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 杨云龙撰写
人人自危
后来，武斗越发泛滥，普通人稍不留意，也会被打。文革时期流传一个笑话。讲一个人在大街上走，迎面来了一群人，问他是哪一派的。那人说是红楼派的。对方说，打的就是你红楼派！把那人打了一顿。继续往前走，又遇见一群人，问他是哪一派的。这回不敢说红楼派了，说是工总派的。对方说，打的就是你工总派。又被打一顿。接着往前走，又遇见一群人，问他是哪一派的。这回不敢乱说了，哪一派也没有参加。对方骂道，妈的，打的就是你这样的逍遥派！又被打一顿。这虽然是个笑话，却反映了当时随便打人的现象很普遍。我反对打人，有事说事，不要打人。斗邓林，我从来没有碰过他一下。
文革时期，把一个人定为反革命很简单。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比方说跳忠字舞，向左看代表保卫毛主席，向右看代表打倒刘少奇。你要是稍微不注意，左右搞反了，马上被打成反革命，很简单。那个时候的报纸，也不能随便拿去上厕所。当年在正定的一间厕所里，发现一张擦大便的报纸，上面有毛主席语录，为此事追查了好长时间。
有一次我们到郑州出差，在二七纪念塔广场上，有两派人正在辩论，其中一派叫“二七派”，另一派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周围全是群众在围观，我们也站在人群里听。听了一会，同去的一个同事左克千，突然嘀咕了一句：我听着二七派也没啥问题呀。这句话可不得了，惹下大祸了。我们站在了另一派的人群里，被旁边的群众听到了，一把把左克千拽出来，大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刚才说那话什么意思？一群人围上来就要打他。我们几个赶紧过去解释，说是外地过来出差的，不了解情况。对方说，就有支持二七派的人，冒充出差的，打他！我们紧拦慢拦，没有打他，吓得够呛，再也不敢吱声了。
那个时候，人人自危，大家也不敢在一起说话。比方说几个人关系不错，搁现在的话，一起下个饭店，点几个菜，吃完了再唠唠嗑，那时候绝对不行。你看不到两三个人在一起说话，不敢，一是怕有人看见告密，二是怀疑对方告密，人们的警惕性相当高。这就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普遍如此。
被逼离开
文革时期，单位的两派刚开始是自发形成的，慢慢的就固定了下来，各派的负责人都是闹革命、搞串联的积极分子。后来，1968年8月16日，我们“工总派”率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次日，即8月17日，“红楼派”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军队也牵扯进来，38军支持我们“工总派”，河北军区支持“红楼派”。两派的斗争开始升级，从大辩论、大字报的文斗，发展成了武斗，动上枪了。
河北军区在航校给红楼派发枪，被工总派发现。河北军区的人说，不是我们发枪，是他们红楼派抢枪。实际上我们看的很清楚，是河北军区发的枪。红楼派有了枪，38军没有给我们发枪，这样一来，我们在斗争中就渐处下风了。
有了枪的红楼派更厉害了，他们和省印出版社联合起来，不断骚扰我们。68年11月，我们被他们赶出了单位，住进了保定饭店。文革时期，保定饭店也没人了，我们这一派到了那里，大桌子当床板，就住下了。
当时我没有跟大家一起搬走。为什么没走呢？我寻思着，我是单位的老人了，大家平时关系都挺好的，虽然是两派，你还能把我怎么着呢？所以我就没走。我们这派还有一个崔达义，挺老实的一个人，他也没走。我俩没走，后来还真惹下麻烦了。
我们这一派，最恨红楼派的李某某，管他叫“哈巴狗”。虽然彼此都是同学，但是闹起来之后，恨得不得了，也就不说什么同学不同学了。红楼派有一个人，叫薛进余，我们管他叫老薛。老薛是部队转业的，在内蒙的时候，分到我们单位，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他带领大家种大白菜。有一天，老薛到市里买菜，被我们这一派的人抓住了。抓住之后，大家想利用老薛引李某某出来，就让他给李某某打电话，说出来买菜买多了，拿不回去，让李某某来接。结果等了半天，李某某也没来。我们这派的人就跟老薛说，他不来就不放你。于是又打电话，说不来不行。最后李某某去了，去了一看，形势不好，也没露面就跑回来了。我们这派抓老薛，也不能白抓呀，就把老薛打了一顿，屁股都打肿了。当时老薛岁数挺大的了，挨了一顿打，放回来了。
老薛回来之后，跟他们这一派说了自己的遭遇。他们说，把老孙抓起来，打老孙。于是我和崔达义就被抓起来，让我俩看老薛被打肿的屁股，大家伙嚷嚷着要打我。我和老薛这些年在一起，关系不错，他帮我说话：打老孙干嘛呀，人家老孙都不知道这事，怎么能打他呢，不能打。老薛这么一说，他们没打我，把我俩关到了一间平房里。
当时是冬天，已经很冷了。他们把炉子撤了，屋里只有两个床板，行李搬进来，让我们在里面冻着。到吃饭的时候，拿两个窝窝头和咸菜。晚上还派人看守，看守的人拿着大铁棍子在门口水泥台阶上墩，墩的当当响，那意思是你们跑不了，我们看着呢。相当于临时设置了一个小监狱，把我俩关押起来了。
