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从信仰障碍到人生目的：性爱与子女
在崇奉喇嘛教时代，蒙古男子走成佛之路，多一半的男子被剥夺了合法的性爱权利。喇嘛不娶妻，无子嗣，行则留足迹，坐则屁股留印记，再无其他可遗留的东西。性爱实现的途径曲曲折折，婚姻家庭制度多元并存。新社会实行了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在这个社会转变中发生的事情也不算少。
一、婚姻家庭制度变迁
清朝、民国时期，杭锦旗蒙古族俗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主的多种婚姻制度。婚姻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有贵族和官吏将属民指定成婚的，不管本人愿意与否，年龄多么悬殊，被指定的人不得违抗。男子通常十六七岁即娶亲，个别有十二三岁成亲的；女子在十五、十七、十九等奇数年龄出嫁。
由于喇嘛教盛行，教规不准喇嘛娶妻，适婚男女比例失调，故有一男做数家女婿或者一夫多妻现象。其表现形式就是指名为婚和指物为婚的风俗。指名为婚分两种：（1）岳父母要求大女婿做小女儿的名誉丈夫。（2）为某一喇嘛做名誉妻子，由别人充当名誉丈夫。女方所生的子女须随名誉丈夫姓氏，仍为名誉丈夫的子女。指物为婚是名誉丈夫不参加婚礼，用名誉丈夫的某种佩物代替其人。如果找不到名誉丈夫，也可指马桩、门槛等为丈夫，该女便是合法媳妇，可生儿育女。那个时候女子生下孩子，不管生父是谁，都称作是丈夫的孩子，而不称作是某某别人的孩子。孩子越多越好。彩礼以九计数，如九只羊、九匹马、九峰驼，或将新娘穿戴的布匹、绸缎、手镯和耳环等物合成九数。一般平民止于一九、二九，家道殷实者和达官贵人的多些，但不超过九九数。女方也陪一定数量的嫁妆。
有女无男的家庭则召赘婿。被召者多为弟兄多而财产少的人家。入赘分继承家业的赘婿和当作劳动力的赘婿。有女无子则召继业赘婿，顶门立户。参领为使所属民户不转做其他参领的属民，规定必须从本参领民户中选择赘婿。如果儿子皆出家做了喇嘛，也可以召继业赘婿。如果儿子幼小，先行召劳力赘婿，解决缺少劳力的困难。或者订了亲的家户给足聘礼牲畜困难，就把儿子派做劳力到女方家，做一年活折算一个大畜，凑足聘礼数就娶回儿媳妇。
家庭财产分两部分：一为继承财产，一为陪嫁财产。二者区分明显。寡妇改嫁，只能带走其陪嫁财产，不能带走丈夫的遗产。在财产继承上，贵族为长子继承制，而平民为幼子继承制。未出嫁的亲生女儿亦有财产继承权。另外，外甥、赘婿以及出家的喇嘛也可部分或全部继承。无嗣，则养继子。继子须随养父姓氏。如系外甥或赘婿，不随被继承者之姓氏，只能分得一份财产；如让所生第一个孩子随养父姓氏，可以继承火灶（家业）。贵族财产继承与平民略有不同，除本家族外，台吉的女儿和外甥都不能继承。
所谓贵族就是成吉思汗后裔包尔只斤.乞牙惕氏族。清朝时期的社会等级有贵族、平民和奴隶，这种等级在民国时期名存实亡，很多贵族沦为穷人，而不少平民升入富人阶层。我奶奶生前说过我们家族也是平民，所归属的台吉名字叫额尔敦仓，早年去了后山，后来失去了联系。台吉都有属民，战时为一组，平时相互帮助，当然平民的义务多。贵族只能和平民通婚。蒙古人的姓氏，按照学者的考察也有几百个。平时不冠姓，庄重场合则说姓氏、父名、本名，如夏如努特（姓氏）.孟克比利格（父名）.弓生淖尔布（本人名字），口语称作夏如努特氏孟克比利格的儿子弓生淖尔布。有些汉族人误解说蒙古人没有姓，那不是事实。民国以来农耕地区的蒙古族为交流方便，就把自己的姓汉化了，或意译，或取近似的首音节，叫做黄、白等。成吉思汗后裔在鄂尔多斯取汉姓为“奇”。
在上述婚姻制度下，那个时候的家庭结构类型有几种：男女主人公和孩子俱全的家庭类型；母子和有半个男人（一夫多妻婚）的家庭；因为实行指物婚而只有女主人和孩子的家庭；喇嘛长辈为家庭主心骨的母系家庭。
年近八旬的乌力吉胡图克先生忆述了他的婚礼情形，颇有趣：
