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舍马骑驴追汽车：进城去
（一）去古典化三级跳
阿斯哈村有民谚：牲畜秉性随主人，帽子形状随头颅。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善于以牲畜喻人说事。牲畜有时是一种文化符号，对不同的牲畜的态度，显示了人们对不同的文化的态度。马是蒙古人朝气蓬勃的形象代表，也是游牧文化的象征。马和蒙古人同呼吸共命运，是宝物，比一般的牲畜高贵，故阿斯哈牧人称呼有精神气的后生为“具有马一般的精神头”，在屋前竖立写有经文的旌旗，称之为运马旗，象征蒙古人家的兴旺和神的庇护。随着农耕的兴起和机械化的增加，马的用途日窄，其地位不再显赫，走开下坡路了。阿斯哈村牧人的气质如果以前是汪洋恣肆的骏马，纵横驰骋，无可阻挡，那么后来则类同牛和羊了。牛是两极性格的，顺则服服帖帖，任劳任怨；一旦受虐过度则羝角相向，瞪直眼睛，棍棒不顾，愤然向前。阿斯哈村牧民在家园被开垦时愤然抗争便是一例，并且向来以公牛瞪眼形容自己的底线时的反抗状态。然而随着世事沧桑，挫之磨之熬煎之，自信力动摇，精英们系于私利而去势丧胆，渐染羊风了。不过虽是羊道，精英们走的是善于投机取巧的山羊路，还有一部分所谓精明人也随同上此路。另一部分走绵羊路线：轻信，易惊恐，线形思维，极端化行为，头羊一跳，后面的一群不顾汽车碾来，跟着跳，多成了计谋的牺牲品。而牛的受苦精神和狐狸的狡猾被誉为顶尖的性格组合，只有在一二官场宠儿的成功后的慨叹中露出踪迹，多数人无可为法。还有骆驼，是公认的沙漠之舟。骆驼是牧人中隐逸派的形象代表，是为享受古风，继续在沙漠里徜徉的追求者。六金一类的隐逸于大沙漠的好多牧民就牵驼徜徉于库布奇沙漠，几乎一辈子。沙漠里的人往往做出吃刺草的骆驼昂首皱鼻的傲态，其坐姿也是盘腿斜坐以拳柱支于大腿上。他们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自居，却受不了沿黄河居住的蒙古人笑话他们见识少、话语生硬、脸庞更黑、浑身羊膻气。沙里人笑话沿河人蒙不蒙汉不汉，住处挤得像蜂窝，人走路像毛驴夹着尾巴一颠一颠的，一点不大气；要不然就低头踅摸，像丢了账本的商人，没有蒙古男子汉的样子。骆驼看起来样子凶狠，实际上很善良，骑骆驼不小心掉下来也不疼，牧民喻为是骆驼会展开绒毛接住跌落的骑手。马也一样，狂风一般驰骋，从马身上跌下来不觉疼。唯有毛驴名声不佳。
在阿斯哈村驴是农耕文化的形象代表，因为最初的农民和小货郎子多是赶着小毛驴闯蒙地的，定居以后还有猪鸡为伴。笔者的奶奶在世时常念叨：她年轻的时候，后套地方有三不见：农民、驴还有猪。毛驴平时耷拉着耳朵慢慢摇晃，顶多也是一颠一颠的走碎步，没有马的速度和驼的大气，却有不少驴脾气，突然发脾气躲闪起来，使人猝不及防，把骑的人摔个跟头，而且因为走的路不是堰子就是田埂，挨着水渠，往往把人摔坏，故有“毛驴是个鬼，（被甩了）不是（跌断）胳膊就是腿”的话。故被定性为心术不正，小聪明多。紧急时刻不会像马那样舍身跳涧越沟，贪生怕死，小沟小坎小冰滩也坚决不过，四条腿死蹬着不向前走半步。主人突发奇想，从驴的脑门子上往后推，它却犟着往前走开了，竟然过了冰河。所以驴的脾气实在难以捉摸。不过毛驴也有不少好处，比如适应性强，饲喂方便，什么草也吃，只要填饱肚子就行，吃苦耐劳，要求不高，不容易闹毛病；生性温和，不像马那么欺负妇幼弱小，适合老人妇女骑乘，更适合穷苦人家使唤；在生态恶化的自然条件下它也可以毫不费力地生存。驴也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走路间就可以抢食几口路边的草。在集体化时代，留自留畜，不允许社员留牛马羊，只允许养驴和猪鸡，所以它也适应了那么紧张的政治环境，的确叫人奇怪。由于草场狭小，牧民们从1940年代开始无奈地接受了驴为象征的农耕生产方式。养猪则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在阿斯哈村牧人看来农耕文化是实惠而没有美感的。然而根据实用第一的社会规则，驴很自然地替代了马的地位。骡子是驴和马的混种，性子偏重驴性，虽然力气大，能干活，但是脾气古怪，突然发起骡子脾气，专门往要命处踢人，因为体大劲足，往往会把人踢坏。1977年，阿斯哈村的两个漂亮姑娘给生产队拉庄稼，用一个平常从来没有怪毛病的骡子驾车，不知怎么它突然发了一次脾气，把毫无防备的姑娘踢瘸了。