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明道
18、一条驴腿的案件
来到通渭县，领导要求，要和群众同甘共苦，每人每天只能吃六两，不许多吃。所以每天饿得也是少气无力。敬根年是转业军人，借用公社武装部的枪打野兔和老鹰，可没少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通渭地区山高沟深，如果去离公社较远的地方办事，就需要带枪防身，也顺便能打些野味。
有一天下大雪，黑石头大队给公社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小队死了一头驴，在仓库放着，结果夜间少了一条驴腿，干部和群众互相猜疑，打起来了。李局长派我和马有江去处理此事，说是十几里路，但中间需翻一道山，下坡时不小心，我一下滑了十几米，掉进一个大坑内。因穿着大衣，坑内雪深，没有摔伤，但这大坑有一丈多深，周围又很陡，怎么也爬不出来，小马也是束手无策，只好回公社叫人。过了很长时间，听见上面有人说话，我就大声喊叫，原来是两个社员挑着挑子给公社送烧炕的柴。两人听到喊声，到坑边一看，二话没说就赶紧把绑柴的绳子解下来，把我拉出大坑。正好马有江和另一人也抬着梯子过来，我俩让他们回公社，我们继续去黑石头大队。
到了大队部一了解，就到下面查看情况。刚走到村西头，就看见有一间小土坯房往外冒烟，我俩就朝这间土坯房走去。走到近前，推门一看，有一位披头散发的老人，正在地上用几块土坯支着一个烂铁锅煮着什么。我俩顺便坐在床上，还没说两句话，老人就哭了起来。我顺手拉了一下床上的枕头，我的天哪！下边竟是两只死小孩的脚！小马端起锅就往外走，老人无论如何也不让倒掉，拉住他不放手。我对大娘说：这可不能吃，下午一定给你送来面粉，保证让你吃上饭。
见景生情，这件事让我立刻想起老家的母亲，老人和妻子及小女儿，不知在家怎样生活，我落泪了。
转眼工作组在通渭已将近三个月，春节将近，省委指示工作组结束，全部返回兰州。为了充实当地的干部队伍，省委还决定从工作组中抽一部分干部留下来，继续协助各地人民公社的工作。冶金局研究决定，把时年二十一岁的敬根年留下来。后来听说他在襄南公社当了副主任。
临走的头天晚上，李局长召集大家开了个会，总结一下再这里工作三个月的成绩，又交代所有的同志，回到兰州后，不要乱讲在通渭饿死人的情况，以免造成不良影响。还说，大家在这里几个月，吃了不少苦，做了不少工作，救活了很多人命，整顿了以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班子(工作组在通渭县最后解决县委领导班子的大会上，宣布开除县委书记席道隆的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这位时年35岁的县委书记，泪流满面的说：我完全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现在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建立健全了县以下各级干部队伍，和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还交代敬根年：你还年轻，把你留下来，希望你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发挥你的才干，努力工作。
这位21岁的小伙子，在通渭一干就是五十三年，2012年他从定西给我寄来的照片，已经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19、六位亲人的冤魂
从通渭回到兰州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接到老家的来信：爷爷于1960年农历的三月初十去世了，离我上次回家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怎么可能呢？从老家出来时，爷爷还背着拾粪的箩头，一面拾粪一面送我，一直送到村南四里地的樊相集。一路上交代我：你离家太远，也不能经常回家，在外面要好好干，家里的事有你奶奶操心，你不要挂念。你母亲身体不好，主要是缺吃的。大食堂一天三顿稀汤饭，人也确实受不了。你要能积攒些粮票，捎回来更好。……
回想爷爷的话，如同昨天一样。可老人的死已成事实，手里拿着信，一面哭一面读，一连几天汤水不进。
张科长看到这种情况，批准了我回家的请求。我带着在通渭积存的二十斤粮票，于次日乘火车奔回家乡。到家后爷爷已入土十一天了。我一进头门，把东西往地上一放，和奶奶、母亲说了几句话，立刻跑到坟上，把用粮票买来的两斤点心摆在坟前，烧了纸钱，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这才趴在墓上放生大哭起来，可他已经听不到了。爷爷带着饥饿永远离开了我们。一个老实本分、勤劳一生，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人，到死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被饿死。
奶奶告诉我，爷爷死时，两个儿子，六个孙子，没有一人在身边，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没人去埋。队里干部找了四个有点力气的司务长（食堂管理员），把他用架子车拉到地里埋了。
爷爷死后二十一天，农历四月初七，我二爷死了。当中只隔了一夜，四月初八早上我姥姥死了。
二爷是我爷爷的亲兄弟，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中午我提着他的黑色饭罐去食堂领饭，他还小声交代：别弄撒了。等我回来他已停止呼吸，死相惨不忍睹，瘦得皮包骨头，两腿卷着两手搂着，膝盖放在胸口，活似一个“知了猴”。我找人用他的两个破木箱和一块单扇门，做了一个大匣子当棺材，当天下午就把他拉到地里埋了。
