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生如梦
混乱年月的中学生活
1966年下半年，我们本当上中学继续读书，因为他老人家一挥手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国大学、中学停课搞革命，小学毕业的我们就在家里呆着无所事事。直到1968年，他老人家又说“要复课闹革命”，于是我们就可以上中学了。他老人家还说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由此我们当年的中学生活就变得“史无前例”的不同，而且也应该是“史无后例”的了。
1968年10月的一天，我们66年、67年两届小学毕业生终于跨入了中学的大门，后来称我们这批学生为“新二届”，以区别于前面毕业的“老三届”。本来我们小学读完时，应该有一次毕业考和一次升学考，毕业考合格的就可以得到小学毕业文凭，升学考的成绩则是中学录取新生的依据。因为文革，毕业考之后，升学考便取消了。那么学校凭什么招收新生呢？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按家里住的方位就近入学。这样一来，我家离镇中近，当然就别无选择了。那时平湖城里好像就是平中和镇中两所中学，而且报纸上说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了书也没有啥用，所以当年谁也不在乎平中和镇中哪家学校的条件好。（镇中的地理位置，请参见《平湖老城详图》。）记得那些年小学毕业生比较多，两所中学里容纳不下，有的小学里也办了初中班，这样的“学历”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带帽子中学”。
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学习成绩可以不讲，但是阶级斗争是一定要讲的，在“就近入学”的过程中，也讲了一下“阶级路线”：凡是家庭有点“问题”的孩子，都在第二批进学校，所谓的“问题”家庭，就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家庭，文革中受“冲击”（即抄家、隔离审查、批斗等）的家庭……这第二批虽然只是晚了几天进校，然而那些同学来到班上，都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这进校时的“阶级路线”，也就是迟几天的时间，倒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然而我们中学毕业分配时也讲了这“阶级路线”，则影响到了人的一辈子生活，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进中学的年月，正是报纸上大力批判“刘、邓十七年(1949-1966)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我们正是“享受”这“教育革命”“成果”的“新一代”。
新，新在什么地方？很多地方。我们入学时，城关镇中学叫“新镇中”，以表示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后得到了“新生”；镇中所在的“酒甏弄”改成了“红卫弄”；学校里的班级不再叫“初几几班”，而是叫几连几排，原来的一个班级为一个排，以前的学生班长、副班长现在就是排长、副排长，下设一个“勤务组”，配几个委员，分管宣传、文艺、劳动等，这种“新编制”是表示按老人家说的“向解放军学习”；以前上课、下课时学生要起立表示对老师的尊敬，现在要批判“师道尊严”，改成这样子：上课时师生一起对着老人家的画像，右手握红色的“语录本”举到与身高齐平，由排长领头：“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全体：“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念这“万寿无疆”四个字的节奏，与如今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一个样，同时举着“语录本”的手腕关节以同样的节奏作弯曲运动以挥舞这“小红书”；当然，还有敬祝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实在是“新镇中”最“新奇”的一幕。顺便说一句，这可不是我们在镇中的独家专利发明，当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仪式，譬如最盛行时，医院门口每天早晨挂号之前，会有一位护士出来说：“革命的病人和家属同志们，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
(这是当年一家医院的病房里的“敬祝”仪式，与我们在课堂上的姿势一模一样。照片来自网络)
镇中好像是一所民办学校，本来条件就比较差，教室由原来的“日辉漾小学”校舍以及相邻的民房拼凑而成；操场很小，操场西北侧的一排平房教室还算新一点；隔条酒甏弄，北面也有几间教室以及食堂和教师宿舍，整个校区七零八落，经过文革的“洗礼”，更加破旧不堪。我进校的时候，被分在“一排”，班主任潘秀英老师和赵海华老师。几个月后不知为什么又重新分班，我被分在“一连二排”，班主任兼数学课孙善良老师。
“新镇中”的“新奇”，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一些。
