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明道
37、林彪之死
1971年9月14日，队长在东路口原来派工的地方，叫全队社员集合到大队院里去开会。人到齐后，他点了包括我在内的8个人员名字，由尹全斌带领到北边的两间磨屋去，无特殊事请，不许出来。到屋以后，全斌把屋门关上，我们每人找一块土坯坐下。我一看全是出身不好的人员。大家谁也不敢吭声，心里又非常恐怖。不一会儿，听到屋外有脚步声，全斌开门露头一看，九队和八队的社员都已进了大队部的大院。我们八个人静坐在屋内，谁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不让我们去开会，都觉得肯定对我们不是啥好事。
西贞说：今天大队不知道又想啥仙点儿，找我们几个的事儿。景星说：也不一定找咱们的事儿，昨晚我去记工时，有几个人在记工屋里小声嘀咕说，老毛和林彪蹬蛋了，林彪他儿林立果，在毛主席去南方视察时，想杀毛主席，被毛的保镖抓走了。全斌说：别光听小道消息，全国谁不知道林彪是毛主席自己选的接班人，又是四个伟大的发明者（吹捧毛主席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最近还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处处都给毛主席拍马屁，无论怎么说，他俩都不会弄蹬。
大家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不出屋，也跑不了风。我虽然没有发言，但我不停地在思考。刚才景星说的林彪他儿杀害毛泽东的事，我仔细想了一下，八月中旬，人民日报是有毛主席南巡的报道，可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暗杀的事。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大队散会了，民兵小组长通知我们回家。我到家后赶紧查了一下日记，（自从兰州回来以后，我就有写日记的习惯，至今五十年来从未间断，无论国事家事，自己认为需要记录的，就简单地写下来。）1971年8月14日有一篇报导毛主席南巡的讲话，他在接见南方几省的党政军领导时，说林彪五次不接受他的意见，要设立国家主席，我不愿当国家主席，分明是他自己想当主席。并对跟着林彪跑的几个人－－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提出更有威慑力的批评。这时我心里才想，林彪能真搞政变吗？
吃过晚饭，带着很多的疑问，想去问一下定祥。果然今天开的群众会，是说林彪因想篡党夺权，趁毛主席去南方巡查时，派他儿子林立果去执行571工程纪要（谐音 武装起义）。由于毛主席戒备森严，行动暴露。他们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在乘飞机逃跑时，飞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失事，一家几口人都摔死了。这一爆炸性的新闻，使我很长时间都没缓过神来，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但林彪的死现在看来已成事实。
心中对今天的事情越想越不好受，林彪死了，为什么要把我们8个人关在磨屋呢？他反对毛主席，总不能说是我们挑拨的吧？真让人又中气，又中笑。
38、母亲去世
1976年的春天，就发现母亲的面部和往常不太一样，紧挨鼻子的右方，肿起一个疙瘩，且有严重的疼痛感，有时疼得很了就在床上爬来爬去。我几次用架子车拉着母亲到距家12里地的张三寨乡，找方圆很有名气的老中医赵九高医治，疼痛一直不能缓解。我又把大哥从封丘叫来，和赵医生商谈下一步治疗方案，赵建议尽快去市里的大医院进行一次检查。我们就把母亲的日常用品和随身穿的几件衣服准备好，和大哥一同去了开封。五天后途经郑州、封丘返回老家。在郑州见了原来的熟人，母亲还说，等我的病好了，再来和你们说话。到家以后，大哥瞒着母亲，非常难过的对我说，母亲患的是鼻窦癌，且已是晚期，并把在开封协和医院检查的结果让我看了一下。这一噩耗，如五雷轰顶，一下就把我打倒了。白天难食，夜间难眠。我怎么也想不到勤劳一生的母亲竟得了这种不治之症。
