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祖淦
上海·文革
1949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軍進駐外灘24號原中央銀行大樓，接收了央行的一切事務。因母親帶着我們還在長沙，父親這時在上海是單身一人，就住在24號樓上。此前央行不少人員已隨政府官員一起避往臺灣。解放軍軍代表找到了父親等留下沒走的人，動員勸說大家留下來繼續工作，並立即開始準備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開張。到六月一日，銀行正式營業。父親也由此從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員成為新中國中國人民銀行的職員，按照後來流行的政治用語，即從此“參加革命工作”了。
從那時起一直到1956年三月，父親先後在人行上海分行公庫部（文書，庫款，機關存款，團體貨幣管理等各科）、第三儲蓄所、邑廟區辦事處及新北門分理處、第二儲蓄所等部門工作，主要任務就是查帳和開展公債業務，期間擔任過辦事員、組長、儲蓄所負責人，其間還帶職參加了人行上海分行舉辦的第二期和第八期幹部輪訓班。
上图：1950年夏攝於長沙 父親接我們去上海前
1950年七、八月間，父親在上海工作安定後，就把母親和我們以及娭毑从長沙接到上海，由人行分配安排住在山陰路（那時叫施高塔路，我小時候還見過老路牌）大陸新邨，魯迅先生故居就在大陸新邨九號。據說日偽時期這裏原是日本大陸銀行宿舍，這時就成了人行職員宿舍了，我們就此安家滬上。我在這裏度過了自幼年、童年、少年到青年時代，1968年夏才離別此地赴四川工作。祖弘仲清二位兄長則是因去外地讀書在我之前就已經離家。過後友蘇在“一片紅”的口號下也離家插隊農村，家裏就只剩父母親二老了，直到友蘇返城回滬。大陸新邨給我留下許多童年少年時的美好的回憶，但也有文革帶給我們的辛酸苦澀，有時都還會在睡夢中浮現。現在大陸新邨舊居由友蘇妹一家居住。
1951年一月，母親經上海當時的提籃橋區文教科考核、並經市教育局考試，在上海提籃橋區私立普元小學任教，半年後，原任校長辭職，母親接任校長。母親於復旦大學教育系畢業，又曾在昆明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進修，並且教過中學，所以對這些工作可以說是駕輕就熟。1952年八月，母親由市教育局抽調並經過考試後，調到位於軍工路的第一機械工業部（當時稱為重工業部）屬上海機器制造學校任教。1957年學校曾受到強龍卷風襲擊，校園內多棟樓宇損毀倒塌，死傷不少學生和教師，幸好母親當時不在倒塌樓內上課而逃過一劫，同教研組的好友劉念萱老師卻不幸受重傷，後來腿部留下後遺症。記憶中上海市區遭受龍卷風災害並造成人員傷亡的好像僅此一次。1958年學校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軍工路原校址成立上海機械學院，文革後改為上海理工大學。另一部分遷到復興中路1195號，仍名上海機器制造學校。這裏先前是中法大學、國立高級機械學校，歷史悠久，師資和教學設備均屬一流，我就在這裏學習了五年。我畢業後母校又改名為上海高等機械專科學校，後並入上海理工大學，為上海理工大學復興路校區。母親到校後擔任“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也即企業管理課程教學，1954年十月到1955年八月，因教學需要，學校送母親等教師去上海財經學院進修了將近一年，當然那時所學所教均是蘇聯的那一套模式。母親在財經學院進修結業，就回到復興中路上海機器制造學校“工業企業組織與計劃”教研組任課，並擔任教研組長，一直到1968年退休。
上图：母親在辦公
上图：1955年母親在上海財經學院
