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皮袄须有领口，人群得有领头：村政大事
一、 经略纪要
清朝在蒙古地方实行划旗而治，蒙古人的大游牧变为小范围游牧了。垦务兴起，民族成分不再单一，1920年代后设县，进行蒙汉分治。杭锦旗后套地区设的是米仓县。土地关系由此复杂化。国家是土地的宗主。蒙旗是土地的总主。商人买下土地成了二地主。蒙旗把土地分给属民为户口地。还有召庙的膳召地。蒙古牧民不善经营土地，多采取出租土地和牛犋的办法。1942年杭锦旗衙门把后套150顷地以五年为期，租给米仓县合作代营处，议定每年交旗里1000石糜子、小麦和豌豆。每亩收取20斤原粮。那时笔者家的三百亩户口地也出租，由中间人负责每年交我家3000斤糜子，解决了喝茶的炒米，每亩收取10斤原粮，才是旗里租额的一半。即使如此低廉也时常被代办人贪掉。农民向牧民租用耕畜，租一犋牛，付糜子2——3石（300——450公斤）。随着时日的流转，作为土地主人的蒙古人对土地的管理渐渐困难。有些强横之徒时常生出好多事端，使原来的约定难以进行。笔者的家庭就曾遭遇拿不到租粮的事情；承租人甚至把借用我家的牛犋擅自卖掉，经屡屡追究，仅仅给赔了300斤扁豆了事。好多蒙古人体会到对土地管理的日益艰难，故有占有者比所有者还牛气的俗语。而农民的口头禅是：地方是伙的，你走是我的。战乱和匪患以及狭隘的牧场终于迫使牧民向荒僻无人处迁徙了。
畜牧业方面，清朝民国时期，贫苦牧民为维持生计，揽放召庙、王公、富裕牧民的畜群。揽到后，或在牧工住地放牧，或由雇主指定地点。放大畜“苏鲁克”的牧工，多食宿于雇主家中，每年能得到一头三岁口齿大畜，并配有冬夏衣服，个别的还能分得少量粮食、肉食。放小畜“苏鲁克”的牧工，一般自己住，报酬以绒毛为主，另外产双羔可得一只，大羔羊产的羔子也归牧工。雇主每年定期到“苏鲁克”畜群给所产仔畜打印记一次，打印记以后所产仔畜也归牧工。打印记时忌讳所有仔畜尽数打完，总要留三五只羸羔归牧工，俗称“留圈底子”。雇主对牧工没有具体生产指标要求，死亡的牲畜要交回皮子，并附印记（耳记）。丢失的牲畜须赔偿。阿斯哈村由于富户甚少，“苏鲁克”不多。
解放后，农区实行土改，牧区实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但是阿斯哈村蒙古人远在黄河彼岸的土地在糊里糊涂中不了了之，没有了。三叔说，刚刚解放那年来了通知，叫各家各户去领自己的粮租，他赶着牛车找到代办人，那个人却醉醺醺地摇头道：没了，喝了酒了，回去吧。他赶着空车回来。他说，看后来的情形没拉上粮租也闹对了，不然还敢给你定一个地主牧主了。他们远走黄河南岸，根据远田不养人的规律，管理愈发不便，好长时间不问询自己的户口地了，渐渐就扔掉了。
合作化入社时候开大会，也没有人表示反对，直以为以前都好，这回也赖不了。三叔说：“1958年公社化，把社员的牲畜无偿收归。后来纠正了，改为牲畜作价，每只羊平均给算了6元钱。我那个时候当支书，职责关系，挨住下到社员的山药窖，检查有多少东西。按照上边的精神，社员家里不让留一个山药蛋，可是我暗自放宽把握，每家给留30斤，其他的全归队里。这个事情后来叫上头的干部知道了，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我。实际上那个事情也怨我自己。那天中午那个干部来我家，我给削山药皮，切山药丝，给他吃了一顿腌猪肉炒山药丝焖米饭。不成想这个人在社员大会上批评我自己的山药没有全部上缴，跟党不是一条心。真有那不识好歹的人了。”
1960年左右是饥谨和惊恐的几年。可怕的消息不几天有一个，这里杀人了，那里抢人了……笔者的奶奶回忆起躲土匪的年代，念叨那个厉害时候又来了。叔叔他们去临河买东西，得成群结队，还要带蒙古刀和木棒子。路过的乞丐一个接一个。奶奶每开一次社员会，就带回来令人忧心忡忡的消息：粮食不够吃，上级号召采草籽吃；小学的孩子吃了稗子面窝头，拉不出屎来，老师给挖屁股......