姑娘青春勃发的处子小腿上茬口齐齐的挖下约一寸深的伤口，如同骡蹄子的拓片。猪性子被指为作风不好，是性能力的代表，也是好吃懒做的形象。鸡呢，鸡毛混入饲草羊吃了容易拉肚子。所以对它们开头是坚决不接受。现在接受了。不养猪吃什么呀，猪肉还耐吃。“纺锤一样转着，毛驴一样颠着”，他们这样形容农耕生活，认为和骑马吃肉喝酒转悠的牧歌田园生活相比，那是没法子的事情。农耕文化中张果老骑驴、新媳妇骑驴那是正面形象，但是牧民们不以审美眼光看待驴，只以经济实惠看待，认为它是实用而没有名份的。阿斯哈的人以骆驼喻沙漠里的人，以牛比喻脾气犟，以毛驴比喻那些滑头，而且约定俗成，各不犯界。1969年春天，“九大”开过不久，笔者有次在歇工间和几个人玩扑克，因为牌不顺，照例随口爆了一句粗话：甚牌了，毛驴！一块玩牌的一个农民青年不高兴了，抗议道：说甚了！不能影响民族团结。笔者头都大了，这是多么高的纲线。牌局一时陷入僵局。幸亏杨队长赶紧圆场，催促道：赶紧整牌，来下一盘，耍完就上工。同伴们也赶紧帮着转移注意力，幸而那个农民再没有大做文章。笔者这才体会到在阿斯哈村是不能随便骂牲口的，那是会有打鱼捎鳖的连锁效应的。这是我从贫下中农那儿受到的第一次教育。从那以后每听到放牛的老农民一边扔棒打牛，一边骂乱跑的牛：操心喝了你的牛杂碎哇，笔者也似乎觉得有敲山震虎之感。六金就不愿意兄弟在军营里骑驴，嫌丢蒙古人的脸。他见不得毛驴，更见不得虐待马的人，为此不惜出手打虐待马的人，就是这个道理。1960年代后，虽然牧民普遍种地喂猪也骑驴，但是其偏见仍然存在。阿斯哈村蒙古民歌里从来没有驴的影子，而谚语里驴往往是反派：“蒼蝇蚊子爱逐臭，毛驴骡子滚灰堆”是说其肮脏；“要死的驴往狼窝里走”是说其愚鲁；“驴耳朵里灌油也摇灌水也摇”，是说其不识好歹；“舔糠的毛驴跟着马群尥橛子”，是说它不知深浅地邯郸学步；“山中虎嬉戏，柱前驴大惊”是说其胆小如鼠；“驮重的驴子走马步”、“驴喜座鞦棍”是说它不值得可怜。农区居住集中，牧民形容说“毛驴喜欢挤着”。农民说五谷丰登，牧民说五畜兴旺，但是绝对不把猪和驴算在牲口数里。对猪入选十二生肖不以为然，对驴不入选则深以为然。对骆驼未能入选则以驼有生肖的全部特征的集大成来解释。马倌叫“阿斗琴”；牛倌叫“吾和尔钦”，羊倌叫“浩尼钦”，唯独没有驴倌、猪倌的称呼，不以“牲畜+钦”的构词法造正式新词，只说放猪和驴的，似乎耻于称呼。放牧马牛羊驼是大丈夫所为，放猪驴则是小子所为，故称呼“放驴（猪）小子”。就是传统的五畜中牧民也分高低品性，山羊秉性捣蛋，不老实，爱寻寻觅觅，所以视为末流。放羊的只说是“浩尼钦”（放绵羊的），绝不说是“伊玛钦”（放山羊的）。偏偏把酒风不好乱侃胡说糟蹋人者称呼为“赶山羊的”。实际上是把对诚实品行的尊崇和对奸猾的厌恶投射到牲畜身上了。那些牲畜被赋予了人的灵性和好恶。对买卖人看不惯，认为不实在。有“一辈子学不好庄户人，三天学成个买卖人”的话，表示买卖行当是不正派人所从事的职业。
游牧生活方式是古典美的寄托所在。农耕和商业毫无美感可言，但是能提供丰厚的实用价值，所以吃着碗里的米饭，梦想着过去的田园游牧。实惠毕竟是管用的，再好的梦也当不得饭呀。他们在惋惜古风逝去的矛盾心态中凭靠镰刀镢头拖拉机生活着。去年秋天笔者问牧民达楞：你真 喜欢的营生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放羊最好。问他为什么？他说放惯了，有感情了。实际上他的收入里八成来自种植业，但是他仍然心仪那只能带来微利的羊群。令我想起只要有草原，蒙古人就会存在下去这句话。草原情结，马为焦点呵。
对于以汽车为象征的工业文明以及城市文明阿斯哈牧人却并无隔膜和排斥。1960年代初，开挖引黄灌渠，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有个技术员时常来我家说话，指着东南天边比划出好遥远的意思，说他是上海人。那个人对我们小孩特别好，经常给我和姑舅姐姐白面馒头，那在当时是极其稀缺的东西。他经常忧郁地坐在黄河岸边发呆，奶奶说那个人可能是想家了，那么远来这儿的嘛。有天中午人们纷纷往河边跑，听说那个人耍水淹死了。奶奶和我们还失落了一阵，为那个好人。有次一个公家人骑着电驴子来了，在我家的当地修了大半夜，一早屁股冒着烟突突突走了。但是对路过的农民盲流我们家是坚决不留宿的，任其在门口告苦情：出门人，出门人！我以为是在叫我四叔的名字朝勒门。问之于奶奶，她说那是讨吃子骗咱们开门，半夜会抢人的。以奶奶的古典脾气，对城市人和农村人态度截然不同，也是奇事。在她看来城里人是高级人物，所以值得信赖的？