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祖淦
臺北·臺灣銀行·二二八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寇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此時父親在福建長汀分行已經工作了近一年。十月九日，突然接到央行總行緊急電令，調派父親和分行經理周彭年、國庫系長郭可桐、福州分行會計組長林綸業、泉州分行會計系長徐振鐸五人赴臺北參與接收日偽臺灣銀行，並擔任中央銀行臺灣區行設行人員。電令要求他們十日會同福建其它行處調臺人員在福州集中，二十日前就要抵達臺北。事起突然，父親帶全家倉促赴福州，然而閩區其他人員無法及時趕到，直拖至二十二日才抵達臺北。因為此時明確家屬不可隨行，母親就暫時留住在福州照看我尚幼的二位兄長。
去臺灣是父親做夢也想不到的，很長時間他一直心有疑慮，央行總行怎麼會選中自己參加赴臺接收和設行的呢？這個疑問直到1946年間父親與總行經濟研究處的譚壽清、李鴻等人在臺北見面時才搞清楚。譚壽清、李鴻還有鍾淦恩、羅敦元等是父親在重慶央行行員訓練班的同學，關係都不錯。訓練班畢業後父親去衡陽分行，他們則去了總行經濟研究處。中央銀行決定經濟研究處副處長林崇鏞（後曾任漢口、上海金融管理局長）為去臺接收開行的總負責人後，急於物色、擬定人選來組建工作班子。按照要求一要年青，二要熟悉銀行業務，三要會英語和日語。當時一下子要找符合要求的人實屬不易。此時正在經濟研究處任職的譚壽清、李鴻等人和父親很熟悉並了解父親的業務能力，於是就向林崇鏞推薦，並到人事處查到了父親工作的分行，林崇鏞審閱了父親的資料後就圈定父親為赴臺設行人員。
父親一行一到臺北就和總行從上海派去的央行人員會合，作為中央銀行臺灣區設行總負責人的特派員林崇鏞始終待在上海未去臺北，而由總行專員徐義衡帶隊。閩區人員則由周彭年帶領。徐義衡代表央行總行和先期抵臺接受了日寇投降、並任臺灣行政長官兼臺灣警備總司令的陳儀接洽商談臺灣區行開行事宜。同時還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農民銀行設行人員也陸續到臺北，中國銀行由總行國外部副經理張武（公武）領隊。
徐義衡、張武同陳儀交涉許多次，並由國民政府財政部和央行、中行高層出面，但陳儀始終認為臺灣情況特殊，強調施行單行法（即只有一個臺灣銀行，金融貨幣獨立）。早在入臺前他就建議蔣介石：“臺灣貨幣金融暫維現狀，中央銀行在臺設行為期尚早”，並表示“臺灣貨幣應由臺灣銀行繼續發行，如中央不予贊同，則當商請中央銀行委托臺灣銀行發行，由中央銀行派人監督”。入臺後，陳儀經過實地考察，更堅定在臺實施獨立貨幣體系的決心。他致電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說明根據臺灣目前的情形，“中央銀行此刻決不宜來臺設行發行貨幣，致與臺灣銀行發生競爭，使弟無法控制，以致通貨膨脹，幣制混亂，物價高漲，人心動搖”。希望通過蔣夢麟向行政院長宋子文疏通。最終，國民政府行政院下達指令，同意臺灣省“目前幣制應照陳長官所擬辦理”。同時陳儀又深感他帶來的原福建省銀行班底不夠強，沒有專業人員來進行臺灣銀行的接收和開行業務，於是由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出面，堅持要借調已到臺北的部分央行人員為他接收日本人在臺銀行並進行查帳工作。經過同中央銀行總行協商，父親和周彭年、郭可桐、徐振鐸、林綸業五人借調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後又借調到臺灣銀行。此外還借調了中國銀行國外部副經理張武及以下多人。其他央行赴臺人員則因中央銀行也缺乏人手，大多返回大陸。
