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锐
第二十六回 农闲偷空搞生活，旱獭、乌鸦一齐捉
种时埋下（小仓库），此是救命唯一着。
饭馆没有肉菜面，牧民奶、肉亦上交。
识得难友四个人，曾、桑队长心善和。
（五一）节时，在白杨沟一队的河边上搭了个戏台，我们二队还有马拉河女队和分部场部等单位，约两千人看了三天戏（这时文工团只剩京剧组）唱戏前有劳动局长讲了话，勉励我们好好劳动，摘掉帽子。文工团走后电影队又放了三晚上电影，印象最深的就算（刘三姐）影片，是第一次在这里看的，从此以后又引起了看电影的热潮。每逢星期六开过晚饭，这些自由犯人（祁连群众对我们的称号），就成群结队的赶上八里路。到祁连县去看电影。
这县治的住地是个小镇，各机关单位群众加起来不到一千人，多亏劳教分子去观光，不然这电影院就开不了业。
这电影院、邮电楼、百货楼、县委办公大楼四个像样的建筑物都是场部建筑队承包盖的，街上剩下的是十几座平房，
在播种时结识了两个难友：一个是王浩勋，是西北民院毕业，来场前在省委翻译室蒙文组工作，一个是张兴耀是西北民大毕业来场前在黄南区党委会工作，趁星期日放假之便，我们在祁连吃了手抓羊肉，并且照了相。因王、张都是西安市人，以后认识了两个西安市人，一个叫王太，在我们五人中年龄最长，一个叫魏永和，年龄最小，我们曾设想包上一个中学去教书，大王教语文，我叫教数学，张教史地，王教外语理化，小魏教体音美，他本是大通县一中的美术老师。因为我们谈得来，无话不说，谈到家庭成员，大王的爱人是成都市人，他俩都是支援青海建设而来的，结婚后感情一直很好，他还说了许多互相敬爱的趣事。但自从他劳教以后，爱人提出离婚，他经常为此事苦脑，张的爱人是农村妇女，小王的爱人也曾一度不和，王因她不孝敬老人，王想过离婚之事，我们都给劝阻了，我和小魏无爱人，少麻烦。
当然看电影也是以我们五人为伍的。早就打算着什么时候进一回饭馆，虽然二队的伙食比矿上好得多，但还是吃不饱。那时进饭馆要有三个条件：1、粮票；2、现金；3、介绍信，不久张家里寄来粮票，小王家里寄来钱，这介绍信嘛是通过大王认识了一个由西安来祁连收皮子的采购员，认了同乡，把他的介绍信借来进了一次饭馆，原想吃些正品的东西，但那时供应也很紧张，菜、面、肉都没有，只有一样鸡蛋，大盘五元，十个鸡蛋，小盘二元五角，五个鸡蛋，先来了两个大盘，吃了还不解馋，又来了两大盘，最后又加了一大盘，我们五个人先后吃了五十颗鸡蛋，吃时怪香的，但消化时，就不是滋味，打出的呃气都带有鸡屎味。（不是贪食，而是环境使然，谁罹此劫都是一样）。
我们总是想着吃，因为三餐离不了汤菜和稀粥，馒头也是代食品做的，饮食上得不到满足，却对饭具上倒是很讲究，谁若买一个汤匙，那就如获至宝，因为一无现金，二无出售处。业余时间，都是自己用罐头盒铁皮拷勺子，有大的是用双层铁皮拷的，边子折包起来，四勺能舀一碗饭，有的小勺子有深有浅的，长把的、短把的，圆的椭圆的，奇形怪状无所不有，把勺子都用细砂或灰擦的明明的，排队打饭时就比汤匙。
在这气氛中出现了一件怪事情：我的铝饭盒吃完饭后就装进布袋里，挂在墙上，开饭时不见了我的饭盒，我问同宿舍的人：“谁见我的饭盒？”有人说：“邻组的河南老头，拿去了你的饭盒，给你一元钱放在布袋里。”我说：“这老王岂有此理？他曾问我饭盒卖不卖？我说不卖，怎么能强行拿去？我把钱还给他要饭盒时，他一口咬定我答应卖给他，但我从来没有说卖的话，我卖掉用啥吃饭？”真是有理说不清，告到队长那里才把饭盒给了我，饭盒的优点是轻便用来煮牛血、煮灰菜、煮野菜、煮乌鸦肉、煮洋芋、炒青稞等都很方便。
农业队逢着春播或秋收，总离不了洋芋和青稞，每组私自派两个人给全组搞生活，逢着夏季和冬季，就是困季，搞生活就得另想办法，如捕旱獭、捉乌鸦、掏小仓库等。
我们住的大院背后是一片菜地，山根下有一个小水渠，能浇上水，大院子的粪坑就在菜地边，把粪坑里的粪掏出来埋在菜地里，这粪堆上就生出许多蛆虫来，当成群结队的乌鸦来吃蛆虫时，我们事先下的套子就发生作用了。
这套子是用马尾巴做的，因为此毛长些，到马群里也容易找到，找来后一头挽个小结子，另一头从结子中穿过，结子要扎的结实，不然就自动松开了，再把四、五个套子或七、八个套子拴在一根细铁丝上，把细铁丝用石头压在粪堆上，当乌鸦用爪子来刨蛆时，爪子就被套子套住了，越挣扎越紧，当人看到乌鸦的翅膀在搧动时，那一定是上套了，我们竟直去捉就行了。
捕旱獭正规的方法是用铁夹子或网子，但我们的方法最简便，找上2－3尺长的细铁丝，一头扭成小环套在本铁丝上，将铁丝屈成圆形，与洞口一样大，将铁丝圆圈放在洞口，一头固定在木桩上，要打紧，松了就会连木桩带走。
旱獭一进来就上了圈套，越动越紧，用这方法捉到的旱獭，大的约有二十多斤。能跑的小崽子也有五、六斤重，一个人是吃不了的，我们自由结合为捕猎组，今天我吃你捕到的，明天你吃我捕捉到的。有的因找的种类不同，也结合成组，有找青稞洋芋的，有专门捕猎肉食的，找来后全组吃。这青稞洋芋都是播种时埋的（小仓库）。
