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融入城市的个人
图：学校教学楼前竖立的苏力定旗幡（守护战神之旗）
1978年我考上了当时的伊克昭盟师范学校，从此离开了阿斯哈村，开始了漫长的城市化过程。在农村时抱着宁可进城掏厕所也不在农村当支书的想法，想方设法要跳出去；一当真的出去了，也就不愿意甘心情愿低人一等了，千方百计争取好的位置高的层级。在城里不比在村里，要适应急速现代化的城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尽量克服农村牧区习气，学习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尽最大努力抓紧时间学习，争取跟上时代步伐和城市节奏，这成了我三十二年城市生活的主旋律。
通常阿斯哈村人对自己在城市的活动很在意，表达很豪迈，就是醉卧街头一次，也要狂放地称之为震动了某某城市，“轰炸”了某城一回。这似乎是文化自恋的说法，是以弱势文化挑战强势文化的说辞。实际上也真的希望震动城市，比如经济上有成就、文化上出名，来和城市的街道、高楼以及大机关带来的压抑感和渺小感做斗争。以我的经历而言，挑战活动有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好几个方面－－
一、事业：坐着牛车也要赶走兔
1978年春我到东胜学习。经过考试和申报志愿，我如愿被分配到文史班。这个学校全部是汉文授课，绝大多数的学生是汉族。我们班四十人，有两个蒙古族，其余都是汉族。对知识的极度渴求，为自己民族争光的决心，加上老师的肯定，给我的学习增添了无尽的动力。从小学阶段开始我就阅读汉文的小说，那以后接触的多是汉文书籍，所以在汉文授课学校里学习，我并没有觉得有文化隔膜，反而有一种兴趣，学习汉族文化的兴趣。特别是鲁迅的文章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写作、阅读我没有感到吃力。只是对汉语发音，老是掌握不准。赵勋章老师专门把低头藏掖的我叫起来，让念闻一多的《最后一篇讲演》，我用蒙古调念不出原文的豪迈和悲愤基调，很是尴尬。虽然我们同学之间关系相当融洽，而且我也交到了好几个汉族朋友，但是对人际交往的技巧往往感到缺乏，常常手足无措。这倒不全是对汉文化的隔膜，本身内向的性格也是学习城市文化的阻力。时常听到有女同学宣称找男人要找在社会上能够吃得开的，而我的性格类型往往被她们举为否定的例证。那时人们刚从蓝灰绿的生活基本色里走出来，所以我们对一位女老师的白裙子和光鲜的小腿很觉惊奇，反复找机会欣赏。现代化和开放以这样的形式敲击了我冬烘的脑袋。
1979年秋天，我毕业了，回到了旗里等待教育局分配工作。那时工作是国家给分配的，但是据成熟的同学说分到什么地方得有一定的关系。按说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刻，可是我在此歧路口仍处于懵懂状态。我记得是史懋功同学点拨我，并领着我，去我初中时的校长当时的杭锦旗民族中学校长梁军老师那儿。我说了说自己的情况和意愿：想留在旗里工作。又和同班的蒋学武去当时教育局管人事的股长家里一趟。那时也不兴送东西那套，我记得只给孩子们买了两个罐头，一些糖块。没想到事情竟然成了，梁军老师笑眯眯地告诉我去杭锦旗民族中学报到。那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呀，我终于真正成了城里人，吃上了商品粮。有天雨后我们几个新教师上街。那时旗里的街道还是沙土路，那上面排着一行整齐的驴驹的蹄印，却又不大像，因为蹄印是成双成对的，而那印子是单的。经过一番跟踪追击，那蹄印竟然在门市部门口消失，才弄清那是一位妙龄女郎的高跟鞋印。我们为此大笑不已。那年暑假回家，向来一本正经的父亲开玩笑地讥嘲我：哈呀，成了城里人了哇。是呀，我们祖宗手上也没出过城市人，对我们家族来说，我是走向城镇的先锋。虽然街上没有一步长的油路，但那毕竟是旗里嘛。
1980年7月间一次避雨的经历使我觉得了家庭的重要。那天我给高考监考，回学校的路上遇雨，大雨倾盆，镇街道的沙石路面上激流汹涌。我们开头有十几个人挤在供销社的屋檐下，后来人家的家人一个个带着雨具接走了自己的人，留下两个孤魂野鬼似的 人，其一便是我。我一边想着倾盆大雨和倾缸大雨哪个词更合适眼前的大雨，一边还羞赧着。太孤单了。成家立业的岁数到了，不要落在弟兄们后面，成了困难户。眼前有图门老师的例子。他三十岁了，但是还没有结婚，经常被乌力吉老师讥讽为小娃娃，他的逻辑是男人即使是七十岁，只要没成家，就算娃娃。回家后老人也念叨。我觉得必须打重点战役，必须年内解决家庭问题。经过努力加缘分，我成家了，爱人是一位干部，家就在镇里，蒙古族，但是不会说蒙古话，因为母亲是不会说蒙古话的蒙古人。我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家庭。向家里伸手要东西，觉难堪。我们向学校借了一间宿舍，两个单人床并拢为双人床。我结婚那阵子三转一响时兴过了，正在讲究多少条腿，比如写字台、高低柜、饭桌、立柜、双人床等。结婚时我只有饭桌和两把椅子。借了两个课桌靠墙放着，用绿塑料布蒙着，人们以为什么好家具，老是把塑料布掀开看看。木料是梁军校长照顾我们即将成家的单身汉，从有限的指标里给我们几个每人二厘木料的，但是要开锯，还要烘烤，都是自己推在小车上完成，没来得不及做成家具。还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辆自行车。家里给了800元。学校的礼堂里用课桌拼凑了几桌子饭，请老师们吃了一顿饭。教师们一人搭礼一元。这还算是高了，一个1978年结婚的教师埋怨说他的婚礼上搭礼才五毛钱。接着就是孩子降生。琐碎的生活开始了。忙碌占去了一切。乡下人进城的难处逐渐表现出来。妻子生孩子出院时，我借了学校的手推车要搬她回家。顺着沙路走捷径，在漫漫沙路上推着小车汗水淋淋到了医院，却被我岳母借到单位的小汽车接走了。我推着空车在沙土街上踟蹰，感到了莫名的无能感。我为担当不起责任而苦恼。城市是好，但是更现实，生存状态对比鲜明。孩子满月，家里来信叫过满月。我们没过，嫌麻烦，但是总得吃一顿好的呀。我去肉铺排了两天队，挤着挤着，眼看轮到了，却没肉了。有关系的人在你头上把票递过去，买上好肉。人们抗议也无济于事。后来那个卖肉小伙子下岗了，我说起此事，他瞪着眼睛说，问题是那时候咱们不认识哇，哈哈哈。后来还是妻子通过熟人买到肉的。买木料、自行车等皆如此艰难。诸如此类的小事情很有杀伤力，无时不在告诉你：你是乡下人，吃不开！
