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祖淦
寫在《情系湖湘》之前
今年五一長假期間，我曾去山陰路四達里八姑外婆寓所，一來拜望她和八姑外公二位耄耋長輩，二來遵囑送上《攸縣龍家·外祖父和辛亥革命》打印稿。當時恰逢匡國舅在座，他瀏覽了文章後問我，你寫了龍家的事，那麼是否也寫張家往事呢？張家有些什麼值得記載留存的故事嗎？我回答，有，目前正在醞釀準備。其中父親在中央銀行任職以及借調臺灣銀行，特別是父母親親身經歷了臺北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應該有些是值得記錄下來的。
其實從去年開始我就在準備，竭力回憶父母親曾經告訴我的往事，反覆翻閱整理父母親僅存的少許文字和老照片。但我明白動筆已經晚了，很多細節我回憶不全或者根本不甚了解，如果父母親還在世那該多好，素材就會豐富得多。但是我想此文還是要寫的，盡管內容不夠充實完整。倘若此時再不動筆，以後更無法完成了。
今年初夏開始陸續碼字，進展很慢，不少日期、事實、人名、地點要一一核對，每天僅能完成數百字。加上繁雜事情也不少，有時思想不能集中，就會放自己幾日假，舒緩一下，故而直到前幾天才初步草成，題名《情系湖湘》。預備稍作修改並配上照片後再發布。
我無意為父母親作傳，我也沒有作傳的能耐。寫此文的意思是告訴後輩們，你們的根在哪兒，祖輩們是怎樣在逆境中刻苦學習，自立自強，立足社會的。如果後輩們能從此文中看到有積極的一面而對自己有所啟發和幫助，那我就甚感欣慰了。
四十多年前從學校畢業，被统一分配到四川。當時由滬入川（或出川來滬）鐵路有南北兩線，南線走滬杭、浙贛、湘桂、黔桂（後來有了湘黔）、川黔線到重慶轉成渝線，北線由滬寧、津浦、隴海、寶成線到成都後再轉成渝線。去單位報到走的是南線鐵路，火車由贛入湘，過了江西萍鄉即進入醴陵地界，不多時就到了一個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姚家壩。熟悉，因為這裏是我家的祖籍地，是父親無數次提到過的地方，是我的祖輩世代生養勞作、耕讀休閑之地，是父親童年少年時生活過的地方；陌生，則是因為我有生以來從未來到過這裏，当然更沒有見過這裏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坐在晃動的車廂裏望着窗外，绵延的紅土丘陵、翠綠的莊稼和樹叢花草、山坡間蜿蜒的羊腸小道和道旁枝繁葉茂的黃桷樹，好奇、激動、親切……的感覺油然而生。眼望著層層山巒，遐想聯翩，腦海中甚至想象着哪個山頭後是“川井壟”、“惜字爐”，走過哪個山坳就是“牛形屋場”……，過後卻是迷罔和惆悵,还有一丝失落。後來多次走這條線，只要是白天路過，每次總會有相似的感覺。直到1984年冬從四川調回東部，取道重慶最後一次走這條線，途經姚家壩一帶是夜晚，窗外漆黑一片，偶爾可見星星點點的燈火，卻分辨不清紅土山坡了。幸而事先已和正在湖南鐵路工作的之向表弟聯系，他從婁底車站上車，送了我一路並伴我天南地北扯家常，不知不覺就過了這一夜。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
我的父母親都是湖南人，我們兄妹自小開始在家都說湖南話。幾十年來和在滬親戚同鄉以及來滬的親友也是用湖南話交談。盡管說得不很標準，但總覺得十分親切，就是聽到陌生人說湖南話也有同樣的感覺。遺憾的是我僅在三歲之前隨母親短暫在長沙居住過，祗依稀記得一次母親抱着我在一個空地上看戲、吃“貓耳朵”……，戏文和“猫耳朵”的味道却没有一点印象了，對湖南的感性認識僅此而已。然而鄉音系鄉情，我終究是湖南人。
醴陵·姚家壩·張家
民國二年農曆九月十八（公元1913年十月十七日）父親出生在醴陵縣（現醴陵市，屬株洲）北鄉姚家壩川井壟惜字爐。父親幼年乳名珍胎，上學後諱張緒繼。據父親說，醴陵張姓是明朝時從江西吉安遷來的，經多代繁衍發展，當時已是萬多人的家族。祖上前輩多經科舉进入仕途，家業龐大，直到父親的曾祖、祖父那代，仍多進士舉人。可是從那時起，由於深受鴉片之毒，嗜煙荒業，致使家道中落，已不見先前官宦之家的盛況，但仍有一些田產。我的祖父諱張文韶，娭毑（祖母）諱湯玉蘭。
父親童年少年時代生活十分艱辛。父親是遺腹子，沒有兄弟姐妹。在父親出生前兩個月，祖父就去世了，只留下娭毑和父親孤兒寡母相依為命。祖父兄弟二人，祖父為仲，兄長諱福昌。當時娭毑帶著幼小的父親，過著艱難的生活。父親叔祖善夫四公（父親祖父的親弟弟，諱善夫）經常對他們施以援手。過後，索性就要父親母子搬到牛形屋場他家隔壁，以得到更多的關照。於是在父親五、六歲時，母子倆就搬離惜字爐祖居，遷居牛形屋場。幸虧眾多叔伯、兄長經濟上相助，並給予精神上的鼓勵，他們才得以維持生計。而當時父親幼小的年齡就要經常幫助娭毑擔當起挑水、打柴、養豬、喂雞等農活。雖然娭毑不識字，可哪怕生活再艱難，娭毑也堅持要讓父親上學受教育。在家族叔伯長輩“努力讀書，白手成家，獨木成林”、“立德、立言、立功”等訓言的激勵下，父親立志發憤努力，長大一定要成為一個有出息的人。除父親母子二人自己辛勤勞動簡樸持家外，猶在家族中各叔伯兄長的鼎力相助下，父親才得以在那兵連禍結的動蕩年代，在十分困難的環境裏念完小學、中學的學業。父親考入復旦大學後，所需學費和生活費用，大部分仍由眾叔伯兄長接濟，直到父親復旦畢業。
