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龄
（四）
一年又一年
1、评比教学
初次讲课的期中，教研室主任ZS召集师生座谈会，评定三门主课的主讲教师。另外两位虽是转行，但比我资深。党员主任本想发动学生炮轰我这个不好驾驭之人，杀我“威风”，维护党支部书记Q，可是，学生用最美好的言辞盛赞了我，批评的矛头却直指Q，这是主任始料不及的。同学毫不留情，主任招架不住，就旗帜鲜明地褒贬起来。他说我的《MSL》课容易、好讲，兄弟院校这门课也都受到好评，而党支部书记Q的《MCL》不好讲，在各兄弟院校教学效果也都差。其实并非如此，在BH，ML讲《MCL》，YG讲《MSL》，反映截然相反。YG辅导过我们大四的《G》课，平时经常被学生的问题难倒，惯于说“我本子上记的有”，令人最无法恭维。
我年轻气盛，当即提出下一届与Q换课，把“容易”的让给他，我讲“特别难”的，以便与之再决高下，但未获准。在学生好评如潮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但又不愿承认我的学术水平，只是勉强承认了我的教学效果，要我向其他讲课教师介绍教学法。不问业务优劣，教学法从何谈起？我回答不懂教学法，教学效果基于备课过程的付出和教师的业务深度。这让领导更为头疼，此后，领导借口我要求调离，彻底剥夺了我讲课的权利。换了别人担任我的课，《MCL》仍由Q主讲。历时数年，我始终调动不成，Q始终讲他的《MCL》，学生始终听不懂（讲者都不懂，怎能讲懂听者？）。讲课是我之所长，领导无视学生的反映，毫不珍惜。我又一次感到如今的大学不讲学问，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我热爱教书，又有那么成功的开端，就这么失去了机会，我很失落。此后，本来有课的学期，我只能设计制作实验设备，心中留恋着讲台，怀念着学生。我期盼春季学期，可受命指导毕业论文，有机会接触学生。他们没有听过我讲课，但是我在第一届学生中的声誉届届相传，后来的学生都知道我是讲课最好的老师，填报毕业论文选题时，绝大多数报在我的名下，人数几倍于规定一个教师指导人数的高限。在学生中的威信成了我的盾，那些“新生力量”工作中有求于我，不再明目张胆地踩我的肩膀；我的工作始终做到无懈可击，使得“组织”无从挑剔，除非“欲加之罪”。
2、被诬“知识私有”
又一届学生做毕业论文，领导安排两个青苗也指导学生做我的题目，三人各带一组。其中一人总是谦虚地求助，我尽心尽力地帮他，相处融洽。另一是团支部书记CY，他总如讨债一般，好像我欠他的；我并不计较，就算出于私心，我也照样帮他，他们成长起来，或许我调离就容易些。不管他什么态度，我都耐心地解答他的问题。也许是好面子，每次解答完了，他必说他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以示他并非那么无知，然后另提新问。久而久之，我的耐性尽失，不愿费力而不讨好，每次他提问，我就请他写下来，确认无误，我再解答－－他被激怒了。
他向组织汇报，诬我“知识私有”（这倒使我觉得周围对我比以前客观，承认我有知识了）。他非党员，但也是党信任的“新生力量”，党相信他们的谗言，不容我解释。我绝不逆来顺受，绝不违心地“虚心”接受批评，我要反驳，尽管从不成功。于是，我被记下一笔又一笔的“罪状”。
3、他伺机报复
还有一事让团支部书记CY很窝火。我教过一个调干生，党员YJ，为人谦和。我曾经常主动帮助、加强辅导他和一些出身贫苦、没有条件打好学业基础的同学，他们特别感激我。YJ毕业后留校兼任系团委书记，一次相遇，他问我超龄退团后的想法。我如实相告：申请退团后，团支部书记偶然碰见我时，草率而冷漠地通知：“下个月不用交团费了”。这确实引发我无限感慨，十多年团龄，入党问题不在日程，当时的人必然产生“政治失落”感。我只是宣泄郁闷，全然不想为难别人，可是这一感慨，无意中告了团支书的状，系团委很重视，责令他检查，并要求支部重新处理我的退团问题。支书通知我补开欢送会。我知道欢送会只是过场，以欢送为名，行批判之实。退团后，虽说“政治失落”，但不再过组织生活，不再受新生力量数落，却是天大好事。我拒绝参加欢送会，决不因此重陷不堪境地。支书忍气作罢，送我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退团纪念，我表示了感谢。