可是，再难受也不能在母亲面前掉泪啊。为了不让母亲在思想上造成压力，大哥嘱咐家人，暂时不要告诉她本人。大哥回封丘后，托人买了几盒杜冷丁，何时母亲疼得受不了时就打一针。这药可真有效，打过针不到10分钟疼痛就能缓解多半。从此我也学会了打针，每次注射都是由我操作。打针的部位是肩膀尖上的肌肉。有一次打过针后母亲问我，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疼起来疼的要命？我安慰母亲说：过一段就好了。他不知道这时儿子的心里和她一样的疼痛。
直到农历的二月，母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脸肿的非常大。由于癌细胞转移，把两眼也攻瞎了，好几天汤水不进。大小便都是我抱着她解到地上的盆内倒掉。母亲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但心里不糊涂。一天晚上叫着我的名字说：儿啊，看来我的病难治好了，你为了我从兰州回来，十多年吃苦受累，我心里总是很难受，听说学校想叫你去教学，如果能去成，我死也放心了。当时她还不知道这件事已被别人顶替。我说：娘，可不能这么说，我和明智一小点儿跟着你长大，就你不嫌我长得傻，我也没挨过你一次打。去兰州时因为雪英不在身边，你给我补了五件随身穿的衣服，搭夜给我做了三双条绒布鞋，我一生也难报清娘的恩。你病成这个样子，大哥身体不好，弟弟年龄太小，我回来照顾你和全家老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怎么能常年挂在心上。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母亲一生最后谈的一段心里话。
老百姓常说，人死不带灾，这天晚上看着母亲显得非常安祥。由于白天没有休息好，我坐着小板凳，趴在母亲的床沿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看见母亲呼吸微弱的很，直道最后慢慢的停止，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终于到来了。母亲告别了所有亲人，告别了所有痛苦，驾鹤西去。我记下了这一终生难忘的时间：1976年农历三月初三凌晨5点15分。
我立刻叫来家中所有的人，并请来本家叔尹怀相和尹俊生，帮助给母亲穿上已经准备好的送老衣，然后把被子盖好，脸上盖了一张黄纸，再按照农村的习惯，在床头前点上蜡烛，就开始给母亲烧“倒头纸”。我的手已发抖得无法点火，心中全部的悲痛一下爆发出来，趴在母亲身上失声痛哭。大声喊着，娘！一路走好。就晕过去了。
母亲的棺材在家停放五天，因大庆离家太远，弟弟回来看望母亲刚走没几天，就没有再让他回来。
接下来通知各家亲友，特别是寺头村母亲的娘家，我舅家和四个姨家，让他们于农历的三月初七中午12点以前来尹庄参加母亲的葬礼。
出殡那天，村东头所有的人，都送来烧纸和鞭炮，为我母亲送行。上午十点开始，由12个年轻人抬着固定在仪杠上的棺木，从家里出发了。男客在前，女客在后，我和大哥身穿孝衣，腰系麻绳，走在棺材的前面，由三四个人搀扶我俩。这时我已成为一个彻底的傻子，什么也不知道了。听抬仪杠的人说，我曾三次推着棺材不让前进，怀相叔还打了我一巴掌说：“平常你那么聪明，今天是怎么了？马上就12点，你不懂得咱这里过午不下葬吗？”于是就让几个人架着我到了坟地。客人到齐之后，司仪按照规矩，让全体客人在墓坑前大礼跪拜，又让我舅看了看棺材在坑内摆放的方位，然后让我和大哥为母亲埋上第一铲土，最后由忙工埋土封坟。全家人哭声震天，送走了我最敬爱的一生勤劳善良的母亲。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大哥见了每个街坊邻居都要跪在地上磕一个头，以谢对母亲的不孝之罪。
39、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是龙年，这年闰八月。老年人说：闰八月，反腊月。要兵荒马乱，是个不吉利的年头。我觉得这只是人们的传说，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谁也没想到，这一年春天，在中国东北的上空竟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天象，3月8号，吉林省境内降落了罕见的大陨石，超过100公斤的就有三块。还听说最大的一块1770公斤，落在地上砸了一个6米多深的一个大坑。接下来在7月28号，唐山市又发生了八级大地震，一夜之间把唐山市化为废墟，死亡二十多万人。回想起全国人民上至中央下至黎民，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已经被折腾得够残酷了，为什么还要出现天谴中国的天象？正在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噩耗降临人间。