從1920年初起，父親斷續念完初小、高小，直到1927年底從醴陵北三區聯立高級小學畢業，考入長沙湖南長郡聯立中學。在小學階段的後四年，由於路途較遠，年方十歲的父親已經開始寄宿在學校，離開娭毑獨自求學，直到1934年從長沙長郡聯立中學高中畢業，考進大學。少年時的這段經歷對父親以後的獨立生活幫助很大。當時家境窘迫，主要靠父親叔祖善夫四公一家幫助接濟。善夫四公直到臨終前還叮囑他的兒子張骨頑、張訂頑，孫子張彀中、張弧中等一定要幫助父親讀完大學。父親的堂兄張國威、張緒高、堂叔張覺民、張錦福等也給予了莫大的幫助。
在小學和中學求學階段，父親既接受了學校的傳統教育，又受到家族叔伯兄長各種思想的影響，有一階段還接受過激進的共產主義革命教育。
1926－1927年間，父親在醴陵北三區聯立高級小學第十六班就讀，班主任是中共黨員張子意。（張子意 <1904－1981>，醴陵石亭塘山口人。民國6年<1917年>入長沙長郡中學，畢業後，先後在北二區高小和北聯高小任教。民國14年<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參加長征。在黨內軍內歷任各級重要職務，解放後曾任中宣部副部長等職。）當時正值北伐時期，民眾革命熱情高漲。張子意在學生中宣傳革命，傳播馬列主義，並鼓動學生參加革命隊伍。在張子意領導下，由校長文漢芹，校務主任張少嬴等主持，父親全班集體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頒發了團證和三角紅布標志。主要活動有：訂閱傳播《向導周報》；由老師帶領打、燒菩薩，破除迷信；制作張貼宣傳畫、宣傳標語，反對軍閥獨裁；參加農民協會活動，手持梭鏢放哨；修路，演文明戲，等等。後來約在1927年端午後的一天深夜，張子意和另六、七位老師突然同時被醴陵縣政府派兵抓走，這些年僅十三四歲的學生因為沒人領導，組織也就無形中解散了。是冬，父親回家把包着紅三角標志的團證藏在閣樓上。1928年父親考入長沙長郡聯立中學後，此時是革命低潮期，因無法找到組織也就此脫離了。
在長沙長郡中學，父親有幸得以親聆老教育家、校長王季範的教誨。王季範（1884－1972），湖南湘鄉人，湖南優級師範畢業。父親在長郡中學六年，都是他擔任校長。因為是寄宿生，父親和王校長日日夜夜在一起，師生感情甚深。他提倡文言文，教古文觀止、四書五經、禮記、孝經等，講“禮、義、廉、恥”，“孝、悌、忠、信”，教育父親要有民族自尊感，要學文天祥“天地有正氣”，要學岳飛“精忠報國”，“做頂天立地的人”，“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可做官，但不可做貪官”。他還教導說“黨，尚黑也、惡紫之奪朱也。”告誡學生“讀書不忘救國”。他提倡工商救國、實業救國。父親後來之所以學商科，就是受此影響。在長郡中學的六年經歷，對父親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影響極大。
上世紀初的戰亂年代，湖南作為中南要沖，兵家必爭之地，戰火連連。不少有志熱血青年投筆從戎，以求報國。湖南，尤其醴陵走出了眾多軍事將帥，無論後來是屬國民黨或是共產黨陣營，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對中華民族的振興，特別是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浴血戰爭中，都做出了不朽的貢獻。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即是一個縮影。姚家壩張家也同樣如此，如與張家有親戚關系的程潛、父親表兄劉斐、族侄張際春等就是代表。而直接影響父親思想的，莫如他堂叔張訂頑（張訂頑 <1893－1943 > 湖南醴陵姚家壩人，少將，父親叔祖善夫四公之子。1915年與張國威同時由程潛保薦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曾任宋鶴庚部旅長和劉建緒部副師長等職，參加了國民革命軍北伐和抗戰，1943年病逝。）、張覺民（湖南醴陵姚家壩人。與張訂頑、張國威為淥江中學同學，在長郡中學與張鎮<湖南常德人，黃埔一期生，上將。曾任憲兵司令，參加了淞滬抗戰，國共重慶和談時竭力保衛毛澤東的安全，1949年去臺灣。>同學並成莫逆，後畢業於武昌師範大學。曾任北聯高小校長、南京憲兵司令部少將軍需處長，1949年去臺灣。）和堂兄張國威（張國威<1892－1927>，湖南醴陵姚家壩人。字際歐，又名聲權，父親稱他為權哥<有資料作“劍歐”、“聲傳”>。1915年與張訂頑同時由程潛保薦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任團長，後任第一師少將師長。