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云龙
一、印象《白毛女》
1946年三月，晋察冀边区调整行政区划，将四地委所辖的延平县划到二地委，同时，三地委与四地委合并，称为“中共晋冀三地委”，办公机关从平山县搬到行唐县上碑一带。中共晋冀三地委辖十三个县，包括定县、定北县、望都县、唐县、曲阳县、阜平县、行唐县、新乐县、灵寿县、正定县、平山县、怀鹿县、井陉县。主要领导有地委书记丁才农、专员张际瑞、司令员马龙、公安处处长范风岐、武装部部长刘本初、警卫连长任××等。火线剧社随同搬来，平山县作家、《白毛女》的原作者杨润身也一同前来，住在上碑东南街一带。
1946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开始在解放区内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下中农，我们称为“五四指示”。为了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深化阶级矛盾，为土地改革创造舆论环境，杨润身等人创作了《白毛女》。不久，他和一位姓李的同志在上碑召开座谈会，了解地主对贫下中农和佃户的剥削方式，让大家谈谈不论是看到的、听到的或是亲身经历的典型事例，来充实和丰富他的剧本内容。
我印象中座谈会的召开时间是1946年六、七月间，大概座谈了四、五次，参加的有十多个人。参加人的身份主要是小区干部和佃户代表。小区干部主要有：我，刘磁沟村人，行唐县六区治安协助员；张祥坦，上碑西南街人，上碑武会主任；孙秀荣，女，杨家庄人，村妇联会干部。佃户代表主要有：马兵奇，北庄人，曾给财主家干过活；李小群，上碑东街人，党员，给财主家当过短工；刘小文，北琅北村人；张老良，狼窝村人；赵九云，上碑张家街人；王金支，上碑东南街人。还有几个记不清了。
其中，马兵奇提供的素材与“白毛女”的形象最为接近：许由村一户雷家四十多岁的妇女给上碑地主张家“伺候屋儿”（注释：给地主女儿当老妈子），她有个十七八岁的闺女，经常到张家找她妈，被地主羔子张四合看上了，非要娶人家为妾，雷家母女不同意。张四合已经有好几房妻妾了，还不知足，见雷家母女不同意，就起了歹心，派人用骡马轿车去抢了好几回，都没有抢到手。雷家闺女怕落入歹人的手，就跑到了许由村至城仔村山夹的一个避雨堂子（注释：用石头或木头搭建的简易屋子，一般搭建在人烟稀少处，供行人避雨用），在那里住了有一年左右，家里人给她送东西，她在那里做饭吃。
李小群提供的素材是：杨家庄有个卖豆腐的，姓杨，家里穷的没有地，租了上碑地主张家二亩半地。有人给他儿子介绍了个对象叫吴小贝。结婚那天经过上碑时，被张四合看到，见那媳妇长得漂亮，动了淫心，和几个家奴拦住娶亲队伍，强迫新娘子下轿，并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人家脱光衣服。命新娘子在前面走，后面跟一个二十多岁的家奴，走一步踢一下新娘子的屁股，踢一下给一个大洋，俗称“踢香瓜”。由于张家势力大，众人看在眼里，恨在心头，都敢怒不敢言，后来还是他叔张老盘看见了，把他大骂了一通，才让人家走了。但是张四合却贼心不死，一直对此事念念不忘，于是想了个办法：给杨家涨租子。本来一亩地应交六斗租子（每斗二十五斤），二亩半地交十五斗，张四合找了个借口，说杨家没有按时交租，给他涨到了十九斗半，并在过年的时候派了几个狗腿子到杨家去逼租，痛打杨老头，把他儿媳妇抢走了。（这个素材也可能是赵九云或孙秀荣提供的，由于距今时间太长，赵增福老人也记不清了。）
张祥坦讲：上碑张家街路南有座三层楼，住着地主家的小姐们，轻易不下楼，也不露面。上碑过庙会时她们才在楼上隔着窗户看街上的人群。旧时有部丝弦戏，剧名叫《马成大闹张家楼》，讲的是土匪头子马成带领人马来抢地主闺女的故事，由于是上碑的真人真事，所以这部戏张家从来不允许在上碑演出。后来《白毛女》里有句台词：东家在高楼，佃户来收秋。“高楼”我想可能指的就是这座楼，后来这座楼被鬼子的飞机炸毁了！
我提供了两个素材，一个是地主管家逼租子要债。当时替张家收租的是上碑东街的高军万，拿着个大烟锅子，蛮不讲理，看谁不顺眼就打。等到麦子熟了，高军万带着收租的工人们，来到打麦场，“哗哗”的一扬场，把好麦子装袋拉走了，剩下的篦子、底层有土坷垃的麦子就是你自己的了，那些麦子，十斗连八斗都没有。我们村有五六户租种地主家的地，日子过得非常的苦，像刘立英家，租种了地主家六亩地，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还不够交租子的，秋后在地里大哭了一场。
我提供的另一个素材是忠和堂和当铺剥削人。现在上碑供销社的地方，解放前叫忠和堂，柴米油盐，日用百货，什么都卖。进门后南边是百货，北边是粮食。每年春夏黄青不接的时候，穷人们到这里来借粮，春借一斗高粱，秋要还一斗麦子！当年的当铺就在上碑十字街东边，当铺剥削人最厉害了，家里穷的没法了，拿着值钱的东西去当，当铺根本就不给价，就算给了一个低价，还要让你来背利息，到了期没钱赎回，就拍卖。
