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明编
前言
近年社会上流传着一些歪曲科大历史，掩盖历史真相的潮流。科大一些老人为此多次写文批驳，写信向领导申述，都不见明显效果。尤其当权者把持宣传工具，对舆论导向影响极大，危害深远。
为扭转这种趋势，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采取措施，这就是改变过去跟在谎言后面“辟谣”的被动做法，而是打主动战。具体说就是，将有关科大“下迁”和《一打三反》的回忆史料，编辑成专辑，向科大和社会上广泛传播，使大家对各种篡改历史的言论产生免疫力，让谎言失去市场。这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本《专辑》我写了前言和后记，表达了我的观点和诉求。为了让读者了解五十年前科大下迁安徽的动因及之后发生的《一打三反》运动，第一部分收集了蔡有智等4位“下迁”知情和亲历者的回忆；第二部分是八位亲历《一打三反》运动的老师和校友的回忆。这些“回忆”主要转自《我们心中的科大》和《文革博物馆通讯》。为了集中《一打三反》的经历，对每篇回忆做了删改。
由于时间紧张和联系作者的困难，我没有对每篇回忆征求原作者的意见。如有不当之处，请指出。
许子明 (bjyingfa@sina.com)
代序
历史不容篡改
－－作者：许子明
一所党和国家精心创办的，被《人民日报》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赋予历史使命是：“这个学校不同于一般理工大学，它主要的是培养目前世界上最新的尖端性的科学技术干部。”（聂荣臻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来自全国的优秀青年为实现这目标，在中国科学院著名科学家的培育下，到1969年之前，已经培养出6千多名大学生，他们大部分充实到各科学院研究所和国防科委单位，为我国的科学事业，为“两弹一星”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就是这样一所全国独一无二的著名大学，在1969年却迎来了她几近毁灭的命运！
首先是在林彪“一号命令”下，北京高校被要求疏散到外地，科大在工军宣传队的压力下，派人到河南、江西、广西等地到处找下迁地点，但无一所获。
但是两个关键人物最终决定了科大下迁安徽合肥的命运。这两个人，一个是科学院的实际负责人刘西尧，一个是安徽革委会主任李德生。
在科学院刘西尧的错导思想指导下，打着“战备疏散”的幌子，采取威逼和欺骗的手段，将科大驱赶到安徽安庆。
据当时去安庆的校友朱柏生回忆，在一座三层小楼里，“我们到达时正值寒冬，安庆因为地处淮河以南而没有暖气，学生们在教室的水泥地板上，铺上稻草，几十人挤在一间教室，就地而卧，真的是饥寒交迫。”最后当地的负责人说：“从来没有人让我们给你们学校拨款，我们也没有考虑给你们钱！”担心科大的命运，当听说有“科学院领导将到合肥”时，学生们自发组织28个人到合肥，希望当面反映科大面临的困难。但就是这一正当行动，被安徽定为“安徽第二大反革命事件”。
接下来的一年中，近三千人的师生员工，慌乱中迁到安徽被分散在合肥、淮南、铜陵、白湖、马鞍山寿县等地，在安徽工军宣传队的领导下，一边劳动，一面开始了残酷的抓“五·一六”和“一打三反”（1） 运动，揪出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班级近一半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2），无法忍受迫害，短短的几个月，跳楼、上吊、卧轨自杀的师生员工达7人之多（3）。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些当年怀着“攀登科学高峰”雄心壮志，投奔科大，竟然将年轻的生命断送在安徽的“一打三反”之中。我们今天活着的人能够忘记这段历史吗？为了不让这灾难重新出现，就必须查清其历史根源。
是谁制造了《一打三反》的悲剧？
五十年前，科大下迁是文革“四人帮”推行的危害国家政策的环境下的结果。但具体到当时的负责人，我们不能不提到刘西尧和李德生。
刘西尧时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科学院核心组副组长，是科学院的实权人物。李德生十二军军长，安徽革委会主任，因平息安徽武斗有功，1969年4月被毛泽东钦点进入《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调入北京国务院业务组，同时仍然兼任安徽革委会主任。
1969年底，在林彪《一号命令》的背景下，北京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面临“战备疏散”的压力。刘西尧正是利用所谓“疏散”的命令，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到外地。
