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明道
11、在兰州工业校
兰州工业学校在开封共招了两个专业，四个班。三个带队老师带领男女共160个学生，于1955年6月20号乘火车开往兰州。走的那天，父亲和母亲都到车站送我，父亲眼含泪花，母亲哭出了声。他们和所有来送学生的父母亲，站在进站口外面，一直看着我们上了火车，我也从已经开动的火车窗户中看到二老还在那里站着。母亲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父亲用一只手放在两眼上方看着这辆拉着儿子的列车，飞速的奔向西方。
经过一天一夜的奔驰，火车于次日下午到达兰州车站，学校的校车已经在车站外面迎接我们。到校后老师告诉大家宿舍已经安排好了，双人床，八人一间，同学们各自拿着行李和用品在宿舍门口贴的名单上找到自己的宿舍，放下东西不大一会儿就开饭了。
次日早饭后全体同学在操场上集合，有教导主任吴廉向大家介绍学校的基本情况。
他说：欢迎同学们到这个学校来，学校是五二年建立的，是兰州市唯一的一所工业学校。设有两个系，以后计划还要设立化工系，每个系有两个专业，每个专业有四个班。去河南招生的是机械系，去吉林招生的是建筑系，在西楼，那里的学生明天就能到校。你们这个系在东楼，以后同学们上课住宿都在这个楼上。散会后自己去看一下，楼前贴的名单上写有你所在的专业和班级。
他接着说：咱们学校，大家也看到了，这地方是兰工坪，地势较高，没有水井，生活用水由汽车到坪下面的黄河水库中去拉，所以希望同学们要节约用水，不要浪费。
散会后我在名单中看到，我分到机械系铸造专业一班。在教室门前的课程表中看到文化课有语文、高等数学、俄语、政治和体育，专业课有铸造工艺学、冶金学、材料力学、动力学、电工学和机械制图。
我们班四十个同学，来自河南省各地区的不同学校，没几天时间，大家都熟悉了。大家在一起生活，学习，又都是老乡，所以，同窗三年，同学们在一起团结的非常好。
我在初中三年一直都是班里的篮球队员，来到这里仍然喜欢体育，经常参加班级之间的篮球赛。六年的体育锻炼，使我有了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一米七五的个头，人也长得比小时候帅气多了。
12、学校的反右斗争
一九七五年，在二年级第一学期快放暑假的时候，看到学校的气氛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全校八十多个教职员工，脸上很少有笑容。走路也是急匆匆的。有时也看到三三两两的教师小声的在嘀咕些什么。有的任课老师站在教室门口向同学们说：这堂课大家上自习吧！扭头就走了。
有一次王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语文课，忽听外面的集合钟声响了。她把教案一合，叫大家到楼下集合，全校学生都排着队到大操场上去了。今天的大操场多了一个像戏台一样的大台子，上面横着挂的一块红布上，贴着用白纸剪的几个大字“口诛笔伐斗吴廉”。学生和教师集合完毕，会场十分肃静。校长朱培屏上台讲话，他说：今天是我们学校公开向右派分子的斗争大会。反右斗争是继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后的又一次阶级斗争。上级指示，在教育界各单位各学校，都要彻底肃清右派分子。吴廉身为教务主任，是我校头号右派反党分子。他反对“又红又专”的教育方针，主张只专不红，说学生应当以学为主，不宜参与政治活动。还说只有大力发展科研事业国家才能强大。其目的就是不要共产党。希望广大师生，一定把我校这个反党集团揪出来！个别教师还领着学生喊口号。
吴廉，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南京和西安等地担任过教授，调到这里一直担任教务主任，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今天大多数学生没有听懂校长讲话的意思，也不知道吴主任的言论错在什么地方。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吴廉和他的家人。
后来还听说上级给兰州工业学校布置的任务是要揪出五名右派分子，全省共揪出右派分子9700多名（仅教育系统）。
这次反右运动，虽然没有牵扯到学生，可教师们一个个每天都在恐怖中工作和生活，也就无心搞好教学。所以最终受害的还是学生。全校数百名学生开始自由散漫，不遵守纪律，上自习时打打闹闹。直到五八年我们这一届毕业，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
13、妻子的来信