从1960年代开始村里凡是加工米面的柴油机到拖拉机推土机都是选派最好的后生担当驾驭重任，认为那是机器火器，不是驴马可比瞎乱一通的。1970年代初，阿斯哈村政坛人杰道尔吉在侦破朝可图的花案后不久官场失意，愤然卸任后以四十岁的年龄学着开起了大队唯一的拖拉机。他把政治上的损失以开拖拉机来做补偿，可见拖拉机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前几年市里组织少数民族青年进行进城前技术培训，多数人家首选志愿就是学习开汽车。这也许是蒙古人的基因里的游牧因子的变种。笔者1969年下农村不就首选放毛驴，并为此不顾自己成分高的劣势在社员会上奋然竞争工种的？可见游牧因子的强大潜在力量。
可以说阿斯哈村蒙古人在舍马取驴也即从牧业转营农业的时候是经历了观念和实际的巨大冲突。然而舍驴取汽车走向城镇的时候基本是快活顺当的。这大概前者是在逼迫挤压中实现，而后者是被他们吸引羡慕有关。再好的选择有了强制和不道德的基础就有了怨恨的残疾。
我问三叔：从放牧到种地，咱们家的人很愿意吗？他答：不情愿，因为种地苦重，累。问：那么为什么种地？答：没办法嘛，生活呀，那个时候是合作化嘛，得表现积极。问：那么后来对进城很情愿吗？他说：那当然，城里条件好，太阳不晒，风吹不着，穿得干净，不受苦，生活方便，人多红火。政府还给补助，吃喝有了一定保障。
然而从马文化到驴文化再到汽车文化，文化焦虑是牧人始终不去的心魔。老年人、有文化的人眼见民族特点在迅速消失或者变异，担心民族文化没了。在这些阿斯哈人理解起来城市化在吞噬民族文化，城市是民族的消融之地。这大概也是农村文化面临的现代化困惑。农村是落后的代名词。蒙古村更是如此。阿斯哈村附近的城镇里没有蒙古族街区，进城的蒙古人家没有了运马旗等外在标志，其后代连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可能不会用了。只有蒙古食品比如炒米、手把肉、酸奶等盛行在城市民间，蒙古人成了吃炒米蒙古人。
公道说来政府也在支持少数民族文化。1990年代有个汉族副盟长表态说，农区都有交流会，牧区也应该有那达慕会，政府要支持，于是市里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后来改为四年一次，各旗区争相承办。蒙古族孩子上学都有助学金，现在每个月有一百多元了；考上大学后还有奖励，每人两三千元。鄂尔多斯市政府近年来每年从蒙古语授课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三十名公务人员。这些为民族文化的保留使用带来了新的动力。蒙古族民间也在努力。民间马文化协会等等纷纷成立。不少牧民举办家庭那达慕会。但是文化的力量在政治干预面前毕竟柔和而强大。政治可以轰动一时，但是文化溶物细无声地决定着走向。在城市更是如此。
年轻人讲究不多，说什么文化不文化的，先红火好了再说。城市优越的条件吸引了人们。现代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在城市生活的意识和技巧。年轻人的享受主义观念引领了这个潮流。老年人怀着矛盾的心境随大流，无奈道：全这样了，又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情。进城吧，受了一辈子了，再不能受苦了。土地牧场？不能丢掉，咱们两头占着。
从百年历史角度看，阿斯哈村蒙古人过去是被农耕文化挤迫着实行文化避难和生产转型；现在则被城市文化所吸引，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开始了城市化。
（二）逛城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牲口循着草香跑。赶我记事起，就觉得阿斯哈人是非常稀罕进城的。他们会把进一趟城当作人生大事，提前酝酿一半年，事后咀嚼多少年。
就与城镇的关系而言，阿斯哈人经历了逛城、进城两个阶段。1980年前是逛城，此后开始渐渐进城，开始了缓慢的融入城镇文化的过程。城市的文化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办事模式及其对之游刃有余地驾驭，那就是融入的问题了，目前只有个别人处在融于城镇的第三阶段。
