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阿斯哈村的人们”在城里
图：在小区门口讨价还价的进城牧民
本书第一部分记述了阿斯哈村一些牧民的人生故事。这些人，现在有的已经作古，如六金、磐石、马西喇嘛、张桂花、升格；有的还在阿斯哈村，如金刚老汉；还有几个人近几年被进城的潮流裹进了城镇。今年笔者好不容易在旗里找到其中的一些人，了解了他们进城后的生活和心态。
（一）“住不惯这个灰地方”
我从办理牧民进城事宜的干部那儿了解到，阿斯哈村这几年从沙漠搬迁的共有147户，366人。其中进城打工的三十多户，其余的则搬到黄河畔的居民点上，继续从事农业和舍饲牧业。进城的人家四散漂流，不容易找到了。
图：这是禁止发展区，人得迁移进城
今年8月，我在旗里偶然遇到我原先的学生满德呼。他是阿斯哈村人。
闲谈间我们很自然提到了老道尔吉。满德呼说道尔吉来旗里住楼房已经好几年了。道尔吉是老支书，善于议政言谈，和各方面联系广泛，知道的情况多。我记得他当年最爱和我们知青混起来喝酒，狞笑着挖苦我们，但是和我们能谈得来，不像其他人只把我们当小孩子。1990年代他还数次到东胜，来过我家，带来阿斯哈的诸多新消息。他是公认的”臭嘴巴”。提起老道尔吉，人们就会说“嗷，那个臭嘴巴，还原先那么臭吗？”我想看看以他为代表的古老的驳难习俗文化在城镇里消解了没有。
满德呼说，道尔吉这二年得了糖尿病、高血压，老说自己不行了，快要死了。道尔吉的大儿子求助于满德呼，让他去开导开导老汉。他们平常能谈得来的。满德呼得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控制得挺好。于是他去给道尔吉做思想工作。道尔吉一见了他就说自己最怕得病，偏偏得了最讨厌的糖尿病，吃不成，喝也不能，把食道拴住了似的，快死了，不吃不喝肯定就是死么，活着也没意思。满德呼现身说法，说他得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没什么事，只要对付得好，你看我嘛，这个身体和以前一样样的嘛。道尔吉思想似乎开通了，高兴了，自那以后再不说死呀活的话了。满德呼按照道尔吉大儿子事先的要求，劝他连酒也忌了。
经满德呼联系，我拜访了道尔吉。那是初秋的一个晴朗的上午，一周前39度的炎热突然褪去，天气不凉不热，湛蓝透明的天空飘散着几朵棉絮般的云。我买了一箱子牛奶、两瓶酒作为礼物。车开进小区里，道尔吉老汉在院子里背着手呆站着，眯着眼睛看太阳。他稍有些胖了，脸庞似乎有些浮肿，眼神略带忧郁，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
“不是说下午来的么，怎么不到中午就来了？”他说，驳难余韵仍存。我热情地和他握手。他把我们让进楼房的一层，120平方米大小的房子。老太婆也在，精神尚好。在等待喝茶的间隙，老太婆叨叨：前几年我们这个人（指道尔吉）说要去苏木赶交流会，想吃家乡的炖羊肉，就骑上摩托车走了，我心思谋四五百里路，虽然是油路，也够你老汉呛。果然，走了没半天，（他）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说头昏得厉害，查出来（得了）高血压了，没走成。过了几天精神好些了，说吃不成肥肉就吃西瓜狗日的！成袋子买回瓜来吃，走走步步吃，身体却瘦开了，看着不对劲。这又咋了？一查又查出糖尿病了。这就再也不走动了，就在家里睡。
我尽快想切入正题，就说走吧，去我住处那儿吃饭、叨啦。老太婆说：“来家了，怎么也得喝茶吧，蒙古人么。”我们喝了一顿炒米、酥油、奶酪、炸饼子奶茶，这是阿斯哈的习惯。老太婆嘱咐说，不能让他喝酒啊。我答应了。
我领他到饭桌上，他遵嘱未喝酒，只是在众人的劝说下喝了些干红葡萄酒。他问我：这是什么东西？他惯有的讥讽少多了，不时流露出忧郁的神色。
吃了饭，我把他领到客房里，他说了一声：哈呀，（这房子）高级了哇。他只是抽烟，一根接一根。
我问：扎，您怎么就来了城里的？