中学里上午第一节课原来是“早自修”，我们的“新镇中”改为“天天读”，天天读是什么意思？就是按照副统帅的指示，老人家的著作要天天读。“天天读”由排长带领：“……翻开语录第几页，第几段，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接着就是全体同学齐声朗读。这天天读的训练，由于每天不断重复（每次集会同样也要读的），又是发生在我们记忆最好的年龄段，所以时至今日还记得非常清楚：《语录》第1页第1段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第3页第2段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第7页第2段是“政策和策略……”；第8页第1段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第249页第1段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还有“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当年也是从头至尾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每一位受过这种教育的同学，都具备这样的“基本功”。
文革前的教材，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不但不能用，而且还要批判。我们刚进镇中的时候，“革命”的教材还没有编出来，就先用“红宝书”代替，红宝书就是老人家的语录和著作，因封面都是做成红色的而得名，反正那时每户人家都有好多红宝书，大家不用掏钱买新书。不久，“革命”教材陆续编印出来了，《语文》书的内容以老人家的著作和诗词为主，另外当然还有工农兵搞阶级斗争之类的先进事迹等；《数学》里也到处插进老人家的语录，特地用黑体字排印，平面几何的内容里也要加进去“贫下中农斗地主分田地”的“革命因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最有趣的是，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目全部取消，改成“与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的《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和《农基》课，把力矩之类的知识里掺进码头工人开大吊车的操作，贫下中农用化肥和农药过程中学习化学，水稻、棉花的田间管理中引出植物学知识，……很可惜，当年的这些“革命”教材后来都进了酱园弄东面的废品收购站，如果留到今天，绝对是既“史无前例”、又“史无后例”的极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资料。
那年月有一个词用得特别多，那就是“造反”，造反两字中间还可插入许多名词，组成“造什么什么的反”一系列词组，例如，在教育界，“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造师道尊严的反”、“造智育第一、白专道路的反”、“造反动学术权威的反”、“造资产阶级规章制度的反”等等都是“响当当”的口号。正常的教学秩序没有了，考试也取消了，老师没有多少心思上课，学生也没有什么心思听讲，整个学校就是闹哄哄、乱糟糟的一片。也许有人会问，学校弄成这个样子，校长到哪里去了怎么不出来管管？告诉你也许不相信：我们进镇中时，校长张佩英老师正系着白围身和炊事员朱八佬师傅一起在学校的食堂烧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正在劳动改造。张校长在此之前多次遭批斗、挂牌子游街，曾经不堪屈辱而投入永凝桥下的河中自尽，幸被人救起，张校长当时痛不欲生的情景是我亲眼所见。然而在我们进校的时候，张校长似乎已经想通了、看开了，和老朱师傅搭档做饭好像干得有滋有味……。
那么学校有没有领导？当然有。老人家说了：“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学校的领导是平湖油厂派来的工宣队小沈师傅和老王师傅。小沈师傅是复员军人，中等身材披件带毛领的军大衣，相貌英俊，口才不错，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老王师傅则比较瘦小，绍兴口音，不大会讲话，看上去像个老好人。按照当时的说法，工宣队进驻、领导学校，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落实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两位工人领导的“革命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应该是绰绰有余，我听到老师们私下里这么议论。后来成立了以工宣队为首的“镇中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当时每个单位的领导班子都叫“革委会”），革委会委员还有干部代表（好像是沈定珏老师，沈老师原来好像是教导主任）、教师代表（朱福观老师），记忆中好像我们二排的排长还是校革委会的学生代表。