那时候开始提倡尊师重教，但是老师的地位还是很弱势。我们经常听到学生欺负老师的故事。有一则是说卖粮的一个后生看到中学的教导主任排队买粮，因为过去在学校挨过那个老师的训，所以不给老师付粮，压到最后故意把粮袋抖得老师满脸粘上面沫。他将此胜绩到处传扬宣讲，末了还要加一句：家有五豆粮，不当孩子王。我为此愤愤不平，感觉到了教师这个职业的可怜。我的理想是分析人类的心灵，认识现实社会。在狭小的校园里何来丰富的生活现实？ 那时正进行行政机构改革，不久前改行的教师就被委以局长等，也有教师直接当了旗委副书记，这些现实对老师们的思想冲击很大。在诸如此类想法的驱使下，我1984年改行到了行政上，当了旗政府的秘书。如果说考上学是凭借知识改变了命运，实现了农转非，那么这次是为了证明什么呢？想得到有尊严的生活，想实现抱负？总的是往高处走的意思。此后修过地方志、当过科长、升到副处级。据说官场人价值的的底线，在旗里为副科，往上的城市是副处级别，达到这个级别方属不虚此行。往往有领导慨叹道：我一个农民子弟熬成副处，也行了，知足了，还要咋地？1988年第二个孩子出生，我这次接妻子出院是借用单位的小车，还是那个时候刚开始流行的三菱车。为此自己还慨叹了一番。以为妻子也会有一番共鸣，却也没有。家庭琐事的繁杂和沉重，早把我们的社会位次略微提高的快乐冲刷掉了。
大城市的人有一种优越感，似乎认为他们那儿掏厕所也比下面享福强。有一次我在北京碰到一位拉人力车的中年人，攀谈起来得知他在包头附近的农村当过知青。他说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城，还留下一个同学在那儿玩县长。听他的口气，那个留下当县长的同学还没有他幸运，他虽然是蹬三轮车的，但是北京城里人！这话对我触动不小。衙门大了衙役也大，大城市的车夫也相当于甚至高于小地方的县长！城镇里的小人物，在城为鼠，在乡为虎。到了乡下，即使无权无势，也被人们尊为城里人，感觉格外好，心情舒畅。怪不得人们碰破头往大城市挤。那咱们也走吧。1990年前后杭锦旗人有很多往盟里调，我也被裹入这个洪流，在岳家的帮助下全家调到了东胜。起初因为不熟悉环境，觉得东胜这个地方人情很寡淡，不象旗里那样有浓浓的人情。妻子甚至提出要返回去。坚持了两年，逐渐站住了脚跟，习惯了，反而觉得旗里太土了。
到现在为止，我在城市的打拼还在继续。我没有沦为底层。我经常想，如果我们的城镇是乡苏木镇、旗县、地市、省自治区、首都北京等五个层级的话，我最起码到了第三个层级。这是我此生的一个成就。作为一个牧民的后代、农村小子，这也很了不得。在我们小学120多名同学中，完成到这个层级的城市化，现在也就是十来个人而已。这是地域性的向上流动。如果说工作成就和意义，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工作还是修地方志。有句流行的话说修志不得志，得志不修志，但是我坚持认为修志的那六七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那是官场中的学术园林。我没有沉沦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生态链中，而是坚持在书香间。修志也是官本位观和学术的巧妙结合。我人在官场，不舍读书，不放弃精神修炼。我虽身处城市文化环境，却借助修志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场学习和分析研究。
去年见到同学青克勒。他说，你现在虽然坐着公车屁股冒烟，但是我认为还是没有走对你的人生路子，你应该是学术上有所建树才对。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叫我慨叹。幸亏我多少年没有放弃读书，在人们的惊异和不解中一直不懈看书。知识改变命运，对农村牧区人而言，这更是至理名言，是我在城市的喧嚣中坚持定力的一个因素。
官场、市场皆是竞技场，而潜规则扭曲了人们的心灵性格，人们在沉重的压力和直怕被潜规的焦虑中生活着。欲望过盛是一种痛苦；敏感过度是一种受罪。直倔头更是寸步难行。那些年我老是生气，没有好心情。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孩子的学习，学校的选择，单位的晋升，评比，考核，爱人的身体……等等，搅扰得人精疲力竭，难得好心情。有时候头脑里似乎有一股灰雾在蔓延，淹没理智，有几次甚至觉得人快崩溃了。有次竟然梦见跟在某要人屁股后面磕头。由此深恶，打定主意做自己。自从五十岁以后，天命自显，革命到顶，好多恼人的想法随着海市蜃楼云消雾散。现在只是希望孩子找到工作，成家立业，我们做老人的耳根清净。
再多的钱也不追求了。这大概是和我们的职业有关，旱涝保收，故可以说此大话。按照农民的说法，你们刮风下雨不扣钱，初一十五不误事，转世好了。
今后的事业呢，把我周围的蒙古人的生存状态记录一番吧，如实地记录。我是蒙古人，我对自己民族的现实状况很关注。
二、经济立足：在城镇建立农村根据地
没两个银钱走不在人前，阿斯哈村有这个说法。我进城的时间和金钱高调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正好同步。农村人进城，多半会是穷小子，要想生活得好，得到尊重，经济上就得站住脚。刚开始成家，43.50元的月工资是一个月赶不上一个月。那时公开提倡一切向钱看，社会氛围开始浮躁，人人思谋挣钱。人无钱不如鬼。怎么解决窘困的家庭经济呢？节流还得开源吧。先从喂鸡喂猪起头，猪鸡即使在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也安然留了下来，可见其强大的生存能力。城镇环境中，它们再一次扮演了致富杠杆的角色。我们小镇上几乎家家喂养猪鸡。局长们以观察自己家猪贪婪地吃食为胜境，禁不住感动得俯下身子给猪拣虱子。来求他们办事的人，投其所好，先猛夸猪子多好，喂得多肥，制造了轻松热烈的氛围，然后才转入正题，提出为难的事情。他们每家有肥得耳根深陷，脑袋显小的肥猪。但是他们喂猪喂鸡却闭口不谈卖猪肉的利益，问起来只是摇头说，收入顶多是平的，只不过是利用了家里的泔水和剩饭剩菜。我们受到这样宣传的蛊惑，开头只是喂鸡。听到母鸡呱蛋，大热的中午我们隔着窗户观察鸡下蛋，被邻居媳妇发现，笑了一通。我们的鸡崽孵出来了，关在笼子里，可是邻居家的猫夜里偷偷叼去好几个鸡子。那家官大，我们委婉地反映其猫的行经，那个女儿却道：他家的猫从来在家卧着不出门，何来偷鸡？有个月夜，我们一家看了电影回来，发现那个猫就在我们家房檐上的烟囱跟前匍匐着，探着爪子要下到鸡窝上，见有人进院，那家伙一动不动埋伏起来。我顺手捡起一个小半砖，猛地扔过去。多少天的火气凝聚在那砖头上，扔得又准又狠，恰中猫的脑门心，那猫一声不响从房檐上翻滚下来，昏厥在地。我这才觉得闯了祸，赶紧提起猫，机警地跑到厕所那儿，把猫扔进粪坑里。回来发现儿子还在赞美：我爸可厉害了，把猫一砖头打死了。我赶紧嘱咐，千万不可对小朋友吹嘘。后来看见那家的老太婆和女儿往来巡觑，大概在寻猫，我们关着门装不知道。
