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祷文和革命日记及裸记：信仰琐记
一、祷文：当年大诺今安在
1980年代，在翻阅旗衙门档案时，笔者意外发现一篇阿斯哈邻村人士光绪四年的祷告文字，不啻为那个时代蒙古人的精神独白。那时蒙古人的信仰还没有解体；施主又是祈求转世超度，特别是以相当数量的牲畜财物布施来表白心迹的，所以应该是真情的流露。祷文为－－
“……集聚膨胀的财物如水之泡沫；搂抱的昵友如虚幻梦境。俊美的相貌缘于抑止坏习性；丰饶的财产缘于接济贫穷；权势尊严缘于供奉三宝；长寿缘于救济众生。汇则散，聚则尽，人无永生之理。（吾）将高僧视同佛祖，诚心发愿矣。俩盟长、神木安本（神木县理事司员）、扎萨克贝子会盟时，授吾为智勇达尔汗……。梅林衔沙某生于丁亥年，身为水命运属火。出生到五十岁，积德无多，积恶不少。生命无永恒之理，顺应自然之时近矣。造孽则虽现世侥幸走运，来世必报也。积德则虽受苦而终享福……手头有余则不吝奉佛。金银财宝家产牲畜攒给儿女如送毒药矣。“鄙人善事做得不多却劝人向善，虽近寡廉鲜耻，也属老年过来人的悔悟，甘为后生之鉴，故不揣浅陋遗嘱于下。奉佛以纠误，敬天以积财，遵循老辈之义理，关注今生之美誉，积财而散私存，顺理而思长远，警自我不滋事。谨理事，不谬误。敬老恤孤，勿诈谋争斗，勿欺弄人，不可失信于众。不讥笑卑贱，不自我炫耀；不做坏事，不与坏人为伍。须积善积德，谨遵誓言，则此生积福禄，终能向上。为僧者不可违好缘，勿违誓言教理，勿交不三不四之朋友，以防有乖政教双理。他人虽长相丑陋但行为端庄就可以交往共乐；貌美性慧却行为不端引人向恶就绝交。名沙鲁胡者我也，深析自我，觉人有十能我有一，身短，颊陷无肉，相貌丑陋，贻笑于人。言语设梗带刺，无能却爱充好汉，无知而装佯，好说大话，不自警醒，时有过分言行，横行跋扈而朋友离心。好舞弄债欠之事，树敌颇多，好炫耀，寡廉鲜耻。有诸如此类数十乖谬之无良之人也。细思量，也非过分奸诈溜须拍马，非过分欺弄人，非过分自大，非无中生有害人坑人，非为图功损人，非妒忌同侪而争斗，非装扮花哨，只是没能忍耐别人的挑衅滋事，却非违背善业违反慈悲之心。这种复杂之状，不可学也。智与能不平衡则取乱之道也。以各自情形妥为审视自戒则最佳。“微躯诚恳叩求格根（高级活佛）：让我的罪孽得以消除，得到佛的超度，因病痛而做善……死亡是确定转世为何种生物的关口，请予赐惠，（使我）勿转生到急匆紊乱之地，转生则入召庙学府，聆听、思考、力行宏论，勿离喇嘛之缘。愿此心愿实现成真，享圣物，而成佛也。”
后附为此大愿，给寺庙敬奉布施牛马羊若干。
本文的作者名叫沙鲁胡，五十多岁，是盟级先进个人－－达尔汗，属于免除或部分免除差徭的人，还是梅林衔，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较强的能力，平日里常和商业、债务之事发生关系，似乎是负责这方面事务的，故“树敌颇多”；有较强的理论水平和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对自己的不足，连生理缺陷也毫无保留地揭露出来。按说他有一个很成功的现世，然而他又为自己的下一辈子转世做人生长期投资了：他厌烦了尘世的喧嚣和杂务的纷扰，渴望投胎为喇嘛。提到自己时，他透露着一种蒙古式幽默和对时世的洞察，对无常的看透。以文章结构而言，第一节结合自己的情况说理论认识；第二节忏悔自身，劝谕后人，第三节是祈祷，也即精神追求。这是作者罹患重病，即将“顺应自然之理”前夕的将死之言，透着真切；加之布施可观的财物，那更是笃信的表现，可视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缩影。他终于将自己的来世托付给神圣的喇嘛教了。早在十六世纪，漠南蒙古的领袖和西藏喇嘛教领袖共绘了振兴蒙古的宏伟蓝图，许下了走向繁荣富强的大诺，至此（光绪年间）已是300年，蒙古人仍然恪守不渝。
喇嘛教的功能，照其学说是通过笃信和修炼，多做善事，偿还上辈子欠下的坏帐，在下一辈子取得好回报，以期“运气升腾，福气遍地”，振兴蒙古。和现代人只说今生今世甚至今日不同，人家是算三辈子的帐。谚云：没有兑羊奶茶水黑，没有信仰喇嘛教心肠黑。喇嘛教被极度推崇神化。《蒙古源流》上说，十六世纪，蒙古首领在青海朝拜达赖喇嘛时，达赖喇嘛法力无边，当着十万大众使河水倒流，石头上都显出经文来了，因此蒙古人啧啧称奇，笃信不已。前年笔者去青海湖，那周边的河水都是向湖里流的，有好多西向的小河。想起《蒙古源流》上佛法使河水倒流的记载和眼前的倒淌河，笔者不禁疑惑：在笃信者的眼里无物非佛，故而祖先把本来西流的河水当作法力使然？还有那个地方有石头上刻经文的做法，祖先是见此而惊异，算在高僧名下的？几百年前的人和事无以复原，只能想想而已。
然而自信了喇嘛教以后，蒙古人麻烦事不断，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喇嘛教自然就会受到质疑，经历信仰危机－－