我姥姥死的时候，我的四个姨、一个舅，都在跟前，大家商量都不要哭，中午和晚上还能给领两顿饭。母亲和几个姨都在床前跪着，我一直守候在她身旁。忽然，母亲一头栽倒在地上，我赶紧抱住她喊：娘！大家说好的，你明天再哭吧。你要有个好歹，儿可怎么办？
第二天姥姥入土后，我的请假日期已超过两天，和母亲回家与奶奶商量。奶奶心量大的很，吵着我说：明天回兰州吧，不去工作，都守在一块儿等死吗？
我回到兰州刚刚一个星期，得知我婶母于农历五月十三日也死了。加上一个月前已经死去的姥爷和二姑，就在这1960年的春天，不足三个月的时间，竟然失去了六位亲人。
20、找到失去联系五十多年的老朋友
2011年的元月，三女儿小琦给我拿来了一本自己打印的厚厚的书，足有几十万字之多。书名是《墓碑——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就凭这本书的名称，对我已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得手之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本书的作者杨继绳，生于1936年（小我一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为了让全国人民真正了解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更进一步认识到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国富民安的重大意义，他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历经15年时间，走遍全国各地，翻阅档案资料，进行实地采访记录。接受采访的人员，上至中央部级和省、地、县的干部，下至农村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人数多达一百多人。实事求是的写出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村的老百姓，大灾大难的生活纪实。
此书在“甘肃不甘”一节中提到1960年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采访了一位原是省冶金局的干部，后在县人大工作现已退休的老人－－敬根年。他是参加省委工作组来到通渭，并详细记录了当时他所反映通渭的死人惨状。
看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五十年前的往事，也万万没有想到竟在这本书中看到自从通渭分别，已经50多年失去联系的老朋友。我把这条惊人的消息向三女儿谈了之后，就问她也不知现在能不能找到此人。女婿张恺闻听此事，立即通过网络发帖在通渭贴吧寻人。费了许多周折，竟然联系上了敬根年的女婿刘继笃。刘把情况告知其岳父，并与当天接通电话，让我俩谈了很长时间。敬根年向我谈了自从工作组返回兰州以后，他留在通渭40年的工作情况。最早是在襄南、碧玉、城关等公社任党委书记，后调到县农业局、县政协、县人大等几个单位，退休后定居在定西水利局家属院。后来我俩都以长达数页的信件，互相谈了分别50多年的生活情况，并寄有全家人的合影照片。
敬根年小我三岁，现也年过古稀。我俩虽然身在异处，但却同乘一辆历史的车轮，由青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对敬根年说，你给记者杨继绳反映的情况，句句实言，是我们在通渭的亲身经历。你的一生为国家做了不少工作，而我为母辞职，使她从即将死去的1962年又多活了十四年，尽了个人的一点孝心。可我们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用自己的良心为十九世纪中国的个人极权制度作证，为在这种制度下死去的冤魂作证，以让后人相信这段历史，别让这段历史在中国重演。
更希望我的后代人，长大以后，谁有兴趣研究中国历史的话，一定要看此书。这部书由香港出版社出版，作者把书名定为《墓碑》，有四种含义：第一，他父亲也是饿死的，为父亲立一座碑；第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同胞立碑；第三是为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制度立碑；第四是书写到一半时，检查身体有重病，他发誓必须在死前完成这本书，也等于给自己立了一个碑。看完这部书，泪水不知滴湿了多少书页。佩服作者伟大的勇气和对自己人民、民族、国家的忠诚！
21、老朋友的回信
敬根年在2011年8月6号的来信中说：工作组走后，通渭许多地方的死人现象仍有发生。他留在襄南公社，这里的社员生活水平仍需进一步努力改善。他一直在通渭工作了四十年，换了七个工作单位，在襄南工作的时间最长。从来信中看出他仍然坚持我们在一起时的工作作风，关心群众，体贴民情，当了公社党委书记之后，坚持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得到群众的爱戴。退休时襄南公社的老百姓送给他一幅“民心至尊”的匾额。我为有这样处处敢为老百姓说实话的老朋友而高兴。
我们两个青年时期在一起工作，分别半个世纪后又因一本书而相知，真是太不容易了。自从接到敬根年的来信，心中就产生一个极其美好的心愿，让儿女们陪同我前往甘肃省的定西市拜访我非常想念的老朋友。
2002年，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到通渭采访，敬根年说：前两次我不在家，后一次指名要对我进行采访。见面后就把工作组来通渭以后的真实情况向他谈了，杨记者一面流泪一面做记录。