阿斯哈村有个好处是靠近黄河可耕可牧，加上国家定量供应360斤原粮，虽然饿肚子，但是没有饿死人。
文革的事情后面单说。
1980年后实行牲畜户有户养承包责任制和草畜双承包 ，实际上是把生产队的牲畜和地以及牧场平均分配到户。达楞说：1980年分地时候，牧民每人2.6亩滩地，还有200来亩沙漠草场，十来只羊，从此单过。农业队每人4亩滩地，他们看不下沙漠草场，不要，宁愿多要些滩地。禁牧休牧后，牧民有了补助，农民现在眼红牧民的补助了，但是时过境迁了，误了就是误了。
1990年代，黄河改道后，腾出大几千亩河头地，每人分了十来亩。第二轮承包基本维持了这个局面。2000年后取消草原管理费和农业税。
2007年开始实行禁牧休牧政策，凡是不适合发展的沙漠草场全部封闭，住户搬出，牲口圈养或者处理掉。政府在五年内每人每年补助3000多元。住房补贴每户30000元。另外，政府对青年牧民实行就业培训，免除学费，为他们进城就业创造条件。
二、“逃官”
权力可不是简单东西，而是厉害东西，特别厉害的东西。阿斯哈村的权力精英永仁老支书至今如是认为。不愿意当官的人会被认为有毛病，或者至少被鄙夷为瞎人。然而，在阿斯哈村的确出过几个不愿意当官的，那是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想当官的反常事情呢？那个时候群众运动对多吃多占追究得厉害，一张羊皮都得追问，所以当官油水不大了，甚至没有了。再说人也不好管理，嫌惹人，不合算。那些人缘不好的大家不选；人缘好的，他不想当。这也是古老的中庸平和处世哲学和文革斗争哲学的冲突现象吧。逃兵现象不稀罕，逃官现象很稀少，故记之。
阿斯哈村二小队是大队部所在的队。在文革中因为斗争不力，被积极分子取了个恶谥叫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在那个年代没有阶级斗争是大逆不道的，近于反对红太阳，是修正主义，性质严重。为什么那样呢？永仁支书分析说，移民队刚来，不熟悉情况，也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人事关系和纠纷怨尤，加上他们的客居心态，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话语权，所以基本是唯老户马首是瞻。他们刚来时候，被永仁支书一视同仁，漂泊的游子心得到了安抚。杨宝则老汉至今还说，他实在没有钱买盐了，就偷着背了两背柴禾给干渠管理段卖了，却被本地户发现，告队长没收了他卖柴禾的几块钱。他在会上凄惨地说，我是地主成分，本来应该老老实实才对，我要改正，可是有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说。永仁叫他说。他就说本地户格某动用生产队的马车拉柴禾给卖了，没人管，我自己背的卖了，倒没收了，不太合适哇。永仁立马叫格某也上缴了卖柴禾钱。宁灭一村不灭一户，一碗水端平，杨很感激永仁，认为那个人心公的。这种事情多了，他们就心生感激之情，自然恨不起永仁这个走资派，革命失去了动力。老户在文革中积极投入权力之争，按照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古老定律，移民队的志愿军复员军人老林被选择为大队革委会主任。这个人公道，不害人，坚决秉承依老为实的做人准则，贯彻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在批斗会上从积极分子手里抢下好几条准备捆人的绳子，如此以后，大概自己觉得跟不上形势了，说死说活不干了，撂了挑子。所以移民队起了革命的制衡作用。永仁说还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巴桑，眼睛不好，患着哮喘，生活困难，孩子多，但是性如烈火，曾经和他吵得不可开交。他却把他吸收为党员。还有一个叫那生的汉子，性子很倔，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性格，也吸收为党员。这两个人，前一个在文革中当了大队贫协主席，后一个当了小队贫协组长，文革中有极大的权力，始终保护阿斯哈最大的走资派永仁，保持了二小队的净土地位。他们要革命也跑到别的小队点火，决不把战火引燃到二小队。还有一个是巴布，小队长，只促生产不抓革命。面对革命派咄咄逼人的诘难“这里为什么没有阶级斗争？”巴布照例卷自己的扫帚棒（自制烟卷），抽几口，和颜悦色地安排明天的营生，就是对升格之类的坏人也从不高声说话。老林和巴布这两个人是明白人、精明人，不愿意惹人，从政治家来说肯定是窝囊废，做不了大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方寸不乱，情绪不燃，营建了一个没有阶级斗争的桃花源，真是奇迹。1980年搞开承包以后，他们二人日子过得一般。他们仍然坚守着为善之道。他们离世年纪都不大，也就是六十来岁，叫人喟叹好人命不长。不少“坏人”看准这个地方的平和环境，纷纷把户口迁移到这里来，有新划的牧主，有劳改释放的国民党人员，其中也有笔者的家。1970年代中期，黄河突然向南岸涮淘，把二小队的河畔土地吞噬一空。大队只好把这个小队的住户分给了别的队。
