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明道
30、 我村的批斗会
二女儿是个苦命的孩子，刚刚两岁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春季的一天，吃过早饭，我抱着她在大门口玩，民兵营长气冲冲地向我走来，到我跟前恶狠狠地说：上午去大队开会！
我抱着小娟给家人说了一声，就到大队去了。大队的院内已去了不少人，院内有个专门斗人的大土台子，两边立着两根大木桩，上面挂着一条横幅，上写“斗争地主富农分子大会”。本家的怀相叔和我家住对门，他拿个小马扎在台子的东南角坐着，我就找了一块砖头和他坐在一起。他家按人口和土地平均比我家还略高一些，但他家划成分时是上中农，原因是他家没人在外面挣钱。
不大一会儿，院内的人就挤满了。造反派的头头李万春宣布开会，喊了很长时间，院内还是乱哄哄的，他大声喊着说：今天是我们村斗争地主富农分子大会，首先领读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接着又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揪出公社和大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揪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地主分子韩金柯，还乡团分子尹百祥。我们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破四旧，他说我们像土匪一样抢老百姓的东西。希望广大贫下中农，要大胆揭发他们，把他们批倒批臭。正说着，他两个就被几个红卫兵五花大绑推搡着，像“喷气式飞机”一样押到台前跪下，接着又大声宣读：我村近时发现一个地主富农子弟组织的小集团，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后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尹明道到台上来！”
女儿小娟吓得搂住我的腿，我哄着她，把他交给怀相叔，很快走到台上。他们没有让我跪下，让我站在台子正中间，台上的红卫兵高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时尹俊科向我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群众报告，说你家有一把手枪，你要老实交代，把手枪交出来。一说手枪我心里倒轻松起来，因为明显地这是诬告。我说，我家几辈人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我八岁到开封上学，后来考到兰州，1962年响应号召回到家中，从来没有听说家中有枪。一个红卫兵说：就在你家小园里埋着。我说你应当挖出来再让我坦白。群众没一人吭声。头头又问：你为什么每天晚上召集其他地富分子到你家开会？都搞些什么活动？没等我回答，尹景星和韩守性就自动跑到台上说：这事你别问他，是我俩到他家去找他的，并且只有一次。守性还留着眼泪说：我5岁的孩子在学校上学，学校不让她和其他小孩在一起，有的学生还喊她地主羔。尹叔知道的政策多，我想找他问问共产党有这种政策没有，怎能说他召集我们开会呢？太冤枉人了。我看着群众在下面交头接耳，没一个人发言。
我看了看女儿小娟，她乖乖的站在怀相叔的身边，瞪着两只小眼睛看着台上的爸爸。年龄太小了，她哪里知道爸爸为什么站在台上？心里想着，像这样的小孩子，到什么时候才能洗清打在身上的阶级烙印？
今天的批斗会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整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整出什么结果，散会了。
31、一个小收音机的风波
1968年已是从兰州回家的第六个年头了。六年来虽然生活艰苦，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有老有少，苦中找乐，生活也还能过得下去。生活中最感到缺乏的是文化生活，除了能听到社员在被迫的情况下唱得极不成调的革命歌曲，其他什么歌都难以听到，戏曲也只有几个样板戏，还经常听不到。大哥为了改善我的生活，给我买了一个有一块砖大小的黑色半导体收音机，心中非常高兴。除了能听到中央的新闻，还能听样板戏，给艰苦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可没想到就因为这个小收音机，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有一段时间，夜间起来小解时，总觉着院中有什么动静。