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龄
（二）
C市初瞥
列车翻山越岭，载着我的惆怅，咣当了几乎两天两夜，方到C市。刚下过雨，天色阴霾，道路泥泞，无尽的乡愁挥之不去。
领队雇了几辆三轮车，车夫只肯拉到城乡交界，通往学校的那条路没法走车。领队答应了，下车后怎么走，我无从想起。
一路边走边看，路边的梧桐、蓉树，低矮的古老民宅，一派僻静。经过算是繁华的街市时，透过雾蒙蒙的空气，依稀可见各式店铺－－这是仔细辨识方能得出的判断。店铺只有门脸，没有橱窗，一摞摞不足一尺宽的木板竖在墙边，后来知道，打烊时把它们插入门框上梁和门槛的槽中，外人无法进入。店铺的样式，色调，摊位的陈列，人们包头缠腰的打扮以致气度，样样古老，都像是《水浒》里描述的，我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宋朝。
到了城边，车夫不再前行。停车地点显然不妥，下车时，我一脚踩下去，半截小腿陷进了泥沼，幸亏另一条腿还在车上，赶紧往出拔腿。这地方的淤泥粘稠之极，使足力气，只抽出了脚，没有鞋带的北京“懒鞋”留在了泥沼之中。这事儿给我增添了莫名的窝囊与扫兴，随之更加厌烦这座城市。
学校有人拉来“架架车”，比北京的“排子车”窄而长，几人把行李放了上去。据介绍，帮我们运行李的是教研组的团支部书记、青苗Y，身体不壮实，肯定也不经常拉车，我不得不担心泥泞路上翻车，行李落入泥沼就不可收拾了。但事实教育了我，当地人的劳动能力极强，车拉的很稳当，行李安然无恙。损失仍是难免的，徒步走了数百米无可选择的泥路，脚下的北京“懒鞋”算是毁了，我很心疼，那鞋是爸妈新给我买的，又添了一层对不起他们的懊悔。
新校印象
宿舍很简陋，门窗的木框形状欠规整，木质很粗糙。显然中空的墙壁里，不时奔跑着老鼠。两张双层床，供四人居住。厕所脏的下不去脚，盥洗室满地泥泞，没有洗澡条件。我濒临崩溃，却不敢流露，违心地想着“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情绪低落，又带着旅途的疲惫和一路尘埃，没有洗澡条件，不记得当晚是怎么胡乱睡下的。
室友FB守家在地，逢周末，必回家，这使宿舍不那么拥挤，此人已婚，爱人在遥远的H市。室友小L在京时已熟识，人好，可交。还有一人，不记得了。FB和小L同我一样，都属于“两地关系”，不过我与小L都还未婚。
这所大学也是院系调整时由多所名校相关专业合并而成，与所有新建学院一样，抛弃中国老校传统，一边倒学苏联，以致我始终感受不到传统大学的风范。校园杂乱无章，校门与教工食堂隔马路相望，主楼前空地上有个花坛，主楼后是图书馆，再后面是学生宿舍区。主楼一侧是操场，另一侧小空场的尽头是附属工厂。教工宿舍楼坐落在教工食堂后面。我只能说前后，那地方几乎不出太阳，无从辨认东西南北。所有的楼都刚建好或在建中，却完全不像新校舍，边建边拆。最不可思议的是，校园里随处可见鸡鸭猫狗，甚至不时有牛马之类的大型牲畜，与其说是校园，不如说是农场。说是农场亦属抬举，哪里有农场的清新空气？环境卫生差到极点，遍地动物粪便也就罢了，最不能容忍的是高级动物随地吐痰。此时我深知不能再奢望儿时憧憬过的高雅大学，与这里相比，北京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令人羡慕的天堂。总之，我对这个新环境全无好感，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好忘掉周围令人生厌的一切。
下马威
到校的次日，总支C书记召见，劈头盖脸训斥道：“你别想调回北京，你的那个关系叫什么名字？我们调他过来！”我不言语，绝不告诉他“那个关系”的名字，最好他永远不知道。这不过是幼稚的下意识自我防卫，“组织”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关系”的名字呢？“解放”了的中国，个人的什么能瞒过组织？
书记命令我站在“新生力量”一边，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几近训斥的口气和生硬态度似雪上加霜，给予举目无亲的我一个下马威，今后的日子必不好过。（时过境迁，我才意识到：我非党员，前来教书，书记凭什么召见？当时则毫不质疑，党领导一切嘛。）
