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图：2000年前的阿斯哈村简图。
金子般的故土，圣水似的河：迁徙与落脚
一、落脚此地
蒙古人原本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牧，居无定所。明朝中叶，修筑长城，弃守河套 ，蒙古鄂尔多斯部进入河套地区驻牧，从此再没有离开。清朝实行分旗而治，鄂尔多斯部被分为七个旗。旗下设参领和佐领，一如现在的区和乡。杭锦旗解放前有8个参领区，36个佐领。那时以管理人丁为主要管理方法，不同的旗、参领、佐领之间也有穿插游牧的情况，但是基本稳定了地界范围。清朝政府对蒙古族和汉族实行隔离政策，不允许相互往来。直到清朝中叶以后，以内地旅蒙商和灾民为先导，汉族开始向蒙古地方流动讨生活，俗称“走西口”。旗衙门对此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因为这些移民给牧区带来了劳动力，创造了农产品，丰富了蒙古人的生活。加上后来遭大灾，旗衙门欠下商人巨债，财政拮据，无以偿债，旗衙门出于开源节流的设想，19世纪30年代即报请理藩院开垦后套地方而未获准允。然而开垦已经自然进行了。20世纪初，清朝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把目光投向边疆之地，国家开垦兴起。这对蒙旗利益形成威胁，自然反对，但是难以阻挡日盛的开垦。
阿斯哈的蒙古人十有八九是解放前从黄河北边背井离乡而来的。笔者的三叔说：在杭哈自他记事的1940年代前后，我们家就搬了三次。起初我们家有两个蒙古包，后来盖了土房。为什么过黄河的？答曰：跟上庙过来的。为什么庙要迁徙呢？肥沃膏粱之地，因为农耕挤迫 ，兵匪糟害，时世维艰，只好弃而他去，涉过大河，躲进荒漠。这个逃逸魔咒此后时时念响，牧民慌乱的奔逃步伐也从没有停止。膏粱之地到荒僻生地，再往荒漠，这是阿斯哈村蒙古人迁徙的轨迹。笔者的奶奶怅惘地回忆：在她年轻时候，大约1920年代，杭哈那地方的牧野遍地是比人还高的枳芨和红柳林，人骑都会被淹没。牛马游走其间，如同鱼儿入海无踪影，只能凭其脖项上的铃铛声寻找。后来猪驴鸡遍地跑开了。
1950年代初，这些蒙古人在黄河畔新开了一些地，自己耕种。笔者在1980年代碰到那个时候在我们那儿当区长的一位老干部，啧啧称叹笔者的生母是农作的一把好手，那个时候背着孩子黎明即起赶牛耕地，临回家还不误割一大背猪菜背回家。阿斯哈村的辖区几经变化，人口翻番，土地不增反减。1950年代末期，旗里调整农牧业布局，蒙汉联合社分家，我们家和20多户蒙古人家东迁20多里，进入阿斯哈沙漠，把成熟的田地再次让出来给了农业队。到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发建设谈何容易。但是那个时候的人觉悟高，没有说个不字。1966年，旗里建立林场，划去了阿斯哈村20多平方公里土地。那个时候政治高于一切，说是政治任务，支书也不敢说什么。和别的农业村也发生争地纠纷，上边一律以承认历史，尊重现实为原则，进行调停，还得让出土地。
阿斯哈村注定是落魄逃逸者的落脚之地。1965年以前，汉族老户只有七八家，其中有几个国民党逃兵。籍贯有河南的，有甘肃的，有东北的，都说带有浓重外地口音的蒙古话。他们和蒙古人家相处和睦。起的名字奇奇怪怪，如有叫鞑子的，有叫梅林、加朗（解放前蒙古人官衔，相当于区长乡长级别）的。1965年，鄂尔多斯高原年赤地千里，遭到了百年一遇的旱灾。最耐旱的柠条也半死不活；沙蒿全部枯死，人畜饮水严重困难。牲畜饿得相互薅食羊毛来止饿。成群的羊被大风卷走。有的人家的牲畜绝了种。死亡的牲畜肉也被用来饲喂饥寒交迫半死不活的羊。那时候人们的思想觉悟高，为了救活集体的羊，有的妇女用自己的奶水喂羊羔，乳头被饿疯的羊羔咬伤。说是人定胜天，但老天爷发脾气，人也就没了脾气。在政府的安排下，好多汉族移民从三四百里外搬迁到黄河畔，住到阿斯哈村的，足有百十户。他们居住到阿斯哈村的黄河畔，形成了三个移民村落。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饿怕了。家里没有多少东西，大炕上只铺着一条毡子，那是老人或者来客人才坐上去的，其它是光溜溜的炕皮。但是必有十来个大瓮，每家秋季腌制大白菜最低1500斤，甚至2000多斤。