一天晚上我和衣而睡，听到院中响了一声，就慢慢起来，隔着窗户一看，发现窗外有一人影，我忍不住喊了一声：谁？很快听到从墙上掉落两块砖的声音。出来一看，那人跳墙跑了。我在想，家中几口人除了几件穿的衣服，和我结婚时的几件破家具，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人来偷我呢？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告诉我，你最近可要小心一些，听说大队干部派人在你家偷听，看你夜间是否收听过敌台。我听了非常生气，就找大队干部问：不知为什么这几天夜间我发现有人在我家搞什么活动。大队支书对我突如其来的问话，很不好意思的说：家中少什么东西没有？以后小心些门户就行了。
我心里很清楚，正像他说的－－我俩不是一条路线上的人。我个人的性格，不会在干部面前献媚取宠拍马屁。自己出身不好，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平常生活中做什么事都是谨小慎微，处处小心，不敢出现一点差错，特别有关政治方面的事。自从大哥给我收音机，样板戏就这几个，也不想听了，我主要是听一听中央新闻，随时知道国家形势和文革的情况。这台小收音机，能否收敌台和国外电台我都不知道，怎么能说我收听敌台呢？看来他们要想置我于死地，正在用一切办法抓我的现行。
32、两个小女儿的降生
文化大革命第三个年头，1968年农历的三月初九，三女儿小琦降生了。看着又一个可爱的小女儿来到这个苦难的家庭，心中真是喜忧参半，确实有点发愁，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把她养大成人。但又想到现在的老百姓没有太大的穷富之分，都是在生产队劳动，分粮吃饭，多一口人在生产队就能多分一口人的粮食，不像六零年那样大饥荒年代把小孩生生饿死。三女儿长到一岁多点，刚学会走路说话，就乖得很，每天跟着奶奶到邻居家去玩，一点也不耽误大人干活劳动。每天从地里劳动回来，再累也得抱抱她并给她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三景人”。她两岁时，想让家中盖一座楼，曾说出一句“佳”话，至今我们还学她。
有一天她奶奶带她到景星家去玩，他家堂屋是一座明三暗五的楼房，内有楼梯。女儿也敢自己爬着楼梯上楼了，觉着好玩得很，回家后就闹着非让我和她妈给她盖楼不可。我说咱家连平房都盖不起，哪有砖盖楼呀？她竟然指着堵鸡窝的几块砖说“这不是有砖吗？”一句话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由于家里穷，女儿一直跟着大人一样吃粗茶淡饭长大，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但是她很聪明，不但歌唱的好听，还画什么像什么，学什么都学的很快。
1971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非常了不起的四女儿降生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她的降生，彻底打消了我和她妈想生儿子的念头，这个四女儿更加活泼可爱。说她了不起，是她三岁多时，已经会走路很长时间了，还不会清楚的说话。有一天她三姐想要一只铅笔，自己又不敢去买，小玺夺过三姐手里的四分钱，自己跑到后街的合作社里给姐姐买了一支铅笔，还找回一分钱。让人稀罕的是，她自己连话都说不清，不知道怎么告诉售货员要买铅笔的。
两个小女儿的降生，给家庭增添了许多新鲜气氛，大女儿瑞霞比最小的四妹妹大17岁，一直帮助我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她和红灯记中的铁梅同样17岁，但比铁梅的担子还要重。
这二年祖母很健康，母亲也恢复得很好，妻子在家用自己的缝纫机给生产队全体社员做衣服，每件4分，做三件衣服比我一天的工分还多。全家人老爱少尊，虽然在生产队里吃苦受累，但一回到家中，仍然能享受到天伦之乐的幸福。
33、吃和烧的困难
1971年，大女儿小霞已经17岁。母亲对我说：家中的柴不多了，和你奶奶每天出去拾柴禾还是供不上烧锅，你是否去道口电厂找小霞他本家舅，再拉一趟煤灰？
煤灰就是电厂烧锅炉用过的煤，需要用水过滤，过滤后沉淀出来的小颗粒还能烧，就是含灰尘量大，所以叫煤灰。烧锅炉已不能再用，电厂对外处理很便宜，当时是一元一车，随便装。因为便宜，要的人很多。自己把煤灰拉到家以后，掺些粘土弄成块晒干，就可以烧火做饭，一架子车能烧好几个月。我计划这几天就去电厂找念豪（小霞她舅）帮忙弄一车煤灰。