五十年代初期，政府要加快發展教育事業，但是師資力量十分缺乏，於是就從各單位抽調文化素質較高的人員，動員他們改行加入教師隊伍，同時其它各行業也在搜羅各種專業人才。1956年三月，父親剛從人行第八期幹部輪訓班結業，經領導動員，父親同意服從抽調並填寫表格後，即奉分行人事處令立即又參加上海教育局中等學校師資訓練班，從那時起就開始了他的教師生涯。父親回憶當時他有兩個選擇，一是填教育局的表，以後當教師；另一個是填輕工業局的表，以後到輕工業局工作。因為父親從小接受傳統教育，有國學根底，多年來十分喜愛文學，特別是古典文學，所以就選擇了當語文教師。可是父親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這個選擇讓父親在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中多吃了不少苦頭。
1952年十一月十七日，小妹友蘇出生在上海。
1956年八月父親完成了上海教育局師資訓練班培訓，分配到位於高陽路的繼光中學擔任語文教師，1960年由於小中風身體不適，一度在總務科工作。後來上海陸續新建了一批學校，父親先後又被調到昆侖初級中學、凌雲初級中學（後改名魯迅中學）、新虹中學，都是擔任語文教師，且大多擔任畢業班教學。父親以滿腔熱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教書育人的教學工作中，工作極其認真負責，無論教古文古詩或是現代文學，都深受好評。我現在還記得，父親天天都工作到深夜，一支煙一杯濃茶陪伴着他認真備課，寫教案，仔細批改作業，連周末亦如此。每每我一覺醒來，總是見到父親還在伏案工作，抬頭看鐘，多是12點已過，而翌日清晨，父親又精神飽滿地去學校了，在我的記憶中每天都是這樣。直到“文革”開始父親受到史無前例的衝擊乃至批鬥，他還是一如以往伏案到深夜，不過這時卻不是準備教案，而是反覆無休止地寫那些與教學完全無關的所謂“交待材料”和“認罪書”了。
1956年春夏間，娭毑因病去世。記得娭毑誕生於1888年，由此算來終年68歲。她老人家走得很安詳。我還記得她躺在床上，神色平和，臉上沒有一絲痛苦。自從祖父去世後，娭毑一直和父親在艱難困苦中相依為命，靠勤儉持家和眾親戚的幫助扶持，終於讓父親讀到大學畢業，並有了一個還算體面的職業，她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特別是在上海的這幾年，全家共享天倫之樂，想必娭毑已經滿足了。對於娭毑，幼年在長沙時的印象已十分淡薄，在大陸新邨時的記憶中，娭毑是個慈祥和善的老人，雖然沒有什麼文化，卻時常教我們哼唱一些醴陵鄉間的老民謠，蠻有趣味。
回想起來，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我們一家的生活是很幸福的，全家老少相親相愛，閑暇時談天說地，古今中外奇聞軼事無所不包，其樂融融。父母喜愛古典音樂，家裏有不少老式的膠木唱片，還有一架美制哥倫比亞公司產的手搖唱機。唱片內容都是諸如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世界音樂大師的作品和著名輕音樂曲。家裏經常回蕩著《田園交響曲》、《命運交響曲》動人的旋律或是《弦樂小夜曲》、《輕騎兵序曲》、《威廉·退爾序曲》、《塞爾維的理發師》、《杜鵑園舞曲》等世界名曲悠揚的樂音，全家人都陶醉其中，百聽不厭。受到父母影響，二位兄長也很喜歡音樂。除了欣賞古典高雅音樂，那時有一本《外國民歌二百首》，他們經常學唱，時而引吭高歌，當然多數是蘇聯歌曲，但真的很好聽。在這樣的家庭氛圍裏我也喜歡上了古典音樂，幾十年不變。高雅動聽的音樂能陶冶性情，直到現在我還時常播放欣賞。當然今非昔比，後來早已不用手搖留聲機了，取而代之的是錄音機、家庭音響設備直到近幾年使用的多媒體電腦，音樂源儲存媒介也從膠木唱片到磁帶到CD直到今天的硬盤。十分懷念那段歡樂的日子，可惜好景不能持續，因為“文化大革命”來了。
上图：我們全家 1958年攝於大陸新邨