他们搂草籽权充食粮果腹，肩拉密密实实的钉耙，把草场耙得红红一片，故称其耙为刮地穷。这一点受到牧民的诟病，认为他们糟害牧场。他们谨小慎微，不敢惹人。永仁支书公平对待，很是照护他们这些惊弓之鸟般的移民。三小队规定社员不能用队里的牲畜碾米磨面。本地户都有自留大牲畜，难不住。这些新来的移民几乎是拉着讨吃棍来的，没有牲畜可用，只好自己转圈推磨或用小手磨。这事被永仁知道了，把小队长批评了一通，重新规定移民可以用生产队的牲畜围磨碾米。还有分粮，移民不知是粮食不够吃或者是饿怕形成的习性，非要在大队发粮的前一天成群结队来了，在仓库周围铺着口袋躺下一片人，死等发粮。这情形被永仁支书看见了，把小保管骂了一顿，勒令他开仓放粮。这些点滴之事，被他们记在心里，感到了温暖。由于这点，这些移民户在文革中暗地同情被夺了权的永仁支书。但是黄河畔湿地的蚊子叮人实在厉害，一咬一个红疙瘩；农活儿也重，吃得又差。看见小汽车从路上过，他们就撵过去拦住，质问当官的为什么把他们哄到这蚊子成群，到处是水洼的地方，还吃不饱，简陋的新房子没等干了就住进去，大人小孩爱感冒。他们留恋高原上的老家，闹着要回老家。在文革中，他们对旗里主张此事的书记很不满意，提了很多意见。他们编出笑话、顺口溜曲折地表达抱怨，和本地人进行舆论战。有蚊虫飞旋，他们就说：嗡嗡嗡咬生灵，不要咬移民咬球楞。河畔的人笑话他们往水瓮里淹鱼，直喊这鱼怎么还不死。还说一个梁外移民突然倒卧在土路上死掉了。人们奇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怎么就突然没气了？把人掀开一看，他的鼻子正好对着一汪牛蹄印子里积下的雨水，他是绊倒后鼻子呛进一点雨水，淹死的。这是说他们见水就怕，半碗水就足以丢命。他们那个时候摆脱不了客居的心态。但是他们凭借勤劳和脑筋，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致富，阿斯哈村的富户多出其间。
到了1980年代草原和土地承包到户，土地产权明晰了，牧民的土地权益意识进一步增强了。好多牧民把自己分得的沙漠用铁丝网圈起来，进行轮牧或者种草种树。据达楞说，每个人分了200亩。虽然是沙化了的低等级草场，一经成了个人的就成了宝贝。前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政府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基本保留了先前的土地和草场。五六年前传出一位企业家要建设沙产业，要把牧民的草场全部收回去统一经营。牧民信不过那位企业家的人品和实力，异口同声反对，致使其宏伟计划流产。2007年政府实行禁牧政策，对沙漠草场实行补助和五年赎回措施。每个牧民一年补助3000元，连续补5年；每户补助房屋款20000元。后经牧民和政府博弈谈判，每户增加补助10000元。钱一次性交到牧民手里，走人搬家，铲除旧居。在这5年间，政府通过职业培训教会牧民谋生本事，也就是开汽车啦，做饭啦，理发啦等。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人性化的，以利益引导的。阿斯哈村的牧民全部搬到河畔的大村里。他们多数继续经营自己的河头地，同时观望五年以后的政策走向。但是有一点他们心里很笃定：说一千道一万，草场是法定给我的，谁也不能白白拿走。我们可不做那种毛驴没了，卖驴的二两银子也没有了的赔帐买卖。他们对调虎离山后的鹊巢鸠占的危险相当警惕，怕他们走了，后脚被别人占领故土。他们对以前的历史进行反思，诘问水利段怎么就把水渠两边的地当作他们的土地，称主儿处理？谁批准的？问询到老支书永仁那儿，永仁解释说，那是1960年代的事情，那个时候旗里的确有这种规定，大队是照此执行的，但是没有形成文件记录，查不到的，谁有心，谁可以追究，打官司也行嘛。金刚老汉声言要追究此事，最起码临死以前给后人留下点土地。阿斯哈村牧民的土地意识和几十年前大为不同了。
黄河在北，沙漠在南，滩地在中，这是阿斯哈地貌特征。东西25里，南北20里，沙漠面积占七成。
