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明编
关于科大下迁的回忆
在北京创建的中国科技大学为什么“下迁”到安徽合肥？本章选登了4位知情人写的回忆录，供读者了解科大下迁的内幕和经过。
迁校经历与评说
－－作者：蔡有智（时任中国科技大学革委会常委）
一九六九年，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取经”后。科大的教改组到朝农取经后，在工军宣传队的主持下，向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和国务院分管教育的机构写了一份报告，申请离开大都市到离城市较远但还有方便交通条件的地方办学工、学农、学军的教改基地。这个报告可能是国务院科教组决定将科大列入北京十三所下迁高校之中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根本原因绝不是这个，我们不必武断地去追求结论了。
当时说的是“战备疏散”。九月下旬宣传队带队，分两组去湖北沙市和河南寻找疏散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干校，河南组带有中央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预计去这两地选址会容易些，我是去河南组的成员，因为带有刘西尧同志的亲笔信，我们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他让我们去南阳地区看看，在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对科大来河南不大积极。
我们在南阳周边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地区的同志说：土地有的是，三千亩五千亩没问题，但我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地没有条件，不能去。接着又派两组，一组去江西，一组去安徽。我是去江西组的成员，到江西省后，省里（江西省）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选址的同志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行。在这两组人员还没回到北京时就接到了定点安徽省安庆市的通知。
地址是安庆市马山，一幢三层小楼和一间食堂，总共有七八十间房。因文化大革命武斗，房子的门窗全无，有的砖垒石砌。自来水不通，由市内到山上，要爬山过沟，交通很不方便。十二月初先遣组到了安庆，十二月十七至三十日接连来的两批下迁人员，其中还有几户家庭。一场大雪，使天气骤冷，睡地铺的垫草买不到，吃水要过一条沟到对面山上去挑。
我们求助地区生产指挥组批指标，到江南的广德山区买了两吨木炭紧急取暖。条件困难，局面较混乱，再加对学校下迁疏散存在的疑问和意见，人们情绪有些激愤。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件，一是一位女实验员下来时由于小孩子没法安置，就将孩子带下来了，一个孩子送到桐城县的婆婆家，自己带了一个，没几天在婆婆家的那个孩子突然死了（因为是农村无条件急救），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与伤心。
另外还有一件事，是在厨房值班的几位学生把来院子里偷吃蔬菜和粮食的一头猪杀掉了，这头猪是附近几名解放军为连队护养的瘦弱猪，他们为丢猪急得眼泪直流，学生说：我们心里有气，如此冷天我们值班，受臊猪捣乱，杀之该当！最后只能由系里的军宣队去道了歉，并给了赔偿。这时带队到安庆的工军宣传队有两名副总指挥，各系还有一名宣传队负责人，在安庆的总人数已有九百左右。
接北京的通知，第三批即将由北京起程到皖。这时已到安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及困难局面，应急速回北京汇报，人员下迁暂缓。宣传队的两位副总指挥不同意回北京汇报。意见相左，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可以利用食堂住人，还可找市里借房。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稳妥做好人员下迁工作，四常委当即动身回北京。