巴布的儿子现在种地大发了，成了阿斯哈村蒙古人中的首富。
还有一个是升格仁沁，197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大队主任。他头脑活络，精于办事，政治上不整人，更不上手打人，但是学大寨抓得紧，每每把青年人组织起来挑灯夜战。对金刚老汉欲图借着叶华姑娘未婚先孕事件打击异己争夺权力的企图，他不予支持，置之不理。他任用了一些知青当了大队的负责人，使松垮的大队上层建筑得以正常运转。他殚精竭虑，忙得团团转。人们讽刺他：浑身是铁，你能打多少钉子？1977年冬，他去了一趟后山（阴山），回来就决定迁移户口到后山，因为那里成立水利农业队，需要领头人，况且生活比这面好；更主要的是在阿斯哈吃粮靠贷款，每到月份快尽的时候，就得去信用社求告；加上塞迪兄弟帮、金刚等不听话、生事，太麻烦，于是他一咬牙走了。他去了那儿以后还做官，现在六十多岁了，还当着支书，而且由于开发土地，权力很大，可不是当年团弄那几个青年突击队的事可比了。
1971年开始，当官风气渐渐抬头。曾经挨斗的人纷纷恢复了工作，人们战战兢兢又当开官了。笔者在中学上学，听到出外工的本队人到我们宿舍里说笔者的父亲恢复了工作，又去公社上班了，很不是滋味，怪怨父亲怎么不想想挨斗吃苦的遭遇？怎么又去上什么班？后来放假回家，和父亲争论过。但是人们渐渐越当官越舒服，于是新一轮官帽争抢悄然开始，爱官的旧病复发了。毕竟是瘦羊不瘦头。毕竟是官断十件事，九件民不知，哪个角落也有点油水。这个古老的政治定律至今还在发挥着强大作用。
三、会议记要
开会 是政治和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之一。古代谚语说“诺颜（官）死在会盟处，诺亥（狗）死在尸堆上”，说明那个时候政治会盟很容易演化为流血冲突。《蒙古秘史》《蒙古源流》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可见会的凶险本质，在强权时代更是怕开会。
解放前，旗里有开印封印仪式，就此召开旗务大会，决定大计要务。参加的 有苏木章京（相当于乡长）及排长以上的官员，如同现在的三干会。在阿斯哈能参加这种规格的会议的只有巴营长。民间聚会有“独贵龙”的形式，只有在非常时期，和官府闹不对了，老百姓先自行开会，然后行动。此后这种自治性质的会很少见了，英雄尽入吾彀中。文革初兴，阿斯哈村的革命据传是从大队部的磨房里有几个积极分子酝酿夺权大计而肇始的，参加人有道尔吉等。此后开会简直成了施虐或受难的处所。文革时期，批判斗争会上母子同台弟兄一列被揪斗的比比皆是。笔者的一个小学同学时常着绿褂子，腰里缠着麻绳去开会，以备随时捆人。这身打扮一时成为时髦装扮，是革命的积极分子造反小将的标志。
学习会的寿命很长。一般开头有下乡干部念上级文件，如无干部则队长找一份文件或旧报纸，让念书小子念一段。对小子们来说，这也是表现竞争的好场所，所以眼巴巴盯着队长把差事交给他，很自足。文革中要求叫社员谈学习体会，这可苦了受苦人，东一句西一句地凑，如反对什么，沿着谁的道路走，呵呵，要听谁的话，等等。马西喇嘛学习张四蛋（张思德）的宏论就是代表性演讲。不少人则以同意以上说的为挡箭牌，其他人齐声嗡嗡：同意同意，算是过关。学习讨论是抓革命，之后是促生产，队长分配营生，人们这才抬起头，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为营生的轻重，任务的多少发牢骚，甚至发生争吵。1969年春天中央的九大开完不久，在一次社员会上，笔者为放毛驴的差事和一个后生竞争，最后队长以我的竞争对手要培养为统计员为由，把放驴的差事交给我。那也是我最先的职务竞争上岗的经历。有心人如永仁者对学习很在乎，别人打瞌睡，他却歪着头细细听读，记那关键句子。这种学习一般是一周一次，以三到五六里为半径聚于一处，在一家开会。1970年代有了小队队房，便集中在队房开会。刺鼻的土烟卷味，汗臭味，脚汗味，口臭味，油灯的呛味，五味杂陈，人们昏然其中，或盘腿坐在土炕上抽烟，或者蹲在地下角落里。年轻人挤在一起，挤挤扛扛，唧唧咋咋，时而如蚊虫云集，时而如骡子踢架，经队长哼喊，又趋寂静，不一会又开始喧嚷。
每年年底的决算会则是经济话语为主的。闹情绪而背走几年单据的前任队干部时不时出现在这个时候，现任队干、大队干部、有时还有工作队干部共同参加。审票据，签字，记账，对账，平账，核算工分值，计入社员往来账。因为年代久了，为某一单据背后的现金或者几张羊皮的去处责任发生争论，发生不认账的事情。举证者细数事情的原委，当时在场人姓名。如果还不行，就请来证人对质。证人的证言举足轻重，败诉者头上汗水淋淋，不平地喃喃：是我记错了？说在纸上，说不在纸下，帐目就是黑心帐呵……决算时吃得好，每天以大钢锯锯开冻牛腿吃。如此四五天如同过年节，决算出来，马上公布。但是由于社员们多数欠款，所谓分红就是记账而已，分不到一点钱。
