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龄
（五）
史无前例中（一）
1、运动之初
1966年5月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要抓五一六分子，“一个也不能漏掉”，校党委的头等大事就是全校师生员工学习这一文件。本以为这是社会上的事，学校里哪里有什么五一六分子？一切将照常运作。时已入夏，我照例游泳，不日，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才恍然大悟－－别人都响应党委号召，投入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我也不可置身于外，于是不敢再去游泳。
6月初，全国的学校均停课“闹革命”，据说阶级敌人已很猖狂，赫鲁晓夫睡在身旁，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让毛主席都睡不着觉了，于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很难按时序记清桩桩件件。某一天，全校人员分别在许多分会场收听广播，得知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印象较深的是，康生最后讲话，浓重的山东口音，颇具煽动性地大谈阶级斗争复杂、深入，说他不能下车伊始，其实他已说了许多。过去我并不熟悉此人，眼下却以为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从不是头面人物的陈伯达，也受毛主席信任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康生和毛夫人江青也是其主要成员。听说江青在延安嫁给毛主席时，党中央提出的条件是不准她介入政治，此时她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造反有理”，不再容忍廿年来所受之“压”了（当然肯定是遵旨）。后来得势的还有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立下奇功的姚文元，以及救过毛主席命的无名小辈王洪文。
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变本加厉地响应中央号召。党的领导自觉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开始领导运动，根据党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整“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感到这五类分子是死老虎，得抓活的。毛主席说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有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也得抓出几个？革命比以往深入了，党的领导也自身难保，刚刚提拔上来的党委副书记H首先被揪了出来，大字报责问他何以青云直上，附之以生活琐事的人身攻击，以利批倒批臭。
2、革命深入
党报接着发表《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社论，意味着革命愈发深入，要扫除一切不利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因素。既然触及人类灵魂，那么凡是人类，都跑不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宁左勿右，立即提倡“火烧百分之百”。我想，无非又要像历次运动那样人人过关检查，做为平时就被监视的重点，我自以为有了首当其冲接受批判的准备。
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学生，头戴军帽，腰缠武装带，手持皮鞭，监督“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他们把柳条编成的簸箕绑在被监督人的前胸，贴上白纸，上写革命群众给定的罪名，如走资派、反动权威、XX分子、……。他们劳动中经常莫名其妙地挨鞭子，按湖南农民运动斗地主老财的规格，戴高帽子游街；开斗争会时，红卫兵压着他们，反扭双臂，下压上身（当时叫“喷气式”）。有人不甘受辱，挣扎反抗，则不仅立遭毒打，还必引来 “打倒XXX”，“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类震天动地的口号－－无产阶级立场特别坚定者担任领喊。我不得不随大流挥臂响应，但喊不响亮，心似翻滚热泪，跟不上这种来势汹汹的形势，甚至心存抵触。我与被斗的人并不相识，却看不下去他们受辱。不过由于还很相信党，也曾自谴“阶级感情”问题。停课闹革命后，终日惶惶不安，说是红色恐怖，不适应者必有问题，只得故作镇静。