到北京后确实使第三批人员未能动身，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汇报。我是四常委之一，当时科学院的军代表和革委会负责人批评了我们，同时也听了我们的一些说明，我想事件就此了结啦。然而，后来此事被安徽驻校宣传队说成是反对下迁的“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为此纠缠了好几年。因为实在是无任何说明是反革命的内容，只好不了了之。
与此事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是学生到合肥火车站等候科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想告诉领导安庆不适合办学校，希望不要把学校迁下来，有一二十名学生，被警察阻拦没有见到来合肥的科学院和学校的领导，此事也被宣传队说成是反搬迁的反革命行动，因此也纠缠了几年不了了之。在如此强烈的反应下，很快停止了向安庆搬迁。
1970年1月底下迁地址定在了合肥，使用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人员和物资的搬迁到十月基本结束，共使用搬迁费七十多万元人民币。设备、物资到合肥后堆放零乱。人员分散在淮南、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和合肥等地搞“斗批改”。“占领反占领”、“改造反改造”、“搬迁反搬迁”是科大到安徽后斗批改的主旋律。“战备疏散”就这样演变成整个学校迁址，至今也没有看到当时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安徽的正式中央文件。
转自：《我们心中的科大》
关于中国科大的点滴回顾（节选）
－－作者：黄英达（时任科大革委会常委）
从北京下放
为了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1969年7月，科大“教育革命组”受“左”的思潮影响，以江西共大为样，起草了“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由于报告脱离科学技术学习、研究的实际需要，提出像共大一样，把学校办到农村去的设想，在校革委会讨论中遭到很多同志的批驳反对。在其后也没有更深入的讨论、修改。我回忆不清是否有科大同志参加刘西尧主持召开中科院革委会常委讨论该报告，和刘西尧、石煌到校讨论修改的情况。
长期以来，我认为这是一份在不当的时刻仓促提出的错误报告，但正符合知道时局背景的军宣队领导、特别是刘西尧等同志当时的心意和需要。因此，在校革委会存在着严重分歧，不少人提出尖锐批评意见时，却不再修改，由军宣队做主上报中科院。中科院的一些人为了推卸责任，长期以来也热衷于以此为借口解释科大的下迁。
上述创办教育试验基地的报告尽管有李先念、谢富治的批示，但从来没有执行过。记得在69年大约9、10月间，关于在京中央各部委所属的高校要搬离北京的消息就传开了。科大的同志了解到隶属于国防口的院校（如北京理工学院）可以不下迁。为此曾以学校名义专门向聂荣臻同志报告、希望归口国防科工委，聂办同志口头表达聂老总原则同意。但还来不及正式办理手续时，聂老总受到国防口一些人的严重冲击，已不能正常工作，科大改属国防科工委一事中途夭折，却因此惹恼了中科院领导。
李先念同志在1969年10月17日的批示中特别点出“在中央未下达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决定之前，可以先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明确了中央在当时就已作出高校下放的决定，只是还未下达。身居要职的刘西尧当然是很知情的，但他却特地在10月9日上报中科大3个月前拟出的创办教育试验基地的设想报告。先念同志的批示虽经传达，科大却无所行动。10天后的10月26日中央发出 “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其后，在科大的疏散（后又改为搬迁）和与此配合的“一打三反”运动，以及各系被分散到安徽各地办学习班、接受再教育的形形式式活动中，提及的都是依照中央这一通知下放学校。不管在北京、还是在安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再没有人提起创办教育试验基地的事。