从王锡鹏（4）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 为此他指令当时的工军宣队到河南、江西等地寻点，但都无结果，但同在国务院业务组的李德生，在刘西尧的要求下达成了最终下迁安徽的目的。而这个过程完全瞒着科大广大师生员工推行的。当科大师生员工发现刘、李的阴谋提出反抗时，刘、李就利用抓《五一六》、《一打三反》的大棒挥向无辜的科大广大师生。
首先下迁到安庆的学生在发现受骗之后，为了向来合肥“向李德生交接科大”科学院的“领导”反映情况的28名学生，被打成“安徽第二大反革命事件”。
接着，派到安庆了解情况的科大革委会常委蔡有智、黄英达、贾志斌和刘军，认为安庆的环境恶劣，回校阻止继续下迁，而被打成“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5）。
据王锡鹏的回忆：“我们一行到了安庆，并在安庆召开了科大师生大会，宣布了将科大移交给地方的有关决定，并针对科大师生的对立情绪，向他们施加了最大压力。在大会上，我们特别按照刘西尧的意图，传达了有关清查“五?一六”问题的讲话等……”。“刘西尧尚有这样的交待：要办理好移交手续，搞彻底，不留尾巴。另外，还授意对带头闹事的人要通过省革委采取一些组织措施等内容”。由此可见，刘西尧是授权安徽革委会对科大师生通过所谓清查“五·一六”实施打压。
作为安徽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刚刚因镇压安徽武斗有功而受宠的李德生是心领神会，他不希望科大因反搬迁安徽而闹事，损害自己的声誉。在科学院派尚柯、王锡鹏背着科大到合肥当李德生面交接科大时，李德生亲自交代：“有些人闹事，把他们先放下去劳动，可以分若干个点，劳动一段时间”。
安徽革委会正是按着李德生的指示，将科大师生分而治之，分别分散到淮南、马鞍山、芜湖、铜陵等地以“劳动锻炼”之名，行批判斗争之实，以《一打三反》之名，行抓“反革命”之实，其目的就是打压科大反搬迁，落实科大“扎根安徽”的目的。
为了贯彻这一目的，他们挑选了时任安徽革委会常委李东林作为进驻科大工宣队的队长。李东林原淮南煤矿工人，造反派头头，文革中，淮南煤矿曾是“全国十大武斗”地之一，李东林正是从这里起家。李德生派这样的人来科大充当打手，其目的昭然若揭。
从1970年3月到9月长达6个月的时间，以李东林为首的工宣队用尽残酷的威逼手段，让老师学生交代“反革命”言论和思想，用“谁不斗就斗谁”让师生互相举报，互相批斗；将师生私下一些对文革、“四人帮”的怀疑和想法也“上纲上线”变成可“枪毙十次的罪行”（6），许多师生忍受精神压力，用自杀解脱痛苦。在他的指挥下，死于《一打三反》的师生达七人之多。这个沾满科大师生鲜血的刽子手，所以能有恃无恐残酷科大师生，关键是他的后台就是李德生。
“四人帮”倒台后，李东林也被当着“替罪羊”被安徽革委会抛弃，并带到科大礼堂“批斗”一次。但安徽省至今没有向科大死难者道歉，也没有给他们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没有对遇难死者家庭经济补偿。不仅如此，让科大人难以容忍的是一些合肥领导人在美化那段罪恶的历史，更令人不解的是科大现任党政领导也在迎合安徽当权者的需要，掩盖《一打三反》那段历史。
我们今天将五十年前亲临“一打三反”运动的老师、学生的回忆转载出来，其目的就是要重温那段真实的回忆。
这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但面临着当前一些企图篡改科大历史的错误行为，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我们也知道，校友在读这本专辑虽然非常痛苦，但这也是一种无奈，是对死去的7位校友的慰告：科大的历史不能篡改，历史应该还原他们的清白。
铭记历史，并不是追究安徽人民的过错，但在“四人帮”当权时安徽的负责人不能推卸他们对科大所犯的罪行。如同“南京大屠杀”一样，我们不能怪罪日本人民，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历史悲剧，更不能随意篡改历史。
《下迁》怎么变成《南迁》了？
近年在科大一些公式文件、校史馆在陈述科大五十年前《下迁》改用《南迁》来描述。前不久，亲身经历了《一打三反》的老校友写信给校领导，提出异议，要求纠正。但代表校方的《党政办公室》11月8日的回答是：“使用‘南迁’是遵从历史事实，确实是从北京向南迁到合肥。相同的情况如上海交大从上海迁到西安也用了地理方向‘西迁’，这代表一种过程。”
我们不禁要问：科学院和科大的历来公式文件都将科大迁到合肥的事件称为“下迁”（见下文件截图），难道科学院和科大历来领导都不“遵从历史事实”吗？
注：方毅：时任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李昌：时任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副书记、科大副校长
1981年科大党委给科学院的报告