“我十三岁娶媳妇，媳妇比我大四岁。在妻子出嫁那天早晨，妻姐把她妹妹的头发搁在我的秃脑袋上行合发礼，用木头梳子梳理了。新人入洞房时，妻姐和一个嫂嫂铺开她家带来的大方毡，摆好两个蓝色枕头，让我先睡下，要我用衣服的内襟盖住妻子，让妻子睡在我怀里。妻子不愿意，她们硬是把她塞进我怀里，让我把左胳膊垫在妻子的脖颈下，右胳膊抱住妻子的腋下，说：‘扎嗷嗨（感叹词，对了，好了的意思）！男子汉就得这样搂着妻子，这样亲着（让我把脸颊贴着妻子的脸颊），扎嗷嗨！现在男子汉可是到了使劲的时候了......’吹灭了灯，出去了，好像去宴会上红火去了。这里我们脸贴脸，腿夹腿，睡在对方的热怀里了。”
解放后实行一夫一妻制和婚姻自由政策。指物、指名婚取消，偶有入赘者。
二、婚姻生活
解放前，牧民妇女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放羊、持家、养育孩子。男子劳动职责相对松宽，做些女子无法承担的活儿，比如当兵、当喇嘛，或者赶车拉粮、拉骆驼驮咸盐、驮粮食，收租子等活儿。我记得继母鄙夷地说解放前的蒙古男人：骑着走马来这个老婆家住个一两天，又去那个老婆家住两天，还要喝酒吃肉；高兴了做一点营生，把烧柴呀水呀的给弄回来；不高兴还要骂你一顿。这大概是说那些富裕的男人。象马西老汉之类的穷喇嘛则是以给人家女人背柴禾、捣炒米等活儿换取一顿茶食，进而得到一次温存的。1970年代，他提起从前的事，还怨尤哪个女人说话不算话，哄得他把柴禾背来了，她却不兑现承诺。那个时候的女人心仪的是身体强健，做事利索勤快，能够给女人以靠山般感觉，解除她们生计焦虑的男子汉。蒙古族妇女的经济地位比较高，因为在生产活动中，她们起了主要劳力的作用。她们骑马远行于草原，接触的人多；其丈夫如果不是仅有一个媳妇或者对她不是特别喜欢的，也不怎么管束她们。蒙古族妇女厌恶那些卖身卖淫的女子，追求自由性爱，如果和某一男子相好，则给心上人绣制赠送马靴，荷包，服饰等。
解放初重新组合的家庭很多，那些家庭大都是带着异姓孩子组合的。
解放后18——20岁是嫁娶高峰期，延之则有婚姻不动的焦虑和嫌疑。有人常以旧社会男子16岁就成家来讥讽现在的后生：你十六岁还尿炕咧，能有多大出息？结论是一代不如一代！
就姑娘们来说，最好是嫁个干部、工人、司机等吃公家饭碗的。司机在1980年代以前更吃香。但是实现了这个理想的全村也就三五个女性。其次是出嫁到后山富裕的牧区，也有三四个。那里吃白面和羊肉，生活不愁。再次是嫁给本地的好户子、好后生。第四等是嫁给本地的一般户子。最末的是因名声太大而草草远嫁不太好的地方的婚姻困难户。
挑选对象，不但看家底，还要看对方家庭的社会影响。蒙古俗语有“花色骒马养杂毛驹子”的话，汉族农民有“捉猪儿子也看母猪咋样”的话，意思是家风对孩子影响巨大，所以要重点考虑家庭因素。
蒙古人家聘女子，解放后不要什么彩礼，故而嘲笑汉人嫁闺女如同卖女儿，要个没完。1980年代以后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牧民也增加了“母乳酬礼”的说法，给女方父母爷爷奶奶赠送一些礼品，起初是一身衣服，现在成了现钱，，一般是每个老人一二千元。盖新房是男方的任务，女方带些嫁妆，1970年代是一二只羊，几件衣服；1980年代后则是二三十只羊。2000年左右，金刚老汉失散几十年的闺女打听到父亲的下落，从几百里外过来省亲，金刚老汉给了闺女60只羊，八万块钱。这既是父爱的补偿，也算是补女儿的嫁妆。
婚庆仪式，先有订婚，之后择吉日行婚礼。以前多在家里办婚礼，1990年代以来多在食堂办，图省事。礼钱礼物，1970年代以前搭礼以实物为多，一块砖茶是重礼，等同于羊背子礼。笔者堂姐说，1972年她的婚礼上最好的贺礼是大爹和姑姑每家给了6尺绸子，她后来缝合做成了被面。而最令她感动的是马西喇嘛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揭开，拈出五毛钱给她，让她无论如何必须收下。1980年代后礼物货币化了，由一两块钱，涨涨涨，现在三百元也带点拿不出手了。鄂尔多斯婚礼中，称娶亲队伍为萨达格，意为弓箭队。有人称此为抢婚习俗的遗痕。史载，成吉思汗的母亲可额仑就是通过抢亲来到他们家的。