在阿斯哈村流传甚广的把蜡烛当作水萝卜买着嚼的故事是讥嘲那些不懂事理的人进城的尴尬，其具体年代已不可考，少说也在百年之外，可能和河套地区兴起城镇雏形一个时期的事情。人们相互讪笑老蒙古进城的可笑故事，但是即使如此可笑也还是愿意进城。
1940年代初陕坝城是绥西重镇，傅作义将军的行辕所在地。六金跟上蒙古军走后，升格老汉也跟上日本人跑了，他们都是从陕坝街上出走的，算是阿斯哈人中最早进城的人。多数牧民则逃亡到黄河南岸，离城更远了，也平静了。那个时候的城镇给阿斯哈人带来的是无尽的动乱纷扰。1950年代末，人们隔河望去，包兰铁路上奔驰的火车吐出长长的白雾，在青青树障上留下巨大的卧龙般东西。那时他们又开始向往城镇了。1960年代初，有次我早晨起来，睡眼惺忪地去房后尿尿，发现在路壕里留下两排整齐的齿印，大奇，究之于同伴。他们眼睛瞪得溜圆，争着说一早过去两个叫拖拉机的大家伙，红红的，差不多房那么高，真厉害，攀爬丘阜如履平地。我大悔，之后大怨：为什么不叫醒我？特嘱父母今后出此物要打醒我。此后每从路上过小吉普车，就随车奔跑于车后的漫天尘雾中，张嘴吞闻那和着汽油味的尘土。1950年代末叶，我和奶奶、四叔去了一趟包头。晚上我们在临河县火车站赶火车，车站房里的大喇叭震耳欲聋地播放《社会主义好》。买了票，四叔在前头催促着快快快，火车就要开了。奶奶背着四岁的我，奔跑着，突然在铁路旁的一块冰滩上滑倒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把丢得很远的奶奶的头巾捡了回来。匆忙的气氛使我顾不得哭了。后来四叔和奶奶每逢说及此事，说我向来爱哭的人那次却罕见地没哭，还捡回奶奶的头巾，正如俗话所说水涨到狗鼻子跟前，狗也会浮水了。还有一个记忆是我和奶奶在街上走，一个穿蓝布衣服的瘦小的人从街角转出来，对我很关注，把手里的混糖饼子递给我。我伸手去接，被奶奶低声喝斥了一声：不要。她用生硬的汉语给那个人说，他肚疼，不能吃。我并不肚疼呀，为此生气了。奶奶说，那个讨吃子的饼子有巴巴，还藏有针头，吃下去会肚疼。我这才想通了，不生气了。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包头之行的全部。平常我们有点病了就去公社找申大夫打针，顺便能听到喇叭声，我以为那个喇叭里有小人人在唱歌说话。这一切很稀奇。只是申大夫的针打在屁股上实在疼，很可怕。四叔把我按在他膝盖上，粗壮的大手在我脖子和脚腕上一压，我动弹不得，只是大哭，觉得屁股上刺疼，不一会儿没事了。家里人对我的恐惧心理加以开发利用，咋呼说是老申大夫打针来了。开头还能引起我的恐慌，中止“害人”行为，后来觉察是咋呼，也就无所谓了。在公社还能看电影。但是我单看那嗡嗡嗡的小发电机，缠着哥哥陪我看。在他百般求告兼咋呼诱骗下，我才恋恋不舍回到几十米外的电影场，那是在平地立着的两根木棍上拴着幕布的土场，人们就坐在地上，或者搬几块土坯坐着，后面的人站着。公社还有供销社，能买糖买东西。还有小学。1960年代初，公社所在地连学生大概就是三五百人，但是觉得人多得了不得。有次人们纷纷传说什么稀奇事，我跟着纷纷攘攘的大人们在公社卫生院观看玻璃瓶里的小人，那是泡在液体里的一个发白的三四寸长的人形，佝偻着。人们神秘地相互议论是胎儿，是某个十四岁的姑娘生下来的。我不知道胎儿是什么，问大人，他们支支吾吾不说，闹得我也一头雾水。丹比喇嘛的一个养女守在那胎儿跟前，手里拿着棉花和镊子等东西，偶尔说一句什么，我觉得很神秘，了不得。这些稀奇在乡间是看不到的，所以公社在阿斯哈人眼里就是城市，去公社相当于进城。公社的电灯是1970年代初用上的，柴油机发电，晚上八点供电，十点半停电。停电前十分钟电压降到快熄火那种，然后复原，那是在警告你该睡了。实际上平时的电压也不高不稳，时不时发红。但是那毕竟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共产主义要素之一，了不得。公社一个姓郭的工人主持此事，沉默寡言，黑着脸。经常听到公社的官们评价他技术还可以，就是有些傲样，形象的说法是老郭爱把技术堆在鼻梁上，不听话了。公社还有篮球架，夏秋的晚上时有年轻干部和教师们比赛。他们相互鼓励着喊“投一个！”看赛的人们哄然大笑，以为是说的骂人话。常电大概是1990年代用上的。
油路是最近十年通上的，那以前是土路，那路面被车轮碾轧得凹凸不平，细尘如同白面堆积在坑里，形象的说法是面瓮，车轮砸进去尺余深，腾起一股尘雾。要是下点雨，那就泥泞不堪，别说车，空人也不好走，鞋底沾上厚厚的泥浆，拽得走不动。