养鸡顶多能解决孩子吃鸡蛋问题，毕竟换不回那时时兴的电视机。1988年我还倒了一次羊绒。那时绒毛飞涨，从十年前的每斤三到五元涨到一百多元。人们热烈地谈论绒毛，似乎谁不说它，谁就落伍了。到处传着一夜暴富的故事，说有个牧民把一袋子面混在绒包里卖了一千元；甚至说是把砖头包在绒包里，卖了上千块钱。掺沙子成了普遍的做法。机关干部们行色匆匆，都似乎在夜间跑买卖，就是骑着摩托下乡，买个十斤八斤羊绒，回来掺沙子，卖掉。我也受了感染。人人挣钱，凭什么就我独善其身，甘心受穷？恰此时有同学找到我，要拉我倒绒。早就风闻他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地上摊开绒毛上油拌沙。有先行者引路，门道有了，说干就干。同学的外甥是羊绒贩子，我们二人出资，我从银行通过熟人借了两千元算是投资。叫那个贩子跑绒，加工，我们负责出售。找到一个在供销系统的同学，出售那两袋加工得像沙袋那样沉的沙绒。恰好不走运，上面来文件，从严收绒。我们的绒被收购员撕扯摔打得留下小半袋子。照此来肯定亏本。于是决定先压下，再等行情。这一压就是一年多。绒毛行情一落千丈，据说很多暴发户一夜之间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吃肉没赶上，挨刀子赶上了。后来这绒放的时间长了，加上有油泽，发黄变质了。只好想方设法，以很低的价格卖了出去。1990年1月我拿到800元。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是怕了差不多三年，安心做我的穷干部，修我的地方志。
看到邻居们每家喂两口肥猪的越来越多，我们判断出其中油水肯定不少。我们也喂猪。前几年可以散养，后来旗里搞环境卫生整治，发文严禁散放，于是圈养。1989年我们喂了一头，次年卖了700多元，每斤3.3元。我们有了成家以来的第一笔存款。吃到了甜头，继续喂，喂了两口。喂猪也是补偿现实遗憾的一个途径。单位的一个女同事没能评上职称，就发狠喂猪，声称你一个中级职称增加的钱，还不如我卖一条猪腿了。1990年4月我们又捉了一个猪仔，13元。猪窝小，一会儿被猪拱塌一角。我细心察访着，瞅它拱窝就给它鼻子一棍，在它疼痛难忍之际，把那棍子立在猪窝跟前，作为威慑神物，代替主人震慑猪窝。但不知是猪的记性差，还是胆子大，不到两天又把窝拱塌，那神棍也被啃断。1990年6月，按照旗里上卫生镇的决策， 镇里大拆猪窝，凡是在大小路巷间的猪窝一律拆除。四大班子领导统一意见，先从县级领导开始，自上而下进行，很顺利。我们的猪窝只好退守到院子里的东南角。1991年初随着我们举家迁徙到东胜，喂猪告一段落。
在杭锦旗的时候，都是住公房。调到东胜后，我们租住人家的房子，老像无根，凑合着过；而且关门开门被劲风吹得咣当一响，还要瞥一下房主那边，疑心遭骂。1992年开始买房，这是逼住了。那里进行房改，凡是有房的可以参加。我们轮不上公房，只能自己解决。那时东胜的房子不贵，平房一平方米百余元。现在已经涨到六七千元了。穷则思变。我们罄尽所有，买了一处房产，1.3万元，占地接近四分地，建筑面积70平方。自己在此基础上搞基本建设。接了一间正屋，边上起了一座南房，空下南面，将来盖房，预备一旦生计艰难坎坷，可以和两个儿子住成四合院形制。为此一劳永逸的计划兴奋了好长时间。盖房的5000元钱是叔伯弟媳妇琪琪格给借的，那是及时雨，雪中送炭。怎么还钱呢？我们的打算是租出两个屋子，一年可有千余元收入。妻子拖着病弱的身子，经常和我做泥水营生。那两件房子是在我下乡期间她雇人盖起来的。1993年物价飞涨。买了房，我们的家庭经济更感拮据。于是节流，原来一周一顿肉食减少为两周一次。猪肉太贵，吃便宜的鸡肉。看总理的人代会报告，每次都在温馨提示物价长势还要继续。单位的福利也徘徊在六七百元之间，指望不上。人无钱不如鬼，茶无盐不如水。与其在单位无所事事被圈着，还不如自己找路子。于是作为对策，我们决定继续养猪。了解了一下行情，那年那阵子玉米0.60元/斤，麸皮0.43元/斤，混合饲料0.46元/斤，猪仔本地的140——180元，四川长白猪280－－300元。买了两个本地猪仔，320元的。在院子里的拐角盖了简单的猪窝。
1995年2月21日中午，大儿子漠仁跑到我的单位急急告我，大猪死了。我正在为招待几个客人奔忙，听到此噩耗，心一沉，但是吃饭时尽量摆出大将军指挥笃定的样子。午后参加完单位的学习，赶紧回家。死猪仍在窝里。妻子很惋惜说邻居推测猪是饿极而暴食死的，俗称鼓眼。我和漠仁怀着沉重的心情，用自行车把它驮到果园里的水塘里扔了。以后那个地方竟然成了我凭吊的地方。在几个月之内，我看着猪从膨胀的尸体变成腐尸，变成骨架，变成依稀的鬃毛遗留物画成的轮廓。坚持吧，继续喂那留存的一个 。我和妻子一起去酒厂买酒糟子喂猪。回头看见妻子冷得缩成团蹬车子、驮酒糟的样子叫我歉疚。妻子去同学那儿串门，没有新裙子可换穿。妻子为此而哭：受罪的命，我也黯然无语。有了喂猪这个营生，我的雄心似乎有了一种出路，无以发挥能力，家里就是拼搏的舞台。我准备了一个本子，摘录国家的经济数据，注意经济形势，粮食收成。这些皆和我喂猪的庭院经济相关。还从科委要来科学养猪的小册子看，在单位的学习会上默想饲料配方。猪感冒了，我自己配上针剂给猪仔打针。可能是跟风的过，到了8月，玉米涨到八角钱，简直坚持不住了。物价飞涨，起伏不定的市场行情，猪不好喂了。遭遇不顺，心情苦闷。和妻子闲逛消愁，去邻居方旭家，遇一占卦的，求得一卦：鱼变龙，有财运、官运。困境中空话也是好话，于是受到鼓舞，决议再喂两口猪，205元逮回来一白猪喂上了。年底杀了那口大猪，除去人工不算，平了，倒是吃了自己养的猪肉。对我们来说，喂猪不失为用乡村的做法补偿拮据的城镇生活的一个途径。
喂猪也有乐趣。初冬的夜里，猪仔时不时从窝里跑出来，哼叫，啃门。我提起扫帚出门驱赶。刚上小学的二儿子叶森正在写字，见状赶紧叫道：快跑吧－－吃不住，爸爸，踢坏呀……很是着急。我笑道：爸爸不打，咋呼咋呼。叶森还叫猪仔看电视。小猪从猪栏里弯腰爬出来习惯了，一看见地上的木棍影子就匍匐弯腰，做爬出状，叫人好笑，我称之为小猪行礼。有次它腿瘸了，二子疼极了，经常去猪窝里，给它挖咬咬。杀猪那会儿，叶森直说可怜，去给圈里的白猪通风报信：你死呀，快跳出去跑吧。猪当然没跑。
1995年10月，我得到了一些出版的志书，自己推销作为稿费所得。我和妻子为推销这些志书，跑了差不多一个月，竟也收获万余元。这是修志成果带来的及时雨。第二年我们简单装修了住房，安装了土暖气。我们的平房没有自来水，打井，开头用桶打水，提水。1996年在井上安了小水泵，我和两个儿子自己干活，埋设了水管。这才像是个住在城里的人了。但是小而全的思想始终在左右着我的行为。院子的东南角自己动手盖起了猪窝，炭房。南面的空地是菜地，种柿子、茄子、豆角等。这个投资算是比较成功的。阿斯哈村的道尔计有次来我们家，看了看房子和里面的陈设，啧啧称赞道：哈呀，这么大的砖瓦房，大庙一样。喝酒到后来又夸赞：咱们村进城的人里再没有这样的。这个以臭嘴闻名的人竟然还知道夸赞人，也是稀有的事。估计是想让我继续拿酒给他喝的意思？但是村人的夸赞在城里算什么呢。
在艰难的生活中我们也尽情享受着城市里的乡村风光。每到夏天的傍晚，夕阳在山，我和两个儿子在院里的水泥乒乓球台上打乒乓球。黄色的乒乓球钻进茂密的菜地里，孩子们凭着其色彩的反差，很容易找到，出来时或许还拽着一个紅柿子。这段在城里耕牧的时光一直延续到1999年底住进楼房为止，直到现在我们全家还怀恋那段时日。
电视是1984年买的，十四吋黑白的。彩电是1986年买的，十八吋的。1991年买冰箱，只放过一点猪肉，再没有放的东西。此外孩子们冻过方块冰。不过两个月因为买房子钱紧，加上没什么东西可储藏，就原价卖掉了。那时才觉出冰箱的用处：对无权势者无用。1997年漠仁上高中，需要储存早晨喝的牛奶，所以买了3000元的 冰箱，至今使用着。