这二队座落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河谷里。三十多间土坯平房凑成一个正方形的四合院。正中只有一个门，门两旁是办公室和队长的住房。外面搞的（外快），都是背着队长由后背墙的窗子里递给组里的。我陆续把（小仓库）的五十多斤洋芋取完，青稞还剩最后一袜筒时出了事故。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因为自己取了六次都很顺利，这最后一次有些麻痹大意。因为窗后巡逻的人看得紧，我从地里转到大门前，看见过道办公室的门关着，以为无人站岗，我身披破棉袄作为掩护，腋下夹着青稞袋，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忽然门一开，冲出两个人来把棉袄一揭，露出了青稞袋，把我推进队部里就用绳子背绑了。桑队长问：“那里来的？是旁人叫你拿的？还是自己的（小仓库）？”“我就这一袋子，是从门前的河沟里抛出来的。”“你有几个小仓库？都在哪里？”“就这一个已经说过了。”“肉不痛就是不老实交待，把绳上紧些。”这两个爪牙也是劳教人员，并没有那么认真使劲，是虚张声势。我就伪装痛的厉害，东倒两歪，唉哟唉哟地呻吟着：“有招无招”“勒死我也无有了！”“检举别人可以松刑；”“我连一个人也检举不出来”“管你禁闭！”“再给我任何处分我也说不出一个人。”“贼嘴硬似铁！上刑！”我呻吟的越厉害“实在无有”，“量你就是这么大脓血，回去写上个检讨，检举别人者有奖。”
回来后我想：谁受你那个奖，宁肯我再受些苦，也不受那个奖，听说青稞种子播种计划一万斤，但要了二万斤还不够，这一半就上了（小仓库）。
桑队长这人面恶心善。以后见了我问道：“那晚上痛吗？”“人是肉长的哪有不痛的。”“我不严厉制止不行呀！”“肚子吃饱了就不需要你制止。”“这口粮标准是上级规定的，谁敢改变呢？”所以你也就手下留情，可怜可怜我们吧！”“滑头！”
队里曾为禁止（小仓库）和禁吃哈拉肉，还开了斗争会。那一天抓住了十多个退了毛的光哈拉，挂在一起就像个肉铺子，还有些青稞，洋芋等，名为斗争会，其实挨饿的人心里都很明白和同情，只有脱产的积极份子在那里干呼口号。并说“吃了哈拉肉会得鼠疫。”你们就那么怕死！我们这些人只要吃饱肚子，死了也得个饱死鬼的名，不要落个饿死鬼的名。看着那里挂着又肥又嫩的肉，想着想着，嘴里不住流口水，就不要煮，生吞两口也好！你们埋在那里，我们也要掏出来吃了！
星期日我们到深山里去找副食，有找到兔子、旱獭、老鹰的，可我去了几次都是扑空，来时给曾队长家捎点柴伙，这是于出心情自愿的，曾是海军少尉转业来青海的，为人谦和，其夫人也是如此，跟这些劳教份子住在一个院子里，免不了求她的多，找一个针线呀！找一个补丁呀！她从不推辞，不管她家务活多忙，也要翻箱倒柜地给我们找，对任何人都是如此，所以大家都尊敬她，管她叫（曾大嫂），大家也贴体她烧柴困难，她虽然不吱声，大家还是每人捎一把柴伙，也够她烧半年的。
森林的旁边住有藏民，有的放羊，有的牧马，他们都是逐水草而居，都离不开牦牛是用来驮东西的，狗是看护帐篷和羊群的，他们养着成千只羊，应当不缺奶喝。我们拿了钱去买他们的奶子，结果都被拒绝了，说是交奶的任务完不成，他们都不能放开肚皮喝。他们的组织形式是两、三个帐篷为一个组，五、六个小组为一个生产队（放牧队），六、七个大队为一公社，统购的奶、肉、皮、奶油等逐级下达任务，三天一检查，任务完成得如何？他们很紧张，表面上看去，成天骑着马、羊放上、花儿漫上，似很清闲自在，其实还有他们的难言之处。
我们进到帐篷里。看到账篷的中心顶部有个放烟孔，这炉子就泥在账篷中部，炉里烧树枝，若离森林太远，他们就烧牛、马粪，也用牛粪擦碗。他们用一张羊皮缝起来做为风箱，用起来风很大，也很灵活，但拿在我们手里怎么也打不出风来。冬天他们在账篷内的地上挖个浅坑，把做过饭的灰放入坑内，再用木板盖住作为床。他们出外放牧，就把孩子放在马背上，所以他们的孩子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无论男、女、老、少都会骑马。
第二十七回
年复一年无指望，劳教无期真彷徨。
雪消云散解除了，五类分子又扣上。
夏季是农业的空季，不像春播、秋收那样的紧张，人的手里也空着得不到粮食。一到秋收季节就像鱼儿得了水，孩儿见了娘，採取各种办法来填饱肚子。场里为了让我们出力就不得不改善一下伙食，薯类大量增加，仔细观察碗里还有一点油的痕迹，这在平常是看不到的，不管咋样凑合也能吃个八成饱，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收割时以组为单位包下去，有个别突出贡献的还给奖励一只鸡，收割季节是黄金季节，我们也视为补偿的好机会，每人都可以或多或少的埋点（小仓库），好景不长，半月就结束了，秋收的尾声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好处；西山三个场，元宝台一个场，共四个打碾场，只留四个组驻守打碾，其余的组就收洋芋、萝卜、甜菜等。当时这都是吃的东西不会饿肚子。
秋收完毕，冬季转入烧草皮积肥，肚子又空起来了，除（小仓库）填补一点外，就得各找各的门路找吃的。套旱獭、套乌鸦、捉老鼠展开捕食的自由活动。
正份工作是烧草皮，满山遍野烧起火堆来，云烟缭绕，煞是好看。其方法是：先把干牛黄点燃，再盖上干的小草皮，尽量少带土，等干草皮燃烧后，就可以把半干的草皮盖上，依此盖上小块和大块的，最外层是大的湿的，可以燃烧一昼夜，剥开看里面的中心部是白色的灰，挨着黑灰、红土、黑土，最外层燃烧不透的也变成了干草块，一打就碎，也是下次燃烧的原料。
就这样经过春播、夏管、秋收、烧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着，终于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宣布我解除劳动教养处分，作为职工看待，这一批解除劳教处分的被编为职工组，干活轻些，自由些，用饭在大灶上提前一个钟头开饭（以前有职工灶，因为这次解除处分的人太多，改在大灶用饭）代食品少些，净面多些。