支书因我退团被迫检讨，他耿耿于怀，因而不得不求助于我时，就如讨债一般，我帮助他，还落个“知识私有”。后来他不愿求助于我，自己又不能发愤图强，他所指导的学生极为不满。为了解决问题，他的学生都来找我求教。我不便插手他的工作，而且做论文的思路不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一个带法，所以总是劝学生去找自己的导师。后来他的学生不来找我，转而去问我的学生。支书很恼火，他全然不知我怎样维护他在学生中的威信，反而认为我拆他的台，因而伺机报复。
4、答辩轶事
期末，校方组织了一个大型毕业论文答辩，校长亲临。教研组选中我的两个学生，我和学生都很重视。我一贯治学严谨，答辩前又做了充分准备，学生在答辩中，概念清晰，语言流畅，似无懈可击，整个阶梯教室里，无人提出问题。
突然间，团支书CY对学生大吼：“你的图画错了！”语气里流露着幸灾乐祸。他说到图，我立即明白他何出此言，知道他要露怯了，替他捏了一把汗。我的学生镇定自若，信心十足，他也明白CY老师何出此言，却不急于辩解，故意等待老师落实错误。CY其人好面子，我很想暗示他不要继续追问，可他为了借机报复而一意孤行，终于自我暴露了，他厉声喝道：“你对照一下教材，看应该怎么画！”此言既出，谁也救不了他了。学生调皮地说：“书上的对，我画的也没错。”CY气不从一处来，把平时对我的恨一股脑撒向学生，竟然大骂学生。主持答辩的教研室主任不懂业务，大声问我是不是画错了，如果我指导的学生论文中有原则错误，他也会乐于看笑话的。我放心地让学生自己解释，因为学生在做论文中犯过同样错误，照抄书上的图，我一针见血地纠正过他们，他们早就胸有成竹。CY之所以露怯，是因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学生的图与书上不同，却不知论文题目与书上问题的前提不同，如果照抄书上的反而是概念错误，看来，他没有掌握所涉及的基本理论。
学生不慌不忙指出前提的不同，从基本理论出发，做了精彩的答辩，全场折服。CY泄私愤不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亲临指导的校长对CY大为不满，认为他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学生，违背了刚发表的毛主席春节指示。CY被抓了典型，不得不听命检讨。我知道CY不是对学生，而是冲我来的，很想为他求情，不要上纲到“违反最高指示”。但是一经成为典型，说什么都没用了。
CY当然不解我的用心，反而认为是我坏了他的事。他本是受重用之人，两度被迫检讨，似乎在青云直上的途中出现了障碍。他强压怒火，把一切归罪于我，可我何罪之有呢？他耿耿于怀，直至史无前例，他不遗余力地整了我（此为后话）。
春节指示大体是，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学生，考试中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抄一遍别人的也应得50分。我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思想深处接受不了“春节指示”，不认为严格要求学生就是视学生为敌人，严师出高徒是古人的经验之谈啊。CY虽刁难学生以泄私愤，我也不希望他因这样的指示而受罚。
5、杀一儆百
有个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师，平时爱发牢骚，对党员、干部多有不满。基层领导掀起了批判他的高潮，依靠“新生力量”整材料，频频开会批判他的反党言行。这在当时叫做阶级斗争，现在想来真真岂有此理，一个非党员，就算持不同政见，也没有理由批判。而在那个时代，不要说对执政党有意见，就是“触犯”了个别党员、干部，弄不好也得当右派。
一开始，谁都认为是要帮助他，最多是挽救他，他也习以为常，没把这批判当回事，该反驳，他决不失时机，始终坚持所谓自然灾害是人为的，揭露领导干部的特权，看不惯党员的表现。政治学习时，他毫无顾忌地发言，讨论“春节指示”时，他说：“怎么能允许学生考试作弊呢？毛主席是一时冲动，不可能真的那么想。”组织上正苦于整不出什么“钢鞭”材料，这下子他自投罗网，落了个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基层批判升级为全校大会批斗。
