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生如梦
风起云涌的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是风起云涌的一年。那一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少刻骨铭心的事情啊！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一九七六年恐怕是最不平凡的一年。看到网上一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从1949年以后，中国每一年都有大事发生，1976年发生的大事就像一串糖葫芦，特别多，特别杂，是让中国人感到震恐、震荡、震撼、震惊的一年。”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此言不虚。
对我个人来说，那一年，是我进“终身难忘厂”的第六年，也是在厂里当工人的最后一年。在那一年里，我有一个三上首都北京的特殊经历，而这个经历又和惊天动地的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回想起来，怎不令人思绪绵绵、感慨万千……。
对七六年的深刻记忆，应该从那年的一月八日开始，那天广播喇叭里随着哀乐声传出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记得几天以后，在厂里食堂的饭厅兼会堂里举行了全厂职工参加的追悼大会。大会很简单，默哀，厂领导致悼词，就是把报纸上登载的悼词念一遍，老书记苍桑、缓慢的声音中有点颤抖……，散会。大家默默地从食堂大门走出来，默默地走向厂区车间，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到了车间，大家默默地散坐在车间里，大约有五分钟，还是没有一个人说话；接着陆续有人坐到装配流水线传送带旁边的工作位子上，生产组长不像平时那样开动流水线之前总要喊两声：“开工啦、开工啦——”，而是默默地合上流水线的电门，大家开始工作……。事后弟兄们在寝室里议论：平时大家在车间里总是嘻嘻哈哈的，这样的景象，从未碰见过。
接下来的日子里，报纸上、广播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鼓点一阵紧似一阵，新闻里老人家的形象一次比一次衰老，后来竟是颤颤巍巍地由人搀扶着、嘴巴也合不拢的龙钟样子。神州民心浮动，传言四起。那时在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篇“周总理遗言”，我当年把它认真地抄在日记本上，如今贴将出来，权作一个“历史见证”。后来听说这篇东西是个谣言，于是在“遗言”的下面又录了一句鲁迅先生的话：“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借此可以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参见下图）
在这浩劫文革的第十个年头，老百姓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情绪不断漫延，举国百废待兴而不知何时可兴。在清明节之前，有同事从县城回来跟我们说，城里大街上出现了“我们深切怀念敬爱的杨开慧烈士”的大幅标语，矛头不是直指那个号称“文革旗手”的“红都女皇”么？还听说天安门广场很多人自发地给总理献花圈。4月5日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上，花圈似海、人群如潮，更有人甚至当众大声疾呼：“秦世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人民再不是愚不可及……”，有人高声朗诵诗歌：“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伟大领袖很生气，问题很严重。于是，天安门纪念碑周围“闹事”的草民们遭到“清场”的打击，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大人第二次被打倒，同时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反击右倾翻案风、清查清明节反革命分子在全国各地展开，黑云压城，万马齐喑。7月6日，广播里又传来哀乐：人大委员长朱总司令与世长逝。7月28日凌晨，河北发生强烈地震，整个唐山市倾刻夷为平地，24万多生灵瞬间惨遭涂炭(这个令人悚然的数字在近年才得以公诸于众)，为20世纪世界地震史中死亡人数最多。