沙丘间生长着沙蒿，还有零星的沙竹、豋香等杂草，据说是荒漠化加深的标志性植物。沙蒿茎叶发苦，不算是优质牧草，只可供半饱的羊咀嚼吊命，但是有覆盖沙漠的用处。因为吃沙蒿，阿斯哈的羊肉有些发苦，不算是好肉。可能这也影响了阿斯哈人在社会上送礼办事。阿斯哈村的自然气候是两极化的。雨水好的年份，沙漠上还会长些艾蒿等小草，密密丛丛，遮住了沙漠的洼处，牧民形容为在沙漠草丛上拉着羊肉走，也沾不上沙粒。但是这种好年份十年一遇。十年九旱是这里的气候常态，年降水只有23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达到2000多毫米。沙漠里稍有风就漫天扬黄沙，刮得人眼都睁不开，而且沙地草场贫瘠得象谢了顶的人头。笔者1976年11月12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今天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四周的天边滚动着灰黄色的风墙，一股股移动的尘柱，从遥远的天边耸起，窜入清冷的高空。”人为的祸害也不少。阿斯哈牧民早先有约定俗成的规矩，禁忌把牧场表皮土破坏掉。烧柴捡枯干的沙蒿根茎或者是烧羊粪和羊粪砖。这些都是为了保护脆弱的沙漠生态环境。但是农业队的人这个意识不强，他们成群结队到沙漠里掏柴禾，把嫩的绿的沙蒿都掏掉，背起庞大的柴禾捆鱼贯而回。后来干脆换成牛车马车，深入牧场二三十里拉柴禾。还有掏甘草的人群，为了掏出粗大的根子，挖成一人多深的沙坑，有的人被沙坑陷落埋掉了。1960年代末甘草因过度采挖而绝迹。1970年代割麻黄草是一项来钱的副业，不久没有了麻黄草的影子。草场上盛产一种毒草，本地人叫做醉马草，羊和马非常爱吃，吃了就摇摇晃晃，失去自制力而死去。人如果躺在长有醉马草的草滩上睡着了，起来就摇摆不定。生态条件日益差劲，该长的不好好长，不该长的却疯长。1980年代山羊绒由原先的几块钱猛涨成百十来元，山羊成了宝贝，载畜量猛增，对原本就脆弱的沙漠草场形成了更大的压力。生态恶化，到处光溜溜的，没有遮拦，有的地方媳妇闺女解手，得有几个同伴组成人墙遮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保护牧场就成了牧业队的重任。笔者和伙伴们经常在沙里巡游，截获柴禾车就押回来。直到1980年代，煤炭供应充足了，不用拉柴禾了，再说承包到户了，牧民看得紧了，而且沙漠生态不行了，没有什么好柴禾了，砍伐才停顿了。所以现在禁牧休牧也是无奈之举，不得不如此。
黄河既是阿斯哈人的衣食父母，有时也是他们的灾星。解放前有祭河的仪式，这里有崇奉也有敬畏的意思。黄河河床变动所形成的冲积平原是阿斯哈村的黄金宝地。这里土地肥沃，灌排配套，是优良的种植区域。笔者1976年4月26日的日记写道：“生气勃勃的春天的气息在笼罩着这里。小麦已经破土而出，形成一方格一方格的嫩绿的地毯；原野上青草点点，树木吐芽舒枝；燕子、鸿雁、鵏成群结队在高空飞过，落在河滩上觅食。黄河象碧色的带子，从北面蜿蜒而过－－太阳的宜人光辉使世间万物竞相自由。到了夜晚可就成了小动物们的自由世界了。不知在哪儿的水里或者草里，它们在丰富多彩地尽情地鸣叫；其中蛤蟆的叫声最亮、最容易识别：呱呱呱……连续的八方而起的声音，寻不见起处的声音。多么宁静的暮春夜，多么美丽的大自然。”阿斯哈有这种地理优势，沙漠旱了有河畔，河畔涝了有沙漠，可以调剂。因如此，才安然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和1965年大灾。但是有河之利，也有河患。笔者老家的土房仅在1950年代就被黄河淘进去两次。1959年夏天，黄河本来离我们家三四里远的，突然发疯般淘开南岸了，不断响起打雷般的轰隆声，此起彼伏，那是十来平方米大块岸土落入河里激起的响声。我们夜里都睡不稳，早晨就起来看昨晚做的标记还有没有，判断河淘的速度。不到三个月，那儿的人都被肆虐的黄河赶走。阿斯哈在哪儿？大人指着茫茫的河彼岸说，在对岸。一个村落被黄河活生生吃掉了。1970年代中期，黄河再度南攻，把二小队的几百亩耕地和几千亩牧场都淘进去了，无地可种的人们，被大队迁移并入别的小队。一个小队被河水抹掉了。黄河那些年足有五六里宽。还有结冰和开河前的扎冰坝，致使流通不畅，冰水溢出，淹没村庄农户。笔者参与建造的小队队部，就是在1980年代初一次冰水灾中成了牺牲品的。河水淹没庄稼是家常便饭。1976年夏，我们在黄河畔扎了帐篷住着，轮班监视河水涨势，加固堤坝，保护几百亩长势旺盛的黑豆地。一个月圆之夜，河水猛涨，堤坝外的河水晃悠悠地亮着，几乎漫过来。后半夜，终于一处溃堤，射出脸盆粗的水柱。我们情急之下把铺的毡子填入缺口，却被肆虐的河水连人带毡子抛到一边，眼睁睁看着河水迅速扯出一丈宽的大口子，向黑豆地猛灌，毫无办法。掉到河里淹死、冬天不小心掉进亮子里钻顶棚（掉进冰层下）的事情也偶有发生。1970年代末黄河又向北改道，给阿斯哈村丢下几千亩的河滩地，俗称河头地。这一次黄河带来了福音，阿斯哈人凭靠着这些地过起了好日子。1980年代以后黄河水越来越少，春天水更少，甚至有人拣那狭窄处跳跃过去到了彼岸。即使是七八月，再也听不到从前那样声震十几里的洪涛声，轰轰隆隆的淘岸入水声，看不到满河的芦苇团子和水泡的漂浮，那是涨水的显著标志。黄河似乎失去了野性。这次以后至今再没有大规模改道。
