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生如梦
平湖文革初期见闻
在絀文《平湖小学生活回望》和《混乱年月的中学生活》所叙述的年月之间，有一段时间空白，那就是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下半年，即文革的头两年，在平湖的所见所闻，值得一记。
文革的开端，是报上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小学六年级读书，记得班主任老师曾组织我们写过批判文章。到快要毕业的时候，听说中学里开始有贴校长、老师的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后来弄到“停课闹革命”，受这风潮的影响，我们城关中心小学六甲班的C同学也学中学里的样子，在我们教室楼下的走廊黑板报边上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是一首打油诗：“我校有只猫，头上没有毛，说是没有毛，还有几根毛。”诗旁边还有一幅头像漫画，大家看了都知道这是讥讽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头发早早谢顶的生理缺陷。C同学比较调皮淘气，平时没少挨老师的批评，这回找到了一个泄愤的机会。对这张带有侮辱性的大字报，班主任老师气得脸色红里带白、白里泛青，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当时学生贴老师大字报是“革命行动”，半点奈何不得。后来好像是校长出面劝说C同学，让他自己把这大字报撕了，就此算收场，因为其他人是不能撕这大字报的，否则“破坏文革”的罪名谁敢担挡？！小学毕业考之后，宣布升学考取消、放暑假，这暑假一放就放了两年多，直到68年10月“复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刚读完六年小学的小百戏（平湖方言：小孩子），后来还有过一次到小学要求发红卫兵袖章、发学生证的“革命行动”（详见《平湖小学生活回望》），其余的时间都只是看热闹的份了－－在我们这些对政治全然无知的小孩子的眼睛里，这“史无前例的革命”着实是热闹非凡，平湖方言叫做“有看头来海范”（非常好看）。
文革真正开始在社会上“轰轰烈烈”地搞起来，是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记得当时报纸有一篇题目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当时的口号是“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砸烂旧世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什么是“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属于“四旧”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庙里的菩萨都被砸碎，方桥头的关老爷当然难逃厄运，北寺前的双塔也被拆除；算命测字、吃素念经、烧香拜佛、祭奠祖宗亡人点烛烧纸等等都是“迷信活动”而被禁止；十七年（1949-1966）“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主导下的文艺作品全被禁止，平湖电影院只剩放映《新闻简报》，戏院关门，图书馆的书籍封存，连环画租书店等等当然必须永久打烊；不少老名称都被改成含有“革命”意义的新名字，譬如城关镇中曾改叫“红卫中学”，镇中门口的“酒甏弄”改成了“红卫弄”。……
红卫兵“破四旧”的运动中，对“黑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以及其他有“问题”的，全部抄家，后来去抄家的还有工人、贫农、下中农组织的“造反队”。红卫兵抄家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将“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集中看管在一个房间内，“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然后在每间屋子里翻箱倒柜查抄一遍，查抄后必须带走的物件，一是“反动”的东西，譬如印有“青天白日”的证书文件；二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四旧”物品，包括49年到66年出版的书画“毒草”；三是“剥削劳动人民而得”的财物，譬如金银首饰、毛料衣裤。抄家之后，还经常将这些“黑五类”头上戴了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了写着“XX分子XXX”（名字上划有大红叉叉）的牌子，连同装着抄家所得“罪证”的车子，一起游街，有时还命令这些游街的“黑五类”一边走一边敲锣、敲破脸盆或者敲铁皮畚箕，押队的红卫兵或“造反队战士”一边高呼口号，后面跟着一大群凑热闹的孩子，街道两旁则是黑压压的一片围观的人群，指指戳戳，议论纷纷。记得平湖当年还办过一个专门的展览会，展示抄家的“丰硕成果”，有各种“反动”文件，金银珠宝，字画书籍等等，印象最深的是开私人诊所的叶露医师家里抄出来的两百多只精致的鼻烟壶，想必是叶老先生多年收集、珍藏的心爱之物，……