1999年底买楼房住，90平方米，每平米800元。这是我家正真过上城市生活的开端。上楼那天夜里我和妻子激动得睡不着，扳着指头历数成家以来住过的房子，用过的用具，慨叹：日子是越来越好了。我们现在住的小二楼。装房花了10多万元。但是农村积习难改，仍然做我的田园梦，门前种了两小畦菜，种出西红柿、豆角、小白菜、玉米等，不上化肥，不用农药，自己吃，给亲戚邻居送，很受人稀罕。我的工资从38.5元涨到现在的五六千元了。2005年前似乎是为金钱生存奔忙的。现在悟到要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活活了。现在我有两套住房，270平方米，这是东胜地区国家人员象我这个年龄者的一般水平。金钱有多少是够呀？这种观点是否又是少数民族易足易乐心理在我身上的体现？
除了喂猪喂鸡，我也想过以知识立身，换取钞票，并做过种种努力。1992年人们在为市场经济烧灼得坐立不安。偶然间有人让我写了个蒙汉文牌子，给挣了25元。于是受到启发，买了美术字书，准备大干。可惜无果。1995年在苦寻出路间，看到做做咨询非常红，于是积累资料，打算做心理和企业的咨询，为此还远到复旦大学学过心理咨询。回来后跟着老板跑了一年，也没有结果。后来觉得应该有用武之地，正好被单位派驻科技示范基地，实际是种地。等等办法想尽了，实践了事情做遍，穷死没怨的村谚。终于意识到在城市用文化的方法解决贫困，难哪。毕竟我是阿斯哈村出来的带着游牧胎记的人。
三、交往：多结交城市里的农村人
在社会上立足，得和人交往。我这个人生来拙于交往。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李瑞同学启发我说，和人交往要采取主动姿态，不能时时处处怕吃亏而消极躲避。他是转业军人出身，曾经到过老挝，经历丰富。他以自己做示范，说他以前也那样，后来改变了。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1979年毕业后回到旗里，家在旗里的同学轮番邀请同学们吃饭。我对他们圆熟的应酬和寒暄技巧所折服，为自己的懵懂木呆着急。在日常生活中，吃饭间有人来，城市人和牧区人招呼的方式就大不同。城市汉族人会热情的邀你同吃，但把握的度很有讲究。如是关系特别好的，主人会不由分说给舀饭菜，不顾客人的反对，坚邀同食，没等吃完还给添上，女主人往往为此和女客人把饭碗夺来夺去进行礼俗格斗：这是真情叫你吃。对关系一般的，也热情招呼，也张罗着舀饭，也礼让拉锯，但是在对方心知肚明的坚拒下，适可收兵，相互都有了面子。若是牧区蒙古人招呼人，只会说“吃嘛，遇上什么吃什么，路还远了”。主家质朴，来客也不做样子。如知道某人在此家摆架子不吃，却到彼家吃了，此家便会不悦，说“毛驴的架势，鬼人的把戏”。起初蒙古人猜不透汉人的礼节语言，只是随其礼让而吃，却觉得人家脸色不对，慢慢品出人家的意思：让人是个礼，锅里没下你的米。这是礼俗文化层次的交流沟通。再比如道别，别人就说不完的热情话和做不完的笑脸，我就找不到说的，很是尴尬。有次谁家请吃饭，我特地买了两袋糖给那家的孩子，特地说明是蒙古叔叔买的，引起人们的哄笑。我的市民世俗化由此正式开始。
我们这个地方是蒙汉杂居地区。我的同学里有蒙古族，也有汉族。我家的邻居汉族居多。我的同事里有汉族，也有蒙古族。我们的交往圈子里有蒙古人，也有汉族。孩子们交往快，我们的孩子的名字就被作为我们家的称呼，如“漠仁他爸”、“叶生他妈”等。我们相处得很有好。
妻子和朋友们经常说起1980年代中期相互听门（听屋里两口子的动静）的故事。有次她们为听下夜班的温瑞玲的门，几个人在沙滩上躺了一气，等待时机。后来估计那家吃了饭，睡觉了，就在月色中爬在那家窗台下，几个人听门。屋里灯熄了，只听温说，炕边烂了，张某某的炕边也是不耐磕打。丈夫蒋道：嗯。温道，买个塑料布盖上吧？蒋道：嗯。温道：不了不好看吧？蒋道：嗯。几个人听得胆子大了，悄悄推门潜入外屋，不想屋里地上卧的鹅们乱叫起来。几个女人慌了，赶紧躲到灶台后边。大约听到高跟鞋跟响了几下，温道：蒋学武，是不是毛驴进来了？看看哇。几个女人看势头不好，仓皇出逃。蒋穿着小裤衩提着擀面杖追出来，紧追不舍。几个人赶紧通报了姓名，才免除了误会。这类的故事还很多。汉族人有听门的习惯，但是为图红火，蒙古族年轻人也一同听开门了。
到了东胜，这个地方蒙古族只有十分之一不到。开头我们住在城郊，邻居都是农村汉人，有老户子，也有新来的农民。朴实淳厚的农村人在我们看来比那些矫揉造作、假模假样的城市人好处多了。大家都是刚进城苦熬苦受，相互帮助，用乡村的热情来抵消了城市的冷漠和外来者的不适。这个城中村的环境正适合我们这些初入城者的状态。妻子很快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她有这个禀赋，走到哪儿都能和下层人打成一片。自妻子和那些村妇惯熟了，心情好多了。方旭家那时候刚从陕北府谷县农村进城，投靠其远房姑姑，租住他们的小屋。他们的儿子那时候三四岁，女儿刚出生，生活极其困难。妻子把我们的旧衣服给他们，让孩子穿，让男人做工时穿。他们至今还在说，那些衣服可给他们解决了大问题，一直感恩着。我们做些房子上的活儿，比如墙面粉刷，勾墙缝等，都是他们过来做。两家这样相互支持着过下来。他们在城市里缺少社会支持，安全感很差。计划生育等等事情把他们闹得惊慌失措，时不时打听是不是要把他们赶回老家。他们诉说他们的苦恼，说挣钱不容易。我们尽量给他们解心宽。有次方旭给人家盖房，从房上掉下来受了伤。其时我下乡不在，他让我儿子写了简单的诉状。他们的孩子上高中，不认识学校老师，都是我和妻子给联络的。现在他们过好了，房子也有几处，再也看不下旧衣服了，但是对我们的那点资助他们至今挂在嘴边。这就是汉族人的好处，滴水之恩永远不忘。1998年正月初几，我们应邀在他们家吃饭。他的父亲、姑姑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给我们唱山曲儿，唱《挂红灯》等民歌敬酒。那时我身体不适，不太喝酒，但是在众人的劝酒下，盛情难却只得喝下去。城中难得有此悠然之乐。
还有王三家，是我们阿斯哈邻村的，自然更有亲近感。我们两家的孩子在这里成了莫逆之交，至今来往密切。有次我的二儿子叶森头皮被磕破了，我们上班不在家，王三领着上医院给包扎伤口的。有年下暴雨，他家的房子里灌进一尺深的水，大人不在，我把那两个小孩背出来安置到我们家。他儿子上高中也是我给跑门路的。他们家有年没了过年钱，我家给借了一千元过的年。王三家现在过好了，在房地产上做着，但是不忘我们帮忙的事儿。
奇家是准格尔旗蒙古族，但是不会说蒙古话。男的姓弓，好吹，官场的逸闻趣事没有不知道的，佐酒言此，你简直以为他是官场中人。他好酒，加上点儿背，家境好久翻不起身来。后来孩子得了肾炎，日子更紧困。我通过民族事务局，给他们解决了几百元补助。贫贱夫妻百事哀，二人不和，有年初一跑到我们家打官司，问谁对谁错，叫我们评理。我们劝解：大年正月初一，以和吉祥。其妻道：看见他男人的大鞋子也恶心，叫我妻子劝解了一通。1998年正月，我和那男的在小角门旁相遇，我问好过年，大发财！他道：九八九八大家都发。这个情景铭刻我心。有年正月奇家请客，奇氏虽然过得拮据，但是手巧，用鸡蛋做成小肥兔模样，油炸炸脆脆的，很有情趣。弓平时能说会道，这会儿却不会说了，叫我说开场白。他们的日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后来没见。
