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生如梦
小时候的平湖图书馆
在回顾以前我们在平湖电影院里看电影的快乐生活时，我说过，那年月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十分贫乏，因为大家口袋里的银子极其有限，普通人家没钱买收音机，电视机就更不用说了，一般的家里最多就是安一个广播喇叭，天天听平湖广播站的广播节目；看书报杂志，只有到图书馆、少年宫，或到租书店租书看，自己买书订报刊杂志来读无疑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所以呢，看电影是我们那时最喜欢的文化娱乐活动，而到图书馆看书报杂志则是我们唯一可以免费享受的文化生活，留在记忆里当年的情景，就像涓涓溪水，汨汨地向外流淌……
平湖图书馆设在大街上香弄和醬园弄之间一套坐北朝南的大户人家房子里，不知道建馆是在什么年代。大门的式样与莫家庄园相同，长长的、有好几块门板（后来改成两扇大门），跨进大门也是门厅，门厅的两边不是像莫家庄园那样竖着“肃静”“回避”的牌子，而是装了两排玻璃宣传橱窗，里面是新华社出版发行的新闻图片，经常更新。
门厅北面是一个天井，过天井就是第一进房子（后来经过翻造）。这第一进房子有三个房间，中间的一间是过道，此间东南西北都有门，西面一间是个小阅览室，东面是供借阅的图书藏书室；藏书室与过道间相隔的墙上有个接待借书读者的窗口，窗口的南侧是陈列新书的玻璃柜，北侧以及对面墙上是四、五十只装有图书目录卡片的窄长小抽屉；借书时，可以把小抽屉拿到西面的小阅览室，坐下来慢慢翻卡片寻找，抄下号码，再到借书窗口请图书管理员取书，所要的书是否在架全凭运气，哪有如今电脑网络检索方便？！现在即使远在天涯海角，只要能上网，我们都能查知平湖图书馆某本特定的书是否借出！在这个地方借书没有我们小孩子的份，而且大人们也不是随便哪个都可以去借书的，要得到一张图书馆借书证不知道需要什么手续，反正有借书证的人不多，因为没有见过那借书窗口像电影院售票窗口那样有很多人拥挤，而且平湖城里几家租书店租小说的生意一直不错。
走过第一进的过道间出北面的门，又是一个天井，接着就是这大户人家的正厅了，那就是图书馆的大阅览室，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光顾的场所。大阅览室的中间，是搁着十几种报纸的报架和看报纸用的大桌子和长条椅子；两边的桌子小一点，上面放着长长的木架，木架上放的是各种期刊杂志，木架上还贴着小标签，标明不同期刊杂志所放的位置。我们小孩子家最喜欢看什么？对，是画报。那时候图书馆大阅览室里有好几种画报，除了《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外，记得还有《民族画报》、《广西画报》等。
阅览室里有一本杂志很受欢迎，那就是《大众电影》，原因不用多说：大家都爱看电影。知道这两期《大众电影》的封面上是什么电影吗？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国产故事片《农奴》，在“平湖电影院记忆”里都没有被记起来。
当时我在少年宫跟冯其灿老师学画画，所以每次到图书馆有一本杂志是一定要翻一翻的：《美术》杂志。
平湖图书馆里还有一本杂志印象比较深：《集邮》。因为我小时候收集邮票是一大喜好，上一点年纪的集邮朋友看到这封面上的两套与古巴有关、一套烫金的“共产党宣言”邮票，一定倍感亲切吧？还有那套儿童节的邮票，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图案着实使当时的我爱不释手啊！
当然，我们小孩子家也有自己的刊物，虽然种类有限，但谁也忘不了当年这些幼小心灵的精神食粮：《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儿童文学》。这些我们喜爱的期刊在平湖少年宫（后来改为“少年之家”）建立后，都从平湖图书馆阅览室里搬了出来。
图书馆当年正式的工作人员起初只有两位，一位是蔡燮生老师，他应该是馆长吧；另一位是魏老师，她个子不高，戴近视眼镜；后来又来了一位女老师，好像是姓许还是姓俞记不清楚了。有时候太忙了，就再请位另时工。图书馆每周开放六天，周一例假。平时晚上都不开门，但是像国庆节之类的大节日假期里，晚上也开放供大家进去阅览。
图书馆当年还开展了一些“群众性文化活动”。一是设立“农村流动图书箱”，这书箱和“赤脚医生”的药箱差不多大，里面放些连环画、农业科技知识等方面的书，由农村的“义务图书管理员”负责拿到乡下供农民借阅，并且定期到图书馆来更换书籍，不知道这流动图书箱是流动到公社一级还是大队一级。
还有一项“群众性文化活动”是与平湖文化馆（位于平湖电影院后面）联合举办“群众性故事会”，大约先在农村基层开展“讲故事”活动，后来在图书馆的大阅览室里进行了一场“讲故事”会演，应该是选拔出来的优秀节目。那天晚上我也去听了，记得是有三个“故事员”表演，《梁生宝买稻种》和《三朵棉花》，还有个什么故事不记得了；那位《三朵棉花》的故事员讲得最精彩，说的是人民公社的两包棉花失窃，而在仓库附近、路上、和某家屋前分别发现了三朵棉花，由此展开分析和排查，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水落石出，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有点侦探小说的味道。