1976年9月9号，我们喊了多年万寿无疆的毛主席，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竟然也在天崩地裂的76年去世了。
这一不幸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大地，举国上下一片悲哀，各地陆续展开了隆重的对伟大领袖的悼念活动。我们这个红旗大队，把灵堂设在大队部的院中，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哀乐，许多人奔走相告，痛哭流涕。
第二天上午，大喇叭中通知，全村各生产队的男女劳力，以生产队为单位在大队门前集合，去参加公社的大型追悼活动。集合完毕，按次序整队出发，出村西口上了大公路，正好郝庄和枣棵（村名）参加追悼的队伍也出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好学的唢呐班，唢呐班是豫北民间过丧事时专门请来奏乐祭奠的班子，我母亲去世就是请好学的唢呐班吹的唢呐。
全公社各村的追悼队伍，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向公社移动，我们这支队伍，因唢呐乐队带领，更增加了悲痛的气氛，队伍中不时传出哭泣的声音。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今天真的落泪了。回想一生，从20岁到43岁，一辈子的黄金时期，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度过，虽不像刘少奇、彭德怀等开国元勋那样被夺去性命，但却受尽人间最不平等制度的折磨，甚至影响到自己的下一代。毛主席去世了，不知能不能把他的阶级斗争论带走？这是心中偷偷的一点想法，我们村的最高统治者尹明善今天也哭了，不知是否考虑到“支书”的宝座还能不能坐稳？今天是为毛主席开追悼会，各阶层人士都有，谁哭都是光明正大的。
随着毛主席的逝世，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周边的许多村都实施了分田到户，但我村的执政者仍不想放下手中的这面红旗。有一天我和几位教师去学校时，正好和尹明善走在一起，他大声对我们几个人说：毛主席刚刚去世，中央就出了修正主义，又搞分田到户，你们都是教师，谁都懂得集体力量大的道理，你们要教育学生，我们村坚决不走修正主义的道路。在他的坚持下，我们村直到1982年在上级的压力下，在群众的呼声中，才无奈地把土地分给了社员耕种。
解除了大队干部的管制，广大群众欢天喜地，长期被压抑的不满也开始发泄，有人砍掉大队支书家地里已经成才的桐树，偷走家里养的两头膘猪。更有甚者，有人在大年初一早上，在大队干部的门前放上花圈，而这些干部们也只能忍气吞声。他们在一片挖苦和讽刺声中，也开始拉着架子车，往自己分的地里拉粪了。
40、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
1962年至1976年这十四年曾被我比作一生中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真的太难了。这十四年除了受阶级成分和绝户头（农村对没有男孩子的人的称呼）两种歧视外，还要负责奶奶、父母亲三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和养老送终，又要修建富农家庭给我们弟兄三个留下的遗产－－三座被大雨淋塌的土坯房。
在写这段故事之前，首先要对我的妻子和大女儿表示感谢，妻子虽然没有文化，但一生忠厚老实，心地善良。她嫁给我，是她一生的不幸。结婚时我陪她走娘家，娘家人都夸她有福气，找了一个好女婿，长得好又有学问。她哪里知道她嫁的最终还是个农民，而且是最下等的农民。但妻子没有嫌弃我，每遇到最大的困难，她都是我唯一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对三位老人临去世前的床前护理，使我永生不能忘记。