刘西尧时任周总理的联络员，国务院科教组的负责人，北京高等院校的下放工作由他总负责。其时，所有高校的下放阻力都很大，工作推不动。大约在69年11月上旬，有一天他召见我校工军宣队和校革委会的负责人（本人也参加了），诚恳地对大家说，“我是高校下放的负责人，但自己主管的中国科大都不动，我无法去做其它相关院校的工作。我现在请求你们的支持，先不必下放，先疏散，疏散到外地或到北京郊区都可以，先疏散出去，先动起来，我才好做其它院校的工作。”科大据此组织了若干调研组，紧急分赴北京郊区和几个省区了解安排疏散事宜。战纪科同志和我到广西自治区，他找了自己当年的老领导广西自治区的军区司令员，再由他向韦国清同志请示。韦国清同志表示可以考虑，地点拟安排到桂林的陆军学院，具体如何安排还要认真商议落实。
在学校汇总有关各地疏散调研的情况时，传来安徽李德生同志欢迎科大的消息，很快就有军宣队同志报告给刘西尧，在未经具体核实、调研的情况下，中科院、军宣队就下达决定：立即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对其它疏散点的情况，包括韦国清同志比较审慎的表态都不再考虑。这完全是既仓促又武断的决定。
1969年12月底，校革委决定由贾志斌、蔡有智、刘军和我到第一线了解情况，安排落实。我们到安庆市一看，疏散来的教职员工被安排在马山市委党校仅有的一座小楼，大多数同志到后行李一放，就回家去了。四常委立即向北京报告这种种困难，要求立即停止疏散。不久，接到北京指示，要求我们返回合肥，说李德生同志要接见，有重要指示，科大要由疏散改为搬迁。我们4人商量后，认为李德生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一表态就没有任何余地了。对于科大由“疏散”改为“搬迁”这样重要的决定，我们负不起责任。决定立即赶回北京，动员尚未疏散的学生、教职员工先不动，在校待命。并向刘西尧同志请示不要搬迁，坚持先疏散。由于担心在合肥车站受到拦阻，我们特地改由蚌埠上火车。
一到北京，我们就被告知最后一批学生刚刚疏散走，再没有了可动员的力量了。到校后，军宣队立即给我们四人专门办了学习班。1970年冬，除蔡有智同志留在北京组织搬迁外，我们三人即到合肥参加校“一打三反”学习班，成为重点对象。在近一年的时日中，除了交代问题，基本上不能乱说乱动。对于科大具体如何交接、搬迁并不清楚。
1969年苏修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珍宝岛事件发生，局势更加紧张，为此，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要深挖洞、广积粮，要加快三线建设。正是在这大背景下，中央作出高等院校下放的决定。中科大是在贯彻、落实这一决定中下迁安徽的。正因为如此，除了中央批准的华罗庚、严济慈等极少数同志留在北京外，全体师生员工（有的连同在外地的家人）和数量庞大的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物资才会在短短的数月内搬迁完而无多少阻力。
科大下迁的动因和当时北京其它部属院校的下放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科大是刘西尧同志直接领导、管理的学校，为了顺利完成他所负责的北京高校的下放工作，他极需科大带头。当科大不为所动，其它高校也阻力重重时，他以疏散为由，诱使科大尽快动起来，以最快速度将全体学生疏散到安庆市（实际上大部分回了家），把最容易形成搬迁阻力的群体打散，以四常委不遵指示，擅自回京为由办了他们的学习班，不准乱说乱动。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由疏散的托词改为彻底搬迁的本意，又以“一打三反”运动的政治高压让科大师生员工不敢有任何异动，快刀斩乱麻地完成了复杂的下迁工作。
科大下迁的全过程是透明的，是六、七千人亲身经历过的。现在去找中科院当时的领导解说下迁的动因，他们中竟然有人罔顾事实，还以创办教育基地给自己开脱，显得苍白且无聊。若是为办教育试验基地而下迁，在不到三个月内就大局已定，谁能做到？占地近五百亩的合肥师院，又凭什么把大好的校园腾让给北京来的中科大。
2018年1月21日（投稿）
1969年去安徽选点
－－作者：李从珠（时任校革委会委员）