上图：大陸新邨父母親和我及友蘇妹
1966年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接着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開始。那時我正在母校，三年級還未念完。一時間整個社會都陷入了極度瘋狂，我校當然也不例外。從早到晚外面亂哄哄的，淒厲的汽車喇叭聲、震耳欲聾的鑼鼓聲、聲嘶力竭的口號聲、嘈雜喧鬧的打砸聲不斷，到處不分日夜地鬧起了“革命”。各學校各工廠各機關各單位，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包括各條馬路，到處都貼滿了大字報，風一吹來紛紛揚起，一眼望去，如同遍地都是白色的紙幡。沒有法理，沒有是非，沒有人性，無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特務”、“反動學術權威”等“牛鬼蛇神”紛紛被批鬥被關押甚至被迫害致死。在所謂的“紅色恐怖”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人人自危，不知道何時厄運就會降臨到自己頭上，真是“沒做虧心事，也怕鬼叫門”。在那個年代，當領導的就是“走資派”，搞過地下工作的就是“叛徒”，知識豐富的就是“反動學術權威”，留過美的就是“美國特務”，留過蘇的就是“蘇修特務”，父母去過臺灣，就“順理成章”地被懷疑為“國民黨特務”了。沒過多久，父親母親都被迫離開了教學崗位，其實那時也無課可教－－全國的學生都在破四舊、揪鬥學校的“走資派”領導和各種各樣的“牛鬼蛇神”、參加全國大串聯，課早就停了。父親被關進“牛棚”，挨批鬥，幹重體力勞動，不斷寫檢查。母親稍好，但也被送到學校實習工廠做油漆、清潔、搬運等雜務工。大陸新邨的家則先後被父親學校的紅衛兵抄了兩次，他們把我家所有的唱片、有關臺灣的風景圖片畫冊等，還有許多他們認為是四舊的物品悉數擄走，絕大多數老照片也毀滅殆盡，到最後卻未發現丁點根本就不存在的“國民黨特務罪證”。惱羞成怒的紅衛兵們泄憤般地在家裏雪白的牆上畫境線上方用黑墨塗了通欄標語，都是“砸爛”、“打倒”、“投降”、“滅亡”等當時流行之詞，再加上粗大無比的感歎號，以示震懾。後來父母親被“解放”後，我們想把它們搞搞乾淨，可是那些墨跡用白石灰反覆粉刷卻怎麼也遮蓋不住，很長一段時間總是頑固地透顯出來，直到後來友蘇妹裝修屋子才徹底清除掉。
1968年八月我離滬赴川工作，1969年初被單位安排到上海實習。此時學校對母親已基本作了結論－－家庭出身高級職員，本人成分職員。然而父親的境況未有改善。那兩年，父親還長時間被下放到農村，說是參加“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實際就是參加勞動，改造思想。我記得父親去的就是張彀中將軍殉國的羅店地區。父親平時就住在鄉下，一星期只有在周六傍晚可回家一次，而周日下午又要回去報到。年過半百的父親，幾十年來沒從事過強體力勞動，每周回家總是顯得十分疲憊，但他總是強裝出笑容，表現出沒事一樣，我心裏知道父親是不想讓我們為他擔心。可是那時我除了安慰父親，陪他說說話，替他沏茶點煙外，還能夠做什麼呢？
比起下鄉勞動，在學校“牛棚”裏那就更摧殘人。除了要做打掃衛生等體力勞動外，常常周日也要去學校報到接受批鬥，寫檢查交代，幾乎沒有休息日。在學校父親還常遭受非人待遇，好多次回到家頭臉部有傷，身體各部位總是多處瘀青，要貼許多膏藥，我就多次幫父親腰背部貼過。我每次問其原委，但父親從不和我說明，其實我心裏早就明白。無法想象那段日子父親是怎麼熬過來的。具體的較詳細情況我是後來閱讀整理父親遺留的以交代檢查底稿為主的一些文字材料，從字裏行間才看出來。當時由於問不出什麼有價值的材料，父親經常被往牆上推搡、毆打，那些人甚至使用木板麻繩等兇器。被打傷後父親去就醫，為了對症治療，自述病況時把受傷原因如實告知大夫，大夫就填寫在病歷卡上，因此暴露了他們打人的事實，可是這又成了他們新的批鬥毆打的理由。