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龄
（三）
困难时期
来到C市的第二年，困难时期就开始了。许多人说，从前这里好得不得了，我来了，日子就每况愈下，听着好像我是个丧门星，该自我谴责似的。
全国“自然”灾害，本是天堂的这里竟然成了重灾区，粮食定量远低于其他大城市，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市场萧条不堪。党委领导要求教职员工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把定量微薄的粮、油、肉票，上交食堂统一管理，转发成内部票证。其实这只有利于食堂管理人员，教职工帮厨时可略沾光吃得足斤足两。内部人员吃的馒头大而松软可口，卖给职工的则又小又硬，似未经发酵，个人定量的油和肉任凭管理员处理，群众不满却不敢吭气，因为有意见的必被指为不与国同心同德度难关。这种不公平往往无需领导出马，帮厨的人，哪怕就得了一次好处，也主动为之遮掩，当然无疑是越描越黑。
粮食定量之外，每人每月有一斤点心票可自行支配，能买些说得过去的小食品。后来又有了所谓的高级点心、高级糖，价高质劣，五元一斤的高级糖不过是粗糙包装纸裹着的饴糖，色味俱差。
饥饿的人们设法填饱肚子，有些人得以乘机赚些小钱。校园里来了些农民模样挑担叫卖的小贩，有卖酱油的，有卖胡萝卜的。我买过胡萝卜，七毛钱一斤，当时算高价。（现在呢？）我从不买酱油，那古老的酱油桶看上去很脏，而且小贩说他卖的是“水解蛋白”酱油，听起来太玄乎。学校附近有了自由市场，鸡蛋五毛钱一个，蔬菜品种日益丰富，人们纷纷去逛自由市场，以确保不因饥饿而致浮肿。
没过多久，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说开辟自由市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基层领导积极贯彻党委精神，开会要求群众检讨阶级立场，买自由市场东西的行为源于立场不稳，助长资本主义滋生，进饭馆吃饭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造成浪费。我想，国家是党领导的，只要党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买农民的胡萝卜绝不会使国家改变颜色。可是人人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检讨过关，怎容我一人保持沉默？团支部书记Y点我的名，说有人看见我进过饭馆，买过农民的菜。我理直气壮声明，进饭馆的粮票是定量之内的，没浪费国家粮食；农民没有因为卖给我菜而变成地主富农。“立场”坚定的人们无言以对，却照例给我扣了不少“大帽子”，群起围攻，说我思想落后。
这样人人过关的会没能阻止“资本主义倾向”，饥饿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去逛自由市场，我只偶尔去一次，就巧遇了做报告的党委书记。于是我在政治学习时，故意主动坦白自己逛了自由市场之后，强调碰见了党委书记。基层领导挺身保卫之，说他不是给自己买，而是为了第二代，给家里孩子买，令我羡慕孩子和有孩子的人。不过从此，自上而下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声势渐行渐弱，自由市场则势不可挡。
响应党委号召
校党委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提出“自力更生，丰菜足肉”的响亮口号。说种花是资产阶级情调，应该改种蔬菜，校内各基层单位无不闻风而动。我们教研组响应“足肉”的号召，养了一只兔子，大家轮流值日拔草、备水。后来就真给杀了，从法不责众的自由市场买来丝瓜，顿了一锅，每人分得杯羹。又听说小球藻营养丰富，教研组立即培养起小球藻来。首先到幼儿园讨童子尿，那些小男孩争先恐后地提供，神态自豪。不记得小球藻培养结果，更不记得吃过那玩意儿；只记得人人参与抗灾，形势轰轰烈烈。
这样一来，就更不要去想什么学术空气了。没谁钻研业务，更没人开夜车，早早睡觉保存体力，更指望漫游梦乡忘掉饥饿。唯独不能少的是政治学习，务虚，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以便拿出正确行动与国分忧，抗住“自然灾害”－－当时，没人怀疑人祸之可能。我能克服任何困难，但仍担忧我们的高等学府向何处去。
领导使我恍然有悟
忙于读书备课，平时并不在意被别人监督的处境，日子还好打发。一到周末，室友FB回家，小L毕业于本校，有老同学相聚，只有我举目无亲，乡愁袭来。那时没有方便的电话，信件往返至少半个多月，有苦无诉，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本不是优柔寡断之人，也志在闯荡四方，为国效力，可是一上任就被送上了被告席，受那些“革命动力”的监视。他们绝不出类拔萃，甚至很糟糕，我岂能服气接受他们改造！这种日子何时是尽头？周末独处时，委屈、惆怅，泪满心田。