说到社员都能享受到的快乐的会，就数每年6月30号的牧业统计会。羊绒爪了，羊毛剪了，绒毛卖了，羔子点数了，羊帐对好了，于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听公布一年的牲畜帐目，经营业绩。这些都是在炖羊肉的嘟嘟嘟的滚沸声和弥漫的香味中进行的。牧民们喝着茶，焦急地等待着肉快点熟了，等待吃喝，催促赶快，笑眯眯阻止孩子们的闹腾。虽是一块一毛钱的薯干酒，那也太宝贵了。酒杯不够，以塑料烟盒、碗底等权充。几杯转下来，烈性酒在饥肠辘辘的人们身上开始发挥作用，有人开始哼唱，孩子们唱得更卖力。不到半小时，半塑料壶酒即告罄，正好肉熟了，一人一份端上，在晕乎乎的感觉中紧锣密鼓地吃，把骨头都啃得白白净净。米饭泡肉汤，连锅巴也吃净。一个小队选成绩最好的三五户，作为大队牧代会的代表，再次享受一次，而且可以看上电影。小队的牧代会是半天，一顿茶，一顿饭，在大队是两天。这是那个没有敖包可祭祀，没有那达慕聚会的年代，牧民最奢侈的红火。1976年，去大队开会的人中，还有塞迪的老大哥，这在那个三类村里是破天荒的事情。而老三老四却讥笑：沉不住气了，有屁用，受一年吃一顿倒没事了。
另外还有党员会、团员会等。
阿斯哈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有这么几次——
1950年代末的实行合作化会议。这个会上，表面热情高，全部响应，但是后遗症很大。色仁家原来有头大黄骡子，驮上一石米子，再骑上一个人，那骡子走起来子仍如履平地，骡蹄翻飞。骡子入社后，他只能步行了，经常搭着肩上的褡裢给永仁支书酸溜溜地说，大黄骡子没了，你看我只好自己背着褡裢上供销社，买下东西往回背吧。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和永仁较劲的主要原因。朝氏弟兄则不满意没有把他们入社的羔子算价钱。怨恨的种子是那次会上撒上的。
1967年的磨房会。道尔吉等几个积极分子在大队磨房秘密集会，密谋夺权。这是阿斯哈文革实际开始的标志。第二天他们组织人把永仁的家抄了。从此抄家成风。
1970年代的会议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特点。不促生产喝西北风去？笔者的笔记本里记着几次会议记录，其中一则是：
1976年3月16日夜的（阿斯哈大队）四小队队委会记录参加人：宝乐德（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金刚（生产队长）道劳金（生产队副队长）孟根（妇女队长）弓生（会计，就是笔者）议题：财务制度；农牧业生产年度安排
决议事项：1、农牧业安排今年种小麦50亩，豌豆70亩，胡麻20亩，山药10亩，萝卜10亩，蔬菜5亩，大豆40亩，扁豆49亩，糜子150亩，黑豆150亩。要种好，争取捉全苗。质量第一，特别是将来锄地时候锄头拉得不能过长。牧业：今年爪绒要称绒的份量记工，不能为了增加绒的重量而掺土。全队有山羊1960只，绵羊190只，驼20峰，牛34头，马17匹。（据6月8日记录，当年羊绒570斤，2700元钱。用途：买两个月口粮。）2、财务问题用社员的自留粪，每车给记3分；会计工分300日工；饲养员从3月1号开始增加一分，记11分；社员借款：10元以下由财务队长批准；20元以下队委会批准。农牧业开支得有财务队长批准。旅差费补助：到大队每天0.40元；城市0.60元。烟酒不能报销。（5月30日又议定灵活掌握，暂定为70大元。“大”者，笔者心存讽意之故也）砖茶饲养院3块。恩科的骆驼折价200元；皮吉的骡子折价470元。3、墙报每月出一期，写批判稿子，积极点。
1976年12月27日阿斯哈四队的哑巴会和紧接着的对会。笔者的笔记上记着：晚开社员会（哑巴会）。简单这么几个字，却记载着复杂的内容。那个时候金刚队长企图借着叶华姑娘未婚生子的事情整倒政敌对手，但是没有得到支书升格仁沁和工作队的响应和支持。金刚向来看不起升格仁沁，这次连工作队也看扁了。那天夜里工作队的一个干部主持学习会，金刚坐在角落里抽烟，穿着皮袄，腰系麻绳笼头，一言不发。说一句也行，总得有点体会吧，表示一下态度吧，但是没有人说，因为金刚队长不说话么。这是在路线教育工作队主持的会上不说话的第一次特别会，是和上级的严重对立事件，故可以载入史册。翌年1月2日四队选出出席大队工作会议的代表二人：同噶和塞迪，一眼看出是去向大队和工作队挑战发难的。四队成了金刚把持的水泼不进的地方。大队和工作队采取紧急措施：召开三队四队社员会，批判四人帮，会上竞相发言，气氛热烈，一冲四队的阴气。笔者在1977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兴奋地记道：“今日狂西风，给公社粮站送完麻袋回来。晚上参加三四队合开的批判会。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共有18人发言。