父親先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派充臺灣商工銀行金融檢查專員，後又轉派為商工銀行監理專員。工作主要是檢查該行一切帳目，監督該行一切營運資金，清算日本人應該償還臺灣同胞之財產，保證該行的獨立性，杜絕日本人抽逃資金等。在商工銀行的業務理順以後，父親又被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派充臺灣銀行總行監理專員，主要工作是要把日本人的國庫會計制度改為符合國民政府要求的會計制度，同時還要監督當時尚未正式接收改組的原日營臺灣銀行的一切公庫開支（當時還有很多日本人在臺灣未及遣返完畢）。在這期間，父親為臺灣銀行制訂了一套新的《公庫會計制度》，一邊結束舊賬，一邊轉入新帳。父親又應長官公署財政處要求擬定了一套《臺灣省軍政撥款辦法》，根據財政處預算，設置各種專帳，專款專用。臺灣銀行公庫全島，按制度國庫與營業轉賬匯總當天夜裏必須入庫，又是在新舊交替之時，工作千頭萬緒，父親那時工作之繁忙可以想見。至於父親等五人後來借調臺灣銀行，主要原因就是張武的堅持要人。父親剛到臺北時住在臺行招待所，經于葭生（陳儀親信，重慶中央幹部訓練團畢業，時任長官公署經理處長，後曾為臺行常務董事、公庫部經理，但他不熟悉銀行業務。）、周彭年介紹認識了張武。當父親任商工銀行監理專員時，張武就不斷催促父親把那裏的事情結束回到臺行籌備臺灣銀行公庫接收改組事宜。因為此前陳儀已經決定張武為臺灣銀行常務董事兼臺行總行總經理，他感到沒有得力人手相助，工作不好開展。在父親轉任臺灣銀行監理專員後，他就一再勸說父親以及一同來臺的其他四人留在臺灣銀行以充實他的班底。父親到臺行任監理專員時，張武同父親、于葭生合署辦公數月，《公庫會計制度》就是父親在這期間擬就。
1946年五月二十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了臺灣銀行並正式改組開行。事先央行、中行總行與長官公署商定，原央行人員負責公庫和發行業務，原中行人員負責外匯業務。中國銀行總行國外部副經理張武任臺灣銀行總行總經理，瞿荊州任副總經理，父親任公庫部副經理（經理于葭生），周彭年任發行部經理，林綸業為基隆分行經理，徐振鐸為臺東分行經理，郭可桐為臺中分行經理。父親等借調人員的職務任命，均由徐義衡專員和周彭年商量後報總行及林崇鏞批准決定。至1947年四月，父親又調任臺行總行發行部副經理。
1946年五月，由於臺灣銀行的各項業務逐漸走向正軌，當局允許去臺人員家屬赴臺灣團聚，母親就帶着祖弘、仲清二兄坐船渡過海峽去了臺北，同行的還有部分其他家屬。原來家裏的相冊裏有不少當時在船甲板上拍的照片，我還清楚地記得那些畫面，可惜都毀於動亂。
父親剛到臺北時，巧遇了有十年同窗之誼的老朋友老同鄉蕭澤國，他正在臺灣省專賣局任總務科長。母親到臺北後，安頓好家事，約在五月間就由蕭澤國安排母親到專賣局任出納股長。母親復旦畢業後的幾年裏從事的都是教師工作，對會計出納業務不很熟悉，再加上兩位兄長年幼，祖弘兄三歲，仲清兄到七、八月份方才斷奶，所以工作也不太有心思，老惦記家裏的孩子。故而在十月就辭去了專賣局的職務，一心在家帶孩子。
上图：1946年五月二十日臺灣銀行接收紀念合影留念 左一爲父親，前排就座的右邊為總經理張武，左邊應為副總經理瞿荆州。
上图：父親在臺灣鄉間
上图：母親在臺灣草山（陽明山）戰後臺灣全島經濟支離破碎，行政長官陳儀在執政中深感行政機關各部門人才匱乏，建設好臺灣僅靠從大陸去臺的這些人是遠遠不夠的。1945年十月他在抵臺當天就表示要“多多延攬當地優秀分子，參加建設新臺灣。”1946年七月，陳儀開辦了臺灣省幹部訓練團，以大陸去臺人員骨幹作為師資，着力培養臺灣當地有文化基礎的年青人，欲使他們能較快掌握各項行政專業技能，以充實各部門幹部力量。幹部訓練團有行政、交通、銀行、衛生、警務等各組，陳儀親自擔任訓練團主任，並時常深入各組視察調研，隨時掌握訓練團工作進程。這時父親也被選中擔任訓練團銀行組講師，主要教授“公庫法”、“公庫會計”等銀行業務課程，因此父親得以與陳儀相識。陳儀經常來銀行組，對父親的工作很贊賞，勉勵父親好好工作。在幹部訓練團父親兼任（無額外報酬）銀行組講師足足一年。