这解除处分虽然是件好事，对我来说倒是件愁事：
1、家里四个弟妹都在上学（贤、馨、钰、钟）母亲年老多病，父亲行医，又多派往乡间，一人承担六口之家的生活。那时农业上分配口粮的原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按劳分配，没有实行人劳比例，六一年年终全家口粮是二两七钱粮食，给了一个包谷棒子，还沾了生产队的光。俗言说：养儿以防老，栽树庇荫凉；我在农场劳动，家里人饿死不成？我能不心急吗？
2、我已34岁，还未成家，我一辈子结局归根在哪里？
我想不通的是：解放后一心跟党走，五零年七月在民大学习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关系转到徽县，正在筹建县委会，暂时由县党委书记代收。在每次运动中都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抗美援朝时党号召参加志愿军，我第一批报名，县委书记再三拦阻我说：“在后方也一样，参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后方工作是为了建设自己的国家，也很重要，不能都上前线。”故此未能如愿以偿，我闷闷不乐了好长时间。
另外我在工作上决不计较个人得失，抗美援朝捐款时，我一次捐了三个月工资，对工作我是充满热情，充满力量，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真是把心交给了党。只是因为家庭成份和个人历史问题，被划到5%的敌人阵营里去。这我也能想得通，戴帽子在青师工作期间，我利用了所有的星期日去制作教具，一心扑在工作上，想着总有一天，党会了解我的，谁知在处理过的（戴帽子分配工作）问题上，又来了个第二次处理—劳动教养。其原因就是右派份子。（劳动教育）是行政上的最高处分，不够判刑，判上半年刑也是属于刑事处分。刑事比行政是高一级的处分，心想即是给我判上四年刑也都达到刑满释放的资格了！给一个无期限的劳教处分人受得了吗？青年一去不再来！这四年的时间真是毁了我！不管怎的总算是熬出来了，留了一个喘息的生命，没有掉入（万人坑），我活的跟人一样了。
但在文革中又提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是人民的敌人，没资格站在人民的行列，而是斗争的对象。倒叫我辨不清送我劳教是为什么来着？既然是因右派劳教，够了解除劳教处分标准，难道没有达到摘掉右派帽子的标准吗？我又不是划了右派后继续犯错误，才达到劳教标准的。为什么送劳教时是一个标准，撤消时又成了两个标准呢？这国家法律是由人吹涨捏扁不定型的怪物吗？当然这法律本来是对敌人暴力专政的手段。但也不应当是进去是一种法律，出来又是一种法律呀！应当是当时因什么原因进去的。出来时也因进场原因改变而出来，如不这样，那与买卖行的大秤、小斗有什么区别呢？
我右派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也是由5%的数目圈定的，送劳教是因右派而送进去的，文革中又说成是敌人、专政的对象，这四年的教养处分是白受了吗？那时是一把尺子，这时又是两把尺子了！真叫人想不通的是把一个赤心忠胆跟党走的人，党要命都可以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的人，因成份（不能自己选择）个人历史（是环境造成的）就因这两个原因，没完没了的被专政，即是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也被圈定5%的敌人数里去，既被处理一心想诚恳工作摘掉帽子，但又来了个第二次处理，既释放了又说我是人民的敌人专政的对象，因为当时政局一片黑暗。一时看不清。以后才晓得刘少奇、朱德、彭得怀、陈毅、贺龙等一些新中国的缔造者，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都是这样的下场，把我这个无名小卒还有什么说的呢？也就不再计较以前的事了！
在职工组里我结识了一位姓倪的，他是北京石油学院的毕业生，也是因为家庭关系而受处分的，我俩也谈得来。他父亲在运动中被害，母亲忧患而死，家中再无亲人，寄养在姑母家，详细情况他不愿意再谈，我也不好意思再问，此人五年后，即一九六八年曾因婚事来两当一个时期，以后另有情况叙述。
第二十八回
成了自由人，回家省双亲，
旧地重游梦，联想千万层，
盼儿归来日，老母泪沾襟。
既然成了职工，那我就成为自由人。为了家中无劳力分不上口粮，也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我先请假回家看看，了解一下情况再作道理。我本来是家庭观念十分淡薄的人。十五岁离开家到天水上学六年。解放后在陕西泾阳学习，以后又在徽中和城关小学工作。五三年虽然调到两当杨店小学工作，也很少回家。以后又再兰州上学，青海工作。我内心有些惭愧，父母亲把我白白养育一番，此刻也是赡养父母的时刻了，在农场临走时，有人劝我说：“好马不吃回头草，这是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就是死在外面边也不能再进农场。”这话在我心里起了一定影响。
