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用金银玛瑙修饰外表，不如用知识充实内心：读书之人
一、读不通经书也要学成规矩
上世纪中叶以前三百多年间的的蒙古族青少年，多数接受庙学教育，读的多是藏文佛教经典、教义、教规。有的经师兼教蒙古文，小喇嘛也就粗通了蒙古文。牧民送儿子去召庙，目的是让他学有所成，超度自己，惠及家人，进而普渡众生。最不济也学成规矩，做个规矩人，能糊一口饭吃。
在旗府衙门当班做实习文书也是一条不错的成才之路，能学到蒙古文，也能得到官场历练，可以走上仕途；但是那得有相当的财力和门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阿斯哈村就没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个时候的衙门文书往来都用毛笔书写在毛纸上，要誊写留底子，那毛笔字的确写得好。笔者修地方志时基本翻遍了清朝民国300多年的杭锦旗衙门档案资料，绝大多数是蒙古文的，偶尔也有满文和汉文的。在装订成册的档案资料中偶或发现有干枯的肉屑，我们猜测是那个时候的衙门文书边吃边写的遗留物。
旗王府于1930年代创办了一所蒙古小学，主要教授王公贵族及军官子弟，内容多是汉文译成蒙古文的《三字经》等。阿斯哈村孤悬荒僻地角，人们的生活不富裕，那时更无官宦名流，故没有一个人上过那个学校。
在阿斯哈村及其周围，我们家族的人是以会念经著称的。笔者的老舅舅是杭锦旗三大召庙之一甘召尔庙的古师（深通佛理者的赞誉）喇嘛，精通藏文和佛理。待到他终于熬成堪布喇嘛，进入召庙的决策层，也就解放了。他叫巴拉登。文革中，一位师姐戳着笔者的脑袋说，这个瓜壳子里头满满是封资修呵，先人就是黄色封建么。笔者惊出一身冷汗，直怕因此遭遇什么麻烦。还有父亲的一位同事凝视着笔者说，你们这一家族善于读书，你的老舅舅就是通读佛经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社会开放，知识开始受到尊重，所以那算是褒奖之词了。
笔者在翻阅旗衙门三百多年的档案资料时特别留心清朝后期的召庙档案，终于找到宣统 年间上报朝廷的甘召庙喇嘛名册，特地记录下来，其中有两个巴拉登。究之于三叔，他说当年的确有两个巴拉登。一个是大鼻子巴拉登，善于算术，负责召庙帐目往来，计算得清清楚楚。他和召庙的关系户德和全商号算帐，往来手续颇为烦杂，人家商号的十来个帐房先生得整整算一个月，而他仅几天就算清结果了，背着手徜徉，优哉游哉。最后两相对账，分毫不差。另一个就是我的老舅舅古师巴拉登，以佛理精通、为人方正著称。三叔说，那个时候，阿斯哈村七八岁到年迈的男子十有八九进寺庙念经书，可是念成气候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解放了，按照喇嘛教说法，“世界颠倒”了。喇嘛的命运各有不同。年岁大些的老喇嘛没有来得及适应新社会，在茫然中郁郁死去。我的老舅舅巴拉登在1950年代已经六十来岁了，因为守正如初，没有在新婚姻法的准许和同类的鼓动下成家立业。他在那个时候还希图重振喇嘛教，仔细翻阅经书给孙辈取了教名，希望他们继承他的遗志，弘扬佛法。他平常很勤快，一会儿也闲不住。1950年代末，有次修葺储草院子，盐碱剥蚀的土墙突然坍塌了，把他埋在了下面。他竟然满身尘土从废墟里站了起来，可是从此染病不起，不久去世。比起后死的那些喇嘛，三叔说老舅舅死好了，没有受文革那样的罪，算是有福人。大鼻子巴拉登喇嘛因为外甥意外死亡和他的一时疏于看护似乎有些关系，受到妹妹的埋怨责骂，一直郁郁。后来眼睛也看不见了，默默死去。这就是阿斯哈村那批喇嘛知识分子世纪老人的最终遭际。至于马西喇嘛虽然也没有成家，表面上好像是守规矩的真喇嘛，但是他的学术水平很一般，所以村里人认为他进不不得读书人之列。
还有一部分喇嘛实现了社会文化转型。1920年代以后出生的喇嘛，解放时二三十岁，顺应时代基本都成家立业。其中原本学习不错的，由于粗通蒙古文，继而参加了汉文扫盲班，学会了用蒙汉文写名字，打条子，念文件报纸。这种学藏文无果，蒙古文顶多是二三年级水平，汉文略识三二百字的人，在那时的阿斯哈村也属于精通蒙汉文的新知识分子，一共也就六七个人，占到成年男子的一成还不到。其中的两个当了挣工资的干部（笔者的父亲为之一），但是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本地，被有意见的人如塞迪等讥讽为垫窝子干部。当公办教师的二人。还有两个被选送到当时绥远省的民族干部培训班学习了一年，回来当了国家干部，在文革中却被诬为上的国民党特务培训班，受尽了折磨。在村里做蒙医大夫的有两个。文化革命中，其中的一个即丹比喇嘛成了反动宗教上层人物，被迫交出了药箱，终止了医生职业；图布喇嘛却得以终生行医，1980年代后兼行喇嘛职业，给牧民提供看日子、定出行方向之类宗教习俗咨询。