注：杨海波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北上南下”，从北京下迁到合肥的“下”不是“地理方向“吗？如果按党政办的说法，干部“下放”根据“地理方向”是否也要改成“南放”、“北放”、“西放”？
科大“下迁”如同干部“下放”一样，已然包含着历史事件的固定名称和“记号”，任何随意篡改都会失去它的真实含义，让人费解。
合肥市长编造的《倾城之恋》谎言
科大下迁安徽合肥是一个历史的错误。1970年借《一打三反》对科大广大师生实施残酷打压，逼死7名师生员工，是刘西尧和李德生共犯的罪行。令人遗憾的是，安徽地方党政机关不仅不为50年前错误反省，向死难道歉，反而利用各种机会美化五十年前《一打三反》的罪行。
2019年12月13日，合肥市委副书记、市长凌云在《学习时报》上是这样描写科大下迁的历史：
倾城之恋——一座城市与一所大学半个世纪的情缘
一座城市，一所大学，风雨携手五十载。合肥，把倾城之爱给了这所大学。今天的中国科大，已然成了合肥人心头的“宝贝”。
自1969年开始，中国科大多次派遣人员，前往内地寻找安家之所，却因种种原因，均无功而返。
中国之大，真的就寻觅不到一个能放下安静书桌的地方？中国科学界的这颗璀璨明珠，在那个年代感到了不知所往的无措。
此时，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力排众议，果断赶赴北京，力邀来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反复游说，终于说动了中科院领导。先是迁至安庆，但由于条件所限，最后落户合肥。
“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粮，一定要让中国科大师生吃饱。”尽管自身十分困难，合肥人还是以包容的情怀、舍得的境界与开放的精神，向中国科大师生敞开热情的怀抱。
……
看看这位合肥市长是怎么编造“美丽而浪漫的谎话”！
我们不仅要问问这位市长：
科大下迁安徽，安徽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按凌云的说法：“安徽主要负责人力排众议，果断赶赴北京，力邀来皖。”显然是主动的。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事实是1969年11月刘西尧最早指示科大去河南选点，在碰壁后校工宣队又派人去安徽试探。参加安徽寻点的3人之一李从珠(时任校革委会委员)是这样的回忆的：
1969年11月底校领导通知我们三人去安徽为下迁选址，由王师傅带队，校领导是杨秀清还是别人记不清了。他说，去河南新野等地选址的情况不好，学校决定让你们到安徽去看看是否有合适的地方。主要条件是有水有电交通方便等。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合肥，去省革委会，他们出来了一个省革委会常委接待的。我们的带队说明来意后，常委说：除合肥和芜湖市外，你们都可去。我们商量一下提出到安庆看看，常委建议我们还可到宣城看看，理由是哪地方大，也符合您们大条件。当天我的就去了安庆，找了市革委会，他们推荐我们可到安庆市委党校看看，我们立即奔党校。那里有一个三层的教学楼和一个做饭的食堂（平房）。这个党校的位置在安庆市的西南郊 长江北岸。回到市内我们的带队在邮电局就与学校领导回报了安庆的情况。我们又马不停蹄的去宣城。那地方倒是一眼望不到边，那地方是一个老改犯的农场，地方是很大，没水没电，交通也不方便。我们回到宣城就由带队人向学校做了回报。
第二天早上，我们回到合肥向省革委回报，接待我们的王常委说，您们学校已决定迁到安庆。我们回到学校，学校已经乱七八糟的搬家了。
从上面李从珠的亲历回忆可见，安徽省并没有主动到北京“力邀来皖”。
《倾城之恋》一文中又提到“安徽主要负责人”，那么看看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李德生是什么态度。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编年史稿》记载：
（1970年）1月9日晚,尚柯和王锡鹏在我校有关负责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会见了李徳生，协商学校搬迁合肥的若干事宜。次日，尚柯等人又向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娄学政等人具体汇报学校情况。对于学校迁院，李德生指示“安徽来了一二十个单位，但都是找个基地，领导关系还在原上级机关；我们原来以为科大也是如此，现在情况更具体了，关系下放了；经过研究，安徽有困难，可考虑在合师院…”学校就这样正式南迁合肥，在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办学。
由此可见，对科大迁到合肥，安徽“主要负责人”是一种“无奈”而并不是“果断赶赴北京，力邀来皖”。
那么我们再看看“安徽主要负责人”－－李德生当时的处境：