所以说，当时全国的形势是，用一个现今的常用词，叫做“非常严峻”。严峻到什么程度？清明节之后，党中央决定，为了“严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必须逐级审查、严格控制进京人员，欲购买去北京的车票或机票的任何人，必须持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的专用介绍信。年轻的朋友恐怕从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严厉的管制规定吧？
正在这个时候，七月下旬厂里通知我：八月五号在北京开会。
七六年的我，“终身难忘厂”资历最浅的小工人一个，月工资36元整，按当时价格折合大米约120公斤或油条1200根（当然还要粮票）。凭什么让我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工人去首都北京开会呢？凭“煤炭工业部”的一纸公文。
我们这个500人不到的工厂虽然不大，却是直属煤炭部，(煤炭部文革中与石油部、化工部合并，故又名“燃料化学工业部”，当时混着叫。)厂里的生产任务由部里直接下达，行政上则由浙江省属的一个公司“代管”，因此我们的大红工作证上“显赫”地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化学工业部终身难忘厂”，弟兄姐妹们进厂时，为此“荣耀”还偷偷地乐了好一阵子。
去北京开哪门子会呢？煤炭部“单机配套座谈会”。这个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众多的部属工厂生产的产品中，有些另部件需要厂际协作，生产时需要有个定额，因此编了一本《煤炭部机电产品单机配套定额手册》，需要听取各方意见、讨论后定稿(请参见所附会议通知)。这个会议与我们厂的产品的关系，说出来会让人笑掉下巴：厂里有一种产品，每台需要一根1.2米长的电缆，由兄弟单位供应，考虑到生产中的损耗，单机配套定额为1.3米，就是这样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一个电话或一纸公函就可以搞定的，却要派两个人千里迢迢赶到京城座谈、审订！厂里决定派我这个小工人去参加这个会议，占的是会议通知中“装配车间老工人”的名额，我们车间是搬迁后新建的、没有“老工人”，大概因为当时的我是车间里的领料员，几乎每天都要踩着三轮车到仓库装运另部件供车间装配产品，对这电缆的定额有“实际生产经验”和“发言权”哈。
图：部里来的“红头文件”
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六年，我敢保证，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无论什么地方，随便找一张什么报纸、随便找一份什么文件，凡是说到形势的，肯定都是这么说的：“形势一片大好”。这是当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定的口径，大伙儿都得跟着这么说。年轻的朋友也许不大会相信，那么请看那会议通知“红头文件”，劈头第一句就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推动下，全国煤炭战线形势一派大好。……
接到这个美差的通知后，我的心里头那叫个乐呀，因为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啊！首都北京可是大家衷心向望的城市，因为那可是红太阳居住的地方呀！谁不想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谁不想到光辉的天安门前留个影？那年头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自费旅游这档子事，很遗憾红卫兵全国大串连的好时光因为在下年少而没能赶上，这一次可让我遇上了百世修来的好运气啊！
与我同行北上的是厂技术科的C兄，他是68年毕业的“红卫兵大学生”。出发前C兄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给我看那本需要带着去开会的打印纸大小、足有五公分厚的《定额手册》。只见他慢悠悠地翻到我们厂用的电缆那一页，花啦一声，就把那一页撕了下来，然后笑迷迷地对我说：“咱们带着这一张纸就行啦！”一开始我着实被C兄的举动吓了一跳，愣了三、四秒钟才回过神来，心里不禁对C兄暗暗佩服：到底是老公事啊，换了我的话肯定是傻呼呼地把这笨重的《手册》背了去北京、再从北京背了回来！
赴京审批手续对我们这样的“级别”来说还算简单：先坐汽车到本厂的代管公司，凭部里的红头文件、厂介绍信和工作证，验明真身后没有二话，立即就换得了公司的介绍信；因为公司是省直属单位，拿着公司的介绍信就坐火车直奔杭州省府，在省府大楼里同样的手续，立即换得省革委会的介绍信，如附图所示，请注意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小字：“赴京介字第XXXX号”，下面的大红公章不是临时加盖、而是套印上去的，这可是省衙门上京城的专用介绍信啊！试想，如果是当时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普通社员，要想得到省府的这一纸“路条”，那得经过多少级的审批、得化多少周折呢！？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张“高级”的“路条”竟然没有派上用场。