3、剪掉“怪发”
学生都成了红卫兵，他们常常边走边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还有“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女学生也一样出言不逊，耀武扬威革别人的命。
一天，走在校园里，忽然有人从身后往我衣袋里塞东西，下意识地回头看，是一女红卫兵，她塞给我一个小纸条：“剪掉你的怪发，站到我们一边，一起革命吧！”我真想和她理论，无奈，她塞进东西就匆匆跑开了，大概她也不觉得这种“革命行动”多么光彩。我为了方便游泳，剪了运动短发，当地人称之为“梭梭头”。原来，这个城市已掀起强行剪发高潮，如若不从，会遭到剃阴阳头的惩罚，而且红卫兵总部“通情达理”，已勒令各理发店，免费为顾客改成“革命”发型。我很反感这种荒唐，但是不想惹祸，也去改了。在原有基础上，要剪成一边齐没有层次的那种，只能尽量剪短，后脑勺被高高地推剃发青，成了不折不扣的怪发，好像革命就是要变真善美为假恶丑。
4、被“触及灵魂”
终于有一天，教研组外的墙上贴出了大字报专栏“XXX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我比谁都了解，这XXX意见多多，但绝不反党，XXX不是别人，正是我－－终于被“触及灵魂”了。头天晚上，领导通知少数几人整一个同事的材料，大部分人没来教研室，可这少数人并非骨干。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多数人秘密行动整我的专栏，让我措手不及经受大字报的“考验”。细看内容，我哑然，不得不供认不讳，揭发的都是我在会上的公开发言，这样反党多笨！我决定找协理员（即党支部书记）说理。
协理员原本是事务科长，好像不懂高等教育与工学，写得一手好书法，看上去仍不像知识分子，也没表现出什么组织领导能力，但绝对是个好人。他告诉我，本教研组并不想整我，可是原单位的人一再施加压力，说他领导运动不力，若再不揪出我这个反动分子，他们就造反。所谓造反，就是无法无天地胡来，协理员怕他们揪斗我，让我难堪，再说也必须表现出领导运动得力，所以组织大家写我的专栏。我理解协理员是形势所迫，他不算心狠，不认为像我这样的同事会是反动的敌人。可是红色恐怖的大环境里，有人点你的名，岂有不揪出之理。我只能接受挨整的事实，对新单位的和缓态度也很知足。
5、大字报越发离谱
事实远非如此，革命已深入到不分单位，原单位对我耿耿于怀的“新生力量”，借机不遗余力地整我，甚至从不认识的人，也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以致我难以支撑。
原单位接连给我出了两个专栏，贴在主楼醒目的墙上，我虚心地拜读。此时恰逢党报社论“革命大字报好得很”出笼，人们看我边看边摘抄，唧唧咕咕地议论，纳闷我看了革命大字报，为何不像社论所说“脸发青，出虚汗”，猜测我坦然摘抄是否为了秋后算账。如果他们问我，我会告诉他们，所谓我的反党言行，是连篇累牍的捏造，属实的部分则是我光明正大的会上发言。“新生力量”们显然欠缺教育，写大字报的水平实在可怜，说我一进校“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乃正面角色，那他们就是反面角色。说我是“资产阶级西方小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证据是“衣服自家做，蛋糕自家烤”。我家衣服的确是home made，但没有条件烤蛋糕。
就算革命真的深入到私人生活，在这所学校里，也轮不上我受批判。我生长在极为简朴的家庭，在父母的教育下，从不讲究吃穿。文革时，我已工作八年，还穿着打补丁的罩裤，那是中学时期的第一件新衣，以前都穿兄姐穿小了的衣服。那条罩裤是浅灰色咔叽布的，洗成了白色又染蓝了，褪色后翻了个面，磨破了又打了补丁。如此穿着打扮，仍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我不禁反思，上初中时，大家穿一样的校服，我不过在母亲教育下，衣服洗净熨平；席地而坐时，从不让鞋帮沾土；打球时，从不抱球弄脏衣服；大概就是这些使我与众不同。曾被评“贵族味儿”，又被批“资产阶级”，似应自谴没改造好了。其实整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朴实无华，消费绝对在他们以下，于是想方设法编造钢鞭材料，狠挖我一切“罪行”的阶级根源。