1、最初的动摇。皈依喇嘛教不久，在蒙古各部称雄的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去世了，鄂尔多斯部执政的洪台吉也去世了。这两个人是引进喇嘛教的始作俑者，并树立了喇嘛教绝对统治地位的，按说对喇嘛教有莫大的功劳，应该受到喇嘛教的超常回报，延年益寿，福祉绵长。谁料他们以精壮之年早早走了呢？有不少蒙古部大臣于是质疑喇嘛教，加上萨满教的煽惑，蒙古上层发生了信仰的第一次波动。当此危难之际，黄教首领亲自出动，以有益于下辈子成佛这个远期支票期许，又以做事要持之以恒来劝谕，稳住了蒙古人的社会心态和信仰。在这次思想路线斗争后，喇嘛教占了压倒性优势，对立面的萨满教只是在暗地活动。此后不久堂堂的蒙古成了满清的附属，而且拴死在有限的土地上，这可是前无古人的。但是满清以政治联盟、政治联姻、崇尚喇嘛教等手段羁縻蒙古人，得到了多数蒙古部的支持；特别是对喇嘛教的崇奉深得蒙古各阶层的赞许和认同。杭锦旗共有召庙71座，其中明朝末期建1座，民国时期1座，其他都是清朝时期建立的，可见那时喇嘛教的鼎盛之势。最初的信仰危机竟然迎来了繁盛兴旺。
2、怀疑法力。喇嘛教干预俗务的途径有：动员俗人多布施做好事求来世回报；念经祈祷福寿，抵御灾难，超渡灵魂；对不好的人和事念咒做法事；人生关节点上指正途等。念经做法是喇嘛教呵护蒙古人的主要手段，被寄予无限期望。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麻烦事多了。先是“回乱”战火扫荡了几年，牧民离散走失者十有其五。二十世纪初开始，朝廷动开蒙古人牧场的脑子了。这是动了蒙古人的命根子。于是放垦、强制报垦、坚决抗垦，罢官夺爵、砍头。满清倒台，时代更迭，以马西喇嘛的说法是“世界颠倒”。兵匪横行，奸商巧夺，官家横取。疾病流行，人口锐减。蒙古人束手无措，只是寄希望于喇嘛念经做法事。在上世纪初，旗衙门每遇天灾人祸，动辄发布谕告，给各召庙摊派念经任务，要它挽救时艰，祈祷有个好年景，祈求平安。然而世事越发艰难，难免使人们对喇嘛教的法力心存疑虑。阿斯哈村流行的那个时代的好多掌故和谚语就能说明事情的严重性。一则故事说，某喇嘛向来有法力高深的声誉，驱鬼逐邪，受人尊重。一次他去荒山野水间读经修炼，宣称功成则更是了不得。一捣蛋鬼想试试他的底细，把羊皮袄反穿了，扮作狼的模样，月夜的昏黄里悄悄靠近石头上端坐念经的喇嘛，突然学狼嚎叫。喇嘛大惊，嘴里念念有词，手里拨动铃铛，看样子在大发法力；捣蛋鬼不睬，继续嚎着向前匍匐而近，喇嘛经念得更急，铃铛摇拨得更紧，然而见“狼”丝毫未中法力的冲击，反而趋前，于是惊呼一声：“你爹那个头哟”，拨浪鼓扔出几丈远，落荒而逃。怀疑和嘲讽多起来：喇嘛素质太差，“铃子响了鼓不响，这两样响了，嗓子不响”； “没有运气的喇嘛号，头天就开始哽咽了”；即使念经也“喇嘛和喇嘛念法不同”，有的念的竟是：快喝茶吧吃饭吧，肚子早饿了……这能管什么用呢。造成这种可悲局面，人们开头以为是教育出了问题，是师傅的过。“瞎子师傅，豁子徒弟”，“没有力气的乏牛，没有法力的师傅”，“师傅凭棍棒，徒弟多狡诈”，在阿斯哈村经常说到这些否定性的俗语。喇嘛则归因于“世界颠倒”的时间到了，说“时乎不常，草乎不恒”。从喇嘛教方面来说，本来不是无所不能的，却扮做无所不能。牛吹得太大了，自然有吹破之时。
3、质疑道德。喇嘛教的戒律，不允许杀生，却允许食荤；不允许抽烟喝酒；不允许娶妻生子，戒条多达251条。旗衙门的档案上反映，清朝末年还把喇嘛的风流事情追究一下，到了民国后期，成了普遍的情形了，喝酒、游戏、奇装异服已是正常事，屡禁不止。小班定（小喇嘛）占到同龄男子的70%左右，师傅严加管教，时刻监视。发现小班定尿声清脆，极有穿透力，可以把草根纠结的硬地穿成窟窿和小壕沟，师傅认为这是性成熟的标志，是危险的信号，更加悉心防范。但是欲望如洪水溃堤哪能防得住？多数喇嘛悄悄有了自己的异性相好，及至自己的名下有子女。三叔说，附近班禅召的葛根（高层活佛）每见寺庙高穹间鸽子翻飞，便甩出盒子枪，能一枪一个打下来。他抽烟喝酒极其平常，嘴里含着玉石枣木长烟杆，就着佛灯抽烟，能把烟袋用具搭在缭绕不散的烟柱上，令人称奇。堂堂活佛也如此违规，更遑论其他人？道德危机更加剧了人们的失望。人们戏谑：“信佛却把人病死，信骚牛而牛群空怀”，“与其给佛磕头，不如驯自己的小牛”，“与其念经，不如数羊”，“与其去召庙磕头，不如孝敬父母”。
4、百姓负担沉重。建庙、修庙、法会……皆是沉重的负担。资料显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建沙日召，摊派银子12700两。此属大庙，如果平均每座召庙按5000两银子基建费用计算，杭锦旗的71座庙光是初建就得35万两银子；加上喇嘛的住宅建设费用少说也得50万两。以100年翻修期计算，每年摊费5000两，以全旗1722户（1933年）计，平均每户每年负担近三两。还有法事开支，喇嘛的日常用度，所费巨靡。笔者家解放前10口人，从事劳动的劳力4人，得负担4个喇嘛、两个老幼的生计。弹丸之地的阿斯哈村方圆四五十里就有 6座 庙，喇嘛二三百人。宗教信仰的物质负担不轻。
5、时代变迁的冲击。主要是战乱、垦荒和新事物对小喇嘛的诱惑等。1930年代末，我老舅舅所供职的甘召庙上住了一个团的国民党兵，成天打枪吹号操练，喇嘛没法念经，牧民不敢来庙上，只好搬到黄河以南，往沙漠里躲清净。骆驼毛驴驮椽檩门窗，喇嘛担着佛像杂物，整整三个月，象蚂蚁搬家。于是我们家又随着庙搬到黄河南岸。因为我的老舅舅是很有职位的喇嘛，是一家之主，他走，大家就得跟上走。买卖货郎子的叫卖声是小喇嘛们的欢呼时点，他们偷着卖掉各种法器，换冰糖吃，甚至躲着喝酒。
6、喇嘛教和世俗政府的矛盾。1930年代，旗札萨克试图将政权教权独揽于手，自己也上庙念经，管控教务，引起喇嘛们的不满，组织喇嘛“独贵龙”，上告到盟长府，并胜诉。但是政府方面不久发布限教公告，申明一家只能二子抽一做喇嘛，独子不准出家。这是对人丁日减的应对措施，也是对喇嘛教的控制。人们肯定要算账，权衡的结果是“放成骚牛损失一头公牛，放成喇嘛损失一民户”，对发展人口也不利。
