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明道
24、大家对我的评论
到家一个多月了，接到兰州冶金局来信后就想去找一下大队部，一是问一下我的档案他们见到了没有，二是和几位干部沟通一下，说明回家的原因，便于以后有事好办一些。没想到见了大队支书和大队长，他们对我非常冷淡，在屋内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简单的说明情况后就告辞了。后来我找到和我关系一直比较好的大队会计尹定祥，他比我大三岁，可按街坊辈是应该叫他叔的。他虽然也是支部成员，但这个人思想非常开通，他不太计较阶级成分，我每次从兰州回家探亲，一见面都非常亲热，不是去他家，就是来我家，互相交谈生产队和家中的情况，所以我俩心里有事也敢讲出来。
他说：没想到你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你还不如在外面好一些，有工资，生活条件也好。回家受苦不说，你读这么多年书再没一点用了。自从你回来以后，支部几次开会都要谈论你的事。支书尹明亮说你是资产阶级出身，你和他不是一路人，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上的人。你文化高，对他们肯定是个很大的威胁。因此他们说对你要处处小心。我对定祥叔说：我的思想可不是他们想的那样。我回家，一是爷儿四个都在外面，家中无人照管。我爷爷去世以后，奶奶和母亲都上了年纪，特别母亲终日性命不保，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使我在外面无法安心工作。再者我还乡以后还想帮助咱村的工作，绝不会给大队制造困难。
他听后也非常理解我的想法。除此之外，我还走访了我的本家几院，几位叔婶都和我热情的谈话，他们说：你回来是对的。常言说养儿防老，你爷死的时候，本是儿孙满堂，可死后竟无一人在身边，还是找别人埋掉的。现在又分了地，家里没个男的也就没法过。他们还听别人说：明道是不是在外面犯了错误了，要不然怎能无故把他下放呢？
不管别人怎样评论，我自己心中有数，我才27岁，是一生风华正茂的时期，我全家团圆了，总觉着自己有能力带领全家老少把生活搞好。
25、第一次外出打工
1963年春，正是农闲的时候，回家已经半年多了，母亲身体恢复得很好，女儿也到离家一里地的后屯小学上学，家中安然无事。正好接到叔父从新乡平原路的木材加工厂寄来的信，信中说：他们厂多年锯下的边角料，堆积如山，厂里现以很低的价钱对外出售。你是否再找两个人作伴，来新乡做这批生意。我和明存以及怀义叔，另有后街的一个街坊，我们四人各自拉着一辆架子车去了新乡。沿路在封丘、延津各地的屠宰场问了一下，他们都需要大量的木柴。
到了新乡，叔父给我们讲了一些情况：这里的木柴每斤2分，头一趟你们每人先少拉一些，先探探路，看是否顺卖。当天我们每人装了一车，拉到大秤上过秤，厂里有专人做记录。等卖了以后，回来交钱。第一次我们拉到封丘县的应举公社就卖掉了，每斤4分。我拉一千斤，一趟转了20元，大家都非常高兴。 第二趟拉到封丘县城北十里的黄德集，因比应举远一些，所以每斤要5分。买方也没打别，并且还高兴地说：下次最好还拉给我们。这一趟我拉1500斤，除去本钱，一趟就赚45元，比我在兰州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因路程较远，三天只能往返一趟，中间要在路上找旅店住一夜。我们干的可是重体力劳动，虽然跑一天感觉很累，但在路上吃的可不受屈。每次拉到屠宰场，他们煮好的牛肉、猪肉随便让我们吃，吃多少都不要钱，就是不准拿走。有一次我们在路边的饭店吃饭，一进门厨师就知道是大客户来了，问我们吃什么。明存说吃饺子，问吃多少，回答每人三碗，师傅说得报数吃多少个，回答每人一百个。真不知当时是怎么吃下的（现在有10个饺子就吃饱了）。
过了一段时间，怀义叔和那个街坊因事回老家走了，只剩下我和明存两个人，厂里也不给我们过秤了，自己随便装，每车按800斤记账，拉的再多也是交800斤的钱。有一次在黄德集，我拉1400斤，每斤5分，除去16元本钱，净得54元，心中高兴得很。以后我们两个也不赶那么紧了，计划走到哪里，就住店休息。
有一次我们走延津境内临公路的一个村庄，找店住下。店主是一位七十来岁的老人，非常和气。我们问他这村叫什么名字，他说是兔儿村，他又说：实际这村叫吐儿村。因商朝周文王和殷纣王本是两位敌对的国君，一次纣王把文王骗到宫内，想把他害死，文王装疯卖傻，众大臣说杀一个疯子会被人耻笑，纣王想试试他是真疯还是假疯，就把他的大儿子伯邑考给杀了，让文王吃肉。文王估计到此事，就故意把肉吃下去。纣王看他真疯了，就把他放了。文王走到这里， 突然呕吐起来，吐出物立刻就变成一只小兔跑了。为此这村起名叫吐儿村。其他客人也都围坐在老人周围，听得非常入神。明存说这老头懂得真多，每次在这里住店就和老人谈古论今，大家非常开心。