中学本来有的共青团组织，文革中处于“瘫痪”状态，代替共青团的，是红卫兵组织。此时我们的“新镇中红卫兵团”，与文革初期的不一样，因为有工宣队的领导，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带红袖章；但是与共青团也不一样，好像凡是在镇中读书的都是红卫兵吧，没有多少“先进性”。这个组织的名称，好像主要是用在对外活动的时候，譬如，到大街上刷大幅标语“热烈欢呼最新指示发表”啦，“坚决拥护两报一刊社论”啦，就用这个组织署名。我的“私人档案资料”里，保存有一张69年“优秀红卫兵”的奖励，也是以“新镇中红卫兵团”的名义颁发的。记不清当年是怎么评上这“优秀红卫兵”的，也记不清这张纸是什么地方撕下来的，很可能当时奖励的是一本副统帅什么指示，后来副统帅掉到外蒙的沙漠里，就只能单独留下这张盖有红印的扉页作为受奖的记录。
图：“新镇中红卫兵团”颁发的“优秀红卫兵”奖励
我们当年在镇中上课的情况，现在的孩子们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在上数学课的时候，我们的纪律、秩序最好，因为孙善良老师是班主任，最顽皮的同学也不敢大吵大闹，老师不用中途把讲课停下来维持课堂秩序，然而小吵小闹还是有的，但是无碍大局。俞本老师上的语文课，大家的表现也算还好。俞老师长得很“帅”，两道剑眉，双眼明亮，鼻梁毕挺，脸庞棱角分明，有点像年轻时的达式常。俞老师讲解起老人家的诗词来语调抑扬顿挫、描绘有声有色，比较吸引人，这可能是语文课大家比较守纪律的原因之一。李敬岳老师的《工基》课和陈老师的《农基》课，教室里面是闹翻了天，窃窃私语的，高声说话的，互相扔纸团“打仗”的，应有尽有，整个教室就与一家嘈杂的茶馆相差无几。李老师对《工基》课很认真，记得有一次给我们讲电路，他把一套直光灯装置拿到教室，包括灯管、灯座、镇流器、启动器和接线，在一片闹哄哄的声音里给我们讲解直光灯装置各部分的作用、原理和连接方法；闹哄哄中李老师不得不多次停下来维持课堂秩序；闹哄哄中李老师转身板书时，前排有个顽皮的同学把放在讲台上的那套直光灯拿来递给后面的同学；当李老师转过身来，直光灯已被传到最后一排，老师气得满脸通红，同学们乐得哄堂大笑……。陈老师脾气很好，从来不高声说话，对同学们在课堂上的吵闹好像也不大会生气，她上课时总是不紧不慢地讲解，板书，再讲解，下面吵得实在太厉害，就停两分钟，等嘈杂声低一点了，再接着讲课，这也许是因为老师对眼前的情况无可奈何而唯一可采取的应付办法。
说来见笑，我们在镇中没有英文课。原因是没有英文老师，原来的英文老师有“问题”，也在“劳动改造”。没有英文课也没有关系，大家都没有意见。因为同学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包括讲英文的国家的劳动人民，都还没有像我们那样当家作主人，都还在受剥削、受压迫，都还像我们的父母辈在49年之前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都等着我们长大了去解放他（她）们呢，所以这英文不学也罢。听说平中的同学是学英文的，他（她）们学会了说“浪里湖羌门什么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啦。
老人家说，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所以我们中学的学习生活不仅仅限于课堂上的学习，经常走出校门，到工厂、农村，是当年“教育革命的新气象”之一。组织我们到工厂去“学工”好像只有一次，大概因为当时平湖没有几家像样的工厂，而且厂方一般也不大欢迎我们这样一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捣蛋鬼去“搞七廿三”。记得我们只去过南水门东面的橡胶厂，炼胶车间有几台转着大滚筒的机器，一股难闻的味道。平湖的乡下天地广阔，农民伯伯对帮手的需要又是多多益善，所以记不清我们“学农”一共去了多少回。记得下乡劳动带住宿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南边不远的胜利公社，住在农民家里，早晨天没有亮，农家的主妇就起床烧饭，现烧的白米饭加清蒸梅干菜，特香（十岁刚出头，真是“吃星高照”的年龄啊），还记得送到田头的茶水，用陈年的茶叶末泡成，装在木桶里，味道不大好。第二次在乡下住宿是在徐埭公社，去帮忙摘棉花，住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把课桌拼成几个大统舖，铺上草席即成，全班男生睡一间房，好不热闹，每天还轮流给自己做饭，真是有趣极了。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这是出生以来第一回离家那么长的时间，到最后几天，第一次尝到了想家的滋味……。我们干过的农活，有棉田锄草、摘棉花、拔油菜、拔老蚕豆、拔秧、插秧、割稻、割麦等等，最难忘的是撒猪粪：挑到水田的一堆堆猪粪，要用双手连粪带水地在田里撒开来，那个味道如今有哪位平湖城里的独生子女尝到过？抓过猪粪的双手，回家用肥皂洗了一遍又一遍，总是去不尽那股味道。