他嘴不离烟卷，说：沙里不让住了，赶开了，那得找个窝吧。正好女婿在旗里销售楼房，说住楼房吧，就买了一套，120平方米，连装潢花了差不多8万。买房子是2005年，和现在比较，便宜了。
笔者：房子可买对了，现在这么个楼房涨成20多万了。
道：也算对了？可是自来这儿就不顺利。
说起这儿的不好，他滔滔不绝——
“城市实际上不如农村好。
人们见了面连个好赖话也没有，互相瞅一眼，再没话，邻居和邻居不打招呼，就像牛一样瞪对方一眼，各走各的。我们蒙古人见了面，最起码要问候一声的，实在不惯这里。我是就躺着，不爱出去，没有说话的人嘛。奥齐尔在的时候还行了，现在他死了，博易台也死了，没人可说了。
人虽然多，没有几个人认识的。来这儿，蒙古习俗全没有了。拜年，过去是成群结队，寻找有酒的人家。以后染了汉习，喝酽茶，吸溜小酒，不走动。越来越没精神了。现在更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了。
来城里，厕所臭，人扰攘。一开头不习惯用马桶，房子里屙不下。只能用楼外的厕所，那臭得简直头昏。我只愿躺在家里，不出去。现在四五年了，才习惯蹲马桶。
“过大年？简直成问题，祭灶没有烧供品的地方，只好往小区的锅炉里烧。问喇嘛那样算不算祭？喇嘛直摇手：不行不行。不行也没办法，再咋呀。为什么挂运马旗（鄂尔多斯蒙古人家在屋外竖立的经幡）？我病了，问喇嘛，他叫祭祀运马旗，还说谁谁做的好，管用。好象他们可能是联系着的一帮人。竖立了一个旗，没有铁叉，咱们阿斯哈不竖立铁叉。
“（我）对村里的蒙古人担心开了。蒙古人爱享受，胡乱买东西。照相机换了牲畜。爱瞎倒腾。红火两天，被人家赶走半群羊，一半的地也割让了。看不远，就看眼前。农民包种蒙古人的地，发了。再说人家也能受。蒙古人放羊，一年弄好了赚两三万元。农业可以一二年就翻身，牧业没那么快。牧民的竞争性不强，有一点就满足了。给了几万就拆房子，没有一个反对的。奴性有。现在（我们）成了废物，得靠国家。自己发展不了。原来农牧结合，挺好。现在牧业也没有了，困难了。打工？语言交流不存在问题。但是搬砖垒石头受不了那个苦。蒙古人受不了大苦。说是农牧民苦，实际上只是春秋忙，可以坐半年。
“一些农民听见我们走了，说，老道走了？住着吧，吃一顿饭吧。实际上（他们）暗自高兴。
一个地方，发展的就是几个，他们一走就整个一大片人家没有精神了。一个学一个，走了。蒙古人就跑。一个走开，全跟上了。农民可不走。就那样。阿斯哈村人口近千人，蒙古人现在300个有没有，都走完了。蒙古人如果（周围环境）人多了，就走了。不像农民那么喜欢挤着。牧民进城完蛋得更快，什么也不会做。出来当老板的没有一个。来了城里，不会做营生了。蒙古人有想法的，闹个扎根性的（财产）；没想法的，先享受。人家农民进城先买地，置产业。蒙古人就跑。一个走开，全跟上了。
“就在家躺着，哪也不去，没有认识人。圈在这儿，估计死得也快。小区里有两个老乡，年轻的，谈不来。有两个能说上话的也死求了。喝不成酒，麻将不会，那就是个睡觉么，再做什么。打麻将？不会，没有当过干部，所以没学会（笑）。什么也不会耍。就会个喝酒，也不让喝了。
“参加生产队的活动不便了。看病，得回去才能报销，也没回去报销过。都出来了，没人议政了。以前，看见队长不行，开个会就免掉。现在留在村子里的年轻人成了沙蒿下躲藏的兔子了，悄无声息。尽说好听的，不敢说真话、硬话。年轻人不敢惹人，躲事，不愿意当村干部。扎，管求他，羊尾巴遮住自己的屁股就行了，哼。
“到一个生地方得依靠一两个有能耐的人。可是大家都一样本事不大，黑毛驴脊背上驮着也不偏不重。靠谁呢？大家都也差不多么。
“1967年我当支书，收了37万斤粮食，平常年景是16万斤。咱们那儿难出人才，太偏僻。整个出去的就是你们家和我们家。过去我也想当旗长，可是没有文化。
“原来的生活下降了。一年一个人4000元的补助，以一碗面5元钱计算，根本不够。喝汤肉的羊也没了。
“我那个小儿子？在蒙西公司工作，找了一个女教师，两个人一个月挣六千元。那时候姓白的没要（他）也闹对了，（我）白白吵了一顿。（他指1996年为安排儿子找到在盟里当官的白某，喝酒后把白某痛骂了一顿，事情没办成一事。见“驳难家在城里独斗：古风另类”一节。）