出乎意料的是，全校批斗会竟以警方将他铐走而告终，判了他三年劳教。我真觉后怕，我的“犯上”言论不在他以下，可能是对女士稍微客气些，拿男士开刀杀一儆百吧。在这个老师之前，曾有另一男士因有“二话”被下放劳动，那人不堪屈辱，在下放地点上吊身亡，被指为咎由自取，对家属没有任何交代。组织显然认为那次的处罚力度不够，所以这次动用了警力。组织上说，这是革命越来越深入，革到了每个普通人的头上。自从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党就教育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我很困惑，不禁问：难道一直越来越激烈吗？可是又说共产主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进入共产主义的前夕，就应该是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激烈到极致后，骤然消失，那将是怎样消失的？无人能答，只有继续困惑。
6、“最后通牒”
事情起因于调整宿舍。我不得不与另外三人同住一间十来平米的房间，不便之处可想而知，这已足够难为年近而立的女士。更有甚者，这次还安排我与非教学人员同住，作息时间难于一致，有人神经衰弱需要早睡，有人要看书备课，不可能早睡；还有正值热恋的，男友不时闯入。以后如何共处，实在是个问题。
于是，去找系行政副主任，希望合理调整。
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只见这位领导躺在转椅里，两脚高跷于办公桌上。我敲门，说有意见要反映，想来，女士来访，他应改变不雅姿势。他却纹丝不动，漫不经心地说：“有什么话，说！”我等待着。他喊道：“进来呀！”我简直觉得受了屈辱，命令他：“请你把脚放下来！没见过这样谈话的。”他无礼地说：“你没见过的多了”。我脱口而出：“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当领导。”然后扬长而去，领导追出门来呵斥，我不再理睬他，已经不想向他反映意见了。
不论年长与否，一个男性领导都应尊重女士，这是高等学府，我尤其要维护作为女教师的尊严。可是此后，系、组两级党的领导明显地更加对我冷眼相看。我敏感地察觉是恶人先告状了，为了免受不白之冤，干扰调动工作的大事，我不得不主动澄清事实。
果然不出所料，总支书记C劈头盖脸指责说：“我们不能给你解决两地关系问题，你已经发展到和党对立了，就地改造，改造好了再放你走。”我反问：“副系主任就是党？”不管他听不听，我抢着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据理力争。C书记为之辩护：“怎么说CH主任也是老同志，在部队是当团长的，一呼百应，轮不到你教训他！”就这样给了我“已经跟党对立”的结论。太可怕了，这是“最后通牒”，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灾难。
他们说我这次的“跟党对立”并非偶然，是一贯的。我的确经常顶撞上司。一次邮寄机密资料，系办公室的FR主任执意亲自寄出。我受过严格的保密教育，一再叮嘱交给他的是机密资料，要求军邮。他嫌我絮叨，好像他这个老党员、老八路用不着我嘱咐。不久后，收信单位来函批评泄露机密，一科令我检讨。领导的意思是给FR主任留面子，让我承担责任。我说明经过，澄清责任，拒不检讨。FR主任被迫认错，但每每见我都是横眉怒目－－他是党，我让党难堪了。基层领导早视我为眼中钉，只是碍于我在学生中的威信，他们又不够强大，不好无端加罪于我。教研组最高领导与我的积怨是上不了台面的，他赴京进修期间，为了享受北京的福利，将工会关系转到了北京，可是假期回来又申请补助。这位领导是申请补助的常客，每次的理由都是孩子多，经济负担重。讨论时，众人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只有我力排众议，指出他的工会关系已不在本校，没有资格申请补助。那领导涨红了脸，说是工会小组长让他申请的。公会小组长也是受信任的“新生力量”，巴结领导，送补助上门，不料领导把责任推给了他。我搅黄了领导的补助，他耿耿于怀，上级领导加给我“与党对立”的罪名，正合他意，我休想得到基层单位的保护。