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這些人如同吃錯了藥般，靈魂極度扭曲，把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徹底暴露了出來，如此凶狠殘忍，對教育培養自己的、年已五六十歲的老師竟下得了手，不知這些人後來是否有所自省。文革開始時我也是學生，也寫過大字報，也加入過大串聯隊伍，也參加了紅衛兵（以文藝宣傳隊演出活動為主），但我從來沒有也根本不會參與打人，即便是“真正的壞人”，更不會去參加武鬥，我想這一定和個人的成長環境有關。十分可笑的是，父親每份檢查交代結尾處落款本來只署自己姓名，可是後來通不過了，說你是“牛鬼蛇神”，一定要在姓名前加上“國民黨殘渣餘孽”這頂帽子，並為此又借機批鬥一番，這樣父親又得多寫一份“認罪書”。
父母親被迫寫了許許多多“檢查交代”和“認罪書”，但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所寫材料中，包括受其他單位外調人員詢問時，牽涉到他人的情況，無論是親戚還是以前的同鄉、同學、同事、上下級，直至諸如陳儀這樣的國民黨要員，父母親總是實事求是，是怎麼就是怎麼，從沒有為了自己早些脫離困境而加油添醋，更不曾因別人的“誘導”而落井下石、陷害他人，始終堅守着知識分子的良心底線。正因為這個原因，文革結束以後，許多老同學老朋友包括原來已經長期失去聯系的人卻又重新來往或通信了，如廖季立、賴永等人。
上图：母親和她的學生們
其實以打人取樂、下狠手的還是極少數，大多數群眾都反對他們的這些野蠻行徑，只是在那個情勢下不便說不敢說罷了。父母親的許多學生還是有情有義，不忘師恩，經常有學生來家裏看望他們，共叙以往的學校生活。每次他們的到來，都給父母以莫大的慰籍。相對肉體所遭受的侵犯，父親母親知識分子的自尊被無情地褻瀆，在人格上、精神上的折磨對他們的打擊更大。原來家裏常有的樂曲聲和歡聲笑語沒有了，家裏長期籠罩着使人壓抑的陰雲，沉重地壓迫在全家人的心頭，使人無助，甚至使人絕望，當時卻不知何時能夠雲開日出重見青天。
文革開始一年多來，學校停課，工礦企業不招工，大學不招生。為收拾失控的局面，1967年十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並對工農業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但由於動亂局面仍在發展，社會的震蕩和混亂卻無法制止，甚至愈演愈烈。“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一個接一個。直到1968年下半年，仍然未能復課，大學仍然不招生，而已經“畢業”的中學生既沒有升學的希望也沒有工作的機會，只能被打發到農村插隊，名曰去“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成千上萬插隊知青一樣，友蘇妹就是在那時去農村的，而根本沒人來考慮也不會顧及父母雙親年老力衰，身邊是否應有子女照顧。
上图：父親和他的學生們
上图：學生們來看望父親後合影留念
好在最後父母親都終於熬了過來。話說回來，相比在全上海乃至全國在文革期間受迫害的無辜的幹部、學者、科學家、藝術家以及其他各行各業被冤枉的不計其數的人民群眾，父母親的結果還算好的，起碼他們熬到了平反解放的一天，又重新做回了有尊嚴的人。聯想到貴為國家主席都可以隨便就害死，想到那些被打殘、打死、被折磨得精神崩潰、自殺了卻還要背上“畏罪”、“自絕於黨和人民”罵名的人來說，父母親還是幸運的。這時母親到了退休年齡，已經按照規定正常退休了。母親退休在家，少了學校裏的那些煩心事，到公園走走，有時幫助里弄居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和一批戲劇愛好者一起唱唱昆曲……，倒也自得其樂。