大女儿听说后非要和我一起去。小霞按年龄该上高中了，她却上完初中就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原因是当时高中招生取消了考试，一律由贫下中农选举入学，出身不好的子女就被关到学校门外。大女儿就这样因为成分不好而被剥夺了继续上学的权利，只好跟着我下地劳动，帮我养家。
女儿说：爸，叫我和你一起去吧，我都17岁了，能拉动架子车。一来和你作伴，二来多拉一车就能多烧一段时间。我听了孩子的话，从邻居家又借了一辆架子车，翌日起五更就出发了。念豪知道我俩今天要去，所以提前弄出来两车煤灰。我们去到以后，也就没再排队，到那里装好车就走，节省了不少时间。
我们两个在大街上随便吃了些东西，就一人拉着一辆足有一千斤重的架子车上了返程的大路。出了跃进门不远，我说天色尚早，开始咱俩别赶那么紧。就坐在马路边的台阶上吸了几袋烟。又走了七八里地，发现打火机忘在吸烟的地方。人穷了，几毛钱的东西也舍不得丢掉，又原路跑回去找到了。
我俩拉车前行，可没少招来观看的目光，有步行的人在路边看我们的，有骑自行车过去了还扭头看我们的，也有人从公交车的窗户探出头看我们的。我心里非常清楚，吸引他们目光的是：这么小的一个小女孩能拉动这么沉重的架子车。我恨自己太无能了，有一点办法，也不能让女儿这样跟着我吃苦受罪。从道口到家72华里，我俩拉着车一步一步前进，只有上坡的时候才互相推一下。终于在天还没大黑的时候回到家中。
烧的问题解决后，吃的问题又来了。煤灰拉到家的第三天，我和女儿的劳累劲儿还没有完全歇息过来，妻子说，你俩走的时候也忘了给你们说从道口回来捎点粮食，母亲说咱家一点米面都没有了，今天中午就无米下锅。实际上家中有钱，明智没几天才寄来了15块钱。我埋怨她不早点说，樊相都快散集了，还能买到粮食吗？她说你骑车去，有干红薯片先买点煮着吃也行。结果在集上转了几圈，什么也没买到，只好骑车返回。大老远就看见母亲引着小娟，在大门口接我，心中难过极了。到家后商量是否到谁家先借点粮食，由于我不好意思，就让母亲到南院后大奶家问一问。后大奶是怀相叔的后妈，就她一个人生活，吃粮由她的两个儿子给他兑。这次还真中，不一会儿，母亲端着一瓢玉米糁从她家出来了，到家后大家齐下手熬了一锅玉米粥。由于都饿了，这顿饭吃的也特别香。
34、五类分子学习会
以前我说过，母亲娘家，几代贫农。奶奶的娘家运气好，奶奶的爷爷吸大烟，把田地家产都吸光了，正好赶上土改，家庭成分也划成了贫农。现在我爷爷死了，父亲又不在家，祖母和母亲本来都是贫苦出身的人，现在却把富农分子的帽子戴在头上，每天晚上都得去参加“五类分子学习会”。是学习会吗？实际是打人，特别对文化大革命中站错队的头头，抓过来，被定为坏分子，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毒打。贫农尹心田就是因站错队，每晚学习会上，就让他跪在地上，脖子上挂挂个几十斤中的车轴，进行批斗。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在厨房的炕上睡觉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忽听有人敲门，我披着衣服开门一看事东邻居尹心田，进来后他倚在我的炕沿上说：我现在被打得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准备今天趁天不亮逃走，到亲戚家躲几天。我想把身上的钱和钥匙交给你，你明天交给你心田婶，千万别给她说我去了哪里。说完打开门，一转身就在黑夜中消失了。
对于批斗会，奶奶心量大，耳朵又聋，不当回事。母亲心量小，长时间的惊吓，大脑得下精神病，光说胡话，目瞪口呆，夜间不睡觉，白天不吃饭，我把大哥从封丘叫回来，（大哥1957年从郑州下放到封丘）给母亲治疗很长时间，吃药、针灸，什么方法都用了，不见效果。我俩找大队说明情况，请求大队让我每晚代替母亲去开会。这次大队治安主任还真给了面子，不但没有叫我代替，也不让母亲参加学习会了。
35、村党支部内幕
十大弟兄，就是当时我村的当权派。听说是在土改以前，我村有十来个人在一起关系好组成的，他们结拜弟兄时还举行了正规的仪式：备有香、纸、贡品等物，在神像前磕头结拜。这些人凭着成分好，土改以后就掌握了村内的党政大权。成员尹明善原是公社的党委委员，不知什么原因被下放回村。他来时他们弟兄的老大尹秀山任村支书，因贪污问题换成尹明善。党支部的其他委员和大队会计、公安主任、民兵营长，全都是十大弟兄成员。我们第九生产队的队长尹俊岭也是其中之一。只有大队长李希孟一人是党外人士，但也是有职无权。
前边我说过，我和大队会计尹定祥是比较对脾气的，多年来心中有事，都想和他谈谈。有一次我俩正在他家说话，公安主任尹心富也去了，我怕他们有事，就想告辞。定祥叔拉住我说，先别走，你心富叔也不是外人，他早就对我说：明道是个好人。他说在你的档案中了解到你在兰州的工作一直很好，并在1961年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回家后因为明善对你疑心很大，才处处找你的麻烦。上次不让你母亲参加学习班，就是你心富叔的主意。听了这话，我看了看心富叔，表示谢意，就坐下来。
