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钦口述 杨云龙撰写
撤到北京
1962年初，我被抽调到北京，参加西北三省总报告的编写，住在百万庄水文所。不久单位被解散，留下的人撤到了北京，住在通县，但是不能落户口，只是“暂住”在那里。
在北京期间，我回了一趟老家探亲。孩子他老姨给了我五斤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啊，太值钱了！我带着这五斤全国粮票到了北京，趾高气扬，可神气了，心想再也不用挨饿了。可是到了北京，连个火烧也买不到，连个卖馒头的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揣着五斤全国粮票照样挨饿，什么也买不到。这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孩子他老姨给我的这五斤全国粮票。
后来实在困难，我们这个报告写作组也就散了，邱国庆回了科学院。内蒙我是回不去了，单位已经解散，撤到了通县。所以在北京的末期，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往返于百万庄和通县之间。
下放正定
在通县呆了大约一年时间，也呆不下去了。北京开始往外疏散人口，水文所早于我们被下放到河北正定。63年3月，我们也被下放到正定，和水文所住在一个大院里。
水文所这个大院的前身是正定技工学校，隶属于地质部。咱们单位的邓大同，现在已经去世了，在那里当过老师，还有一个员工赵清泰，在那里学的司机。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学生们闹事，闹得动静还挺大，何长工都去了。因为学生闹事，把学校解散了。学校解散后，房子空下来了。水文所当时住在北京百万庄，赶上北京疏散人口，一般单位下放，他们就搬到了这里。
我们在正定水文所住了一年多，一直到1964年7月才搬走。正赶上63年夏天下大雨，正定城发了洪水。正定是个古城，四周有城墙，城内被淹，水不易排出去。水文所的院子高一些，院子里有个大礼堂，人都集中到礼堂里。大家帮忙挡水，我背着院里的孩子，送到大礼堂。63年的洪水特别大，大到什么程度呢？水落的时候，都能捡到王八。我们捡到了一只，没有见过，也没吃过。我们一个老书记说，这可是好玩意。我们就给了他。
在正定的那一年，工作任务不是很重，我这个人爱劳动，闲不住，没事就扫扫院子，拔拔草，打扫打扫卫生。所以那年年终，我得了九项奖，什么劳动奖、卫生奖、乐于助人奖，等等等等，一共90块钱奖金，比我工资高两倍。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院子脏了自己收拾，墙倒了自己抹，不管是什么，都要自己干。所以那一年，我得了九项奖。现在大家都把时间投入到科研上面了，这些活有专门的物业人员来干。
63年在水文所，我还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水文地质与物探结合来共同完成“河北平原第四纪松散层含水层划分及基底构造研究”。这个项目的背景，是因为利用物探方法解决水文地质问题，当时的地质人员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地质部决定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单位作为水文物探队，首当其冲承担了这个任务。这一项目由水文局总工程师贾福海直接负责，物探工作由杨华来完成，主要是用电法资料分析平原上所有电测深曲线，推测地下基底构造。地质部分由我来做，主要是收集钻探资料实测的基底构造，然后我们两个分别作出地质剖面图，对照验证物探的电测深法解决地质问题的效果如何。工作每完成一步，我与杨华都要去北京亲自向贾福海汇报。项目完成后，我们还写了报告，编了图件，通过了水文局的验收。结果证明，物探方法和地质方法得出的基底构造基本吻合，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定居保定
我们住在水文所的一个小院里，干打垒的墙，好在当时人也不多，大概四五十人。但是住在水文所也不是长久之计，加之正定县也很穷，全县只有一条主街，还是土路，两边搭上棚子，老百姓做点生意。大家也不愿意在那里待，后来就琢磨着搬家。那个时候搬家，愿意搬到哪就搬到哪，也没人管。搬到哪里呢？领导层产生了分歧，当时的书记是刘庆兴，家在唐山迁西，队长是邓林，家在北京。邓林的意思是离北京近一点，搬到北京南边，刘庆兴想搬到北京北边，离迁西近一点。