幾十年未碰面的兄妹（我的舅舅姨媽），也有機會相見，他們來上海，或是母親前往外地。每逢這個時候，母親的心情就要開朗許多，就如同我們回家時一樣高興。母親也經常整理照片，回憶往事，還常細閱外公所撰的《鱗爪錄》和《意園殘稿》等，想記一些有關外公的故事留給我們，可惜沒能實現。去年我寫《攸縣龍家·外祖父與辛亥革命》，就是想完成母親的未竟之事，只可惜為時已晚，多數細節都無從查考。雖然我已盡力回憶母親對我說過的內容，並從現存僅有的文字裏尋找答案，但總覺得內容不夠充實，未能詳盡反映所有發生過的值得紀念的往事，於今也只有空留遺憾了。
上图：父親母親在虹口公園
上图：父親和我在山陰路舊居前門口
1969年底我在上海的實習期結束，又回到四川。從這時起，一年一度的探親假就是我唯一能見到父母的機會，每次回家總感到時間過得飛快，假期轉瞬即逝，只得戀戀不舍告別雙親，再次遠去數千裏之外。1974年九月我結婚在四川成家後，就不能享受探親假了，直到1981年，國家才下發文件規定允許我們四年探一次父母。1984年底設法調動到東部後，離上海近了，交通又便捷，才可以有較多的機會回上海，然而這時父親已經離開了我們。 1975年九月十三日，小女海兒出生於上海。
上图：一九七六年春節 我們的全家福
記得後來幾次探親回家，感覺上父親的境遇逐步有改善，也上講臺教課了，但是他的身體健康狀況卻在慢慢地下滑。以前父親腰板直挺，行走如飛，精力充沛，說話也中氣十足，極少患病。可是經受這幾年的身心折磨，精神就大不如前了，白髪已明顯增多。每隔一年，都有這樣的感覺。這麼多年不辭辛苦、嘔心瀝血，忘我地投入教學工作，加上文革受到的不公正對待，特別是精神上的重壓，父親的身心都已經不堪重負。雖然境遇在一點點好轉，但父親的身體卻已被壓垮了。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文革結束的1976年底，父母親才真正地在精神上得到解放，這時他們都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
上图：父亲
父親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於1980年七月被確診為癌症，那時我還在四川內江。接到家信得知此訊，我心急如焚，立即就向領導彙報並爭取到一次出差上海的機會。到家後見到父親消瘦了許多，臉色很不好，精神萎頓，說話也有氣無力，見到父親如此狀態我心裏很難過，但又不能顯露出來，很無奈。我的回家給父親帶來了一些安慰，也讓我有機會可以陪伴他，舒緩他的病痛。然而病魔來勢凶猛，父親身體已經很虛弱。可出差任務總有結束時，我還得回單位。臨上火車父親還要我不要擔心他，要好好工作。
1981年國務院下發可以四年一次探親（探望父母）的文件，單位剛執行此政策我就立即在五月請了探親假啟程去上海，父親得了這樣的病，我總有不祥的預感，所以只要有機會就想去陪伴他。時隔不足一年，父親的身體更虛弱了，沒多久就去醫院動了手術。我陪他去住院、手術、出院，可是出院後情況看上去還是不好。雖然父親總是強打起精神，可是我心裏明白父親是不要我為他擔心。正逢此時學校又發下中組部《幹部履歷表》要填寫，然而父親此時幾乎連寫字也感到很吃力了，我代父親寫了一部份草稿。能在父親需要的時候在他身邊，作為兒子能盡一份孝心，能給他精神上帶來一絲慰籍，可以舒緩父親的病痛，也減輕一些我內心的因沒能好好照顧父親而產生的歉疚。假期結束，告別家人後我仍回四川，但萬萬沒想到這竟是與父親的永訣。
上图：母亲