网上搜来的当年破四旧老照片
除了“黑五类分子”以外，什么叫“其他有问题”的家庭呢？我家周围就有三个例子。我家前面的S家，有位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家被红卫兵抄了家，原因是他的祖父解放初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被判刑，后来在服刑期间病故；东面的X家，母女俩，女婿因为“投机倒把”罪（就是现在的异地贩运买卖）在服刑，还有两个未成年孩子（都比我年幼），家中不但被查抄，两个小孩的母亲还被剪成“阴阳头”（半边头发被剪光），据说是因为她丈夫不在家，生活作风有“问题”；屋后的L家的男主人，好好的在平湖小镇上一家卫生所当医生，那天突然被戴了高帽子、挂了牌子、押着游街一直到他家里，背上还被挂了一把黑色的木制驳壳枪，后来才知道他被查出来以前当过民国的保长。
外面轰轰烈烈的破四旧、抄家、游街，看得家母是心惊肉跳，她很担心，说不准哪一天红卫兵或造反队会闯进我们家查抄一番……，家母的这种担心其实并不是多余的胆小怕事，后来听说，家父单位的造反派确实曾经四处调查我家解放前的境况，如果查到有“当过伪保长”或“漏划地主”之类的“历史问题”，那么我家就将与周围的那几户一样难逃厄运。当时家母觉得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觉革命”，即趁早自己把家中的“四旧”物品先清理掉，这总比让红卫兵抄出来游街要好得多。问题是，到底哪些东西是属于“四旧”呢？谁也弄不清楚。所以只有一个办法：看到游街的队伍里，有什么抄家抄出来的东西我们家也有，就赶紧回来处理。那些日子里，我家的“破四旧运动”，就这样由家母指挥，本人具体实施，计有：中堂《公鸡秋菊图》《朱子家训》各一幅，对联轴子4～5副（其中一副对联是“半晴半雨寒食后，江南江北青山高”；另一副是“东壁图书储梁魏，西园词赋集唐陈”，这些对联的内容至今还留在我二哥的记忆里，否则像我当年这般年龄，肯定是记不清的）；山水条幅一套4轴……；《四书集注》（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水浒传》《小五义》《西游记》《济公传》《镜花缘》《尺牍》各一套……；祭祖用的铜质香炉、烛台（平湖话叫“蜡签”）若干、瓷质小酒盅百余只；镶金边、上面有仕女图的瓷器若干，包括饭盂（与电饭煲差不多大的有盖容器）3～4只，面碗若干，果盘两套……；竹制食物礼品篮2对（～40公分见方，有盖并有三层，平湖话叫“藏篮”。）；过年时做花色糕点的木质印模3～4个（记得小时候下雪天玩雪，就用这些模子做“雪糕”，外形各异、上面有花纹，煞是好看，其中还有一个模子是一条鱼的形状，二十公分长短）；白色孝衣（就是出殡时穿的长袍）若干套；很久以前用的绣有店号的布招牌几块；我大哥49年前的小学毕业证书一份（上面有青天白日图案）；家母年轻时的旧照几帙；（照片上青春秀丽的母亲戴着金手镯，家母说，如果给红卫兵看到，要她把金镯子交出来，如今家里一点金器也没有，怎么办？）……。所有这些，全在我的手中毁灭：金属的，能砸扁的先砸扁，然后送醬园弄口的废品收购站；布质的，拆了给家里用来糊“门布”做鞋底；竹木的，劈了作煤球炉引火柴；纸质的，塞到大灶里化为灰烬（以尽快“消毁罪证”）；大小瓷器，都在家中园子角落的假山石块上砸得粉身碎骨……。只有那些孝衣，年幼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总是与“死人”有点关系，晚上在摇摇晃晃的煤油灯下处理这些长长的白色袍子，心里有点害怕，不愿动手，就让家母自己把它们拆成布块。
家中园子里还有一间小小的祠堂，与隔壁本家的远房亲戚共有，里面的祖宗牌位也属于“四旧”，必须处理。于是由隔壁大阿叔用木梯靠在祠堂间的神龛上，爬上去将那些牌位递下来传给母亲，再把木神龛移下来拆散，与牌位堆在一起点火焚烧，上百个不知道多少年代传下来的牌位与这些碎木片堆在一起，在少年的我眼里犹如一座小山。家母看着熊熊燃烧的火堆，低声向列祖列宗祈告：“政府号召破四旧，只有请太太们到天上去住。”(平湖方言称祖宗为“太太”。)现在想来，这一堆火，不仅把祖宗们的神灵送上了天，而且把牌位上列位祖先的名讳记录都毁得干干净净。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对上代祖先存有一分尊敬的心思，然而按照当时的“革命”思潮，这样的做法是对“四旧”心怀留恋的表现。住在永凝桥下的祥龙婆婆，也是这样处理祖宗牌位的，她在门口焚烧时，正好一队镇中的红卫兵路过看到，对老太太喊道：“嗨！你这样子做法不是‘彻底革命’的表现，要把牌位劈了烧饭！”
图：当年挂牌子、戴高帽子、批斗会和游街示众的情景。
