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生如梦
我的大学梦
现在做父母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好像都比较迫切，都希望自己的子女今后能够上大学，最好读个硕士、博士，如果能留学拿张洋文凭就更好，有的甚至“十月怀胎”期间就开始“胎教”，美其名曰“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小时候，与现在的差别非常大，父母亲对我长大后的期望，好像从来没有说过“要努力争取上大学”这样的话。在小学里，我们也有“理想教育”，记得平湖城关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范纯洁老师在给我们上“思想品德课”时，教育我们长大后要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人民”，也许觉得我们还太小，所以好像也没有提起将来要上大学的“目标”。
当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大学停止招生，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反动学术权威”都挨批斗，“读书无用论”广为流行。伟大领袖还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所以我们中学毕业后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的形势下面，谁还会想去上什么大学？我中学毕业后七〇年进工厂成为衣食无忧的“工人阶级”一员，是属于一个筋斗跌在青云里的极好运气，与厂里周围的同伴们一样，觉得非常满足和幸福，都不会有什么想“读大学”的念头。
（我们车间的装配流水线与照片里的情景比较相像。照片来源：谷歌搜索）
在拙文《“终身难忘厂”的幸福生活》中提到，我所在的“机头装配车间”，工作十分简单，留水作业，每天做一千多次重复的动作。更加原始落后的是，装配工序之间的半成品都由手工传递，或在工作台上堆成小山、或装在箩筐里在地上拖来拖去，生产效率低，产品也容易在操作中损坏。于是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我们车间开始了一项“技术革新”工作，就是自己制备由机械运输带组成的装配流水线。我向车间主任要求参加由一位五十开外的J师傅领头的三人“技革小组”得到批准，在这个制作装配流水线的项目中，做一些用钢锯鎯头凿子、小钻床、气焊枪等等需要一点小技术的工作，由此我就告别干了近两年还没有“满师”、枯燥乏味的装配操作工，到七七年初离开工厂上大学，一直是做这类似于
“维修工”的事情，再加上在拙文《革命年代的革命工作》里提到的时常脱产、玩点写写画画的“头等大事”，因此八小时内工作的内容，都比较有意思了，心里就不再有刚到车间时的不爽感觉。
然而到下了班之后，食堂里吃完饭，两只搪瓷饭碗一洗，就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做了，一周工作六天，每到星期天就更加无所事事、闲得发慌。八小时之外应该做点什么事情比较好呢？
虽然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是当年报纸上、广播里宣传的“主流思想”，“读书无用论”是由此产生的一种“流行风尚”，但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却并不一定都这样认为。譬如说，在我进工厂之前，正在大学里参加文革、尚未毕业分配的我二哥就对我说，你在家里反正没有事，不如自己找点文革前的中学课本自学，以后说不定也许会用得着。为此我进厂前在家里曾看过半本初中的《平面几何》，一边做习题，感觉不是很困难，记得学到全等三角形的证明，也算是一种消遣。进厂时我还带了四册初中的《代数》课本来，准备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
（我的大学梦，就是从这集体宿舍的楼里开始的。2011年4月摄）