1981年七月上、中旬，四川全省廣大地區發生了百年一遇的持續特大暴雨並引發特大洪水，一百餘市、縣城區及無數農田被淹，損失慘重。我單位就位於沱江邊一個叫“萬里坡”的地方，雖然地勢較高未直接受到水淹，可是我親眼看到滾滾沱江裹挾著無數被冲散的蔬菜、木材、牲畜和其它生活或生產用品……甚至還有死屍，順水急速而下，還見到水面上漂流着較完整的木制房屋尖頂，有的上面還爬著三三兩兩的無助的災民，他們招手呼喚求救，但根本無濟於事，當時的慘況至今我還記憶猶新。內江地處成渝鐵路和公路中段，城區一半被淹，公路鐵路一度全部都在水下，交通癱瘓。離我單位十餘里地的一個叫椑木鎮的地方，成渝鐵路在那裏的沱江上有一座鐵路橋，原來我們趕集去經常走過，感覺橋面至水面至少有十多二十米，可那時水位已經快漲到橋面，聽說准備要炸橋墩了，可想而知這次水災的規模。而就在此時，我收到了家裏的電報－－父親已於十七日病逝。剛剛離家不到兩個月，就驚悉噩耗，不啻晴天霹靂，我急忙向單位請假准備回上海。可這時暴雨雖停，但水仍未退淨，陸路交通全部不通，而內江市又沒有機場。原有的公交車早就停運了，情急中我徒步去離單位最近的內江火車東站，平時正常約走半個小時，可是那次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一路上泥濘不堪，還有很多積水處。到車站一看根本沒有車，去打聽，站上的人也不知道何時能通車。無奈、絕望中我只得再步行一個多小時進城，心想至少要去發個電報回家，告訴家人我不能回滬的原因。市內街道經水淹後一片狼藉，多數商店停業，幸好郵電局還開門營業，可以讓我把電報發走。此時內江市和外界唯一的聯系就是電報了，連長途電話也因線路損壞不通。這次四川大水災，雖然我單位、職工未受到直接損失，但是由於交通癱瘓我卻不能回上海，沒見到父親的最後一面，未能和父親做最後的告別，讓我傷心了很長一段日子。
以往探親回上海時，父親常和我談起他過去的故事，閑談中我曾經就父親的經歷和文革中的遭遇問過父親，假如在過去的幾個關節時刻作出了另外的選擇，今天又會如何？ 如果聽從了任維鈞的建議，到臺灣省專賣局就任分局長； 如果答應張武，和他一同去日本開設中國銀行東京分行； 如果應總經理瞿荊州之請，仍然留在臺灣銀行； 如果把劉斐所寫的介紹信遞交魏道明或嚴家淦； 如果1956年仍然留在人民銀行工作，而不轉到教師崗位； 如果當初從人民銀行轉出填表時不填教育局而是輕工業局； …… 當時父親沉吟許久，未有明確作答。其實人生跌宕，世事難料，誰又能準確預計明天呢？過後父親僅表示，倘若去了輕工業局，可能不會吃那麼多苦。是啊，文革中最狂熱又最無知的就是學生了，動亂年月裏學校教師受到的衝擊最大，經受的苦難也最多。 我常常想，以父親所受的教育，以他的學歷、工作經歷、業務能力乃至工作、生活歷練，再加上父親的一貫勤奮，若一直在銀行或金融、經濟部門工作，肯定是可以有所建樹的。父親在銀行工作多年，財經業務上，一、能檢查銀行、企業以及任何機關單位賬目，從分析《資產負債表》、《損益表》，核對總分類帳、核查原始憑證等，即可窺見單位現有財務狀況、其利弊及虧損原因，並提出具體的建設性的改進意見。二、能根據單位要求擬訂單位會計制度及有關帳表簿冊、原始憑證等。三、能撰寫財政金融和經濟方面的論文、工作計劃、工作總結等。四、還善於運用貨幣管理制度嚴格掌握現金管理。無論在經濟理論還是在財政會計實踐方面，父親的能力都很強。尤其在稽查會計賬目方面經驗十分老到，無怪乎在衡陽、耒陽時期央行要他當通訊員，在臺灣時任命他為金融檢查、監理專員，檢查日偽商工、臺灣銀行賬目，解放後在上海人行又要他參與檢查華東分行賬目。
父親在復旦商學院會計系、銀行系的同學和當時（1939年）在重慶中央銀行訓練班的同學，只要留在財經行業內的，到後來多人都成為了著名的教授、經濟學家，如譚壽清（湖南大學、中南財經大學教授，經濟學家）、鍾淦恩（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等，就是劉隆惠晚年也在財經領域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更不用說廖季立，劉明夫了。而轉行作教師的大多辛勞數十年，卻經受了最猛烈的衝擊，即使幸運地熬到文革結束，也是身心俱疲，風燭殘年了。
當然過去的都已經過去，歷史沒有如果，逝去的歲月永遠不會再回來。然而我又想，當年父親作為老校長王季範之得意門生，聽從他的教導報考復旦商學院，畢業後立足金融行業十餘年，命運卻鬼使神差地要他轉執教鞭，殚精竭虑，恪盡職守，忘我工作，反倒在文革中遭受不公平待遇，以至身心俱損。如果王老泉下有知，恐怕也會噓唏不止。