大字报说我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之女”，“过惯了腐朽的寄生生活”，可是我父亲从不介入政治，而且对当时的国民党极为不满；母亲一贯勤俭持家，轻蔑腐朽寄生。我严格要求学生，被说成是“继承其父军阀作风，打击报复工农同学”，可是父亲只在军阀治下当过军医，且因不满军阀作风而冒险逃离。糊满三面大墙的专栏，除了大帽子，就是抄自报纸上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编者按”，我怎么看都不“出冷汗”。
大字报显然捕风捉影，怎么捕，怎么捉的呢？父亲当军医的履历只在档案里才有，一般群众，甚至一般党员，都不会知道。原来我的大字报是在原单位党支部领导下写的，为此党员主任查了档案，然后歪曲篡改，可见档案是用来整人的。主任下此狠手，大概是报复我曾让他失去公会补助吧。
6、隔离审查
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变成了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触及人类灵魂变成了火烧百分之百。首当其冲被烧的是工作能力强的，形象高雅的，头脑聪明的，出身不好的，性格倔强的，直言不讳的，或是路见不平的等等。这些人是出头之鸟先中枪，我早已成为众矢之的，挨批判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尽力克制着自己，痴心地想着，入党的夙愿怕是更难实现了，但我不放弃，决心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大家学习“政策”讨论“国家大事”时，我被隔离在一个小房间写检查。十月一日前，别人都发了毛主席像章和一套毛选，我被划在人民队伍之外，不予颁发，还剥夺了我参加十一游行的权利。从1949年起，我年年参加首都的盛大游行，并作为队长或旗手带领数百同学走过天安门，很看不上外地的游行，检阅台小里小气，检阅队伍的人无非是些地方官，真让我参加，我还未必服从，但这次是不准我参加，他们是违法的，我强烈不满。“革命”真的深入到连一个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都容不得了吗？“革命”意味着什么？我是不服输的，明知无处讲理，仍要尽行其事。我故意对领导小组说：“你们说我反动，需要改造，不发毛选，怎么改造？”这样做纯粹为了发泄不满，若在原单位，那些整人狂必先打我的态度，新单位却有人为我说话，认为我有道理，想整我的人也不敢说要毛选反动，于是很快就把毛选给了我－－这是我的胜利。
校内一些朋友，此时也纷纷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写大字报迎合对我的污蔑。我为人正派，生性淳朴，工作出色，严于律己，原单位挖空心思也编造不出令我“脸发青、出冷汗”的钢鞭材料，想捕风捉影编造人们最感兴趣的桃色新闻，但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反而证明了我的为人。正直的人们后来跟我说，看了大字报，反而了解你是个特别好的人了。我想，连档案都惊动了，他们再不会有什么招儿了。
解散了一年多的原教研组并不死心，有组织有领导地整我，置于死地而后快。
7、学校的劳改队
红卫兵成立了“劳改队”，勒令正副校长、正副党委书记（谓之走资派），最知名的教授、教师（为之反动学术权威）加入，每天早晨在主楼广场亮相。其中被定为全校头号反革命分子的一位教师，极其擅长拉手风琴，音乐水平很高，红卫兵知人善任，勒令他指挥唱“牛鬼蛇神嚎歌”。我不了解凭什么让他们劳改，听说W副校长讲党课说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有人问，毛主席呢？他毫不迟疑地重复：“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他就以攻击伟大领袖罪被揪了出来。文革前，我从不跟领导打招呼，领导很反感，知道W校长的“罪行”后，佩服他坚持真理，见了他，我主动打招呼。（后来，他说：“你这个同志很奇怪，以前见了我，装看不见，我劳改以后没人理了，你倒是主动招呼我了”－－我和他都笑出了声。）
8、团支书CY下狠手