1960年代以前，阿斯哈村人只能看城，也叫逛城。看城有几个地方，最近的地方是公社，距离村子东头三十里路，村西头十来里路。村里没有加工米面地方的时候，社员们几家搭伙赶着驴车去公社加工粮食，顺便从供销社买些油盐酱醋，再去卫生院说一下家里人的病情，配几毛钱的药片。中午闹好了吃一碗粉汤两个馒头，记得是一共三毛钱。没有粮票就只能喝粉汤一碗，加一碗开水。好多情况下则是硬撑一天，不吃饭，晚上空着肚子黑着脸回到家，脾气很坏，吃上几大块窝头两大碗酸菜汤，肠子由曲转直，脸面才多云转晴。公社有交流会唱大戏，则骑上牲口，跨上自行车赶交流会。那要穿得干净整洁，收拾得像个人，还要吃一碗炖肉，吃几牙子西瓜，看看耍猴，照一张全家像，晚上看了大戏再回去，一路议论剧情：打金枝呀秦香莲呀，冤呀杀啦的。小孩不解，没见怎么杀人呀，怎么说杀了人？逛城、看交流会、过大年、参加婚礼，这是阿斯哈村人改变土牛木马形象的几个时点。
1976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走了三十里路到兵团团部看篮球赛，看电影。那时兵团已现衰气，原来的蓬勃旺盛消褪了，只是沉闷地防守、投篮。看到中途不比赛不演电影了，说是上级有通知，停止娱乐活动。我们很扫兴，蹬着车子往回走。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逝世了。
还有一个去处是过黄河去临河县。距离也就是二十里路，但是因为隔河千里远的道理，所以主要是冬季踏冰而过，逛县城，看火车，看人流，看一切东西。我的有限的买书都是在那儿买的。逛城有乐趣，但是也有风险。经常听得到杀人了等怕人的消息，叫人心惊胆颤，此其一。其二是河上的“亮子”(未结冰的暗流)，一不小心就可能在夜里钻进去填了河。
进城的再一个途径是上学。在1960年代初，小学一到四年级在公社上，五六年级就得在百里外的格根召公社学校上。而且这些也在不停变化。我小学四年级毕业后，去旗里念书，路上整整走了两天，坐的敞篷车。一个小姑娘晕车，给我吐了一身。懵懵懂懂到了旗里，只记得有一个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忽然姐姐说家里来了电话，公社学校设了五六年级，叫我回去。于是姐姐托了一个同路的人照顾我。走了一天到磴口县住下。我出了旅馆，循着火车的喘气声去车站，看火车头交错奔跑，气喘吁吁，烟雾腾腾，很觉有趣。不觉天晚，往回走，有些转向。好容易找到那个大门口挂着方牌子的旅店。那个受命照护我的人也正着急，见我回来还夸了一句：你十来岁的人胆子还不小。初中是在离家百里远的格根召公社念的，高中是在旗里和临河各念一年的。
去旗里开会，那是大队干部的优先权。三叔在当支书时去过几次。1963年吧，我父亲去东胜开会，买来两本书，其一是《春秋战国故事》，蒙古文的，我很喜欢阅读那些历史故事。东胜这个城市的名字那时我第一次听说。
去包头等大城市多是为了看病，是无奈之举。1980年代中叶，笔者下乡时期的老上级帕拉突然嘴歪眼斜，久治不愈，只好去包头看病。进城看病之余，他去看动物园里的动物，见了狼大叫大喊，引得周围的人引颈驻足。一块儿走的其小舅子大窘，赶紧拽着姐夫走了，责怪说你悄悄看自己的嘛，医生也不让你激动嘛，叫喊什么，那么多人以为你神经病了。帕拉说几十年没见狼了，一见之下不由得叫开了，早忘了医嘱了。此后不久帕拉与世长辞，但是因为去过包头，也就不留遗憾了。另外去过北京的人寥若晨星，只有升格等三五人。
去城里掏厕所也行，这是阿斯哈村1980年代以前人们的普遍愿望。无望的人们如果受到队长或者下乡干部的批评，就在背后逞能耍赖道：爷是个种地放羊的，你莫非还把我下放在城里头呀？
（三）进城
蛇跑兔窜，各有各的打算。进城是为了活成人，而门径却各式各样。
去东胜、呼市念书，不是大专就是中专，意味着你可以离开羊屁股，脱离土地，进城挣工资了，起码在1999年前是这样，国家包分配。在三十年间，阿斯哈村凭此出去的大约有十六人。现在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城镇。
还有招工招干参军也是改换身份继而进城的一个重要途径，有幸踏上这个康庄坦途的人1980 年代前约有九人，现在他们大部分也在城里生活。1980年代以后，这条道路不怎么通了，只有干部、工人的孩子才有顶指标一说，牧民没有。阿斯哈村籍干部工人子弟凭借这个特殊身份安排了工作的约有十来个人。值得说的是，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受害者可以得到国家安排的工作，而阿斯哈村里的人没有一个得到这方面的照顾。听说远遁后山的巴营长的孙子得到了一个指标，是通过统战人士的落实政策途径得到的，人们说是“割头指标”，意思是被错误镇压了的回报，故也无人可攀比。那个时候就时兴开跑门路了，阿斯哈人没有门路，自然没那想望，文革中也白白受罪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补偿。好姑娘嫁干部、工人也是不错的进城途径，共有四人。