严肃的气氛，较好的纪律，齐声呼喊的口号。革命声势的第一炮算是打响了，而且很有成绩。由此可以知道，农牧民群众大部分是革命积极性很高的，只要领导得法，按照党中央的号召办，就会有成千成万的群众（站起来）。这个会，也是进步势力对落后势力的叫阵仪式。它启示人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又来临了！”象棋有对车，民间有对歌，没想到阿斯哈村还有对会！接着派大队和工作队联合工作组改选四队队委会，换掉了金刚，再次雄辩地证明牛再厉害也斗不过驭者的道理。但是工作队也经常遭到塞迪等人的讥讽，见干部在队部坐着，就笑着问：坐月子还不满月？或者酸酸的吆喝：摇些吧，摇一阵儿就回（家）。升格仁沁不久卸官走后山和这个局面不无关系。工作队是外来的，到时候一拍屁股就走了，弄下这乱摊子，还不是他收拾。这次哑巴会可以看作是改革承包大风大雨来临的前奏，说明老实的阿斯哈人再也忍不住了，需要变革了。
1979年春天的文革冤案平反会。在大队开的。公社两个干部，大队的全体干部，工作队的，受害者代表参加会议，还有文革积极分子三四人。先学习中央和内蒙文件，然后宣布盟旗的决定。再做宣讲和要求。之后是受害者讲话，只有永仁讲了一通道理，捎带着批判。然后是积极分子表态，包括塞迪在内都低头红脸坐在墙角，简单地表示说做错了，今后改正。有的受害者表态：形势嘛，得跟，但是也差不多点，不能过分操坏心，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等等。会上给吃炖肉，但是不给上酒，怕受害者心情不好，容易醉，生出事来。此后也没有给受害者安排一个子女，没有赔偿一分钱。很容易就算平反了。邻村的做法比较特别，公社负责人专门从供销社批来烧酒，喝了好几天，学习和喝酒及做思想安抚几头并进，长达十来天。阿斯哈村连一顿烧酒也没喝上，就把（积极分子）免了个浑身无罪。
1980年的单干会，也叫散摊子会。人们各怀心事，想利利索索干自己的。方案出来就实行，关起门就过小日子，管他羊和狼谁吃谁了。自那以后会少了，人们各忙各的，只有婚丧嫁娶的场合可以见面。
四、50年案件没出村
解放前维持地方治安，盗匪之类有旗保安部队负责剿除，小偷小摸等疥屑之患由苏木章京负责解决。另外还有兼职的司法人员，职称扎日古奇，在旗里颁行法令后巡查骑行于民间，看有无违法违例者。如有则加以责难，依规责罚以牲畜或者鞭刑。这类人明理知法，长于舌辩，是牧民惧怕的人物。解放前常有大股土匪扫荡。有同治年间的回乱，至今令牧民惊悸地说当年的“毛呼拉盖”（贼人之意）。1930年代巨匪杨猴小蹂躏牧民。还有棒榔队等草匪，拿着白茬柳棒也抢人。听说还有蒙古土匪栖居于大沙漠深处密密的灌木林里的狼窝里，有人悄悄进去过，发现茶砖茶壶摆得一应俱全。那土匪常常骑着骆驼在商旅驼道上出没；遇独行之人便冷不防把驼峰上缠绕的长缨抛过来，套住人头，将其拽下骑乘，催驼疾行，把被套者拉昏或者拽死，再行劫掠。解放以后那个魔影般的土匪竟然蒸发。有两个人当年为地方靖安，杀了几个国民党逃兵，在解放后受到追究，被判了刑。
解放后阿斯哈的社会治安一直不错。民风淳朴是一方面，有效的基层管控也管大用。一旦发生偷摸之类事件，就由大队干部开会侦破。
色老四偷窃40元现金案。1960年代初，有次三队的队长、会计去大队开会，走前把抽屉钥匙交给保管员张春代管。开会回来，发现抽屉被撬，40元现金没有了。饲养员色老四有重大嫌疑，但是在大队派出的两拨工作组面前，色老四坚决不承认。无奈之下，永仁支书亲自出马。为防出现意外，还请来了色的两个哥哥。永仁支书坐到生产队的炕上喝茶，不软不硬的招呼色老四也喝茶，他竟没事人似的一跨腿上炕，笑着喝开了，露出一颗镶银牙，一副看你能把我咋样的神气。
支书好言相劝，反复做思想工作，无效；又施加压力，咋呼要让他站砖头窄面，站擀面杖，甚至提出上交公社公安特派员上铐子，也不见怕。支书使出了最后的绝招，拍了一下腰上吊下来的小指头粗细的麻绳挽子，如同手枪缨子，和他对视了一会；又把马灯举到色的脸跟前，观察好一会，问道：我问你最后一次，你到底拿了没有？色老四依然平静如水，说：没拿就是没拿么，不能硬说我拿了吧。支书冷不丁喝了一句：没拿？那你发什么抖？这话发生了奇效，色果然抖开了，而且越来越厉害，满脸流汗，在马灯的照耀下狼狈不堪，承认是他拿了，是娶媳妇缺钱，起了意。支书趁热打铁，叫他在笔录上画押，让他的哥哥也画押做证。但是此事并没有深究，只让色老四退了赃，又写了检查书和保证书。过了两年根据其表现，还让他加入了共青团。但是色氏一族自此和支书结下了疙瘩，在文革中发难。
1976年巴生老汉偷钱案。巴生老汉在李某家喝了午茶，趁机偷了李某挂在墙上的衣服兜里的20元钱。时任支书升格仁沁和笔者负责破案。可是问询到半夜巴生还是不承认。支书安排我和巴生在队房隔桌而睡。黎明时分巴生老汉叫醒酣睡的笔者，脸色灰白，拿烟杆的手抖个不住，嘴也抖得含不住烟嘴，承认说他拿了，现在就把钱寻回来。在黎明前的漆黑中，他以猎人的轻盈快速步伐在前头走，笔者简直赶不上了，跑步撵起来。赶到巴图的柴禾堆跟前时，他已经把钱找回来了，交给了我。原来他觉得事情不对劲了，就在前一天的黄昏时分，就势把钱藏进柴堆里去了，夜里想到如果天亮以后被人捡走那不是坏了？越想越怕，就招了。此后不几天，他的大儿子和门德去偷兵团海子里的渔网和鱼，被逮住了。是笔者给代写的检查书，支书从兵团把他领回来的。父子双星同辉，一时传为笑话。但是此事没有政治化处理，内部压了。