拿着这省府介绍信，我俩兴冲冲地回到厂子设在杭州的招待所。所里管事的大叔却告诉我们，厂里刚来电话，北京不用去了，部里来电报说那会议因故不开了。呵呵呵，那可是当头一盆凉水呀！唉，京城去不成了，杭州的景点前一年来都玩过了，所以只有在西湖边留个影，打道回府吧，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图：照片上的我一脸无奈
回到厂里后，才得知北京去不成是因为唐山地震的缘故，看到部里电报上是这样说的：“会议延期召开，具体日期另行通知”，啊哈还好，上北京还有机会哈！
部里第二次通知，会议定在9月中旬召开。8月初省府开的介绍信早已过了有效期，所以同样的步骤、同样的手续，先到公司再到省府，得到第二张省革委会介绍信，如附图所示。同样的一张省府介绍信，贴出来有什么意思呢？嘿嘿，这上面包含了不少有意思的信息呢！这第二张介绍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对照两张介绍信右角上的编号可知，前后间隔一个月零5天，浙江全省竟然只开出了16封进京介绍信。现如今不要说首都大城市，哪个小县城每天没有几千几百人进出啊，可是七六年的神州大地竟是这等萧疏，现在回忆起来，自己也觉得那时的境况真是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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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象俺们车间的工人，把出差当作稀罕难得的天赐良机，厂里技术科经常有出差的机会，技术科的干部们一般不大乐意多干这受累的差使，所以这种无关紧要的公干就轮流着去，因此与我第二次赴京的是另一位姓F的老兄。
那年月杭州没有直达北京的列车班次，所以我们俩省府介绍信办妥后先赶到上海，再转乘京沪快客。那时候到大城市出差住旅馆，都是凭介绍信去“住宿管理处”排队等候统一安排，任何旅店不得私自留客，那张省府介绍信右侧的中间，有一个“1976年9月8日下午2时30分”的印章，旁边的手写字迹是“朝1人”，表明我是那天下午在上海给按排在南京路上的朝阳饭店(F兄住在上海他亲戚家)，印章中“2时30分”的作用是限一个钟头内到达指定旅馆有效，过时作废。顺便提一句，记得当年上海对浙江的出差者特别优待，住宿管理处有两个接待窗口，一个窗口上方贴着“浙江介绍信”字样，另一个窗口是“其他省介绍信”，就是说浙江的旅客可以优先得到住宿安排，据说这是因为那些年许多农副产品是由浙江供应到上海的。同样的道理，介绍信右侧大红公章旁边的紫色印章“南京站”，以及下面的蓝色印章“宁9月13日15时前有效，限住2天”，是本人还到过南京、在那里凭此介绍信住过旅店的证据，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记得朝阳饭店位于上海南京路食品公司的东面，旧名“东亚饭店”，文革“破四旧”中改名，（后来又改了回来，上几年到上海，只见南京路那路段已改为步行街，“东亚饭店”四个大字金光闪烁，今非昔比。）此前抵沪出差住过那饭店，所以这次是熟门熟路。当年朝阳饭店里面条件就不错，不怕列位见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电梯就是在那饭店里的经历。最受旅客欢迎的是朝阳饭店里有一个食堂，对住宿旅客开放，供应的饭菜价格与厂里相差无几，十分便宜，记得就餐时饭厅门口还有一大桶清汤，免费供应，汤的上面漂着点点葱花，舀一碗来尝尝，味道还蛮鲜的呢！这汤对于在外奔波之后口干舌燥的旅客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按如今的说法，是“人性化”的措施“比较到位”，但是在当年是不准说“人性”这个词的。
F兄对上海比较熟悉，去北京的车票就由他负责购买。我在朝阳饭店过了一夜后，闲着无事，上海是此前来过几趟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处，就沿着南京路瞎逛，中饭9分钱、2两半粮票一碗光面(另一个比较雅致的名称是“阳春面”)打发了，当年对上海的光面的印象比较好：面汤油水足，而且味道特鲜（应该是味精的作用吧）。随后是逛到了人民公园对面、上海当时最高建筑“国际饭店”隔壁的大光明电影院，正赶上一场电影即将开映，那就看这电影吧，什么电影呢？记忆里面一片空白，网上有很多关于文革中电影的资料，借助于这些网络内容也没能回忆起来。
为什么想不起来了呢？大概因为接着发生的事情太令人震惊了吧。
电影结束，从“大光明”里出来又回到了南京路，沿马路往西朝旅馆的方向继续闲逛，实在有点无所事事的感觉。