所谓新生力量，是校方选拔提前毕业的一批学生；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来自外校，毕业稍早一些的教师，尤其是业务较好，个性较强的。有些“新生力量”在“组织”的恩宠下盛气凌人，专革别人的命，眼睛盯着年长教师，经常向“组织”进谗言。而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倒是为人正直，钻研业务、勤于教学的，“组织”为什么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说他们离心离德？后来，我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后者一边，随之也从被争取的对象转化成被改造的对象，学生时期短暂拥有的“积极分子”称号与我渐行渐远。我逐渐恍悟，“新生力量”就是眼线，无偿地替领导监视，时机一到，被监视的目标必成为批判对象。党领导的运动接二连三，这样的时机随时都会到来。
得到如此下马威，我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
教书生涯之初
说是工作需要，却一直不安排工作，是在考验我的主观能动性？教研组只有一间房子和几套办公桌椅，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图书。我将讲授高年级的课程，而学生刚上到三年级。工作需要？
领导安排我备课一年多以后才开课，这是“急需”吗？这里仅有的资料就是一本油印的苏联专家讲稿，拿什么备课？准备理工专业的课程，资料和仪器设备是必须的。我真觉得不如让我回北京，但这是万万不可提出的，“组织”早就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我只得抱着那本粗糙的油印讲义开始备课。听苏联专家讲课时，翻译水平所致，谈不上掌握，仔细推敲起来，疑问相当多，讲义的每一页都被我画满了问号。我一遍遍地翻阅专家讲稿，查阅可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没有懂专业的人能参加讨论，只能独自思考，反躬自问。我一丝不苟地钻研，不轻易相信自己，“多想出智慧”嘛。
解决一个问题，去掉一个问号。去掉最后一个问号时，有一种空前的成就感。我如释重负地笑了，笑得十分轻松，简直一扫恶劣处境的阴霾。我不仅掌握苏联专家讲课的内容，且洞察其不足之处，开始按自己的思路写中国人自己的讲稿。我充满信心，以致盼望早日走上讲台展示自我。我迟早是要调离的，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在调离之前，全力以赴建设好这里的专业。
无原则的换人
突然传来好消息：各有关院校将在北京统编教材，上级令我准备材料，届时参加编写。我的讲稿已初具轮廓，迫切希望向全国兄弟院校同行阐明我的学术观点和编写思路，如能说服他们采纳，我国的这门新课，可望有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教材。我将一改理工课本枯燥乏味的写法，力求赋予其“故事性”，来龙去脉引人入胜，所以我十分期待编写教材的机会。能重归故里，我喜出望外。
出发日期将至，我早已万事具备。领导索要我精心准备的书稿和编写意见，说保密专业的资料必须统一管理，专人携带。交出后，一身轻松，就到膳食科兑换全国粮票去了。
刚踏上膳食科高高窗口下的木台，系付主任ZZ就从背后叫住了我，说临时决定换人。问及原因，只说需要我留下来备课，我说课已备好，并表示自己对于编写教材有很多设想。可是，“组织”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改的，而变化之快让我充满受骗了的感觉。而且不解他们竟会以为有了我交出的材料，就谁都能去当编者。
“组织”换派了青苗女党员LC，她完全不懂有关业务，怎能胜任编写教材的工作？！我只得顾全大局耐心帮助她，但她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意图，后来在编写中完全是滥竽充数，兄弟院校甚为不满。这件事使我不能不质疑“党领导一切”，不明白为什么派她去，不理解她怎么就敢去，我为将要问世的教材深深担忧。