领导另眼相看，必然影响绝大多数群众，没人敢反党，所以没人支持我。两地关系问题因此而搁置，无人关心，连我自己也无法过问。
从教以来，我能得到的温暖与拥护只来自我的学生，而学生来去匆匆，他们一毕业，我就陷入莫名的阴冷。这种特殊境遇使我无比珍惜教育与教学，热爱我的学生。这种特殊的感情使我离不开这个岗位，我把时间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给了这个事业，给了我的学生。我在育人中净化灵魂、陶冶情操。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在艰辛的生活旅途上一往无前。
7、受命改行 走马上任
说起来，我任教之处也是全国唯一的RE大学，某些专业也有些知名教授，但是治校水准低下，过分突出政治，少有学府风气。专业设置上缺乏学术见解，之所以筹建我所在的保密专业，就是因为省领导说了应有自己地区成龙配套的国防体系。仅仅四年，这个专业就下马了，我早就认为这个学校连办该专业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而更主要的原因据说是中央防范地方搞独立王国。
三年前，ML学校的组织督促我们结婚，说否则不能作为“两地关系”解决调动问题，我们照办了，因而已是地道的两地关系，专业又下马了，说明国家已不需要，理应调回北京。但此时北京户口愈发紧张，对方组织又几经换人，关心我们两地问题的领导早已调离，新领导对此敷衍了事，加之我因触犯了领导，得到了“最后通牒”，致使调动问题难上加难。
我正想着专业下马有可能调走时，基层领导通知我转系。他客气地告知我可自愿选择去向，还可以与远在北京的丈夫商量，可是次日上午就通知我已经定了，把我安排到一个并不结合我专业的教研组。
不是可以自己选择吗？简直是欺骗！我敏感地意识到这又是在整我，只要我不服从组织安排，就是罪上加罪，就更有理由“就地改造”我，而不理睬我的调动要求。我知道党说一不二，提意见是没有用的，却因忍无可忍，说了一句气话：“你制造骗局，还有什么必要虚伪地让我选择去向？！”
领导前脚离开，一个学生接踵而来。他是我将要任教的学生课代表，前来要求下午集体答疑。我愕然，连教材都没有呢，也不了解讲课教师是怎么讲的，然而，我从来不会驳回学生的要求。问清答疑内容，说好下午三点在某教室－－当时已是上午11:00。我匆忙跑到图书馆，赶在关门前借了书。顾不上午餐，我埋头攻读，理出重点，写了简单讲稿，效率之高实属空前。3:00之前，我站到了新一班学生面前的讲台上。不知道主讲教师的讲法，学生也没有提出具体问题，我自作主张，结合章节内容大讲学习方法，指出重点和要学到手必须掌握的关键－－其实就是讲我在11:00到3:00之间的读书心得。
集体答疑应付了过去，学生的反映出我所料，他们没看出我并非行内之人，甚至要求我主讲此课。
“组织”就这样硬把我安排到技术基础课教研组，我所学的尖端保密专业只得废弃，组织不珍惜，我无能为力。好在这里没有“新生力量”充当革命动力，多数人是资历比我年长的男同胞，气氛要好得多，虽说专业不对口，心情却舒畅多了。但是初来乍到，新的领导想的只是怎样使用你，绝不愿让你调离，所以我的两地关系问题一时提不到日程上来了。
我还是庆幸离开了原来那个教研组。在那个“政治空气”浓厚的环境里，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开朗，遭遇使我郁闷、压抑，身心俱受摧残，独处时总想拍案怒吼发泄愤懑。爱好体育帮了我的大忙，常常跑到人烟稀少的操场做运动，呼吸些许清新空气，感受短暂的心旷神怡。