还有胡远老婆，言谈幽默风趣，听说和一个姓陈的男子关系不一般。时常看见陈在给他们家做活。有次胡推着装满砖头的小车走着，碰见陈，立即叫陈给他推车，那么得理不饶人的样子。陈推脱了两下，也当仁不让地驾辕推车。我为这种新型互助关系慨然。胡的女人经常学着孩子们学说英语：我的毛驴你压住，你的毛驴我压住，逗得人大笑不止。还有猴媳妇，据说扫大街一人做两个人的活；但是也有传闻在做小姐生意。我就见过她在众人中接了个电话，匆匆离去，面露难色和愧疚。她家早早离开那土房，搬到新砖房里去了。蛇跑兔窜，谁有谁的打算。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谁叫人没钱呢。
2008年我们随着市政府搬迁到康巴什。这里住的人很少，开头只有几家住在一个200多户的小区里。一家神木县的打工人家成了我们的邻居，他们是租房住的。神木婆颇有人情味，俗谓勤礼。我们的旧衣服他们很喜欢。他们的农村小吃，比如米酒、枣子、小米我们很稀罕。他们还捡来野地的苜蓿、苦菜做成小菜吃。神木老婆有时诉说苦恼。他们态度好，对人帮助大，不说不字，但是谁给东西说谁好，似乎是以次唆动人们给他们东西。最近神木老婆到处宣传：格家的老婆也还好了，给了他们家两袋米。
我们这些邻居遇到人生大事都相互帮忙。我的长子结婚，我们邀请了王三和方旭两家。我的长子的婚礼上来的宾客十有六七是汉族。我的二儿子过十二岁生日，也邀请几户邻居参加。他们的娃娃过十二岁生日也都邀请我们参加。其中方旭的儿子过生日圆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2000年初。我给记礼单，兼招呼客人。食堂很小，摆着五六张桌子。水泥墙壁上的油漆斑驳陆离，油垢纵横。那是条件最简陋的一次圆锁聚会，气氛却异常热烈。客人们竞相献歌。老主家被点歌出节目，七十多岁的方老汉站在台上唱莲花落道：一是个一，一是个一，我么一家今天好喜欢……五是个五，五是个五，我们小子媳妇好受苦（吃苦耐劳）。引起众人的热情的哄堂大笑。所以那也是给我留下最深切印象的聚会，比那些金碧辉煌的聚会强百倍。他们则感激我们这些有身份的人给他们增光添彩了。
在这些交往中，妻子的融合作用更甚于我。邻居开头相互间背地里称呼妻子为蒙古老婆，估计称呼我是蒙古老婆男人，叫我的大儿子漠仁是蒙人，叫二子叶森为医生。后来都记住了妻子的名字金玉梅，而我的名字记得的少，而只叫金玉梅男人。他们的女人都叫男人的名字加老婆，如王三老婆，而独独把我叫作妻子的男人。也怪。可能是妻子更会和他们交往。
汉族的优点或者特点是乐于帮助人，对人有用。他们善于以细节赢得人心。1996年我们买地板，把钱已经付了，地板也装车了。那个卖地板的媳妇突然一脸庄重，拦住我们，在地板缝里楔进一石头，卡紧了，免得磕碰，才让我们走了。从此这个小铺子对我就是一个温暖的处所，上下班路过，都要看看。看着他们的小门面逐年变大，我也由衷高兴。再一个特点就是节俭和勤奋。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
这些邻居给我们这家刚从下面来的人家提供了心理支持和社会接纳，淡化了我们对城市的陌生感，使我们在几年后顺利融入城市。的确是远亲不如近邻。他们是我们走向城市的文化二传手。
再就是同学朋友。每逢有难处时，他们是我们义务的消防队。单位的作用日渐消退，靠的多是同学、朋友。我们知根知底。虽然我们之间也有微弱的竞争关系，比如谁谁住了新楼，会引起另外人的不安，感到自己落伍了，但是总体上我们是不离不弃的关系。还有我们的亲戚，也是坚强的后盾。我们调动到东胜全凭岳父母的功劳。岳母不惜以自己提前退休来换取我调入她原先的单位。岳父为给我办调动在组织部跑上跑下，极为急切，这个情况是我听人告诉我的。还有额尔敦仓和阿拉坦琪琪格夫妻给我们办成很多大事难事。额尔敦仓是我的堂弟，我们从小生活玩耍在一起，感情如同亲兄弟。我儿子的上学、工作分配等大事都是他们两口子帮的大忙。没有这些坚强后盾的支持，单凭我的能力，在城里可不是容易立足的。通常一个家族得有一个核心，他们的支持可以使进城的亲戚们少走好多弯路，这是我切身体会到的。
喝酒、看书、打乒乓球是我休闲的内容。喝酒人是1980年代的宠儿。酒是抬举人的让人高兴的。交往少不得烧酒。如果不往出拿酒，那就算没有人情，不热情，会受到诟病。但是我的喝酒多半是应付性的，并不嗜好。1980年代有位同学半夜来访，我们苦于夜半，没给开门，装了个不在家。那人从此冷淡，认为我们不热情。东胜的一位老乡对酒醉的老乡来访也没有拿出酒，引起对方不快，发誓再不去那家。因为这种观念评价机制，人们只能 拿出酒来待客。但是喝酒的形式逐渐变化，度的概念深入人心，不能打扰人家的观念也逐渐占了优势。2000年后，人们几乎不在家里喝酒，大多去食堂喝。家里影响人家的孩子学习，麻烦人家爱人，影响左邻右舍。酒文化变迁也是城市化的一种吧。
后来加入跳舞，成了潮流。以我之笨拙，竟然在后来学会了。埋头看书会被视作不合群，是弱势的象征。现在好多人也不怎么认同看书，动辄说：现在还看书嘞？学坏呀吧？看那有甚用嘞？意思是 没用。人们用实惠的观点看读书。忌酒就是脱离社会，看书就属于呆头呆脑，这种观念还存在。只有有钱了、当官了，才能证明你的酒喝好了，你的书读得不白费，才可以堂堂正正说在看书写东西。
乒乓球是我的最大嗜好，从1971年观看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纪录片以后受到举国乒乓热的感染，我一直打乒乓球。看了1997年世界乒乓球赛后，自己在院子里建起了水泥乒乓球台子，染成墨绿色。我至今乐此不疲，仍然苦心琢磨球技。
至今我有两个习惯：对农村人不吼喊；对低矮的租房里传出的酣歌声非常向往，那是农村人在城里最温暖的寓所。前二十年我们就是凭借那一隅的暖流度过了城市里初期立足的冷漠。
四、母语何处说：双语到单语的演变
我在工作中多用汉文，从1980年代就这样了。甚至是在阿斯哈村开生产队会议就如此。十个蒙古人，有两个汉人，就得说汉话，不然人家不懂。
进城以后，使用蒙古语文最多的时候是当教师和修地方志的时候。我教高中的汉语文，初中的蒙古语文和政治、历史，一周十八节课。那时汉语文高考成绩不计入总分，只是参考，所以不算主课，但是学生并不排斥，很愿意学习。修地方志翻阅清朝民国时期旗衙门档案，基本是蒙古文的。那几年我还把蒙古文经典历史文化著作尽量搜罗着读下来。再就是这二年开始写作蒙古村社会生活史的阶段。除此之外，蒙古文写作是 纯粹没有。蒙古语只是在处理基层蒙古族群众的来信来访中用得到，再就是偶尔翻译一两件群众来信来访之类。
现在我日常接触蒙古文大都在研读历史文化资料时。蒙古文有了成为研究型语言的趋向，起码在我的周围是如此。市民委用蒙古文出版本市蒙古文历史文化著作，已经出到 30 本。我也参与了其中的翻译。我觉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民族文化工作，善莫大焉。