后来为什么搬到保定了呢？当时的保定市长王凯和地质部水文局的杨利民关系挺熟，在保定帮我们找了一所房子，就在小集前街，是保定市粮食局的房子，1964年7月，单位就搬到了保定。搬来后，何长工还来单位视察工作，在保定转了转，给我们作报告。我的印象很深，何长工在会上说，保定市呀，一条马路一个岗楼，一个公园一只猴。意思就是保定穷呀。当时保定乱糟糟的，也是穷，全是土路。
虽然搬来了保定，还是借住别人的房子，也不是长远之计，后来买了一块地，自己盖房子。就是现在单位后面家属院的地方，当时是农村的红薯地，农民收了红薯之后，我们进驻，开始盖平房。
监工盖房
因为当时没有生产任务，队里就把盖房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周锡文两个人，周锡文是地质科科长。于是我们两个就组织盖房子，先从找设计开始。当时河北省监狱里关押了一批犯人，这批犯人都是技术人员，搞建筑设计的，不知道犯了什么罪，被关在监狱里，有一个工程师管他们，这个工程师也是犯人。我们就找的这批犯人帮我们设计，设计的都是平房。我负责和他们沟通联系，单位、监狱两头跑，还要跟当时的书记刘庆兴汇报。
因为这批犯人懂技术，所以待遇比其他犯人要好一些，把他们集中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面画图，以此来代替劳动改造。记得第一次去，我跟管他们的那个工程师说，我们着急用，短期内必须做出来。他说，你什么时候要，我们什么时候出图，加班加点都保证完成。因为是犯人，所以不让他们跟外界交流。我到了监狱，有一条规矩，就是不能跟他们说话。他们把图画好了，我过去拿了就走，不跟他们说话，更不可能让他们出来看施工现场。如果有看不懂的或需要修改的地方，建筑公司标注出来，我再把图纸拿回去让他们修改。我起一个联络的作用。
记得当时，来来回回跑了好多次。后来我跑的多了，看得多了，也懂了点皮毛，我就照猫画虎，设计了平房旁边的厕所，盖好后也用了很长时间。
最终设计出来的图纸非常详细，墙的高度、宽度，门窗的高度、宽度，砌墙用什么砖，什么型号的水泥，多少比例，用什么木头，图纸上都有。图纸出来后，我们在保定找了一家建筑公司，开始盖。双方商量好，他们负责砖瓦沙石料，我们负责木料。当时可能是地质部有人，能买到一些好木料。
农民把红薯挖走之后，工人开始盖房，我和周科长负责监工。我当时特别认真，拿着钢卷尺，对照设计要求，一点一点的丈量。盖着盖着，我就发现问题了。图纸上设计的门窗是红松木，但建筑单位用的木料不是红松，而且规格都减少，宽和厚都不按照要求来做。我把这些问题向刘书记汇报，书记说，那不行，得按照要求返工。我就跟他们的负责人说，要求返工。对方说，我们盖房，都是这样，你设计的木料，我们认为不合适。这当然是借口，实际上是他们把好木料都换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看的非常清楚，就是很多工人往家里带木料。一块一块的短木料，都是挺好的板儿。我不让他们拿，我说，这木料是我们买的，剩下的板儿也是我们的，你们怎么能拿走呢？他们说，我们建筑单位就是这样规定，我们按照你的要求，窗户做好了，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后来我才知道，一个建筑单位给你施工，不知道要整走多少东西！我拦不住，就又跟书记反映了，书记亲自找他们交涉，对方还挺硬气，那我们不干了。他们不干了，咱们上哪儿找人干呢？还得让他们干。房子就这样盖下来了。
他们盖这个房子，捞了不少钱。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砖瓦沙石等原料，比方说用砖，用什么规格的砖，用多少，共多少钱，设计图纸上都写的很明白。这些砖保定地区就有，结果他们拉来后说，这些砖是山东来的，要加价。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拉来的，所以实际上多花了好多钱。
房子面前，一律平等
1965年底，房子盖好后，我们就从小集街搬来了。一共盖了六排平房，每排三幢，每幢六间，一共108间，前面两排办公，后面四排住宿，还盖了一间大食堂。那个年代，国家提倡“先置坡，后置窝”，再加上单身职工多，有家属的没有几户，所以房子盖得比较简单，没有考虑做饭的地方。有家属的在哪儿做饭呢？把炉子放在门外面，拿个纸片子挡一挡，就那么生活。烧的是煤球，煤面子和上土做的。当时家家户户有个煤本，煤炭按量供应。