“大女儿要回阿斯哈村的黄河畔种地。那儿有个小土屋，在这儿受不住了，只花钱没有收入。我们也想回去，可是（村里）不给盖房的土地。好像上当了，是不是？
“应该怎么做？非要禁牧？牲畜超载了可以减半嘛！这二年草场可长好了。草原那是必须牲畜吃草的，不然草也活不了。
年轻人自然进城，哪用国家这样费事？慢慢的，这些老的自然死了，年轻的也不住了，草场腾空了。忙什么。”他最后对生态禁牧政策亮明观点。当时我听起来，这似乎是胡搅蛮缠之语，出于礼貌没有驳回。但是后来我读到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资深草原学专家的文章，竟然与道尔吉的看法暗合，于是觉得道尔吉的“丑话”也不无道理。
他不住气吸烟，差不多吸了一包。他好几次问笔者：你记这些东西做什么？三个小时后，我把他送回了家。
接着我和满德呼交谈－－
满德呼（51岁，高中文化）：“原来在苏木住。14岁的儿子来旗里念初中，离家几百里远，老婆想娃娃想得哭哭啼啼的。正好有个亲戚叫我来旗里给小区管物业，就一年也行，帮帮忙。于是就来了。工资是冬天每月3000元，夏天2200元。趁空隙还作其他营生赚点。想买楼房。为什么不买经济适用房？70平方米*1500元/平方米，加大部分是2500元/平方米，还不给贷款。廉租房，尽是老弱病残，物业不好，楼道脏乱。为什么不去临河？那儿就业不行。在这儿出去一天就能挣100元。
“村里出来的人不少了。巴音在旗里管物业、看大门。朝克图家进了城，感到危机，钱越来越少，妻子主张回老家去，要养20只羊，过节可以自己杀羊吃肉，皮子还能卖钱。有个老乡雇他送水暖器材，月工资3000元。几家人家雇他妻子做饭，给1000元，稳下来了，没回去。
“老家没了，成了流浪人了。房子拆了，牧民心里难受，父辈传下来的家也没有了。有的人家，椽檩还在废墟里横七竖八的，真难看。我父母以前在哪儿生活？给后人没法说了，历史消失了。禁牧是对的，但是方法上讲究一下。我的房子折价9800元，实际上98000也值。记得1969年用骡子驮椽子，重头子搭在骡子背上，人在后头肩扛轻的一头，建房材料是一点一点运进沙漠里的，那得多少次，没法计算，可费上事了。
“上头的政策好，中间执行得不好，非要推倒房子。原本可住二三十年的，推倒连木料也没有拿出来。
“牧民有土地有补助，农民眼红了。我给农民算帐：牧民房子没有了，要种地，小四轮得买，连锄片子也得买。而你家爷爷辈传下来的锹还用着，省多少钱？如此一算，他们也点头嗯着。
“看历史书觉得蒙古人自清朝开始倒霉了，越看越气，后悔看了，不如不看。做事情想得多了，和现在的好多做法合不来，想法不一致。苏木长斥责我：你这种人乱不成（干不成）事。牧民四散了，投票什么的集体活动，凑不起。委托人吧，现在的人靠不住。嘎查长、支书没有一个蒙古族。原先的嘎查长济日格勒好喝酒，好生气，好骂人，挨住骂人，当着苏木干部的面就生气，走掉了。我给他说，现在的事情，你得好好溜须拍马，你却瞎惹上头，吃不开。但是他不祸害集体。果然这次他没选上（嘎查长）。
“德立格尔老太婆的母羊被禁牧队抢走了。老太婆哭道：母羊走了，羊羔子在这儿叫唤，怕把母羊的奶子逼回去了。唉，实在不行就用羯子换回母羊，让羊羔子见见妈妈。牧民不忍看羊受罪。”
满德呼住在小区物业的小屋里，办公兼住宿。他和妻子自嘲说象走场子一样，人来人往的，纯粹没有讲究了，凑合的人家，连开水也没有。蒙古人家连水也不给人倒，更不用说茶了。怕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也学得过于随便，将来不会治家，所以想买房。
谈起阿斯哈村的其他人，他说：李八老汉早没了；他的佝偻儿子前几年搬到了桥头镇，有天晚上坐下看电视，忽然觉得眼睛糊得看不见了，他都囊着擦了擦眼，顺手把小凳子搬到电视机跟前坐下，却一头栽倒，再没起来，估计是脑溢血。
第二天一早晨他打来电话，邀请我去蒙古包喝早茶，还叫了几个老乡。可惜我正好有事要办，就婉拒了。