與葉挺共同參加了汀泗橋戰役和武昌戰役，打四川楊森後回師鎮守武昌。1927年四月“寧漢分裂”，時任第六軍軍長的程潛在南昌派親信送密令給他，要他協助反對汪精衛，阻止分裂，並相機逼迫唐生智下野。後因事泄，而他又不夠謹慎，被唐生智、何鍵、李品仙以召開緊急軍事會議為由騙至漢口某商樓，即用麻繩活活絞死。1928年春，程潛在長沙主持儀式公祭張國威後，葬於岳麓山。南京政府追贈他陸軍上將銜。）、堂兄張彀中（張彀中<1895－1937>，湖南醴陵姚家壩人，字紹荃。畢業於湖南講武堂，歷任排、連、營長，張國威部團長。民國11年<1922年>任劉建緒部少將旅長。1937年春，任十五師四十四旅旅長。八月十三日淞滬戰爭爆發，他率該旅赴上海抗日，後犧牲在羅店戰場。與父親所記不同，【醴陵法院網】對此有如下記載：出發前，經陸軍醫院檢查，他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醫生建議他休養。經20多天的激烈戰鬥，他病情惡化，兩眼充血失明，仍然用電話指揮戰事，直到戰地指揮官用擔架把他送至後方，離開陣地上擔架時，還囑咐部屬“要像岳飛精忠報國，決不能貪生怕死，有負軍人天職。”10月30日被轉至太倉，當日疾發而卒。）等人。
父親初小時念的是醴陵張氏第三國民小學，由於是族中學田經費所辦家族學校，所以不用交學費。高小念的劉建緒所辦的醴陵劉氏蘭誼小學，以及過後讀長郡中學和復旦大學的學費生活費，包括娭毑的生活，除了房族中神祖祀會有一些學費補助外，大多均靠眾叔伯兄長援助。沒有這些長輩們，父親不可能順利完成學業。更重要的是這些長輩在思想上給父親的影響。他們都鼓勵父親努力上進，勤奮讀書。告誡他不要只顧眼前利益，不要想着祖產，要看到將來。要自立自強，通過自己的奮鬥白手起家。要有理想有抱負，想到國家民族。
父親的青少年時期，自幼獨立在外，經歷了艱苦生活的磨練，感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親見祖國山河支離破碎，生靈塗炭。各種思想教育的交織，形成了父親吃苦耐勞，獨立自強；辦事認真，誠信直率；樂觀開朗、好學思進；實事求是，堅韌執著；生活儉樸，樂於助人的個性。也樹立了“不從軍，不從政，不貪污，不吃喝嫖賭”的人生信條。同時性格中有著湖南人特有的、湘語稱之為霸蠻的耿直甚至有點固執。自小父親就教導我們做人要誠信，我終生也不敢忘記。
攸縣·長沙·龍家
民國二年（1913年）七月二十五日，母親誕生在湖南長沙市。外公諱龍毓峻（龍鐵元）、外婆諱胡淑婉。母親諱龍煒，又名龍學鎏、龍永逴，自號靖彤，為家中長女。上有四個兄長，即大舅龍熙（龍永嘉），二舅龍志霍（曾用名龍潛、龍在田），三舅龍勲（龍叔修），四舅龍槱（龍叔騫）。在族中母親行三，下有三個妹妹，即四姨龍煊（龍永達），五姨龍學鋆（龍永周），六姨龍學鑒（龍永逯）。
攸縣龍家自襄堯公負笈岳麓書院，遷居省城長沙後成為望族，所居懸榜曰“敦厚堂”，以示不忘遠祖伯高公之盛德，正如外公所言“故里有通德之門，齊邑留甘棠之愛”。龍家自外公上幾輩就有多人出仕，且為官清廉，政聲隆顯。外公祖父諱龍溥霖，號濟生。光緒二年舉人，關心吏治，任廣西知府，曾署首府桂林等地，濟生公清正廉潔，望重閭里，生活簡樸，一心為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光緒九年，時值中法越南之役，濟生公奉職押運軍需糧餉往來諒山，不慎感染瘴癘，卻置眾人勸其緩行而不顧，唯恐延誤軍事，抱病入都。初時走水路尚可勉強堅持，自襄陽始走旱道，終於不支而因公道卒於邯鄲客店。後經廣西巡撫奏恤，得贈“光祿寺卿”，祀廣西昭忠寺。外公父親（我的曾外祖父）荔仙公諱龍紱祺，任岳陽學官及上海吳淞關稅務局長多年，後赴日本研習法政，歸國即任安慶府通判並巡警、法政學堂提調。因徹悟官場之弊，兩年後即辭官回鄉，潛心讀書著文輯稿，自稱所居草廬為“意園”——意想中之田園之樂也。外祖父青年東渡日本求學，是最早（1905年）的同盟會員，隨黃興、孫文積極參加民主革命。而同為京官的龍汝霖、龍湛霖（濟生公之兄、弟）以及龍璋、龍紱瑞等就更為人熟知。（詳見《攸縣龍家·外祖父和辛亥革命》，參見李全安所著纪实小说《巨族》）
長沙龍家書香門第、官宦世家，因而歷來十分重視子弟讀書受教育。龍家人個個飽讀詩書，諳熟辭章，又善於接受新學、新思想。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當時盛行“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環境中，龍家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樣讀書受教，絲毫不受歧視。龍家姻親也皆詩書世家，如湘潭胡家（代表人物有胡子靖<元倓>、胡邁<號彦遠，字卧佛>等，濟生公之胡太夫人<諱漱芳>和我的外婆就都出自胡家。另據承德表弟說，渣滓洞監獄中黨內地位僅次於江姐的胡其芬烈士也來自此胡家，是我們的表姨。）