1963年，邓林到我们这里当队长。分房的时候，他提倡一律平等。所有的已婚职工都是一间半房，单身职工住集体宿舍，一间房四五个人。邓林他们家三代四口人，也是一间半房。平房都是一间一间的，那半间怎么来的呢？其中有一间从中间隔开，前后各开一个门，就变成了一间半。吃的也一样，早上你去看吧，每家一个地板桌，几个马扎，一字排开，家家户户都一样：棒子面粥、窝头、咸菜，不会有第二样，家家如此。队长书记也是，坐着马扎，吃窝头咸菜，绝对的平等，谁也不发牢骚。
两大派系的形成及矛盾的加深
单位搬来保定之后，一直没有什么任务，大家基本上处于赋闲状态。上面没钱，也不能派任务，只是发个工资，勉强维持生活。
1965年，单位分配来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有长春地院、北京地院、成都地院的。多年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技术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像庹勇，后来的总工程师，邵德富，后来当了所长。其中成都地院的那批人，毕业时原计划留在成都，搞泥石流研究。不愿意留下的，分配到保定，参加革命。因为当时的形势已经很不稳定，学生们也不安心搞专业了，结果就都来了保定。来了也没什么任务，第二年赶上“文化大革命”，真的参加“革命”了。
当时，单位形成了两派。其中一派叫“红色造反兵团”，简称“兵团”，也叫“红楼派”，共47人，主要由行政干部组成。另一派叫“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总部”，也叫“工总派”，共78人，主要由技术干部组成，都是知识分子，所以这一派人多，我参加的就是这一派，从四川来的那批大学生，基本上也参加了这一派。那时候造反最光荣，所以两派都自称是“造反派”，都管对方叫“保皇派”。
两大派系形成之后，矛盾开始增多。当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成份不好、家庭历史不清的人都另眼看待，成份好、历史清白的人才是依靠对象，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当年的红楼派就公然提出一个观点：大学毕业生多为资产阶级，理由是有钱的人家才能上大学。他们把中专生划为无产阶级，因为他们那派中专生多。
两派的人互相找茬。你说我跟领导关系好，我说你保皇势力强。刚开始是打嘴仗，后来发展到互相攻击。两派的人不单在单位闹，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市里的其他单位取经，哪个单位搞的热闹，大家就跟着学。随着文革的逐步深入，两派的斗争终于白热化。
家属被清理
我结婚后，一直在外地上学，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农村。那时候我工资也不多，她身体也不是很好，拉扯两个孩子，家里地里都要顾着，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缓解家里的困难，单位搬来保定后，1965年春，当时我的大女儿和儿子已经出生，我将老婆和儿子接过来，住在小集前街－－当时的水文队队部，原保定市粮食局的房子。大女儿在老家念书，由她老姨照顾，所以没有跟来。
住的那个房子是个两层楼，比较老，楼梯和地板都是木头的。有一次，儿子被大一点的孩子背着玩时，一下子从背上头朝下掉在楼梯板上，头上磕了一个大包，当时就休克了。我们大人都不知道，那孩子将我儿子抱回家，躺在床上自己慢慢醒来，不几天也好了。这是最险的一次经历，后来我老婆就把孩子一刻不离的看起来。
1965年底，单位搬到盖好的平房家属院，我们一家三口也搬了过来。不料1966年初，全国各大城市开始清理人口，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臭等统统撵回农村老家，还要在脖子上挂着牌子，写上某某何类坏人。我老婆孩子没有城市户口，住在城里，也成了清理对象。有人找到单位，指名道姓要清理，再不走就要挂牌子，写上流亡黑户某某某。这是逼着我们走！我老婆自然不想走，想不通，硬顶了两天，看这形势，躲不过去，好说好商量才算同意了。于是我领着老婆孩子回东北，在北京永定门车站倒车。出了车站，在广场上等车，广场上人山人海，多是全家老小被赶往乡下的，大人都带着牌子。想买点吃的也十分困难，排了好长时间的队给孩子买了碗面条，我俩也没有吃。就这样，我老婆孩子又被赶回了乡下。