这些文化夹缝中的读书人，目睹了宗教的衰微和政治泡沫的破碎，世故地接受了眼花缭乱的变故，经常说的话是：时乎不常一，草乎不恒绿。
笔者的名字是喇嘛老舅舅给起的。听哥哥说，我周岁时，我们家把老喇嘛舅舅请过去，摆了全羊席，请他给外孙赐名。老舅舅把一包包的经书打开来细细翻了一通，终于选定了我现在的名字：弓生淖尔布，藏文的，意图是让我继续当喇嘛。我堂弟的名字叫额尔敦仓，也是老舅舅给起的教名。那个时候虽然是1950年代中期了，喇嘛教日渐衰微，穷途末路了，老喇嘛还在坚持不懈于信仰，把佛教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那以前的蒙古人名字多是藏文的，好多人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意思。我这个名字，隐约记得我的父亲说过是宝贝的意思，但是一直没有准确权威的解释。小时候为称呼方便，只叫做“弓生”，常被交恶的小孩们恶意地篡改为“棺材”，或者被汉族同学顺口称呼为“公社”，很觉尴尬。1977年吧，有一位下乡干部在生产队社员会上念中央文件，把批判对象念做弓生和张铁生之流，引起同伴们的叽叽喳喳的戏谑。后来我才知道那应该是念做翁生和的，是个造反派，曾与张铁生齐名。上初中时，笔者趁着换环境，把名字一劈两半，只称呼下一半，才把“棺材”、“公社”等恶名抛开了。前几年，邂逅青海来的一位高僧，经虚心请教才得知这个名字是稀世珍宝之意。环顾周围，同名者不乏其人，唯有我的名字独步天下仅此一人。（只有百余年前喀喇沁旗的王爷和我重名，有一定文化底蕴的人才知道。）文革中破旧立新，时兴改名，老师给我改名叫吉如穆图，意为“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缩写。但是没能叫出去，仍用旧名。近几年有些蒙古人改汉名，为的是叫起来便利，好沟通；更有人请官场咨询师改名字，为的是有利仕途鸿运。我未能实现老一辈对我殷殷的期望，不时觉愧疚，故坚不更名，以示守望。在日常生活中的确因名字太长而生不便的时候。前十来年银行推行业务微机化，我的名字就不能全部输入，说是只能输四个字，程序设计成那样了，他们也没有办法。我写存取款单只好删去一个字，以适应银行的微机管理。这几年银行的程序顾到了少数民族的名字特点了，全名可以输进去了。即使时遇如此不便，我也不改名字了，谁改谁改去。1960年代后村里人的名字都是蒙古文的了，多有“革命”、“文化”等内容，有了明显的时代印记。从名字的演变也可窥见不同文化的流行轨迹。
1970年代前，过大年的时候，沙里的牧民因为附近找不到写对联的文化人，窘急之下以碗底着锅黑，在红纸上扣几个圈子，权充对联贴上去。足见那个时候念书人奇缺。
二、为革命读书
1950年代末期吧，黄河对面的绿树屏障上时不时涌动一股平行于地面的白烟，如同巨大的白蛇在草梁上爬行。原来那是火车机头冒出的蒸气。工业文明以这种方式进入阿斯哈人的视野。就在同时，公社成立了小学，开头是蒙汉合校，1964年随着公社分为牧业农业两个公社，学校也蒙汉分设了。蒙古族小学1966年达到鼎盛期，学生有120多名，阿斯哈村的就40来人。后来文革开始，学校分分合合，甚至办到了村里。到1978年为止，在公社和村里的学校念过书的阿斯哈村人累计不少于100人吧，可是念成功的寥寥无几。多数人念到三四年级就不念了，因为家长们认为牧民的孩子认得名字，会打个借据条子，能念个报纸就行了，算是瞎子睁眼了，念得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得回家拧羊尾巴？另一个原因是饿得不行，吃不饱，不时有学生逃回家去。那时的课桌是土台子。笔者五六岁时跟着哥哥混进班里去，挤着坐在泥台子上，忽然内急，频频催哥哥领我出去，他却不敢，怕老师训斥。等到下课铃响了，我们跑出教室，却怎么也解不开裤带，笔者急得直跺脚。这是学校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1970年代以前村里出了两个初中毕业生，一个是盟里的中学肄业的，当了水务段的工人；一个是旗里的中学毕业的，后来被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到盟里工作了。小学没有毕业的也被委以重任，在村里当了支书、会计、保管、拖拉机手、兽医的各一名。参军并复员参加工作的两名。那个时候初中生算是大知识分子。1970年代，需要贫下中农推荐才能上大学念中专，有两个小学生上了中专，有两个当了借调干部， 有一个初中生招工。村里的蒙古族孩子上初级中学得走一百多里路；上旗里的高中得走四百多里路。好多人嫌路远就不上中学了。后来，河对面的巴彦淖尔盟学校也招鄂尔多斯的学生，阿斯哈村的部分孩子就去那儿念书。1975年和1976年，从隔河而望的巴彦淖尔盟民族中学一下子毕业了4个高中生，这是村里那几十个小学生中仅存的硕果。