听说上了路就是有钱有粮票也买不到吃的。我就请炊事员给我烙十五斤面的饼子，只三十个，领了自己劳动所得的工资和请假期间应得的粮票，与难友告别，留了自己的通讯地址上了路，来到汽车站，一打听发往西宁的班车昨天开走了，每周只放两次，再等两天才有班车，候车室已经有人摊开了地铺；我也就摊开了铺盖，只是睡觉，不劳动，不开会，不愁吃，像飞出囚笼的小鸟那样轻松自在。撑开肚皮一天吃六个饼子，这五天就吃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又想万一吃完了还有钱好粮票，买不出来怎么办？总不能拿上饼子不吃挨半饱喽！
第三天就买了车票，第四天早上就上了车，因为是祁连直达西宁，途中也没有买车票的，也没有其他站。只是开到大通县，司机稍事吃喝，我也不需要什么，因为还有饼子。下午六点到达西宁汽车站，站内候车室还是睡满了人，门外还有卖茶水的，我吃饱喝足摊开了铺盖就睡大觉，这个站上的风俗一年四季候车室的地铺睡得满满的，尤其是少数民族最爱唱歌，我每每被尖叫的歌声惊醒。也有男女对唱的。我不懂他们的歌词话语，有曲调的旋律中晓得是表达爱情的。也有独唱的，也有大家齐唱的。藏族唱完蒙族唱，蒙族唱完土族唱，还有撒拉族等，以藏、蒙两种民族最多。候车室睡地铺的汉族只是少部分，这是少数民族欢聚的场所，叫各民族大团结的音乐厅还算贴题，有的歌曲结束时，全厅人吼上一声，汉民也混在里面吼，这个吼声调动了同室的99%的积极性，这样一直吵闹到午夜两点才结束，早上五点就有远途的车发动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卖茶水的那里洗喝一毕，想走西宁市街上看看，这四年中有什么变化，但事情不允许我这样做：1、回家心切；2、行李无人照看，寄放吧！既花钱又浪费时间；3、听说治安不好。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没有转得成。还是叫个车子把行李拉向火车站是正主意。三轮车把我拉到火车站旅社的大院里，院里长满了青草，有人铺开床单睡在草地上晒太阳。那是八月的天气，中午还是很热的。我先在行李上坐着，观看周围的动静，眼前方是饭厅，有出出进进用饭的人。旁边圆门可能是办住宿手续的，因为出来的人手里拿着发票，我的饼子还没有吃上一半，不需要进餐馆，先到车站上看看，若坐不上车，再来办住宿手续。将行李只有暂时托给那睡觉的人，我向前说：“麻烦你，请你将行李代我看管一下，我解个手就来。”那人说：“你去吧！”
我来到车站先找到售票窗口，一问是今天买票明天上车，我就买到双石铺的通票。回旅社后办理了住宿手续，将行李搬进了房间，打了开水吃两个饼子，原来这未曾过锣的青稞面是松散的，又在汽车上颠簸了一天，都成了粉末和碎块！将这些带回家去吧！时间长了会发霉，看到这里食堂供应的情况，只要有钱和粮票，什么也能买上，不是农场出发前想像的那样困难，于是叫来服务员，问谁家有鸡拿去喂鸡吧！
一切事做妥当了在床上躺了两个钟头，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就锁上门在旅社和车站之间溜达。这旅社外面全是建筑工地，也没有街市，火车站只有临时的售票房，没有候车室，车站上只有几家卖纸烟的流动摊贩，篮子里的油炸黄鱼，每条二角钱真便宜，买得两条来吃吃，回到旅社内只是休息，好不清闲自在，睡在床上，火车震得地皮动，旅舍也是临时平房，那震耳欲聋的吼声，并不觉得讨厌，反而觉得新奇！在这山鸣谷应的吼叫声中，可以推测出这是上行车还是下行车！我们心思也随着火车的叫声飘向远方，想到兰州、想到天水、宝鸡、凤州、两当家乡……
旧地重游，囚徒解放，未免暇思万千，以前在勤工俭学时，打土坯的地方可能是西站，当时连路基都没有挖，而现在车通海晏了。记得在工余时间，我游了北山寺，还上了北山顶上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供勘测什么的大木头架子，我爬上木架腑瞰全西宁市，对面南山寺是戏曲学校所在地，南山根的大广场就是体育场。五八年国庆节曾在这里开盛会，气势也算大，观礼台上有四百多人，青师全体师生就在主席台下正中央的前方，乐队指挥的背部正朝着我们。五十多人的军乐队全着银灰色服装，严肃而整齐。
我还记得大会开始前有50多辆小车，由省级领导陪同着70多位活佛和喇嘛，全着紫红色的长袍，露出右臂，徐徐步上观礼台。
体育场的东边那白色闪闪发光的地方就是飞机场，向西一看，烟囱林立，以小桥尔为中心形成工业区。再顺着湟水向东看去，约60华里的尽头，南山山岭向前突出一个角，那突角的背后烟雾缭绕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块整个河谷平原以90华里计算，这东边葫芦的小头也有30华里不在其内。曾记得57年初到青海时，搭汽车由兰州经享堂，不一会就出现了一片平原，可能就是这葫芦的小头，汽车在那里小修理只有一个多钟头。几千年的交通要道顺着南山根，现在由火车改道北山根了！
又想到56年兰州白塔山上植树时，脚下流着黄河，对面就是五泉山，那块平原由河口看到骆驼巷，也是个葫芦形，细腰是文化宫，东大西小，这两个葫芦倒很相似，白塔山相当于北山寺，五泉山相当于南山寺，黄河由北山脚下向东流，湟水也由北山脚下向东流，只是兰州铁路顺南山走，西宁铁路顺北山走的不同。
