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 杨云龙撰写
山东沂蒙山区抗旱
山东沂蒙山区抗旱属于华北抗旱工作的一部分，参加的人有我、赵羿、温忠谦。我们三人到了沂蒙山区后，与泰安区水建指挥部、漳丘明水镇水管局、山东省801水文队技术人员一起，到缺水地区调查。到了下面一看，缺水非常严重。
当时的情景是，凡是缺水的村子，家家户户一个水窖，吃水用；每块地头一个水池子，浇地用；每个村子在地势低洼处建一两个大水塘，供牲畜用水。这些窖、池、塘，都是政府出资修的，用于收集雨水。当地没有吃地下水的习惯，也没有能力打井。多数人家常年吃的就是这样的雨水，质量非常差。我们三人住在县招待所，吃的水里面全是红通通的小虫子，要煮开才能喝。县一级的招待所尚且如此，可想而知下面的情况。那种大水塘里的水根本就不能喝，一下雨，什么粪便垃圾，所有的脏东西都冲进去了，但是没有办法，牲口还得喝。
我们看了之后很受震撼，用水太困难了。不管是淘米水，洗脸水，没有一点浪费的，全都再利用。因为缺水，老百姓都很穷，十几岁的孩子了，不管男孩女孩，连个裤衩都没有，光着屁股满街跑。每个人抱一个瓶子，里面装点水。我们过去搞调查，光屁股小孩围一圈，每人抱个瓶子围着看。
我们的工作是调查旱情和缺水的原因，以及当地的地质条件，岩石层状、裂隙情况等。同时宣传什么样的地基可以挖窖，什么样的地基可以建水塘。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这里多石灰岩，表层土很薄，下雨后很快就渗入地下，水土流失严重，对农业种植和地下水的储存极为不利。有的水窖修在了石灰岩上，底下铺水泥，结果水泥裂开，水一夜就漏完了，没有存水的地方。所以，石灰岩地基不宜建水窖，砂页岩地基适于建地窖，因为其产状平坦且岩石没有裂缝或裂缝极小。
同时我们提出，政府为村民所建窖、池、塘，只是一个过渡办法，要想彻底解决缺水问题，必须有长期的规划。
山东沂蒙山区抗旱（1967年8月）。右一是我
大辩论
文革初期，盛行辩论。两派都自称拥护毛主席，你也拥护毛主席，我也拥护毛主席，吵的不得了，就开始辩论。辩论，也叫“打语录仗”，就是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各自从里面挑选符合自己观点的内容。这一派挑一句，那一派也挑一句，谁反应快，谁嗓门高，谁就占上风。这就是文革时期的辩论。
辩论分两种，一种是内部辩论，单位内部两派之间互相辩；一种是外部辩论，两个单位之间互相辩。
有一天晚上，内部辩论，我们这一派挑了小王和其他几个口才好的，与对方辩。双方越辩越激烈，声音越辩越高，小王跳到桌子上，情绪高亢，把另一派辩的哑口无言。辩论达到了高潮，就在这时候，另一派的张某某突然站起来，抓着一把子弹头，说，大家看这些子弹头，这是他们晚上放枪，把我的门都打了。他这一说，把大家都吓坏了，谁也没见过这个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小王赶紧从桌子上下来，我们这一派的气势一下子就不行了。对方污蔑我们放枪，还拿着那些子弹头，这样我们就彻底垮了。第二天，大家议论子弹头从哪儿来的，后来才查明，原来是孩子们在航校后面的打靶场里捡的，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是内部辩论。
当然也有外部辩论。当时单位的东边，一墙之隔，就是邮电学校，他们一批学生过来辩论。这批学生的头头，也是红楼派的，他们这个组织，叫金向党，带着一批人到我们单位来辩论，就在前面的大食堂，里面放着桌椅板凳。我们这边挑了几个能说的，和这批学生辩论，其中就有我。结果越辩我们人越少，他们这批学生一个没走，我们这边就剩我一个人了，其他人都走了。我正辩得起劲儿呢，回头一看，就剩了我一个人了。他们出去之后还说，老孙怎么没出来呀？事后我问他们，怎么辩着辩着你们都走了呢？他们说，跟这些学生辩，没有意思。
其实大辩论，辩来辩去，也辩不出个所以然，白费口舌而已。但是在文革初期，非常盛行。
悔不该批斗邓林
解放前，邓林就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地质系学习，是一名地下党员。解放初期，邓林在军管会负责接管地质调查所等单位，保护了地质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是地质部的元老。邓林来咱们单位之前，在湖北省地质局物探队当队长，1963年，地质部把他调来单位当队长。除了文革时期的70年至72年，军代表当革委会主任之外，直到81年离开单位，邓林一直是队长，前前后后，为单位出了不少力。我只说一件事，1979年盖前面那栋五层的白楼，全靠邓林。当时上面的拨款，只能盖到四层，而且只有一个空架子，连窗户钱都没有。邓林是老干部，老资格，就到北京要钱，不给钱不走，硬要回了钱，加了一层，盖了五层，窗户钱也有了。这栋楼确确实实是邓林的功劳。盖完这栋楼，大家才从后面那个三层小红楼里搬出来，搬到了新楼，小红楼做了招待所。