这时心富才对定祥说：我来时把头门上好了，你放心。并说：老明家中盖房，昨天晚上又从大队林场拉走三根大樑，你知道不知道？定祥说不知道，光知道九队队长尹俊岭给公社棉花站送棉花时，派人给老明（尹明善）偷拉一车。心富又接着说，老明老毛病不改，秋天玉米地浇水时，他和尹**的女儿在玉米地里偷搞，被在机井上看机器的人发现，尹**找我几次告他的状，我答复他等落实以后再说。正说话间忽听有人叫门，是明善的声音，他问心富在这儿没有，定祥赶紧跑出来回答，没在这里，我给你开门来屋坐会儿吧。明善说不坐了，我找他有点事，并说明天早上在大队开支部会。说完就走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了一直说和我走的不是一条路线的尹明善是怎样一个人。
36、日益激化的矛盾
每年的秋收以后，生产队最忙的一段就是往地里送粪，准备麦播。队里有两辆汽马车，每车派两个人，一人赶牲口，一人跟车卸粪。每天也拉不了多少粪。队长号召谁家有架子车拉出来，拉粪时给车也记工分，每天一工（一工是10分，早上2分，中午和下午都是4分），拉车的人每天仍按在队里评的分记工。例如我每天9分，小霞每天六分半，架子车10分，我俩拉一天就能挣26分。这是最重的体力劳动，谁都不愿意干，但又不能打别。有一天早上派工时，贫农尹法勤也在等队长派活儿。人齐了，队长叫着法勤说：你去把我家的架子车拉出来拉粪吧。法勤立刻问队长：那你干什么？你的车自己不拉叫我拉，我不去。队长说你不拉回家歇吧，今天没你的活儿。法勤大怒说：你太欺压人了，你别仗着你是十大弟兄就这么厉害！我今天就不拉你的车，看你能怎样。全队劳力，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声。
生产队是农村最小的生产管理单位，大队干部是公开的脱产干部。小队干部其中三人：队长、会计、保管，虽不是全脱产，但也很少参加集体劳动。各家各户凡能参加劳动的成员，都要经过定期评定工分参加集体劳动。
评分在我们生产队是要和政治思想结合的，政治思想的高低可直接影响工分的高低（政治思想实际指的是家庭成分），例如：给队干部评分时一般都是（一、1）即一等思想1工。×××是（二、85）即二等思想8分半。××是（三、7）即三等思想7分。评到富农尹百祥是（0、7）即没有思想７分。 实际尹百祥是七级木工，很老实，干活也卖力，但每次评工分都很低。工分就是每个农民的工资，（我们队每工合0．4元）。队长是生产队的一把手，谁不服从指挥，他就降低谁的工分。所以每个人的生命权也就掌握在队长的手中。
每年的春节，生产队都要杀一头猪，给各户按人头分肉。队长开会宣布猪头杂食（就是猪头、猪蹄、猪尾巴、猪下水等）不许分配，是给“队里”留的。社员经常议论，“队里”两个字的概念，什么是“队里”？不就是队里的几个干部吗？给“队里”留，也就是给他们几个干部留了。
生产队的土地，名义上是集体的，实际上也成了队长的私有财产，队长就像奴隶主一样，指挥着全队的人在这片土地上劳动，每一个劳动者都没有一点自由，被强迫着在这块地上干活，而劳动者除了获得勉强可以保命的口粮之外，却什么也得不到。
社员范红彩的姥姥死了，找队长请假，队长竟说：你姥姥死也不会死，就这几天生产队忙活，任何人不准请假。成分不好的人和不听指挥犯有错误的人，不但工分低，还得干又脏又累的活儿，还不能说一句不满意的话。而成分好的贫农社员，心里有气还敢和队长顶撞几句，甚至还敢对当前的生产制度提出不满，他们说：毛主席领导贫下中农闹革命，斗地主，分田地，土地在手里还没暖热乎，可又收归生产队了，到头来还不是照样受队长的压迫和剥削？
这些也都是大家在背地里发发牢骚，实际上谁也不敢当面这样讲。
广大的社员群众，面对大小队干部的贪污腐化，他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于是就偷懒怠工，出勤不出力，以致生产效率非常低下。干部和群众，已明显形成两个对立的阶级。群众认为，打的粮食再多，自己也难多吃一两，干部却更能贪污多占。于是就出现了许多消极抵抗的现象：有人在秋季给玉米治虫打药时，把成瓶的农药倒在地上；种的棉花出土后进行剔苗时，故意把大苗拔掉；也有人在小麦播种前犁地时，把成袋的化肥埋在地墒沟里；把装化肥的布袋用铁锹扎烂，不让干部使用（因为当时日产尿素袋子质量很好，化肥用完后干部们把袋子拿回家做成衣服穿，老百姓却不能拿）。群众还编了顺口溜：社员见社员，比比谁作难；干部见干部，比比尿素裤。
我们村还有更胆大的人，在春节的大年初一早上，给大队干部的门前送上花圈，实际群众反对的不仅仅是干部的贪污腐化，更主要的是当前不平的的生产制度。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