塞迪也到了旗里，今年元月一日在旗里一个老乡的婚宴上我们相见了。他戴着古铜色礼帽，戴着茶镜，即使在婚礼大厅里也不卸掉这行头。我问认识我不？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掏耗仓小子么，（个子）这么高高的（他用手比划得很低矮），那时候。他说的“那时候”大约是1968年吧，笔者跟着他掏过老鼠的粮仓以弥补紧缺的口粮。他倒是没改臭嘴巴子脾气。但是我不满足于笔者在他的记忆里仅仅是这个角色，就提示他说我后来还当过知青么，你的骡子死了，记得不？他说(你）就（呆了）几个月吧，不长长时间么……骡子？对，死了，对对，哈哈哈。他问我今年多大来着？我说五十出头了，老了。他说：咋也不咋，他五十多岁时候还担土上几丈高的大坝了。他惯常的咻咻不平的戾气明显不见了，这个变化引起我的兴趣。笔者打算好好和他探讨一些事情。道尔吉在说到塞迪时评价他：这个人很吝啬，挣下钱了穿戴还是烂的。听说把十块钱卷成卷子，统统插入酒瓶子里，埋了好几瓶。修完房子，要付人家工钱，找不到钱了，又雇人挖，反而多花了钱。他岳父有一千多只羊，给人说：饮羊饮得（拉水斗的）黑驴乏了，（赶毛驴的）塞迪也动弹不了了。我想和这位“臭嘴巴子”好好啦啦话，后来没有找到，可惜了。
图：这是冬季草原，也有沙化的危险，属于限制发展区
（二）别的牧民的说法
在进城这件事情上别的地方的牧民是怎么想的，我希图在更大的范围内做一些了解，于是找更多的人了解了他们的处境和想法。
雷润才（汉族，62岁，三口人）：（进城的）人太多了，组织上该给谁找工作呢？我这类人更找不上工作，（对我来说）打扫（卫生）、门卫都可以。在牧区我可以做好多活儿。原来一年纯收入一万多。开支少。进城时候200只羊*100元/只卖了，因为催着卖，很便宜就卖了。养老金一个月450元，60岁开始发上了。住在那黑扒拉尔（沙漠）不如这儿。就是钱有些紧。这地方喝一碗水也要钱。取暖费（今年）1347元，煤气84元*6罐。水费、物业费还没收。抽烟喝酒（钱）就更紧。原来在老家烧（羊）粪，过年买个半吨碳。不费钱。蔬菜也不花钱，自己种点。这儿三个人一天得三十大几块钱开支，除了穿戴。在牧区也就是少一半，三分之一。有线电视有，不用，看锅子（无线接收器）。电费50元/月。这儿不用受吧。安全，没闹事的。也有卖了房的，租房得8000元/年。这些人咱们也说不来了，对国家也麻烦，就看眼前。政策挺好。儿子给人家开车，做木工，一年挣一万多元。
格日勒（干部）插话：我们调查了200户（进城牧民），有40户把优惠价房子卖了。
雷：职工干部工资每月发工资，牧民一年发一次，等不上，发成两次就好。培训？（笑）前年开了会，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娱乐？只耍扑克，不带钱的，再就是楼下叨啦一会儿。
阿拉腾乌拉（79岁，全家7口人，三代同堂，户口没分开，按一户对待）：这地方老人行，舒服了，年轻人没做的。儿子媳妇在牧区给人放羊，大孙子在外旗打工，小孙子在当兵。（进城前）200只羊，卖了4万。儿子喂着一口猪，女儿给些（肉），解决了肉食。去年儿子杀了一头牛。有个小冰箱。（肉食）晾好拿来的。水费到现在没有收取，怕是收很多吧（对着老太婆露出急色）。
老太婆：这个人有病，离不开人。如果在老家，就烧羊粪。老汉去年看病花了2000多元，从来没有报销过，因为别的医院的药对不上症结，只好从公社医院的医生那儿开药，所以不能报销。大年初一，在罐头瓶里煨桑祭天，放在窗台上。
补助是7000亩草场*4.95元/年。
呼格吉（嘎查长，38岁，高中毕业，住的115平方米楼房，第三层）：补助低了。我们嘎查人不会玩麻将。（现在）光唱“金杯呀金杯斟满酒”，再没做的。年轻人里30%的人开的车等，多数是汉族。其他人没做的。多数蒙古人连语言也不通。400多人移进来，45岁以下的200多人。就业的，自找做的30多人，就是给工程上装土等。
开头（政府）说是白给楼房，大家以为好，就签字，来了，（现在）就业困难了。过不了生活，怕是要回去。牧民背着手转悠，说：5年头上不行了就回去。我在乖哄牧民：坚持五年吧，到时候再说。就业为什么困难？文化低，语言不通，不习惯做城里的活儿。打扫卫生，给800元/月，太低。
培训后有驾驶本子的60多人，就是就不了业。不行就喝酒，学麻将。现在大家住在一起，喝酒更方便了，对门或者上下楼就是，一招呼，喝。再呆二年，连麻将也学会了，那点钱就更是问题。