侦破叶华未婚生子事件。1976冬季，正在进行路线教育。四队队长金刚急令团小组召开大会，让叶华交代问题。那时候，因为年轻人都爱和叶华打闹玩耍，所以都人人自危，怕捎上一股子，被牵连。1976年10月19日笔者在日记里写道：胡乱的猜忌是毒药：害了自己，冤枉了同志，结果破坏了团结，有害于革命。按照那个时候特有的掩饰性写法，这表明笔者的内心焦躁不安了。据估计金刚的假想敌手也想把事情弄混，很可能出主意叫叶华咬一片人出来，收拾不了场面，他可以金蝉脱壳。笔者作为团小组长如履薄冰，带着沉重的忧虑和担心，于1976年12月17日召集会议。当天的日记写道：“17日全队开青年会，破获……”虽然寥寥数语，但是事情的经过至今清楚记得。在队部的土坯房里，十几个团员坐着，叶华坐在锅头跟前的炕沿上，金刚队长照例坐在角落里静静抽烟，眼皮子都不抬。会议开始，团小组长义正词严，让叶华交代问题，争取重新做人。驻队干部是个小青年，因为屡受塞迪等人的讥讽，说他在队部“坐月子”，意思是无所事事，白吃国家的饭，所以要借此机会证明自己并不是白食的人，要有所作为，于是也声色俱厉。叶在纵横交错的火力猛射下，始终不承认。后来在猛烈的追问下说是从临河县往回走，天气晚了，在柳林里突然出来一个人，就那么个了。再不语。团小组长见无战果，立即正告道，要老实交代，（国家）那么大的案子都能破了，这点事情算什么。忽觉内急，出去在库房背风处解了手，急急回到屋内，气氛已经是比较轻松的样子，干部面露喜色说（叶华）承认了，是王某。那个团小组长就是笔者。多少年以后，经历了调工资的会上去解了一下手，调资的名单中已然没有了本人名单的惊险，笔者后怕那次的解手不明智，假如叶华供出是你，咋办？所以那次是绝不应该出去的。笔者从此切忌关键时刻解手。按照叶华的交待，事情的真相果然如金刚所分析，是王某经常携酒去其家，把她哥和另一人都灌醉后，钻进她的被窝的。于是据实上报大队和工作队，说四队革命群众强烈要求严惩破坏军婚的王某。支书洞知其谋，以所谓军婚并没有形成事实为由，在工作队的同意下冷处理了。金刚不平，给公社写材料反映，据说那字体是娃娃的字，估计是叫外甥写的。事情终无果。翌年，叶华又生一子，还是无主，却也无人过问了。说明再小的事情一旦有了政治意义和权力斗争内涵，就不是小事了；如果剔去了政治意义，事情才不至于变大。所以政治化是很可警惕的事情。
前十来年，李八老汉的孙女婿酒后滋事，被岳丈叫人捆绑，扔进吉普车里，拉到60里外的镇派出所。派出所听说是一家子，把女婿训了一通，岳丈原路把女婿拉回去了。六金的大羯子突然不见了，寻踪找到十几里外的一家邻居，把事情说了。那家的男主人恍然大悟道：怪不得那两天这灰小子直管喝茶，一人喝了足足两大壶。于是叫承认错误。六金道，承认了就行了，不要怪罪了，不追究了，不必赔偿了，邻居嘛。对方再三说好话，给赔了一个大羯子，算了事。这个牧民实诚，有就有，不狡辩推脱。此外再没有听说什么大案要案。最近才听说有个在外闯荡的阿斯哈村后生贩枪犯了事。这算是阿斯哈村首例出村的刑事案件，50年无大案的记录被突破了。时代把人的欲望过度释放了，应了那句老俗语：银子白眼睛红。被欲望烧红了眼的人如恶狼呵。
五、政策照顾
新中国成立，医疗队、抗梅队（治疗梅毒）治病祛疾。兴教育，设医院，蒙古族人丁得以由衰转兴。公社化后，虽然吃不饱，但是保证了360斤粗粮，没有饿死过人。那些年发布票，蒙古人多发7尺。
1976年冬，阿斯哈村四队每人分了2斤大米、2两胡油，是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果实惠及百姓之举；不管蒙汉都有份，体现普天同庆。过年吃上了一顿大米焖饭和大米肉稀饭，多少年没见过了，值得记载。牧民子弟上学有助学金。1970年代记得是按住校生数乘以8元/月再乘以60%。这个标准到新世纪后调高到60——80元/人.月。这是市里定的额度，比汉族学生的高一些。
计划生育，规定汉族农民要一个孩子；如果头一个孩子是女孩，隔几年可以再要一个孩子。蒙古族的可以多要一个。
考大专院校，蒙古族生分数线低些。蒙古族孩子考汉高中，录取分数线可以降低10到16分。这二年培训牧民子弟进城打工，考机动车驾照免学费。但是用汉语考，蒙古族学生为难；听说现在有了蒙古文题了。
义务教育、扶贫、取消税费、合作医疗、养老金等普惠性政策这里略记。
六、文革诸事
文革在阿斯哈村并不是惨烈的，没有直接整死人。因为多数住户二三十年间从外地迁入，较短的时间里还没有形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和深刻的怨恨。传说一些外来户还相互安顿，运动中不要相互揭发，以便安然过关。多数的汉族则是文革那年才迁移过来，人生地不熟，只是忙于设法填饱肚子了，和本地人就少了瓜葛，不愿意惹人，少了革命动力。蒙汉百姓心性憨直厚道，即使有几个爱出风头好争权的人煽动，沉默的多数只是逆来顺受，以不变应万变。