这两类自然地理特性使阿斯哈的牧民练就了亦牧以农的生计技巧，较早掌握了农耕技术。汉族农民的吃苦耐劳特性也影响了牧民。当我问到阿斯哈人为什么较快适应了禁牧后的生活，三叔说，靠近黄河，学的对岸的巴盟呗。巴彦淖尔市是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农业生产技术向来先进。阿斯哈人耳濡目染了后套农作区的先进的耕作制度。黄河养育了阿斯哈人，是他们的衣食来源。荒凉贫瘠的沙漠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但是牧民并不嫌弃沙漠。因为沙漠里才仅存完整的传统蒙古文化，才存有自由的游牧生活，更有浪漫的爱情和淳朴的热情。在平常的印象中，沙漠是荒凉的，随风狂舞的。在牧民意识里，沙漠不但是救济饥饿的牲畜的，也是接纳落魄的落荒者的，是歌唱着的。因此民歌《白沙角》是宴饮中的必唱歌曲，其开篇即诵吟道：白沙角上坐惯了，三天的约期过去了，我心悲戚不已呀……。他们走出了沙漠，但是感情还是给沙漠生活留着，中老年人更是这样。养育的地方如金子，止渴的水赛圣水，他们经常这样叨叨。沙漠草场是国家法定承包划分给他们的，和河头地一样成了他们生存的根本，不爱才怪呢。
禁牧休牧的生态效益的确不错。一位离开阿斯哈村十多年的老太太去年去了一趟阿斯哈村，回来对笔者感叹道：原来光秃秃的沙梁被长势茂盛的芦苇丛罩住了；沙漠洼地里杂草密密麻麻，上边拉肉也沾不上沙子。
二、村落
在几十年的迁徙中，阿斯哈村里形成十多个自然村落。全村人口近千，蒙古族略多些。这些蒙古和汉族移民，逐渐在阿斯哈村吃到了甜头，早把移民的不适脱敏掉了。现在他们都庆幸来到这个地方：要沙有沙，要河有河，要地有地，好地方。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实行沙漠禁牧休牧，眼看着过去象鸵鸟一样躲进沙漠深处的其他村子的牧民被动员诱导出沙漠故乡，成为无所事事的一群，成为无根之草，而阿斯哈的牧民已经从沙漠里早走出三四十年，站稳了脚跟，既得到沙漠草场的休牧补助，又有种地之利，一点不做难。解放前牧民来这儿，好户子是骆驼驮着家当来的，中等户是牛车拉来家当；末等户是黑毛驴驮来全部家当的，或者干脆人背来的。解放后那一批农民是马车上拉着几十只大瓮（好几户一车）搬来的，几乎是难民。现在叫他们搬，一家没有两带挂车能走了？！
这几十年间，阿斯哈村地界有过两次变化。一次是1950年代末，西北角被切掉了，是给农业公社腾出好耕地。1960年中期，西南拐子和东北拐子切没了，是给国营林场腾出林地。下面就说西南拐子上的两个自然村落，或许借此可以窥知蒙古村落的实情。
（一）丹比布窿 ：一个抹掉的蒙古村落
1962年，随着原公社分为农业牧业两个公社，牧民又迁移，笔者的家搬到了单比布窿，是阿斯哈大队的最西边缘。小村落处于黄河冲积平原和库布奇沙漠之间，遍地长着冬青。单比喇嘛是开村之人，故此叫丹比布隆。丹比是人名，布隆是拐角的意思，引申之意为村落。他家住在呈弧型居住的十来户的正中间。他是喇嘛出身，矮而胖，走路摇摇摆摆；吃东西很响，吃一般的饭也如同吃什么珍馐，吃完了还把银碗舔舐干净，舌头够不着就用食指刮着送到舌面上，吧砸嘴，感叹道：又吃了一顿好饭，好呵，香呵，真好啊，佛的恩赐呀……丹比喇嘛娶了个不笑不说话的老太婆，说起话来抑扬顿挫，象是唱歌，仪态优雅。她教训我们小孩道：你们的父母，还有长辈叫你们的名字，怎么能象公牛掉身子那么粗鲁，还不耐烦地质问大人：咋呀！休得无礼……应该轻快柔和地回应：扎……小孩们有所改变，但不叫“扎”，只应“呵”。这是那个年代我们得到的唯一的礼仪训练。正月初一，孩子们去给长辈拜年，丹比老汉手持哈达稳稳坐在炕桌后面；待我们磕头，他祝道：寿数长长，幸福久久……然后以手轻触孩子头顶，让我们把放在哈达上的礼物－－五角钱或一把糖、枣捧起。其他人家无此礼仪，只给吃几块糖枣。