百无聊赖之中还没有走几步路，突然，听到当时随处都有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哀乐声，这可是那一年第三回听到的、令人震惊的音乐啊！南京路上，行人放慢了脚步，车子放慢了速度；当哀乐奏完的时候，所有的行人都停下来不走了，所有的车辆都停止了前进，原来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南京路，煞时象电影的定格那样静止在那里，四周煞时变得寂静无声，只有广播里那缓慢、沉重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如铁锤那样一下一下敲在每个人的心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告全国人民书……”。正当大家竖着耳朵专心聆听的时候，我忽然看到身边有一位同胞，张大了嘴，满脸是不知所措的焦急表情。噢，对了，这是位聋哑人，他听不见广播的声音，而看到周遭如此异常的情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怎么能不着急呀！这时只见旁边另一位同胞拉起这位聋哑人的手，用手指在他手心里划了个“毛”字，这位聋哑人疑惑的脸上才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大约十分钟之后，马路上的一切才从静止状态慢慢恢复运动……。
天哪！北京的金山上红太阳落下来了啊！在那个年代，我们常常唱的颂扬伟大领袖的歌是这样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如今这“伟大的舵手”不能掌舵了，中国这艘大船在茫茫的大海中将怎样航行？这金光闪闪的太阳消失了，祖国大地的万物将如何生长？……当年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说伟大领袖有一次问身边的两位，在他身后的中国将是怎么样的形势？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坐火箭跃升到中南海的年轻的党中央副主席回答说：我们将坚决沿着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而当时还没有被第二次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回答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掌灯时分，南京路第一百货公司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那里正在出售黑纱，当场有缝纫机给踩好，并配小别针一枚。我也过去排队，队伍里面没有人说话，默默地挨个往前走，售货摊上三个营业员，也没有谁说话，默默地裁剪黑纱，默默地缝纫，默默地收钱、搭个小别针、递过来，默默地走人。
（伟大领袖治丧期间的上海街头。照片来源：谷歌搜索）
摆在面前最实际的问题是，红太阳住的地方我们还去不去啊？！我心里琢磨，去一趟北京怎么会这么不顺利哪，看来又得回厂里去等第二个“另行通知”了。还好还好，第二天上午F兄跑来跟我说，去北京的车票买了下一天(9月11日)的，和厂子里也联系过了，说是没有任何会议延期的通知，领导要求我们按原计划上北京！呵呵呵，我暗自高兴，这回总算是要进京城了哈！
1976年9月11日，我们按时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卧铺火车，感觉是卧铺席到底不一样，比硬坐席强多了，宽敞不拥挤，铺上的枕头和毛毯看上去蛮干净，铺位旁边还有暖水瓶，上车时列车员会把车票收去为你保管在一个票夹子里，如果在半夜里到站，列车员会提前叫醒你。当时我想，不知那大首长才能坐的软卧又是怎么样的舒适条件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京沪快客需要行驶17个小时到达终点（请注意这个小时数目后面还用得着），这当然不能和现今的动车组、高铁速度相比，但躺在卧铺上安逸地睡一觉，肯定比在车间里干活舒服，而且出差坐夜班车子还有额外的补贴呢！在“匡郎、匡郎”的火车节奏声里，我心里美美地期望着即将看到天安门的美好时刻，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9月12日，顺利到达我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
可能是由于那年需要留在记忆里的不平凡事件太多了，对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在现今的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记不起9月9日下午看的电影内容是一个例子，现在说到进了北京，但是首都火车站是个什么样儿，脑海里也是印迹全无，后文还会有几个相同的境遇。出火车站，搭公交车直奔北京东郊定福庄部里开会的报到处。