以上为进城的传统渠道。通过这几个途径三十年间合共出去了四十余人，占到人口的5%。这些人多数在政府部门、教育卫生单位工作。
1980年开始进城的途径逐渐多起来了。最先进城的是司机和有技术的人。
1980年代初，村里三个有些技术特长的牧民便宜买下兵团退走后留下的旧房，在公社安了家。他们有技术，依靠跑汽车运输、拖拉机推土平地、机械修理等活儿维持生计。同时他们也解决了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这算是是农牧民自主进城的始作俑者。阿斯哈村的不少家长纷纷效仿，在公社学校附近借宿，给孩子做饭。这使得苏木所在地成为牧民进城的一级台地。我在下乡时的玩伴有好几个在公社住着，骑上摩托或者开着车去种地。去年在一个婚礼上碰到巴特尔，我问他还在沙里住着吗？他带着进步的神气说，他家早去了苏木了，快十年了。
1990年后主要是凭借个人关系往城镇的企业里安排年轻人，人数不多，因为那得相当的社会关系。
2006年是个标志性年份，上面实行禁牧休牧，牲畜或者圈养，或者全部处理掉。阿斯哈村的人更多往城镇移动了。近几年更多的人选择附近的镇里或者旗里住，据说在旗里住的有十来户，在镇里住的有十几户了。因为和老家距离不远，认识人多些，生活习惯方面差距不大。还有户口也是考虑因素，养老补助等等都是以本旗户口为依据，在户口所在地办理。从就业情况看，1990年以后进城的人们多数在城镇从事非公部门的工作，比如自己开个饭馆，开个出租车等，就业并不稳定。好多人这几年在凭借禁牧补偿款和经营村里的土地来维持生活。
在东胜居住的大部分是1980年代大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的，十来户。工作调动也是一个迁徙原因，那得有相当的关系托人。听说有几个年轻人在深圳等地唱歌谋生。
搬一回穷三年，更何况是搬进城里来呢。每个进城的家庭都有初期奋斗的艰难，有一串悲喜故事。可喜的是物质生存条件逐渐得到了改善。多数人家住上了自己的住房。2000年以来，政府实行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大病统筹政策。经济适用房政策也在实行。具体情形在后细述。
政府推动城镇化的措施是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是免去培训费的。比如机动车驾驶培训，可以免去两千余元的培训费，但是路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得自己承担。
牧民怀着种种的憧憬进城。进城有好多的好处，但是也有好多的困惑和困难却是没有预料到的。城里人对他们冠之以的“老农民”、“老牧民”、“老蒙古”等称呼。他们脸黑，皱巴，穿新如旧，散发着汗味和膻味。他们不懂新规矩，好以乡村的角度看问题，提要求。他们中有好多闹笑话的故事，把蜡烛当萝卜嚼的故事仍在上演：第一次吃桔子，不懂剥皮；第一次坐的车，不知道怎么开车门；第一次坐公汽，就叫人家停路口，受到人们的嘲笑，等等。我妻子的一个同学把没有农村亲戚作为嫁人对象的必备条件，说三天两头来些赶车拉驴的农村人，真讨厌咧。乡村人视客人的感受为第一，而城里人就图自己好活，方便。乡下人说家里太干净了没人来，没人来就冷清，没人看得起。城里人说，不来人正好，省事。城里人见不得牲口。牧民骑着牲口进城，那些半大小子就悄悄解开缰绳，从反面跨上，倒骑着跑，打着跑，把牲口蹂躏得松下了，简直是活阎王。
农村人也有自尊。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那么低人一等，即使真的低，也没留下叫别人说笑。他们也反击，说我们农村人是没有转好世么，把你们城里人放在农村，连我们也不顶，你还跳咧？他们认为城里人小气，家里来乡下客人，城里人为难，这是其主要的短处。来乡间吃得快撑破肚皮了，轮到去他那儿，做那点饭，碗有眼睛那么点，两口就没有了，尽管舀饭不好意思，他们也倒客随主便，不勤礼了。二两肉过大年，多寒酸。农村人针对城里人小气这个特点做文章，碰见进城的老乡就将军：进城了，认得人不？去你们家，认一下你们这家的门朝哪面开的，能不能去？你们城里人去乡下，个个像老虎，回到城里像老鼠，是怕老婆？特别是有些城里人品性不好，爱算计农村人，老蒙古。