以上是我所记得的白毛女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座谈会之后，杨润身等人就开始整理编写，写好之后组织人排练，大概排练了有三个月之久。1946年十一月份，在上碑张家街进行试演。那个地方前面有个三丈六的大沟，我们扒回敌人的道轨，铺在上面做道具。舞台座东朝西，后面用席子围起来，上面吊个苇子片，苇子片上面再放上剪好的碎报纸，充当雪片。苇子片两边各绑根棍，用绳子牵引着，一边派一个人来拉，碎报纸就从苇子片的空隙中落下来。拉得快“雪”下的就快，拉的慢“雪”下的就慢。舞台下面，中间坐的是地委机关干部和警卫连战士，两边是各村群众。因为我们几个人在开座谈会时提供了素材，所以把我们请到台上观看，好让我们再帮忙提修改意见。
记得那天演到杨白劳挨打一段时，台下乱了套，观众义愤填膺，站起来乱骂，场上差点演不成。散场后回家的路上人们还边走边骂，一连好多天人们都在议论这部剧……
二、执行中央“五四指示”
1946年“五四指示”前后，我县在白庙村和万里村做过一项土地调查，调查显示，地主富农人口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土地占百分之七十，而贫下中农正好相反，由此县里决定发动“献田运动”，也是执行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当时我负责我们村和吴磁沟村。刚开始的时候执行政策还比较“温柔”，主要就是开会要求地主富农献地献物。
村支部首先开会研究，确定了要献地献物的人员和献出的数量，然后培训了二十多名贫下中农骨干，要求他们在大会上发言，动员地主富农出来献财产，而且达不到规定的数量，就一直动员：“不行，太少了，继续献！”等献到了我们开会规定的数量，书记刘老专站起来说：“行了，下一个。”然后再动员下一个。
我村在大街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地主富农献财产。我有印象的是要求鲍老何献树。他家有很多树，可是只献了四棵，贫下中农不同意，嫌太少，揪着他不放，他见逃不过，又献出六棵，凑成了十棵。还有刘老聪献粮食，刚开始只献了两石，大家不答应，他又献出五石。
那次大会收获不小，共献大树六十多棵，还有很多粮食、家具，马、骡子、驴、牛等牲口。献出来的东西要分给贫下中农，有的人敢要，有的人不敢要，不敢要的人怕以后地主找麻烦，当时叫“变天思想”。
区里规定一个村献一天，但是一天时间根本不够，谁也不愿意献，就在会上吵吵成一片，甚至于动手打起来。尤其是大一些的村，像吴磁沟村，地主富农多，遇到的阻力就更大。上碑区的“献田运动”主要是我、杨秀英和赵九云三人负责，杨秀英任组长。当时我们三人天天在负责的几个村里跑来跑去，处理矛盾，解决纠纷。总体来说，我们县执行中央“五四指示”政策还是比较稳当的。
三、“五四复查”
在执行中央“五四指示”时，有的地主富农态度强硬，拒绝献东西；有的老百姓有“变天思想”，给东西不敢要。中央发现这种情况后，认为执行政策不彻底，有右倾倾向，于是在1947年的夏天，又开始了“五四复查”运动，解决右倾问题。
复查开始之前，六区在××村东的岗头上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复查的具体措施，四周派有民兵站岗。会议结束之后，又召集了一批贫下中农，作为骨干队伍训练了三天，然后召开全区群众会议，发动群众。会上一声令下，也不说献不献了，直接进家，把地主富农“扫地出门”，家里所有的东西拾掇了个干干净净。有的还扛着镢子刨地，看看有没有在地下埋着东西。
我村左老林，是个富农，以放高利贷为生，土地不多财产多。在把他家的东西收拾干净后，又用镢子在灶台旁边刨出一堆佛教的东西，共有两大红包袱，里面有经卷和佛像。我这才记起，当年鬼子进我们村时，共烧了218间房子，但是信佛的左家胡同一间也没有烧，非但没有烧，一个瓦片都没有少！原来鬼子也信佛，他们的帽沿后面都挂着一个一寸多长的小佛爷，看到他家有佛教经卷，就保护了起来，派人给他家胡同站岗保卫，还把佛像挂在院子里，鬼子们都跪下磕头，汉奸进去鬼子还打骂他们。这会儿这些东西被贫下中农刨了出来，他父子俩一人背一个包袱，我们派了俩民兵，把他俩押到了上碑。
东西收拾出来后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分给穷人，土地全部没收！有的穷人思想不健康，拾掇出来的东西还没等公开分就私藏起来，有的甚至在村外挖好了“防空洞”，趁着夜晚把拿来的粮食、衣服等东西运走。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训练了一批骨干民兵，晚上在村里巡夜值班，发现之后当场没收东西，才把这个歪风刹住了。
我们村一共斗争了刘老聪、刘老番、刘老条、刘老路等七户，除了财产全部没收之外，人也扫地出门，让他们要饭吃，“以前你逼着穷人要饭吃，现在让你们要饭吃！”