上述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喇嘛教的地位日渐滑坡，人们的信仰也愈发淡化。
解放前人们的信仰到底如何？以笔者的家庭为例来看看。我们家上两辈有六男，五个是喇嘛（包括半路当兵走的一人）。这已经严重违背了旗衙门两男一僧的规定了。我的父亲弟兄四人中，只有四叔是俗人，继承家族火灶的。我问这些人信仰程度如何，三叔说，真正信仰的是当中层喇嘛的两个舅舅，一个成天离不开扫帚笤帚，扫这儿扫那儿；一个成天捻着佛珠喃喃有词，眯着眼睛，入神如佛。下来他们那一辈，念经念得好的只有我的父亲，还学过数学。他和老大 念不会，糊里糊涂，跟着凑红火，经常挨打，但是有经验对付那法杖，是紧贴着蹲在大鼓和大柱子跟前，半打半衬，减少些皮肉之苦。他们基本不信仰，经常偷吃供品。至于奶奶的祈祷那是习惯性的，并无什么思想认识。
以下的两个掌故也能反映出信仰淡化的端倪。一则说：甘召庙的格斯贵（执法喇嘛）在一年一度的整饬戒律的大会上，让两个年轻喇嘛把一丈多宽的布幅展开来，一条一条念布幅上写的戒律，对照着戒条斥责众喇嘛犯戒的事情，训斥他们不好好学经文，连三篇经文也有头有尾念不下来，却热衷于在俗人的红火场合唱有始有终的三个开首曲；训斥现在竟然普遍抽烟喝酒，成何体统，骂得口吐白沫，脸红脖粗，连连跺脚，不住气用法杖戳地。因为跺地过于用力，把掖在靴筒里的短烟杆抖出来了。众人大笑。格斯贵喇嘛不好意思了，下不来台，但是随机应变厉声宣布道：抽烟也不是绝对不行嘛，这样一搾长的烟杆就也行了，怎么就要用一尺多长的？藏掖多不方便，碍眼丢人！众人窃笑。
另一则说：1947年，甘召庙的大喇嘛念经，整整一天了，经书一页也没翻，人怪而问之，喇嘛泪流满面，道：我们的末日到了，人们会用屎尿泼洒我们的。果然料事如神。后来的老人想起那话，不禁喟叹佩服：他们三年早知道了。这是说喇嘛们都认定败势难挽了，但是他们能够先知先觉。老迈的公驼还能唬住驼群，信仰的尾巴还在蠕动。
喇嘛教反对欲望放纵、抑制贫富两极分化、主张与自然和谐相处、珍爱一切生命，有其合理的内涵。解放前在喇嘛教的指导下，旗衙门反复向全旗谕示：不可行猎，不许逮鱼虾，且把黄河溢水而滞留晾干的鱼虾救生，放归大河。这是“羊是一条命，狼也是一条命”的生动注解。召庙起到收容院作用，痴傻残疾都被容留。在牧区是没有乞丐的。喇嘛教用万物有灵来对抗纵欲主义的万物可猎。著名的葛根是信仰的活化身，他们怕踩死蚂蚁等小虫子，宁可赤脚走路。它的因果报应论与儒家的道德因果论皆是劝人向善的。它使人有畏惧之心：不可行恶，会有惩报。反观现在，唯求现世满足欲望，走向了极端纵欲主义。专家屡以腐败使人因有违良知而生忧惧易患绝症来警告，也少见挽回的气象，贪官仍是前腐后继。这是信仰消解的恶果？
喇嘛教有一套认识世界的观点，不失为一种哲学素养，在蒙古社会进行了一次哲学普及。喇嘛中也有济事之才。解放初阿斯哈村里唯有的两个大夫都是喇嘛出身。他们的职业素质、行医道德那是没说的，今人难及。尤其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忍耐和达观，的确不输给成功学大师卡耐基。丹比老汉挨完斗，回家甜甜滋滋舔碗，把碗里残留的玉米糊糊舔舐干净，吧咂着嘴赞美一声：可吃了一顿好饭－－至今叫阿斯哈人难忘。
然而这一切都被当作垃圾摒弃了。在某一学说开始滥觞之际，为了有效动员，许下包治百病的偌大诺言，这反而给该信仰的未来挖下陷阱，使得后人因此而责怨它的无效和欺骗。单纯朴实的秉性和绝对化思维更助长了思想移位的彻底，走了一条极端化路径，最需要现实主义的前夜，选择了神秘主义，解除了思想到物质的武装。这个性格在文革中也暴露无遗。反过来说，如果把历史上的大人物许下的诺言排列出来，看看兑现了几许，也是个趣事。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个政治规律在历史上屡试不爽。引入喇嘛教的始作俑者也未能脱离这个动员律，许下了包打天下的弥天大诺，到头来被现实戳破，圆不了，自然而然成了历史的怨府。
或问，如果没有信仰喇嘛教，蒙古人就必定强盛了吗？难以回答。
许诺过大必成怨府；行无度则遭天谴，食无度则肚难受。那么思无度呢？极端化思维引导下的死信的思想恶习呢？
成吉思汗崇拜一直在延续。阿斯哈人说，解放前达尔扈特人时或挨家挨户收取祭祀用品，如果不给就责骂，那罵唳特别恶毒。在喇嘛教盛行的那个时代，成吉思汗崇拜似乎有些淡化了。鄂尔多斯西南边地有一部分蒙古人在一百多年前转换信仰，信了天主教。阿斯哈村的牧民没有改信，对喇嘛教仍然纠结着。
老辈人说上世纪40年代还有萨满在民间活动，但是他们认为那些古日坦布（萨满巫汉）是耍障眼法的，对它不太信仰了。
二、革命日记：崇高的隐语
解放了，按照喇嘛教说法，又一次“世界颠倒”了。新婚姻法使得喇嘛多数还俗，娶妻成家，成了劳动人。社会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成了主导信仰。喇嘛教被视作唯心主义和黄色封建主义受到清算。这种清算在文革达到顶点。喇嘛教的罪名还有：用神秘主义来对抗科学，愚弄人民，使得蒙古人的社会经济文化陷于落后境地；大量男性当喇嘛，家庭结构畸形化，性生活紊乱，性病泛滥，致使蒙古族人口锐减，比如杭锦旗清初有二万人，解放时候减少到不到一万人；蒙古族由一个英雄群体积贫积弱，精神萎顿衰落，也是喇嘛教的羊狼同样可怜的哲学浸染的，等等。