图书馆的工作室设在大阅览室北面的“厢房”里。工作室里都有些什么工作呢？需要做的工作可多啦！譬如说，新书买来了，要盖上图书馆的“硬印”和普通印章，登记编号，做书目检索卡片，还要将新书重新装订、外面贴上牛皮纸书皮、里面贴上书卡袋，才能送到前面书库供借阅；又譬如，各种报纸每个月都要按日期次序整理好、外加牛皮纸封面装订成一大本，作为资料保存起来，等等、等等。厢房工作室的北面，还有最后一进两层的楼房，那里楼下有蔡老师的办公室，其它的房间都是用来储存书报资料的。你想知道解放前物价飞涨的情况吗？楼上存有老早出版的平湖地方报纸，可以查到这方面的资料。有一次蔡老师不无自豪地对大家这样说。
你当时只不过是个小学生，怎么会对平湖图书馆的情况了解得这么详细呢？嘿嘿，你不知道吧？我在那里做过义工。（“义工”这个叫法比较简便，但应该是从台湾、香港传过来的，我们现在都叫“志愿者”，对吧？以前呢，叫“义务劳动”或者“学雷锋做好事”。）我和其他三、四位小学同学是由老师联系、推荐到图书馆做义工的。开学时每星期天去半天，放寒、暑假时就多去几次，这义工一直做到文革开始，前后历时约有两年。
在平湖图书馆做义工干些什么事呢？当然是我们小学生力所能及的事情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在工作室里帮忙：老报纸从阅览室里收回来，大都不是这边撕开了就是那边破裂了，我们就用半透明的纸把这些裂纹糊好，再送去让老师装订成册；有的书还回来之后发现缺了半页一页的，就照着原书把残缺的部分抄在白纸上、再粘到残缺的书里补齐。
还有是在那大阅览室里值班，具体的任务是，制止小朋友们在阅览室里大声喧哗，把新到的报纸装到报夹上、把老报纸更换下来，随时把读者阅读之后没有放好的报纸、刊物放回原处，随时维持阅览室地面的清洁。记得有一回轮到我在那里值班，看到一位仁兄在阅览室里津津有味地啃甘蔗，甘蔗渣吐得满地都是，我就拿了装有木把的铁皮畚箕和扫把，走过去把地上的甘蔗渣全部扫进畚箕，然后就站在这位仁兄旁边候着，他吐一口，我就扫一下，后来他也觉得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只得拎着吃剩的一截甘蔗悻悻离去。
在图书馆做义工是有奖励的。什么样的奖励？蔡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临时借书证”，义务工作完成后，可以自己进藏书室挑书，每次可以借一本书回家阅读！这可把我们给乐坏啦！不过，蔡老师说，你们只能借那些少年儿童读物。架子上那几档少儿读物至少也有一百多种啊，那也够意思的啦！
当年由此“特权”而从平湖图书馆借阅的书目，如今大部分都忘记了。不过还记得图书馆藏书室那书架上有一套《安徒生童话》，好像每一本我都借回家读了，就是上图所示的那一套，一九五八年的版本。还有两本书印象特别深刻，《小布头奇遇记》、《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
《小布头奇遇记》通过一个布娃娃从城市到农村一大圈有趣的旅行，描述了城乡的许多建设和变化；《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则是讲述了东北抗日联军中小战士的故事，记得其中有个情节是，小马倌参加了抗日联军之后闹情绪，说他以前是个小马倌，怎么参加了革命还是当马倌？不能扛枪打鬼子没有劲，大皮靴叔叔就来做他的思想工作……。有趣的是，四十多年后，当我在海外一家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室里溜达的时候，竟看到了《小布头奇遇记》，多么熟悉的封面啊！幼年时的尘封记忆一下子跳到了眼前。再仔细一找，《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这本书也有！这真是如同他乡遇故知，抚摸着这两本书的封面，件件往事涌上心头，怎不能使人感到分外亲切啊！
当年在平湖图书馆藏书室里挑书的时候，还看到了在那成人书籍的架子上有几本厚厚的中国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集，我就向蔡老师要求，我能不能把这几本民间故事借回家看看哪？蔡老师考虑了一下，爽快地说，行，没问题！于是我就把这些美丽动人的民间故事带回家，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记得当年在享受这“奖励”读书的幸福时光里，年幼的我逐渐了解到，原来看这些“字书”（我们小朋友用来与图画书相区别的“专用名词”）比看图画小人书还要有趣；沉浸在书中描绘的精彩情节之中，原来比看电影还要使人陶醉；像小学闫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沁人肺腑的童话故事，原来可以在书本里找到成千上万个！应该由衷地感谢平湖图书馆为我提供这样一个阅读的机会，书本给我幼小的心灵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绚丽夺目、多姿多彩的窗口，从此我和阅读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至今日，阅读仍然是我生活中最惬意的精神享受之一。我想，这个嗜好，我会一直保留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本篇插图均来自网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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