原单位的团支书CY，因我退团和毕业答辩两次被迫检讨的事，始终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正是他不时骚扰，给我的新单位施加压力，加大整我的力度。他迫不及待地纠集一群一心积极投入革命、不明真相的群众，贴大字报“勒令”我去“劳动补课队”报到，并威胁我教研组说：“如果你们包庇反动分子，我们就采取革命行动”。“劳动补课队”是CY的创举，目的是改造虽非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但三反言行严重，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人，级别仅次于“劳改队”。
其时，教研组主任靠边站了，由红五类出身的实验员小Y主持教研组工作，他为人正直，不会整人，坦诚地告诉我CY的一切举动，担心他会找不讲道理的红卫兵前来造反，强行给我剃阴阳头，不由分说拳打脚踢，不如就去劳动补课。我立即表示理解和感谢，从此脱离了教研组，被打入了“劳动补课队”。
我不怕劳动，但心中不安，也不服受辱。不安的是，因为CY整我，连累了200余人被揪来“补课”，多为无辜者，都是工作上的能手，无非是心直口快得罪了人而引火烧身，我莫名地对他们有着歉意。不服受辱，则是因为“造反派”勒令补课队和劳改队全体人员，每天早晨在主楼广场亮相，围观者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团支书CY必在其中，得意洋洋，幸灾乐祸－－面对此情此景，我想呐喊：“士可杀，不可辱！”补课队里也有个别因偷窃行为或男女关系问题受了处分的，观者可任意猜测，我当时的年龄显然既非走资派，亦非权威，大概很容易被怀疑是此类人等，流言蜚语的义务散布者不乏其人，谎言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终落下的罪名可能比被诬陷为反动更恶心，更冤枉。一位年长的小学老师，因名字与某大汉奸只差一字，革命群众硬说她是那汉奸的侄女，我就奇怪，叔伯与侄女的名字怎么会这样取呢？同她一起劳动，也同她一起被附小学生嘲笑谩骂，至少被指“不是好人”，“好人”那时候是不劳动的。
得以泰然处之的动力，只剩下了问心无愧，我一向宠辱不惊，能客观评价自己，赞扬声中必审视不足，被贬低时必昂首傲视。然而毕竟年轻且举目无亲，难免处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境。“战斗组”很注意我，或是出于关心，或是不想承担责任，总是派人监视我，以防万一不测。我由衷感激关心者，这，对已被孤立之人弥足珍贵。至于担心，则大可不必，我没那么脆弱，能忍辱负重，那时完全相信毛主席发动的革命不会整好人，耐心等待有朝一日水落石出。
9、劳动补课岁月
红卫兵都是学生，不像某些教工那样存心整人，主管看管劳动补课队的红卫兵S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认为劳补与劳改两个队伍应区别对待，于是 “劳补队”不必在主楼前“亮相”了。每日体力劳动，虽精疲力竭，但心情比含冤检讨时愉快。队员之间逐渐熟悉，彼此了解打入此队的原因，共同语言颇多，日子好过多了。
驻京联络站负责接待我报到的干部Z某也每天出席，他是基建处的，平时负责教工每周的义务劳动。我以为是红卫兵派他来管我们的，可是他并不管事，还闷闷不乐，见了我很不自然，后来方知他也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我恍然想起，他曾令我注意对组织的态度，警告我如若不改，“以后会吃亏的”。真让他说中了，可是他怎么跟我一起吃亏呢？我笑对他说：“当初要是知道你也会挨整，就不顶撞你了。”引得队友发笑。总务处长也被拉来补课，他始终自名清高，不屑与我们打成一片。我故意问他，是否以为只有他是被冤枉的，而别人都是该挨整的坏分子，告诉他多跟大家谈谈会受启发。他可能觉得我有挑衅之嫌，可我不是轻易说的，这些人都不该挨整，这样搞运动绝对是错误的，而这位处长没有这般觉悟。
一天得令挑土，一部分人用锹往柳条畚箕里铲土，另一些人一次挑两畚箕土运到另一地方，这是无功劳动，目的只是“补课”、改造。铲土的人低头弯腰不问来者何人，不分男女一律上满。我和男士们一样，挑着满满两畚箕土不断往返。当我又一次往起挑时，忽听红卫兵S大喊“给女同志少上点土！”应声看去，只见他涨红了脸，似在悔恨失言。是啊，这些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称他们“同志”，在当时是立场问题！我想，这个学生颇具人性，才流露恻隐之心，就大胆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像同志？”他没有成见，默认了，并直言，他根本不了解情况，只是听那些揪出我们的人介绍，说我们反党且不劳动。我告诉他上当了，这些人都是好人；至于劳动，他已亲眼所见。我如实细谈了被勒令劳动补课的经过，他认真调查之后，证明情况属实，宣布“解放”我和另外两人。我立即说应该“解放”所有的人，S答应逐一调查处理，如果成立补课队本身就是错误的，那就解散。大家赞赏我仗义，不满足于自己解脱，为大家说了话。