我的妻子不会说蒙古话，两个孩子虽然上的民族幼儿园，也没学会蒙古话。加上为将来的就业生存发展考虑，我们让他们上了汉文授课学校。妻子有蒙古名，但是久已不用。孩子的名字是蒙古文的，大的叫漠仁，意为江河，二的叫叶森，意思是平安。我的孩子小时候不时提出要改名字，说是同学们讥嘲了，说他们木头人了怎么的。有一个邻居大嫂称呼叶森是医生，说，医生，给姨姨看看病，姨姨头疼了。二子说我们全家只有爸爸是蒙古人，因为说蒙古话。那时候只有一个电视，照顾多数，只看汉语电视。直到去年，我们一个人一台电视了，我也看看蒙古语电视了。但是 蒙古歌曲全家喜欢，妻子说蒙古歌曲好听，比蒙古话好听。城里的蒙古人家从外面看不出来。唯有在过年贴对联能看出来些许。鄂尔多斯西部蒙古人家贴的多是蒙古文对联，借此可以找得见蒙古人家。我贴的多是汉文对联，这一方面是妻子孩子不识蒙古文，少数服从多数，另一方面也是发懒，因为一说蒙古文对联就得我写或者买。好几次我的表姐夫为此略表异议，说闹得他们都不好认定到底是哪家是我们的了。东部汉化的蒙古人，融入城市的蒙古人都贴汉文对联。家里的摆设，懂蒙古文的人家多半会挂蒙古文字幅，成吉思汗画像、塑像或者八骏图等蒙古文化味道浓重的符号。不懂蒙古文的蒙古人家多数没有这些蒙古文化符号，偶或有成吉思汗像挂在不太显眼的地方。1990年代中叶，我把房子简单装潢了，特请一位蒙古文教师写了一副蒙古文毛笔字，谓：放射智慧之光，装裱了挂在书屋里。后来搬到楼房里渐渐淡出了视线，偶或发现其卷缩的样子，找个地方存放着。
再说东胜的墓地，墓碑没有一个蒙古文刻字的。统一的格式把蒙古文化的痕迹湮灭了，惟有墓中人的名字显示着他的蒙古身份。
五、城市化的习俗
习俗文化在城镇里变化剧烈。几乎几年就有一个大变化。总的趋势是简约化、集成化、多元化。
图：在城镇的居住楼上凡竖有苏力定旗幡的必定是鄂尔多斯蒙古人家
传统礼节简约化。1980年代在旗里过大年是很隆重的。年前准备馓子等年货，腊月二十三祭灶。大年初一一早开始串单位的同事邻居，整整可以走一天，出入一二十人家，到晚上酩酊大醉者不乏其人。为了节省时间，去一家人家喝一杯酒，一碗茶可以轮着品尝过就算品尝茶了。记得1982年正月初一上午，哈斯老师他们来我家，逗我躺在炕上的孩子，多逗留一会儿，多喝了一杯酒，我很高兴。那个时候喝的大部分是散酒。初二三走亲戚，提着一两瓶酒，四盒烟等物。这些必要节目完成后就比较随意走动，去的人家不分蒙汉，只说关系。差不多可以进行到正月十五。同乡兼同学青克勒按照阿斯哈村的习俗，提着一瓶酒去给校长拜年，喝完人家的敬酒，他要给人家喝自己的酒，引起善意的笑声，人们道怪不得说百叶有层叠的角落，地方的习惯各不相同。其间也请人吃饭，请单位领导等等。1989年正月初二吧，我骑着摩托拜年，因为喝了酒，在大雪冰封的街上拐弯时候摔了一跤，脸颊也碰破了一块皮。但是似乎以为是光荣的战记，因为这标志着你走动多，朋友广，人情多。机关上的人也不怎么多讲究，不带哈达呀鼻烟壶什么的，只是进门招呼一声：平安好，过年好，大家好！
1990年代初我们到了东胜，老乡提醒我道：这个地方不和旗里一样，不太兴串门拜年。我心想既成为一家人家，怎么就不能去人了呢？初二先去阿斯哈老乡报社的德力和那儿喝几杯，仗着酒劲二人大转开了，当然都是阿斯哈村的老乡和同学等。单位的人家不去。如此两年品出此地过年的大概：初一是串亲戚，多数提一盒点心。初五上班后单位要好的同事张罗着蹲点，一家差不多半天。之后是同学朋友扫荡，慢慢喝酒吃饭。
到东胜起初两年，我们照着老规矩提着酒，拿着几盒烟，还有点心，转着给亲戚拜年，感觉十分烦琐，很累。东家的点心换到西家，如此倒来倒去，没多大意思。城市讲究简约和舒服，经妻子提议把我们亲戚间的拜年礼节简化了：平辈不必互拜，只给老辈拜年；每年有一家做东请全体吃饭喝酒，算是团拜，下年轮着来。问之，好多人家都这样改革了。这几年亲戚的队伍逐年庞大，得请四五桌，带酒烟得花费三四千元。但是同学之间的走动却没有省略。一般是腊月二十三就有人请着吃祭灶饭。之后相互帮忙炸馓子，做十斤二十斤的面。炸完自然吃喝一炮。初七八开始同学之间拜年，去一家要坐得稳稳的。这点对我们很重要，是个文化对接，也是社会接纳，有利于治疗在城镇受歧视和忽略的灵魂。
从2000年以来不知不觉间同学们的走动也不勤了，酒不喝了，理由是跑不动了，喝不动酒了，大家说呆在家里穿着随便看看电视最舒服了。不知道是五十来岁的过还是上了楼房不如平房方便了的过？
官场拜年和民间不同，据说是在年前进行，主要内容是借此机会打点、联络。
各种节日是应接不暇，蒙古的、汉的、现代的、传统的。吃一顿好的就过节了，仪式绝迹了。只有清明、冬至给故去者焚烧饼子、烟卷、糖、枣子、茶叶、炒米等物祭拜，汉族则是烧纸钱和供物。
官场习俗民族特色化。东胜这个地方的民族特色的显性部分似乎强化了，显得蒙古文化很有穿透力。外地好多专家要求东胜应该有强烈的民族特点，而非克隆那些古罗马的柱子和西洋的建筑。城市的雕塑里跳鄂尔多斯舞的男女塑像，苏力定雕塑等给人的感觉是强大的蒙古族文化氛围。不会说蒙古话的地方也请去了蒙古歌手，端着哈达和酒碗给客人高歌敬酒。这是官场礼仪文化。实际上生活当中不一定那么强势。城市的名片和实际生活还是两回事。
市里有官方举办的民俗活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有速度赛马、走马；赛驼；布鲁；射箭；蒙古象棋等内容。每四年一次。各旗轮流举办。举办者比较积极，都想承办，大概是响动大，有利于塑造形象的原因。2004年秋季那次我作为裁判员参加比赛，裁判走马比赛。很有意思。成吉思汗祭奠也是盛大的传统民俗活动。有呼和浩特市及邻近盟市的，有本地的，有蒙古人，也有不少汉族，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正月初一常常有自治区的领导，市里的领导参加祭祀。再就是蒙古族中学等民族单位的节庆。听说那些老教师校友们看见马队列队行进，慨然而泣，说这么好的蒙古文化多少年没看到了。
信仰习俗多元化。遇到人生难事，妻子好请卜，多数是本市的一些汉族民间算卦的，还有就是去白云山抽签看卦。但是孩子的婚姻等人生重大事情就请喇嘛做指导，如订时间，看日子。东胜城里里有清真寺，有基督教堂，却没有喇嘛庙，据说喇嘛庙过去就是选择偏远地方建造的，故在城里没有。我们找有名的喇嘛选日子做咨询就得到城里寓居的喇嘛处所去，那得好好打听才能找得到。我的办法是通过宗教部门来察访拜见。再一个途径是去准格尔召，那里有两个青海来的藏族喇嘛，声誉不错。前两年，老葛根也去世了，在城里解决这类事情更不便了。遇到神人就请教，碰上庙宇就上香，反正都也敬着，不一定哪个顶事，最起码别惹毛了。
人生礼仪集成化，习俗表演化了。传统礼仪在家里淡化，生活中少了，没有条件了；但是在公共场合讲开特色了。如婚礼上集中展示传统服装、诵祝，上羊背子。1980年我举行婚礼，没有讲究，只是请同事、同学吃了一顿，约有十来桌。连个喜字也没贴。1980年代末期开始城镇里时兴两套文化场面：中午是时兴的做法，把所有的人都请到，用中餐招待；晚上是传统的，摆放全羊席，参加的多是蒙古亲戚和朋友。近几年的婚礼，汉族和汉化蒙古人家在前一天晚上请来亲戚和同学朋友招待，少说也有十张桌子以上，谓之夜坐。第二天中午是正式婚宴，请的乐队和主持人、歌手。汉化程度不深的蒙古人的婚礼是中午大宴，晚上小宴，或者干脆晚上进行，安排一夜。新人和父母穿着蒙古袍子，带着头饰。请的主持人是蒙汉两种话语兼通的，用蒙语说完再用汉语说。请的乐队和歌手也是蒙古族的，唱的歌曲多是蒙古族古今歌曲。客人到了先安排喝蒙古茶，有炒米饼子稠乳和手把肉。之后上凉菜，喝酒，吃中餐。喝了新人的酒多数人退席。留下的人继续红火，十点钟左右上全羊席，念诵祝颂词。这样就算结束了礼仪。还要红火也可以。好多大餐厅里竖立了运马旗等蒙古族文化符号，使得民族特点更容易表现了。