他还说：这些事已成历史了。一开始对杨的采访本想回避，可是又考虑到，他以这样大的功夫，耗费这么多精力，就是想以真人真事，把这段人间的悲剧告诉后来的人们。所以一说起通渭的事情，话就收留不住了，要不然今天你怎么能在他写的这本书上看到我呢？是天分也是缘分！
22、父亲的来信
时间很快，从通渭回兰州又两年多了。听说这一段时间老家的情况变化很大，1962年春天，不知是哪一级下的命令，我们村的大食堂解散了。公社通知大队，把土地分给社员，自耕自种。家中有男劳力的家庭可借了大光，一季打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外，一年也吃不完。作难的也只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老的老，小的小，又都是妇女。此时父亲在郑州中医院煎药部是一名煎药工人，听说家中的情况就再也坐不住了，一连给我写了好几封信。
第一封信中说：在这几年的大饥荒中，咱家饿死好几口人，你母亲从1957年政府号召凡农村户口的，不让在城里吃闲饭，于是和你嫂子都从郑州回老家了。你母亲一直身体不好，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你嫂子和你家里的，也都想各种各的，可你奶奶和你母亲的地怎么办呢？听说你娘自己用八斗篮往地里提粪，咱父子四人都在外面工作，真是担心老家他们的生活。
第二封信说：今年春天你娘得了一场大病，你哥回老家带她去医院看了好多天。你哥身体也不好，因肺结核，左肺做过手术，割下一页肺，至今尚未恢复正常。在卫生厅工作也很忙。小三刚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分配到大庆油田，如果让你娘回郑州，我的工资又少，生活也顾不住。
第三封信说：我有一桩最大的心事，想和你商量。因这几年的大饥荒，咱家已死去好几位亲人。现在政府把土地让个人耕种，这么好的机会，可惜咱家有地无人种。我考虑咱爷儿四个是否抽一人回家带领全家人把地种好，这样生活就能往前走。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哥身体不行，小三年龄小。只有你能担此重任。我和你哥、你弟三人给你往家寄钱，大力地帮助你。你考虑这样办中不中？
一连接到父亲的三封来信，心中思绪万千。真巧得很，我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也有了变动，省委决定把省冶金局、省化工局、省煤炭局三局合并为甘肃省重工业厅。各局的人员也要精简，冶金局抽调14人分配到各厂矿企业。我和王营生被调到兰州化工厂三零四橡胶分厂机修车间，人事科已把调令和去厂里的介绍信交给我们。当时王营生确定不去，他说叶落归根，我们迟早要回河南，你想去你自己去吧，我准备近日就回老家，自谋职业。听了他的话，一夜未眠，左思右想该怎么办。也是我命该如此，还没等去新单位报名，第二天老家来电报，母亲病危。我再也没有思考的余地，决定返乡。
23、母亲还能认识自己的儿子
我把已决定还乡的事告诉王营生，他很赞成我的想法。我们俩就找领导说明情况，愿响应党的号召，回家参加农业生产。李泰局长也很支持我们，并说：等甘肃情况好转了，一定还让你们回来工作。
我们开始整理衣物，办理了和办公室有关的交接手续，又到人事科和财务科填写自愿离职还乡的有关表格，在财务科每人领了二千三百多元的离职费。次日局里用一辆吉普车送我俩到兰州火车站，于上午10点离开了在这里上学、工作、历时八年的兰州市。更没想到一个月后弟弟到兰州炼油厂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失去了兄弟同城共乐的机会。
1962年7月27号到达家乡。到家后一个星期，接到冶金局的一封便函，说你的档案已转交你大队党支部。从此我就由一名国家干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
刚到家时，妻子对我说：母亲在南屋东间。进屋撩开门帘一看，大吃一惊。母亲盖着被子在床上躺着，脸肿的非常大，看不出一点原来的样子。这时她已看到儿子站在床前，虽然没有说话，但从她的嘴角微微一动，我已看到母亲高兴的表情。我立刻坐在床边，握着母亲干瘦的手说：娘，我这次回家就不走了，我要永远守在你身边保护你。她无力地点了点头，我问他今天吃的什么，她用一只手在枕边摸了半天，拿出两粒核桃大的浅黄色药丸。妻子说那是咱公社浮肿院发的康复丸，是专门让浮肿病人吃的。根据我在通渭的经验，母亲这种情况仍然是饥饿造成的，不用找医生，我就能治好这种病。我这次回家带了一百多斤全国粮票，又有两千多元的资金。（那时的钱可比现在管用。我在兰州每月的工资才37.5元。）有钱有粮票不怕治不好母亲的病。这次我还带来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去集上买东西又方便。于是，不到一个月的功夫，母亲就慢慢能下地走路了。我和奶奶、母亲、妻子、女儿小霞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干活，女儿对我也不再陌生，也敢叫爸爸了。
听小霞妈说，五九年她是全县的三八红旗手，去道口开了7天会，把刚刚五岁的小霞放在幼儿园。因没有离开过妈妈，小霞光哭不吃饭，饿得已经不会动了。正好她老姥爷来看她，就把她带到姥姥家，一顿喝四五碗饭，才救了过来。我真地是上对不起母亲，下对不起女儿。这次回来可该尽一尽自己的职责了。现在各家都分到了土地，只要努力，日子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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