学军，当然就是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在中学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学校里既没有搞过军训，也没有请部队的军人来作过报告。但是有一个活动，却是与军事有点关系，那就是挖防空洞。那年和修正主义北极熊在珍宝岛干起来了，老人家就号召“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全校学生就也跟着干起来了。我们先在操场上挖了弯弯曲曲好几条“战壕”，约有一公尺宽、一人多深，然后再在“壕沟”底部横向挖许许多多深浅不一的“防空洞”，说是在“敌机”来袭击时可以躲在里面。我们干得很起劲，也很开心，因为以前只在电影里看到壕沟和地道战什么的，如今我们自己也干上了！有的同学把防空洞挖得比较深，要用煤油灯在洞里照明下继续干，挖了半天爬出洞来，两个鼻孔黑乎乎的都是让煤油烟给熏的，大家看到此情此景，忍不住哈哈大笑。那次“备战”的活动，使学校的操场变成土堆加壕沟、一片狼藉，再也没法进行体育活动了，反正我们也快毕业了，不活动就不活动；后来一场大雨过后，“战壕”和“防空洞”里都是积水，这“准备打仗”的工程，也就不了了之。
两年时间的中学生活，除了“学工、学农、学军”以外，我们还参加不少社会活动，庆祝集会游行啦，宣传中央全会公报啦，等等等等，所以实际上课的时间不多，加上课堂秩序不好，又没有考试，能学到多少知识就可想而知了。不过在那两年时间里，我有两项额外的学习成果：因为我当了两年的排“宣传委员”，通过实践，一是逐渐学会了写“文革式”“新八股文”。这“新八股文”，就是报纸上社论里的话抄一点，“最高指示”录几段，再加上需要表述的具体事情，就成了。下面是当年为校“宣传队”起草的一份总结（第一页，共六页），其文字内容录在后面，由此可见所谓“文革式新八股文”的风貌之一斑了。
————最高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
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
————林副主席指示————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平湖县城关镇中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革命样板戏
总 结
万里东风舞红旗，胜利凯歌冲云天。
我们城关镇中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上级革委会的关怀下，全体宣传队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中，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特别是在这次贯彻落实毛主席“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的最新指示，在上级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体宣传队员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用字上面狠下功夫，克服重重困难，仅仅用了不到十天的功夫，排出了几场样板戏的选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三周年的重大节日里，样板戏的选段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见面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明确普及样板戏的重大意义，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
七月二十号，镇革命委员会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样板戏……
第二项“学习成果”是经常用油漆刷子蘸着墨汁写大幅标语（字的尺寸一般是四分之一开或二分之一开，最大的写过一开纸写一个字），逐渐练就了徒手写美术字的本事。这两项成果中学毕业后当工人时，派上了很大的用场，这是后话。
中学生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阶级斗争”，老人家说过，“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那时候搞“阶级斗争”，主要是“开展革命大批判”，写文章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等，都是“纸上谈兵”，然而大批判也有“联系实际”的“面对面实战”，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回。
第一回是批斗T老师。T老师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批判呢？据说文革中“揭发”出来，T老师在解放初期曾去香港“贩卖黄金”。这个时候的“批判会”不像文革初期，挂牌子、“喷气式”（对批判对象的一种变相体罚：两臂被拧到后上方，低头弯腰，像一架“喷气式飞机”，由此得名）等等野蛮行为都没有了。批判会以“排”为单位，一阵口号之后，先由T老师“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他就以低沉的语调讲，当年听亲戚说香港的金价高、就带着金器跑到那里……；接着就是大伙儿走上讲台念事先写好的批判发言稿，T老师站在一边听；发言中途、间隙和批判会结束时，都要呼口号，“让阶级敌人闻风丧胆”。