母亲去世只是心中的悲痛，没有让我两个在护理中遇有更大的困难，母亲从病重到死亡，床上都是干干净净的，奶奶和父亲可就不行了。奶奶是在1964年西屋被大雨淋塌后受惊吓过度了，当时她在西屋当门一张大床上住着，一场大雨把南山墙冲塌了，奶奶正睡时被一声巨响惊醒，她光着身子跑出屋外，屋外雨大地滑，一下把她摔倒在地，脸也磕破了。我把她抱到南屋，她已不省人事，从此落下大小便失禁的毛病。七十年代初期，八十多岁的奶奶生活已不能自理。当时我父母亲和嫂子都不在家，伺候老人的重任自然就是我和妻子的事了。奶奶卧床不起，屙尿都在床上，妻子撕了许多破衣服，做了三十多个尿垫，遇上天气不好还换洗不过来。为了使尿垫能干得快一点，我和大女儿去六里地以外的尚寨大沙岗用架子车拉了一车细沙土，每次在床上屙尿以后都要及时换成干的，这必须由我和妻子配合才能完成。我站在床上双手抱着奶奶的腰把她托起来，妻子很快把身下弄脏的尿垫抽出来，换上干的，我再把她放下来。奶奶的下体上全是屎尿，得用清水擦洗干净再盖上被子，每天不知要换多少次。到了下午，妻子把所有换下来的 垫子用一个大篮子提着到西大坑的水里去洗，冬天我还得和她一起去打破厚厚的冰层才能洗刷。
我是奶奶的直系血亲，伺候老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妻子呢？他可是完全为了我。我只有诚恳的向妻子说声谢谢了。有一次我故意问她，你和我一起伺候奶奶心里有难受没有，妻子回答我说，当初咱爹和咱叔分家时，咱爷分给咱叔，咱奶奶分给咱爹，爹不在家，大姑和二姑都死了，到现在还瞒着奶奶，奶奶够命苦了，伺候奶奶，我不帮你谁帮你？
我父亲比母亲小两岁，由于1976年母亲的去世，思想受刺激过大，患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于1978年去世。去世前和奶奶一样大小便失禁，他身体胖，行动不方便，屙尿都是站着，全都拉到裤子里。妻子干脆给他做了个大裙子，围在腰上，里面不穿裤子，大小便能直接落到地上。有一次我见他腿上都是屎，就给他清理，结果又屙了我一胳膊。冬天怕他冷，在床前给他垒了一个小煤火，火着的很旺，他坐在旁边烤火时，竟把棉袄袖子烧了半截，手都烧烂了，自己还不知道疼。还是妻子给他送水时才发现，看到父亲那可怜的样子，她一面哭一面给他弄灭了袄袖上的火。回想起在开封跟着他学徒时父亲那样精明能干、办事利索，晚年竟变成了傻子，心里真不是滋味。1977年在开封西郊花生庄居住的表叔邱纪真来看他，坐了一上午，父亲连一句话也没和他说，光是哭。纪真叔临走时嘱咐我：你哥和明智都不在家，可是该你尽孝的时候了，父母在，不远游，你要经常守在你爹身旁，我看他在世的时间不长了。我含泪送走表叔，盼望着哥哥和弟弟能早一天回来。
缺吃少穿还是小事，最害怕的就是房屋塌了得重建。虽然把塌屋的下房土交给队里作肥料，生产队可派人给盖房，可是没钱买砖，还得打土坯盖房。打土坯可是最累人的重活儿，得提前把打坯用的粘土拉到打坯场上。这可苦了大女儿，哪一座房子的打坯土都是大女儿和我一车一车从大坑中拉出来的。西屋塌了，南屋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快不行了，就把南屋拆掉，利用上面的砖瓦木料，重新把西屋盖起来。原来一溜东屋是分给我叔家的，两间北屋是利用西屋拆下的六根檩条，椽是在亲戚家借的，椽上的花柴笆是大女儿自己编的，土坯是女儿他姥姥家来人帮助打的。求亲靠友，重建了两大间里生外熟的新屋（垒墙时里层用土坯，外层用砖称里生外熟），后来孩子们大了，我和大女儿商量利用当时画轴挣来的钱，在长垣买了些木料，在赵官庄窑厂买了几车砖，盖起了现在的三间里生外熟的东屋。南屋和大门是生活好转以后用纯砖和洋灰板盖起的平房。
和大哥分家时还没有盖南屋。当时西屋质量好一点，主持分家的老上司说，东屋和北屋算一份，谁分到西屋有明智的一半，结果是大哥分到了西屋。我家六口就在东屋和北屋这两间房中住了好几年。
现在的四座房中，有三座房里面都是土坯，谁也难以算出这几座房中有我全家人多少的血汗。现在摆放在老家的院落中，已经成了全家人的纪念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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