那个时候从三年级开始设汉语文课。实际上平时接触也多是汉人，看的书多是汉文的，阿斯哈村的念书娃娃汉语学得不错。
说起读书之人在村里的境遇，的确叫人感慨万千。坚持念到初高中的人，抱定宁去城里掏厕所，不在这里当支书的的志向，苦干加拼命，以图给贫下中农（牧）留下好印象。但是他们遇到了几个关口。贫下中农（牧）那个时候没有一点生产积极性，干活如同摇着，腰来腿不来。吃粮靠返销，买粮靠贷款，集体经济眼看撑不住了。这些读书之人感到困惑：接受什么教育呀？谁教育谁呀？这是困惑之一，也是思想认识关。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就得认同他们的一切，包括骂脏话、喝酒、摔跤及性玩笑等都得照学不误，这才显得打成了一片。有邻村的一个后生，笔者的小学同学，人家喝酒他看书，文绉绉的，受到孤立，竟然被栽以桃色事件的主角之罪名，以致差点收到绳绁之苦。这方面这几个知青做得不错，同喝劣质的薯干酒，醉卧场面，中夜醒来，口渴难耐，伸头就喝水渠里的脏水，被同醉者吐污物于耳朵中，在村里传为欣赏的笑谈。这样终于过了放下架子的关。难哪。1976年过元旦，几个人过元旦喝薯干酒，还有马西喇嘛。因为经验欠缺，没有叫队长一块喝酒，结果队长大为恼火，从此和知青中的那位保管员过不去，拧扭了好长时间，搞得那个知青心里很苦。这是第二关，人际关系关。所谓印象者，最易出现问题的就是男女作风问题。村子里的年轻人腾云驾雾，打打闹闹，根本不为半饥半饱和尘土劳作所困顿，依然朝气四射，时闻桃色传奇。但是别人可以有，知青不能有，谁有谁就准备在这里扎下根子吧。面对大姑娘的明目张胆的挑衅，知青们守神敛气，不敢造次，被戏谑为骟了劁了。即使如此谨慎，在叶华的案件中，据说知青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倒不排除她为了搞乱局面自保过关的乱咬做法。所幸支书和工作队长明察秋毫，慧眼识奸，把事情压了下去。在那精神苦闷的岁月，洁身自好也不易也。此第三关也，也是最具杀伤力和迷惑力的关口。出路在何方？理想和现实、理论与实际差距怎么那么大呢？时不时涌起绝望感，咬啮灵魂。这是第四关。忙吧，受吧，只有这样才能阻断思想。老乡说得对，人闲生故事嘛。
这期间，同龄人纷纷成家立业，有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只有知青们孑然一身，文不成武不就的样子。苦守苦熬了两年多，正好遇了招生制度改革，这几个人本着宁碰不误的心理，参加了考试。谢天谢地，上天眷顾了这几个回乡知青，他们终于碰住了：一个本科生，三个中专生。如此算来，在百十个读书人中，找到理想工作的拢共占到8%。
走出去的这些人多数是家庭出身不好，被动性个性，属于晚熟性的孩子。那些早熟的、主动性强的孩子，出身好的 、家长和本人表现积极的，遇事果决，认同“读书无用论”，坚决不念书。到底是应了那句傻人有傻福的话。看来，传统的烈马性子的人其人生路途走不远了，韧性的骡子性格才走得远。
这一代的人经历了革命化到经济为中心的灵魂煎熬，对帝国主义垂而不死质疑，为人生的意义是为公或为私怅惘，为搞不清一分为二好还是辩证系统论好而苦恼，为官倒等腐败现象愤怒……最终被经济的石磙子碾碎了思想的树木，用利益的忙碌挤掉了思想的探索了。20来岁时，他们英气勃勃，暗下决心在学业上和汉族学生比拼高低，的确也有走在前面的。随着阅历的丰富，发现比拼的不仅是书本文化，更是文化性格和意志。于是他们认为没有多大意思，何苦呢，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人吧。平凡就是窝囊？不一定。
1978年考上几个学生以后，在村里肯定是产生了榜样作用。
1980年代出了一个本科生和两个技校生。1990年代出了六七个中专生。还有一个民校教师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而那个教师的哥哥的孩子却不爱读书。有一次在班车上人们羡慕地说起本村大学生的事迹，有人预测道，弟弟的也和哥哥的一样优秀，还会考上大学的。那个叔叔的也在车上，忽然歪着头断然大叫：门儿也没有，考上一个就管可以了，再没那个好事了，国家的大学就给他一家开的？众人先是愕然，继而传为笑谈。教育成果的两极分化是会引起不平的，即使弟兄间也如此。