就这样联想蹁跹，没有止境，想呀想的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是早上的汽笛声把我惊醒，心想反正是下午的车不用着急。吃了早饭又睡觉，把觉睡够，省得在火车上打盹，这社会秩序又乱，小偷又多。我又睡到中午时分，吃过饭在车站上溜达一回，牌示向东去的车是晚八点开车，怎么现在就有人排队？这中午的太阳在朗地里站队，晒得人直冒汗，这又何苦来着？我既然买了票，还担心把我一人拉不上？七点来排队都是早的，我在车站里溜达着，看看旅客价目表，看看外面的工地，直至七点我用过晚饭，离开了旅舍，拎着行李卷来到车站去排队。
好家伙！队排的那么长，弯弯曲曲像条蛇。我还不是最后的，后面还有后来人！
太阳一下山，立即就觉得凉爽，黄昏时刻上车，车厢里已是电灯通明，我选好了窗口坐位，架上了行李，火车开动了！再见吧，西宁！我半生饱受磨难的青海！不堪回首！我当时来青海时，雄心壮志，已是烟消云散，现在已是解甲归田，坐上永往直前的火车，此时心里悲喜交替！悲的是四年的苦海，喜的是能够回家团聚。
窗口的风已经变得冷了，放下玻璃，外面的月光如洗，路旁的小屋和树一排排地向后倒，还有远处朦胧的山影，近处的田间农舍，不时有灯光在闪烁着，好一副大自然的墨水画呀！
我一直兴奋了四个多钟头，未曾合眼，到达兰州时，已是午夜，停车时间较长，因为我坐的是西宁—西安直达车，不需下车，只在窗口里买了点小吃食，车厢里多一半的旅客换掉了，上来了一些更陌生的人，我从来没有睡意，一直兴奋着，到天水已是第二天的上午，到宝鸡已是下午。我办了签字手续，住在火车站门口的那个宿舍里，多么凑巧！就是我五四年由杨店小学塔汽车到宝鸡下塌后又搭火车到西安考学时途经住过的旅舍。这八年来就一直未变，当时宝成铁路未修起，这宝鸡非常拥挤的汽车站该如何了？在原地址一看，已不是汽车站了，问了一下汽车站，已搬到平凉路去了。
次日乘上宝成路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乘宝成路的火车。记得五四年上宝鸡时，沿途正在修筑铁路。当时杨店就住的是八五零六铁道兵，八五零四、八五零三部队都在徽县所管的铁路线上。这马陵关峡的汽车路旁，排满了帐篷和麦草房，各种各样的电机在峡谷里吼叫着，对面山崖上腰间系绳的工人，在用风钻机向石山挑战。黄牛铺有警察看守的全身黑衣头戴尖帽，胸前用白漆写上号码的人在筑路面。秦岭顶上有个钻井，据说井下分南北两个作业面和岭南岭北共四个作业面，在打通秦岭山洞，路旁码满了箍洞子的矩形石料，岭北洞口的泥浆，沾满了路面，顺排水沟淌得那么远，那稀泥用车子推过路面，倒在深沟里不知的多少方？那是填不满的沟！这路面两旁，杂七杂八的工具还有推泥浆的小车，汽车不时要刹车，等他们腾出路面。那工棚就排了十多里路那么长！据说为了做到五七年通车，铁道部调动全国70%的修路机械支援宝成线。
五六年暑期回家，还是在宝鸡坐汽车，当时宝成路正是紧张施工阶段，火车通过秦岭的上山路线示意图，每种报纸和杂志上都有，我仔细看，也看不出个究竟，还是因为自己的识图能力差。坐在汽车上忽而看见铁路在左边，忽而看见铁路在右边，忽而铁路从头顶上过去，忽而铁路在脚底下通过。
与我同车坐了位西安俄专的女学生署假回汉中，一路上歌声清脆，荡漾在亿年初醒的山谷里。一面是山清水秀的景色，一面斗天斗地的雄伟画图，我一路面怀思旧，感概万千！
在双石铺住了一宿，这是由西宁起身后的第四天，由双石铺坐车景物照旧，好像是在作梦，不相信自己，真的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土！尤其杨店到两当的这段路，山有几个脚，路有几个拐，那个位置上有个公里桩，上面所镌的里程我都记得起来，到了高嘴堡眼前忽然出现了两当县城，这才使我清醒了！在这座古老颓废的县城里，有着生我育我年迈孱弱的母亲，边远归来的儿子，将要投入你的怀抱，任凭路有多么的远！地球有多么的大！只要在这地球上有一个活的生命存在着，终究有一天能回到他原来生长的地方！
母亲见我回来了，只是个抽泣流泪，只问了一句话：“路上走了几天？”第二句话就哽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了！只是嘴皮一动一动，不时用衣襟翻过来擦擦泪水，从泪水汪汪的眼睛里，从头上到脚底下仔细的打量我，看我身体是不是想像中那样的瘦弱！脸上有没有伤疤，胳膊腿子残废了没有？浑身上下没有异样，这就使她老人家得到莫大的安慰。递给我一杯水后，又张罗着做饭，每做完一个工序，就来问我一句话，又去做，走了不久，又来问我一句话。她也产生了矛盾心理。不赶快做饭吧，怕儿子饿得慌，不来说话吧，这埋久了的心事对谁讲？想了解的太多了，饮食方面，住宿方面，御寒方面，劳动方面，管理方面，挨了几次打？挨了多少斗？晕倒了几回？住院来没有？因为太激动也就无从问起，非三言两句可以问清，更非三言两句可以述说明白的！
第二句话问我：“去年（六零年）给你寄的面圪瘩、药丸子，你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正是没啥吃的时候。”
“这里也没啥吃，幸亏把食堂解散了，才能想办法买点面。”这面圪瘩药丸子，是把面用水和了完成药丸子大，在锅里焙熟，表面用锅墨染成黑色，用木盒装起，标名坎离丸（中成药名）付邮寄了。当时食品是禁运的。我收到药时，正在疗养组，晚上等人睡静，用水把墨洗了，就吃下去，这二斤药丸子也吃了十多天。