老薛和他老婆都在后院住。我俩被关起来后，有一次，老薛老婆推着车，经过我们的小屋，见开着窗户，看着我俩，说了两句毛主席的诗：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老薛老婆突然来这么两句诗，我和崔达义听见了哈哈大笑。这个老娘们，还会背诗。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老婆现在还健在，老薛已经没了。
我们被关了四五天，也没怎么样，就把我们放了。放了之后，我还在单位里面住着，没有走。有一天晚上，红楼派找了省印的一批人，来敲我宿舍门。我当时正在睡觉，只穿着一个裤衩，他们进来后，拿着枪顶着我后腰，说，老实点，不许动，不许回头看！说了这么几句，就走了。这是他们在故意吓唬我，赶我走。我一看形势不好，得了，也走吧。第二天就走了，搬进了保定饭店。
我们这批人，往外跑的时候，比较着急，行李什么的，带的非常少。后来在保定饭店住的时间长了，想回单位拉点东西，但是谁也不敢回来。后来他们让我回来，帮他们取行李，我就把这活应了。为什么我敢回来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在单位是个老人了，他们谁也不好意思打我。于是我拿了九把钥匙，他们花钱，雇了九辆人力三轮车。每家要拿什么，记在纸上，我开门去拿，装了满满九车，浩浩荡荡的，拉回保定饭店。现在想想，文革那个时候真是热闹。
65年这批大学生来了之后，因为单位没有任务，所以都找了对象，结婚、生子、孩子上学，一样也没耽误。前一段时间，大家聊天，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大骂文化大革命怎么怎么不好。我跟他们开玩笑说，谁都可以骂文化大革命，唯有你们65年来的人，不能骂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不怎么上班，工资照发，你们结婚生子，孩子一直到小学，甚至到中学。而且你们这批人，养的孩子，都是二胎。我给他们数了数，多数是一男一女。我说你们这批人不能骂文化大革命，你们沾了多少光呀，那时候要是工作多，都出野外，哪有时间结婚生孩子。我这一说，他们不吱声了。
一箱珍贵的石头
文革的时候，我丢了一箱石头，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的可惜。
科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李四光的《地质力学概论》一书，书中有一页插图，是冰碛层中一个完整的石头，由于地质力学的作用，扭曲、挤压变形的照片。当年在正定的时候，我曾经在黄壁庄水库的溢洪道，发现了这样的石头。我利用礼拜天的时间，自己去了两次，领着人去了一次，捡回来很多。这些石头都是石英砂岩，被冰碛层压得变了形，石头外面都是泥包裹着，红泥，黄泥。各种各样的变形，比书里面的还全。我整理石头的时候，先用棉花包上，防止碰碎了，再编上号，写上名字。运回单位后，找了个木工，专门做了个箱子，装了满满一箱子。当时没有照相，汪原理帮忙，一个一个的画了下来，还上了色，画了厚厚的一本子，跟石头一起放在箱子里。为了这些石头，费了好大劲儿。后来又从正定搬到保定，从小集街搬到平房，因为单位资料室不收，就一直在我宿舍桌子底下放着。
1968年冬天，我被另一派逼走之后，住进了保定饭店。单位里面乱哄哄的，管资料的是物探人员，他看着这些石头没用，就给扔了。1969年我回来后，开始找这些石头，哪里还能找得到。
这箱石头，比内蒙那批石头还宝贵，因为它是地质力学现象的一个典型反映，而且比李四光书中列举的种类还多。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
后来，地质力学理论还用来指导找水，也比较灵验，长春地院的刘国昌教授还办过此类的学习班。七十年代，我们在曲阳找水的时候，专门成立了个地质力学组，就是利用地质力学理论来找水。这个地质力学组一共三个人：我和马志靖、马邵忠。有一次，我在曲阳发现了一个深坑，在这个深坑里面，凡是露头的地方，都是扭曲的岩石，这是典型的由于地质力学的作用而扭曲的红色页岩。这些岩石变化特别明显，特别典型。我利用地质力学的观点，画了一套素描图。当时我想，这个地方应该保护起来，作为地质力学野外观测基地。
北京有个地质力学所，李四光生前担任名誉所长。那时候他们办培训班，我去参加，还跟李四光握过手，没有交谈，只是握了握手。等到李四光去世之后，地质力学就冷了下来……
支左见闻
所谓“支左”，就是文革前期，军队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简称。1967年初，全国开始“夺权”之后，基本处于内乱状态。为了稳定局势，3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决定）。支左指军队支持左派革命群众，支工指支援工业，支农指支援农业，军管指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指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针对全国各地不断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于1968年7月3日和7月24日发布布告，要求停止武斗，解散武斗队伍，上缴武器，恢复交通、通讯等。