有两个突出问题：补助低，就业困难。
日常费用以半斤肉计算，得40元/人，哎哎，只是吃的喝的。蒙古人没肉不会做饭，没有奶酪不会喝茶。在老家连20元/人也花不了，什么也自己有，羊粪、水、土豆、奶酪，开支少多了。现在这些东西在城里太贵了，羊肉涨到18到22元/斤了。贫困户交不起（购房）一点预付款，也有卖房的，借债住楼房的多。
不出来没办法了，环境不发展了，国家不管了。蒙古习俗是丢弃了。政府操之太急了，再有20年（人们）就全出来了，我们的孩子不会在那儿的。
城里上学、看病方便。土地草场买卖的人不少。（问：以后在你的草场上没人了咋办？下一轮承包是谁的？他说：不知道了。不离开草场是对的。）
马西（苏木干部）：牧民进城，嫌消费开支大；就业成问题。太受苦的不做，不苦重的作不来。老家里最受的也就是饮羊。听说外地移民的楼里伸出炉筒，交不起取暖费。
这二年都涨价，吃不住了。（旗里）房子涨价，800元（2005年）涨成2700元了。前二年牧民因为禁牧，集中出售牲畜，价格仅一二百元一只羊，还白给带羔子。现在羊肉涨价到22元/斤了。
租金和房价猛涨。一个牧民后生开奶食品铺子，租的260平米，租金前年2万，去年4万，今年6万。
日常的生活习惯：燃气灶不会用。马桶关难过。习俗生活条件差。
生活条件好了，心里空了。闲得发慌。原来都以为住上楼房能享福了，现在想还是以前好，村子里人都认识，热闹。现在每天心里空落落的。为什么不找活儿干？没手艺，好不容易不用受苦了，现在苦重的不想干，苦轻的轮不上咱干。面子上下不来，扫大街，当服务员拉不下那脸。农村人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干活，就是享受生活。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再让他们做点别的，太难了。培训有难度，不愿意，听不懂，难管。
我遇到的尽是那些所谓“没本事的人”？听到的是不是尽是牢骚话？我有时候这样问自己。牧民的这些话有多少可信度？
在一个镇里我遇到两个六十多岁的牧民在闲谈。一个是修理自行车的，在忧虑修理铺明年拆了去哪开修理铺子呀？门面租金180元/月也看涨了。另一个对禁牧三个月不满，说是吃不消了。但是问到他们养老金等事情，他们都说：政府每月发养老金260元，养活老人本来是儿子的责任，由政府承担了，真好。（人）不能胡说。说话说理，吃饭吃米，说假话总有穿帮的一天。他们很纯真。
图：没本事的人也得想办法过生活，但是仍然坚守吃饭要吃米，说话要说理的良知
还有一个事例是干部们反映的，说是牧民们即使不愿意老家的房子被拆掉，但是也没有出现一个钉子户。在旗里的城镇拆迁中也没有出现蒙古人钉子户。
道尔吉说这是奴性的表现，这大概是丑话吧。看来牧民的确还不太会捣鬼。
（三）各界的看法
其他阶层的人们是怎么看待此事的？我也听了不少人的意见。
1、干部的说法－－
张（人口转移办公室干部）：生态移民是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首先要提供保障性住房。然后是解决就业和养老、就医保障。
旗里没有搞强制转移。农牧民虽然安土重迁，多数是愿意进城的。仍有一部分牧民没走，现在反而追着要待遇，要迁走。转移是对的，对牧民有利。如果任其自然，就会误过市里的好政策（每户无偿提供70平方米住房）。将来我们会受到指责的。禁止发展区全旗涉及牧民3万多人，已经转移1万多人。最大的问题是就业。（牧民）住楼房也得习惯两年。有的人家不习惯用马桶，用尿盆。嫌用煤气费钱，烧柴禾。给自治区的领导说：他老觉见有人在头上尿。厅长道：你也在给别人头上尿嘛。习惯了就好。在城市里蜗居几年，再回去，黑咕隆咚的破房子，电灯不明，屋子不暖，还要担水，看不下老屋子了。只能回城里。
政府正在建立农畜产品产业园区，动员农牧民进去做农牧产品。还建立了养殖区，有十几个牧民进去了，50多岁的，他们喜欢养牧。
40－50岁牧民是难点。那以上的人已退休处理，每月发450元。部分牧民上访，要求提高补助待遇。但是那是全市统一标准，五年一定，现在没办法改动。