我没有看到过中学里的红卫兵是怎样批斗老师和校长的，只见到城关镇中的学生把赵老师戴上高帽子、挂上牌子游街的情形，还记得镇中的张佩英校长不堪忍受连续被批斗、欲投河自尽而在永凝桥下的河里被救起来的一幕：张校长浑身湿淋淋、头发和衣服都滴着水珠，一脸的悲苦欲绝表情，被人扶着慢慢从河滩的踏埠往上走来……。红卫兵走出校门“大破四旧”之后，还到其它单位、其它地方搞“革命大串联”，鼓动“造反”。当时有两段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最为流行，至今还留在脑子里一字不差：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以这两段“最高指示”谱写的“语录歌”，那年月天天都能听到，每个人都会唱。相继出现的各种“革命造反队”，其名称就起源于这“最高指示”，浙江省有一个著名的造反组织叫“浙江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后文还要提及。）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红卫兵的“大串联”，听说是坐车都不用买票、吃饭住宿都不用付钱，各地都有“接待站”负责安排。我家隔壁的ZL，比我大两岁，是镇中初一的学生，也出去大串联，好几天没有音讯，不知到了哪里，眼看冬天快要来临，他身上穿的单薄，她妈妈十分焦虑，到我家来和家母说这事，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无奈那时又没有手机什么的，无法联系，还好过两天总算回来了，说是经嘉兴到了杭州，又去了祖上老家绍兴看望了亲戚，免费兜了一大圈，玩得很开心。大串联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地，是首都北京，因为那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年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966年8月18日是首次接见，后来许多红卫兵和造反组织都叫“八一八什么什么队”。老人家在城楼上连连挥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下面高举小红书，欢呼雀跃，十分激动地、有节奏地喊着“万岁”，许多人泪流满面，……这些壮观的场景，我都是在平湖电影院里放映的新闻纪录片里看到的，印象十分深刻。
红卫兵的“大串联”，后来发展到“步行串连”，听说有人步行走到了江西井冈山、湖南韶山等“革命圣地”，也有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走……。我二哥此时在杭州读大学，他们组织的步行串连，沿着浙江、福建的海岸线，一直走到了广州，一路上学习当年红军长征“播下革命火种”，宣传老人家的“光辉思想”，散发“革命传单”；到了广州的时候，据说正值中央通知全国立即停止大串联，所有串联的人员立即回原单位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于是他们便凭学生证领了广州到杭州的火车票，乘车回到了学校。
图：步行串联
文革中破了四旧，还要立社会主义的“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大树特树”老人家的“绝对权威”，大力宣传老人家的“光辉思想”。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升温，后来就发展到“三忠于”的热潮。“三忠于”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无限忠于老人家的思想，无限忠于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知道是谁创造了像教堂里做礼拜那样的“敬拜仪式”，早上做“早请示”，傍晚做“晚汇报”，老人家的语录“天天读”，《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颂歌“天天唱”。这种仪式最流行的时候，普及到居民会，以居民小组为单位也天天举行，我家房子比较宽敞，我们的居民小组就在我家进行这样的仪式，上午下午各一次。后来这种仪式在我们中学的课堂里还继续了好长的时间，在《混乱年月的中学生活》里，都有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在“三忠于”的活动中，家家户户的每间屋子都贴满了老人家和他的“亲密战友”的画像，考究的话，画像下面还有黄色的向日葵花做装饰，因为老人家是“红太阳”，我们是“朵朵葵花向太阳”，还有红色的心形图案，中间一个“忠”字……，我保存有一本《献忠美术》，贴两页在下面以示当年这“三忠于”热潮中“革命艺术”的风貌。