神圣的面纱被揭掉，喇嘛成了改换了信仰门庭的众人的笑料。人们学着喇嘛在批判会上自我批判的口气戏说：啊呀，我们喇嘛人现在可是受罪了，白天背柴禾、捣炒米；黑夜还要睡老婆，可熬坏了。有人学着喇嘛大夫给妇女看病号脉的样子说：干吧？干吧！这里的“干”有两种意思，显意是口干，但是加上喇嘛的暗示，演化为男女苟且之事的意思。但是喇嘛瞥见女人的丈夫进屋来了，立刻眯眼沉吟，庄严地怜悯道：口干是气血不调呵，给你配七天的药，冰糖水按着喝就好了－－十块钱吧。我们几个小光棍审问马中老汉的花案，向来无声无息的他也会立马三角眼睛放出电光，承认和什么人有过一腿。“都那样么，人间的规律么”，他如此辩解。我们仍觉不过瘾，脱掉其裤子。我们少不更事，无意中给那个信仰受难者落井下石了，现在想起来很后悔。
文革初起，家家户户的佛龛自行丢掉了。甘召庙的小活佛那时也就是二十来岁，精壮，帅气，给生产队赶胶车，不怎么说话。其后不久，他远走后山避风头。
人们对毛老人家崇拜到极致。信仰的深层动机是想利用革命的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紧跟形势，得到好处。革命为形，实则为己。主观为自己，客观为革命。
政治动力在1972年后，似乎没劲了，人们的精神麻木了。阿斯哈村人常说，跟吧，形势嘛。谁做主子，也得老百姓放牧种地吧。地不冻，尽着种。生活还得继续，红火照样不断。喝不上粮食酒咱就喝薯干酒。
从知青来说，想出头就得努力表现，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或者看准时机，顺势而动，突然爆发，一朝得之。我因家庭成分高，文革中感到压抑。书也不念了，但是很长时间里做开了英雄梦。大概是跟形势，以当英雄来靠近革命队伍，以殉道来表现自己。起初在生产队赶车拉粪，联想起刘英俊以身挡惊奔的马车救人牺牲的事迹，也幻想着自己也遇这样的机会，很希望我的拉粪车惊奔起来，前面出现张皇失措的几个孩子，我用肩膀死死扛住马车，小孩得救了，一个英雄诞生了。于是写日记，做英雄的前期准备。1975年高中毕业返回阿斯哈村，感到前程迷茫；见夏收大忙季节，公社干部在公社大院里摇来晃去，无所事事，很是不平，竟生出贴一张大字报予以揭露的想法，或许能闯出一条出路。这是反潮流的英雄梦想。1976年初，又感奋地想召集团员纪念周总理。只因生性胆小，心动而未行动，英雄梦胎死腹中。另一个出路是读马恩列斯毛泽东著作，面壁数年图破壁，欲与信仰换实惠。
再一个是感化贫下中农，争取推荐上大学。扎根农村？谁扎根谁扎去，我可是去城里掏厕所也不嫌。
日记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的信仰色彩和精神状态及表达形式。我曾在废纸堆里捡到一本日记，至今保存着，是一名阿斯哈籍兵团女战士的，姑且称呼为小h。下面选录其中两则－－
“1971年1月31日今天我连检查日记，自己一说起自己的日记写成那样，真是脸红……”（日记为非隐私之角，可以公开。既有促进思想革命化，世界观改造，也有捕捉思想动态，发现阶级斗争动向之意。）
“2月9日 今天二排两个同志去伙房吃了两个糖包子……阶级斗争上认识……”（很严重了，估计开了批判会。）由于她刻苦努力，放好了革命的羊，被选为先进典型，去师部学习。
“3月27日今天我一个人来到师部，但我心却不在师部，能回去我今天晚上就返回去，我的一对红、我的可爱的羊群，……小h！来师部也是革命的需要，应该坐下来，安下心，为革命学习，不过我的心情是不平，但要以革命的需要压下来。”
“一对红”是和她一块放羊的战友，还有羊群叫她挂念，还有“……”呢？很可能是恋人吧。但是这类敏感内容只能以革命性隐语来模糊表达。之后小h安心学习，巡回演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还在全师大会上作为战士代表致词，人生达到了光辉顶点。她写了入党申请书，表示为共产主义献身，做一辈子军垦战士。然而很不幸，她跌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未婚先孕。之后草草成家，离开了曾经发誓呆一辈子的兵团。做教师、放电影、调盟里。绯闻、离婚，长期的第三者角色。自感走不在人前，自我封闭，50岁刚过即郁郁而死。小h的日记是遮遮掩掩的、神圣化了的内心独白：她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时刻和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做斗争。个人欲念是可耻的，只能以革命词句隐示。对革命而言，个人的一切都是渺小的。但是本能和欲望冲破了革命的藩篱，并一发而不可收拾，阻断了她人生的慷慨旋律，也因此主导了她悲剧性的人生后半场。
还有笔者的日记，也有意思。1969年夏天，笔者幻想当英雄，买来横格本，用铅笔写开了准英雄日记。但是写了一冬天就断了，可能是纸笔买起来困难的缘故。1975年夏天在高中毕业前参加开门办学劳动，读了带队老师写的日记（他专门让同学们欣赏），评价同学的表现，多有鼓励，很有当时流行的革命日记风格。于是受到启发，又开始写，大部分是学习心得、干活记录以及偶有的革命性感悟。至于内心最隐秘的想法和真实的感受，那是绝对不记的。因为雷锋日记等一连串的英雄人物的日记都登报了，那都是日记的范例，只能那样写。还有，贫下中农随时会在找卷烟纸的寻觅中，翻开你的日记，裁下一绺纸，卷烟，同时饶有兴味磕磕绊绊地念你的日记。所以你只能写成革命性隐语。我的日记上至今记有同嘎的留言，要我站稳革命立场，和坏人坏事做坚决斗争。现在看来象笑话，当时可是有所指的杀伐之语，我知道那所谓的坏人是指称把他的会计职务罢免后转给我的生产队长皮吉。