进厂之后我想，八小时之外的空闲时间，还是看看书、写写字比较有意思。出乎意料，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许多的赞同和支持。同寝室的大学生老D，他不但自己每天有空总是抓紧时间看书，而且热情鼓励我业余时间多学一点知识；当时我们暂时住在家属楼的房子，后来单身集体宿舍完工，我们将要搬出家属楼时，我提出来希望和老D继续住一间宿舍，这样房间里学习气氛可以好一点，老D欣然同意；于是我就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明了这个想法，主任也非常支持，她说年轻人就是应该这样，多学习、多掌握些知识，不管怎么说是好事情，因此就设法安排老D和我住集体宿舍的同一个房间；特别是远在贵州的我表哥和他的一位同事来信说，“你们这个时候是最有条件学习的时候，应当抓紧机会多学一些”、“目前有一些青年人，由于各种原因，基础差的多，尤其一旦进了工厂当了学徒，更是不努力学习，把宝贵的时间消耗去了，这是很可惜的”、“青年人不要虚度光阴，尽管目前有很多环境广泛地影响青年人好学上进，但望你能看远一些，遵照主席的教导‘风物长宜放眼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一些“稀有”的金玉良言实在是真诚恳切、语重心长；记得有一次在食堂里吃饭时，遇到一位到我们厂里出差的技术员，我们聊起天来他问我下了班干些什么，我说这山沟沟里没有地方玩，只能在宿舍里看点书，他连连说好，“你现在有时间，就是要多学习，玩儿玩儿时间也就玩儿完啦，年纪大了，事情就多起来，想学习也没有时间啊”，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位素不相识的兄长近视眼镜片后面那诚恳的眼神……。
就这样，我把八小时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化在这“读书学习”上。就客观条件来说，终身难忘厂旁边只有一家与农村供销社差不多的商店，周围其它就是山坡和农田，连邮电局、储蓄所、饮食店等也只有到距离三里路外的小镇上才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下班之后除了看点书之外，还能找到什么更有意思的事情来做？！
我业余时间毫无目标的“读书学习”，读的东西也就杂乱无章，弄到什么就读什么。在《终身难忘厂的幸福生活》一文中提到，“记得厂里是有一个图书室的，可不记得从那里借过什么书”，上两天找到了当年的读书笔记才想了起来，在图书室里借过鲁迅的《华盖集》《花边文学》等杂文、小说单行本共20多种，当时觉得鲁迅先生书中的许多话都很深刻、独特，便做了认真的摘录，最后成了两册《鲁迅语录》如下图所示，照片中的鲁迅著作单行本与厂里图书室的属同一个版本，是后来从上海福州路旧书店买来的“处理品”，非常便宜，譬如一本《热风》原价0.26元，售价1角3分。
还想起来了，也不能说当年文艺小说全都被禁止了、一部也没有，在厂图书室里还有浩然写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写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车间里老X借给我一本文革中流传的、据说也是伟大领袖在延安写的哲学著作，与《实践论》、《矛盾论》一样也叫《XX论》、《XX论》，记得其中一篇叫《时空论》，这“据说”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反正是讲哲学的，读起来觉得挺新鲜、有趣；从平湖小弟兄W同胞的“老三届”师傅那里借来一本《形式逻辑》，“大前提、小前提、充分必要条件”等等也看得津津有味；记不清从哪里借得一本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与我一起去杭州参观美展的Z弟也很喜欢，于是就和他分工合作，一人一半把这本小册子全抄了下来，至今我还保留着当年这个“手抄珍本”；同寝室的平湖同胞小L借来了一本部队内部用的“擒拿格斗”教材，我俩都觉得十分有意思，于是一起把书中的示图都用半透明的描图纸（住在楼下的厂技术科大学生C兄那里要来的）描了下来。
当年也有自己掏钱买书来读的情况，但是不多，因为一是口袋里剩余银子不多、不舍得花，二是书店里值得买的书非常有限。譬如，伟大领袖有一年发出最高指示说，领导干部要读《红楼梦》，而且要看五遍之后才有“发言权”，于是市场上就有了原来禁止发行的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我就有机会托人从上海买了一套来读；另一套名著《水浒传》是在报纸上“批水浒、批宋江投降派”的特殊时期买来“批判用”的；那年月还出版了范文澜先生的四册《中国通史简编》，我也购了一套，而且还做了读书笔记，算是对在中学里没有学过历史课的一个弥补，对悠久的祖国历史有个大概的了解。