和長沙柳家（柳聘農、柳繼貞等為代表。荔仙公之柳太夫人<諱仲容，外公生母>就是長沙柳家人。）等。龍家各代夫人都知書達理，才學兼備，又賢惠儉樸，溫良謙讓。有這樣的家族傳統，故而在家境困難和戰亂頻仍的雙重壓力下，外公外婆也勉力讓母親兄長姐妹都各自完成了學業。一九二四年荔仙公仙逝，自那時起外公不僅要維持自己家庭的生計，遵荔仙公臨終囑咐還要負責姨母及幾個弟妹的生活讀書所需，總共多達十餘人的生活用度和學習費用全要依靠外公一人，他肩上的擔子十分沉重。為生存所迫，外公必須賺錢養家。但由於兵禍不斷，局勢混亂，根本無法穩定持續工作。在一處任职最長也不過三四年，最短僅數月而已，實在窘困時也只得讓母親姐妹輟學。外公常年輾轉各處求職，有時為了多一些收入還身兼數職。經過外公的不懈努力，在顛沛流離中，母親總算還是基本念完了小學中學。
1921年，母親入長沙私立周南小學讀初小。至1925年，外公任職株萍鐵路局，工作在醴陵陽三石車站，全家搬去醴陵。母親在醴陵縣立醴泉小學念高小，僅念了一年，1926年就因外公失業而被迫輟學，回到長沙。失學兩年後的1928年，母親以優良的成績考入長沙私立藝芳女子學校（曾國藩之曾孫女曾寶蓀所辦）讀初中。然而剛念完初二，由於戰火，1930年外公在長沙所賃寓所被大火波及焚燒殆盡，母親再次失學一年。期間全家隨外公謀職而在長沙、漢口輾轉。直到1930年由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盟會老朋友胡漢民（展堂）先生延聘外公在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任職，有了較穩定的工作後，全家遷往南京。1931年母親考入南京私立五卅中學念高一。半年後因滬上“一．二八事件”起，時局驟然緊張，外公即送家人回長沙，母親轉回長沙周南女中念高一下，後轉到藝芳女校念高二。1933年，再次轉學南京五卅中學念高三至1934年畢業，終於完成了高中學業。母親八歲開始上學，途中幾次失學，又因戰亂顛沛流離，居無定所，在如此條件下仍能僅以小學五年中學五年之學歷而考取大學，她付出的艱辛，汗水和刻苦學習的堅強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上图：這是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丙寅端午前一日母親醴陵醴泉小學歸途（着深色衣者）
上图：民國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母親四姐妹 醴陵陽三石車站寓所庭院 （父亲青少年时期没有留下照片。外公酷爱摄影，然浩劫后家中仅幸存数幅母亲及家人老照片，弥足珍贵。）龍家不僅詩書學問傳世，更思國家之強盛，憂民族之存亡，而又淡泊名利。富裕時可為民主革命散盡家產，視金錢為身外之物；貧困時為生計也但憑自身之力謀生存，絲毫沒有見利忘義、附炎趨勢、投機取巧的不義之舉。龍家長輩經常教育子弟：“丈夫志四方，決無株守家園理。”鼓勵他們外出闖世界，多接觸多了解社會，開闊視野。在家庭則重情感、輕禮法，常常列坐笑語、聲徹庭闈。所以母親姐妹兄長青年時期即紛紛離家遠行，外公外婆無一絲阻攔或露不舍之意。及至我們兄妹四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先後或讀書或工作或下鄉插隊離家，父母亦從不拖後腿，以致身側竟多年無一子女侍奉。父母養育之恩未能盡心回報，此為我終生第一大憾事。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裏長大的母親，既受到了傳統的學校教育，又接受家族家風的熏陶，並且年少時親歷了兵荒馬亂的顛沛和體驗了生活的不易。由此形成了母親勤勞刻苦、堅毅執著，聰慧善良、學識廣博，真誠直率、實事求是，重情義而輕財物、好助人為樂的品性。母親一生從不做無益之事、從不瑕疵人，母親教導我們最多的也是做人要真誠，要有良知。
上海復旦·重慶復旦·西南聯大·中央銀行
上图：三十年代的复旦大学校门
1934年夏，父親從長沙長郡中學高中畢業。告別恩師王季範校長，回姚家壩省母並各叔伯兄長後，準備考大學。由長沙轉漢口到南京，父親找到正在南京陸軍大學的叔父張訂頑，想要報考金陵大學，不巧此時父親卻病倒了，錯過了考期。病稍緩，張訂頑趕緊寫信通知在上海南市憲兵團的父親叔父張覺民，並給了父親旅資以及一年的費用，要父親立即去上海報考復旦大學。張覺民事先電告了在上海恒豐紗廠工作的堂兄張緒高，父親到上海後由他帶路趕到復旦投考並被順利錄取在復旦大學商學院會計系。
也是在1934年夏，母親從南京私立五卅中學高中畢業，隨後赴滬報考復旦大學，被錄取在教育系。這時外公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所兼教職二年已滿，不再續約，仍繼續任職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進入復旦大學後母親求學之路仍非一帆風順，雖未致失學，但是由於日寇全面侵華，隨復旦避難流離至廬山牯嶺，繼而遷址重慶，直到畢業。母親十數年的讀書生涯，堪稱坎坷之極。幸而外公在1930年任職黨史會後有較穩定的收入，全家不致生活無着，几位舅父也都已工作，經濟上雖不甚寬裕，卻尚可維持，母親也得以完成大學學業。