那时候的“大批判”发言稿子的格式，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同学们都能无师自通、心领神会、运用自如。发言开头总是“在……照耀/指引/领导下，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接着就是遣责“阶级敌人”的坦白交代“避重就轻”、“就事论事”，认罪态度“极不老实”；然后是联系“阶级斗争实际”，“上纲上线”地批判：解放初期是什么样的形势？帝国主义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国民党反动派想反攻大陆……，在解放初期到香港去贩卖黄金就是与反动派遥相呼应，破坏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等等、等等；最后还要加几句：是可忍、孰不可忍？！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阶级敌人”已不属于“人类”而属于畜生或“东西”了）！
第二回“面对面”的阶级斗争，是批判我们自己的同学。我们二排的Z同学和P同学，还有隔壁排的C同学和Q同学，四人课余时间喜欢武术，跟别人学习拳脚，平时还举石担（水泥做的举重杠铃）、玩吊环等锻炼肌肉和体力。四人经常在一起玩的好，不知是谁提出来，我们结拜成弟兄如何？大家都赞成这个提议。据说Z同学平时看“毒草小说”比较多，出了一个主意，结拜兄弟要有个滴血为盟的仪式，于是四人就凑钱买了酒菜，在P同学家里（他家里没有其他人）一起喝了滴血盟酒，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并按出生年月定出弟兄次序。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弄到最后传到了学校工宣队那里，问题就严重了，按照当年的说法，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工宣队的组织下，以S同学为首的几位“骨干”贴出来一张“揭露”这“封建主义小集团”的大字报，这叫做“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接着其他同学批判这“小集团”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记得学校办的位于平湖戏院对面的“大批判专栏”上，专门有一篇批判文章，说这“小集团”事件，正是阶级敌人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典型案例云云。（当时解放路上从中心医院一直到人民银行，两边都是用毛竹和芦蓆搭起来的大批判专栏，是全县“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简称“四大”的主要场地。）排里还开了“批判帮助会”，让Z、P两位同学作检讨，再由其他同学发言“批判帮助”。还好“批判”后面有“帮助”两字，参加“小集团”的同学还不算“阶级敌人”，还是“帮助、挽救对象”。这一场阶级斗争，最后以给这四位同学记大过一次而告终。
在阶级斗争、学工、学农、学军等等充满“政治挂帅”的中学生活里，有没有同学偷偷谈恋爱呢？有，但是不多。听说“小集团”的老大C同学和他们一排的P同学就是一对，还听说他俩在南门广场司令台的后面订下了山誓海盟。我们排的J同学和L同学也是一对，J同学平时在和其他男同学的交谈中，并不否认这个关系，中学毕业时他俩一起去了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场，后来有没有成婚，就不得而知了。有一次我和几个男生去S同学家里，闯进里屋却看到隔壁排的女生Y同学坐在桌子旁，双手叠在一起趴在桌子边上，面孔朝下埋在双臂之间，就像鸵鸟躲起来一样，不理大家，S同学站在那里一副“贼忒稀稀”（平湖方言，“尴尬”的意思）的样子，大伙儿也就口中不说、心知肚明啦。一般说来，虽然在学校里我们男女同学之间也讲讲话，但是单独的异性之间交往比较少。
快毕业时，大家都去照相馆拍了毕业照，下面就是我和排里同学交换所得的相片，清一色的都是男孩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老同学们，如今你们过得可好？
没有“半边天”的中学生活无疑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当年本人和女同学们没有什么交往，更不可能和她们在毕业时交换照片。幸好在网上遇到两位镇中的校友，承蒙她们出手相助，提供了当年“新镇中”三排、九排部分女同学的毕业照片，由此使这篇博文显得光彩夺目，在此特向两位校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70年，就到了我们中学毕业的时候。毕业之后去哪里、去干啥？是每个同学最关心的事情。然而毕业分配方案是高度保密的，大家只知道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边疆、基层、工矿”，具体到哪里、去多少人等一概不知。在我们之前毕业的“老三届”，“一片红”下了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这次轮到我们，大家心里估计也差不了多少。