阿斯哈村牧民子弟多上蒙古族学校。从小学到高中用蒙古语授课，加授汉语。1980年代以前，蒙古族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加授汉语，记得是一周四节课。那以后变成一年级开始加授汉语，一天一节了。这叫双语教学。外语呢，1950年代上小学的人学过两年斯拉夫蒙古语，和苏联交恶后就不教任何外语了。1980年代开始从初中阶段加上了外语，每周四五节，有的学校上英语，也有的学校上日语，后来统一成英语了。高考，有蒙语授课考生考卷，用蒙古语答卷；还有汉语和外语考试卷。
1982年前，汉语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只作为参考分；以后就计入总成绩了，外语也如此。现在民族教育是三语教学。我上学前，也能懂一些汉话，因为邻里有汉族农民子弟一块玩耍，所以接受汉语教学并不吃力，反而觉得容易些。从小看小人书也是汉语的多，电影基本是汉语的，到小学六年级后，看的多是汉文书了。文革中蒙古语出版物少之又少，我接触的基本是汉语阅读物。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上的都是蒙古族中学，用蒙古语授课的。1977年参加高考，我参加了汉文授课考生的考试，也参加了蒙古语文考试，却在阴差阳错间，录取到了汉语中专。我们蒙古语授课学校毕业者既可以用蒙古语说写，也可以用汉语说写，但是在日常应用方面现在侧重于汉语交流了。现在我较少读得到蒙古文的报纸和刊物；只有在搞研究了，才会阅读些蒙古文书籍；很少用蒙古文写作，似乎汉语文写作更顺手了。最近我在翻译一本解放前蒙古人日常生活的书籍，这是我近年来从事的比较大的蒙古文写作，不过还是蒙译汉。我在中专和后来到大学进修学过英语，下过一番苦功，甚至逼着自己用英语写简单的日记，可是后来没有语言环境和工作的逼迫，渐渐淡忘了。和我一样小时候没有失去母语，后来接受了真正的双语教学者的蒙汉语言运用水平和我差不多。
我的孩子不会说蒙古话，因为我的妻子虽然是蒙古族也不会说，城市的环境造成了这个情况。不会说母语的孩子硬叫上蒙古语授课学校，成绩受影响。母语不会，蒙古语文就学不好，连带着学不好数理化，因为读不懂文字题，何以解题？因此我的孩子都上了汉校。我是我们家里唯一会说蒙语的人。这也是城镇里和鄂尔多斯东部地区失去母语环境的蒙古人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幸好阿斯哈村的孩子们还没有失去母语环境，加上有较多的助学金，所以现在多数还在上蒙古族学校，接受蒙古语授课教育，可是在日常也越来越偏重用汉语交流了。鄂尔多斯西部地区的蒙古人多数没有失去母语环境，其蒙汉语学习应用境况和阿斯哈村的蒙古族孩子类似。
说到汉族农民的子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一个初中生。那以后也没有听见什么念书成功的人物。成才比例如此之少，不知是因为土地承包了，肚子吃饱了，淡化了耕读传家的传统？或者是祖宗贫困出身的移民经历，消解了他们念书的强烈愿望？
三、外来知识分子
解放初来了一批有小学文化的干部，算是那个时候的外来知识分子。他们背着行李步行往来于三四百里沙漠之中，去旗里开会，回来走家串户贯彻会议精神，工作勤恳，口碑最好。只是由于文化底蕴浅薄之故，把文件上的剿匪肃特错念为巢匪。直到1970年代，我们这些后起之秀都改不动这个错讹。父亲就坚决和我争论这个词的念法。他的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那么好的干部都那样说的，错不了。有一个笑话是说这些干部过黄河坐火车，路上耽搁了，到了车站眼看火车到点起动，他赶不上趟子了，急急大叫：火车火车你站住，我是××（地名）的干部。说明农村干部进城的尴尬。干部文化是阿斯哈村人心仪的，因为他们穿得干净，时不时把裤子袖口上的灰尘草屑弹来弹去。老光棍李八把干部家属女人奉为仙女，吧咂着嘴说她们被占便宜的故事。听见我们谈论理想，他咧开没牙嘴笑道：理想就是想望哇？要是想做甚能做甚，我的最大想望就是能尝一尝公社（干部）的家属（女人）。马西喇嘛嗬嗬笑着共鸣道：我嘛，和马营副的老婆住个几天也行了。马营副者，解放前的保安团副营长，解放初死于狱中，其遗孀颇有仪容。