转眼小麦已经开始变黄，我俩也该回家收麦了。我们就和木工厂协商以后农闲时，我们仍来拉柴卖，并把剩下的木柴整理得干干净净，垒在一起。厂领导非常高兴，最后装的一车木柴也不给我俩要钱了。
我从银行取出这两个多月用自己的血汗挣得的500多元钱，拿回家中。还给母亲、妻子及小霞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回家后因心中高兴，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句顺口溜：
为解家中难，拉车去挣钱，
脚下无寸步，车轮不会转。
血汗没白流，拿家五百元，
买米又买面，全家皆欢颜。
于1963年6月1日儿童节
26、巧遇
1963年，记得是秋收以后的一个下午，我去樊相给母亲买治胃病的药。走到村南头，正要从小路到大公路上时，遇见村东头富农出身的尹景星和村西头地主出身的韩守性。二人本在我的后面，看见是我就大声喊我停下，我三人就一起上了大公路。他两个年龄都比我小，都是喊我叔的。我们先谈了今年各自家中秋收的情况，因为给国家交公粮都是麦季一次完成，所以秋季打多打少都是自己的。各家的粮食吃到下一年收麦子时都吃不完。又说到如果国家早几年实行这种政策，也不至于饿死这么多人。韩守性说：尹叔经常不在家，不知咱村的情况，三年大饥荒时，咱村尹、李、韩三姓一共一千五百多口人，现在还不到一千人，饿死三分之一还多。甘肃省是大西北偏远的省份，可能情况会好些。尹景星补充说：要是没有大食堂也好点，让各家自己在家做饭吃，起码没那么多白吃粮食的。韩守性又说：尹叔在外面懂得事情多，心里有件事很发愁，想问问他。我的小孩今年刚6岁，正在后屯小学上一年级。有一次还不到放学的时间就哭着回家了，到家里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今天上午在学校大操场集合听报告，老师叫我们几个单另站在一排，不让和大家站在一起，有的同学还喊我地主羔。咱别当地主了，你要是不给老师说说，叫我当贫农，我就不上学了。韩守性说这么小的孩子，啥也不懂，以后一辈一辈的能永远受牵连吗？我答复他：这个问题本来不是咱们讨论的事，再大的官也不一定能说出个所以然。实际我早也想过，在农村划阶级成分，是执政者维持政权的方法，什么成分都不一定是永久牌的。咱把时间说长一点，再有一百年或一千年，谁能知道当时的社会和自己的家是什么样子？所以每个人的成分不会永远传承下去。尹景星又补充说：别管啥成分，都有好人，有坏人，好人总是占多数。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句，谈得非常开心。
我们都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只能背地里谈自己的想法和心里的苦衷，毕竟还不是言论自由的时候。
说着想着，很快就到樊相了。各自办完事以后，守性说，咱们很不容易走到一起，在十字路口的一个饭馆前拉住我俩，非让我们在这里吃顿饭不可。我说母亲还在家等着吃药，我得先回去。正在互相谦让的时候，忽然发现西边三十多步远有一人斜着眼在看我们。仔细一看，是大队的治安主任兼民兵营长尹新富。我给他俩使了个眼色，就各自走开回家了。
27、二女儿的降生
1964年的6月，正是一年中的雨季。几次大雨把家中土坯垒的小厨房北墙冲坏了。我自己和了点泥，想用砖维修一下，此时妻子已怀孕9个多月了。今天感觉不一样，让我去找村里的接生员检查一下。接生员是我本家的一个婶，到家里后，奶奶、母亲都热烈欢迎。这时我哥在省卫生厅已是很有名的中医了，两个月前给妻子把脉，说这次怀的像是男孩，因此接生员来了大家特别高兴，我还站在梯子上垒墙。不到一个小时，竟然听到婴儿的哭声，屋内还传出几个人的欢笑声。心想今天我就有儿子了，十分激动。不一会儿，接生的婶子从南屋内走出，大声喊着我的小名说：是个二妞，又白又胖。听到这一声喊，我心中立刻好像天旋地转一般，手中的瓦刀也掉在了地上。