这一古老的风俗在解放前夕也偶有发生。阿斯哈邻村一个大户人家1949年冬天从黄河北面抢回来一个媳妇。他家本来早就和那姑娘家订了娃娃亲，后来姑娘家邻居一个保安团营长却爱上了姑娘，两个人好上了。男方闻听，不服气，精心准备一番后，趁着黄河封冻，连夜过河，突袭女方家。新女婿膀大腰圆，体重足有二百斤，突入屋内，把刚刚起床的姑娘挟起横搭在骆驼背上，骑上骆驼便往回疾行。众人走出五六里地，才听见营长追赶的枪声。其时抢亲队伍已经安然过河。回到家，怕营长追过来，在柠条沙蒿林里躲藏了半个月。不久传来营长被枪毙的消息，原来他在土改中被镇压了。这对抢婚成家的夫妻，却过得和和美美。丈夫做到旗里的局长。老太婆时不时被人好奇地问及这段传奇经历，她说当时被老汉压在骆驼上，挣扎叫喊根本不管用，激愤羞愧间觉得一股热流涌出，尿了一裤子，呵呵呵。这是古老的抢婚习俗的最后一次闪现。
俗话说：男人的宝贝是好马，家庭的宝贝是好老婆。家里来了客人和亲朋邻里，茶没有，脸色也冷淡，这样就算瞎老婆，肯定要门庭冷落。过日子不仔细，待客不大方，也不行。吃苦耐劳，本本分分，善于打理，精于计划，这样的女人才会使一个家庭过得红红火火，算是家中宝。从婚姻家庭的质量来说，也可以分为几类：
一是美满型。有儿女，经济宽裕，关系稳定，口碑好。如果儿女成器，当个一官半职，那更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认为命好。二是儿女身上翻身的有后福型。门德这个人私德不好，家境一直贫穷，不时小偷小摸。几个孩子长大成人后，个个成了歌手，好的远走深圳，最差的也在旗里，以唱歌为生。给最小的孩子 办婚事，几个孩子歌声此起彼伏，在众人面前门德老汉从来没有那么露脸过。他的塌鼻子兴奋得发亮，自豪地说：我们全家都是歌手！塞迪怨恨了半辈子，后来终于发迹，印证了村里的一句话：前半生享福不算福，后半生享福才算福气。他也属于后福型的。第三种是原地踏步型的。或者因为懒散，或者因为点儿背，总是没有旺起来。第四种是由盛转衰型的。这种户子少见。孙梅英年轻时候作为队长太太，从来不参加劳动，成天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转来转去。据说她和老光棍王春老汉相好。人们谑骂王春：把挣下的一点东西净往无底洞里送进去了。王老汉咳嗽一声，脖子一扭不说话。前几年听说孙成了寡妇，但是还要再嫁，不听儿孙的劝阻，跟上人家走了一年多，又回来了，住在儿子的凉房里，生病了，盖着几床被子也觉得冷。故旧相识去探望，孙垂泪诉苦。后来小屋着火，她死了。的确是年轻享福，老来遭大罪了。人们评论这类人年轻时候不检点，没有给儿女积攒德行，故得了报应。作为女人能跟上好男人，就算是好命，这是村里妇女的婚姻命运观。
蒙汉通婚的，解放前没有。1950年代有三家。叶华家是其一，下面要说到。还有玉石，听说是西人（甘肃民勤县一带），有五六成脑子，从梁外娶回一个瘦小的黄辫子蒙古女人，不精巴。两人一直没有孩子，凑合的一家人。玉石去世后，老婆回了梁外老家。这两家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婚姻生活质量不高。1950年代末，白家老四娶回一个汉族姑娘，还是学生出身，虽然是小学生，但是在那个时候算是知识分子。这一对很般配，虽然时有各种冲突，其中不乏文化习惯方面的，然而成为一家人哪家没有个瓢盆磕锅檐的情况？最终还是过成好人家了。这一家结束了阿斯哈村蒙汉婚姻的低水平状态，异民族婚姻质量从此提高了。1970年代有两例，蒙古人家的好女子嫁给了汉族的好户子、好后生。其中的一对，男的姓张，是大队的会计，女的是那个反映汉族移民队来后牧民生活受影响的巴某的大女儿。对此老巴坚决反对。1969年夏天突然传出一个桃色新闻：这两个年轻人在大队部奸宿，被早有觉察的几个年轻人在半夜逮了个正着。大队保管员到处绘声绘色地宣扬战果，并懊悔道：可不如把这两个的鞋子拴连住，吊在他们的脖颈上来着，嗨，那一阵咋就没有想起来呢......女人们遗憾道：那么好的一个蒙古姑娘叫糟蹋了，可惜。这个事情的轰动效应是那样巨大，把革命的懵懂中的人们的思绪转移了，使郁闷和压抑的人们喘了一口气。翌年传出这两个人结婚的消息，人们又说：不是好找成的，唉。言外之意是不会长久的。这话竟然一语成谶，去年听说五十多岁的这两口子离婚了。不知是开头的道德基础不好而造成不稳，还是因为什么。