当年读的“闲书”里，印象最深的是同寝室老D从老家带来的、据说是他学文科的哥哥的一套《中国文学史》，厚厚的上、下两册，这类书籍文革时都是封存起来不准大家阅读的；这文学史从诗经、离骚、乐府一直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介绍得十分详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了解到，原来我们的老祖宗有这么多的好东西留下来啊！我一边读着一边心里感慨，一边做了详细的笔记；最喜欢书中介绍的北朝民歌《木兰诗》，就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那首，我当时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到四十余年后的今天，这六十二行的长诗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
到手头没有什么书可以看了的时候，就学那初中课本《代数》，从有理数、因式分解到一元二次方程，四册课本每一章后面的习题都做了一遍，记忆中后来好像还学了一点《三角函数》。八小时之外唯一有“目的”而读的书籍，是从老D那里借来的大学教材《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上、下两册，因为我在车间里参加的“技术革新”工作，经常需要画张机械零件图让金工车间机床加工；也是每章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大概因为自己喜欢画画，对物件几何形状立体感比较强，所以这大学的课本学起来并不觉得有太多的困难，而且有什么疑难问题就可以马上向一室的老D请教，非常方便。
书中没有千盅粟，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也没有颜如玉。然而毫无疑问，当年的“业余读书”却给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乐趣，在这山沟沟里的日子里，业余生活过得比较有滋有味。更为重要的是，事后回过头来看看，这没有目标、只不过是想八小时之外过得“有意思一点”的“看书学习”，却是在不经意之中为使几年之后的上大学梦想成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方面，业余时间学的《代数》、《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以及后来报名上大学时，发现要学化工专业，所以报名之后马上“恶补”，在八小时之外又抓紧时间学完了初中的两册《化学》，掌握的这些知识对于我在大学的学习都是有用的。记得进大学之后、开课之前，我们新生有一次“摸底考试”，考“数学”“化学”两门课，都是初中的题目，我出乎意料地得了两个满分，数学陈老师考试后还对我说，我的答卷她看了好几遍，想找出点毛病来扣它一分半分，就是找不出来。这是我在厂里单身宿舍中“看书学习”所得到的意外收获。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在无意之中慢慢增强了“自学”的能力，众所周知大学的学习主要是靠自己学，不像在中学里，一个概念老师会反复讲解、让学生反复练习来掌握，所以自学能力无疑是想要在大学里取得好成绩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厂里的生产区和生活区连在一起、豆腐干大小的地方，平时每个人的上班下班、一举一动都在众人的眼皮底下，互相之间都很了解，我在车间里慢慢地就得了一个“书呆子”的外号，在厂里逐渐有了点“喜欢读书”的小名气。车间里有两、三位年龄与我相仿、性格比较直爽泼辣的女同事，干脆就不叫我名字而直呼“呆子”，有位平湖姑娘C同胞比我大一岁，更是会在车间里扯着嗓子喊我：“嗨——呆子，呆子——你过来，这个零件快没啦，快去仓库领！”（因为我是车间的“仓库领料员”）平时大家玩笑惯了，我对此“雅号”也毫不在意。当年选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规则叫“十六字方针”：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其中“群众推荐”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当在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下面普通老百姓的评议和意见，在领导那里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证明，我在厂里的这点“小名气”，对我后来能够顺利上大学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是后话。
