查时午餐留影，中间戴墨镜者是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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