另一对是自由恋爱找成的，男的姓马，是个殷实人家，稳稳重重，好后生。女方成分高点，但是人漂亮，家庭不错。村里的蒙古女人惋惜：这么好的蒙古姑娘找了个汉人，唉。这家日子过得红火。1980年代，六金的大闺女嫁了一个汉族小伙子，也费了些周折，最终过得不错，现在东胜打工为生。最近笔者问询村子里这种民族团结户子的组建趋势，却被告知再也没有什么发展。只有一个后生在临河打工，偶然认识了一个四川彝族姑娘，赢得了芳心，两个人就此成了家，过得蛮好。小伙子说，四川人能受苦，过家是一把好手。在城市生活的阿斯哈人的后代，找汉族的比例不小。除了个人感情外，图汉族小伙子喝酒少，吃苦耐劳，善于体贴，会过日子。汉族人家则图少数民族可以多生一胎，好处交。
三、婚外情形
解放前由于喇嘛出家多，造成合法的家庭关系少，喇嘛与妇女同居者很普遍，牧民的性爱关系比较宽松。汉族由于是移民较多，观念牵绊较少，所以对待性爱关系也不是那么严苛。新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对婚外情严格禁止，但是坚冰之下仍有潺潺流水。
（一）婚前性爱关系
实行新婚姻法以后，对性爱对象的唯一性有了更多的强调，这自然就产生了一个性爱观和行为的不小的转变问题。新旧性爱在此节点发生了不少冲突。
阿斯哈牧民认为，做闺女的人要稳重贤淑，千万不能有坏名声。民谚道：雷声大则无雨，名声大就无婚宴。所谓无婚宴，一是说问询的人家少了，二是说假如未婚先孕，甚至领着非婚生子女，那婚宴或者不办，或者草草走个过场。在解放前这种事情很平常，没有人追究或者笑话。道尔吉是1930年代生人，有次酒醉后，对着生母咆哮，要她说出他生父的名字，他再不愿意做个跑小子（非婚生子）。其母默默流泪。人们只是笑话他酒后无度，连这种事情也敢于当众自我揭丑。新社会就不一样了。1980年代以前，这类事情往往和政治联系紧密。
门克女儿在1971年在沙漠里生下一个小孩，道尔计连长其时正在积极争取要当大队的主任，需要有份量的政绩成果，所以积极破案。实际上他就是非婚生子女的身份，但是对这件事情没有一点同病相怜的意思，可见政治化了的人是多么的残酷无情，六亲不认。或许他在心理上有了阴影，故超常表现？他听附近的牧民说，有人听到门克夫妻吵架，妻子骂他牲口不如的东西。牲口不如或者毛驴不如是很重的罵唳，一般是性道克成问题的同义语。所以怀疑门克和继女怀孕相关。门克则反映是一个十八岁后生朝可图做下的事情，其依据是几个人挖井时，工间嬉戏，脱掉朝可图的裤子，验其男宝，判定不是童男。天知道这些鉴定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另外门克家附近再没有年龄相仿的后生，想来事主只能是他。按照这两个线索，道尔计穷追猛打。对门克的怀疑终于在其全家人的同仇敌忾的表现下，瓦解掉了。在强大的压力下，朝可图承认是他干的，写了交待材料。连长正待继续探微索隐，扩大战果，却传来其政敌老永仁重执大队权柄，当了支书的消息。道尔计的政治图谋落空，立即泄了气，无心恋战，匆匆回到几十里外的队部，把材料扔给支书，不管了。永仁支书举重若轻，把材料扔进抽屉里，也不管了。他认为这些鸡毛蒜皮事情管那做什么，才没个做上的啦。这个事情不了了之。门克的闺女远嫁到黄河北面的人家。这个事情幸亏虎头蛇尾半政治化，没有牵连人。
大姑娘叶华接连生两个儿子。这是1976——1977年的事。那年秋天生产队拉庄稼，叶华挑叉子用力往大车上装，腰上缠的长布条解开连到地上。其弟急叫提醒，叶华匆忙塞回怀里，一脸惊慌。早就关注叶华肚情的金刚队长敏锐地判断出有了问题。纸里头终于包不住火，事情败露了。在队长的派遣下，妇女主任做叶华的工作，叫她不要藏掩了，身体要紧，小心月子地带下终身的病痛。叶华于是老老实实坐起了月子。这事牵涉到队里的权力斗争，金刚队长凭借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政治斗争经历，猜知另一个事主，认定这是破坏军婚的恶性政治事件，发动团员们围攻当事人叶华，经过几个回合就使她供认了另一个事主张某。于是猛轰觊觎其位的张某，意欲整倒潜在的敌手。权力斗争介入，事情复杂化了。金刚队长的政治攻势没有得到工作队和大队的响应，因为他平时对上桀骜不驯，公开声称看不下时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巴图，对工作队也很冷淡。遇到肠梗阻，金刚越级向上反映，继续大做文章。战犹酣之际，1977年冬天，叶华的第二个未婚子又降生，把这场性爱为表的政治斗争的双方都打蒙了，都以手加额说服了服了，挂起了免战牌。不知他们是相互服气了，还是对叶华的我行我素服气了，不知道。按照惯例叶华远嫁到黄河北面。