还有就是城里狭窄，挤。进城转公园站一会儿，也有人过来说那是他的地方，不客气地把人撵开，他倒闭着眼睛练开了。什么也得钱，尿尿也得花钱。还有头上流尿水（楼上小便），简直难以忍受，睡不着。他们说毛驴就喜欢挤，言外之意城里熙熙攘攘，和驴圈那么乱七八糟。
他们进城遇到维持秩序的要治他们的罪，就装作不懂汉话，就问“由格乃”（什么？），直到对方失去锐气和勇气，放他们走。个别农民把死猪肉卖给小贩子，他们知道经过一番加工装饰，那会是城里人的美餐；把母猪肉、公猪肉卖给城里，他们知道那会犯病。这样做，一半是为钱，也有一半是对城里人的反捉弄，谁让城里人欺负人，活该。牲口恼了也有脾气了，慢说人咧。他们嘲笑城里人的走法像是山羊和驴，夹着腿股，像是夹着看不见的尾巴，那么小气。哪如咱们沙里人的骆驼步，横摔胳膊，全身大摆。还有，你们有地吗？你们能给我指出来这城里街道路上的哪苗树是你的？哪块地是你的？什么也没有，你们摆什么架子？
但是骂归骂，农村人终究还是走向了城镇。
蒙古族的文化在城镇里也在努力表现着。在城镇纯粹的蒙古族社区还没有。民族单位因为住房统建形成了蒙古族相对聚居的情况倒是有。但是，凡是懂蒙古文的家庭过年贴对联都是蒙古文对联。通过这种特点人们能看出哪家是真正的蒙古人家。家家户户都供奉着成吉思汗的塑像或者画像。然而语言只能以汉语为主，母语的使用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没有可祭天的场所，祭灶的土灶，礼俗生活不方便了。
脱离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人生地不熟，会有一种难受劲煎熬人心。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带着自己的文化烙印进城。1970年代我们去外地上学，开头几天在宿舍里划拳唱歌，赌注是家里带来的熟食。熟食吃完了，就赌喝冷水，就图那个氛围。1980年代我在呼和浩特市学习，各地人性不同，感到孤立，封闭，难受，每到星期六就吆喝附近几个大学的同乡去喝茶喝酒，一直到半夜，如此就心里敞亮。
1990年代，阿斯哈村的老人进城多带着一两只奶羊，在城里捡树枝喂养。这不但是为了喝奶茶，更是文化过渡的一种方式。后来城里不让放羊喂猪了，令他们觉得闲坐着是受罪，往死憋人，快要疯了。那时有平房，老人们在院里种点蔬菜，感觉其乐无穷，走五六里给娃娃们送一把韭菜。渐渐的不少老人找点事情做做，男的当警卫，女的看孙子。这样几年，慢慢熟悉了，安定了。还有人在耍麻将上找到城乡文化的共同点。如果家乡来人串门，那得痛快淋漓说叨一通，过过文化瘾。1980年代末，有次我去德利和家拜访，他的母亲也在，非常稀罕的样子，特地给我唱家乡民歌满酒，令我感动。再就是在后辈当中选择一个能说在一起的人，偶尔得空放泻胸中的郁积。年节、婚庆以及官方民族文化活动也是文化享受的途径。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在一个学校的庆典上，马队整齐行进的景象竟然使得老校友们热泪盈眶，说多少年在城里居住，没接触到这样的马文化盛事了，真是享受。
城市主导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对进城者来说是个全新的谜语。他们用显文化来要求现在的事情，不懂城里的规矩，以为事情明摆着是那样，所以动辄讲理。此路不通则又用潜规则来解释一切事情，什么也得讲门路和贿赂，找不到平衡点。 “那么大的官，安排一个人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他们好说这样不知深浅的话。前几年我遇到一位被迫跳楼骨盆折断的孩子，出于义愤和乡亲关系，和他们讨论解决问题的途径。其父握拳撑在膝盖上说：社会主义的天下总还得讲理吧，不能这么随便吧！我一看这架势是在村里酒场上进行驳难的样子，心想：现在没人吃这一套了，讲什么道理，还是找门道说好话乞求解决问题吧!你如果叉着腰能找到说法，那算是奇迹！