在八小时之外我还有一项活动值得一提，就是体育锻炼：每天早晨都坚持跑步，周一至周六跑到小镇一个来回，星期天有时要跑一个多钟头，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早上起来发现晚上下了场大雪，四周一片白茫茫，我沿着公路一直跑到汗水把运动衫湿透，好在厂里的浴室早晨也有热水（主要因为深夜班工人在清晨下班）；还有是和弟兄们双杠上做引体向上，单杠上做翻滚，吊环上做支撑，俯卧撑、仰卧起坐等等运动。这样的锻炼为进大学之后多年的“拼搏”，提供了比较强健的身体条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小时候经常感冒、发烧甚至肺炎的我，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四十多年来没有患过一次伤风感冒，也许就是这锻炼身体的功效。
进厂之后，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是哪一年发表的，“工农兵上大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些都不大记得清楚了。但是我记得自己真正开始做“上大学”的“黄粱美梦”，应该是在七四年，那一年上级给我们厂里下达了一个上大学指标。
当时“工农兵上大学”是文革中的一项“新生事物”，在“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文化水平以上（含初中）”的工人、农民、战士中按照那“十六字方针”选拔学生，取消原来的高考，学习年限一般是三年（最高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毕业后原则上回原单位继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斗争”，又叫“厂来厂去，社来社去”（上大学报名表上有一栏目“是否‘社来社去’或厂来厂去”）。报读的学校、专业及名额都是上级指定拨下来的，基层单位和个人都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记得当年除了电影《决裂》是描写“工农兵上大学”的外（详见拙文《终身难忘厂的幸福生活》），还有一部电影叫《反击》（这部电影据说是为配合“四人帮夺权”而拍摄的，结果还没有公开发行“四人帮”就倒台了，后来是作为批判“四人帮”的“反面教材”而公映的），电影里面有一个“不管白猫黑猫”的“走资派”，指示他的秘书为别人的子女“推荐上大学”开后门，他的秘书趁机说，“我有个亲戚这次也想上大学”，那走资派就洋洋得意地笑着说：“一块办、一块办！”
（七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在阶梯教室听课。照片来源：谷歌搜索）
我们厂原来直属煤炭部，煤炭部在文革中与其它几个部合并成“燃料化学工业部”，所以七四年厂里得到的大学名额是北方一个小地方的什么“矿业学院”。当时我想，这学校从来没有听说过、太没有名气了，再说学矿业方面的专业毕业后回到厂里恐怕派不了用场，到煤矿去工作呢恐怕还不如现在这个“部属厂”条件好，所以就放弃了没有报名，还是等以后有比较好的机会再说吧。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当时在辽宁工作的我二哥，出乎意料，我哥收到信之后立即发来了一份电报：“同意你意见”，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
第二年，机会的大门又向我开启了：浙江大学电机系。学校名气响当当，专业也不错，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之所以说“毫不犹豫”，是因为有一个需要“犹豫”的问题。如果我被大学录取、七五年九月一日开学，那么到时我的工龄将是五年差一个月零二十七天，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工龄满五年的工人上大学，学习期间由选送单位发给原工资，不满五年者与农民大学生一样，由国家发给生活费（每月约十多元），我刚好就差这么一点儿，不能“带薪”读书。当年我们的工资每月三十六元，三年时间我将损失约700元（折合大米2000多公斤），这笔钱在当时说来也不算小数目，大伙儿都说我这样亏大了，读完大学回到厂里又没有什么好处，不值。