在兰州工业学校上学，三年回过老家两次。五七年九月新学期开始时，接到妻子从老家的来信，信中还把爱人写成了受人。虽然错别字较多，但事情讲的很清楚。信中说：现在农村都以乡为单位成立了人民公社，一个村是一个大队，咱大队又分九个小队，咱是第九生产队。刚成立大队的时候，大队干部要求全村地主富农向党献忠心，表决心，谁献的东西多，谁就是对党忠诚，有决心告别过去重新做人。妻子说：我把出嫁时的几件绸缎衣服和玉镯子都献出去了，还不行，有人说我戴过金耳环，也要献出去，要不然就是对党不忠心。这对金耳环是奶奶送我的，为此我把家里的一口大缸送给奶奶盛粮食。大队派人来要，我也只好把金耳环献出去了。其他的地主富农也纷纷把家里像什么清朝的罗圈椅、八仙桌等值钱的东西，都交到了大队。谁不交，就开大会批斗。实际上最后这些东西都不知弄到谁家了，有人说在队长老婆的耳朵上看到了我的金耳环。
妻子还说，慈周寨公社是全县的一面红旗，咱大队又是公社的一面红旗，啥事儿都比别的队积极。社员每天要集体到地里劳动，所以大队干部把村中一岁到五岁的小孩集中在一起，在村东头一个地主家的老宅，把头门改了重修一下，上面用红漆写上“尹庄大队幼儿园”。院内建有食堂，由五名妇女选出一人做饭，一人是幼儿园园长，其他人是老师，带领六十多个儿童，集体活动，还找木工做了很多玩具。妻子是其中一名教师，女儿也加入了这个整天哭哭闹闹的队伍。
这封信中还夹了一页从河南日报上剪下来的文章，是关于对妻子的报道，题目是《社员爱戴王雪英》，表扬她如何帮助成立幼儿园，如何帮助不能自理的小孩洗脸、吃饭、做游戏，带领大一点的小孩学跳舞、扭秧歌，搞得有声有色，成绩很突出，她被选为县里的三八红旗手，地市妇联委员，还被提名为河南省妇联的候选人。
58年作者和妻子女儿合影
尹庄幼儿园一炮走红，迎来全县和地区的许多公社组织人员前来参观学习。为了让领导看到尹庄大队幼儿园的飞速建设，在参观团到来之前，大队决定要扩建幼儿园。在原来幼儿园的基础上，他们把村东头大约十几家人连夜赶出来，把家与家之间的院墙拆掉，外围的墙连起来，全村人一齐动手，一夜之间就把新的幼儿园建起来了。妻子连夜做了十几件小孩的衣服，第二天都穿上，大人小孩一起敲锣打鼓迎接县里的领导前来参观。
这所幼儿园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解散了。
14、大跃进和大炼钢铁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下了最新指示，要全民大炼钢铁。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努力奋斗，要超英赶美。
这一年，毛主席又说了一句“还是人民公社好”，成了最高指示，全国农村在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迅速成立了两万四千个完全军事化的人民公社，党中央借着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炼钢铁的春风，号召全国人民，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三面红旗招展，把一九五八年的中国变成了红色的海洋。正好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就该毕业了。为适应全民大炼钢铁的需要，甘肃省冶金工业局下令我们学校铸造专业的两个班，提前两个月毕业，于五八年的四月份将两班的80个学生，分到全省各地区（张掖、酒泉、玉门、嘉峪关、白银、定西、平凉、天水）作为技术骨干力量，帮助当地的大炼钢铁运动。最幸运的就是我和我班的王营生同学，被冶金局直接派到湖北省的竹溪钢铁厂学习土法炼钢，时间三个月。
去到以后收到厂长吕月会、技师黄朋的热情接待，次日就安排我俩到班组和工人一起实际操作学习。这次实习，我最擅长的的绘画制图技术可真派上了用场。我把全厂所有的钢铁设备、炼铁炉、锻造台、和所用工具，用立体和平面两种方法绘制出来，画得非常直观清楚。三个月后，我俩满载而归，在武汉的冶金厅招待所暂时住下，想在回兰州路过郑州时拐弯回家一趟。我俩商量：如果不吭气回家，可能局里也不会知道，可万一被发现怎么办？不如发个电报，向领导请个假。谁知甘肃省冶金工业局当天就回了电报：“任务紧急，不许探家，立即返兰”。我俩也只好学习大禹治水了，三过家门而不入。
到兰州后，人事科老胡给我俩说：原来局里安排你俩回来后调你们到定西去，领导说这两个学生老实可靠，就把你俩留到局里了。这是甘肃省冶金系统最高行政管理机关，王营生在生产科搞统计，掌握全省各地钢铁生产数量。我的任务是出差，检查各地生产情况和产品质量。
甘肃省和全国各地一样，正在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除了几家国家投资兴建的钢铁厂，如兰州钢铁厂，酒泉、河西堡、白银、平凉、天水等钢铁厂外，大部分都是当地各人民公社自己办的土法炼钢厂。在河西堡，我站在一个高地上看到山上山下，人山深海，红旗招展。人员来自各生产大队，公社把所有的青壮劳力抽出来大炼钢铁。在山丹县看到有人把县上的城门两头用砖一堵，城门上面砌上一个抽烟的烟囱，里面一层煤炭一层矿石装起来，点着火就烧起来了。结果把一个城门炼成一个大铁疙瘩，后来找了四辆挖土机和吊车，不停的挖了一个星期才把城门打开。