我那时通读毛泽东四卷和马列著作、鲁迅著作的动机，一是除此外无书可读；更重要的是寻找离开农村的出路，走出一个人生路，因为毛主席说过，坚持数年必有好处。通过革命的学习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功利主义的打算和神圣的动机糅合在了一起。1976年10月吧，旗里来的工作队长坐在生产队炕头上我的铺盖卷上，细读我的日记，赞赏说写得不错。这是我日记的革命性语言和隐语的成功。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是我将来被推荐上大学的一个砝码。为了保持日记的革命纯洁性，真实隐秘的思想是不记的，敏感的人事纠纷更不记，顶多含糊其辞一笔带过，所以现在读起自己的日记来，得凭借记忆掘隐烛幽，复原微言大义。1976年5月我带领社员爪羊（把羊绒从羊身上用特制的铁梳子梳下来），一晚去原队长皮吉家通知第二天爪他家放的羊，让他们把羊群准时吆回来。那晚月亮明晃晃的，照在沙梁上，意境优美。在队长家碰了一顿饺子，我在谦让中只吃了半饱。饺子太好吃了，在那个饥馑岁月的干巴巴的春夏，那更是了不起的口福。于是在日记里用拼音写了jiaozi ,以示不忘，又避免了干部和社员们查阅出来的的麻烦。欲望是被抑制的。那年爪完羊，照例是聚餐喝酒，和年轻姑娘们坐在月夜下的圆圆的沙丘上，白天被阳光烤热的沙漠夜里温润柔软；初夏的微风和着黄河的湿润气息，吹拂在脸上，舒服极了。优美的意境，劳动后的快乐，令我至今难忘。翻开那时的日记，却是冷冰冰的一句：昨日爪羊完毕。现在读之令人怅惘。不敢写呀，怕出事呀。
文革后信仰体系崩溃，阿斯哈村牧民又一次切身体会到“三十年变迁律”，自嘲地接受了多元化的不确定性思维逻辑。他们爱说：想后路，摸癞秃。其时，老喇嘛们基本死得差不多了。那个时候的终极裁判主体是党和人民，历史。阿斯哈村的主流说法是“真实清白，牛车赶得过走兔”，依赖的是自身的清白。还有心地好坏的因果报应说，似儒似佛，认为凡是操坏心的人没有好下场，这是文革结束后的人生盘点流行语。
想到理想信仰的时点，多在闲暇而苦恼无望时候。1977年初夏，有天下午得空，一种巨大的怅惘袭上心头，我信步趔趄在田间，在黄河边的草丛里坐思半天，难得排解。回来翻出高中课本，把《生命的意义》工工整整誊抄到日记上，以保尔.柯察金来自解自励。遇到恼人的讥讽和刻毒的嘲笑，就往日记上写：任凭他们说去吧，走我自己的路。听说这是马克思所喜爱引用的但丁的诗。
那个时候除英雄日记外，一般人的日记容易惹祸上身。听说阿斯哈邻村有一个后生就因为在日记上罗列了一串姑娘的名字，有的还给打了勾，被以此为据打成流氓犯，坐了几年监狱。文革中有个老干部好记日记，被人们公认为意识不好，是记人家的黑材料，准备告密。贫下中农爱看我的日记，不知是不是也有猎奇甚或疑虑的意思？
三、私密日记：六神无主的宣泄
（一）消解和混乱
1970年代末，有文化的人愤怒于帝国主义垂而不死，怅惘于人生意义和理想的游移，生气于理想大诺的落空。对官倒不平，腐败蚕食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期待。此后经济大潮汹涌而来，理想信仰似乎被金钱追求埋没了。
阿斯哈人凭着瞎老百姓跟形势走的古训，对这一切波澜不惊地接受了。大寨县，过黄河，喊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哄死人不顶命，还是发自己的家吧，这比什么也强。很快人们游弋于挣钱的大潮流。有人念叨着三不让：药壶、老婆和银钱。听说有人为羊绒的巨额利润所惑，活剥了羊皮，这在从前是没有发生过的。真狼吃羊也没有这么残酷呀。人们把这一切归结为人心不对了。每当发生一些人心不对特别是官心不对的传闻，人们不屑地感叹道：这会儿的事情还……言外之意不必稀奇惊异。
神秘主义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比肩而至。从前是一辈子坚持信仰，统筹计算过去现在未来三辈子的帐。文革中流行坚持数年，必有好处。1980年代开始缩短为五分钟万岁了，什么也要手递手，现过现。巫婆神汉，神机喇嘛，千里发功的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具有者，一时纷纷出笼。有需求才有供给，这可能是人们寻求新的精神庇护。牧民们叹息大神不在，小鬼作乱开了，大师不在，小班定（小喇嘛）疯了。笔者的父亲，曾经的喇嘛、后来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革命干部，和几个喇嘛同学呷酒回忆当年怎么偷吃师傅罐里的蜂蜜，手伸进罐里去，却死活拔不出手……他们希望从过去的信仰里得到救助，一度张罗着和儿时的更多喇嘛同学联络感情，举办喇嘛同学聚会，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听继母说，他不时从柜子深处翻出小包，戴上老花镜看什么东西，又匆匆放回柜子里，可能是翻印的佛经小本子。
在困惑彷徨中，人们的一元信仰变为多元信仰，死信死守改为活信活用。很多人以金钱名利为价值观核心，以世俗的因果关系和非世俗的因果报应为行为逻辑，以宗教和各种神秘主义行为来保驾护航了。
（二）信仰版图
阿斯哈村里现在没有喇嘛庙，更没有教堂，寺观，连龙王庙也没有。不是村里人没有信仰生活，而是他们实现这一需求的活动半径比过去大多了。这一点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宗教版图密切相关，所以说阿斯哈村的信仰必然牵扯更大的范围。