1978年后，对这类事情基本用社会舆论来制约，政治不介入了。1979年初我回家过寒假，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星女未婚生子了。星女高挑身材，肤色嫩白，在劳动人中少见。更兼孤傲的气质，人们皆说她生错了地方，应该是大家闺秀的 。刚满二十岁，邻村的一个被推荐上了大学的后生来提亲，叶华家非常满意，当即答应了。小伙子临走那夜想和星女亲热，动手动脚，却遭到她坚决的回绝。男方觉得伤了自尊，两个人吹了。村人大惑不解，怪星女不懂事，这么美满的婚事也不要，最终怀疑到她可能是石女。这种说法后来传说得有鼻子有眼，几乎板上钉钉，人们好像商定好了，从此无人上门提亲，任由鲜花败落了。谁能料想到，过了四年，1978年冬，星女忽然铁树开花，生下一子呢。这消息和那几年的政治小道消息齐头并进，在村子里萦绕不去。我知道星女那时候正在大队民校做饭，人们的怀疑五花八门：有人怀疑是某教师的；有的怀疑是大队支书巴图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更令人惊异的是，从此星女家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当然都是外地的，星女又照例嫁到了百里外。
这种情形下生下的小孩子都由女方抚育，生父深藏不露，不承担责任，似乎有了豁免权，舆论也不怎么谴责，只是给这些女人造成了一生的麻烦。民间称呼这些女人为方便老婆，意思是孩子都有了，娶他们就省事。这似乎也是过去社会婚姻意识的遗留。未婚而生的这些女子，家庭多数有缺陷。叶华的父亲是河南籍的国民党逃兵，娶了一个傻女人，眼睛还不好，孩子多，其中一个女儿也是傻子。他们家过生活没有人领料，生产队分东西，谁逮住谁吃。星女与老父亲相依为命，没有成年女性指教，早在孩童时候就毅然剪掉长辫子，声称在放羊时被红卫兵按倒剪掉了。家人在沙地上也没有打出外人的踪迹，人们估计她是以此来回避家人的管教。门克的女儿是其母带过来的 ，门克本身毛病多，家教很难到位。出了这种丢人败兴的事情，邻居看不起，在村里抬不起头，做人的价值和姑娘的脸面一落千丈，在本地方无人提亲，只能远走他乡，找的多数是外地的婚姻困难户，其婚后生活质量可想而知。对这类事情，除了政治化的打击外，社会上也认为是丢脸的事情，予以歧视。1960年代初，金刚的妹妹生下一个无主的孩子。在一次婚礼上，升格老汉喝醉酒了，就提叙此事来羞辱金刚。后者大怒而起，两人交手，激战中把蒙古包的三寸粗的木条都撞断几根，差点倾覆了蒙古包。相对而言，这些姑娘的抗羞能力很强。邻村有一个生了孩子的姑娘，睬都不睬人们的讥讽态度，宣称：麻雀不盈握还能生下十几个蛋，十八岁的我生个一两个有什么大不了的。另一个道：母亲生下的女儿身子，又不是为了给人乱议论的，做这么点事情碍着谁了。叶华和塞迪争锋相对地对骂：你妈不卖，你咋养下的。人们以掌抵额道：佛祖呀，服了，一脸无奈。如此悍泼似乎出了社会道德的束缚了。实际上这些女子多数是心无城府的坦荡人，加上家教欠缺，所以很容易遇到这些困扰。
还有一些姑娘虽有名声，却没有结实挂果，婚姻就不会受到影响。如皮吉老汉的女儿朗清据说很风流，皮吉早晨叫一个借宿的半大小伙子扫院子，一会儿功夫小伙子不见了，门前扔着扫帚。皮吉感觉不妙，绕房打踪，终于在房后不远的沙蒿林里俘虏了小伙子和女儿。从此皮吉对那小子深恶之，见了就毫无来由大骂。还有一年夏天，生产队集中劳动力笊羊绒。夜里屋外沙滩上微温未消，柔柔软软；月光朦胧，草香微醺，蚊虫无迹，年轻人都在外面睡。夜半后，其轮忽然醒来，朦胧中发现数步之外的朗清的被窝好像比别人的臃肿了，而且有异常活动。其轮立刻明白了，对这种事情，他们有极其敏感的直觉判断。他强忍着不做声，但是憋不住又想笑，于是似笑非笑地吭了一声。朗清的被窝里立即射出一个人影，赤条条往沙坡那面跑去。其轮悄悄起身，蹑手蹑脚跟过去，才看清是巴特尔。