说实话（转移农牧民）闹得太快了，顺其自然最好，政府也不会这么费劲又不讨好。牧民和干部、城郊的菜农比较，跟原先的生活比较，于是很失落。
笔者问：为什么拆房子呢？
张：那是怕有外地人住进去。
笔者问：现在经济形势走好，没问题。如果经济形势突变，就业会更困难，牧民连借以度过困难的缓冲地带也没有了，不是成了社会问题了吗？
张：那就不知道了，我们只管执行。现在城里的确房价猛涨，有些没有来得及买房的牧民成了困难户。2005年楼价不足千元，现在已经探上三千元了。有一部分牧户领了（补助）钱没买房，老房子拆了。这些无房无地的农牧民将成社会问题。
廉主任（领导干部）：移民优惠政策的内容是：一户70平方米的楼房，白给；每人4000元补助给五年。在城里，一天每人最少得吃20元，一年得7200元，坐吃是不够的。如果老人在家乡，喂猪喂鸡，贴补家用，则够花了。所以自然引导最好。进城后的人不习惯：为什么收物业费？我住的自己的房子么。
格日勒（干部）：在旗里的搬家公司里和从事家政的人中也有蒙古人了。
王主任（人口转移办）：就业场所有，但是人们不好好做，扫街嫌丢人，技术活儿干不了
日常生活成本，农牧区1500元/年，城里得翻番。牧民说“你们干部一个月挣四五千（元），我们一年四千，行了？”我说：“你们还得干些，补贴呀。给的是生活补助，在这个基础上还得自己做活儿挣钱。”今年的物价涨得更厉害。聚在一块儿怕出事。在原地过成什么样子也无怨言，弄回来就找政府。政府有个设想：围绕创业园区移民，如养殖园区，适合其特点。弄在工厂里不适应。四十岁以下的免费培训。还有其他户子：沙化严重的人家想搬迁，草场少的也想搬迁，但是目前房子盖不起，隐患多，所以稳着来。牧民安家只愿意到旗镇，不愿意去工业园区。禁止发展区不让打井，有人大代表在发毛。
达主任（民族事务局）：年轻的洗车也要来，45岁以上的不适应，找不上工作，也有蒙着脸扫街的，少。有姿色的女人找上老板走了，人家图你多生一个。牧民到了城里，民族文化教育消失得更快了，成了大问题。年轻人见了老人站得桩子似的，连个屈膝问安也没有了。城里无法祭灶，因为楼房没有土灶。我的设想，想建蒙古大营，设立统一的祭灶处。在民族学校建设有民族特色建筑，编写和教授乡土教材，开设民俗展厅和‘一周一（民俗）课’，推广民族服装、舞蹈。我的同学们后悔：让孩子念了汉书，压力大，竞争厉害，考不上大学，而且不知蒙古礼仪，象个汉人。所以转入蒙校的多了。我们的手上努力了，至于以后怎样，那是以后的事情。
李书记（局领导）：牧民说禁牧可以，不搬家行不？开支也大。禁牧成本：1元/天.只（玉米0.70元/斤时）；现在1.60元了。玉米秸杆30元/亩涨成100元/亩了。我建议让牧民就地抓生态建设，种树，可以就业，也可以解决他们的文化需求。
牧民不愿意去棋盘井，嫌受约束。没有技能不行。（每人每年）4000元是2005年的标准，现在物价涨了多少？有的（牧民）有些懒，不吃苦。有部分人把草场包出去了，要不回来，钱浪完了。
青格勒巴图（苏木干部）：（城里）亮堂堂的楼房里住进去是好，关键是怎么生活。年好过，日子难过。牧民进城的期望是：比农村牧区要少受（苦）多挣（钱）。叫蒙古人多见识些东西有好处，不然钻在沙窝里没前途。以前自己进城的牧民现在还没有要回来的，只是反映说，他们走后，草场里有畜牧踪影了，叫苏木管管。出去的人，有点本事的开车，开食堂；不行的，看大门、守工地。自己跌倒的娃娃不会哭，自愿很重要。
格日勒图（旗人大代表）：座谈会上人们说牧民进城情况堪忧。好多人无所事事，喝酒、玩麻将，坐着，房子也没有。老婆被拐跑的差不多有三成。有那么多吗？有，管有。原来住得封闭，零散；少有对比，诱惑也少些；很多户子住在一起了，灯红酒绿中看见这个后生会挣钱，那个后生会哄女人，自己的男人不会挣钱，不会说好话哄人，或者光喝酒，那嘴巴子像抽油烟机，呼哧呼哧，难闻，看见自己男人的鞋子也那么可恶讨厌，就跑掉了。
他们有的人发出疑问：莫非不是又一次把土地草场丢掉吧？因为有些牧场一经划成禁牧区，把人搬迁出去，火车就开始通了，集装站建上了，据说地下有深藏煤，这不是变相圈地？是不是含有剥夺牧民的企图？