另一个农民自办的小钢铁厂中，有一个三八妇女炉，由10名青年妇女全天三班倒轮流操作，把炉子装好后，用木工自己制造的大风箱代替鼓风机。结果一天下来，光冒烟不起火，技术员一检查，原来风箱嘴没对准炼钢铁炉的进风口。
有的公社还逼着社员把家里所有的铁器交出来，并说：交出一把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群众被迫把铁器都贡献出来，运到炼钢厂投入炉中，结果全部烧成了废品。
炼钢是在标准的炼钢炉内，按照一定的生产工艺过程，风温、风压都有规定，在严格管理的情况下，才能生产合格产品。光凭自己的想象去完场高科技的生产水平，是不可能的。
全民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大胆的彭德怀元帅直言进谏毛主席，第二年的庐山会议，这位开国元勋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主席也忘了自己在长征中所写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达顶峰，别说老百姓，就是全党到中央，谁敢说毛主席半个不字，立刻就成了反革命。一个小学生写“毛主席万岁！”后面的叹号写歪了，硬说是问号，这个小学生就被定为反革命。全党全国从上到下，没有一人不是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五八年全民大炼钢铁，毛主席下令全国1070万吨钢铁指标必须完成门，各级干部哪个不怕他“违令者斩！”的厉害？基层干部有什么办法呢？在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虚报产量的现象。
许多钢铁厂日产几百斤，给县钢铁办报几千斤。县、地、省各级也就层层加码报上去了。我的同学王营生在省上统计的数字和实际产量能差多少，也只有老天爷知道。我在厂里和个别班组长谈心时，问他们：上级真的来查怎么办？他说：先不当右倾分子再说。
我本人的任务是巡回各厂检查质量。全省十三个比较正规的钢铁厂，几十个小土炼钢厂，哪厂的情况心里都很清楚。当回兰州给生产科张孔荪科长汇报工作的时候，张科长也是无奈的说：适应形势，少说为佳。
我现在说起五八年的事，当然敢说实话。甘肃省五八年炼出的钢铁，50%质量不过关，产量不够数。很多从公社抽过来的农民，一天炼钢技术都没学过，完不成任务，还要挨打受气。我也亲眼见过个别干部把群众的做饭锅砸烂炼钢，亏心不亏心！
15、人民公社
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全面性的，农村的人民公社比大炼钢铁“吹”的还厉害。有一次我到山丹县出差，正是五八年农村夏收结束的时候，我住的是县委招待所，有一天晚上，县委的干部和全县公社书记在招待所大会议室开会，一直开到半夜。最后，县委书记王秉林大声说：今天是落实产量的大会，要想过关，你就实话实说，把你公社的实际产量报上来。
我住的房间离会议室只隔一个门，他们开会的声音很大，时不时的听到里边大声喊叫、吵架的声音。只听王书记大声问：谁先说？下边开始报产量：五星公社报的是亩产3200斤，总产一亿二千斤。城关公社报亩产4000斤，总产一亿六千斤。最后报的人多了，喊声又乱，听不清是哪公社所报，但有一个非常刺耳的数字——亩产7000斤，总产两亿八千斤。（至今这组数字还在我的老红皮日记本上记着）。
当时真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各级干部层层施压。上边定的指标高，下面完不成，又怕当彭德怀式的右倾分子，就只有拼命的说假话。
想不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报纸－－人民日报，也竟然登出很多天文数字：**省**公社，花生亩产13241斤；**县**公社，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谷子越过万斤……大标题还写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浮夸本来就是假的，如何把假的让人看成是真的，就只有制造假象。
1959年10月，老家妻子来信问我：往前春节能回家不能，并谈了家乡秋收以后的情况，信中说：安阳地区和滑县县委组织工作组，到咱公社检查落实秋收产量情况，公社选择来咱大队，这一下可把咱这个红旗大队的干部忙坏了。因为秋收前给上级报的产量太高，实际产量差得太多，大队交过公粮后，剩下的群众口粮还没分，仓库里的粮食就剩下不多了。咱小队的仓库保管尹绍宗和正副队长、民兵营长几个干部把仓库中的空粮食囤下面装上麦秸，麦秸上面装一层麦糠，麦糠上面撒一层粮食。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大粮食囤，看起来哪个都得上万斤，真是自欺欺人。
看到家乡的情况，十分痛心。自己是一草芥小民，无能为力，面对这种造假运动，也只能把痛恨藏在心里。
16、大食堂的饭越来越稀