巴央告其别说出去，又鼓动说朗清很好说话，张口相求，八成不空。其心动了，照巴所说，摸过去刚掀开朗清的被子，却不防被猛踹一脚，仰坐沙滩上，只好收兵。其不平，给人说出故事。活该被踹，他这种嘴巴子。这种野媾被称为“驼蹄印子”，因人的臀部在沙地上压出的痕迹酷似骆驼双瓣蹄印而得名。因为没有造成既成事实，即没有怀孕生子，所以人们也就说笑而已。后来那个朗清姑娘嫁给了一位挣工资的干部，不过也是外地人，其中皮吉老汉优裕的家境起了很重要作用。现在这几个人已经五十多岁了，巴特尔见了朗清就笑说是他的老师。他们似乎认为没有故事的青春是乏味的，白白活了一场。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调皮姑娘毕竟还是少数。阿斯哈村大多数姑娘还是安分守己，力求不出坏名声的。她们无非少了些故事，却赢得了一生的尊重和幸福。只是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舆论规律，那几个特殊的例子却至今被人们咀嚼着，难以忘怀。我们不能因为有名声的几个人而否定掉沉默的多数淑女，陷入猎奇的陷阱。
（二）婚后相好关系
有固定相好关系的，如上面提到的王春和孙梅英之关系，如同互助组，很稳定，而且没有摩擦。
更多的传闻则是临时娱乐性质的。生产队收秋，集体爪羊，就把沙里的劳力全部抽调过来，吃住在一个大屋里。一个少妇以过来人姿态给姑娘们发布注意事项：可不敢越界偷摸呀，年轻人得注意呀，我老婆人只好做界桩了。她在男女界上睡下。不到一个小时，在满屋鼾声荡漾中，这位界桩人物和邻男合枕共被。此事多少天成了笑谈。
在历届运动中，这属于重点整治领域。文革初期，有次集体劳动，夜里下雨，只好把在外面睡觉的男子都合到屋里，男女同宿。有人怀疑其中一对有了事情，召开团员会批判，那个男的怎么解释也没有用，嚎啕大哭，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从此那个人更加谨小慎微，一辈子无所事事。批斗巴生老汉，把他扮成驴模样，戴上笼头，安上尾巴，有一人牵缰绳上场，另有一人在后边挥鞭吆喝，还强迫他学驴叫，以彰显其性行。可谓那时候的行为艺术。
运动风头过去，照例死灰复燃，该咋样还咋样。人们的说法是人间规律吗，谁能阻挡。
做了这种事情的人要谦和待人，对偷情对象的男人要时刻怀有歉疚之心，诚心补亏，帮着干活什么的，有的竟结成了兄弟姐妹关系，和谐异常，如同一帮一、一对红。如果得了便宜还要张狂，甚至想取而代之，长期占有，社会态度就会同情本夫，愤愤于奸夫。1960年代末，有姜氏和人好上了，不好好给家里做活，还时常以跳井来胁迫丈夫。有次夫妇拌嘴，她又坐到井边，探腿入井，声称就要跳下去。闻讯而来的乡亲中一位老者拦住欲施救者，道：跳吧，叫跳吧。那妇人探身入井，以肘撑着身子，大哭大叫。老者上前，按其头，女子大恐，自己挣扎着爬上来。据说自此乖多了。
多数人对这种关系把握得比较平和平衡，只当作补充，不至于闹得较真而破家败户。有的人不以为然地对待这类性关系，奇怪怎么能把男欢女爱玩耍的事情看得那么紧要，甚至闹出人命，简直不可思议，甚至是下贱。传说有甲向乙吹嘘串了他的女人。乙不信。甲举证行事时，乙妻的动作要领。乙大惊，以手加额道：完了，这个家伙真得手了，拉起褡裢夺门而去。众人在笑谈这个事情的怪诞，更显露出对乙男的敬佩：有男子的肚量和气派。还有霍某和万某换妻的故事，霍奸猾，得手了；万迷糊，被霍妻骂出。两人在桥上相遇，万找后账，说霍妻不让，他亏了。霍眼睛一楞，道：我把窝腾给了你，不会踩蛋是你自个儿不行，没怨，没有我的事。万是个半迷糊人，吃了亏很不平，碰见人就说叫霍某耍了。霍某也以此为人生大捷，嗨嗨笑着，并不否认。由于性爱观念相对宽松，几十年还没有出现强奸一说，更没有发生此类刑事案件。
如果当场遇上这类事情，也有几种态度和做法。传说一次道尔吉从公社开会回来，已经半夜了，进了家，点起灯 ，才发现有一个男人睡在他老婆跟前。他没有声张，推醒那个男子和老婆，对惶惶不知所措的老婆怪道，来了客人了，我也没有吃喝，你赶紧熬茶。那人走不是，坐也不是。道尔吉却如同无事人一般，招呼男的喝茶，还拿出酒让喝。那人受了一通文明的煎熬，从此再没见过来。这是软化做法，在1960年代以前成家的人中受到认同。