1969年11月底通知我去校革委会开会。我去了，发现到会的还有化学系的李曙光老师，一位工宣队的师傅大概性王，名字记不清了。校领导通知我们三人去安徽为下迁选址，由王师傅带队，校领导是杨秀清还是别人记不清了。他说，去河南新野等地选址的情况不好，学校决定让你们到安徽去看看是否有合适的地方。主要条件是有水有电交通方便等。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合肥，去省革委会，他们出来了一个省革委会常委接待的。我们的带队说明来意后，常委说：除合肥和芜湖市外，你们都可去。我们商量一下提出到安庆看看，常委建议我们还可到宣城看看，理由是哪地方大，也符合您们大条件。当天我的就去了安庆，找了市革委会，他们推荐我们可到安庆市委党校看看，我们立即奔党校。那里有一个四层的教学楼和一个做饭的食堂（平房）。这个党校的位置在安庆市的西南郊 长江北岸。回到市内我们的带队在邮电局就与学校领导回报了安庆的情况。我们又马不停蹄的去宣城。那地方倒是一眼望不到边，那地方是一个老改犯的农场，地方是很大，没水没电，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回到宣城就由带队人向学校做了回报。
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到合肥向省革委回报，接待我们的王常委说，您们学校已决定迁到安庆。我们回到学校，学校已经乱七八糟的搬家了。
2020年5月（投稿）
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
－－作者：王锡鹏（时任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
现经回忆，就我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科技大学下放外迁的有关情况提供如下。
一、一九六九年，随着斗、批、改运动的深入发展，科技大学革命师生为冲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曾主动提出了创办“五?七”实验基地的意见，并与院里数次交换意见之后，由科大工、军宣队指挥部、科大革委会、院工、军宣队指挥部、院革委会联名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是由刘西尧本人转送的。
据我回忆，事隔月余之后，刘西尧曾告诉我，科大的报告由李先念、谢富治两位副总理批了，同意他们的报告，刘西尧并叫我到科大去一次，将此情况转告科大指挥部，让他们开始考虑基地的选点等准备工作。我没有看到过两位副总理的批示。但我是向科大工、军宣队指挥部的负责人转达过刘西尧的这个口头传达。
二、后来，北京各大专院校都纷纷赴京外选择基地。我记得有一次，刘西尧在一个小范围内曾传达过陈伯达的一个指示（可能有尚可、刘桂英等人在场），大意是，为了贯彻战备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华等几个学校外，其余大专院校有的要外迁，有的要撤销。刘西尧说，既然科大已打了报告，两位副总理也已有过批示，就应借此机会全部下放下去。
而且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这样，经在院工、军宣队和革委会的联系会上刘西尧讲了一下之后，就将科大全部下放的决定形成了。在此问题上，李先念、谢富治两位副总理的具体批示是什么，我不清楚，但科大的报告是办“五?七”实验基地，并不是要求把科大全部下放下去，这一点也是清楚的。
三、科大广大革命师生得知中央批准他们创办“五?七”实验基地消息后，曾主动到广西南宁市挂钩，特别是关于无线电专业，拟在那里搞点。我记得刘西尧对此也是不同意的。刘要求科大先到河南信阳地区选点，为此，我记得刘西尧还给纪登奎同志写过信，后来据刘说，中央到河南去的单位太多，压力太大，登奎同志不欢迎。刘西尧见了李德生同志，李欢迎科大下放到安徽去，并介绍了近几年来安徽省的形势及发展前途，说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关于科大下放安徽的决定，是刘西尧与李德生同志亲自决定下来的。
四、科大下放安徽，很多师生是不同意的，并在当时多次来院反映情况，告诉他们已在南宁挂了钩，那儿也很欢迎，而刘置科大师生的不同意见于不顾，仍坚持要放到安徽去。并派我几次去科大指挥部，督促尽快地进行搬迁。我记得当时科大师生提出要进行辩论，后来刘西尧也未为此去听过意见。
五、科大大批师生搬到安庆之后，由于大家持不同意见，对此进行抵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发生的问题刘西尧是知道的（是省革委告刘西尧的，还是李德生告刘西尧的，我不清楚）。大概是九月的一天，刘西尧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当着尚可和我的面交待，说李德生同志要去合肥，要我们马上去合肥，借此机会办理移交手续，否则科大闹起来不好办。