1964年，公社小学成立四五年级，叫做完全小学，来了一批东北老师和本地老师。他们生气勃勃，知识丰富。阿拉腾琪琪格老师的地理课我们最爱听。她家在东北，经常去北京，在课上就讲北京，讲铁路、火车，讲詹天佑如何让两个火车头一推一拉，那样长的车厢得以爬过高山峻岭；讲高高的兴安岭。我们听得如痴如醉。朝可图老师虽然在学生自习间隙爱打个小盹，头上轻扣着的帽子常常掉下来，但是他看过很多书，给我们讲故事，还把自己的书借给我看。《林海雪原》就是他借给我看的，看得我经常做白日梦，在背着大捆的柴禾顶着狂风往家趔趄着走时，我有意识地幻想书中的情节，扮演其中的人物，竟然麻痹了柴禾捆磕脊背勒肩膀的难忍之痛，不知不觉走了七八里路，站在了家里的柴禾堆前。我的第一篇读书笔记就是读《林海雪原》有感，那是十来岁吧。他们对学生特别好。哈斯老师用双手把我平举在身前，掂了掂，笑道：就是一斗粮食的重量。那时候我的体重是47斤，班里最小的。我的父亲在上班途中经常看见哈斯老师把小同学的皮袄皮裤吊在外边的铁丝线上，经过一夜严寒的虱子失去了隐藏能力，在他的柳条抽打和笤帚的横扫下纷纷跌落。他们虽然不会包饺子，擀面后用碗扣着一个个饺皮来勉强包饺子，被村里人善意地笑谈，但是他们为人师表受到了尊重，至今我们不忘记。
真正的大地方知识分子是半军半民的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在阿斯哈村周围驻有三个连队。1969年夏天，我放完驴回家歇晌，在桥上碰见几个兵团战士，其中一个递给我几张报纸，叫我好好学习。这大概是随意之举，但是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把那几张报纸看了又看，翻来覆去的看，为那上面登载的金训华的事迹所感动，竟然生出学习的动机，写开了日记。升格老汉对兵团的胜利也使人们觉得兵团人并不可恶。我的姐姐姐夫都在兵团，所以经常带来兵团的消息。他们给的一本毛泽东选集微型合订本我至今保存着，在村里当知青时读了好几遍，以求坚持数年得到好处。兵团的篮球队、乒乓球队经常和地方上比赛，水平不低，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在1971年以前，兵团是生气勃勃的一群。他们用人力拉马车从沙漠里拉羊粪，拼得大冬天一个个像水漉漉的牛马，令人感动。还有演戏，团部宣传队演戏演得和旗里的乌兰牧骑不相上下，使老乡感叹：兵团里有能人。
1972年以后，兵团的口碑渐渐歪了，听说那个教导员把演出队的姑娘占了便宜，以此换取她们上学回城。此风蔓延，侵蚀了勃勃的理想和干劲；加上生活不好，前途茫茫，他们自然懈怠起来，违反纪律的事情频发，和老百姓的矛盾多起来，时闻他们和老乡打架闹事、半抢半偷的事情。一般人见了兵团儿子唯恐躲之不远。
金刚队长却和兵团好关系，说他们和我们蒙古人一样性子直，闹对了，咋也行；闹不对了，数他们麻烦。每逢生产忙季他就请兵团的大车来帮忙拉庄家，用他们的高头大马来踩踏收在场上的足有半人高的黑豆秸子，之后用碌轴碾压脱粒。
兵团代表着城市文化，自然吸引村里的年轻人。我们学着兵团战士的样子骂“小比崽子”，拖出蹩脚的天津口音；女的则穿窄裤脚高吊裤子，头发剪成锅刷刷，被她们的母亲责骂为像兵团的东西。我们从兵团知青的口中得知好多小道消息，如江青的屁股是假的，头发还是假的，等等。人家是大地方人，是落难公子和公主，知道的自然多。
多少受兵团宣传队的带动和启发，我们学唱样板戏。高普通爱唱样板戏，他粗犷的嗓音在黄河畔解冻的土地上弥漫，间或传来他指令耕牛的“回－－咧”的悠扬喊声。我用油漆铁桶和竹竿做二胡，用红柳棍做弓背，央求放马的额尔敦仓同意，从生产队的马尾巴上揪下一簇马尾巴，崩在红柳棍上权作弓弦，从供销点买回钢丝线，这样就制成了京胡，每晚跟着父亲的四胡锯二胡，竟然也能奏出些音调来。那个时候额尔敦仓也制作了一个土京胡，因为他放马，弄原料更方便些。
去年，兵团战士纪念兵团成立40周年系列活动，得到地方的支持和热情接待。兵团老战士们天南海北的来了不少，有的还领着孩子。小s的“一对红”伙伴说：他们住在改成敬老院的兵团老宿舍里，体味追寻当年的生活和心情，太有意思了，此生难忘。大约是受此活动的启迪，金刚老汉捎来话，让我们也过去看看。我和德力和、青克乐找了机会过去，和村里的亲戚朋友红火叙旧一晚。我们还照回来好多相，载入电脑，设为首页欣赏，聊足怀念之情。
外来读书人是开拓者和传播者，给沙漠里引入了新文化的汩汩泉水。
四、牧马放驴猴小子——念书念得没牙了的人
笔者在求学过程中当过三次知青，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阿斯哈人念书的坎坷经历。
1968年，我父亲被“揪出来”，罪名是牧主分子兼黑帮分子。我在那个夏天的黄昏背着柴禾，提着从小孤岛的环岛水里捉到的兔子兴冲冲回家，却感觉家里的气氛不对劲，一片肃杀和压抑。终于父亲勉强笑着说：扎，咱们家定成牧主了，今天贫协组来登记财产了。他竭力说得轻描淡写，但是我还是木呆了，悄悄爬上我的马褥子，坐着发呆。