在大家向往城镇的大潮流中也有回流的小溪。1950年代初，六金从军队上复员，国家要安排他在银行工作，他嫌在城里住着不习惯，不痛快，毅然回到阿斯哈村放了一辈子马，过上了他自由痛快的生活。1960年代一个后生被旗文工团招录，不久回来了，说是想家，不习惯，还有饿。在劳作之余人们抽着自制的烟卷大棒，偶尔说起此事，为他惋惜，说如果在城里哪用抽这些灰烟，最起码也得抽大前门；问他现在后悔不后悔，他平静地说，唉，没法儿说了。另一位是旗里一个机关的干部。儿子在村里得了什么病，他请两个月假要去北京给儿子看病。领导准假一个月。他反正走了两个月。回家，发现有一封信，还有三百元的信汇。信上说他自愿相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组织上批准了。就那样丢掉了正式工作，从城里回到了农村。他仍然保留着一些不同凡响的习惯，比如说话文静，不爱吵闹红火，在众人嬉笑时兀然离去；在秋季人们挥汗如雨穿着小背心用小镰刀割草，他却穿得严严实实，塞着耳朵戴着大口罩，说是防日晒和蚊虫叮咬，用大钐镰有条不紊地砍伐低矮的小草。他一直不容于阿斯哈村的环境，人们评价他是野人，神经不对劲。后来平凡冤假错案，他找旗里解决工作问题，和那个原来的领导吵了一架，领导给人事局写条子说过去精简此人是响应党的伟大号召，那是对的，此人无冤可平反。由此重新进城的道路彻底没了戏。1970年代中期，志愿军出身的老林突然接到上面安排他在供销社工作的通知，他思谋盘算了一通，竟然放弃了这个天大的好机会。人们大惑不解。他说，他拉家带口，七八口人要凭他吃饭，那三十多块钱的工资连口粮也买不回来，咋生活？生产队里受苦，反正欠着队里的帐，总是给分粮，不至于把锅灶吊起吧。那个时候人们多从物质生存和自由习惯角度解析考虑进城。去年听说有两个老太婆在旗里住了一年，住不惯，回到村里养羊。他们即使在圈养的条件下，那么忙碌也觉着比城里无所事事干等死强多了。这些只能算是城镇化大潮中的一股很细的逆流，被人们作为教训和特例说叨着。多数进城的人抱定好马不吃回头草，牙掉了和血吞，胳膊断了在袖筒里的想法，不让外人看出来还有烦心事，反正不想回去了。于是绝大多数进城者还是在城里留下来，得到了阿斯哈村的一句评语：那人现在在城里，钱够花，觉够睡，不受苦，活成人了！要知道得到这么一句评语，对阿斯哈人来说，比革命家、优秀等谥号重要多了。
阿斯哈人选择的城镇地图大体是这样的：首先是村所属镇，油路相通，离村二十分钟路程。人口 约一万 ，其中蒙古族 占到10——200 %。从这里可以驾着摩托车经营自己在二十里外的农地，极其方便迅捷。但是目前还没有可供民间用的楼房、自来水等设施。
锡尼镇：解放前的旗衙门所在地，解放后一直是旗政府所在地。阿斯哈村到旗里有油路和班车，四个小时可到。人口 五 万，其中蒙古族10%。蒙古族多数能操蒙古语，生活中的蒙古文化氛围也行，周围就是牧区。这里近二年在消灭平房，大建楼房。今年每平方米的楼房涨到两千元。
东胜区：是鄂尔多斯市政府所在地，有油路通村里，距离350公里。人口 50 万，其中蒙古族占到约4%。这个城市这几年努力体现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城建上的蒙古族元素不少，形成了民族文化景观氛围。社区名、街名基本是蒙古语的，如诃额仑街道办事处是纪念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的。还有蒙古族塑像，弓箭形状的路灯，蒙古族苏力定（三股叉兵器）巨型雕塑等，据说还获得了国家级奖励。另外官方的蒙古族接待仪式，如身着民族盛装的青年男女给客人敬献哈达，唱歌敬酒等。听说官场上对这套东西很看重，故有在交界上敬献哈达，甚至摆羊背子接上司等做法。这也可谓之礼仪形象文化。楼房价格一路攀升，2000年是每平方六七百元，现在涨到六七千元。好多人对高房价望而却步。这大概是资源型城市的一个发展特点，成为限制牧民进城的一个重要因素。
临河区：过黄河即到，十五公里路，有黄河轮渡。人口 30 万，其中蒙古族1.2万 人，占4%。这里离阿斯哈村很近，但是就业不乐观，所以到此还是以逛为主。
巴拉贡镇：村西边60公里，有京新铁路线通过。油路可通。房价涨到一两千元。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人居之城，只是就业机会据说不多。这些就是阿斯哈人进城的基本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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