在鄂尔多斯有传统的喇嘛教，后来的有天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些汉传佛教。蒙古人多信喇嘛教，还有一小部分蒙古人信仰天主教，是比利时神甫田清波等在一百多年前传入的。
杭锦旗在民国初年有喇嘛庙 71 座，喇嘛有1500多人，解放初增加到2331人，占到成年男子的一半还多。其中有活佛 49名。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中喇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1980年代，人们直以为喇嘛教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有的干部在等待那几个老喇嘛死了，宗教事务就可以收摊了。我还曾经为这即将死亡的文化动过恻怜之心。没想到1990年代以来宗教文化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过其影响和规模远非过去的辉煌所能比拟。现在全旗只有7座召庙和宗教活动点，喇嘛200余人。
阿斯哈村蒙古人还信奉着喇嘛教。解放时，阿斯哈及其附近地区有喇嘛庙五座。现在因为附近没有召庙和喇嘛，得到百十里里外的乌勒吉尔庙，或者托人找更远地方的喇嘛。原先有一个活佛，文化革命中远走他乡了，再也没有回来。听说1980年代他到旗里活动，要求将庙产赔偿给他这个做主的人，但是旗里没有同意，认为不符合政策。
部分汉族也信仰喇嘛教，大概是受到信仰多元化的影响。汉族人供奉巨额布施助建喇嘛庙，笔者见到好几例。
好喇嘛的标准是有德行，守规矩，懂教理，除祸禳灾管用有效。1990年代一些大召庙喇嘛跳宗教舞蹈，俗称跳鬼。那些老喇嘛颤颤巍巍，汗流满面，几乎站立不稳，但是一样认真的跳。有个庙和乡政府邻近，老喇嘛们准时上班，按要求做功课，吹号念经。乡党委书记感叹道，喇嘛上班比我们的干部还认真，根本没有迟到早退一说。
喇嘛不能杀生，但是可以荤食。杀羊宰牛的事情由俗人完成。现在的喇嘛多有家室，平时是家里的劳动力，召庙有活动则到庙上，处于亦俗亦教的状态。念经做法事的收入对多数喇嘛来说只能是生活来源的一个补充，日常生活主要还靠家庭的资助。法会念经时由庙仓供给伙食，其他时间自己负责吃喝。
政府考虑到老喇嘛的困难，给予定期的补助，1980年代每人每月12－38元，现在涨到每月二三百元不等。这是对文革中召庙的损失进行补偿的变通办法。老喇嘛在世的越来越少了。市里有正式认定的活佛2名。另外民间认可的活佛十多名，比如传闻某人在塔尔寺得到活佛号的；某活佛在世时认定谁为自己的转世者的，等等。到塔尔寺（青海省）、大昭寺（呼和浩特市）、五当召（包头市）等地学习佛经教理的年轻喇嘛有几十人，跟着市内某喇嘛学习的也有 若干 名。这就是全市喇嘛教职人员的后备力量。阿斯哈邻村额尔德穆的儿子原先性格不好，一不高兴就用镢头棍棒砸家里的电视家具，令父母愁坏了，按照喇嘛高僧的指点送子到呼和浩特的一个召庙学佛，听说那小子很安稳了。
现在喇嘛的作用是：念经超度去世的人；做法安慰受病痛灾难折磨的人；为官场人士指点迷津；接受不好好念书的牧民后代当徒弟，算是安排就业；在祭祀敖包、“跳鬼”等民俗宗教活动中念经吹号，增加神秘氛围等。百姓信仰生活的方法是：上庙磕头；请来喇嘛在家做法事念经；拜访祈求家居的喇嘛；远涉塔尔寺、拉布隆寺、五台山、雍和宫等地礼佛；托亲戚向远方的高僧讨教取法等。前年夏天，笔者在青海塔尔寺见到一名藏族年轻导游，说蒙古人不必买门票，因为建塔尔寺是蒙古人用骆驼驮回来建庙材料的，所以优待。他还说鄂尔多斯蒙古人来塔尔寺礼佛的不少，他经常接待，并举几个头面人物为证。我也知道有青海的好几个藏族喇嘛在鄂尔多斯的寺庙里活动，做法事很认真，声誉不错，我给亲友推荐过。
对有成见者的盖棺定论是信仰思维集中体现的又一时点。可谓人生的结算。文革中的立场表现是臧否的重要依据。每有当年的整人积极分子死掉的消息传来，人们一改悲天悯人的习性，长出一口气道，行了，那样死是对的，报应。另外，每有贪腐名声大的人家出了什么事，也会有人幸灾乐祸道：吃得多了，消化不了了。此属泄愤。
成吉思汗崇拜也是一个信奉热点。牧民几乎家家挂着成吉思汗像，还摆放成吉思汗塑像。参加成吉思汗陵祭拜的人很多，有达官贵人，也有普通百姓。每年大年初一凌晨二三时，人们即挤满祭祀大厅，瞻仰英雄祖先，期求来年吉祥。其中不乏汉族。前几年我碰到一位汉族大娘对着成吉思汗夫人的塑像盯视良久，喃喃自语道：观音娘娘哇！接着她就虔诚地上香磕头起来。
信仰巫神的也不少。突然听说什么人有了特异功能了，或者顶神了，成了先知先觉的智者了，前往求助者络绎不绝。在距离阿斯哈村不远的黄河北边，有个黄喇嘛，神算兼行医，声名鹊起，好多年兴盛不衰。那个喇嘛，在一个房间里行医施法，另一个房间里摆放着成袋的钱，其家人在整理。阿斯哈村去的人看见了这惊人一幕，有人羡慕，有人却认为不祥，事情过了度不好。果然不几年听说黄喇嘛的儿子们糟害老喇嘛的钱；喇嘛死后又为遗产的事情打得不可开交。
易经，推背图、麻衣相等传统文化也被人们奉为神明。
除了以上神巫性信仰外，似乎还有各种崇拜，也有信仰的苗头。如权力崇拜，著名的话是“官大一品压死人”；还比如钱，有“茶无盐不如水，人无钱不如鬼”等說法。孩子被人们标定为人生最大的目的，说：为革命？实际上还不是为儿女？受死受活还不是为子女，家庭？