诸位猜猜我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部里办公的干部见了我俩说：“啊呀，现在都是什么时候呀，你们还来开什么劳什子会！伟大领袖去世，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其它事情一律停办！你们怎么还来呀？”F兄回答道：“我们没有接到会议延期的通知，就来啦！”说完这话，他对我说，既然会不开了，他想马上就回去并顺道到南京探亲，让我留下自己看情况而定吧，然后掉头就走，说是要趁早去赶离京的火车，于是就撇下了我一个人在那办公室里。事后回到厂里，C兄听我讲到这情况时说，F兄这可有点不地道了，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北京，管自己走了呢？其实F兄离开之后，我当时倒一点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咱提包里有人民币、全国通用粮票、大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证，还有工部红头文件外加省衙门介绍信，咱走到哪里都不怕、见了谁也不怵，是不是这样？
接着我对那位部里的干部说，劳驾您给安排个住宿吧，偶就睡一宿，偶从小地方打老远来，第一次到首都就遇上这挡子大事儿，可我总得在北京看一看吧？“治丧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公园、博物馆、动物园、电影院什么的全都关门，你去看什么东西啊？！”那我说什么也得去天安门瞧上一眼呀，你说到了首都连天安门也没见着，这冤不冤哪！“看天安门？广场、大会堂一带都戒严，你想去那儿，绝对不允许的啊！”我的上帝啊！摆在我面前看来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再一次打道回府！我在那办公室里犹豫了几秒钟，唉，向后转，开步走！
就这样，北京的地界我算是到过了，但唯一的收获是坐过了首都的公交车，以及看到了如今在脑子里没有留下半点印象的北京火车站……。那晚当再次躺在京沪快车卧铺上的时候，我心里想，就这样回去，实在是太亏了点啊！忽然灵机一动，F兄不是去南京了吗？我也可以南京下车看看呀，记得出差条例上有规定，凡是连续旅行时间超过12个小时的（还是16个小时？反正这趟车的时间肯定是超过了规定的标准），中途可以停下来休息，再说火车票也可以中途下车改签的呀！带着自己这个“堤内损失堤外补”(样板戏《龙江颂》中的一句台词)的得意计划，我晃荡晃荡地、又一次在火车里美美地进入了梦乡。
1976年9月13日，伟大领袖的前亲密战友、我们的前副统帅忌日，我来到民国旧都南京。
虽然我的“私人文物档案袋”里保存了一张雨花台的参观券(见附图)，可一点也想不起那烈士陵园是个什么样子。南京之行留在记忆里的有：中山陵那一层层白色石阶，真是雄伟壮观，因为有9月14日下午的照片为证，这是在下出生以来第一次戴着黑纱的照片；中山陵里面，依稀记得白玉石的墙上刻的是《总理遗嘱》，厅中央是中山先生的白玉卧像；号称“文革胜利成果”的南京长江大桥，比想象的要高，我从大桥的南头走到北头，又走了回来，看到的滔滔江水，流得很急，混浊泥浆一般的土黄颜色，不是想象中“漫江碧透、鱼翔浅底”的画面；南京的街道整齐，两边梧桐树绿荫遮天，我心里想，到底是以前的民国首都曾经设在这里啊；好像还参观了历史上的“总统府”，但是也记不确切了。
从南京回到上海，又顺便转到平湖去休息了几天再回厂里，因为上海离平湖比从厂里到家里近许多。记得我到平湖进家门后，问我母亲我在家里戴着黑纱有没有关系，家母说道，“国丧么，是这个样的，以前也有过，就是当年斯大林出殡时也是这规矩。”记得伟大领袖追悼会那天我还在平湖，那天下午三点钟快到的时候，我正走到大街上图书馆旁边，这时候街上开始有纠察催促行人快走，因为到三点钟追悼会开始时街上就不准有人走动。电视直播的北京追悼会实况每个人都必须收看，那年月一般老百姓家里都没有电视机，只有“单位”里才有。我走到香弄西面的工人俱乐部门口，看到那里摆了一台电视机供大家收看实况，我这个在平湖
没有“单位”的人，就正好留在那里“参加”了追悼会。下面这张追悼会照片中的六位首脑人物（不知道那个时刻他[她]们站在那里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正是往事如烟。有一点还记得很清楚，那天在工人俱乐部门口看的是黑白电视，肯定不是这样彩色的画面。
回到厂里，再等北京开会通知。
（照片来源：谷歌搜索）
第三次开会通知来得比较快，回厂没几天就又要出发了，这真是俗话说的“一不过二、二不过三”哈。于是乎，轻车熟路地得到了第三张进京路条，请参见附图。有趣的是，这第三张介绍信也有一点奥妙，细心的朋友可能会看出来：介绍信上落款日期为七六年十月二日，但上海介绍旅馆的章却是9月29日下午1时5分。事实上我们9月29日之前就到省府换路条，因为当时中央规定十月一日国庆节任何人不得进京，因此省府的办事员只能这样填落款日期，我们也只能拿着10月2日的介绍信于9月29日来到上海。请注意十月二日的“二”字还是大写的“贰”，就像银行开现金支票那样，以防“阶级敌人”涂改，当年的时局紧张状况由此可略见一斑。