单比家左手第一家是德利格尔家，一间土坯房，无院墙。柴堆上永远只有老鹰窝那么一点柴禾。德的父亲一醉了就哭，说他们穷，受富人小看了。
左手第二家叫柴四，汉族，有五十多岁，患着严重的哮喘。他是皮匠，院里充溢着沤皮子的臭味。老婆是个蒙古人，病恹恹的，脸色灰黑，脑门上常印着紫黑的火罐印子。他家有两个闺女。有个时期，田营副圪旦的 光棍胡鞑子成了这儿的常客，成夜道古，说穆桂英挂帅，说薛仁贵，说十二寡妇西征，听得大人小孩央求：再道一会儿吧……
左手第三户，也是这个村子及至阿斯哈的首富，叫皮吉。三间正房，高墙大院，虽是土坯砌成，染泥抹墙，却也森然威严，显得深不可测。男主人精壮威风，眉宇间有一个三角形刻痕，如利剑待发。老婆叫莎仁，黄色皮肤，富态，笑模笑样，是大队的妇女主任，经常组织这几户学习开会，提出表扬和批评。这两口子没有小孩子，继养了小外甥女，叫朗清，穿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做活麻利，走路轻捷，几乎从不出大院来玩耍，叫小孩子们奇怪、羡慕。
右手第一户叫扎明，是公社的兽医站长，外号“蹬步走”，因为走路弓着腰，象拉什么东西吃力向前走，永远急匆匆的 。他家也是高墙大院，但是神秘性没有皮吉家大，因为他们的养子朝可图凸着金鱼眼，学着公羊追母羊的样子，嘬着嘴唇，“啵啵啵”地乱叫，追逐小女孩，逗得孩子们大笑，和大家很热乎，经常玩在一块。只是学习成绩太差，光是三年级就念了三年，最后小学没能毕业。
右手第二家叫巴拉，一个沉默无语，每天只知道跟着羊屁股走的黑脸男子。他在大风中放羊回来，土头土脸的，端起一碗冷米饭，望着锅里沸腾的肉汤，嗫嚅着说：舀点肉汤泡泡。妻子阿穆尔不情愿似地撇了一小勺汤汁，倒进他的碗里。他们有个女孩子叫奥特根，胆小，经常胆怯地笑，小声说话。他家的房子是土坯的，无院墙，只有用沙蒿压制的羊圈。
另有三户是国家人员：小学老师吉日格拉借住单比的右耳房，小两口子不会擀饺皮，除夕包饺子，先把面橄开，然后用碗扣出饺子皮，被传为笑谈。还有一个信用社干部和公社干部。
这几户各以其特点，形成不同的功能中心。柴四家是皮货制作中心，那时村里人穿的皮袄皮裤，多出自他手。皮衣冬天穿起来暖和，不象布衣裤，寒冷的早晨光腿伸入冰冷的裤管里，冷极了，象冰窟。如果混了虱子，吊在外面冻它一夜，用柳条子一抽，虱子会掉下满地。再用笤帚扫扫，马上可以穿了。再有就是不怕灰尘不怕沾油，耐脏。唯有在孩子的裤裆处，尿点子天长日久了，皮子干硬，走路把大腿根摩擦得通红，生疼。柴四还腌的好菜，皮吉年年请他腌制。前面说过柴四家还是汉人道古说书的处所。
皮吉家是财富中心。也怪，他们不见放什么羊，但是日子那么富有。他们家的一个毛驴，接连产下三头漂亮的骡驹子，那可值钱了，一头值大几百元，干部的工资也比不过。别人家也学着务育骡子，却没有一家成功的，只能嫉恨地承认自己没有那个福气。他们家还是意见中心，莎仁老婆组织大家学习时提出批评，要求大家行动起来，扫沙漠下风头的枯草屑，帮助饥饿的牲畜度过旱灾；批评那些没有小孩的女人眼见羊群被大风卷走也不搭帮一下。大队干部每每去他们家落脚。这个村子过祈福节，只有他们家，大概是富人爱过节，因为过得起。
丹比喇嘛家是礼仪和娱乐待客中心。1960年代开挖三干渠，来了成千的民工，村子里的空地上撑满了帐篷，总指挥部就落脚在丹比家。总指挥是副盟长，他的秘书隔三岔五组织全村的女人在丹比家喝酒唱歌。孩子们穿行其间，好不热闹。盟长乐在其中，秘书坐炕沿上操琴演奏，众人酣唱。
德利格尔家是贫困人家诉苦中心，德父喝醉便诉说皮吉看不起他，讥讽他说捡柴禾不用花钱，怎么就不能平时多捡点，非要风雪交加了，屎憋在屁股门上了才提溜着柴筐拣柴禾去。
扎明家是假酒制作点。有年正月初一，好几个人在他家拜年喝酒后大醉，近乎发狂，连从来没有脾气的干部们都出丑了。事后人们分析，可能喝了酒精兑水的自制酒。只有扎明才有条件用酒精。问之，扎笑而非之。
我们家是柴禾收集大家。继母似乎有种焦虑症，就怕吃的没有，烧的没有，因此成天带着孩子捡柴禾，掏附近的冬青树，远处的沙蒿，先捡枯死的，后来连活的也掏开了。扎明家来了驼队，继母叫我去捡骆驼粪，好叫人难为情。果然扎明一推开大门后见状笑道：你是拿着筐子等在骆驼屁股后边吗？小心骆驼踢，很厉害的。