各院校聚集到北京的编写人一致认为时间紧迫，商定编写教材的原则是“剪刀加浆糊”。时间真的紧迫吗？苏联专家已撤走一年，中国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博揽资料，博采各国之长。可惜他们没有，大家都在英明领导下，依旧妄自菲薄，跟在翻了脸的老大哥后面亦步亦趋，甚至都没有彻底理解苏联专家的讲稿。我努力做了，但精心准备的资料无人问津，派去的人表达不了我的思想，我准备的资料根本没有交给编审组。我也不可能违反保密纪律，直接投稿给出版社，那属于政治错误。再说，包括母校人员在内的编审组胸无大志，又不愿在书中注入我的心血，他们不会理解我的抱负。我是想尽一份力使中国的教材达到应有且可能具备的水准，别无他求，须知，那时出书，作者既不署名，也无稿费。
他们所谓的“剪刀加浆糊”，就是颠倒了苏联专家讲稿的次序后，再凑到一起。教材出版后，我遗憾不已。党一贯宣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主观努力，任何人都不会被埋没”论调，这时在我心中彻底颠覆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智被扼杀，未能发挥作用，而是觉得我国高校教材不应如此拙劣，不是没有可能编好，而是统一领导阻碍了编好。我隐约地想，这，豈不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应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吧？
我的设想只能传授给我将要教授的、为数有限的学生，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成功的。
打响第一炮
终于盼来了毕业班的学生，这第一班学生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个别人年长于我。那时的我，黑裙白衫，两条辫子，俨然一个女学生（在操场上锻炼时，曾有二年级同学以为我是新生，发展我加入校队），自知不易取得信任。所以，对于第一次讲课，我的认真程度怕是无人能及。
同事们都去春游，仅我一人留下，利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放声讲课。从“实战”出发，我不满足于掌握专业知识，因为话语的重音、语调，断句，都会影响讲课效果。我一遍遍地讲，直到自己听着了然。我深知好的讲稿还远远不够，同样的内容，不同人讲授，效果可能大相径庭。教师仅仅专业精通概念清晰还不够，要想最好地传授给学生，必须讲求语言水平，做学生时就听腻了语言不完美的讲课。那个年代，教书也要求运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因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记得我努力运用了，并获好评，窃喜中，在图书馆科技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章节标题全是毛主席语录，翻了内容方知是科技书，我服了，光是目录就令我汗颜。回忆起来，我运用的有些尚可，有些为用而用，不免牵强。当时，用不用是立场问题，用得好不好是方法问题，所以先得站对立场。
我真的成功了，不仅学生折服，前来旁听的教师们也倍加赞扬。良好的开端使本来就喜欢教书的我，更加充满对教书的激情和兴趣，竟能整个学期不找组织谈调动，甚至没想过此事，一心一意教好书。站在讲台上，就感到了国家需要，既是国家需要，我就尽全力，生命就没有浪费，我就能身、心一起留在“曹营”，而不去想“汉”。我的教书生涯就这样，以响亮的第一炮拉开了序幕。
上海籍学生Z成绩很好，有几分傲慢，教过他的所有老师都说他难对付，视他为另类。他突然约我谈话，说在我教他之前，没遇上过一个好老师，觉得这个专业没意思；听我讲课后，他对这个专业产生了兴趣。这种事情领导未必不知，如果对学生产生如此影响的不是我，而是党所喜欢的人，他一定被树为先进典型。对于我，领导只是不得不承认一些皮毛，诸如表达能力强，注重教学法之类。但是我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喜欢听我讲课，尊敬我这个最年轻的老师。学生有口皆碑，老师还有必要在乎什么别的对待吗？在当时暗淡的日子里，这是我幸福的源泉。我在本专业的声誉被学生一届又一届地传扬下去，直到“史无前例”停课闹革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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