父親離開我們後，我為了給母親多一些安慰，就積極想辦法調動工作。進不了上海，我就設法調到長三角上海近處。我寫了好幾封自我推薦信，撒網般地郵寄至上海周邊的市縣經委，竭力推銷自己。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效果，當然這也是托改革開放大環境的福，終於在1984年底調回到東部。這時離上海近了，除了有很多出差上海的機會，就是周末節假日回家也十分便利。我盡量多回家看望母親，多陪她說說話，幫她做些家務，盡自己的一點孝心。每次回家，母親都十分高興，常和我講一些往事，也翻出相冊告訴我什麼時候在哪兒和哪位親戚的留影；講到幼時和眾多年齡相仿的叔叔姑姑兄弟姐妹在長沙、在西園的逸事；講到長沙的名校藝芳、周南、長郡，當然還有湘雅；還跟我講了不少從前在長沙、重慶以及在臺北的事情，並回憶一些外公外婆的往事，可惜大多我已經記不清了。從那時起直到1991年，母親身體情況還不錯，除了血壓有些高，時而服用丹参片，偶爾服硝酸甘油片外，並看不出有什麼大礙。還是如往常一樣，每天看書讀報，外出散步，或是去四達里八姑外婆家聊天，有時也去鐵院十五叔外公家。後幾年很少出遠門，畢竟已經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上图：八姑外婆和母親 攝於八姑外婆四達里寓所天臺
1992年九月下旬，我正在上海出差，為單位籌建測試實驗室而忙碌，和以往一樣仍舊住在家裏。我白天出去辦事，傍晚回家，晚飯後照常陪母親聊天。幾天過後公事告一段落，臨回單位的那天上午，我還幫母親把一床新的被單落水後晾在竹竿上。那時母親看上去很好，還囑咐我不要太累，注意身體。離家的那天是九月二十七日，沒料到這竟是與母親的訣別。回單位僅三天，那是九月三十日上午，我正在辦公室和同事討論技術方案，突接友蘇妹電話，告訴我母親已於淩晨猝發心臟病去世。噩耗臨頭，腦中一片空白。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數天前母親還和我相談甚歡，絲毫未顯病狀，怎麼會這樣突然就離開我們了呢！悲痛中我匆忙趕赴車站，午後即回到家裏。此時祖弘兄和友蘇妹在家，遠在鄭州的仲清兄也稍後在黃昏時趕到。兄妹四人一起商量料理後事，在家設起靈堂。八姑外公外婆及家人，十五叔外公外婆和家人，七姨姨父，劉伯伯隆惠等眾多親友、老鄰居、老同事及居委幹部都聞訊趕來吊唁。回家後才知道，母親是在淩晨時分突發心臟缺血，供氧不足，120急救人員來搶救無效而辭世。我去了一次母校，承蒙校領導關心，在學校主持下舉行了大殮儀式，對母親作了較高的評價。很多親戚朋友同學同事鄰居來參加了，還有很多母親的學生也聞訊趕來，給我們在悲傷中帶了安慰。母親還是有幸的，四個子女都和她作了最後的告別，在極度悲痛中我又回想起1981年七月父親去世時，因水患致使交通斷絕，我為未能見上父親最後一面而傷心不已。幸好此時我已經回到東部，倘若還在四川，接到電話到趕回上海家裏起碼要兩三天，恐怕來不及參與操辦母親的後事，又要多添悲傷了。
父母親自離開湖南後，尤其是1950年定居到上海以後，就沒有回過湖南老家，眾多長輩親友天各一方。所以除了同在上海的八姑外婆、十五叔外婆和二姨（1956年遷居京城）、七姨之外，外地的親戚只有來滬才有機會見面，次數也少。張家的親戚就更少，僅在七十年代和卷姑媽一家一度較長時間有聯系，卷姑媽還曾來上海和父母親相聚。卷姑媽諱張卷書，是父親叔父張訂頑（北伐將領）之女，叔祖善夫四公（張善夫）之孫女，曾任長沙三中教導主任；卷姑爹諱李人琢，湖南醴陵人，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曾任長郡中學校長、長沙教育學院院長、長沙教師進修學院黨委書記院長等職。他們的兒子就是我的姑表弟李之向，海兒出生那年（1975年）他曾來上海，我陪他玩了幾天，相談甚歡。後來我从四川調回東部時乘火車途經湘境，他又特意上火車伴我隨行一路，與我暢談一夜，興猶未盡。