德利格尔我们几个的主要娱乐是在捡柴禾的空隙，在野地沙漠里打蛇鼠（蛇形蜥蜴）和蛇。听人说，那种虎皮纹的蛇鼠脾气暴躁，会迅猛追击惹怒它的人，其速度可以追上跑马。但是我们没有见过。抗御的办法是把它诱上中午烤的滚烫的沙漠上，它在奔跑、烧灼和忿恨中，肚腹胀得象皮球大，自爆而毙。但是这种奇观没有见过。还有蛇，虽然大人一再警告：蛇不能打，它记仇，三年来报仇，但是我们被冒险的恶趣所驱使，见一个打死一个。听说蛇的毒牙可以用驴粪蛋治瞎，德利格尔在我们的怂恿下，把驴粪蛋往被包围的蛇嘴里送，那条蛇，闪电般的弹头出击，差点把德的手咬住。于是我们惊呼，打打打。又听说公社兽医站收购蛇皮，我们成群结队猎蛇，半天功夫打到十来条，剥了皮送到兽医站。歪嘴子兽医大叫大吼把我们赶出来，蛇皮一个也没有卖出去。再就是把兔子赶进三面环水的小岛上，守住咽喉要道，把它步步逼入水中，它在水中惊恐地耸跃……如果听到兔子的尖叫从草莽中传来，循声过去，往往是老鹰正在捉住兔子啄食呢，赶走老鹰，提兔回家，会受到大人这小子长成大人了，有用了之类的夸赞。漫天大风停歇后，沿着电线杆走几里，总会捡到几只在大风中疾飞撞死在电线上的沙鸡，给半饱的肚子添点材料，很实惠。
掏柴禾的恶果逐渐显现，村边的冬青没有了，背沙蒿得走七八里远。这是距离村子三里路远的农业队的杰作，也有我们的帮忙。新开挖的三干渠横亘在牧场中，护林员驱赶牧民的羊群，怕啃护岸林。大约是1966年吧，有一天，是秋季晴朗炎热的上午，老支书永仁骑着自行车来了，我正在外边的硬沙丘上捡柴禾，他把我的钥匙要过去了。过了一会，等我回家，发现一颗大瓜一切两半，吃得基本是空壳了，继母回来后还嗟叹不已。今年我才知道那次他被高副旗长叫到农业队，副旗长说，兴安岭的木材拉不出来，咱们这儿的木材不够用，连做棺材的木材都困难了。于是说旗里决定加强林场建设，把单比布隆这一大块划成林地了，由林场建设，牧业队要发扬风格……上面说的能不听？又还是文革雷声隐隐可闻之时。牧民固有的逃避文化机制开始启用了，首先不见了的是巴拉家，其次是首富皮吉家，连羊群都不见了。1967年开始，林场的两台东方红拖拉机日夜轰鸣，在村子周围犁地、平地。孩子们跟着铁犁捡柴禾，好大的柴根子翻起几步长的。接着是种树。连家里的一头毛驴也失去了过去的自由，不能乱走了，护林员呵斥说驴啃了树了。1968年初春，单比喇嘛家被抄，羊圈也被翻了，羊粪都过筛子，所有的银器都被没收，包括老喇嘛心爱的银碗，因为那银碗被怀疑是用儿童的头颅骨做成内胆的。此时听说单比是反动大喇嘛，老太婆更是了不得，传说旧社会跟着土匪，挎盒子枪，骑高头大马；解放后，不思悔改，没有收敛，有次醉酒后脱了裤子露出屁股，从裆里倒看人，拍屁股向革命群众宣战：你娘的屁股也比你的脸好看！气焰十分嚣张。不好的消息频频传来：我们家也快被揪了。果然那年夏天财产被登记，幸亏继母是贫牧，登记而未剥夺，钥匙还委托继母管。
就一个夏天的功夫，村里的户子象老鼠一样不见了。皮吉、巴拉、扎明听说搬到沙漠里去了。单比两口子去了阿斯哈的河边农地。德利格尔家搬到另一个大队去了。我们去哪儿？去就近的农业队？房子倒是不用新盖，但是沉重的农活，更还有无情的斗争故事，令人不寒而栗。这个村子的一个农民挨斗之后气不过，用杀羊刀剖开自己的肚子，在草圈里呻吟了半天，肠子都露出来，痛苦地死去。这样的地方，我们过去，能有好？再说，我和那些小孩子平时也是打架骂架，也不愿意去。去阿斯哈三队？
那是积极分子塞迪们的天下，奶奶在哪儿正受大罪，已经是前车之鉴了。还是去二小队吧。1969年3月，我们家搬到二小队。唯有柴四没有搬，因为他们家原来就是农业队的。林场的人纷纷进驻进来。以后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兵团开垦。丹比布隆从此消失。
丹比老两口逃难到了阿斯哈三小队，等着他们的是残酷的斗争和苛刻的劳动改造。这里略开不记。贫下中农还嫌不过瘾，根据馒头从里边酸的原理，要从内部彻底整垮这座摇摇欲坠的封建堡垒。他们唆使他的三个养女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立新功。已经出嫁的两个女儿果然不负众望，一个激烈地控诉如何受虐待受压迫，并揭露养父母罪行；另一个则说挨打了，罪是受了。最小的女儿那时十五六岁，被形势所迫回到生母那儿，被其生母一顿好骂，骂回去了，从此安稳继续做养女。后来老婆儿常说，大女儿心不对，忘恩负义，落井下石；二女儿为形势所迫做样子，有可原谅；三女儿最好，小小年纪，立场坚定，象迷途的羔羊找回家了。那两三年，他们是难熬的。丹比老汉会苦中作乐。