那以后阴影一直随身。学校成立红小兵，我们几个被撇开。小孩子们骂架，我没有对骂的本钱，灰溜溜的。那年快放暑假时，黄河决口，全旗动员堵口子，我们小学生也去背麦秸。决口子的那边是一群黑帮，其中也有父亲，担着湿漉漉的泥筐子，在没膝深的泥糊里艰难拔腿行走，肩背脱皮了，脸色黑紫青，神色木然，低着头，真的像是罪孽深重的样子。在全校学生面前，我不忍看父亲。在歧视和压抑中，本来是好孩子的我，变得暴戾起来，动辄打架。我的个子不大，但是拳头硬，而且扔坷垃远而准。只要有人惹我生气，我就会把拳头大的硬坷垃准确地扔到他头上。为此不断有人找到我们家告状。但是同伴德利和对我不离不弃，还是经常叫我一块捡柴禾，一块玩。可是他脸上不时浮现的感伤仍然叫我看出自己是异类。学校停课了，我就放毛驴，掏苦菜。林场的白厂长的儿子因为同为黑帮儿子的缘故，和我特别投缘。我们一块掏苦菜。他们家不喂猪，苦菜是人吃。他们家书多，虽然搜走了很多，但是留下也不少。他给我拿来好多书，那成了我的精神食粮。那都是汉文书，《艳阳天》、《红岩》，《烈火金刚》等，我虽然有不少字认不准，但是仍然看得如痴如醉。那半年就是在《艳阳天》的幻想中度过来的，竟然减轻了好多压抑和难堪。我的看汉文大书，就这样开始。村落的东面有一片长着白刺林的沙丘，里边有一处庙墟，每刮一次大风就有好多铜箭头、铜钱，甚至铜铃铛等露出废墟。我们捡废铜，以一斤五毛钱卖给供销社。那是我们零花钱的重要来源。那里还有一个胶泥堆起的大敖包，我们在上边攀爬挖掘，大人咋呼不可挖那个敖包，谁谁挖敖包，手秃了。那里有蛇窝，有天我循着沙漠上一个奇怪的踪迹警惕地走到一个长满白刺林的沙包前，突然发现在一个兔子洞里探出一个拳头大的蛇头，眼睛足有黑豆那么大，放着冷冷的光。那一阵我简直失去了反应能力，呆了一会儿，忽然有了知觉，掉头就跑，直怕那蛇发挥魔力，把我吸进嘴里。在我印象中，丹比喇嘛不去那里捡柴禾。
学校的挖肃批斗如火如荼。把老校长揪回来，捆了一次又一次，逼问他的反动行为，甚至逼问他强奸了多少女学生，施虐者边施暴，边听着乐着。乡长被跪在煤灰渣滓上，听说不会走路了，后半生再没有起来。平反以后，他就坐在骡子车上走，那就是他的座车。学生大量辍学，学校组织召唤，也无济于事。1969年3月又开学，我顶着大风去学校报名，走到半道的机井房跟前，折回来。在父亲的催促下又走，走到机井房跟前，踟蹰了好一会儿，又回家了，见了父亲就大哭。父亲没办法，再不逼我去学校了。我第一次辍学，那年我十三岁。
我们家搬到三十里外的二小队。我的第一次知青生活由此开始。参加劳动一段时间后，青苗露头了。我早就心仪放驴的营生，因为生产队的帮楼、拉粪、赶车等活儿叫我很烦，主要是个子矮小，再怎么努力，人家只把我当小毛孩子看待。我对放毛驴很在行，而且放驴有一定的自由度，逍遥自在；我还喜欢钓鱼，暗自思忖在黄河畔放驴的间隙垂钓，何等美妙。在生产队的大会上，经过竞争，我领到了放驴的任务，好喜欢。可是没想到这个活儿却叫我吃尽了苦头。原来这个驴群是各家各户的毛驴凑成的杂牌军，各行其是惯了，一点没有组织纪律性。蚊子蜢子叮咬，则四散而跑。特别是晚上圈牲口，就像是上杀场，好赖不进圈。我在圈外面挥舞着长鞭，吆喝了东边，西边跑了；顾了外边的，好容易进圈的又出来了。为此我满腔愤怒，哭着骂着，喊着，跑着。那半个月是我此生遇到的第一次大挑战。说不干吧，你是跟人抢着揽下的，能说出口？硬顶着呗。我采取措施了。把最调皮好动能跑的驴选做座骑，给戴上自制的笼头和铁嚼子（用麻绳和粗铁丝做的），载上主人，你就尽情跑吧，正好发挥了它好动的特长，为我所用；另外一个带驹子灰驴，长着歪蹄子，特别恋家，动辄往家疯跑引发炸群，就给它上了绊子。擒贼先擒王，至理名言也，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探索，我终于把驴群指挥得游刃有余了。
有了悠闲，就钓鱼。把指头粗细的红柳接成一丈多长的鱼竿，挂上鱼钩，把蛤蟆脊背的皮用鱼钩轻轻勾上，鱼竿斜插在黄河岸上，使蛤蟆后腿浸入河面，双腿不断蹬水，发出诱鱼的声响。再用细绳子拴住鱼竿根部，连在远些的撅子上。如此播种了希望，就回家睡去吧。刚开头，可能是经验不足，老钓不上鱼。早晨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鱼钩，好心烦。坚持了约半个月，人几乎麻木了。有天下午去看钩子，远远望见鱼竿弯下去，几乎点住河面。我心里狂跳，跑过去试绳子，有股冲动劲传递到手上；随水流慢慢拉动，终于看见一条二尺多长的鲶鱼身子打弯，触须晃动。待到它蹦跳时，已经被我拽到了岸上。那是多么叫人晕眩的时刻呀！我终于证明了我也能从黄河里钓到大鱼，而不仅仅是听那些大人的钓鱼故事。我把苦菜褡裢搭在驴背上，骑上去，一手驭驴，一手把长长的鱼搭在驴脖子上，沿着三干渠的岸坝凯旋。不想那鱼离开水一个多小时了还有活力，突然身子打弯，把驴脖子猛拍了一下。我的座骑大惊，一个尥撅子把我从驴背上摔下来。但是喜悦减轻了疼痛，我并没有责怪毛驴和鲶鱼，牵着驴提着鱼，喜滋滋地回家了。我的姐姐正好从兵团回来休假，母亲连说她女儿好口福。全家美美吃了一顿。