2、没有进城的农牧民说－－
李支书（嘎查支书）：我们这儿是禁止开发区。四十岁以下的人都走了，没有了。但是，如果转移（到城里）就不了业，还不如不移。
乌兰巴特尔（噶查长）：这儿是限制开发区，实行三个月禁牧。户均3000亩草场，300只羊。限制发展区的，不给在城里解决住房。很多人想进城去，但是没有好政策。好多人把草场出租出去，每亩六七元。三个月禁牧时间太长了，有一半时间就行了，开支太大。
3、还有其他说法
农民：牧民有土地有补助，叫他们眼红了。
下岗职工：农牧民进城还白给住房，发补贴，他们还不如农牧民，心理不平。
牧民：（城郊）蔬菜队的人迁移出去可以拿二三百万元补偿，牧民就给那么点。的确不够。
（四）怎么办？
进城是顺应现代化，可以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如就医上学方便，居住交通文化条件好。但是站在牧民的角度，特别是那部分安土重迁的人们看来，进城也是受罪的事，因为面临几大难关。
首先是就业关不好过。40－50岁牧民是就业难点。有一则博文道：
洗澡堂子里给人搓背；
洗车行里给人擦车；
市政建设给人刨坑；
蹩脚的泥瓦匠；
给人家看孩子当保姆；
到小型矿上帮助他人破坏草原；
在政府或企事业单位里打扫卫生。
这就是一个曾经高傲的游牧民族离开马背后的形象转变。
这个转变的确也够大够难的。
其次是有可能的贫困沦落关。亮堂的楼房一时好住，长期就不知道了，人们的预期并不乐观。牧民上楼后，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在收入没有相应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很多家庭很可能跌入贫困。城里开支大，传统收入来源减少，新的来钱处还没有。
更叫人忧虑的是城市的物价陷阱：城镇拆迁风、楼市涨价潮，使刚进城还没有来得及落脚定神的牧民，资产迅疾缩水。可以说十来八万的存款是穷光蛋，去年可能可以买个小房子，今年可能连个房角也买不起。有一部分无房无地的农牧民将成为社会问题。他们的婚姻危机初露端倪。
在消灭农牧民的政策导向下，农村牧区的“蓄洪池安全阀”作用在退化。经济如果大衰退了这些人该咋办？ 这里说说政府作为的社会效果。我的小学同学厄尔德木图是个牧民，有次在我们招待他的饭局上，听到昔日的同学现在的干部们津津乐道各自走后门套取国家投资的故事，似乎在炫耀本事，他听得来气了，脸憋得紫红，痛心疾首道：你们（干部）贪污你们的，我们（牧民）没有意见了，但是最起码叫我们安稳点，不要成天这样那样的折腾。牧民的需求萎缩到这么一点，我们不由得悲哀自责愧疚起来。他的话叫我想起人类学家斯科特的话，大意是好多重新设计农村生活和生产的大规模的努力剥除了行动者的主体性，视之为没有情感、没有思想、没有意识的花果蔬菜。而这些旨在巩固和提升统治能力而置国民价值和普通人感受于不顾的“社会园艺”和社会工程，完全有可能构成对人类生活的“致命威胁”，造成兴亡百姓皆苦的后果。在过去，农牧民经历了太多的逼民的善政，这里毋庸赘书。好多的政绩工程沦落为以民为牲的英雄塑造秀。一旦有政府的介入，事情往往不好做；如有急功近利的政绩观介入，事情更麻烦。所以很有必要提高这方面的防范意识，力争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草原学权威任继周先生在其论文《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活性元素》里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将游牧作为落后生产方式一概否定，连它的生态系统的合理内核一并舍弃不顾。一刀切地推行定居定牧，甚至全面废除放牧，改为舍饲，割裂了草地－－家畜－－人的和谐生存的生态系统，这种鲁莽行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明若观火。90%以上的草原呈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根源就是草地－－家畜－－人之间出现的系统相悖。但至今没有引起我们充分警惕。”“臭嘴”道尔计的一句看似歪理的话从草根角度印证了院士的隐忧：民谚说啃食的下颏干枯了，被啃的沙丘披绿了，草场上没有了牲畜那草也不会好好长的。这些话对我们应该是个有益的警醒。