“劳改队”照常亮相，某天，全校“头号反革命分子”ZZ正指挥劳改队员唱“牛鬼蛇神嚎歌”，从主楼高层的窗口飞下片片传单。原来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在传达“中央文革”精神，传单大意是说，劳改、唱豪歌等做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勒令取消。
10、我批“资反路线”
“补课”队彻底解散，“劳改”队也不了了之。被侮辱了的人们不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归谁负责，不仅无处喊冤，而且还得感谢毛主席伟大英明。要求这些人把仇恨集中在“资反路线”上，矛头不能指向整了人的群众。所谓“资反路线”，是指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所执行的路线。刘少奇没有整我，也没指使谁整我，我却只能恨他。狠狠整了我人算是“群众”，竟然和我一样属于受害者。我心中不平，整人者的丑恶灵魂就不该在如此深刻的革命中“触及触及”吗？
我着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我最恨的是团支书CY，可是直接写大字报批他，会被指为“群众斗群众”，倒是我不对了。我注意到，在勒令我“劳动补课”的大字报上有他们单位头头T的签名，本着“矛头向上”的精神，就点T的名写大字报，指桑骂槐行批判CY之实。效果出乎所料，T怕成为“资反路线”典型，慌忙托人向我解释，说他不明真相受了CY的骗。其实我早知道整我的人是CY，因为毕业答辩整学生和处理我退团的两次检讨，报复我之心不死。批判“资反路线”的革命形势下，他早已对其所为心惊肉跳，我不屑于点名批判他。而T这位头头，不管他怎么解释，见利忘义秉性已暴露无遗，不明真相，却受下级左右。文革中这种人无处不在，只要能往上爬，不惜踩踏任何人的肩膀，哪怕踩了之后也爬不上去。如我之草民的肩膀，踩错了的是受蒙蔽无罪，踩对了则更上层楼。自古以来的至理名言“墙倒众人推”，正是十年动乱的社会基础。
11、曾被抄“家”
我被整之初，教工中的一些出身好的“红五类”羡慕学生红卫兵由来已久，不失时机地成立了“赤卫队”，戴上红袖标，继承了湖南农民运动赤卫队的专横跋扈，开始“造反”。一天，一大帮赤卫队员闯入我的宿舍要破四旧。其中多数与我并不相识，只因为原单位的“革命大字报”说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义愤填膺。不解的是，赤卫队长，北京来的实验员P曾与我同室，应该了解我是多么简朴，而且我对她夫妇二人均很关照；对门的贫农儿子虽交往不深，也从无瓜葛，友好相处；这些人都翻脸不认人，踩我的肩膀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左派，日后好往上爬。文革中，整人，有绝对的自由，对门的贫农儿媳不是赤卫队的，而且是外系的，却也探头探脑窜进我的宿舍。
他们勒令我交出四旧，我问他们指的是什么，他们就说我狡猾，我只好由着他们一一过目我所有的“家当”。离家之人那有什么家当？
他们翻了半天，拿走了结婚时在上海做的棉衣、当时不多见的婚纱照（这些都曾为周围的人无比羡慕），以及丈夫的来信。拿走东西没有清单，说是“革命行动”，叫做“抄家”。我不解，“革命”难道连个人隐私也不予尊重？他们有什么权利看我的私人信件？我信告丈夫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他却毫不在乎地回复说：“他们看了咱们的通信，就可证明你不反动了”，可我凭什么接受这样的“证明”？！
那是不堪回首的日子，身心均受严重摧残，曾经一度，只要提起，我必泣不成声。可是那年月，我们的字典里没有“人权”二字。
12、只为讨回公道舒畅心情
“抄家”的举动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猖狂一时的“赤卫队”一夜之间成了“保皇派”。红五类们悄悄解散了这个队伍，但仍狡辩说当初“破四旧”是革命行动，所以不肯还给我抄走的东西。我必须针锋相对，任其继续胡作非为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革命对象，由不得我不借批判反动路线的东风。