上图：三十年代的复旦校园
父親母親就是在復旦大學相識、而後相戀的。從進入復旦開始，他們就牢記校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身處復旦校園，父親深知這個讀書機會來之不易，常常懷念遠在故鄉的娭毑和張訂頑等眾多族中長輩，回憶他們對自己多年的諄諄教誨和傾力相助。父親特別回憶起1928年春參加由程潛將軍主持的“北伐名將”－－堂兄張國威的公祭儀式，兄長的音容笑貌始終縈繞在腦海裏。當年（1927年）端午節後不幾天，父親在醴陵北聯高小的朝會上驚聞張國威被唐生智、李品仙、何健用卑鄙手段殘害的噩耗，悲慟欲絕，痛哭不已，深深感嘆國人相殘何時了，父親從此時即立誓永不從軍。雖然張國威將軍已長眠岳麓山，生前許諾的送父親出國深造已不可能，但長嫂（張國威夫人，父親稱為長嫂）在夫君早逝，遺腹子張休揚尚幼的艱難生活中，仍不時幫助父親，鼓勵他好好念書，以求獨立，讓父親終生難忘。（關於張國威獨子張休揚，據2008年十一月十四日株洲日報報道《嶽麓山發現北伐名將張國威墓葬》，其中就載有張休揚的近況）除了張氏長輩，父親也常憶及表兄劉斐（劉斐<1898－1983>，字為章，醴陵人，中將。大革命時期在廣州和周恩來、鮑羅廷等一起工作。原屬李宗仁桂系，後跟程潛一道反蔣。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作戰主任參謀，參加北伐戰爭。1933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回國後任國軍第五路軍少將高參。抗日戰爭爆發後，參與指揮八．一三淞滬抗戰和臺兒莊戰役。後歷任國民政府中將軍令部次長、軍政部次長、國防部參謀次長等職。1949年4月任國民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代表，赴北平參加國共和談，和談破裂後赴香港。同年8月與劉建緒等44人在香港聯名通電起義，脫離國民黨。解放後在人大和政協以及民革中央任職。）對自己的教導和期望，盡管不能像少年時代那樣面晤受教，卻也常有書信來往。
上图：父親在上海復旦大學校園（約在1935年間）
上图：父親在上海復旦大學校園（約在1935年間）
上图：母親在上海復旦時所攝，老相冊中原來有一張八寸的，記得相同風格的還另有一幅，是母親同學和好友查良佩女士（作家查良鏞之姐），可惜在十年浩劫中都沒能保存下來。
上图：母親在上海復旦時所攝
母親經歷了小學中學十年艱苦的求學過程，兵慌馬亂中一家人居無定所顛沛流離以致數度失學，又目睹外公為家庭生計到處奔波而辛苦勞累，讓她深感讀書和生活的艱辛不易。終於跨進復旦校門，母親尤為珍惜這寶貴的學習機會。她牢記攸縣龍氏官宦世家、書香門第的家風祖訓，決心更加刻苦努力，立志學好知識，雖身為女子也要為龍家爭光。之所以報考教育系，是為了將來能在教育上幹一番事業，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掌握自立於社會的本領。母親的知識面很廣，國文、數學、英語各科均頗有功底。記得我念小學中學時回家做作業，遇到難處經常向母親求教，總會得到滿意的解答，尤其是在數學方面。其實那時母親已有很多年沒有接觸中小學課本特別是解放後的課本了，但仍思路清晰，條理分明，解答難題令我信服，可見母親當年學習之紮實，掌握知識之牢固。這完全是由於母親受外公多年培育，養成了嚴謹踏實的學風才能如此。這樣良好的學風也影響了我們兄妹乃至後輩，實為家傳。
上图：1935年夏攝於南京三山里（或四海里）寓所 母親正就讀上海復旦大學。左起為三舅（任教中央大學）、母親、外公、外婆、四姨、大舅媽、大舅（任職歐亞航空公司）、 二舅（時任中央軍校教官），前排為五姨、六姨、筱嘉姐，四舅因上海海關公務未回南京。
在復旦大學，父母親度過了最初二、三年較平靜正常的校園學習生活。然而當時的政治形勢之下，在復旦的人員成分很複雜，有中共地下黨員，也有很多國民黨特務學生。因預先有思想準備，父母親在大學走得近的大多是較為了解的湖南同鄉同學或懷有共同志向有共同語言的老師和同學，如李炳煥（福建人，復旦商學院院長，李登輝校長得意門生，教父親經濟學，後為父親進中央銀行作保。解放後曾任上海財經學院副院長。）、萧迻山（湖南醴陵人，復旦文學院中文系講師。與父親很投契，父親經常在他房內看書、一起吃飯。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後離開復旦去河南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任程潛秘書，後在西安死於日寇轟炸。父親剛進復旦時就是他千叮萬囑要父親留意校園裏魚龍混雜，不要參與任何黨派活動。）