我心里的算盘，是另外一种打法。业余时间读书学习的实践使我意识到，满足“求知欲”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是得到溫饱之后进一步的追求，我想，坐到大学的课堂里听课、系统地学习一定比自己胡乱读书更加有意思，进入高等学府“深造”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吸引人了，学成以后回到厂里做点技术工作也肯定比现在的有趣得多，掂量起来，经济上受点损失也值得，过了这个村、谁知道还有没有那个店呀？再说了，假如当年我和其他中学同学一样毕业后下乡去插队，哪还有什么工龄不工龄的问题啊？！在农村、在建设兵团等艰苦的地方，有个上大学的名额大家都争着想去，有点“背景”的“开后门”现象屡见不鲜，还能轮得到我吗？！这样一想，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我保存有七五年一份油印的“浙江省高校、中专招生报名表”和一份铅印的“选拔学生登记表”，其内容除了和一般的“履历表”差不多的栏目之外，还有上面提到的“是否‘社来社去’或厂来厂去”，以及“你对上大学的认识和态度”等，“生产队（班组）评议推荐意见”一栏里还规定要“附评议记录”（即基层开会“评议”报名之人时大家的发言原始记录）、负责人签名，接着是“大队（车间）评议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基层的“群众评议推荐”这一环节，对我们厂里的情况来说，只不过是走个形式，因为没有什么人会争着要想去上学，（记得那年好像就仓库的小H和我两人报了名），“推荐意见”一栏里写的都是当年用来形容“英雄模范”的好词句，大家都知道，谁去上学主要取决于厂领导的拍板。
这次上大学人员的选拔很快有了结果：厂领导决定让仓库的小H去读书。小H是比我们早进厂的上海“老三届”，工龄已超过五年，他当时还是厂“批林批孔领导小组”的成员，“政治条件”比我至少要高一个“档次”吧。我呢，也不是一无所获，得了一个“备取”（即候补）的资格。厂领导是这样安慰我的：你不顾经济上的损失，积极要求上大学是很好的，但领导通盘考虑之后，觉得今年还是让小H去比较合适，你可以在今后再争取，毕竟能够带工资读书更加好一些。唉，这正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记得当年这个时候就想起我摘抄的《鲁迅语录》里有这么一句话：“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写在『坟』后面》）有什么办法呢，候补就候补吧，只能等明年再说。七五年十月份我第二次由公司组织去杭州参观美术展览，还特地去玉泉旁边的浙大校园看望了小H，站在校园教学楼之间绿茵茵的草地上的感觉，就两个字：羡慕。
风起云涌的一九七六年，像糖葫芦那样的一连串大事件使中央领导忙得不可开交，一直无暇顾及大学招生这桩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事情。眼看夏天过去了，国庆节也快要到了，却迟迟不见有大学招生通知下来，真有点“望眼欲穿”的感觉。在我第三次上北京临走之前，我对同车间的“宝兄弟”（他的名字里有个“宝”字，所以我们都这样戏称）说，我不在厂里时，如果有什么招生的消息，要尽量设法及时通知我。十月十七日在上海经历了激动人心的庆祝粉碎“四人帮”大游行（详见拙文《风起云涌的一九七六》）之后，我回到平湖享受探亲假。十月二十五日，宝兄弟从厂里发来了一份电报：“浙大XX化工30日止”，呵呵呵，终于等来了这盼望已久的消息啊！电文中说“30日止”应该是指上大学报名到10月30日截止，我想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报个名，没有必要提前结束探亲假赶回厂里，于是就给我们班组长发了份电报：“请转告厂领导我报名上大学1日回厂”，连收件人姓名地址一共24个字，化费人民币7角2分，有当时电信局的收据为凭。
（终身难忘厂的日子将要结束，“美梦成真”过程中的桩桩件件却终身难忘。）
十一月一日回到厂里后，许多同事见了面都对我说，你这回上大学的事情啊，有点危险啦！原来因为此时党中央刚刚“粉碎四人帮”，大家都觉得这次“工农兵上大学”招生恐怕是最后一次了（这个估计完全正确，第二年就“恢复”文革前的大学“高考”招生），所以许多人都想挤上这部“末班车”；厂里倒是没有其他什么人报名，只是有位小H也报了名，小H比我们迟进厂，如果比自身各方面的条件，上大学他应该“排”在我后面，其它不说，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去年我就是“候补”么！关键的问题是，小H的老爸是公司兄弟单位的党委书记，和我们厂的第一把手有“交情”，以前就听说小H能进我们厂靠的就是他老爸的关系，这次上大学小H因为这层关系据说是“志在必得”。呵呵呵，这可真是有点玄啦！
我能为争取上大学做点什么努力呢？实在是非常有限：一是向厂党委、厂革委会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表述了自己对上大学“伟大意义”的认识和“为革命学习”的决心；二是找我们的班组长，请她帮我向厂领导反映我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要求。除此之外，我就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了。我们班组长对我说，如梦啊！你如果想要调到其它地方去工作我是不会同意的，我们班组是不能让你走的！但是上大学是关系到你的前程，我坚决支持你的要求、决不拖你的后腿，我一定到厂部帮你说话！