新的教研组安排了工作，让我担任辅导教师，主讲人是一个早我一年毕业的“老教师”，他们把我当成新手。我不能接受这种新与老的划分，提醒教研室主任说，我一毕业就主讲前沿学科，教学水准人所共知，请领导充分估计我的能力，发挥我的作用。老主任很客气，主讲教师也很谦虚，立即决定共同分担主讲。后来他们与学生一样称赞我的教学效果，我对这样的领导和同事无话可说，而且又被感动了，工作中没脾气地挑起重担。有机会接触学生我就高兴，能教他们科学知识，帮他们树立严谨作风，鼓励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我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性格、兴趣以及过去的基础，以便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也因此能和学生以朋友相处。在党号召“教书育人”时，我已自觉地这样做了若干年，因为我的老师以言行告诉我：教师是神圣的天职；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当教师，我做到了忘我，为学生，我忘掉了个人的不幸，只要学生需要，我的时间、精力以致全部心血，都属于他们。
我从未受过领导表扬，更不曾评为“先进”，在“组织”眼里，我是个没改造好的落后分子，但在学生中的良好声誉与威信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真正的褒奖使我幸福，靠着这种幸福，我才能从坎坷中挣扎出来。学生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若有来生，我还选择从教。我对教育事业热爱之强烈，对学生感情之深厚，都不为同事所理解，他们是服从分配当教师的，而我，用心从教。
8、自由岁月
原来的系里，尽管我脱颖而出，组织理应乐于培养，但领导藉口我要调离，不给予任何学习机会。新系领导有些不同，1965年伊始，派我赴N市下厂，在生产一线编写教材。我的第一感觉是兴奋，因为这是久违的信任，致使调动工作的急迫暂得缓解。
春节后，我痴心地想着直接从N市调回北京，因而带走了全部家当，来到N市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厂，犹如久禁的囚徒重获自由。每天往返于驻地与工厂，一路天蓝树绿，路人看着顺眼，心情豁然开朗。厂里的人们对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矜持，骄娇二气俱全，怕我不能与工人同甘共苦，但事实证明我吃苦耐劳、平易近人。我与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相互尊重，融洽相处，以致这一年在我的记忆里，是工作以来难得的自由岁月。
半年之后，系主任J来厂了解派出人员的表现，厂里有关干部群众对我是一派赞扬声。据说派到其他厂的同事们得到的评价并不理想，而他们当中多为党员。调查结果与领导预期相反，系主任一再暗示厂方多给我提缺点，工厂的人很实在，系领导的这种“启发”使他们反感，直言不讳地说：“人家表现就是好，我们凭什么说缺点？”领导不得不承认事实，不情愿地肯定了我的工作。
直接调回北京的设想天真到了愚蠢的地步，在N市度过一年，我不得不带着全部家当返回学校。系里组织了评委会，评审了我们编写的教材。系主任特别告诉我，我所编写的被公认最佳，这是工作以来首次获得公正对待。能得此公正，归功于密封评审，如果明示出编者姓名，那么，恐怕不是所有评审者都愿承认这个事实。我满意新领导的作风，他们尚能“重在表现”，不受原单位的影响。这是原单位领导绝对没有的作风，我倍受感动，立即信告丈夫，“组织”培养我下厂一年，我必须为新单位做出贡献，所以暂不能要求调动。那时全心全意为党，甘愿没有家庭生活，否则就是经不起考验；甚至总觉得自己离党要求的“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相差甚远。
遗憾的是，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我编写的教材尚未面世，就被归入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整整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后来，红色恐怖笼罩学校，教材不翼而飞，我也没有可能追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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