、雍家源（字海樓，江蘇南京人。會計學家，復旦商學院教授，現代政府會計制度的設計者，解放後任上海財經學院教授。父親畢業時經他介紹去西南聯大工作。）以及劉隆惠（湖南沅江人，又名劉濟安，記得父親多稱他“濟安”。在復旦同住一間宿舍，是父親很要好的同學，當時讀銀行系。解放後我家住在山陰路大陸新邨，他家就在斜對面的興業坊，兩家人經常互相走動，我們全家都很熟悉他，我們兄妹叫他劉伯伯；他夫人也姓劉，北方人，極為爽朗好客，幽默風趣，我們稱她劉阿姨。有資料說劉隆惠是臨澧人，並說他青年時期曾參加共青團和共產黨並有革命活動，這些倒沒聽父親說過。只記得他曾在東體育會路上海俄專<上海外語學院>工作，後來在財經學院帶研究生。）、於兆熙（長沙人，父親中學、大學十年同學，後定居香港。記憶中他回上海時我見過他一兩次。他有老祖母孤身一人住在長春路某公寓，我們稱她“於姥姥”，很多年來父親常照顧她，兒時每年春節父親都帶我去給她拜年。）、蕭澤國（長沙人，父親中學大學十年同學，在臺灣時曾任職臺北專賣局。解放後經王季範推介在北京華僑飯店工作。）、賴永（醴陵人，父親中學大學十年同學，解放後在南京任中學校長。）、廖季立（江西吉水人，時為復旦新聞系學生。賴永介紹他與父親相識，並托父親在生活上照顧他，1936年他患病，父親曾在經濟上給予資助。1938年初他即與劉明夫<曾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一道赴延安參加革命。解放後歷任國家統計局處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局長等職，文革以後還與父親有書信來往。我沒見過他，但他的大名我聽父母親間多次提及。）等。大家平時談得較多的話題也主要是怎樣學好知識，以求出國深造，學成回來如何報效國家，並互相許諾經濟上彼此扶持。思想進步的廖季立、賴永、劉隆惠等人給父親帶來較多正面的影響。他們師生同學之間感情甚篤，經濟方面也不分彼此。父親那時學習很刻苦，課餘時總泡在圖書館埋頭苦讀，極少上街或遊玩。除了努力學習，他們還參加體育鍛煉，如柔軟體操、遊泳、打網球等，都知道身體健康之重要。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繼而八·一三日寇進攻上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父母親平靜的學習環境被完全打破。七七事變既起，根據當局安排，復旦大學避難撤退，先與上海光華大夏大學一並遷到江西廬山牯嶺（復旦光華大夏聯合大學），年底又再遷重慶北碚（重慶復旦大學）。遷校牯嶺前，父親趁暑假回湖南省親，拜望娭毑和張訂頑等長輩，因等待遷校通知，在長沙住在堂兄張彀中家裏。此時張彀中將軍（時任十五師四十四旅少將旅長）已經接到命令，正整裝准備帶部隊趕赴上海抗日前線。張彀中將軍此行已抱必死之心，誓與日寇決一死戰。此次兄弟見面僅兩三天，父親就送他上兵車出發，未料到竟成永訣，不久他犧牲在上海羅店前線。張彀中將軍這種堅貞不屈之民族氣節和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是值得我們後輩牢記的。如同張國威將軍一樣，張彀中在父親心中永遠是一個愛國、堅強、正派、耿直、仗義、無私的一個好兄長。
就在父母親隨復旦大學避難江西牯嶺繼而又遷到重慶的那段日子，外公卻因公先家人一步離開南京－－護送押運黨史館珍貴史料，經江西蕪湖、湖南長沙、湖北漢口而到重慶，歷盡艱險。而在南京的外婆和其他家人則由外公叔父萸溪公（龍紱瑞）帶領從南京到長沙後再轉避至陪都重慶。外公是到重慶後才得以與親人重逢，可以想象劫後餘生家人再相見時的悲喜交集，然而戰亂對人心理上的折磨大概也只有親歷過的人才能體會最真切。更何況就在他們都離開後沒多久，南京就被日寇占領並且發生了震驚世界、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1938年夏，父母親雙雙從重慶復旦大學畢業，記得父親曾經說過他的畢業論文為《資產負債表論》，頗受好評。當時日寇戰機已開始對重慶施行舉世罕見的大規模轟炸，企圖以此打擊國人抗日的信心，當然終究未能得逞。父母也就在淒厲的警報聲和侵略者震耳欲聾的炸彈襲擾中完成了大學學業。
父親由商學院教授雍家源先生向教育部推介、由復旦大學保薦，委派至昆明西南聯大會計室工作。母親則經復旦吳南軒校長推薦、雲南省教育廳長龔自知先生轉介，也前去雲南昆明。父親參加工作後，開始有了收入，經濟上不但可以自給，還可供養娭毑，且開始稍有積蓄，並想到如何回報諸位長輩。母親工作後，也減輕了外公肩上的擔子，外公甚感欣慰，記曰：“長女煒畢業復旦教育系，由其校長介往昆明。雖道遠，然自此能自食其力，不賴父兄，亦可喜也！”母親也為自己能立足社會感到很自豪。