全国一度掀起“革命大串联”热潮，大多数人免费乘火车玩遍全国，我从开始挨整，就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包括不许串联－－这当然归罪于“资反路线”，理应解禁，可是热潮已过，无从补偿。我正在琢磨如何对付“赤卫队”，有人发起“徒步串联，走红军长征路”。这个机会我的抓住，算是恢复政治权利，顺便证明自己能吃苦耐劳，粉碎整我者所谓“资产阶级西方小姐”的恶意攻击，于是要求参加。其时正值冬季，年迈的父母知道我的棉衣被抄走，特地赶制了一件寄来；父母之爱使我身心温暖，抵御了凛冽的寒风与逆境。后来多年，我一直保留着母亲亲手缝制、父亲亲自邮寄的这件棉衣。
父母送来的温暖，已使我不会受冻，但为了落实他们抄家是错误，我必须借“革命串联”之机，要回抄走的棉衣和所有东西。于是找到赤卫队长（也就是那个北京来的女实验员P）索要，她仍执意不还。赤卫队已经解散了，他们到底还想做什么？我那件在上海很普通的棉衣对革命有什么危害？无处讲理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写大字报，把抄家的过程公诸于世，以便得到公正的众议。
我的大字报朴实无华，描述生动，引起强烈反响，赤卫队们坐不住了。已被称之为保皇派的他们，再也经不起革命群众的抨击，不得不承认错误，归还所有“抄物”，通知我到某处去取。我立即反对说：“你们大张旗鼓抄了我的家，必须照同样的声势送回来，凭什么要我去取？！”站错队在文革中可是致命的，赤卫队解散后，没有了后台的支撑，他们怕的要死，居然不敢顽抗，乖乖地照我的要求办了。
除少数临时离开学校的，几乎是原班人马，抱着“抄物”来到我的宿舍。我注意到对门那个“贫农儿媳”躲在家中，就请她过来；她不肯，我说：“抄家时你起劲地站脚助威，现在不能少了你呀。”她操着乡音，一副小市民腔调：“对门识户的，咋个能不关心吗？”我学着她的腔调还以颜色：“是啊，对门识户的，咋个不过来受教育吗？”有趣的是，她也不敢不听我的－－我在造“资反路线”的反啊！
人到齐了，我命令红极一时的赤卫队员“拿出毛主席语录”。这是当时很正常的做法，我以此方式发泄积郁，没什么不对的。他们竟然没有一个带语录的，我抓住机会治治他们曾经的盛气凌人：“‘语录随身带，用时学起来’，你们连起码的觉悟都没有，难怪站错队。”他们追悔莫及，服帖地在我的带领下诵读毛主席语录，连对门那个不讲理的老婆也不敢怠慢。其实我真想笑，毛主席说的话绝了，竟能从中找到恰当的根据，批判这些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小丑，我充分体会到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听罢我完美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灰溜溜地走了，我倒顿生恻隐，他们在这没谱的时代里跟风，真的可怜，造反派转瞬即成保皇派，革命动力弹指则成革命对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似乎难以捉摸，人们永远抓不到它；左派阵营似乎虚无缥缈，人们永远走不进去。但是党教育出来的民众似乎又都自觉自愿地追随那路线，千方百计地往那阵营里钻，许多年以后方知其幼稚可笑。我从不想整别人，即使是整过我的赤卫队员，我“造反”，只为讨回公道，舒畅心情。
而我的心情并未真的舒畅，因为始终没有机会像教育赤卫队那样，面对面地教育原单位那些往死里整我的“新生力量”。整我的时候有人召集，该道歉时却成了无人负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丑恶灵魂就这么轻易地躲过了“史无前例”的“触及”。好在后来还有私下里向我表示歉意的，说他们受了反动路线的毒害，认为我的“反党言论”都是对的，甚至有党员告诉我总支书记对某女党员有不轨行为等等。最下力气整我的党支部书记Q和团支书C都各有各的报应。Q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臭名远扬；CY与自己老婆相处不好，终至离异；上一级的领导后来的境遇也都不尽人意。世界上的事情还算公平，存心害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想到这里，我自责了，自责不该幸灾乐祸。
【写中有感】写至此，读者可能误会，以为我不是在写高校的事，但我是在写，边写边怪：当时钱学森为何不问。这还没完，“我们这儿”的高校“继续革命”，所以我的学府生涯还有很长的这般篇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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