1969年，因为平息安徽武斗而受到毛泽东青睐的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刚刚提拔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对科大去安徽并不积极。他更担心的是，万一科大学生因反“下迁”闹事，会给他的仕途带来副作用。所以，在他的授意下，将“28个上访学生打成“安徽第二大反革命事件”，并指示将科大师生分散到几处，用抓《五一六》对科大群众反抗《下迁》和《一打三反》进行残酷镇压。本专辑多位校友的亲身经历和痛苦的回忆，戳穿了《倾城之恋》把科大当成“心头宝贝”的谎言。
很遗憾，李德生生前他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科大会对安徽做出贡献，不然在他自己编写的《李德生回忆录》中一定大书特书一笔。翻遍全书,关于科大他一个字都没有提。
《倾城之恋》的其他谎言还有：
“（合肥人民）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粮，一定要让中国科大师生吃饱”的感人故事。
事实是：科大下迁合肥一直是北京户口，北京的粮食关系，用的是“全国粮票”，凭什么吃你们“每人每天省下的一口粮”？
“以包容的情怀、舍得的境界与开放的精神，向中国科大师生敞开热情的怀抱。”
我们倒要问问：对科大广大师生员工实施长达半年的残酷镇压，造成七人自杀是什么“包容”和“热情的怀抱”？
我们对于50年前才6岁的市长的无知可以原谅，对合肥市想借中国科大现在的声誉提升《合肥科技城市》的欲望也可以理解。但作为科大的当家人也跟着这位市长人云亦云，投其所好，掩盖50年前科大《一打三反》中受到的非人道的政治迫害，也大谈“倾城之恋”（科大樱花节视频），用“南迁”取代“下迁”，就不能不刺痛我们科大广大师生员工的心。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科大最近发布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中又重复“南迁”提法，活动安排中只字不提《一打三反》的历史教训，没有为因《一打三反》牺牲师生举行任何纪念活动。
我们经历过《一打三反》的校友已都是古稀之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不能容许对科大历史的篡改。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编写这部专辑，让世人了解五十年前的历史真相，以正视听的宗旨和动机。
我们欢迎国家委派干部到科大担当科大的领导。我们希望他们单有办好科大的愿望还不够，还必须认真学习科大的历史，传承科大人坚持真理，从不屈服邪恶的精神。
不然，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注：
（1）《五·一六》：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甚至被迫害致死。《一打三反》：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以上统称为“一打三反”。
（2）孙进和：致聚会同学──回忆“一打三反”
（3）周平：《科大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事件调查》节选
（4）科学院造反派头头，时任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
（5）黄英达:关于中国科大的点滴回忆
（6） 见本专辑朱柏生《不堪回首的安徽》一文。
参考资料：
1、《人民日报》：《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958年9月21日
2、聂荣臻：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3、蔡有智：《迁校经历与评说》
4、王锡鹏：《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
5、李从珠：《回忆安徽安庆找点》
6、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
7、刘西尧：《我在文革岁月中》
8、朱清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编年史稿》
9、李昌、严济慈：《关于科技大学一些情况的汇报》
10、科大党政办公室：《关于学校迁址办学的有关问题回复》
11、凌云：《倾城之恋——一座城市与一所大学半个世纪的情缘》
12、科大：《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5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