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龄
（一）
诠释：标题的“万水千山”是半个世纪前，和同命相怜的“两地关系”们一起自嘲时用的词，源于话剧之名，是为众多夫妻两地分居的写照。“十七年”则是两地分居的历时，我后来的外国同事不能理解，双目圆睁，说：“This is our whole life！”（这是我们的整个生命）。是的，我们的黄金时代、青春就是这样逝去的，无从立业与成家，哪里会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非分之想？
曾写过的大学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现在写高校任教的十七年岁月，其中至少有五年停课闹革命，困难时期三年，其余时间浪费于盲目的专业设置和变动，上马下马“领导”说了算。回忆原本存于自己的脑海，却写了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钱大师留下了“之问”。拙见以为，大师是留洋的，不了解国情，所以临行前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之问”若出于我们之口，则有明知故问之嫌。
将连载的是个人经历，从个人视角观察，以个人觉悟判断，不过，总算得是历史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吧！海洋是滴水汇成的。
走马上任
从BH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CD学院任教。该校通知我留京待命，说是就算我已报到，但未予履行任何手续。
一等就是三个月，同学们纷纷上岗报效祖国，唯我赋闲家中，无奈和郁闷如冷水一般泼向满腔热情。每天跑到CD的“驻京联络站”催问，高个子微驼背的Z某说他代表校方。在我看来，他应该就是该校的“组织”了。不料“组织”态度生硬、出言欠雅，谈吐举止与我心目中的大学范儿大相径庭，令我失望。本来气就不顺，面对此人，顿生无名之火。催了几次，我就直截了当地顶撞了：“国家不是需要人吗？你们迟迟不安排工作，说明不需要，那就让我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Z某反而平和下来：“你这个同志年轻气盛，这样下去会犯错误的。”我急于工作，犯什么错误！有理说理。
毕业离校后，住在家里，不能及时走上岗工作，终日闷闷不乐。日后方知，今生此后再也没有守在父母膝下的宝贵时光，彼时未能珍惜，未能快乐地享受天伦，追悔莫及。
联络站Z某叫我耐心等待，我充耳不闻，坚持每天到联络站催促，指责校方工作拖拉，没上任就得罪了“组织”。心情使然，不免语无遮拦，但急于报效祖国，我理直气壮无所畏惧。
每天下午，我到附近钓鱼台小山包上的树林里跑步、运动，郁郁葱葱的密林助我忘却烦恼，从绿枝缝隙洒下的阳光引我企盼光明。多些外出，更是为了不让父母察觉我的焦虑和郁闷。
三个月后的一天，总算盼到了不错的结果，通知我留在BH校内，师从苏联专家，进修保密级别更高的新专业。这三个月，校方不开工资，我没有意见，反觉得理所当然，干了工作都不计报酬，没干工作就更不该拿国家的钱了。总支书记似很开恩地说：“不管怎么说，从明年起给你开工资吧”。他是在说我还没工作，组织就发饷，提示我应该感恩。他把推迟报到的责任归咎于我，使我逆反，我及时报到又迫切要求工作，是校方拖延不予手续，我已自觉放弃索要工资，为什么还要感恩呢？当时忍住了，一心只想赶快工作。
回家一说，爸爸发现了问题。书记说“明年”开始发工资，而我是“今年”毕业的。爸嘱咐我说清楚，否则等于默认晚一年毕业，以后会有麻烦。我很怵，但是爸爸饱经沧桑阅历丰富，得听爸的。
我跟书记说，不在乎工资少发，但报到时间应算我第一次去联络站的那天。书记显然认为我在计较个人得失，不屑地让步：“好好，我跟财务说说，看今年年底能不能给你开工资”，倒好像他很大方，不跟我纠缠。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按我报到时间，他们整整少发给我三个月的工资。国家规定从报到之日发放工资，怎能由一个总支书记信口胡说啊！？当时不懂，非但毫不怪罪“组织”，还不好意思开口，不得已开口之后，还自责个人主义。
此后，我有过一段空前自由的美好时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没有必须依靠的“组织”和不得不联系的“群众”。
珍贵的两年
来了一大批苏联专家，良莠不齐。讲授《MCL》的K教授既有学问又有风度，我受益匪浅；其夫人热情友好，会说几句英语，容易交流；他们的小儿子人见人爱。讲授《MSL》的H讲师神态滑稽，讲课尚称清楚；其夫人文化程度显然不及K夫人，很少交流；其幼女像爸爸，也有点滑稽。这两位专家定期与我们讨论问题，还具体指导了设计，接触最多。最年轻的教授L主讲《FM》，印象中，他是最棒的苏联专家，听他讲学很享受。老专家N教授平易近人，我旁听过他讲的概论课，是个不错的学者。也有不敢恭维的，曾来过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据说是个助教，样子更像工人，讲授《N》课，不时瞠目结舌，曾由中国教师走上讲台解围，而他仍被尊为苏联专家。
这段时间还是宝贵的，学了多门数学课程，终生受益。最愉快的是朝朝暮暮独来独往，不受别人或组织的管束。
好景不长，CD学院派来大批进修人员，我必须融入这个队伍，不得不告别“独立自由”。
他们中少数人先于我参加工作，但不懂专业。多数人则是提前毕业的大三学生，称之为“青苗”。我脑中闪念：拔苗助长啊？有人说，我之所以有这个进修机会，是因为原来派的党员教师被补划了右派，不能接触保密专业。若非如此，也许我就不会被分配到该校了。