因为之前是租的房子，所以回去后，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暂时住在孩子老姨家，又凑合过了几年。这几年，可以想象过得多么困难，一个体弱多病的女子，领着两个孩子，住在别人家的一间小屋，吃、喝、拉、撒，连个储存衣服的箱子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地方放，真正的家徒四壁。这么难熬的日子，她都含泪忍下来了，不就是为了我吗？希望我能安心工作，到时候过上个好日子。
“请君入瓮”
1966年，华北地区大旱，地质部组织咱们单位，北京、河北、山西三省地质队，四家单位组成华北抗旱工作组，到华北干旱地区帮助抗旱，我被任命为组长。我们这个抗旱工作组一共六个人，咱们单位三个人，除了我，还有梁增义，赵先敏，其他三个单位，各出了一个人。任丘有个水文队，我们住在人家那里。我们这个工作组，因为是临时拼凑起来的，纪律性就差一些，有的早上睡懒觉，不起床。我是组长，就要严格要求，跟他们谈话说，咱们出来是代表地质部，抗旱工作组得像个样子，早上早起，按时上班，不要懒懒散散的。个别人不听，我也不客气，就跟他们吵。
我们大概是七八月份出来的，那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住的任丘那个地方，挺消停的，没什么动静。后来我回了趟保定，看看保定的形势怎么样。回来一看，保定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红红火火的，各个单位都停止生产了，大闹革命。我回去一宣传，大家认为任丘是文革的死角，决定行动起来，写大字报，给它轰动轰动。
说干就干，我们几个人，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大意是，保定市文革搞得挺热闹，任丘怎么这么安静，怎么没有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呢？这里面一定有鬼。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里面有鬼。我们写好后，把大字报贴在了任丘拖拉机厂大门上，这一贴可捅了娄子了。人家的大门是铁框做的，上面有个大红五星，一扇门一个，我们的大字报，正好贴在红五星上，名字还叫里面有鬼。这可不得了了，人家出来一看，说，我们这个红五星，代表国家，代表党，代表军队。红五星多么伟大神圣，你们竟然说它是鬼，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才有鬼。
对方上纲上线，来了一群人，把我们堵在驻地，要揪出我们来批斗。我们几个人吓得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也不敢吱声。后来拖拉机厂的人走了，他们又叫来一群学生，敲锣打鼓的过来，搞得轰轰烈烈，进到我们住的地方，喊着口号，要揪出我们来。吓得我们屁滚尿流，都蔫了，谁也不敢出去。
我们住的水文队，出来帮我们说和，水文队又跟县里的水利部门联合起来，帮我们说和，县政府也从中调停，说我们是地质部派来抗旱的，帮大家找水的，不是坏人。我们也赶紧检讨，说这个大字报写错了，不该写，也不应该贴在那里。就这样，闹了好几天，才算平息下去了。
这件事之后，我们几个有了深刻体会。我们敲锣打鼓斗别人的时候，心里没什么事，别人敲锣打鼓斗自己的时候，心就要蹦出来似的，那吓得，直打哆嗦。我心想，斗别人没事，轮到自己头上，真难受呀。如果你做了坏事，斗你也行。你没犯错误，又来斗你，真受不了。
抗旱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回到单位，单位开职工大会，让我们介绍情况，我就在大会上，把我们的心里话说了。我说，斗别人容易，斗自己真难受。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因为天气干旱，地方上打井的热潮非常高涨，每个县都有打井队。我们到了之后，说是地质部派来指导抗旱的，当地政府都很欢迎。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了解旱情，指导地方打井，收集、总结、推广平原地区打井的工具和技术等。平原地区打井主要是大口径浅井，使用的工具是便于推广的“大锅锥”钻头。还有滤水管的制作技术，在打井过程中，如何做到井壁不坍塌，又不影响出水量等等一些技术问题。我们走到哪儿，收集到哪儿，指导到哪儿，宣传到哪儿。这些技术方法都是地方百姓创造发明的，我们收集了不少，经过我们抗旱工作组的宣传和指导，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惜这些材料没有上交，现在也找不到了。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