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布布告，重申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内容，同时要求离岗人员迅速返回本单位。38军和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也发布了“七二八布告”和“七二二布告”，要求克服派性，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群众代表结合）。8月，空军在保定上空空投了这三个布告。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从保定饭店搬回了单位。
搬回单位后，按照中央布告要求，全队实现了革命大联合，两派合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至此，两派的争斗逐渐平息，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隔阂，关系实在不行的，就调走了。“红楼派”调走的比较多，尤其是技术干部，基本上都调走了，剩下了一些行政干部。
我们单位的支左部队是38军，两派合并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代表雷昌全。支左时期，单位行政不归部里管了，归部队管，单位的一切事情由雷昌全一人说了算。部队的这些人，没有地方去，就硬安排进来了。我记得支左的部队里面，有个15岁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当兵了，是部队子女。一次批斗会上，斗我们的书记刘庆兴。那个小孩说，你是个假党员！15岁的孩子呀，说我们的老书记是假党员。刘庆兴急眼了，马上顶了回去：我是假党员？我出生入死打鬼子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刘庆兴是个老书记，人比较正直，爱说实话，我们大伙都挺拥护他。他是部队转业的，战争年代火线入党，不像现在，又找你谈话，又要填表。那时候没有这些，看着你人不错，就入了，刘书记就是这么入的。他喜欢抽烟，在战场上站岗的时候，不让抽烟，他偷偷抽，一个子弹飞过来，命大，没有打中，擦着头皮过去了，所以他头上有一块没有头发！
支左时期，给我们吃忆苦思甜饭，就是煮红薯，皮也不洗，就那么煮了吃。通过支左，我观察到，部队的一些不正之风，逐渐蔓延到地方上，这个非常明显。首先就是为老婆孩子安排工作。比方说两个人，你把你的孩子给我，我把我的孩子给你，安排到对方单位里。通过这种方式，部队的很多子女安排进了单位，也有安排老婆的。过去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表现的非常明显。
第二个，就是吃吃喝喝。抽烟喝酒这一套东西，也是部队衍化到地方的。为什么我知道呢？那时候38军有宣传英雄人物的任务，他们就在我们单位找了四个人，我、王世鼎、贾忠西、杨华，帮他们写材料，画宣传画。后来杨华没去，就我们仨，干完活之后，晚上有夜宵，招待我们，还抽烟喝酒。我们就问，这烟酒的钱从哪里来的呀？他们说，我们部队每年都有固定的招待费。我才知道了。我从参加工作到文革，十几年时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地方上哪有这钱呀，没有。地方上连烟都没有，后来才慢慢衍化成，来了当官的，吃饭不要钱，也有烟抽。这些都是从部队传过来的。所以，为什么部队的服装、军帽值钱呀？要是抢个解放军的军帽戴戴，都非常了不起。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同年10月，咱们单位的支左部队也撤走了。
保定武斗
文革前，河北省委省政府在保定，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刘子厚，省委在直隶总督署里面办公。学生们整天在总督署门前静坐，要打倒刘子厚。后来刘子厚出来接见了学生一次，说，你们喊打倒我没有用，都回去吧，别在这挨饿了。我倒不倒中央说了算，我要是倒了，你们保也保不住，中央不说倒，你们喊打倒也倒不了。这都是实在话呀，这么一说，学生们才散了。
文革爆发后，保定的武斗比较厉害，整个社会乱糟糟的，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保定局势太混乱，1968年1月，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指示，被迫搬到了石家庄。
保定武斗的时间长，小打小闹不断，也死了一些人。文革过后，有的家属上访。据我所知，上级政府的答复是：文革期间斗死的，叫死人事件，不能叫烈士，也不叫英雄。那些死了的，大部分是贫下中农的孩子，还有工人的孩子。他们没有负担，冲锋陷阵在最前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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