在“三忠于”的热潮中，为了“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又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平湖大街上（解放路）所有商店的门板几天之内全部用油漆刷成红色，整条街两面都成了大红颜色，老远望出去，有种说不出来的、怪怪的味道，据说这叫做一片“红海洋”。当年还非常流行一样东西，那就是老人家的“像章”，大大小小、各式各样，每个人胸前都佩戴一枚，有的在像章下面还戴一枚“语录”牌。很多人以收集像章为个人爱好，我的姐夫就收集了十多盒，至今还保存着，而我自己当年的收集早已不知去向，倒是有一本袖珍的《最高指示》，也不知道我姐夫那年从什么地方弄来送给我的，一直保留至今。这本比四枚普通邮票略大的《最高指示》，包括三个内容：与普通版本排版一样的老人家语录，老人家的五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叫“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合起来叫“老五篇”），还有老人家诗词三十七首。老人家的“像章”越来越多、越造越大，（我看到的最大直径有二十公分左右，）听说这消耗了大量制造飞机用的铝金属材料，可是谁也不敢提出来反对继续造像章，因为这可是弄不好要掉脑袋的“反革命”言论；还听说后来是老人家在一份文件上批了“还我飞机”四个字，这造像章的热潮才得以偃旗息鼓。（文革中社会上经常流行这种传言，叫“小道消息”，有时候并不是空穴来风，有时候却纯属无稽之谈，不足为准。）
红卫兵的“串联”“点火”使运动逐渐从学校发展到整个社会。平湖的建国路上从北面邮电局门口一直到南边的人民银行，两边都用毛竹和芦席搭起了一块块大批判专栏，供大家贴大字报、刷大幅标语，其它平时比较热闹的地方的空白墙壁，譬如电影院、戏院门口的柱子上、长长的宣传橱窗下面，方桥头旁边和调配站门口的墙上等等，也都是贴标语、大字报的好地方。当时贴的大字报和标语，在末尾除了署名“XX造反队”外，往往有一行小字：“发扬四大，保留X天”，一般在这“保留”期内就不大会被别人复盖。（“四大”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有一天上午，隔壁的徐家伯伯早晨在茶馆喝完早茶回来告诉我们说，街上出现了一条很特别的大标语，叫做“平湖还要大乱特乱！！！”
图：文革时广州街头
怎么个乱法？此后，好像每个单位都成立了造反组织，一般都叫某某单位“什么什么”革命造反战斗队，这“什么什么”的名目很多，如“风雷激”“全无敌”“追穷寇”“井冈山”“送瘟神”“劲松”“千钧棒”“争朝夕”等等，都是从老人家诗词里面摘出来的、富有战斗性的词语。这些造反组织主要干什么事情？向单位领导“夺权”。记得“夺权”好像在上海最早发生，大约是1967年的1月份吧，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次行动称为“一月风暴”。报纸上、广播里号召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夺权！”实际上，是所有单位的领导权都被造反派组织相继夺了，所有的领导干部全都下了岗，那个时候有个专用名词叫做“靠边站”。从那时候开始，平湖确实是“大乱特乱”了。记得那天我姐粮管所的柴主任到我家，因为我姐托他带了点东西来，我妈按贯例称呼他“柴主任”，柴主任笑呵呵地说：“咳咳咳，不要叫我主任啦，我已经‘靠边站’咯！”，一个粮管所的芝麻绿豆官，不当也罢，反而轻松，所以一点也无所谓。
官职大的领导，日子就很难过了，要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交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交代“历史问题”，同时要揭发别人的“问题”等等……，这些情况我不是亲眼所见，但听到的却不少，而且南门广场批斗“走资派”的大会经常召开，大家都去看热闹。我读大学的时候，正遇上“揭发、控诉四人帮”，班上一位女同学的父亲文革开始时是某地委书记，她上台发言讲到她老爸文革中如何受审查挨批斗、工资停发，她家里几乎揭不开锅，每天十岁不到的她还要去“牛棚”给父亲送饭，看守的造反派百般刁难……，她在台上说得声泪俱下，我只觉得比过去听过的任何一个“忆苦思甜”报告都要生动，而班上好多干部子弟坐在下面也都是眼圈发红、热泪盈眶，有的甚至忍不住低声抽泣……。
图：批斗走资派
各单位的造反派组织，逐渐串联起来成立了跨单位的联合造反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譬如，听说杭州省城里的两大派组织叫“省联总”和“红暴”，而平湖的两大派与省里的上下对应，与“省联总”一派的叫“工革司”（全称大约是“平湖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红三司”（“平湖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这个组织名称好像是从北京传过来的），和“红暴”一派的是平湖的“工总”和“红总司”。我们小孩子家，都弄不清楚这两大派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两派在街上贴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都说自己这一派是“紧跟”老人家的“伟大战略步骤”，是“坚决执行”老人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等等，不过，好像“工革司”一派称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把“工总”一派的叫做“保守派”或“保皇派”，简称“老保”。