父親對陳儀的印象還是很好的，覺得他嚴禁部屬貪污，反對繁瑣的文牘主義，為人清廉，生活儉樸。同時他那時曾經以身家性命力保程潛之侄程星齡。程星齡原在福建時是省政府秘書處長，由於反蔣，蔣介石一直想要把他抓起來送重慶關押，由陳儀親自出面，才把他保下來，程星齡後來也去了臺灣，並在幹部訓練團授課，成了父親的同事。在這時期和父親聯系較多的有陳儀的高級私人秘書沈仲九（他和陳儀是日本留學時的同學，在陪都重慶時又一起在臺灣資源調查委員會，兩人關係很深）和財政處長張延哲（重慶中央幹部訓練團畢業，1946年四月改任秘書處長，原交通處長嚴家淦繼任財政處長）。其實父親和張延哲打交道已有些時日，當初就是由他和于葭生竭力勸說父親答允從央行借調臺灣銀行，具體手續都由他一手經辦，因為臺灣銀行與財政處業務關系密切，工作上父親和他交往較多。
上图：父親在臺灣草山
上图：母親在草山小徑
而和沈仲九則是因緣際會。除了公務上的接觸外，父母親在臺北與在南京的外公外婆通信中，得知沈仲九夫人胡婉如是外婆的堂妹，父母應稱他們為阿姨姨丈。巧合的是陳儀的髪妻又是沈仲九之妹。有了這層關係，父母親少不了去拜望沈仲九胡婉如夫婦，他們得知父親擔任公庫部副經理之職並在業務上有所建樹甚感欣慰。據有關資料，胡婉如到臺北後從事教育工作，1945年十二月她擔任臺灣名校－－臺灣省立臺北市第一女子中學光復後的首任校長、也是從日據時期1903年建校起的第八任校長。臺北第一女子中學又簡稱北一女，據說三毛、蔣孝章、周美青（包括她和馬英九所生的兩個女兒）、呂秀蓮、陳幸妤等許多名人政要均由此校畢業。關於沈仲九說法很多，褒貶不一，有稱他為“現代臥龍”的，也有說他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但他無疑是深受陳儀信任的智囊人物，陳儀在福建和臺灣主政時搞經濟建設的許多決策都聽取沈仲九的意見。同時他博覽群書，國學造詣也很深厚，解放後沈仲九在上海中華書局（或商務印書館）編輯辭海，算是學有所用。至於胡婉如，听父親說過解放後她在上海某中學教書。在上海時父親還曾去大西路（現在的延安西路）他的寓所看望過他們。
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此事件是二月二十七日一名煙販與專賣局人員爭執引起，而後由於當局處置失當局面失控，以致釀成臺灣全島的群體性武力血腥爭鬥，持續數月後最終導致國軍殘酷鎮壓。關於此事件的說法很多，不少人認為這是“大陸人”和“臺灣人”之間的“族群”鬥爭，至今一些夢想臺灣“獨立”的人還拿此事來做文章。其實這個事件十分錯綜複雜，有國民黨內派系的矛盾，有民眾對當局的不滿，還有日本人和美國人參與，妄圖“托管”臺灣或扶植一個聽命於他們的政權。正如李敖先生所說：“外省人和臺灣人的不和，包括了國民黨內部的不和，國民黨內部又跟陳儀的不和，然後變成日本人又混進來，美國人又混進來，這事件太複雜了。”我覺得李敖先生說得有一定道理。關於陳儀，李敖先生又說：“為什麼我要替陳儀講話，因為陳儀是臺灣的恩人，他能夠用臺幣來控制臺灣的幣制，並且他是這樣子保護臺灣人，所以才惹來這些麻煩。”國民政府包括當時的臺灣政府是有人貪贓枉法，但陳儀是愛臺灣的，他對臺灣人民、對臺灣光復後的經濟建設是有貢獻的，更何況陳儀自身清正廉潔眾所周知。二二八事件源於戰後臺灣接收與重建的種種矛盾，主要是經濟恢復困難，失業率高，行政效能低下，大陸籍軍公教人員與臺胞因語言、生活習慣等的不同，發生沖突。大陸籍公務員中確有一部分人貪污受賄，欺壓臺胞，這是不爭的事實，但絕不是全部，卻因媒體的過分宣傳（陳儀主臺後對媒體很寬松，相對大陸言論自由得多），不斷強化民眾的記憶，使許多臺胞以為外省人個個都是貪污犯，進而毆打甚至殺害外省人。陳儀是國民黨高層官員中少有的清官，其部屬中也有許多清廉之士。與內地相比，臺灣的貪污現象並不算嚴重，這是當時大陸記者到臺灣長期觀察後普遍得出的印象。大陸籍公務員的貪污不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但部分公務員的貪污行為，卻使大陸人成為攻擊的對象。