上图：父親和卷姑媽在上海
上图：卷姑媽和姑父李人琢（1988年二月）
上图：母親和卷姑媽在上海
龍家的後輩中，我的表兄弟姐妹很多，以大舅之獨生女筱嘉姐為長；另外有二舅家的起濤、惟婕、惟妤和迎建；三舅家的德幹、筱平和思強；四舅家的裕宗、裕文、裕民和裕旭；四姨家的承德和薊蓀；五姨家的陳圻、陳康和陳翔；六姨家的孟珩、宜民。和我同年（生於1947年）的孟珩姐、起濤兄、陳圻兄、德幹兄和承德弟幾人中，只有德幹未曾見過面；其他同輩有的或有過一面之緣，更多的卻從未有缘相會。可喜的是三年多前薊蓀妹夫婦有機會來上海還和我们見了一面，過了近四十年後再次相逢，十分不易。現在则僅和起濤兄與承德弟有時通過網絡聯系。
父親年幼就和娭毑二人在困境中相依為命，少年時即離家獨自求學，經過自身努力，在親人的幫助下最終畢業復旦大學；母親自啟蒙始就在戰亂紛擾中隨外公顛沛流離，求學過程中幾度輟學，全仗外公勤奮工作才得以維持生活、念書所需，十餘年孜孜以求，勤學苦讀，也得以復旦大學畢業。數十年來，或為求學或為謀生，戰火烽煙中，父母親輾轉幾近半個中國，从湖南醴陵、長沙到漢口、南京、上海，又經江西牯嶺、四川重慶、雲南昆明以至湖南耒陽、衡陽、福建長汀、福州、臺灣臺北，再又回到南京、最後到上海，數十年全憑學識能力立足社會。他們始終牢記家風祖訓和恩師長輩教導，誠實做人，規矩做事，雖然沒有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業績，但是也為社會、為國家做出了貢獻。他们沒有給自己的老師和長輩丟臉，更沒有給故鄉湖南丟臉，特別是沒有辱沒醴陵張家和攸縣龍家的傳統。父母親養育了我們，也同樣教導我們刻苦學習，正直做人。父母親雖然已經駕鶴遠遊，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諄諄教導時刻在耳邊回響，他們的音容笑貌已經鐫刻在我們心中，我們永遠懷念培育我們成長的父親母親。
2009年十二月初稿2010年八月修改
關於劉斐
關於父親表兄劉斐，多次見到有關資料披露他是潛伏在國民黨陣營中的中共地下黨員，而解放戰爭國軍接連失利，多為劉斐所致，閲後將信將疑。近日在鳳凰網又見到專訪胡為真回憶其父胡宗南的報道，以為可信度較高。特轉貼如下，作為參考或補充。從未聽父親說過有關劉斐此一節，當然倘若果真如此，父親也不可能知道。
以下摘引自凤凰网－－胡宗南大陸最後歲月（專訪胡宗南長公子胡為真）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蔣先生在南京主持攻打延安的秘密軍事會議(筆者按：臺灣於同日爆發二二八事變)，父親也是會議重要參與者之一。會議結束，蔣先生單獨召見父親，蔣交代完重要軍務之後說：「以後再有什麼意見，可以先跟劉次長商量。」劉次長就是劉為章，劉斐，當時的國防部參謀次長。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０年）加入共產黨，以後又進入白崇禧部隊。”
“試想，凡事透過劉斐，這還有什麼軍事機密可言？所以劉安祺上將曾經在他的訪談錄中說，我軍簡直是追隨劉斐和郭汝瑰的魔棒在走，按郭汝瑰任參謀本部作戰廳長，也是共諜。”
“……幾乎是屢試不爽，只要執行南京的命令，部隊必然失利被殲。一九四八年二月底，第二十九軍被打垮，就是後果。所以，父親部下彼此警告，聽國防部的命令我們准打敗仗，不聽命令，我們就打勝仗，這已成為鐵律。熊向暉在一九四七年已離開我父親，他造成的影響，相較之下已經是次要的次要，真正問題在南京國防部。大戰略與大部隊的布署安排，全部曝露無遺，夫復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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