好像每个单位的成员都分成了两大派，听说那个时期大家都比较激动，两派的人碰到一起就会辩论、争吵，甚至“肢体冲突”，还有听说夫妻俩在单位里参加了不同的派别，回到家里在饭桌上也会争个面红耳赤。我们这些小学毕业生，一般都是在家呆着，但有个别的也参加了这两派的斗争，如我们小学同班的C同学，他参加了平湖的“红三司少年部”，听说还是负责人，还听说是因为他哥哥是平湖“红三司”的头目之一，具体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两派的斗争逐渐升温，大字报、大标语互相攻击，谁也不服谁，最后只有靠“武力”来解决问题。记得老人家当时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所以不知是谁为武斗发明了一个名称，叫“文攻武卫”，这样似乎就给武斗披上了一件“合情合理”的外衣。“文攻武卫”就不是好玩的事情了。听到杭州“省联总”、“红暴”两派开始武斗的消息，家母为在那里读书的二哥担心得寝食不安，没有其它办法，只有让我去邮局发一份“母病速回”的电报。据说我二哥拿到电报时正在食堂吃饭，只吃了一半，搁下碗筷就直奔车站急着往家赶，到嘉兴已经错过了平湖的末班汽车，只有去我表姐家借宿，我表姐对我哥道，没有听说舅妈身体怎么样啊，恐怕是因为杭州武斗吧！我哥听了才稍微轻松了一点。据说那些日子我二哥的大学里，这一类的电报特别多，有多少学生的家长都想到了这个最迅速的办法，把儿女招回家来躲避武斗的危险。有趣的是，过了不久嘉兴也开始武斗，我表姐好像是单位里造反组织的头目之一，竟带了全家“逃难”躲到我们家里，住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那里的“文攻武卫”结束。
图：武斗照片
武斗之风蔓延到平湖好像比较迟一点。我们小孩子是不准出门去“观战”的，只听说武斗中“工革司”屡战屡胜，“工总”一派节节败退，最后退到南门大桥西南边的搬运站里，那里就成了平湖“老保”派的最后一个保垒。在“工总”派“坚守”搬运站的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晨还在睡梦中，就会听到架在搬运站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听到最多的是为老人家词《西江月-井冈山》谱写的那支男高音独唱歌曲：“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那浑厚的歌声至今似乎还在耳边回荡，这首歌曲所描绘的与当时搬运站的境况，确实是再贴切不过了。后来，听说“工革司”一派挖地道通到了搬运站里面，才把这最后的保垒攻了下来。据说“工总”一派的人员都被迫举起双手，被头戴藤帽、手持铁棍（就是一吋的自来水管）的“文攻武卫战士”押出搬运站，有的被关在“莫家地主庄园”隔离审查。“莫家庄园”此时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群专”），是造反派代替公安局行使执法的临时机构。在“攻打”搬运站的“战斗”中，一位平师的学生不幸身亡。
造反派在取得武斗“胜利”、摆平了异己之后，就开始筹建平湖县新的政府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全国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也是上海，开始时据说要向“巴黎公社”学习，把上海的政府权力机构叫做“上海人民公社”，报纸上都登了“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的消息，后来根据老人家的批示，改名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部队代表、造反派代表和“被解放”的老干部三方面人员组成，（老干部被夺权、“靠边站”，经审查后重新启用，叫做“被解放”。）这个叫做“三结合”领导班子。县革委会成立时，当然要在南门的广场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与其它的省、市、县成立革委会时一样，要向老人家发一封“致敬电”，报告“平湖三十八万军民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的胜利”，并表示对老人家的“赤胆忠心”。后来，各个单位也都相继成立了各自的革委会，中学里的红卫兵们开始上山下乡，我们呢，进中学“复课闹革命”，开始了“混乱年月的中学生活”。
（本篇插图除注明外，均搜自网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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