农村的浮夸风最严重的后果是饿死人，和大炼钢铁的浮夸不一样。钢铁不能吃，产量的多报与少报，不能直接威胁人的生命。粮食产量报的多，国家向各生产队的征购粮就多，农民剩下的粮食就会更少。到最后没有粮食吃了，只有挨饿。1958年许多地方的农村开始出现大食堂，就是把每个自然村按人口多少分成若干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成立一个大食堂，社员各家各户老老少少都到大食堂吃饭，不允许一家在自己家里做饭吃。这时候各生产队的库存粮食多少还有点老底，所以在食堂吃饭，也基本上能吃饱肚子。到了五九年可就不行了，因为五八年夏秋两季，全国各地的浮夸风由4-5级升至8-9级，最时兴的词是“放卫星”。这一年的大跃进，政府在全国各地掀起“高征购，反瞒产”运动，采取一切方法，夺走群众手中的粮食，收入国库，支援其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再加上全民大炼钢铁，抽调了农村大量劳动力，致使已经成熟的庄稼，因缺人收割而烂在地里，造成人为的减产。所以进入五九年后，一个极大的灾难就降临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食堂的饭也越来越稀。我五九年春在老家，到食堂排队领过一次饭，每人一瓢，稀得能照人影。在这种情况下，社员的劳动强度却有增无减，一天三晌下地干活，有时还打黄昏拉犁拉耙。民以食为天，肚内缺食，哪来的力气？可是，大家必须拼命干活，谁不好好干，领队的队长、民兵营长，不是拳打就是脚踢。但社员群众最害怕的不是挨打，而是“扣饭”。队长认为你哪一晌不好好干或者不听话，只要对食堂管理员说一句话，中午的一顿饭就被扣掉。对于这个社员来说，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比中央最高法院的院长都厉害，他能直接“判”人死刑。
后来听说这种情况不光是我老家，而是全国所有的农村。我的工作在城里，城里人吃粮食是定量，干部每人每月26斤，工人每人每月32斤。虽然吃得不是很饱，但也不过分挨饿，干部们听说农村有饿死人的现象还不太相信。
17、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
1959年的11月，农历的10月，甘肃省农村已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最严重的是定西地区的通渭县。当时中共甘肃省委从各厅局抽出一百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到通渭安排群众生活。
冶金局抽出包括我在内共13人，由副局长李泰任组长，于1959年农历11月14日前往通渭，可真巧，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到达通渭后，全省的大工作组分成十二个小组，分别去各公社执行任务。冶金局被分到襄南公社，李局长让我和敬根年及设计院的马有江留在公社，其他人到各生产队了解情况。
一开始工作组的任务是访贫问苦，安排群众生活，挨门挨户去看望社员。因为天气冷，这里人睡的都是能烧柴禾和干牛粪的土炕。第一天李局长和我们三人就在公社所在地的襄南大队，进入第一家农户，推开屋门，我们看到炕上躺着三个人，没有一人吭声。我们走到跟前一看，有两个人还能睁眼，另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死人活人一个炕，因为活着的人已经没有力气去埋葬死人了。
我们立即组织村内还能走路的人，用一辆大马车，把死人抬上去，拉到近处的一条大山沟里埋掉，然后用从县上带来的米面做饭，去喂那些还没饿死的人。这时候的人得的都是“饥病”，好治的很，没几天功夫，大部分人都会说话了。问他们为什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他们说：已经42天没见过一粒粮食了。村里的树皮、山上的野菜都吃光了，他们捉老鼠、捉麻雀，只要能填肚子的东西都敢吃…… 也不敢出去要饭，谁出去逃荒要被干部抓回来就往死里打，说你是盲流，挖社会主义墙角。大食堂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干部还多吃多占。群众编的顺口溜：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村里许多人还不十分清楚我们的来历，只知道是省里下来的干部，在街上见了面就称呼“省委”。
一天，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叫住我们问：你们听到了没有，我们村有人吃死小孩！没想到她提出这样一句惊天动地的问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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