学校为我们的毕业分配专门办了一个“学习班”，（“学习班”是“老人家思想学习班”的简称，文革期间有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如“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整党建党学习班”等等，其实就是集中学习文件社论、再讨论表态或批判斗争等等活动的一个总称，因为老人家说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中得到到解决”，所以任何这类活动统称“学习班”。）首先公布的分配去处是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场，据说野外工作条件很艰苦，但是工资待遇不错，又是进入“领导阶级”，不少同学就用大红纸表了决心：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学习班快要结束的时候，班主任孙善良老师找我谈话，这是一次决定我今后的生活命运、然而我当时却全然不知的谈话。记得孙老师那天特地把我从教室里叫出来，他一边和我并肩在挖防空洞弄得一塌糊涂的操场上慢慢地走着，一边问我，好多同学都表了决心，你怎么没有动静呢？我说家母身体不大好，身边无人，所以不能去黑龙江。那你也应该表个决心啊！我问孙老师这决心怎么个表法？你不去边疆，可以去农村么！不管怎么说，你都得有个态度么！孙老师说到这里，用意味深长的眼光注视着我。在镇中的两年时间里，以前孙老师从来没有这样和我严肃地谈过话，我虽然不知道这些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但觉得按老师的话去做，肯定不会错。于是也贴出了一张大红决心：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中学毕业分配第一批出发的是去大兴安岭林场，我们排9人，两名女生；第二批是萧山军垦兵团，我排去了11人；后来还有去长兴李家巷建设兵团1人，平湖农场1人，平湖农村6人，读高中2人；剩下的都分到了工厂和企业单位。事后我们才明白，最初毕业分配方案之所以要高度保密，是因为其中有不少当工人、捧国家铁饭碗的好位置，如果一开始就让大家都知道了，谁愿意报名去千里之外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伐木头？谁愿意到萧山军垦兵团的茫茫海滩上去围海造田？……
70年11月26日早晨，我正在家里吃咸菜泡饭，隔壁排里的L同学气喘吁吁跑来说，快！快去学校！分配工作了！说完转身就走，因为还要去通知其他同学。当我到了学校的教室里，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到了。接着，厂里前来招工的陈师傅笑眯眯地对大家说，同学们！从今天起，我们大家就要采用一个新的称呼了：那就是——“同志”……。当场每个同学得到下面这一张“分配通知”。
————最高指示————
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
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
@@@@@@@@@@@@@@@@@@@@@@@@@@@@
平湖县一九六九、七〇届初中毕业生分配通知书
人生如梦同学：
接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安办通知，经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审定，分配你去“终身难忘厂”，请你在七〇年十一月廿六日上午X时到学校报到，逾期不保留名额作自动放弃。
希进一步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此致
革命敬礼！
平湖县城关镇中学校革委会（章）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六日
小小的一纸通知，决定了每个人今后生活的命运。小小的一纸通知背后，还有一段隐情：后来我回平湖探亲时，班主任孙老师才告诉我，当时内部掌握的分配方案规定，分去工厂企业的学生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家庭没有“问题”，二是平时表现没有“问题”，三是毕业分配时“态度端正”。当时我们都蒙在鼓里，孙老师眼看我三个条件之三不足而要“出局”，心里着急又不能明说，于是就有了前面所说的那次给我“指点迷津”的谈话。这种在我人生关键时刻老师所给予的帮助，我的感激之情，实在难以言表，会终身铭记在心。孙善良老师后来调回老家桐乡任教，不幸英年早逝，在此，只能默默地祝愿老师在天国安好……。
这段隐情，也就是我在前文提到的，“我们中学毕业分配时也讲了这‘阶级路线’，则影响到了人的一辈子生活”的原因所在。家庭有“问题”的同学，不管其在学校“表现”如何，都不能分配去工厂企业。那结拜了弟兄的四位，虽然家庭都没有“问题”，其命运却是三位去了黑龙江，一位下了农村。
小小的一纸通知，结束了我们的中学生活，也结束了在生我养我的故土平湖的生活。拿着这纸通知从学校回到家里，我把上几天还没有画完的小说《火种》最后一张插图（详见拙文《小辰光的画》）完成，在画的边上录了小说里的一句正好与此时心境相符的话：“童年结束了，新的生活等在她的前面。……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后窗写字台前”。
第二天清晨，长途汽车载着我和我的同学们离开了平湖，从此我踏上了离开家乡越走越远的浪迹天涯之路。
（待续）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