我钓鱼的另外一个动机是想给做马倌的堂弟额尔敦仓看看。他岁数比我小，却当马倌，在众人的心目中马比驴高贵，牧马的是男子汉，放驴的是猴小子。有时候我试着接近他拴在桩上的马，那畜生欺生更欺我个子矮小，竟捋起耳朵，向我猛扑猛刨，令我大吃一惊，掉头就跑。受此一挫，我暗暗和他较劲，想在别的方面做出不平常的事情。钓鱼上我占了先机，他也行动起来，张罗了一捆鱼竿，钓开了。我和他在河边的羊场小屋里住下，夜观河面；蚊子袭扰叮咬，就把驴粪点燃熏蚊子，在烟气缭绕蚊虫飞旋四面灌风的屋子里过夜。身材矮小，黑不溜秋，顶着破草帽，穿着短裤背心，肩扛鱼竿，骑着小毛驴，驴背上搭着磁磁实实装满苦菜的褡裢－－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行头。我不愿意穿新衣服，出门到公社供销社逛，宁肯把它缠在自行车大梁上。穿着新衣服似乎是成分不好的一个注解。为此父亲还给我变过脸。
老秋天，鱼儿不上钩了。我们俩 的竞赛不知不觉转移到了打算盘上。阿斯哈村的兔子老汉能言善辩，见识超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学会九归九，走遍天下不吃亏。他的儿子是阿斯哈村第一个初中毕业生，所以他的话自然有鼓动力。听说会打算盘的人双手开弓，噼里啪啦，分毫不差。本队的一个会计也是这方面的典范，算盘打得好，帐记得精准。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弟兄练算盘的诱因。但是这种努力使得和我竞争放驴的小伙子很是不安，似乎以为我们是和他争夺小队统计员职位。他经常狐疑道：你们练这个东西做什么，甚用也没有！
邂逅的兵团战士给我的报纸上的金训华事迹，使我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和证明自己的途径：当英雄。英雄必有英雄日记，于是我买回方格本子，歪歪扭扭学写日记，无非是斗私批修，反修防修之类。读物少得可怜。有次我在沙枣林里寻毛驴，有片随风挂在沙蒿上的纸片引起我的注意，拿起来一看，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片段。这是第一次阅读样板戏。后来去大队踅摸了几张旧报纸，反复看。那时读点文字东西太稀罕了。
我的相依为命十来年的大黑猫那年冬天突然不见了，等了两天没回来。我感到凶多吉少，出外大寻二日，连影子也没有了。父亲道：你爸不见了，还不知道你这样寻找否？我忽然想起有个叫大黑毛的后生，见了我的黑猫露出羡慕的神色说：这个猫这么光溜的毛皮，肯定能做个好皮手套。看来黑猫八成是成了皮手套了。从此我看黑毛那人不顺眼。
1970年春天，有天我拉粪回来，父亲道：哈斯老师来过了，动员你们上学咧，想不想念？那时候，我正准备第二轮放驴竞争，对上学也没有热切的期望。但是父亲说堂弟要去念，我于是立即同意了。父亲笑道：受了一年，知道念书的好处了吧。3月底一个春光明媚的好天，父亲用自行车驮着行李送我去三十里外的学校。我骑一段距离，把车子停下往前走；父亲骑上赶过去，我再骑一段。学校和汉校合在一块了，只有十来个蒙古族学生，却分属四个年级。如此念了一个学期初中，学校不办初中了，秋天又去百里外的中学念初中。在那儿，学生还是很少，三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无形中退了两个年级。有同学为此愤然退学，我因鲁钝，悄然接受了安排。初中阶段在班主任其穆德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我们来了一股旺盛不衰的学习热情。因为全班只有一本小学生辞典，于是分工抄字典。抄到多一半了，新华书店来了学生小词典，我们的工程半途下马，每人买了一本字典。那可是宝贝呀。夕阳西下时候，其穆德老师把埋头学习的我们从教室里赶到篮球场，和汉班的学生比赛打篮球。他是怕我们眼睛近视了。
1973年初，初中毕业，因为学制改为秋季招生，于是又回生产队劳动。那是我第二次当知青。我长大了，觉得当放驴小子不好听，这次我没放驴。那半年值得提的事情不多。初中时候我酷爱乒乓球运动，回乡后撺掇着民校建了一块水泥乒乓球台子。1973年春，我听收音机上转播世乒赛，随手写了几句：你们的节目很好，传递了友谊，增强了世界人民的团结之类，有同学看到后大为不满，和我好几天不说话。大概是嫉妒吧。在前途无望中，任何细小的个别努力都会引起同类的不安和不平。
到了7月份，大中专学习推荐名额下来了，又引起了一场无谓的纷争。我们几个知青想争取报名机会，那个和我竞争放驴的小伙子也争。后来因为他成家了，也不是民校教师，不够报考条件；我们的锻炼期限不够两年，也不行。双方白白红了一通脸。