晨则赞美晴朗的天气；雨则预兆丰年，羊会捉好膘；大风扬沙，天无可夸，则夸赞燃烧的炉火，那展开双手烤火取暖的样子，如同莫大的享受。吃了玉米面拿膏糊糊，照样舔舐碗，不过银碗换成了木头碗，说可吃了一顿好的了，受了毛主席的恩赐。过年节（后来能过年了），照样给女儿女婿和小外孙礼物，只是哈达被没收了，以毛巾或手绢权作哈达，上面放上五分钱或一毛钱，郑重祝颂一番。1972年，那位盟长刚被解放，下乡路过，专门看望老两口子，带了茶、糖、饼干等稀罕东西赠送他们。小土屋的门口突然停了一辆吉普车，来了一位大官，对蚂蚁般不死不活的老两口来说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老太婆大约1974年去世。丹比老汉亲自设计坟墓格式，做成二尺高的四方土墙，中间用一道墙隔开，一人占一头，泥茅庵式收顶。
自己的一半先空着。每逢大雨后，他趔趄着踅过去，仔细查看老婆子安稳否；晴朗的好天也过去，看看、走走。老汉在两年后去世了。
走前留下话，和老太婆合葬，坟顶不要用水泥抹，以免石头压得人不好喘气，象梦魇了，不好受。现在看来，他是最有信仰定力的人。他的泛赞态度远比现在大流行的“态度决定一切”早多了。他是喇嘛教衣钵和精神的精髓的掌握者和身体力行者。
巴拉老两口子搬到了沙漠里继续放羊，入赘的女婿就是那个为蒲草的事情和塞迪打架的同嘎。他们的女儿奥特根一连生了六个儿子，生第七个孩子的时候，难产而死。据说同嘎虽是赘婿，却霸道，不把老两口放在眼里。皮吉和他们仍然是邻居，1970年代中期他当了二年生产队长，任用同嘎为会计。同嘎和队长比权力大小，也乱给人批钱批羊，二人不睦。后来有知青来，把同嘎的会计换掉了。同嘎为此愤愤不已。1970年代后期，皮吉给养女找了一个教师女婿，是赘婿，请了200多人的婚宴，惊动四方，因为从来没有人办过这么大规模的婚宴。正因为如此，上边恰好制止婚事大操大办，其婿作为国家人员在全旗范围内受到通报批评。2005年吧，听说皮吉老汉向同嘎讨要他借走几年未还的二斤酒，同嘎不满，二人口角，同嘎把皮吉老汉掴了两耳光。老汉从此一病不起，不久去世。
全公社有名的两朝富翁谢幕了，结局竟有些悲怆。那以后一年，同嘎暴病而亡。皮吉的遗孀莎仁老太太80多岁了，现在随女儿住在苏木所在地。听说还能拣柴禾，把柴禾整理得齐齐整整的一小把，带回家来。估计她还去过丹比布隆拣柴禾，因为距离现在住地仅三里路。其他几户因为各奔东西久了，所闻不详。
从丹比布隆的消失可以窥知蒙古村落在1960年代消失和蒙古牧民逃逸的具体过程。
（二）一个打入另册的三类村落
西里布隆是个小居民点，坐落在阿斯哈大队最西南的沙窝子里。这个地方给人印象不太好，俗称三类村子。1960年代，依照羊的等级，分为健壮、中等、老弱病残三类，第三类徒费草料却往往过不了冬春关，会自毙掉，所以是早早处理的对象。那么怎么把这个村落叫成这么难听的名字呢？
先说人。这里住着几户人家。塞迪弟兄三户，人称一窝子。老大比较憨实，只不过爱吹两句，无非说他们家的旧营盘废墟上长起的葫芦有小瓮那么大，一个毛驴驮上两个，走路都压得腿打颤了之类，博得一片稀奇和羡慕。他则喝茶喝得鼻子渗汗，抽足烟，心满意足地走了。老二眯缝着小眼睛常常笑着说他那年去阿拉善地方，看见蒙古回回了，女人白白胖胖，脸蛋象一斤面的馒头那么又大又白又圆，可入眼了。说及此，艳羡之情溢于言表。每听此，老三塞迪晃脑扬颏以示不可忍受；老四则露出金牙无奈地笑，表现出高人一筹的样子。老三是个别扭脾气，光棍，住在河边的大村落里。他的事情专门讲了。他是明刀明枪那一类，真正的家族军师是老四。
1974年那场蒲草争夺战中，在老三帮着侄儿挥镰而上时，老四却远远背着手不屑地摇头冷笑，认为和同噶那样的砍货（脑子不够而且做事不计后果的人）讲都讲不清，还能打出道理？这个沙哑嗓子，不笑不说话的汉子，人说有心劲。1960年代初，小队失窃40元现金，最终落实在他名下。因为这个事，他对文革之类风暴是欢天喜地的。但是自己有烂脊梁，不敢明来，只是在背后搞动作，出主意。
癞头包日老汉，精精瘦瘦，说话尖嗓子，文革中荣升贫协组长，斗争性强，不知哪来的邪火，往死里整人斗人。片鲁老汉，说话呜呜噜噜的，听不清。姑娘长得不错，可惜未婚先孕，远嫁他方。胡日查老汉，走路晃屁股状如鸭子走路，故外号筛蛋鸭子。长子班定，脑子迟钝，三十多了，没有老婆，说河这面没有好女人，河那面金秀莲才是好女人，心仪不已。这家人，是本分的，但是日子过得艰难。