图：婚礼大厅里也有苏力定旗幡
2006 年我们给大儿子漠仁办婚礼。先通过熟人找到一个有名望的喇嘛看举办婚礼的合适时间。给了喇嘛300元酬谢。按照喇嘛的嘱咐在儿子婚礼前三天祭祖三次。婚礼当天上午，迎娶新人。新人进家门时，我的大妈、三妈、姑姑、姐姐唱歌。多是些老太婆了，有的人牙不全了，唱歌走风漏气，仍然一脸凝重，气氛苍凉肃穆。中午大宴，请了20多桌。晚上小宴，请了十来桌。媳妇虽是汉族，也穿戴蒙古族女装。但是我和妻子没有穿蒙古袍子。人们评价可办好了。这个评价很重要，关键是得招待好客人。
各民族礼俗渗透和相加。如婚礼中午按新俗请，晚上按照传统来；炒米，廿三饭蒙古人吃，汉人也喜欢。再比如喝茶，有不少汉族干部也煮着手把肉喝炒米茶。农民则提上一壶开水上工，饿了就炒米泡开水吃了继续做工，但是他们的炒米是虚的，不像蒙古人的炒米那么硬，经得起反复泡茶喝。传统习俗同样潜规化，想进步的想发财的都在年前给领导拜年，而且行情看涨。也有礼仪文化的冲突。比如在我的婚礼上，女方的亲戚提出少带了新人的袜子。他们是汉化了的城镇蒙古人，用汉族礼仪来要求。所幸女方父母开通，没当回事。还有在新屋里剪喜字，写对联等等也是游牧文化向城镇汉族文化妥协。按照蒙古人的礼节仪式，结婚的头一天嫡亲聚会，通报婚事仪程，分配各自角色，简单吃喝一下，因为一切为了把明天的婚礼办好，把娃娃们的事情办好。其中有城镇人，最后评论道：请来那么多亲戚干坐了半夜，上的粉汤馒头，就着腌菜，喝几杯闷酒，不够意思。新人满酒，按照蒙古人的礼节，是伴郎端杯敬酒，新人屈膝行礼。而汉族人对此不以为然道：新人连酒也不给端，缺少教养，太缺少教养了吧。于是多数蒙古人为取悦来宾，就改宗新礼，按照时兴的做法举行。
蒙古人对待汉俗的强势收容有几种应对态度。随和，也就是随大流。以婚礼上耍笑为例，我儿子的婚礼上我们就接受汉族朋友的戏耍，我和妻子的脸上被涂抹得红白相间，觉得很喜庆，有气氛，汉族朋友认为很融和。老图那年上楼房，既是人生大事，也是为来往礼仪找平的举措，因为他只有独生女，所以请的都是单位两个子女的人家。席间有人出节目，叫他两口子扭秧歌，老图勉为其难地扭动，其状如趔趄慢跑，也博得人们的一阵笑声。也有人一本正经地解释说我们蒙古人不耍，别人也就知趣地作罢。我的一个同事，女儿结婚，新人满酒，老人也满答谢酒。人们照例要耍笑一番，他们两口子却一本正经道，我们蒙古人不耍。人们也就不耍了，喝酒，但是气氛沉闷。也有人评论某某不融和。所谓的融和就是向多数人的礼节看齐，可是如此一来就失去了民族特色。
总的趋势是偏向新俗了。
我们家里挂的是清明上河图，而不是八骏图。摆放着成吉思汗的塑像，那是一个纪念会上发的。这些是我家居的蒙古元素的全部。过年贴对联，起初是蒙古文的，近几年也就买一副汉文的贴上。服装，我有蒙古袍子，是单位给发的，但是我没怎么穿过。惟有十六大召开那天，市电视台来采访，要表现各族人民喜迎十六大召开的欣喜状况，单位领导催促着我们穿，只好穿了一次兰色蒙古袍，被同事戏噱为酷似旅蒙商。
在住平房时，每逢除夕、清明、冬至的晚上，我们都要在院子里祭烧食物和烟酒拜祭去世者。1998年吧，我的哥哥打来电话，说了说什么事情，之后又安顿说每逢七月十五、冬至、除夕夜，好好给父亲祭烧东西，对你们有好处。我们很虔诚地做这些习俗礼节。腊月二十三还要给燃烧的灶里投放肉块，祭拜灶神。
上楼房是个礼俗更新转折点。祭祀行礼得去远远的城郊偷偷笼火祭烧。因为防火的缘故，不允许这样。清明则去黄河边往河里投放食物表达祭拜和怀念。实在忙得错过了，也得祭洒三杯酒，不然似乎心里空的。过腊月二十三，有时吃一顿祭灶饭，给窗外洒一杯酒。我还特地让儿子也参与此事，以便传承。过年，敬天祭地没了，只是在家里摆放馓子等吃盘。
我因为成长在破四旧的年代，好多传统礼节都不懂了，时觉难堪。不懂蒙古人的礼节是会受到小看的。1990年参加一个同学妹妹的婚礼，我没带六个礼饼子，直接搭理20元。一个山羊胡子老头显出明显不屑的神气。礼仪场合，人们的话变得掷地有声，谁也不说松话、软话。我不唱歌、不喝酒、不做声，感觉没有个坐处，被胡琴弓弦戳着，处处得躲着。
2005年在外甥的婚礼上当了一次主婚人，无声无息地坐在那儿，被懂礼节的人噱称做傀儡。有一次单位招待客人，要上几个羊背子，人手不够，只好充数上了一次羊背子。我挑了一个不懂蒙古礼节的客人的桌子，端上羊背子后，乱刀割碎，以便客人吃起来方便。客人们还直夸我上好了，懂礼路。
说到蒙古族传统习俗的这些变化，汉族习俗何尝不是如此？从前人们需要凉房，储存过冬的食物，腌四五百斤白菜；需要地窖，每家储存几百斤山药 。现在好多人家就不储存了。城镇里的习俗变化太快了。这就是城镇化、现代化。
六、三十二年湿一层皮：浸不透的蒙古性格
语言，穿着、习俗的变化可称作外在城市化。内在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意志毅力、潜规则适应程度可谓内在城市化。外在好变化，内在东西最难变。
学习汉族文化，不会说流利的汉话，拙于和汉族人交往，被称为“老蒙古”，容易闹误会，甚至造成不愉快。退一步说，就算会说流利的汉话，但是仍然会叫人看出蒙古味：直。好多蒙古人知而学不会。首先是价值标准的多元化。我们800元钱成家。我们农村来的人认为是家里负担了不少。而城镇出身的人就认为还少，办得根本不够风光。他们过来看新家，首先掀开床上的被褥看是几铺；然后再看几套被褥。再品评被褥的质地。流行的说法是四铺四盖。我们教师们举行集体婚礼，认为完全可以了，新事新办了，也就那么个程序而已。城镇的认为那太寒酸小气。我们怀着早早返哺父母的想法，最起码再不要给家里增加负担了。可是城里人不是那种想法，而是要乘此机会好好淘腾父母，自己过得舒服，同伴面前有面子。所以一城一乡结合，首先是观念的冲撞。
还有表达方式，蒙古人是直来直去的，而且第一反应多数情况下是驳难式的。比如我和妻子说，晚上在郊外有陌生人敲车窗，最好不要开窗。她马上反驳道：那你为什么刚才开窗了？我说，你怎么非要戧茬子说话？我刚才不是没想到，这会儿想到了嘛。她说对的，得留个心眼。她实际上也转过弯子来了。但是第一句说的是否定式，不中听，是逆耳之言，在谀词泛滥的语言环境中自然先输一招。我的外母也如此。她说吃咸的还能吃坏人？谁谁吃那么咸，不是照样好吗？该死怎么也死的。但是她后来偷偷嘱咐儿子少吃咸的。我发觉了这个矛盾，她很不好意思。总之，蒙古人的第一反应是否定多于肯定，第二反应才是决定行为的思维。
潜规则是进城的蒙古人最难学到、学好的。这是文化的糟粕，却也是现实中的精髓。你可以在显学里学好汉文写一手漂亮的汉语文章，在生活和政治生态里你就不一定吃得开了。等文件规定给你做主？等政策？那会被看作不会跑，脑子不够，不会来事而耽误大事。蒙古人崇尚正直，所以在潜规则面前怀有一种道德心理障碍：蝇营狗苟虽管用，但是不好，所以在官场上似乎视此为一种羞耻甚至是罪恶。我们阿斯哈村人普遍缺少潜规训练，性格直拙，不爱求人，视溜须拍马为可耻。因此在潜规则条件下和人交往深入不了，戒备心理重。遇到非官场情况，被事情逼着送东西尚能做出来。比如1983年，我领着妻子去北京看病，住院困难，我们照着别人的好心介绍，找到那个关系人送了些茶杯什么的，也就是十几元的东西，后来还送过驼毛等。送出去了，反而有种力量感，自信增强了。