还有一种是硬性惩治，1970年代以后成家的年轻人多半如此。斯某去阿某家借宿，阿某不在。斯某欲对阿妻非礼，遭到坚决抵抗。正酣斗之间，阿某回来了，见斯 某的骆驼在桩上，猜知几分，把其骆驼放掉，提缰绳进屋，劈头盖脸把斯某痛打了一顿。斯求爷爷告奶奶，直到尿了裤子，发了口誓，才被放走。
有一种可称为通奸文学的东西，被人们津津乐道。如团长太太和勤务兵的故事，说的是两人有染，有次被出门突然返回的团长撞上了。太太急中生智，令勤务兵跪在面前，高声责骂，说他做坏了事情，专心气人，不依不饶。团长进来见了，帮着太太训斥，责令勤务兵滚出去，劝慰太太不必和小孩子一般见识了。事情被裹掩得天衣无缝。人们叹赏：多好的脑子呀。
1960、1970年代，检查书之类很流行。1971年 吧，记得大队部抽屉螺丝松扣了，有人把里边的东西抽出来看，其中有笔者儿时同伴朝某写的一份检查书特别吸引人们的眼球。朝交代在放羊时候和阿某发生关系，写得极其生动鲜活：他们两人在柠条林里放羊，两家的羊混群了，就由它们吃草去了。朝道：小羊羔发情相撵，爬开身子了，咱们快十八岁了，也该品尝生活滋味了。在劝说中阿某动心了，但是忧虑道：爸妈知道了咋办？朝某道：咱俩知道就行了，还有这些羊，不会说话的。于是行苟且之事。笔者当时看了如此鲜活的“言情小说”，不禁被深深吸引住了。那种以羊起兴的笔法，步步解惑的艺术，铭刻人心，比起那时候的语录、样板戏和批判心得文章更能打动人。30多年后，笔者在一次婚宴上见到了朝某，想起那段文字哑然失笑，但是不好意思提及了。
四、婚姻性爱观
人们对婚姻家庭子女很看重。认为活人而没有成家是不圆满的人生，这话是很严肃地说的；活男人而没有几个相好是不算好男人，这是耍笑说的，但是都认可。
一旦成婚，漫长的生活开始了。
无尽的繁重劳作逐渐丑化了人的身体容貌。男人不要说了，连妇女也指关节粗大，骨骼僵硬，皮肤粗糙，四十多岁开始身子佝偻，腰直不起来，俗谓身子僵了。去年笔者参加乡亲的婚礼，碰到几个伙伴，他们对我的评价是没有什么变化，身子没坏。他们却明显衰老，比笔者小十来岁的人牙掉了好几个，唯有门牙长长凸露，说话走风漏气的。当年的俏姑娘，如今骨瘦如柴，手如鹰爪，眼睛似乎跌进洞窝里，虽然穿着几百元的新皮夹克，也觉不出新来。在未老先衰的因素中，除了劳作，还有自我催老观在起作用。一过三四十岁，男的自称老汉人瞎球了，尿尿尿在鞋头子上了；女的悲叹成了老婆儿了，好像与美丽早早绝缘了，自认其老。有个叫花眼的姑娘，年轻时候美如天仙，白皮肤，大花眼，温柔善良，任何男人见了都惊艳，女孩子也直叫唤她长得好看。可惜成家以后迅速陨落，生了两个孩子后其家乱得如同打死了讨吃子。原先的崇拜者们叹息不已，直说成了家把人害。
离婚在1950年代初多些，因为新婚姻法开始实行。有趁着发黑牙白各走各的话，意思是要离就趁年少早离。近十来年却有不少老的离婚了。听说有几个姥姥级的女人跟上人跑了。1970年代初那个冲破家庭阻力，同居后结婚成家的蒙汉一对是其中之一。这引起人们的惊奇和不解。对生活的失望和对丈夫酗酒等恶习的不满，似乎是表象的原因。其他说法有：跟上你没有翻身的希望了，还有二十年了，快各走各的吧；茶无盐不如水，人无钱不如鬼，物质追求为主的幸福观成了主导价值观；过去的姑娘喜欢稳重老实的后生，现在喜欢头脑活络的人。
有“毛驴不骑瘦了，老婆不打跳了”的说法，但是真正施虐的例子很少。有个辞教回乡的老师对人彬彬有礼，对老婆却严酷异常，听说把老婆的上衣扒光，绑在房柱上，麻绳蘸水抽打，打几下，停住，背着手踱步，又接着打，且数数。人们说，有知识的人打老婆也不跟人一样。他们也自然离婚。
在村民生活中性是很重要的。他们认为性爱是人间生活的主心，谁没有这个经历谁就没见过“天”，算是白白活了一场。他们开各种性玩笑，说这个和那个在沙蒿林里留下了骆驼蹄印子，说谁的小孩和某人越长越像，如同一颗黑豆切成两半，并争论吃谁的像谁这句俗语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一说起这类的话，八十岁老太婆也笑成一朵花。这方面的经历是评价一个男人活得好与否的重要指标。他们对知青们吹嘘自己的艳史，贬低知青们太规矩，象阉了一样没有火气旺劲。有的女人明明知道自己的男人在外拈花惹草，暗里憋气，明里却说那是男人的本事，如果他不行，怎么会有不要脸的女人上钩呢。“男人还......”她们在幽怨中见谅。很明显，男人在婚外性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更能得到社会的宽容，所以在那些婚前生育事件中，他们可以置身事外。