当时院里写了一个关于科大进行移交的决定，我记得有三条内容：
第一，决定科大下放安庆，建制归省里领导。关于经费问题，因当年预算已编在科学院预算之内，所以暂由院里管到年底；
第二，当时为了和缓科大部分师生的对立情绪，减少搬迁下放工作中的阻力，刘西尧又耍了一个手法，即关于南宁地区科大师生自行选的那个点可以不动（实际上是要拆散）。如果放到安徽之后，省里要求那个部分也合并在一起，应由省里去定；
关于决定中的其它内容记不清楚了。
关于文字的东西肯定是有的。我和尚可去安徽时，是拿着这个文件，并当面交给了李德生同志的。
我们去安徽之前，刘西尧当面对我们有过如下交待：
⑴要抓住李德生同志在安徽之机，将科大的移交手续办好。到安徽之后的工作，向省革委会请示；
⑵我曾问过刘西尧，科大下放之后，今后的方向及专业设置等问题如何考虑，刘西尧表示，移交之后，由省里去作考虑，科学院不再插手；
⑶经费也要尽快转过去，减少麻烦；
等等。
总之，刘西尧的意图很清楚，将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了事。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刘西尧的心情。当时刘把科大的房子要交给铁道兵，我有不同意见，刘说，要搞就搞彻底，不留尾巴。
六、关于赴安徽办理移交的过程：
确定由尚可和我代表指挥部及院革委会赴安徽办理移交之后，据我回忆，我们曾赴科大指挥部与该指挥部和我们一同前往的赵（？）副指挥仔细研究过对策，我记得关于去的目的是对科大师生保密的，而且对科大革委会同去的杨秀清等同志也是保密的。
我们为了赶在李德生同志在安徽期间办理好移交手续，原订购飞机票，后因天气不好，飞机不能在合肥降落，又临时改为乘火车前往。
等火车开出之后，我和尚可在火车上才向科大革委会同去的同志传达了真实意图，并做他们的工作，一同研究了对付已在安庆的那部分师生的对策。
为了避免让我们与科大师生在合肥车站直接进行接触，李德生同志特地安排破例让火车在合肥前一站停车，通知我们下车，并派小车直接把我们接到了稻香楼宾馆。
我们到宾馆之后，第一件事先向刘西尧通话，汇报了我们到达合肥的情况（是尚可打的电话）。
接着，省革委会通知，李德生同志要接见我们。不一会，小车把我们送到了省革委。
李德生同志见了我们，我们当面呈交了随身所带的那份文件。李德生同志看了一眼，接着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这样：）──中央决定将科大下放安徽，原来 考虑放在安庆，现在看来不一定合适，可以放在合肥，那个师范大学的校址不是空着吧？有些人闹事，把他们先放下去劳动，可以分若干个点，劳动一段时间，具体情况可以和省革委会文教组研究一下。接见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接着李德生同志就去开会了。
大概是第二天，我和尚可等人向省革委文教组负责同志汇报了科大的详细情况（包括专业设置、人员等），并在一起研究决定将科大师生分别下放到农场、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地。当时的意图是：
⑴科大大批人马下到安庆，事先无准备，吃住都发生困难，分散下去，临时解决一下困难；
⑵尽可能地在安排下放时，照顾一下专业的特点；
⑶暂时分散下去，把科大力量分散一下，以免他们进一步闹事。
在李德生同志接见我们时，明确指出，下来先进行劳动锻炼，然后再谈办学的问题。
大约是我们到达合肥后的第三天，在省革委会有关同志的陪同下，我们一行到了安庆，并在安庆召开了科大师生大会，宣布了将科大移交给地方的有关决定，并针对科大师生的对立情绪，向他们施加了最大压力。在大会上，我们特别按照刘西尧的意图，传达了有关清查“五?一六”问题的讲话等，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未起到作用。
然后，我们一行直接由安庆经南京返回了北京。
据我记忆，在合肥可能还给刘西尧打过一次电话，是由刘西尧本人接的，尚可给打的，讲些什么，尚可清楚。
七、在我们去科大之前，刘西尧尚有这样的交待：要办理好移交手续，搞彻底，不留尾巴。另外，还授意对带头闹事的人要通过省革委采取一些组织措施等内容，细节记不清楚了。
1974年7月5日
（http://www.aqlife.com/thread-1776718-1-1.html）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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