1973年秋天上高中，1975年毕业，我开始了第三次知青年代。我负责三个库点的保管，凡是分粮、籽种及收成出入库，都得我在这相距二十多里的三个点上风风火火地跑动。我那时候的行头是骑着用铁丝摽着保险杠的破自行车，一个包里装着帐目和毛泽东选集微型本，从东到西成天跑。晚上时间就读马列毛著作，还有鲁迅的小说散文。那个时候读物还有些了，那都是过河从小县城买回来的。我们在迷惘中摆脱不了困惑：贫下中农积极性那么点，该学习他们的什么？出路在哪里？我们几个知青，指标一年才一个，该谁先走？
偶尔几个人喝点酒，放松一下。德利和那时候从中专毕业，以旗政府干部的身份下乡到了阿斯哈村，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壮大了我们知青的阵势。额尔敦仓那时候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民兵连长，风华正茂，意气方遒，参与机要，独当一面。因为金刚下台形成权力真空，他临危受命，兼任四队队长。那些社员在队房闹闹哄哄，说东道西一通，到半前晌了，就嚷嚷着要收工，还要记工分。我和额尔敦仓等回乡知青用一股热情来支撑大集体摇摇欲坠的空架子。我们争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实践中的尴尬。
终于高考制度改革，我们全部参加考试。我们的复习是在封闭的村子里，在紧张的劳动中进行的，谁也没想起去哪个中学补习复习。1978年3月我拿到了通知书，虽然是中专学校，但是终于完成了挣工分到挣工资的转换，达到了掏厕所也要去城里的目的。
1980年腊月，我们几个中专毕业后过年回家探亲，我们的初中班主任其穆德老师特地叫我们去他们家搓馓子准备年货，既是借力，更似乎是展示他自己的人生成就。我的三叔在酒醉之后，把新买的过年呢帽子一把丢进熊熊燃烧的炉火里，大声宣称：愁帽子抹了！
说到现在的境况，三叔认为我们弟兄过得不错，和喇嘛老舅舅的福祉有关。他小时候给老舅舅牵驴，让老喇嘛先跨坐到他的胳膊上，他使劲往上一拱，老喇嘛随势骑上驴背去了。到了人家那儿，老喇嘛念经做法事，他在外边放驴，玩。有时候犯了错，老喇嘛要用火钳子打他；他脾气犟，把身子迎上去，也就不怎么打了。他说现在我们的后代都过得好，是喇嘛的福分。我则宁肯认为是老喇嘛的认真读书精神和善良为人、方正处事的精神的的滋润。虽然我们没有按照喇嘛老舅舅的意愿当喇嘛，但是还是选择了走知识立身的道路。这也要感激我们的父辈，他们没有多少遗产留给我们，却传给我们知识的火把。感谢我的老师，特别是哈斯老师、其穆德老师、安平平老师、冯冠年老师，赵训章老师和徐钧老师等恩师，在我的求学道路上，他们都有助推的善举。
额尔敦仓现在是旗委书记。他在禁牧政策的执行中坚决禁止用推土机推掉牧民老房屋的做法，而是允许继续保留那些老房子。其他不少地方在禁牧休牧中动辄动用机械揭房顶掏门窗。他说那些房屋是故乡的象征，让留着，牧民就有根的感觉。他称这是体现文化的自觉性原则。牧民不时把电话直接打进他的手机，问询禁牧迁移政策细节，他给耐心解释说服。他说当官就要实行善政，以人为本，决不能为了一己的升迁和政绩，难为百姓。我想他能尊奉这个政策理念应该和在阿斯哈村的历练有很大关系。
青克乐在巴彦淖尔市教书，还开办了马头琴厂，红红火火。他在酒席间发表人生理论：活人就得乐乐呵呵，活得痛痛快快；创造快乐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应该学习和养成这种能耐。我为他的人生悟道和身体力行所折服。
德利和在当记者，一直为牧民的利益奔走呼号，我们仍亲昵地称呼他1970年代在阿斯哈村搞路线教育时的头衔：我们的德队长。
黄吉仁是全国著名的肝胆科蒙医大夫，一有保健看病的事情，我们就找他这个黄教授。
在过去的阿斯哈村，如果二十岁了还在念书就会有人笑话：还念着了？二十出头了哇？牙也快没了，还往多会儿念呀。我们几个念书没了牙的人，总算念成阿斯哈村的新一代读书人，而且一下子全考走，创造了一个小辉煌。我们和阿斯哈村结下了藕断丝连的关系。在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尽量本着真实而善良的动机，落笔很谨慎，客观，想的是为阿斯哈村留下一点文字记录，以此回报阿斯哈村的养育之恩。
期盼阿斯哈村涌现更多更有成就的读书之人，愿知识之光在阿斯哈的沙漠河畔辉煌闪亮！
（20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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