文革的时候，斗走资派，邓林可吃了不少苦头。所谓走资派，就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就是走资派。邓林是队长，当然就是走资派。两个派别的人，都想显示自己是造反派，怎么显示呢？谁斗走资派斗的狠，谁就是造反派。因此，为了标榜自己是造反派，都把走资派往死里斗。
前前后后，斗邓林很多次。刚开始的时候文斗，只是语言上的批斗，后来就有了身体的折磨，最后就比较激烈了，游街示众，殴打。记得有一次斗邓林，两个科长陪斗，让他们三个人站到一个特别窄的小板凳上。那时候他们的岁数也都不小了，我们年轻人都不敢站上去，让他们站上去，站上去后还不许动，老老实实的，大家说啥都得听着。
有一天晚上斗邓林。两派都想斗，下午六点多，大家就开始酝酿。邓林住在平房，我们这一派先下手为强，先把邓林“抢”了过来。抢过来以后，把他拉到食堂，开始斗。结果另一派知道了，到食堂“抢”邓林，也要斗。因为我们这一派人多，他们抢不过，于是两派商量，干脆合起来一起斗吧，于是两派一起斗邓林。
批斗会开始的时候，邓林在前面跪着。两派各选一个人主持会议，我们这派选我主持。两派见面，也顾不上斗邓林了，又变成了“打语录仗”，所以主持人的脑子要灵活，对方说完一句，你得赶紧想一句对应过去，那劲头相当高涨，声音越高越好，争取把对方压下去。就这样来回斗，从下午七点斗到凌晨三点，也不知道当时的人哪儿来的那么多精力，也不困，那精神头儿，可足了。
邓林开始是跪着，时间长了受不了，就蹲着。后来我想，咱们蹲一会儿就受不了了，何况他蹲那么长时间？所以你想想，他遭的那个罪，到了啥程度。凌晨三点散会的时候，邓林已经瘫了，站不起来了。他说，老孙呀，你帮我找个棍吧，我柱着棍回家。我就去找了个棍，他拄着棍，他老婆也在，搀着他回去了。
再到后面，斗争就更加激烈了。那个时候，哪个单位革命革的好，就把走资派拉到街上去斗，而且拉的越远越好。所以经常看到拉着走资派游街的，有的还戴着高帽子。我们开着单位的大卡车，把邓林拉到大街上批斗。邓林在中间，周围站一圈人，边走边喊“打倒邓林”。大家喊“毛主席万岁”，邓林也喊“毛主席万岁”，大家一下子就把他脑袋按下去：不准喊，你没有资格喊“毛主席万岁”！
不光游街，还要挨打。薅着头发，脑袋往车上磕，后来斗了几次，邓林就剃了光头。
邓林被斗倒后，让他打扫厕所。同他一起打扫厕所的，还有一个人，是单位职工贾某某的爸爸，他爸爸之前是国民党的干部，可能在部队里面当过团长，被遣送回家后，归我们单位看管。邓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属于现行反革命，贾某某的爸爸是历史反革命。两个人一起掏厕所，结果有一天，他俩打起来了。为什么呢？谁也不愿意到里面去掏，都想在外面等着抬现成的。邓林说，你应该去掏，你是历史反革命！那老头说，你应该去掏，你是现行反革命，现行从重，历史从轻！俩人谁也不掏，打起来了。当时有人专门负责看管他俩，他俩找去评理，看管的人把他俩批评一顿：什么历史、现行，都是反革命，好好干活！
邓林心理很强大，怎么斗都没事，一般人早受不了了，他没事。57年反右的时候他也受到了冲击，他说，我在湖北，八百张大字报都没有把我打倒，这算什么呢！党迟早会给我平反的。他是老革命，经历的政治运动也多，是个老“运动员”，锻炼出来了。在我们单位斗他的时候，问他什么说什么，问他什么承认什么。问他认识某人吗？他说，认识，那人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模样，我俩关系还挺不错。说的跟真的一样，实际是编的。斗他的人就会觉得，老邓挺老实的。实际上这是一种生存智慧。
现在回忆起来，批斗邓林是干了一件悔之又悔的傻事，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成员，深感对不起他，深表歉意。约1982年，邓林调到天津地质局当局长，我们单位一些老同志经常去看望他，1991年所庆30周年时，还把他请回来参加庆祝活动。他家在北京，退休后我们在北京一同参加老干部聚会，我们保定这批人称“邓家兵”，大家欢声笑语，畅谈过去。
2016年9月，邓林走完了他光荣而坎坷的一生，我和单位的一些老同事前往北京三医院殡仪馆，送我们的老领导最后一程，祝他一路走好……
夺权
1967年1月，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于是，全国掀起了夺权的热潮。
北京作为首都，自然是各种运动的中心。那时候，单位的工资需要派人到北京去领取，我经常到北京领工资。北京也是乱哄哄的，上海夺权不久，地质部的权也被夺了，水文所的一个人，还去当了几天部长呢，可见当时有多乱。