在复查过程中也出现吊打现象，骂人已经不算一回事了。当时的口号是“群众的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想打就打，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区食堂里一位师傅，张家庄人，人称“老好”，一天晚上回家后就被活活打死了。
我们村的刘文通，以前在下吾里村当过连教官，脾气大，说话横。斗他时，在他身上套上驴套，另一头绑在驴身上，他的一个叔伯兄弟赶着驴，从街中间一直拉到了村南，胳膊肘和膝盖上的肉都蹭没了，下巴也破了，浑身鲜血直流。我从南王庄回来，在村南口看见了，赶紧大喊：“不能拉，不能拉！快卸下，快卸下！”人们这才把他卸了下来。
吴磁沟村吴立仁，是冀中一分区党委书记、司令员。他家是地主，他爹叫吴老代，是国民党党员。一天，吴磁沟村委会收到了冀中司令部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是吴立仁写的，内容大致是：对我家的地主成分和所有财产，依照组织和群众的意见处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搞特殊化。刚开始时人们对他爹有些迁就，认为人家儿子是个干部，而且官还不小，有些顾虑，接到信后就放开了，当天晚上就把他爹吊了起来，逼他交出了五百大洋。他把钱埋在了门前的麦秆下面，我们跟着他把钱刨了出来。
“五四复查”时，在上碑财主家搜出一幅中堂画。那幅画我见过，纸都变成黄色的了，字也没有了那种黑墨色。老百姓不懂，分给谁谁也不要，认为没有用，不能吃不能喝的，做鞋样纸也太朽了，就扔在大队屋里一个破桌子上。地区文化局王局长无意中看到了这幅画，每天下午过去，轻轻的打开看看，看一会儿，又轻轻的卷起放下，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负责看守的贫下中农见他天天来看，就说：“王局长，你这么喜欢，就拿去吧！”王局长摆摆手说：“不能不能，这是贫下中农的胜利果实，我可不能拿。”
他虽说不要，但还是天天来看，看守的人又说：“王局长，我们也看出来了，你的确喜欢这幅破画，我们也没人要，要了也没用。这样吧，你给大伙买几条烟，也不算你白拿。”他还是摆摆手说：“不能不能，这是贫下中农的胜利果实。”还是不要。
后来他又去看那幅画，看守的人又说：“王局长，我们也不懂这个，你看这幅画值多少钱，你给我们多少钱，可以吧？”这样他才把画拿走，给了一千二百块边票，一户贫下中农分了一块钱。那时候一块钱能买二斗粮食呢！王局长拿到画后说：“你们贫下中农，还是文化不够，不懂这幅画的价值。这幅画呀，是康熙的亲笔！”
老百姓不管这些个，管他是谁的亲笔呢。就算是康熙的亲笔，也比不上这一块钱来的实在！
四、中央工委在上碑
大概是1947年四五月间，晋察冀边区又进行行政区划，地委从上碑搬走。他们搬走后不久，中央工委就来了。我印象中是五月初来的上碑。那时候为了保密起见，不叫中央工委，对外称“工学院”，刘少奇化名为“胡必成”，人称“胡校长”，朱德称“朱学董”。
中央工委一共来了三千八百多人，驻扎在上碑及其周边村庄。虽说工委在上碑，但是主要领导都不在上碑住，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公开身份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李姓同志，他俩住在我家东房。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他俩刚住到我家时，屋里就一张床，一张方桌，他俩用那张方桌办公，电话没地方搁，从我屋里搬了个小桌过去放电话。他们的工作虽然很忙，但是每天很早就起来打扫庭院。吃过饭后，不是去上碑，就是在屋里埋头写文件，只有每天晚饭后的空闲时间我们在院里闲谈一会儿。
我个人猜测《土地法大纲》是在咱们这写的。前一段时间县档案馆的同志来，我把这一想法跟他们说了，他们问我：“你记得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吗？”我说：“我哪里知道写的什么？”那时候工委领导全国的工作，非常忙，安子文天天在屋里写写画画的。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人家也不让你知道，我是根据我们的一次谈话推测出来的。
当时正是“五四复查”运动的高潮，有一天我从吴磁沟村复查回来，吃过饭后，大家在院子里乘凉，安子文问我：“小赵，群众发动的怎么样啊？”我实话回答说：“有的群众胆大，分的东西要，有一部分群众胆小，分给他东西不敢要，怕以后地主富农‘反攻’，有‘变天思想’。”安子文听后说：“不要紧，咱们发一些纲领性的文件，群众胆子就大了。”
由这句话我猜想当时他正在起草《土地法大纲》。因为中央工委在七月初从上碑迁到西柏坡，七月十七号就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很难完成这么多的工作，让人信服的理由就是他们在上碑时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所以我推测土地改革的许多文件是在这里起草的。