1964——1967年是文革风暴的显形阶段。在“四清运动”中，为大队伙食上的一张羊皮的去向，群众揭发到永仁支书的头上。笔者后来搞纪检工作，对那时的群众探幽发微的能力和雪亮的眼睛非常向往，曾经以此为例，阐发了反腐败要坚决依靠群众的看法。
1966、1967年大学毛主席著作，人人谈学习心得。学生娃娃成了学习宣传的主力军，拦住行人叫背诵老三篇。在村子里的学习会上，笔者背诵老三篇，引得众人叹赏。老人悄悄议论，和过去喇嘛念经的做法差不多。破四旧的风潮中妇女的首饰头戴长袍靴子都处理掉了，后来直说可惜可惜。上面通知过春节不让糊窗子贴对联，有一家柳编厂的工人家糊了新窗户纸，被一青年扯掉了。后来兴起两派斗争，笔者在学校糊里糊涂加入了一个敢闯战斗队。有次去寻毛驴，路上碰见一个小学同学，两个人派系不同，站着辩论对错，足有一个小时，毛驴进了人家地里引起人家的吼喊，才不便恋战，鸣金收兵。听说旗里在武斗，笔者做了一个弹弓，临睡压在枕头下边，如同乱世的战士，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1968年初，在大队的东墙上写出“打到某某”的标语，是蒙古文字的，以蛇状之，还吐着蛇信，甚具艺术性。此后小孩子们给老师写大字报，蛇形字体盛行一时。
革命高潮是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和接踵而至的挖内人党。清理阶级队伍以贫协会为主力军。划阶级的办法是群众揭批，贫协会决定，揪出批斗。一时批斗会成了娱乐形式。捆绑人比捆牲口也容易。好多自疑者把衣服穿得厚厚的，以便应付难以预料的捆绑待遇。笔者的父亲是被我的表哥叫走的，我背柴禾回来，见表哥刚吃了油糕粉汤，满脸放光，擦着油嘴。母亲说他有口福，从来不来家，一来碰上好吃的了。表哥打着饱嗝说笔者：背柴禾了？革命运动也要参加嘛。后来才得知父亲这是第一次参加批斗，从此跌入深渊。笔者的哥哥回忆：1969年初有一天他跟上生产队马车去公社的供销社，碰见敞篷班车上有人叫他的名字。过去一看，是旗武装部的一个部长，在四清当借干时候认识的。部长说，旗里挖开内人党了，不几天就会到这儿的，交待了就行，千万不能硬顶，认识了错误就没事了。这不，我交待了，现在没事了，要去五七干校学习。说得他蒙蒙懂懂。过了几天，果然有人叫他了。在六金的空房子里，炕上放着一个办公桌，角落里斜担着丈二长碗口粗的抬杆，上头挂着一挽子细麻绳。办公桌后头坐着一个刚复员回来的军人干部，记录员坐在旁边。“交待哇，看见了吧？！”他们说，意思是看看这阵势。之后开始上手捆人。捆绑刘某，听见众人说（刘某）屙了尿了，昏了，给浇冷水。石某则劲大，不跪，塞迪等几个人弄了半天，费了好大劲才捆起来。复员军人干部厉声问笔者的哥哥：是不是内人党？老实交代。他那一阵儿懵懂了，想：是指入团的事情？那是黄仁沁介绍的呀，立即想起部长的话，你一交待乱说一气，把那个人就逮起来了。于是说了自己入团的事情，别的不清楚，再想一想。于是被勒令在墙角蹲着反思。另一个可疑分子悄悄说，今夜的形势不太对劲，得多穿点衣服，捆起来好衬一些。他受到启发，要回去穿衣服，后头还跟了两个民兵。回家把所有的衣服都里三层外三层穿上了，外头套上白茬子皮袄。那晚虽然没被捆，但是斗上了，好几次。后来传达林彪事件，生产队通知开会，那么多的人，指名叫他从会场出去，好尴尬。出外工，挖排干，人家学习，他一个人在村子里转悠，还怕被人认出是坏人而挨斗。
人际旧隙如同老残病灶，随风暴发作。有相互攻击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结果共食苦果的。有挑拨无知的小孩子造父母的反，和坏分子父母脱离关系的。旧隙被充分放大，恶性被毫无遮拦地发泄。也有亮点，那就是二小队，压得很稳，就是不行动。
1969年冬天是在普遍的战争恐慌中度过的。有的人家把可怜的几十斤猪羊肉装进筐子里，掩入柴禾堆里。仁达老汉赶着小毛驴车，拉着铺盖卷和两半袋玉米面往梁外高原赶，逢人便说后山来了很多外国兵，很快就要冲到这儿了。人们战战兢兢，度日如年。
在一片惊惧中，资本主义悄悄复辟了。左邻右舍聚在一起，喝砖茶，喝劣质的薯干酒。先唱几首语录歌“下定决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权作保护色；接着酒酣耳热，老民歌上来了，“沙滩上的泉水”、“白白的圆沙”唱得声嘶力竭，划破天空，惊得鸡飞狗跳。过年了，照样贴对子，糊窗户，串邻里。小青年跟上大人走，也喝了几杯，傻笑不止，被大人斥为傻小子。上课的学生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那以后批林批孔、反击右亲翻案风……名堂一片，人们麻木了，唯有在自留地里才有真精神，还有就是谁和谁有流氓关系了等传闻才可提神。