根子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發動內戰，生靈塗炭，民不聊生，加上政府官員貪污成風，惡劣的經濟狀況殃及臺灣。臺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各項民生設施受到戰火嚴重破壞，以致臺灣民眾生活貧困，再加上政府大量奪取臺灣的戰略物資以供內戰之需，臺灣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招致民眾強烈不滿和反抗。陳儀是一心想把臺灣建設好的，他辦幹部訓練團就是想培養臺灣本土人才，讓他們逐漸提高地位並參與上層的管理，從未排擠打壓本土民眾，由於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他卻成了替罪羊。長達五十一年的日據時期的皇民化教育，也是後來事態激化的重要原因。據父母親說，一段時間內只要不會說閩南話或日語的人根本不敢出門，失控的群眾一聽見大陸口音的人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暴打甚至殺害，手段殘忍，令人發指。父母由於在福建生活了一年多，到臺灣也已逾年，會一些閩南話，父親又略通日語，才沒有遭遇無妄之災，歸根結底受害最深的還是臺灣和大陸的千萬死難民眾。當然也不乏明白事理的臺灣省人冒險救助大陸來臺人員的事例，反之亦然。至於拿“族群”來說事，更是無稽之談。以中國之大地域之廣，東西南北中各地由於風土人情文化習慣等等的差異難免會有些衝突，各省之間地域觀念至今仍然存在。臺灣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餘年，一旦回歸，思想文化上免不了有碰撞。但我們畢竟都是炎黃子孫，手足之情，血濃於水。唯願海峽兩岸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從民族大義出發，捐棄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更盼望國共能有第三次成功合作，早日建成一個統一的、強盛的、民主的中國。
1947年八月二十五日，我出生在臺北市。
上图：卅六年（1947年）四月 臺湾臺北市 母親和祖弘、仲清二兄 此時我尚未出生
二二八事件後，陳儀被撤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和臺灣警備總司令職務，回大陸後任浙江省主席。臺灣改為行政省，魏道明任省主席。此時陳儀原有班子的骨幹如沈仲九、張延哲、于葭生等人都紛紛離臺回了大陸。父親等中央銀行借調臺灣銀行人員思想波動，擔心魏道明會大動人事，都在打算以後的出路。在各地方分行的郭可桐、徐振鐸、林綸業等人時常借出差之機來臺北同父親和周彭年商量。他們一致認為最好還是請呈央行總行，要求調回大陸。這時擺在父親面前有幾條路：一、是此時原臺行總經理張武（他於1946年十月調回中國銀行總行，總經理由瞿荊州接任。）被中國銀行總行派去東京組建開辦中國銀行東京分行，他力邀父親同去東京開行。因為當時中國銀行開辦東京分行主要是為了清算敵產並展開日本對華戰債和公債償還事宜，急需中國銀行所缺的公庫、國庫、公債業務管理人才，父親的業務能力和為人處事又很被他看重。二、是同時臺灣省專賣局局長任維鈞也邀勸父親去專賣局任分局長。任維鈞是湖南湘陰人，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後留美，當時（淞滬抗戰之前，父親還在上海復旦讀書）在上海候船，因任維鈞和蕭澤國是親戚就暫住復旦大學，此時即和父親相識。他在重慶時畢業於中央訓練團，為陳儀親信。父親到臺北後由於公務往來再加上有蕭澤國的關係，母親又曾在專賣局工作，故而父親和任維鈞經常見面，並時常去他家，互相很熟悉。再則、是臺行總經理瞿荊州竭力勸說父親留在臺灣銀行，瞿荊州是央行總行經濟研究處協纂，因為他和父親都是原來央行人員，而此時的臺灣銀行中福建人勢力很大，他感到工作不順，想要父親留下助他一臂之力。此外，父親和表兄劉斐的通信中，劉斐曾為父親寫了介紹信給省主席魏道明和嚴家淦（時任臺灣省政府財政廳長兼臺灣銀行董事長），請他們予以關照。