图：这是有本事的年轻人开办的，人家早进城了
还有一个大关口是文化习俗关。进城的牧民普遍焦虑：民族文化消失得更快，文化上有种被绑架感。当然这是全球性问题，对少数族群而言更觉得后果严重。道尔吉的疑虑有代表性：让我们进了城，将来草原失去了，文化也消失了？不能是这样的走向吧？这里有什么用心？
几百年前痛苦的走西口，洪洞县大槐树回忆－－迁徙的痛苦回忆，至今回荡在人们的心中，诱发人们的历史创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好多人仍然认为经济可以决定一切，文化和心理是无所谓的；为了结果可以忽略过程的痛苦。于是造成缺腿的发展，没有幸福感的发展。我问过好几个干部：事先、事中有没有做过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调研？他们的回答都是答非所问的，或者转移到生活生产的题目上，敷衍过去。
为什么屡屡发生有钱而没有幸福感的事情？看来经济发展、社会公正以外，民族文化需求也是一个需要充分注意的重点：
（1）城镇化需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原则。少数民族从情感上，从民族归属感上特别希望走一条最大限度地保留自己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道路。怎样在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尽可能的保留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2）需要尊重文化适应的自觉性自主性原则。三天学成买卖人，一辈子学不好庄稼人。一个看似进步的生活方式，未必就是最有吸引力的，就像在农牧民看来，流水线工人的生活也很操劳无趣。进了城打工被束缚着，被斥责训斥，当孙子，更难以忍受。现在牧民大体上都呈现这样一种状态：过去的生活方式回不去了，往前走又常常被外力干预。这种外力或者是政策的指令，又或者是研究者们的建议。逃逸不是最终的出路；适应才是对头的。但是这里必须主张牧民的文化自觉，强调有尊严的文化调适。阿斯哈村民谚云：自己跌倒的娃娃不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3）需要体现文化的连续性原则。人类学有两个概念叫“文化中断”和“文化适应”。前者是指原来有一种生活方式，现在被切断了。最好的发展是在传统的文化的基座上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是最不受苦的。最可怜的就是完全的外文化的替代。必须有一个先前的调查。我们需要社会学的调查，也需要文化人类学的调查，充分了解那个地方的文化是什么样的，那个地方人民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欣喜地发现政府也在探求用建立养殖小区等办法试图解决文化的连续性问题。
经济发展要解决的是过上富足的生活，文化解决诗意的栖居。
最后用任继周先生的话结束本篇：“草原文化……今后也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活性元素。人类文明将永远离不开草原文化的支撑。”
阿斯哈村的人们，进城不要忘了带上你们的胡琴、三弦和香炉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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