不管男孩女孩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我下来梯子，赶快跑到屋内去看我第二个宝贝女儿，三天后我给她起名瑞娟。她和姐姐瑞霞相差10岁。那年是龙年，龙是吉祥的象征，只是这孩子生的不是时候，生活困难不说，又是富农成分。小娟从小到大，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吃过一样高档的食品，一小点儿就非常听话，忠厚老实，吃苦耐劳，还帮助姐姐做家务，下地劳动干活。好像知道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女孩子，光怕大人烦她。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自耕自种的美梦不到二年，就又被收回去了。土地归生产队所有，农民下地劳动记工分。和以前不同的是没有大食堂，是每季按工分分得粮食，自己在家做饭吃。
28、早办三件事 晚学老三篇
这次文化大革命，其性质之残酷、实践之漫长、内容之复杂、打击面之广泛，都是历次运动之最。
运动一开始，首先在全国制造出紧张的气氛，毛主席利用有朝气、敢冲敢撞的青年学生对政治的无知，和对他多年来的无限崇拜，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
1966年至1969年所有全国高等院校停止招生，让全国的学生到各地串联，乘车、吃饭不要钱，揪斗各部门各级政府中党内党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镇压群众运动的右倾分子。光我们慈周寨公社南部的几个自然村，尹庄、前屯、后屯、郝庄、枣科，就形成两大派组织－－井冈山造反派和长滑联盟。井冈山造反派是提名道姓的揪出中央到个地方的各大队支部当权派。长滑联盟是要保护红色政权，反对造反派。两大派组织，每天大部分时间，不分场合进行面对面的大辩论。出身不好的人，哪一派都不要，恐怕对方说自己拉拢阶级敌人。
农民出工下地干活，必须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各生产队的小队长，每天早上组织全体男女劳力在村头毛主席像前办三件事：第一向毛主席像三鞠躬；第二读毛主席语录；第三跳忠字舞。办完三件事后各自拿上工具，听队长指派去干活。
有一次正在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不知谁放了个屁，还很响，引起大家哄笑。队长大怒，非问谁的事，叫大家把这个人检举出来，结果没人吭声，造成今天全体出工的人员，一天不能记工分。晚上收工时，还要在毛主席像前作晚汇报，全体劳力要立正姿势，手捧红宝书放在胸口，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才能回家吃饭。
群众最害怕的是晚饭后的政治学习。劳动一天本来已经身体很累了，但必须参加学习老三篇，地点不是在东路口，就是在喂牲口的牛屋。有一天风大，队长打完集合铃后，叫大家都去牛屋，男女老少都得去，把牛屋挤得满满的。我躺在装满饲草的池子内，后墙和西山墙上各有一个大槽，喂有两头驴、六头牛，牛正在吃草。开始学习时，第一项先唱红歌，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吗？实际是乱喊。有高声、有低声、有粗声、有尖声，有不会调儿的就跟着大声读，乱七八糟。正在吃草的牛，吓得也停止吃草，仰起脸，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使我立刻想起一句成语－－对牛弹琴。
有一天晚上，仍是在这牛屋里学习，队长说各家只能留一人看门，今天革委会要来人检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不许一个人缺席。当晚学习的是老三篇中的《为人民服务》，识字的年轻人和上学的小孩还好一点，作难的就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和老人。今天人多，屋门外站的都是人。大家手举红宝书，刚念完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来了四五个带着红袖章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井冈山造反派的。其中一个人拿了一张名单，看了一会儿问：谁叫崔月花？站起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是北街尹西华的媳妇，我们平常都喊他老崔。工作人员问她，这几天你学习的怎么样？她答：毛主席的书我会大半篇。工作员不太理解，又问：你能说一下吗？老崔说：我不会说我会唱。于是就拉着长腔唱起来了－－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万遍呀下功夫……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还有一句热乎乎。原来她会的大半篇，不是老三篇是首歌，大家听了都忍不住偷笑起来。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把人折腾的早晚都不能安宁。