對劉斐的相助以及張武、瞿荊州和專賣局長任維鈞的建議，父親考慮了很長時間，反覆斟酌權衡，最後還是決定不離開中央銀行，劉斐所寫的介紹信最終也未送交。父親覺得一來娭毑獨自一人還在湖南老家，如果留在臺灣或去日本就無法恪盡孝道。二來畢竟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銀行，要比省屬的專賣局穩定，而去日本前途也不可預知。再就是陳儀以及沈仲九、張延哲等都已經回大陸，而陳儀對自己比較欣賞，沈仲九、張延哲等人也比較了解自己，關系還不錯，在大陸可能更有利於發展，而此時父親堂叔張覺民正在南京憲兵司令部任軍需處長，也會對自己有所幫助。另外就是離家日久，十分惦念在遠大陸的親人，尤其是母親，自從1938年離開外公外婆由重慶只身前往昆明後，已有將近十年未與家人見面，思念情切，更急於想要回大陸。於是父親他們就聯名請呈中央銀行總行，以借調任務業已完成為由，堅決要求調回大陸。1947年六月父親趁臺行出差之便還專門去中央銀行總行人事處聯系，最後經總行核准後，他們於1948年春攜家屬回到了大陸。父親回來後在中央銀行國庫局任職。先在南京，後又隨總行到上海。
陳儀後來的結局卻是父親未曾料到的。1948年陳儀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由於日益對蔣介石發動內戰十分不滿，只見到國內戰火不斷，山河破碎，經濟崩潰，生靈塗炭。在戰場上又看不到國軍有取勝的機會，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根本無從談起，而共產黨的建國方針政策卻讓他對國家前途看到了希望。於是他就開始策劃江、浙兩省起義，試圖靠攏共產黨。湯恩伯得知此消息後背信棄義，不顧陳儀對自己恩重如山而以怨報德，忤逆弑師，密報蔣介石出賣陳儀。據父親說，當時是陳儀派張延哲秘密前往蘇北，欲和解放區聯系並商量具體起義細節，以求得共產黨方面配合。可是途中在滬杭鐵路火車上不慎泄露機密，被國民黨特務偵知而致起義流產，陳儀後來被蔣介石逮捕並押解到臺灣再槍殺。可憐陳儀一世英名卻被無恥宵小出賣，以致死於非命。可歎陳儀胸懷大志，一生正直清廉，卻永遠被埋葬在當初自己建設中國新經濟模式的試驗地－－臺灣，實為一段歷史的悲劇。
上图：母親和我们三兄弟 卅八年（1949年）二月 長沙
1948年從臺灣回來後，父親在南京中央銀行國庫局文書科工作。當時內戰打得正激烈，南京各階層從高官到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我們三兄弟尚幼，我還在襁褓之中。母親要照顧我們三兄弟因而沒有去工作，當然也根本無法工作，住在南京心緒很不安定。這時外公外婆及眾多親人大多在長沙，於是父親就送母親和我們兄弟回到局勢相對平穩的長沙，父親並把娭毑也從醴陵老家接到長沙和我們一起生活，這是娭毑第一次看見我們兄弟三人。我們在長沙一直呆到1950年夏才由父親接往上海。從1948年九月開始到1949年初，蔣軍接連在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中潰敗，國民政府大勢已去。解放軍大軍集結長江北岸，隨時準備渡江南下。1949年一月父親隨中央銀行退避到上海（外灘24號），直到1949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軍開進上海，軍管會進駐外灘原中央銀行大樓。上海解放後四天即六月一日，父親就作為留用人員人繼續在外灘央行原址工作，不過此時已稱為“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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