也有人认为不信好。比如搬家，天好就搬，何必问卜。
（三）多元信仰的特点
1、信仰动机急功近利化。“迷信迷信，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这是人们对神秘信仰的态度，也是对科学的态度。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管用就行。不可不信是存有希望，不可全信是怕押不对宝，留后手。有了病，首先叫医生看。如果看不好，那就求助偏门——服用偏方，祈求神人。如果一家或一个家族连连遇到麻烦事，比如大病、车祸等，那就得问卜于有名的神人，找原因求化解。神人的指点也有意思。1980年代以前，他们的归因多是坟不对了，叫人家把死了多年的先人墓葬掘开，重新安葬，折腾得人们疑神疑鬼，精疲力竭，最后死的照样死掉，不管用。喇嘛则多说你们家里用了庙上的材料，得送回。于是从椽子檩子开始到砖块，细细审核，把来历不明的东西审捡出来，即使把房子掏坏也在所不惜，送回庙上。集体用的不怕，因为责任分散，神鬼难究；光棍汉不怕，因为无后顾之忧。所以凡是拆庙的活儿都找光棍汉下手。近年来，神人与时俱进，其卜辞有了较多的世俗道德化的倾向。笔者的 一个亲戚离婚了，钱又挣不到，算是祸不单行。讨教于神人，被启示为：没有给祖先点纸的过。于是连续三年逢清明、中元、除夕就找十字路口点火烧纸敬献，祭祀先祖。从来不知道敬祖的一个“现代人”由此改变了，这是神的教化使然。现世有用，解决难题，这是对信仰的企求。遇上人生严峻关口没办法了，就求助于左道旁门。笔者的父亲脑出血，请了盟旗的顶尖大夫治疗也不见效。叔叔们提出叫神人做法治病，听说那人治好了一些疑难重症。眼见现代医学技穷，我不忍眼巴巴看着父亲离开，要千方百计挽留其生命，于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神人在羊圈里鼓捣了一通，甩鞭子，念咒文，用嘴喷水。但是奇迹没有出现，父亲走了。请巫婆神汉是人们在困窘无奈中的最后一招。有为总比无为好。
2、信仰内涵空壳化。没有理解，没有戒律，没有每日的功课。只有祈求，急时抱佛脚。做法是：见庙磕头，嘴里喃喃有词，无非是家里平安，官场翻身之类。据说祈求麻将和牌的也有。去年我们游普陀山，有个旅伴见佛就磕头上香；转过角来发现了成百的小佛像，手足无措，来不及一一磕头，于是抱拳而环拜道：咦，这儿还有了，（佛们）都好都好。我们谑笑他的虔诚和机警，反正不让一个佛受冷落。只有遇事了才能想起来。信仰的神圣壮美崇高没有了，因为不知所以然。
3、信仰者阶层分化明显。人们的普遍看法是富人和达官信的程度深，建庙，布施很积极；弱势群体也求助颇多，显得有缘。1990年代末一位著名的葛根（高级活佛）喇嘛在几个旗巡游，牧民成群结队慕名而来，接受葛根的摩顶。那时候牧民生活不太好，在哈达上放十块，二十块，五十块钱敬佛。接受高僧摩顶的多数是老年妇女和小孩子。中青年要不就不好意思，要不就没有那方面的教育和经历，不会，所以来的少。病的弱的穷的老的，容易相信宗教。
4、官场神巫化。阿斯哈村人很早就认为官越大越迷信，因为官场人物命值钱，怕死，而且暧昧的事情多，需要救赎灵魂。实际上官场人欲求急切却压抑颇深。官场瞬息万变的变数，自然叫人对其神秘性肃然起敬。试想一个反权威主义性格者，怎么可能得到赏识提拔呢？所以官场成功者往往也是敬畏神灵者。对上级对神灵的敬畏是相通的，所以谁建庙多谁就升得快，这似乎成了官场捷径。从神人指点的内容看，大不了就是有一个贵人帮忙了，还有一个小人作梗了，这个人平时和你关系好了等“阶级分析法”，正好掐准了处于升迁关口者敏感多疑的命门。笔者一位挚友提副处级，名单公示那几天他把潜在的对手的名字列出，可能亏欠的、可能妒恨的，有可能放冷箭的……很是紧张了几日。笔者的一个同学是个处级领导干部，给主管的工程开工，用飞机请来远路高人，做实地考察。高人看了一通风水，结合他的生辰八字，算出最有利他个人运程的开工日期和具体事项。开工那天放了大半车炮仗。那以后他每有疑惑则向那位高人请教。有次面临官场危机，在殚精竭虑中首先想到了高人，电话咨询，得到高见：没有人能动得了你，没事！于是心里笃定了，心态好转。然后按照多元行动的法则，找门路，靠贵人，果然安度宦海危机。据他说大官多有御用高人。有些领导似乎有个共识，修庙修路搭桥是善事，有利百姓，更有益仕途。以弘扬文化之表，行积德升官之实，何乐不为。有位镇党委书记，年轻伶俐，和辖区内宗教活动点青海来的喇嘛是铁哥们。他把喇嘛调度为政事的方面军，行事必征求喇嘛的咨询，还要喇嘛念经保障。但是因信仰而失手的例子也有。有个干部有窥阴癖，被逮住后说是神官给的咨询建议，待窥够百女就可得正果，能提拔为处级干部。不知是托辞还是真的虔诚到那个地步，反正打着神人的招牌。有个庙志上记载，前几年有官布施20万元，修葺庙堂；最近传说此官因腐败嫌疑接受了双规。看来，贿赂神祇不一定能包打天下。神巫思维成了官场加分因素，算是丰富了系统思维。