父親初到昆明西南聯大會計室工作時，據他回憶，當時月薪為滇幣240元，合法幣120元。父親自己每月僅花十多元作夥食費，寄給娭毑五六十元，自己還可以有二三十元積蓄。此時父親已完全不需要叔伯兄長資助，並且可以給他們回報。當時有這樣的工資收入主要是得益於時任雲南教育廳長龔自知先生的力爭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先生的支持。龔先生提出要把雲南省內的煙稅全部撥給教育廳作為教育經費，龍雲照准，所以當時教育界同仁收入還是不錯的。在昆明雖然經濟境況已有改善，但父親始終不敢忘卻這十多年的艱苦生活是怎麼過來的，依然保持著儉樸的生活習慣，並一直延續終生。
1938年母親到昆明後，十月先被雲南省立昆華女子師範校長羅志英聘為科任教員。因在教學中感到知識不甚完善，於是在1939年二月辭去此職，考入西南聯大師範學院第二部學習。經過半年的進修學習，八月再次被聘昆華女子師範專任教員。一年後，1940年八月又由西南聯大師範學院主任黃鈺生聘為專任教員，從此母親開始了她的教師生涯。我想，外公多年來就憑自身的學識教書育人而養家活口，母親是親身感受到的，也許就因此母親也選擇了這條道路。數十年來一直到解放後，除了在臺北短暫任職專賣局和因身體原因或戰爭因素家居外，母親在教師崗位上堅持到退休。
父親剛到昆明西南聯大時，收入較豐，生活無憂，然而好景不長，隨着日寇侵華戰爭全面升級，昆明物價飛漲，開始感到生活不安定。再则他總覺得學校會計工作沒有什麼發展前途，不甘心長期就這樣幹下去，所以父親一邊工作一邊在尋找機會。終於到1939年秋，父親在報上看到了一則消息，國民政府決定由中央銀行總行（重慶）代理國庫，為施行公庫法，舉辦行員訓練班，公開招考年青、有文化、有志於銀行事業者進行培訓後補充為中央銀行行員。父親當即就報名參加考試，當時昆明雖在大後方，但日寇的飛機還是經常騷擾轟炸，環境混亂，要考的科目也不少，而且又沒時間複習，然而以父親的學歷、文化功底和業務能力，很輕易就考取了行員訓練班高級組。於是在1939年九月，父親返回重慶，在張家花園央行總行設立的行員訓練班高級組接受公庫業務訓練，課程內容有：公庫法、公庫會計、存匯款、銀行實務、貨幣學、經濟學、應用公文程式、財政法規、三民主義等。三個月後，父親從訓練班畢業，自此就開始在中央銀行工作。
1939年十二月從央行行員訓練班畢業，由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炳煥先生和訓導主任溫崇信先生（曾任北平市社會局長，後去臺灣）擔當保人，父親被中央銀行總行派到湖南衡陽分行，1942年十二月，調耒陽分行。1944年日寇為打通粵漢鐵路，發起了衡陽大會戰，耒陽分行隨湖南省政府還曾短期遷湖南南部邊陲藍山縣。1944年九月父親又調福建長汀分行，直到日寇投降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十月，才奉調去了臺灣。母親則是在1942年一月辭去西南聯大師範學院的教職，赴衡陽與父親相聚，二月即受聘衡陽大剛中學專任教員。這年春天，父母結了婚。而後母親就隨父親一同到耒陽、藍山、福建長汀直到1946年五月再去臺北。此前在1942年暑假，聞大剛中學要解散，母親因懷孕和身體不適就已辭去了大剛中學的教職。
早在1927年冬，父親在醴陵北聯高小，正逢畢業考試時，由家族長輩做主包辦，要年僅14歲的父親娶周姓女子為妻。儘管父親一百個不願意，然而當時的社會環境、舊中國的封建傳統、加上娭毑懦弱父親又年少，最後只得屈從。父親與周某根本就毫無感情可言，幸好常年在外讀書，回家的日子很少。但而後得知周某有虐待甚至打罵娭毑的行為，父親為此十分憤怒，數次提出離婚。周某生一子一女，即我同父異母的兄姐。記得大哥叫張輔藩，解放後在上海某中學教書，小時候見過，他上學期間曾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大姐叫張仁靖，僅依稀記得她的面容，在照片上尚能認出。1950年她參加志願軍赴朝抗美，回國後定居陝西，卻婚姻不幸，以致精神受刺激，直到她的兒子長大成人工作後才有好轉。幾十年來父親始終和大哥大姐保持聯繫，並盡自己的能力不定期給予他們經濟上的支援。聽友蘇妹說前些年大姐的兒子即我的侄子還去過山陰路大陸新邨舊居尋親，他叫張翔，在陝西咸陽，工作還很不錯，遺憾的是我沒見過他。1940年間，由於與周某的婚姻根本無法維持，父親離婚態度堅決，由張、周兩家房族間長輩作證，依照鄉間民俗與她解除了婚姻關系。限於社會條件，當時沒辦法到政府有關部門辦理手續。雖然母親知道並理解這一切，父親還曾把有關文書交給母親過目，但是父親總覺得虧欠母親而終生內疚。現在看來，父親和周某都是封建社會和舊禮教的犧牲品，尤其後者，十分可悲可憐。
1938年夏季在重慶復旦臨畢業前，父親曾收到河南南陽軍管區司令部來電，稱頌公（即程潛將軍，字頌雲）邀父親赴河南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任少校軍需官，父親婉言謝絕了。父親估計是蕭迻山先生（他已於八·一三後去河南就任程潛秘書）向程潛推薦的，因為在復旦時父親和程潛之子程博鴻同他過從甚密，蕭迻山了解父親與程潛的親戚關系，父親又恰巧學的是會計專業，所以才會有這封來電。然而父親自從敬愛的兄長張國威將軍正值英年卻被宵小殘忍殺害後，就已經下定決心永不從軍，所以婉辭了。