下午三弟四弟放学回家了，妈说：“你大哥回来了！”两个偷着将我一看，又跑回厨房，我走时一个三岁，一个六岁，现在已是十岁和十三岁的人了，二妹已婚在兰州上了大学，三妹在徽县中学上高三，父亲在新潮医疗站工作，星期日才能回家一次。
回家后的第二天，母亲让我到新潮去见父亲，这新潮大队是起的新名，以前按村叫是董家坪、上店子、新庄、瓦窑坪等，距城十五里，解放前曾路过这里，顺河往上走就到了！谁知大跃进期间修的田间道路很宽，反而上太阳公社的路很窄。有两次顺着大路走，又觉着不对，又得拐回头来。问着问着，终于找到了医疗站。正好父亲未曾出诊，见我来了先问：“啥时候来的？路上走了几天？你妈在家吗？”等寥寥数语就忙他的工作。一块工作的杨老先生在一旁问长问短，我侧旁晓得了家里受磨难的情形，母子三人也曾在新潮农业生产队参加劳动，去冬才搬进城。
第二十九回
留家劳动报亲恩，终身大事也成功。
想摘帽子访师大，政策压定无醒动。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道路，在家劳动呢？还是返回青海呢？二者必择其一，家里缺乏劳力，就不要说上工，连自己家的打柴、磨面、担水都成问题，我怎能扔下不管呢？于是向农场写申请将户口转来。
第二个就是终身大事问题。赵曾在五一年夏徽县人民政府召开小学教师讲习会时第一次见面，我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在哪里工作？冬天在天水地区中、小学教师学习会上，张威（天水中学时同学，解放后在秦岭林业工作站工作）曾向我打问赵的情况，虽然都在徽县北小工作，但我知道得甚少，只提供了赵曾随伪军逃过四川，为人开朗，有啥说啥。在小组讨论会上，她揭发了伪军在路途上杀鸡宰猪害人的情况。因为我当时是团员把小组情况汇报给大组，说赵谈得好。听报告时她常坐在我的后面，看电影时硬要我给她带上凳子。无论是寒、暑假学习会，她的行李特多，捆不紧，搬不动，都要叫我帮忙，我知道张在追她，我是出于同志式的帮助。辅导员学习双人舞时，她总邀我与她跳，我也不在意下，那时我从来不考虑此事。
可能是五三年我调到两当后，她与张威结婚，五五年调她到两当城关小学，我到兰州去上学。五六年暑假回家，我住在城关小学帮助文教科办理两当一中第一次招生工作，南科长让我给林、赵二位老师教弹琴，她经常让我给她抱孩子，她做了饭就让我吃，她是有夫之妇，这些都是出于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可能是五六年冬她生了第二个孩子。五七年我划为右派未曾回家。一直到六一年我在农场时，接到我妹妹信说赵老师的丈夫遭遇了不幸。我当时去信安慰了她（其实事故出在五九年，张因肠硬阻开刀去世），六二年我回家给她去了信，他约我到徽县去玩（她是五八年合县后又调到徽县的），我去了知道她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她跟残废的三兄在一起过活，三兄六一年成了家，共五口人，经济收入不多，但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精打细算，还算得上中等水平。当然不费力气就谈成了。六二年正月就办了登记手续，她仍在徽县西小教学，我在两当务农。
六四年她在月子里，我对她体贴入微，她也心满意足。只是共同愁着我的右派帽子问题。她愿出路费让我到师院去淘弄个究竟。她问我怎样的走法？我说：“去一回倒容易，可能事不成白花钱。”她说：“只要跑一趟，事不成也算心甘了。”问我得多少钱，我说：“钱或多或少都行，出门有三种走法：第一种有介绍信，管吃、管住、管路费，即使不是因公出差，自己也带足了钱，也不受周折。第二种是只带少量的钱，精打细算有时不够，还可以临时卖点苦力。第三种是什么也不带，见车就爬，见饭就要，拘留起来还得管饭呢”！我就打算用第二种办法出门吧！她给我来回的车费钱和五天的伙食钱，说：“不够用时拍电报，不要困着了。”我说：“这就顶够用了，困不着。”
六五年正月初六，我由徽县坐汽车到谈家庒，买到直达兰州的票。同院的赵菊梅（是她堂妹）上汽车时见了面，都未曾开口，一则我心事重重，二则自己有帽子，最好少与人接触，省得给人惹麻烦。
下了火车搭上去十里店的公共汽车，因为我上学时就是这样走法。谁知这八年的变化，在十里店前又添了个师大站。我在十里店下车，一看这街边变了样，距师大还有一站路程，只得步行，校门不是向东开，而是已经向北开了！走到别致的校门口，菊梅还在和同学谈话，一见我扛着行李卷怪怨道：“姐夫与我同行也不说一声，你这次来是找谁？”“我来找艺术系，也说不上找谁。”她接过我手里的小提包说：“那好，艺术系就在我的隔壁。”走到中语系门口我说：“把行李暂放在门口，等我找好了人，再来取行李。”我到艺术系打问吴廷辉（系同班同学，分配时留为见习助教），打问到吴已上了甘南，问韩林申老师在否？那位同学把我领到韩老师（当时是我的班导师）门口，我一敲门，果然听到韩老师在搭腔，开了门我一眼看上去面像未变，我问了好，说了好几句话，他才认出我来！说我面像变多了，我把受尽折磨的情况也不好陈述，只是说我被分配到青师后，又参加了整风，运动结束送我到农场，六二年由农场回家，现在务农。这次来的目的想把帽子问题给我解决一下。韩老师说：“这问题要请求校党委，支部也拿不了权，你现在吃住怎么办？”“我拿有粮票和钱。”“那好我写个绍介你到伙管科去办大灶手续，还未开学，正是寒假，你就在同学宿舍里住吧！”“多谢老师照顾。”“不用说了，明天你休息，后天我领你到党委书记那里见个面。”“那太好了！”给我开了一楼一号的门，里面三张上下床，其他五个同学都回家了，只有兰州市的一个同学住着，当时也不在宿舍。这宿舍东面是窗，南面是门，西面、北面都是墙，我挑选了西北角的旮旯里的上床位住了。