文革时期，我们这一派的肖锋，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单位串联，消息比较灵通。1967年冬天，有一次，他到北京办事，看到北京的单位已经开始夺权了，回来后，便召集我、奚青、左克千，商量夺权。最后决定，当天晚上就夺。夺权就是夺单位的章子：党委章、行政章、收发章。夺了章就代表夺了权。其中，行政章在秦志学老婆张淑英手中，党委章在杨芳祥手中，收发章在谭慧敏手中。这三个章子夺到手，就算夺权了。我们几个人商量如何分工，谁夺哪个章，商量到后半夜。因为我和张淑英关系挺熟，决定让我去夺行政章，肖锋夺党委章，奚青夺收发章。
我夺章子想了个办法，撒了个谎。我拿着一封介绍信，假装要盖章，半夜去敲张淑英家的门。当时张淑英已经怀孕，挺着个大肚子，我敲门的声音很小，等了一会儿，她出来了。我说，这么晚了，刚才北京来电话，说有着急的事情，让我明天出差，早上就走，你拿章子出来，我开个介绍信。她信以为真，拿出章子来，我一把抢过来，对她说，咱们单位晚上夺权，派我来夺你的章子，你别害怕，知道就行了。她倒是一点也不着急，很平静的说，不要紧，现在全国都在夺，你们夺吧。就这样，我把行政章夺了。
杨芳祥是党委办公室的，党委章在他手中。也是大晚上的，肖锋、奚青、左克千三人找到杨芳祥，夺了党委章。这样，一个晚上夺了俩章。第二天送信，奚青把收发章也夺了。
三枚章子都夺过来之后，我们当晚贴出布告：昨日正式夺权，自即日起，水文四队的一切权力归我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有，云云。当日另一派也贴出告示称，一些牛鬼蛇神夺我革命派之权是无法无天，我红色造反兵团一概不承认，并令速交回一切公章，云云。
两派前后又写了不少大字报，互相攻击，热闹了好一阵子。
这三个章子夺来了，我们心想，这下好了，上面来个什么事，不全咱们管了吗？咱们愿意干啥就干啥，另一派也不知道。可是这三个章子谁管呀，这他妈犯愁了。当时毛主席有个指示，认为权力没有在贫下中农手中，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要夺权。按照这个要求，夺回来的权力，就应该交给贫下中农。于是就在单位找，找来找去，找了一个工人，家里最穷最红的，出身最好，他家在上海住。我们给了他一个口袋，告诉他，这三个章子由你管，用的时候你就盖。他把这个装章子的口袋别在腰里，走哪儿带哪儿。单位不管什么事，都找他盖章，他一个人既代表党委，又代表行政。时间一长，他也拿够了，出了事怎么整呀，心里害怕。找到我们说，不想拿了。那时候他穿着一双破登山鞋，我们说，你把章子放进鞋里，搁你床底下，没人找得到。就这样，三个章子在他的床底下放了好多天。
后来事情慢慢过去了，我们这群人想，这事也没啥劲，夺权有什么用呀，干脆交回去吧。哎呀，夺权容易，交权，费了劲了。党委章倒好说，杨芳祥自己拿了回去。行政章呢，让我去还。当时史四牛是副队长，我就找老史说，你把章子拿回去吧。史四牛一拍桌子，说，你们在哪儿拿的，还哪儿去？在厕所发生的事，上厕所解决去！稀里糊涂，我又把章交回去了。
这就是咱们单位的夺权。现在想想，真是荒唐又可笑，可是当时的基层单位，个个都要夺权，没有一个单位不夺的。
风暴中的何长工一瞥
文革前期，我还参加过一次地质部批斗何长工的大会。那次是1968年9月左右，我去北京出差，正好赶上部里要斗何长工，让我们去现场观看。批斗会在地质部礼堂进行。那个地质礼堂是李四光回国后，专门为了他讲学盖的。当时，地质部的几个部领导，已经被夺了权，停止工作，住在现在地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地上铺着地毯，在上面睡，不让回家。
那次斗何长工也非常激烈。我们是外地的，不怎么知道内情，就是被叫过去看。何长工坐在椅子上，台上有人历数他的“罪行”，当说到他出卖组织，因为他的告密，很多共产党员被杀时，何长工急眼了，站起来大喊，让我说两句吧，不是那么回事啊！话还没说完，马上上来两个红卫兵，“啪啪”两个嘴巴子就给打倒了。那家伙，太狠了，我们在下面看着，真他妈的难受。
运动一起来呀，谁也控制不住。中央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很多地方，说着说着就动了手。像蒯大富他们，五大学生领袖斗的更厉害。每次运动一起来，都有过头的。
我的想法是，即使罪大恶极，也要有个程序，不能随便抓起来整死。文革期间，打死了很多人，后来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是已经晚了，两大派已经形成，也斗了这么长时间了，人已经斗急眼了，再想往回收，就很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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