在衡陽分行和耒陽分行時，除了正常銀行業務之外，父親一度還秘密擔任過“通訊員”職務。所謂“通訊員”，實際上職責就是暗中稽查所在分行人員中，尤其是分行經理、系長、課長等管理幹部是否有貪污、舞弊、“大小貼”等貪赃枉法行為，查證後密報總行處理。當時這項工作相當保密，總行用密件下達任命，上下聯系不用姓名而使用代號，並只對總行負責。父親盡心盡責，也查獲了幾件貪腐案。父親之所以接受擔任通信員，想法十分單純樸素，那就是他認為國難當頭，全民抗戰，作為中國人理應為國家出力。
在衡陽分行時，1940年秋冬時節，父親突然接到總行密令，黃色毛邊紙上有：茲派臺端為該分行通訊員。茲據四聯總處（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聯合辦事處，為戰時最高財政金融機構）××××號文轉發，舉凡該分行一切人員，如有舞弊資敵（指對淪陷區）、貪污（如利用鈔票大小貼等）事情，應即密報總行。通訊不得用姓名，應用代號“××××”。不得泄露機密，不得假公濟私，受人賄賂或故意陷害他人。密報總行時應用牛皮信封以火漆封固云云。
衡陽素為兵家必爭之地，地處湘贛粵桂交通要衝，為當時抗戰重鎮。央行衡陽分行又是銀行中的樞紐，軍政人員與經理潘承炯往來密切，行中進出人員混雜。那時父親剛工作不久，但是慢慢察覺到賬目混亂，又發現了潘和有關人員的反常行為，後查得他們利用職權，勾結汽車司機，用央行的好幾輛汽車專跑曲江、金華、鷹潭、南雄等地大做生意，並用盡手段以公款進行大小貼漁利。父親上報後，總行稽核處派稽核於廷弼查處，查了數月之久終於結案，過後衡陽分行從一等分行降為三等分行，開除了出納課長，營業課長記大過，調換了會計課長。正要動潘承炯時，卻因同他關係密切、時任湖南省主席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竭力說項，潘承炯竟然保住了經理職位，衡陽分行也經他活動上層從三等又升至二等分行。當時此案轟動央行西南各省分行，影響很大。而父親未曾想到的是總行人事處視察專員陳樹周假借來衡陽視察，竟把此中原委和父親通訊員身份密告潘承炯，潘就趁戰事告急，湖南省政府遷耒陽之機，動用關系在1942年十二月把父親調到耒陽分行。臨行前父親向總行提出簽呈，辭去了通訊員職務。
到耒陽分行後，1943年春，父親又接總行密令，派為衡、耒兩行通訊員。期間父親揭發了經理陶某和庶務員姚某貪污案。看來這樣的反貪腐辦法，雖有一定的實際效果，但是處理時卻受各方關係牽制太多，父親感到沒什麼太大的意義，所以不久即辭去了此項職務。當年9、10月間，父親奉調福建長汀分行，整理行裝時即把兩封密令燒毀，過後央行也沒再提起此事。當時擔當“通訊員”的人一定要正直忠誠、不畏權勢並不為金錢利益所誘惑，而且有相當的危險性。更何況當通訊員沒有任何額外報酬，父親在那時能做到這點確實不簡單。這是他十多年所受正面教育、特別是王季範老校長六年諄諄教導的結果。在當今社會，即使有類似反貪行動，能夠並願意擔當此類任務的人大概也不會太多吧。 1943年一月十九日，祖弘兄出生在湖南耒陽。
上图：父親母親和祖弘兄 1943年攝於湖南耒陽
父親在衡陽、耒陽時有較多機會回家鄉看望娭毑和眾叔伯長輩，此時堂叔張訂頑因病在家鄉休養，他離開軍隊後家裏生活也不寬裕。父親常去拜望並盡力給予經濟上回報和精神上的安慰。多年來父親和娭毑一直受到叔祖善夫四公和張訂頑很大的經濟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鼓勵，父親時刻牢記在心。遺憾的是張訂頑病勢日益加重，回天無力，於1943年病逝，年僅五十歲。為此父親萬分悲痛，他成長道路上對他最重要的、對他幫助最大的三位長者－－張國威、張彀中、張訂頑都相繼離開了人世，父親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擊。
在衡陽、耒陽時父親因業務往來還和時任湖南省財政廳長的胡邁先生常有聯系，並得到他的教育和勉勵。胡邁（1883－1960），字臥佛，號彥遠，湖南湘潭人。他是外婆的四哥，胡元倓（子靖）之侄，即是母親的舅父，幼年隨叔父胡元倓生活。清光緒二十九年赴日留學，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後曾任職明德學校，並任湖南省參議員。民國13年，在廣州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上校主任秘書。後長期主持財政，任湖南省財政廳長等職。抗戰勝利後，擔任明德中學校長，1949年還積極參與了湖南和平解放工作。父親從胡邁先生那裏獲益良多。
1945年五月五日，祖淳（仲清）兄出生在福建長汀。
上图：祖弘、仲清二兄 1945年福建長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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