青苗们听本科生的课，老一些的教师和我一样，跟苏联专家学习，他们都很用功。我是唯一有专业基础的，深感责任重大，只要他们需要，我都毫无保留伸出援手。我心怀良好愿望，可总感到隔阂与不被信任，这绝非神经过敏。教师中的党员虽业务不济，却是这个集体的“核心”。青苗被钦定为“新生力量”，摆出生来就是革命动力的架势－－唯一的革命对象好像就剩下我了。
尽管如此，毕竟暂时不离父母膝下，离开双亲后，恍悟如此幸福时光一去不返－－这段时光是今生最为珍贵的两年。
新的“组织”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被要求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新单位的组织远不如上学时的正规，没有人关心我。1949年以来，我虽已习惯于依靠组织，但没有组织盯着，倒也自由自在。
没过多久，“组织”就来关心我了。虽说喜欢自由，得到组织主动关心，毕竟说明是被信任的。“组织”是个年长的党员，家有妻儿，我乐于接受这个“组织”，坦诚表达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组织”并不关心我的政治要求和业务抱负，而是想帮人牵红线，谈话内容不外某甲很好，某乙也不错。我表示自己刚参加工作，不考虑个人问题，一口回绝“组织”的关怀。另一身为负责人的“组织”听说BH学院骨干教师ML与我接近，怕我将来被挖走，干脆明示：结交其他地区异性朋友就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需要之上。我与ML较多讨论学术问题，并没想过进一步发展什么关系，但是，经“组织”提醒，我倒不自主地对比着ML与“组织”推荐的某甲某乙，心中的天平自然倾向了ML一边，接触反而多了。我不考虑个人问题的声明让“组织”很生气，毫不掩饰对我的反感。从此大会小会领导必不点名批评“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号召和鼓励年轻教工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找对象。我理解领导想稳定师资队伍，但其提法未免庸俗，以致此后漫长的十七年，我始终反感这所学校，与“组织”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大约一年以后，ML提出与我“肯定关系”，我一向喜欢自然交往，不刻意寻求解决个人问题，听着别扭，所以没有答复。接着，他的“组织”ZK找我谈话，说ML是认真的，问我到底什么态度。当时的概念里，天下组织是一家，而且这个具体的“组织”是我同系同学，好人。一直被批判个人主义严重的我，申明我得遵守新“组织”宣布的“原则”，不能不以国家需要为重。ZK笑了，告诉我这不矛盾，只需安心工作，其他问题组织会妥善处理，让我正式向新校组织汇报我和ML的关系。新的“组织”容不得我这么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负责人Q以威胁的口吻挤出了四个字；“后果自负”。
惜别双亲
“解放”以后，我和当时多数青年一样，逐渐要求“进步”，加之课外活动的吸引，读书时，我不怎么恋家，即使放了假，也不时往学校跑。甚至除夕夜，都不顾母亲的期盼，不知珍惜天伦之乐，一味热衷于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离别父母之际，方知心底的依恋。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进修生活随之结束。面临离家，心中茫然，无比珍惜在父母膝下的岁月，可我不得不去那遥远的地方，谁能帮我留下来？我陷入无限的惆怅。梦里，被分配到近了一半的WH大学－－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个大学。
盛夏的一天，我被迫惜别双亲，随CD学院人员奔赴遥远的他乡。爸爸送我上火车站，妈妈更想送我，无奈出行不便，只能在楼上临窗目送。我一步一回头向妈妈告别，妈妈依依不舍招手示意，因为身边有刚强的爸爸，我的热泪才未夺眶，而流入心田，母亲慈爱的面容镌刻我心。转弯处，视线将断，我知道妈妈一定不离开窗口，我不想转弯，一旦转过，就真将阔别妈妈。爸爸催我快走，说离开家是好事，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荡。
到了北京站，找到新校同事，爸爸就果断离去。爸一走，我就彻底离家了，爸爸难道不知道我多么想尽可能和他多呆一会儿？一定是特别信任我，或许担心火车启动瞬间我会落泪，不愿让同事笑我软弱。我托同事照看行李，送爸爸出站，真想跟爸一起回家算了－－哪儿敢呢！爸怕我掉队催我快回，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目送着，想留住爸爸。
我知道妈妈会想我，但没想过她会怎么想。第一次重逢时妈妈说，我走后，家中剩她一人，觉得我用过的什么都是念想，弃置的东西也舍不得扔掉，包括我涂碘酒的棉签。纯朴的话语传递着母爱，本应暖流涌动，却是悲凉袭来，我对不起妈妈，又没有办法从此对得起她，我不得不服从“国家需要”，而“国家”似乎就需要我远离亲人。
ML没有送我，好像肯定了“关系”心就定了，他以工作为重，没有为此请假。我也没有让他送行的要求，那时只在电影里偶尔见到恋爱双方依依惜别的场景，现实生活里不宜，那，叫做小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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