1976年3月10日始，扫帚星出现在黎明时分的东南天空，滞留十天之久。老人们沉吟：这对主子不好。那一年果然不好。年初周总理走了；夏天朱总司令走了；秋天毛主席没有了，天塌了，怎么办？生产队放假半天，众人从收秋的地里回来，集中在生产队饲养院前听广播，携镰刀默哀，好多人的裤管袖筒还高高挽着。接着是打倒四人帮，公社卫生院的院长过来叫队长批一只羊，坐在队部的铺盖卷上绘声绘色地说江青和谁好上了，屁股是假的，头发也假的，等等，听得人很稀奇，比听文件有趣。那年冬天快过年了，上头给每个牧民分了二斤大米二两胡麻油。在牧民看来这才实惠。接着恢复高考，几个知青考走了。1979年平反昭雪，大家奇怪，毛主席在时压住的坏人说没事就没事了，也怪呀。在大家的印象里，这些都是铁定的东西，却都翻开来了。
文革的影响在阿斯哈是久远的。
人与人之间的裂隙深刻地划下了，谁是如何，谁得防着，心不好，心里清清楚楚，而且给后代做了交待。最起码两代人是受这个伤痛的深刻影响。直到现在听说某某得了坏病死了，当年受其害的人点头称心，盖棺定论道：报应呵，给人操坏心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永仁支书的悟道是：为人不可操坏心，要多做好事，对后代好。他举出自己的儿子侄儿的现在状况来佐证自己的理论的正确性。金刚老汉说杜某在文革中红得发紫，结果现在老婆佝偻，脸贴着地皮缘行，那都是没做好事的过。
人们对国家、领袖、上级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崇拜、服从变为信仰犹豫不定，疑惑道：国家也哄人了，靠不住，形势可得假跟，真跟就往往吃亏。
人们总结出在看不清摸不明的混沌形势下，最好的方法是留后路，事情不做绝，形象的叫做：摸癞头，留后路；该杀的打打即可。政治上反欺骗防上当的自主意识猛增了。
人们对人性的恶有了警惕性。金刚老汉今年说起以前的事情，说：他当年受了巴营长案件的牵连可受苦了，但是有时候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么个东西牵扯住自己，很可能在文革中头脑一热闯下大祸了。他的这话引起笔者的联想：如果塞迪弟兄没有富人舅舅的牵绊和色老四偷钱的尾巴被人攥着；如果道尔计家的帮工没有在那么巧的时间来证明是他们家的长工；如果公社贫协会主任的哥哥没有被发现原来是三青团员，由此上吊自杀……没有这些把柄抑制了积极分子们的恶性的膨胀，阿斯哈村不知还要折腾成什么样子。
还有一个教训是社会的动乱不宁往往伴随着阿斯哈土地牧场的迅速流失。在高压和狂热下，好多土地被无偿征走，大概占到20%还多。
通过对比蒙古人和汉人在文革中的表现，牧民认为蒙古人容易盲目轻信，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没有锅盖般地沸腾”。
在阿斯哈的邻村，当文革时候的领袖人物搬到别处，人们聚集在一起，向他们的搬家车扬沙，以示鄙夷和庆祝他们滚蛋。在阿斯哈没有听说有这个现象，就是塞迪搬家也没有发生这种动静。阿斯哈人还是善良的，他们认为他们（积极分子）瞎老百姓知道什么，上面叫做什么，跟上做而已。
文革中有三种自保方法。一种是充当垃圾，让积极分子失去挑战的欲望，俗称没有民愤，马西喇嘛是突出的例子。还有一个国民党散兵，姓陈，解放前流落到此，娶了一个蒙古傻女人，生下好几个孩子，家脏得按照阿斯哈的比喻如同打死了讨吃子，脏乱不堪。他会说一口河南口音的蒙古话，牧民谑骂他黑屁股，他也不恼。文化革命中他们这类人安然无恙，奇迹般逍遥度过。还有一种是凶悍无比的死汉。阿斯哈邻村有个散兵游勇出身的东北蒙古汉子，就是同嘎的父亲，力大无比，听说一拳打死了干扰他屙屎的大牮牛。他平时好吹嘘，什么也看不下，所以文革中贫协会想动他。他察觉后躲在屋子里，对屋子外边准备捉他的人们扬言，谁进来就是一棒子，爷爷的棒可没长眼睛，你们先摸摸你们脑壳的缝子合住没有，免得后悔！这顿咋呼起了作用，谁也怕头上开缝子，没有人敢冲进来。他夺门而出，骑上骆驼远游，把风头躲过去，安然脱身。第三种办法是瞅准觊觎和不怀好意者的软肋，一招制敌，如永仁支书击退敌手那样。其关键是平时留心察访，积累弹药，关键时候拿出来使用。但是最好的办法是平时不要害人，多做好事善事，化怨恨于无形，这是长期的政治人生优质股。
说到自己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永仁支书认为是两个原因。其一是为工作上的事情惹了人，比如塞迪他们弟兄几个就对羔子无偿入社不满意；色仁对他们家大黄骡子归了社不满意。其二是权力问题，争那点权，道尔计就是这种人，有什么呀，顶多批一两只羊，还瞎惹人。更多的人是跟着跑，听党的话，叫打人就打人。结果扔出的棒子旋回来把自己的头打了，真不合算。
对文革的反思，在阿斯哈村还在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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