5、信仰文化冲突。时常听得到不同信仰造成的习俗文化冲突故事。2002年，我的一个表弟上山看羊群，不慎被狂风刮下山，摔死了。在葬礼上，弟兄姊妹主张请喇嘛做法事，而其妻子坚决不同意，要用她新近改信的基督教的礼仪来安葬，为此引起不快。这种例子还不少。我下乡时听到村干部反映，有个老百姓信了什么教，埋葬亲人时竟然把死者的腿露出坟茔来，弄成什么架子样。这和入土为安的观念相冲突，引起路人侧目，邻里非议。报上公开说存在三信危机：对马克思主义不信仰，对共产党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信心危机。这不是无稽之谈。我的一个老上级，前十年开始在家供佛，看佛经，笃信开佛教了。他是个非常正派公道的人，工作兢兢业业，不搞歪门邪道。1990年代末了，以处级干部之尊坐班车去呼和浩特市开会，被单位派小车半路截住，硬是请在小车上，说怕影响单位形象和领导的尊严。这叫他困惑不解。他更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做工作，为党为群众，还要巴结上级领导？这不是弄反了？难道是为了自己？他终于没能更新观念赶上形势，钻到佛经里去寻求答案和慰藉去了，现在据说可以给人看日子了。说阿斯哈村的信仰，实际上超出了其地域。没办法，他们的信仰生活就是这样远走高飞式的，圈不住，没遮拦，比就医找好大夫还灵活多变。哪里有好喇嘛和智者高人，几百里外的人就会闻风而至。我就经常受到阿斯哈村老乡这方面的委托，或者代为咨询，或者提供线索，穿针引线。明知道这是摆不出去的事情，可是人家十万火急，实在不好意思以封建迷信来挡驾，只能以习俗来自圆。我们这代人难以改变杞人忧天的习惯，在年轻一代的讪笑中还经常议论理想信仰的走势－－终极裁判思维没有了。在过去，每逢危险紧要关头，或者遇到极其冤枉的事，人们会祈求地呼喊：天呀，佛呀，天知道！后来改成相信真理和人民及历史。那都是信仰，可以助人度过危机的。现在的终极喊话呢？天知道！信仰的救赎机理失效了。1980年代我记得在信仰失落的极度苦闷中是家庭和孩子的乐趣以及工作生活的忙碌救助我的。或者用读书、乒乓球等爱好兴趣来稀释苦闷；或者用写作来排遣心情。信仰对心理垃圾的清理以及对精神的升华再也没有光顾到我。我很怀恋工余在阿斯哈村的林子里捧读哲学著作，在黄河滩的庄稼地里沉思生命意义的生活。去年秋天回去，特地在黄河畔的草丛里坐着拍了几张照片，可惜当年的信仰情怀荡然无存。我很悲哀：空壳化了！精神的定力没有了。对生命的敬畏淡薄了。只有物欲追求，人的心胸狭窄得针头也容不下了，动不动争，闹，杀，死。阿斯哈村最近二十年间听说自杀了四个人。这种现象前五十年没有过。
大爱收缩为家庭之爱。只爱养我的我养的人。人们祭祖活动更奢侈，祭告的话语多是：我提（官）了发财了，孩子上大学了。
孩子们悲愤地抗议：（我）学习不好也得活人吧。这么简单的道理，在失去宽容慈悲信仰的家长们那里却成了难以通融的高压线。
没有意义化机制，只有享受的满足。该吃的全吃了，好穿的都穿了，该红火的也红火了，物欲成了人生意义的全部。
批判终究是为了重建。信仰大厦该怎么建筑呢？
先要明白，没有信仰不行，信仰定力是幸福感的支柱之一；
信仰和主义，和科学似乎是有关而不可互替的关系，各有其用；
上梁要正，以身作则，官风不正是对社会公平，对诚信的扼杀，信仰怎能在这种沙化、碱化、毒化的土壤里发轫或培育呢？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探讨具体路径，比如：
兴趣专业职业统一，这是一条可行的路；
分离职责，给信仰减负。信仰负责人生导航和终极思维即可，一切的世俗事物，非其所任。如此则避免一再许大诺－－落空，疑为骗局－－极度怨恨而摒弃的信仰怪圈。难道哄死人真可以不顶命？难道吹牛真可以不上税？那是对信仰的扼杀行为！
再说说日记。1978年以后，好多人学卢梭的忏悔录，把自己当作一个活标本，欲望，仇恨，疑虑都如实写，如实得可怕，而忏悔却少。日记成了清理心理垃圾的武器，释放了浮躁难抑的心理毒素。但是双刃剑效应还在。听说有个人出车祸死了，丈夫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一捆婚外恋书信和日记，使得她原先的爱神形象变丑恶了。受此事件的启发，传说有不少人把所有的美好纪念物都做了清理，以免不时之虞。这种事情影影绰绰听来不少。人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只在乎自己的家庭儿女，怕玷污了最后的港湾。
最近网络上动辄晒出隐秘的日记之类，令人心惊胆战。前些天炒作得轰轰烈烈的某烟草局局长日记，连偷情媾合都认真记载。受此裸记大白于天下的震动，估计还会有一次日记的坚壁清野，将是民间生活史记录的一种损失。
我的一位阿斯哈村老乡听说我在写信仰现实，大感兴趣，特地抄来他的两则日记供我研究。征得他本人同意，匿名发表于此：
“3.20日夜大风呼啸。老乡吉××叫喝酒，去陪喝了半个小时回来。路上风声呼啸，如翻江倒海，好多广告牌倒了，正月挂上去的灯笼像挣脱了牵绊，随风飘到昏黄的视线外的暗夜里去了。屋脊的瓦当啷啷掉下。回屋，点烛，合十而拜曰：这是咋啦，天地相接，（老天爷呀）不能了哇，行了哇。好一片混沌。”
“4月6日 凌晨忽梦魇，人们传言社会主义从此再不准提了，完蛋了，（我）当下眼前发黑，差点晕厥，觉得天塌下来了。醒后仍不安，方才深深悟到：天天提叙一件事，如老夫妻之间握手，无可稀奇，甚至嫌烦；一旦对方先走了，那只老手再也握不成了，那才觉得天塌了。（社会主义）不好不好也养你的了。其他什么主义好了好了给了你几分钱？连发工资的地方也没了，这可咋办呢。（我们）还得靠社会主义信仰。可是信仰的神圣和崇高成分少了，基本是物质的供养关系了。审美疲劳绝不是摈弃。而现在的青少年听见我们说理想信仰就笑，说，什么时候了，还说那些没用的。唉，真正可虑，我们成了当年那些老喇嘛了。”
（2010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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