化直为婉谈何容易。首先有个思维问题。笔者当生产队长时，时不时和社员发生争吵，气得发抖。有个汉族老农淡然而言：咋想就咋说？中间得加个弯子吧。我猛醒，这就是策略化、艺术化程序。这很重要，往往可以化被动为主动。还有情绪剥离功夫。牧民的行为情绪化的成分极大，憋不住了，等到出手已经是十二级台风的级别，毫无回旋余地，往往酿成无法挽回的结果。而习染汉文化的蒙古人却不同，情绪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鄂尔多斯人经常笑话上海人，说在上海的公汽上上海人为二分钱的事情吵得脸红脖子粗，伶牙俐齿，难分高下。吵就吵呗，怎么干吼不上手呢，真不过瘾，近乎稀松，哪如咱们这儿，一说二打，痛快淋漓，似乎是英雄行为。实际上这就是文明程度的差距吧。
然而最难学习的是官场学问。活人应世怎么能离开和官打交道呢？反思蒙古文化，有好些和主流潜规抵触的因素。譬如好说“狗和官信不得”，会使人恶官而躲官，更可能铤而走险耍官。人家称官为“父母官”，多有亲和力。虽然也有狗官的恶称，但那是彻底翻脸后的罵唳，是贿赂不成时候的发泄而已。蒙古牧民好较真，动不动扳理。为什么有理不能讲？他们困惑。现在能扳理吗？现在得变争理为乞求，首先要有好态度。 在阿斯哈流行的这方面的段子，生动反映了蒙汉性格的差异。1980年代初，有一年快过年了，苏木禾书记给武装部长奇某安顿：家里没有胡油了，你嫂子在家炸油糕等用油了，你给我从粮站买上二斤送回去。书记安顿完就慰问军属去了。这边奇不知遇到什么急事，把书记安顿的事情忘了。等第二天想起，赶紧买了送去，书记太太道：老禾是安顿了几个人买油的？王秘书昨天就送来了嘛，我把油糕炸出来了，尝尝我们家的……奇大失所望，才想起昨天书记安顿时，王不知怎么就听见了，捷足先登了。这则故事在苏木机关广泛传播，在基层也传说，作为蒙古人不赶趟子的证据。果然不久王被提拔成副苏木长。以这等眼头见识，怎么能应付得了光怪陆离的城市环境？1986年吧，我和汉族同事小焦给朋友陶都帮忙杀猪。我在旁边站着敲怪话，说开水不开，说猪毛不好褪，说褪毛的砖头不合适。小焦则一马当先，褪毛、翻猪、倒肚子，利利索索，一丝不苟，比主家都负责，好象是给自己干活。他嘴里衔着一根烟，那是陶都感激地递在他嘴里，虔诚地给点着的。我忽然觉得差距了，就赶紧跟着上手褪毛。这是民间的差距。前四年的事情吧，有次我们的局长缓缓进来我们办公室，淡然说了一句：裤带卡不住了，看看现在的产品，还是名牌了。一个年轻同事沉吟了一下，说我那儿正好有根备用的裤带，给您救救急，说着解下裤带递给局长。局长很满意地走了。我们几个人对看了一眼，都是无限感慨的眼神，为各自的笨拙羞愧自责。这是官场上的表现：不赶趟。人人都有一肚子苦水，人人都有与机会擦肩而过的经历。老是错下关键的一步。在技巧的汉文化面前，一个感觉是办事情越来越难了。求人办点事情，先不先亮出个谢字，亲戚间也一样。不过，牧民对行情和做法很隔膜，经常困惑着。要找对人找对地方，但是很不容易，东认不得西认不得，“提上猪头寻不见庙门”，此困惑一。送什么送多少？防备“割伤驴球敬神了，神也惹了，驴也死了”，几头不合算，此困惑二。
蒙古人老忘不掉那句：诺亥（狗）和诺颜（官）不可信，所以和官老是有隔膜，溜得不到位。对官不好屁股常烂，对狗不好衣襟老破。牧民们在潜规面前更显无奈，因为那是汉文化为基准的东西，外族文化很难跟进。
直到现在，阿斯哈没有出现一位外交大家，“潜规大师”，可见培养大学生、研究生还可以争取，“大师”只可遇不可求了。说起来潜规化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但是人总得以生存为第一要务，不走的路还要走三遭的，谁愿意磕头？潜规化，对进城无根基的牧民们不啻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1995年吧，一个算命先生推门进来，在我往出推他的当儿，他道，你耿直，惹官，处境不太好……我虽然果断地把他推出去了，却对他的评语深以为然。记得1980年代初在学校当教师。那时学校工会经常给教师看电影。有次我奉派买回电影票，先把票裁剪齐了，握在手上，让人们抽票，好坏凭运气，对校长也不例外。这点得到老师们的好评，但是却引起领导的不平。梁军老师得出结论，我适合做研究不适合搞行政。泰山易移，本性难改。直到前几年，我还有那种对上层的疏离感，遇着领导躲着走，不主动伸手握领导的手，被好心的单位领导批评为不和领导接触，这是不跟领导保持一致的严重问题。这就是蒙古人的脾气。
我现在对金钱已经无所谓了，这大概是蒙古人容易满足的心理写照。但是我想写点东西，这个想法没有泯灭。怎么也是一辈子。花天酒地，金碧辉煌，他活得再好也是一辈子，不可能让他活两辈子。
有些人说蒙古人翻不转，意思是不懂人家的意思，好话听成赖话了，不该生气却生气了。我想这大概是文化的隔膜问题使然。和而不同，不要鄙夷不懂的东西。
有一些蒙古人自己看不起自己，认为蒙古人什么也不行，不吃蒙古餐厅的饭，不用蒙古人的东西。他们说蒙古人不行，实际的意思是他自己除外，是行的。这种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极端的自恋奇怪地互为表里。我看不惯少数民族而自己贬低自己的；没有一点民族意识的。但是这类蒙古人在听到别人讥嘲蒙古人也会感到不舒服，进行反击。有的蒙古人个人境况好的时候不提民族二字，一旦个人境况不好了，官场失意了才想起自己是蒙古人，说是受歧视了。这叫歧视状态下的民族认同。还有人老了才想起来要听蒙古老民歌，要回老家看看。但是多数蒙古人是认同自己民族的。 近来听说某位国家级著名歌唱家从首都北京偕着夫人到故乡的沙漠里安了家，就在阿斯哈村旁边。旗里邀他住到旗里来，他婉拒了，仍然钟情于沙漠。看来他是享受故乡的文化氛围、自然景观来了。还有一个事例尤其让我感动－－在上个月举行的全国“成吉思汗杯”蒙古传统民歌演唱大奖赛中，一位汉族小伙子荣获长调民歌演唱二等奖，他唱《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唱得太地道了，实至名归。他是用蒙古语唱的，但是不会说蒙古话。他的名字叫王林伟。我也亲眼见到一些学校重视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礼俗文化教育成为了一些蒙古族学校的教学内容。
由此我直观地理解了下面这段话的意思：文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既出于生存的需要，更在于保证生活的充实和幸福，在于使人获得艺术化的生存－－“更加诗意的栖居”。事实上，越是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就越有存在的价值。一个民族只有不丧失自己的文化，才会在未来社会拥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和资本。
看到实际的例子和上面的观点，我的民族自信心增强了些。把我们断档衍变而变得千疮百孔的礼俗文化拣起来吧。即使在城市它们也应该而且能够鲜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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