我的事业心很强，渴盼一个正常的环境，竭力发挥作用。人们应收起怀疑的目光，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年轻单纯的我，连起码的被信任还要期盼吗？现实告诉我，这，得自己争取。
于是我迈出第一步，主动依靠组织。组织在哪里？我以为党的干部都是组织，都是可信的，包括任何“个人”。决定去找总支书记C，为不影响领导的日常工作，我于周六下班后登门拜访。
C书记透过吝啬的狭窄门缝对我说：“有事下周上班时间再找我，你看，现在是周末，大人孩子都回来了，……。”我自责不该打扰书记的天伦之乐，拖着沉重的脚步悻悻离去。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在孤独中思索，猛然隐约有悟：书记总告诫“个人利益不得置于国家利益至上”，我以国家利益为重，千里迢迢来此工作，完全放弃了天伦之乐，书记却连周末半小时的天伦之乐都在乎－－我难道不值得他学习？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我处理的比总支书记好啊！
自以为这是重大进步，从此不再无原则地检讨“个人主义”，开始客观地评价自己和别人了。我认识到自己远远不是自私之人，我比特殊材料做的好，他们考虑个人远比我多，并将考虑个人合法化。我服从分配，远离故土，阔别双亲，还一心做好工作，凭什么被他们监视、指责？他们不能面对我经受的考验，却反诬我个人主义，我是他们的榜样，他们没有资格批判我。想到这个地步，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脑后”－－没有“反骨”。这样想明白了，我不再苦于被另眼相看，从此理直气壮地面对一切。
方知有个人事处
室友FB的两地关系问题解决了，调到遥远的H市与丈夫团聚，却与父母分离，普通百姓少有两全其美的，好像这就是国家需要，得经得起这种考验。FB临行前，关心地问起我的打算，我没有打算，听组织安排，母校的组织告诉我“组织会妥善安排”。她笑我幼稚，说“这种事你不提，组织就认为你不要求调动，根本不管你，会无限期拖延，你至少得在人事处备个案，表明要求调走。”感谢她让我知道了管两地关系的部门叫人事处，忙问了地点。
第一个接待我的人事干部流露着厌烦，我忍住不满，平静地表示了调动的要求。心里想，他既管人事，必是共产党员，那就是可信赖的“组织”。不料他横眉冷对：“你刚来就想调走，那么容易？……”－－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忍无可忍还嘴说：“你可以不给我解决问题，凭什么这种态度？”他蛮不讲理，说他就这态度，“哪个敢说老子的不是！”一个人事干部把老子挂在嘴边，我得维护个人尊严，更不容他给党抹黑，厉声地说：“你这种人也配当党的干部！”转身离去。
“党的干部”当时在我心目中是个神圣的称号，尤其是机要部门的，因为这种人应具有高素质，至少也是关心群众疾苦的，而我竟遇到了这样的人。当时有些失望，随着逐渐成熟，倒不觉得是坏事，反而觉得这类事帮我丢掉幻想，认清现实，摆脱愚昧。
事情很快传开，C书记严词责备我给他这个领导丢了脸，竟敢闹到学校，此后两地问题的解决更加渺茫。
后来又找过人事处长S，是个女官儿，但也没有因为性别相同而多份理解，她也官气十足，冷言冷语，我几乎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那些年，最盼望的就是ML的来信，绝望中收到了，我如获至宝。不料，信中充满斥责，“还想不想调动？”，“为什么要闹遍全校？”我莫名其糊涂，“闹遍全校”何所指，他又何以得此结论？同一信封内的另一封信说他不该在情况不明时就怪我，他完全可以找正在那里进修的我的领导，了解我的表现，……”。 我气不从一处来，恨他居然要找领导了解我的表现，恨他既然明知不该怪我，还告诉我他怪了我。我以不予回复的方式惩罚他，他仍不以为伤了我，好像不知道我在生气，一味催问不回复的原因。面对木讷之人，我只能让步，千里之隔，正常通信往返最快也要半月余，赌气必更耽搁。再说，依靠组织是天经地义的，当时很正常。我回了信，免不了说些气话。
不解的是，正常反应意见怎么会被传成“闹遍全校”？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恋爱双方也要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啼笑皆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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