有一次晚上聊天的时候，安子文向我询问群众的情况，我说：“就我知道的，吴磁沟村共有三十多个汉奸，但是大部分是为生活所迫，只有四五个是铁杆汉奸。”安子文听后说：“要警惕他们破坏土地改革！”还有一次他向我询问成分高的党员干部在土改问题上不彻底的情况，我说：“确实有一些这样的干部，因为触动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作起来不是很积极，还有一些坏人混到贫下中农里面，煽动群众不配合我们的工作。”他听后提醒我要注意这些现象。
中央工委搬到上碑，只是作为一种过渡，同时积极的在晋察冀一带选址。朱德提议由他的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和晋察冀军区后勤管理处处长余光文三人前去勘察。三人骑着马，从上碑来到我们村。现在的村委会后面以前是个河沟，沟旁长着柳树，他们把马拴在柳树上，就来到我家，找安子文商量工作，具体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等他们走后，安子文旁边的李同志才对我说：“老赵，刚才和安部长说话的那位就是潘开文，朱德的秘书。”这样我才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们三人出来后，一路南下，考察了许多地方，最后经中央工委拍板，决定进驻西柏坡。
“五四复查”时期，又出现了左倾错误，像我前面所说的吊人、打人、拖人等现象，许多人也受到了牵连，光咱们县就打死了好多人，一个月内解散党支部十八个，停止党员组织生活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开除党籍二百一十八人。
中央工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于1947年六月，在上碑召开了纠正左倾错误的紧急会议。当时，去冀中专区的土改组还没有到达，接到通知后赶紧返回来参加会议。开会时我也在场，但是朱德浓重的四川口音，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听懂，会后打听别人才知道了一些内容，大致是：朱德在会上肯定了土地复查的成绩，同时又指出左的错误。他说，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在肉体上将其消灭，而是清算其土地和财产，在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应当立即纠正，刹住吊打风！
这次紧急会议开的很是及时，朱德的讲话很快传达了下去，吊打风也很快就没有了。
中央工委驻上碑，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上面说的土改纠偏会议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晋察冀边区军队改编问题的军事会议。当时的部队编制确实很混乱，别的我不知道，就说咱们县，县里有县大队，县基干民兵队，区里有区小队，村里有基干民兵队。我估计各个地方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
一天早上，十几个军人来到区公所，和区委商量说开会缺人手，要借几个人用。于是区里派了我和其他几个人过去帮忙，我得于有机会经历了这次会议的全过程。晋察冀边区司令员杨得志带着四五个兵和我们几个区里的人，布置会场。先在上碑东南街租了一些席子，那时候一领席子四五毛钱，没有钱买，就花两毛钱租了六十领。又找来许多木头，上面用席子盖上。在学校借来桌子三十张，凳子六十多条。布置好后区干部留下三个人发黄布条，其他人都走了。
开会那天朱德坐在台上中间讲话，后面有两个兵持手枪站立保卫，两边坐着聂荣臻、肖克、罗瑞卿、杨成武、曾思云、付宗碧等人。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是团长政委以上的干部。会场南院有半截土墙，我们三个区干部就坐在上面旁听。还是听不清朱老总的四川话，只听出了个别词语，有团结、新单位、三大纪律、生活问题等。会议结束后我们把借来的东西全部还了之后，才回到了区里。
1947年七月初，中央工委从上碑搬到西柏坡，七月十七号召开全国土地会议，直到九月十三号结束。土地会议结束之后，行唐县委在西柏坡就地解散（注释：当时的县委书记闫村，是上闫庄村地主，敌工部长赵哲，是鳌鱼村地主，因家庭成分高被“罢免官职”），地委派田平、陈玉杰、刘连敏来行唐重新组织县委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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