过了两天，厂部政工组的Z师傅找到我，告诉我公司还有个美术学院的读书名额，他说“你不是喜欢画画么，上大学就去美院吧！”傻子都看得出来，这明摆着是要我腾出这次上浙大读书的位子给小H，是吧？公司的美院名额，即使报了名也难说能轮到我，再说那时候我也绝不想去“吃艺术饭”，所以就一口谢绝了Z师傅的提议，我说我只想上浙大。
一时间，厂里这“豆腐干大小”的范围内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这时我发现我在厂里“喜欢读书”的小名气发生了作用，大伙儿的“舆论”比较倾向于支持我上大学。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位经常在车间里哇啦哇啦叫我“呆子”、性格泼辣的C同胞当众向我们厂的党委书记“开炮”：那一天书记正好到了我们车间里，C同胞看到后就喊，嗨——领导、领导请过来！书记走近了问，小丫头有啥事情啊？C同胞开门见山地说，这次上大学应该是我们车间如梦去哈，人家去年到现在已经“候补”了一年了啦！如梦各方面都比小H强对把？全厂人的眼睛都盯着厂领导哈、看你们办事是不是公正！这事情不能走后门啊，我们都看着啊！一番话数落得书记只能“呵呵呵”干笑着、尴尬地离开车间。
几天以后，据说在厂党委、厂革委会联席会议上，讨论了让哪个上这“末班车”的问题，最后决定：如梦“正取”，小H“备取”。
我“私人档案袋”里有一张76年11月15日厂里开出的介绍信，注明“正取”和“备取”的两人去公司体检。记得那次参加体检的所有人员，还像征性地有一个“文化考查”，一张卷子上有什么题目都忘记了，还要求写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我做完题目、写完文章后就交了答卷，如果当场文章来不及写的话可以第二天再交。记得那天“考查”后小H笑嘻嘻地跟我说，他对动笔头、写文章实在头痛，问我能不能帮他起草一篇大批判稿？呵呵呵，我想一篇批判稿大概不会对我这个“正取”位子有什么影响吧，就给他写了一篇。平时如果经常看看报纸上的文章，搬些社论里现成的句子凑一篇批判稿，其实是十分容易的事。
终于收到了入学通知书，上大学终于美梦成真。
如果从进厂以后业余时间“无意识”的读书学习算起，这个梦想成真的过程，贯穿了我在终生难忘厂整整六年多的岁月，这其中有那么多人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同寝室老D的灯下答疑，车间主任的热情支持，表兄和他同事的循循教诲，不知姓名的技术员的良言忠告，……宝兄弟的一纸电文，众同事的热情推荐，C同胞的仗义执言，班组长的鼎力相助，……这一桩桩、一件件，回想起来，心中的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
车间里开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送给我一本相册（上面照片中镶蓝边的那本）作纪念，红边的那本是车间里C师傅的临别礼物；暗红色封面的日记本是同寝室老D夫妇赠送的，扉页上题有：“又红又专，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宝蓝色的那本则是原车间主任P师傅和她的先生、原政工组长Q师傅送来的（此时夫妇俩已不在厂里工作）；两本日记本封面都是丝绸包装的，应该是当年从上海带来的最高档的日记本了。
车间里的Z师傅有一架相机，当年是难得的稀罕之物，平时不大舍得出借给别人用，怕一不小心会损坏。我离厂之前想照几张相片留念，Z师傅一口答应把相机借给我。上面就是七七年三月六日（星期天）和弟兄们的临别合影之一，背景是厂部新办公楼。
（照片中除我之外的六位弟兄，如今一位在江苏宿迁，一位在嘉善，两位在平湖，还有两位竟已不在人间，思想起来，好不教人感慨万千！）
三月七日清晨，就是这帮弟兄踩着一辆运货三轮车，拉着我和从平湖带来的那几件行头，离开了终身难忘厂，直奔火车站。
（2011年4月摄）
那一天，我搭上了“文革新生事物”的“末班车”，就是沿着这条伸向远方的铁轨，离开了生活了六年三个月零八天的小山沟，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一纸“工农兵新学员报到证”，是我个人生活重要转折点的一个标志。在“科学的春天”里我幸运地来到了科学的殿堂，只有薄薄的四册初中《代数》和两册初中《化学》垫底，从此开始，新的挑战，新的拼搏，新的梦想，新的世界，在前面等待着我。……
（二〇一二年十月九日完稿）
（续完）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