感慨之情，油然而生，这清雅的宿舍，明晶的玻璃，我在校时也曾住过。往事犹如流水，一去不复返。这明晶的宿舍今生与我无缘了！草棚油灯在等待着我！我原来住过的宿舍是在三楼的，现已隔给地理系，地理系我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这音乐系的老师大部分还在。我作为一个后补社员也不需要拜访他们，自己不体面，何需给老师添麻烦呢？徐改会我要见他，因为毕业时他给了我一张照片，一个教室里坐过，高我一级的同学，当初是留在系里办公的，现在还在办公室（由青海落实政策后，第二次返回师大时才晓得徐已是系主任），我要给他谈谈，在我俩未谈话前，可能韩老师与徐已经碰过头了，只是说这事情要等校党委决定，问我身上还有多少钱，我说还有三元钱，其实有五元钱，徐说：“回去的车费给你垫十二元，其余的你自己支付吧！”我说：“能不能把来的车费也给我垫支上？”他说：“老同学，这也是违章处理，多了实在不行。”我也不好再开口。
第二天正月初九，韩老师领我见了党委书记，我的情况已由韩老师介绍过了，书记开言问：“你就是韩锐？”“我就是，我来校请求校党委对我的问题重新处理。”
“这问题几百人，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都没有重新处理，你还是回家安心生产，要求当地党委解决，再则你的档案已经转走了，上级也没有重新处理的政策，我们也无法处理，希望你安心生产，不要乱跑了。”
韩老师望了望我，意思是我还想说什么？已成定局，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告辞出来。
韩在回宿舍的路上对我说：“只有这样了，再没有办法。”他继续说：“我们系戴帽子出去的就只见到你一个回来，其他的也不知下落。”我问：“当初极右留校的怎么办了？”“以后也到河西走廊去了！”“刘金昊教授以后怎么处理了？”“也上河西走廊去了，再无信息。”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明天到火车站买票，后天就离开兰州。”“这八年来兰州变化大吗？”“是的，兰州变化大，学校变化也大，我搭公共汽车到十里店下车，谁知还有一站路，校门朝北开了，以前的艺术系变为家属院了，现在的艺术系和地理系都是新盖的楼房，这门口的办公大楼正盖在以前的操场上，不过操场比以前缩小得多了。”“是的，我们艺术系也是出去后又进来的，饭票还有吗？”“有，今天晚饭后我就到伙管科去结账，留下明早一顿早餐票就行了。”说着已到楼下，“现在休息吧！”“好，再见，问周老师好。”
晚饭后韩老师给我拿来10个糖饼子说是周老师为我烙的（周是韩的爱人，是教女生声乐的）。“太麻烦周老师了，我来时赤手空拳，什么也没有拿。”“说这些干什么？你的处境我们是知道的。”
晚上通亮的路灯照在窗帘上方的小玻璃上，同样的刺眼，使人很难入眠，辗转反侧，无限彷徨，我这一生的命运是完了，很自然的想到刘金昊教授。
记得那是反右运动的中期，三位院长都给贴过大字报，正院长徐劲，已是白发苍苍，北京派来的高级专干；副院长许泽久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那时是最吃香的，现在说是（托派）；副院长李化方编有《甘肃农业调查志》，硬说是剽窃的奸贼，又揪出了几个系主任教授等，我系揪出了刘金昊教授。
据说刘是长影乐队的指挥，以后又到上影乐队担任指挥，为了支援大西北，当时师院成立了音乐系，才由教育部动员来兰州。在党号召攀登科学高峰的年代里，要求教授必须精通五国语言。除英、法、俄、德语外，还有选修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的。刘曾在音乐之乡—意大利留过学，所以也就给愿学意语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辅导意语。每逢星期日院子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轿车，都是来学习意语的。
毛泽东为啥要制定“不精通五国语言就要取消教授的头衔”的政策呢？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资产阶级教授养尊处优，不干好事，研究什么《马尾巴的功能》，是闲着没事，必须砍掉一批。当时提出“宁要无产阶级毒草，不要资产阶级鲜花”，于是遍地开花办大学，如农机修配厂改为机械大学，邮电局改邮电大学，公路段改为交通大学等。
邓小平上台后，要建设成为共产主义国家，领导干部不识字怎么能行，要求县级以上领导必须大学毕业。唯成份论者，只要是贫雇农出身，革命立场坚定，就可以当乡长、县长、专员（如两当县县长康好礼是老区的放牛娃出身，双手不会写8字）当时想上大学，开个介绍信就行了，取掉考试制度，40岁以上的领导干部，再当大学学生有伤体面，就开办电视大学，到处皆是。
当我戴帽子分配工作的时候，听说揪出了刘金昊教授，先从私生活开始，职工食堂的碗碟添也不够用，添也不够用，有人发现刘教授桌子底下堆了很多碗碟，这就从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联系思想，可能提高到反党反人民了！以后得知也同样死在加鞭沟。