第三次进京，由技术科另一位C兄出马，他是文革前毕业的老资格，就称为老C兄吧。老C兄胖胖的身材，慈眉善目，整天笑口常开，脾气特好，与这样一位待人和气、性格随意的兄长同行，真是在下的福分了。我们10月2日从上海出发，3日到京。4日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前留了个影，总算了却折腾了三回才得以实现的心愿。会议报到、住的地方什么样子等情节，都记不清了，只记住了开会那地方下车的站头叫定福庄，已经是可以看到农田的郊区了；吃饭是会议招待的还是自己掏腰包，也不记得了，反正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如今开会必备的宴会大吃一顿，更没有任何礼包可拿；只记得早饭吃的馒头特结实，口感也非常好，在南方好像没有见到过。其实本人压根儿就不是来开什么会的，只是想着玩，我对老C兄说，兄弟这是三上北京第二回来到首都，你知道上一次我呆了没两个钟头就往回走了，这一趟可得好好转转咯，请兄长多多照应哈！老C兄回答说，如梦老弟呀，你爱上哪就上哪吧，这儿开会有我盯着哪，再说这会议也没有我们厂子什么事儿！北京我都玩过，所以也就在这招待所会议室里歇着吧！
呵呵呵，在京城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从招待所早出晚归，故宫，颐和园，动物园，长城，……，这么说吧，反正凡是当时对公众开放的、该去玩的地方，都去了，就连北京的地铁，因为从来没有见识过，那年全国只有首都才有，所以也去坐了一回尝尝味道。记得那时北京地铁只有从“前门”向西到“苹果园”那么一段，买一张票(好像是1毛钱)，可以来回坐一次，远近一个价。前门站进去，我寻思着在哪一站下呢？把那张站名列表瞄了一遍，觉得好像只有“八宝山”站有点意思，就决定在那里下车。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撑着雨伞慢慢地走进八宝山公墓，与刚刚离开的喧闹的大街成鲜明的对比，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只看到一块块知名人士或非知名人士的墓碑默默地立在这一个个四周长满绿草的墓堆之前。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史特朗女士也躺在那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就是老人家在延安窑洞里接受这位记者采访时说的，咱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这一课。从那里出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公墓这种地方也可以作为一个安静的旅游好去处啊。
玩得最开心的是去长城的那一天，10月12日。爬到长城的风火台，照了一张相，大概那一刻想起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言壮语，所以照片上的我显然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顺便说一句，照片里我这一身打扮，是当年最标准的时装：“的卡”中山装，“毛的”外裤加皮鞋，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知不知道“的卡”和“毛的”是什么料子？“的卡”和“毛的”中的“的”是“的确良”的“的”。呵呵，怪不得老外说这方块字实在难学。）下得城墙来时，回市区的末班公交车已经走了，据说只能步行一段路再搭火车才能赶回去。这时我看到不远处有辆军用卡车，灵机一动，就走上前去问道，大哥哎你们去不去城里啊、能不能捎个脚呀？那位子弟兵特友好，回答说捎个脚当然没问题啊，不过我们还要去定陵、长陵转转，然后才回北京呢！我乐得合不拢嘴，那太好啦，我跟着你们一块去玩哈！如此一来，这天又多玩了两个景点，进城时天都已经黑了。记不清是在定陵还是在长陵参观的“地下宫殿”，但是还记得那地下宫殿(实际上是皇帝的墓穴)的两扇雕花白玉大门，当年的能工巧匠采用了从门的一侧向门轴的另一侧逐渐增厚的设计，使门的重心落在门轴上，这样石门虽然重千斤却转动灵活，用手指轻轻一拨，就能开启，真可谓独具匠心。在那里还看到一顶皇后娘娘的桂冠，上面都是珍珠玉石金银装饰，十分好看。
在京城圆满完成了“旅游任务”。临走时，部里办公室的一位大姐得知我回程是先到上海，便问我能不能给带点文件资料到上海某个机关部门。当然可以。于是我的“私人文物档案袋”里又添了一张印有“最高指示”的部级介绍信，用这张介绍信去“住宿管理处”安排旅馆当然比省府的路条还要“吃格”（平湖方言，“高档、牌子硬”的意思）。10月16日离开首都，第二天到上海。部级介绍信上的签章和批文表明我10月17日下午在上海住入“人民旅馆”。