由于从多元婚姻制过渡到一夫一妻制，开头人们对婚外性关系持宽容态度。从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那批人开始从紧从严看待，故而有色某鞭打“流氓货”的那一出。1980年代后性观念又趋松宽，但是在村子里仍然不是太宽松。
解放前的家庭是大家庭为主，对非婚生子女一般很宽待，认为那也是一条命，有吃谁的像谁的说法，最终和自己的一样。解放以后多数家庭小型化。一九五六十年代一个家庭最少两个孩子，多至六七个，现在多是一两个。计划生育政策允许蒙古族生二胎，但是年轻人多数不愿意生二胎了，嫌影响家庭生活质量。虽然老人一再催促也无济于事。人们算账，现在养活一个小孩多么费钱费功夫费心。而老人则说有两个孩子，小时候有个玩伴，将来大了，还有个互相商议相帮的。
说到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按传统的说法为“老婆当家驴耕地”（汉谚），“对好老婆可以撒谎，对好朋友不可说谎”（蒙古谚），其缘由是“老婆人头发长见识短”。但是女人的地位迅速上升，“男人是耙子，女人是匣子”的分工格局很普遍。老婆是和自己最一心的，一心为这个家的。而且在男人受难的时候不离不弃的就是自己的女人。女人们戏谑说：把老婆当成娘，日子一年比一年强。
家庭和子女在人生中的地位变化也很有意思。在崇奉喇嘛教时代，喇嘛不能娶妻，不能有性爱，那是和信仰虔诚攸关的大事。可以说性爱是信仰的大敌。解放以后家庭和子女的地位迅速上升，变成人生的港湾，供远涉的人暂息。现在这个缺失了信仰的时代，性爱简直成了人生奋斗的动力，因为好多人在为美色不遗余力地奋斗和焦虑着。家庭和儿女则成了人生的目。文革中只要家庭不动，后院稳定，一般能闯过难关。人活着还不是为了儿女？其他都是虚的。好多人说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是为儿女？！为了儿女活着，成了第一位的人生目标。这是信仰空壳化以后人们找到的毫不动摇的信仰底线。
或有外地人问我：你们那儿男女关系很随便吗？我往往张口结舌，感到尴尬。这里我讲一件事情。1987年，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和其博士研究生到杭锦旗考察古城遗址并给干部们讲课。教授讲得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多次赢得掌声。之后照例招待，那位博士酒量惊人，一点不在我们酒乡人之下，而且善于打持久战，给多少喝多少。最后我们婉转提示快午夜了，让教授歇息吧，这才结束了酒宴。在送客时，我们一个女同事被博士握住手酣谈，这也是平常事。但是那个女同事过来给我们悄悄说，挡住那个人别让过来，他竟然说要和她过夜。她极其愤慨，说把她看成什么人了，没皮没脸的东西，还是博士呢。我们解劝了一通，再没有发生什么。我估计博士是在酒的怂恿下，想起了《马可波罗游记》等书里的猎艳故事，试图求证其真伪了。此外我在北京也碰到有人问我：听说牧民让客人傍着他的女人睡，一点不以为意，是真的吗？唉，十里路上无真言，该怎么说这些呢？看现在的情形，外地女子多有操皮肉生意的，总不能问其家乡的男子：你们那儿的女子都爱做那活儿吗？价钱便宜吗？话扯远了。2004年，我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一个访问节目，那个当年的博士在接受访谈，回答一个历史文化问题，侃侃而谈，旁边赫然写着某师范大学副教授。我为他的学有所成感到佩服，同时想他不知记得那次考察的传奇经历否？
本着为尊者讳亲者讳的惯例，本文多用化名，特此说明。（201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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