他给我教过声乐，一位老师只带两个学生，我幸运的得到刘教授的教诲，他给我安排了练声日课，练声曲也采用意大利教材，又决定了我唱合唱时应参加的声部，教给我呼吸和换气的方法，练声和演出的姿势，又辅导我参赛的歌曲和毕业考试的歌曲。
他给全系教的合唱和配器。当200多人合唱时，他能听出那个声部超前，那个声部拖音太长。乐器上那个乐器音太强；那个乐器音太弱。有毛病指出时，一般用手暗示停止。而刘教授凭着他的声音大，在口喊“停”的同时，将手已经指向那个出毛病的人。
他改编了舒曼的《幻想曲》用鼻音几个声部来哼曲子。我将他改编的这支曲子，曾带到青海、八宝农场，又经过十三次搬家，终于带到了两当一中，真是：今日感慨事，昨日师生情。
第三十回
返回车站忆旧情，她、我对比成四人，
人间沧桑尽酸楚，回家内疚忍笑中。
正月初十用过早餐，整理好行装，给同宿舍的那个同学说明我要走了，请检查一下宿舍是否少了东西。他认真地把宿舍各个角落都看了，我说：“过道边放的碗不知是谁的，我用时无人，所以无从打招呼，现在仍放在过道边。”他哼了一声。我说：“再见了。”出得宿舍将行李放在楼梯旁，上去给韩老师辞别，也未见周老师，我问了周老师的好，韩老师说：“希望第二次来时比现在好些。”承蒙关怀，我在争取，望老师保重。”
系办公室的门锁着，不知道徐住在哪里？算了，以后信上说，便扛上行李走到校门口，忽然想起未办离校手续，门房可能阻挡，心想进来时也没有手续，出不去了再说。正好门房和窗户是开着的，但无人看守，我就大模大样的出了校门，把行李放在站牌下，那里也站着去兰州的同学和群众，一同挤上了车，直达火车站下了汽车，买到了晚上东去的火车票，车还未发，仍在广场站队。
那一排站的不是杨克芸吗？她是徽县高中毕业后考入师院生物系的。她与同系的同学恋爱结婚，当时参加婚礼的徽县有两位同学，一个叫高晋岳（他是学美术的），杨、高、我三人都是五七级毕业。高分到张掖，杨分到定西以后再未通讯，也未见面。不要认错了人，再仔细观察。当周围没有吵杂声音时，很清晰的听见她说笑的声音中带有最根本的徽县基音和她的音调语气，百分之百没错。这不是在她的前前后后站着五、六位都是教师。他们还买有篮球、排球、足球、网球和球拍球篮等体育器材，或许是来兰州开什么会？或许是专程购买体育器材的。
我不能和她搭言，凭我这一身穷打扮，就使她惊奇！何况我那年被打成右派她是知道的。她那当年窈窕的身躯，现在变得枯瘦了，不过言谈举止还像当年那样活泼！话里不像当年那样的轻浮而感到有分量，更幽默，十多年后的学习和工作更加增添了各方面逗趣的资料，你看她那连说带笑，风趣潇洒的样子，不由我想起当年在徽县中学时期的她，是全校最风流最活泼的女生之一。她在高二时，她的弟弟杨克兴在初二我给教代数课，一次她弟弟病了！我曾到过她的家，她母经常卧病在床，父亲早年去世，全家的里里外外，她一面独当，处理事情果断干脆。从此我才知道这位活蹦乱跳的女子，竟出于如此之家境中，真不寻常！以后我跟她谈过几次话，我离开徽县后就再没有见个面。
五五年我在师院又见到她，我曾给她一个布面笔记本，她曾说她有了男朋友，我就说愿她百年合好。
在徽中时我俩都是团员，到师院时我俩仍是团员，所以同志式的帮助间或有之，她曾把我引到她们系的生物园，观看了各种奇花异草，还到过解剖室，一盘一盘的人肉，是供解剖用的，地下室的冰窖里药水浸泡着两具完整的尸体，据说是通过公安局买的枪毙犯人的尸体。
在百花竞艳的生物园中，我看中了虞美人一种花，我让她在秋天给我收点花籽，果然用信封给我装了一点虞美人的花籽，我抄了一首（虞美人）词给她。
往事不能重提，站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两个人－－两种人，不！现时和过去是四张面孔四个人……
我想回避她，但又想窥见她，我看她好像从晴空里瞥视大道完全看得清楚；她看我就犹如从阳光里窥探黑暗的角落，不仔细什么也看不清楚，更像彩虹折射的光线一时调整不过来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何况我这样蓬头垢面，身着素衣，面黄肌瘦的个下等乞丐（乞丐是自由人，我还有着一顶帽子），她越是兴高采烈，我越是深思抑郁，是天然的夜幕笼罩了这个我不顾意再见的场面。然而这种场面一直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一辈子，时而像电影般的重现出来。
坐上了火车，抛开了兰州对我辛酸的回忆。我不能像火车那样的永往直前，我的前途暗淡，人生渺茫，心中是那样酸楚……
回家后见到我的妻子、女儿内心有说不出的痛苦。
赵在听了我的访问结果后，并未表示什么态度。只说：“我也就心甘了。”又问我医学学得怎样了？我说现背会了《药性赋》和针灸方面的（行针要旨）和孙思邈的（十三穴歌）（玉龙歌）等，汤头方面共二十二章厚厚的一本，我把每种方剂中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歌诀，各背了三、五首，将来还要背脉诀。赵笑着说：“将来全家的生活就要靠你负担了！”“这我明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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