当火车缓缓驶进上海站台时，瞬间映入眼帘的、每个字有一公尺见方的醒目大幅标语使我大吃一惊：只见那“打倒”二字后面竟是包括“红都女皇”在内的那四位文革头面人物的大名啊！在此以前和以后的近六十年个人生活中，我再也没有像这一刻那样深感震惊过：“四人帮”，这个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称谓，就是在我进入上海那充满震惊的一刻，第一次见识到的。那一个时辰，我一定是震惊地张着嘴巴走出站台、来到车站广场、踏上公交车的，因为火车、公交车的车厢上、四周建筑物的墙上、马路边“大批判专栏”上、甚至广场的水泥地上，到处都贴满了、写满了“打倒”、“声讨”、“拥护”的标语。
随着公交车载着我进入街道时，沿路车外的情景更是激动人心、使人热血沸腾：所到之处满街都是一队队游行的队伍，满街的游行队伍都举着一杆杆旗帜和横幅标语，满街的游行队伍都敲着锣、打着鼓、喊着口号；公交车只能在马路中央象蜗牛一样慢慢地往前爬，有时候，车子的两边都是游行队伍，相向而行，锣鼓声、口号声连绵不断、震耳欲聋、响彻云霄；这震撼人心的情景从火车北站一直延续到外滩，一路上没有一个地段没有游行的队伍，整个上海城都在沸腾啊！呵呵呵，什么叫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称？什么叫得民心者得天下？什么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什么叫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流者昌、逆流者亡？这就是。置身于这样人群激奋的海洋之中的深切感受，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六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所见所闻还是那样鲜活地出现在眼前、迴响在耳边，还是那样令人心潮起伏不能自己。
我来到外滩，找到那办公室、正在向那位干部交差的时候，一位年轻人闯了进来，冲着那干部喊道：“嗨！你怎么在办公室坐得住呀？大家都上街啦！”“我不是昨儿刚参加了游行么！”“嗨！你昨天才去了一会儿，那怎么过瘾！你瞧我，都游了三天了，嗓子都哑了，真是个痛快！”……事后我才想起来，怪不得在我离开北京的前几天，确是看到会议上有些人围在一起低声地议论着什么，脸上呈现出挺神秘的表情，当我走近时，他（她）们便停止了谈话。原来在我和老C兄天安门留影的二十四小时之后，10月6日，那四员文革大将就悄悄地被“双规”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电子邮件，也没有手机和微博，消息、新闻没有如今那样传得快，不像现在这样，一条短讯发出，几秒钟之内整个地球村的人都能看到，所以我们上火车离开北京时，都还蒙在鼓里、对这天大的变故一无所知。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是，上海本来是王、张、江、姚经营多年的“大本营”，据说“上海民兵”还是“反复辟”的“第二武装力量”，虽然盘根错节，结果却是顷刻瓦解，上海的老百姓是全国第一个自发地走上街头游行，拥护“英明领袖”的果断措施，庆祝草民们的“第二次解放”，继而“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才传到北京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传遍了整个神州大地。
（兴高采烈的首都游行队伍。照片来源：谷歌搜索）
七六年的三赴京城，只不过是共和国内不计其数的公费旅游中的一次。此后的三十多年中，我又参加过许多次公费旅游和自费旅游，后来还游到了帝国主义洋人的诸多地界。然而后来的旅游都没有像七六年的这一次那样曲折、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充满历史画面、那样刻骨铭心、那样使人终生难忘、那样值得写下来与朋友们分享。
至此，七六年的风起云涌可以告一段落；至此，共和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至此，我个人的生命路程也将开始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从北京回到厂里，等待我的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机会，我将搭上这趟末班车，开始新的征程。我的博客文字由此也应该开辟一个新的篇章。
（二〇一二年八月四日完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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