29、豫剧大师被批斗 弟弟还乡探父母
形势一天比一天紧了，这几天又下来新指示－－破四旧。谁家放有老古董、老书画、老文物、老天爷、老灶爷、祖宗轴都得交出来。我从兰州回来时，可没少扔东西，只有我学的专业书，一本也没舍得丢掉。有冶金学、铸造工艺学、车间设备、理论力学、制图学等等，满满装了一大箱。我想着这些书籍总不能算四旧，就没有交。结果被一大帮红卫兵大搜查时，连箱子都拿走了。全村收走的东西，都堆在大队部的院内，像座小山一样。他们一把火就把这座小山点着了，火光冲天。有的小孩冒着大火，用长杆往外挑小画书。有些迷信品烧了不可惜，可惜我保存多年的专业书籍，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真比秦始皇还厉害。
1967年春天，各派的斗争更严重了，听说滑县正在斗争县委书记马长泰。红卫兵像疯了一样，打、砸、抢、烧，各级的干部也都靠边站了。
也正是农闲时间，我想送母亲去郑州住一段时间，换一换环境，也顺便看望一下父亲。谁知到郑州比农村乱的更厉害，从汽车站到人民路，满街都是游行的队伍，队伍的前面打着横幅，有的写着：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万岁！有的写着：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还有的写着：打倒以吴芝甫为首的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偌大一个郑州市变成了红色的海洋。
我和母亲好不容易走到人民路的中医学院，父亲在家属楼二楼的一间房子里住，一床一桌非常简单。父亲见我母子来了非常高兴，我问父亲近时身体怎样，他说身体很好，并说自从你回家以后，我心静多了，在也不挂念你奶奶和你母亲了。我自己也不做饭，都是在医院的食堂吃饭，有时吃过晚饭到街上转一转。这几天外面乱的很，红卫兵经常打架，你在这里最好也少上街去。
翌日上午，听到人民路上热闹的很，锣鼓声也越来越近，我一人跑下楼去，原来是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拉着一个唱戏的，还穿有花木兰的戏装。仔细一看就认出来了，原来是河南省最著名的豫剧名家常香玉。只见常香玉脖子上挂着一串用麻绳穿起来的破鞋，后面一辆车上装满了香玉剧团的全部戏厢和道具。车的前面是锣鼓喧天，听说是要把这些拉到二七广场进行焚烧，并且要在那里开斗争大会。
这位当年为支援抗美援朝，率领全剧团巡回演出，将全部收入捐献一架飞机的豫剧大师，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竟遭到这样的奇耻大辱。也使我亲眼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怎样遭到破坏的。
这几天又听到一个好消息，大庆的三弟听说母亲在郑州，也想回家一趟，看望父母亲。真是太高兴了！回老家这几年，可没少得到弟弟的帮助，每个月准时给我寄来15元钱。当时在家因人多劳力少，一个人的工分不够支付全家6口人的口粮钱。生产队每年秋收以后，叫自己找对象进行余缺相抵，余粮户劳动力多，工分多，扣除口粮钱还有余钱，可找缺粮户来抵。我们生产队的几家大余粮户都愿找我家来抵，因知道我家外面有人寄钱，不会欠账。因此在那个极大的困难时期，我兄弟可帮了二哥的大忙，至今心里还存有谢意。
没出三天，明智就来到郑州，带了很多行李和吃物。放下东西，我扶着母亲问：你看这是谁来了？母亲看了很长时间，说出了四个字：“有点面熟”。一听这话我就掉下眼泪。母亲这几年，生活上、思想上都受了很大刺激，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认不出来了。后来把大哥也叫来了，我们一家亲五口团圆了。这就是从1943年开始在开封团圆的一家人，今天又在郑州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团圆了。好则是全家人在这次运动中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唯有我在农村，说不定哪天会出问题。这只是个人感觉，听天由命吧。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