这个村子没有家境好的人家，没有人缘特别好的，反而爱说三道四，起皮闹事。人们评论这几户就象用筛子筛出来一般均匀。
有一年春天，大约是1965年，大队支书去西里布隆了解“百母百仔”（每个适龄母畜皆有羔子）运动开展情况，简单喝了一碗空茶，就骑上走马往阿斯哈大村走了。塞迪的大哥说他也去，给保管交羊皮，领一些饲料。支书放马急行，两个快程就到了，正在保管员张春那儿喝茶吃白面烙饼，塞老大气喘吁吁也到了，搽着汗说过去在王府炮队练就的跑功还顶事，不觉太累。张春清点塞老大交来的死羊皮，据此核减羊帐。死羊皮子两捆，大小象猫皮，张春皱着眉说，死了这么多羊，快独根子了（全死了），西里布隆叫成三类村子算了。围观的人轰然而笑。从此这个称呼就传开了。人们不解：同样的草场、同样的羊群，为什么他们就放牧成这个样？牧民认为槽道不好，也就是放牧者不好好下辛苦，懒惰，甚至克扣贪污羊料，加上主人的运气不旺。这个小村人丁兴旺而羊群衰落，显得整个村子都死气沉沉。但是人家都是贫苦出身，文革中成为著名的造反村。这个村子坐落在农业队的柴禾采集圈内，人背车拉成了一景。牧场沙化极其严重。但是他们不经心保护，认为与他们无多大关系。队里只好另派人巡视。这个小村在文革中辉煌了那么一下，很快熄火了。1980年代中期牧场进行黄河水灌溉，西里布隆受益，草长得旺盛。那几户的生活有了起色。加上政策放开，有了生产积极性。
塞迪一窝子中，老二和老四在1980年代就去世了。老二是在睡的过程中猝死的，一点征兆也没有，没有受罪，孩子也没有受拖累，所以人们评价他没有坏心，没有做亏心事。他的几个小孩据说现在在呼和浩特市，过得不错。老四是得骨癌死的，传说腿上的肉都流尽了。人们一改悲天悯人的习惯，说是遭了报应，给人操坏心对本人不好，对子女也不好。老大和老三过得倒不错。老大的大儿子，半个脑袋因小时侯掉在开水锅里头发不长了，俗称半边头。有次出外工到磴口理发，人家要收他三角，他要给人家半价，理由是他只有半面头发。他还到处炫耀自己的辩驳故事，毫不难为情。1990年代他当了几年小队长。牧民传说他为原大队支书竞选成功苏木的副苏木长出了大力，骑着骆驼远行七八十里路，宣传支书的好处和承诺的甜头。于是被投桃报李，当了生产队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当众手指原支书时任副苏木长而斥责，可能是队长干不长了。但是他终于打破了塞迪一窝子几代白丁布衣的历史魔咒。老三塞迪更不错，算是富人了，这些在其他地方讲了，这里不说了。片鲁老汉早已作古。筛蛋鸭子家，几个闺女嫁人，没有人了，班定和二妹妹生活，不知现在忘了金秀莲没有，再碰见得问问。只有包日老汉家的后人过得不好，听说老汉死后，其养子酗酒成性，老婆领着孩子弃他而走。一家人家就这样散了，也间接证明了报应说的正确性。
前二年，老支书说起过去的事，喟叹道：塞迪弟兄们对他最不服气的一件事是在合作化牲畜入社时候，大羊折了价，羊羔子没有给算钱。他们为此一直耿耿于怀，文革中曾经质问：为什么？他用一句话堵死了其口：这是内蒙政府的政策。他们再没说什么，但是现在想起来，人家的质问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合作化对好多人来说有一种被剥夺的不平。这股怒气终于在文革中应时喷出，使塞迪他们在个人的怨尤和神圣的动员驱使下做了一些过头事。一次政策性挫折竟然使一个村子衰落了整整二十年，戴了多少年三类村的恶谥，走不在人前。这个村子于2007年以后，并到了大村子。
三、再度迁徙
在阿斯哈村，1950年代以前的人口迁入是因为躲避战乱、寻求安宁以及不适应农耕，以蒙古人为主，有60户，约300人。1950年代末的迁徙是政府调整农牧业格局，腾出好地搞农业，解决吃饭问题而搞的。阿斯哈牧民有30余户迁徙。1966年发生了两次迁徙。一次是鄂尔多斯高原遭灾的汉族农民迁来近百户，400多口人，是政府行为。另一次是旗里组建扩大林场，把阿斯哈村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割取20平方公里，涉及到搬迁户20个。1970年代流出的人口多些。招工，参军，出嫁走了10余人。1976年前后迁走5户，都是蒙古族，是忍受不了阿斯哈村的吊命的困苦，去往大青山牧区，享受那儿的白面和羊肉的，因为那里靠近边境，国家供应优惠，牧民净吃白面和羊肉。这在饥馑的时代是最有诱惑力的。在那些牧区也开始搞水利和种植，阿斯哈去的人很受重视，因为他们懂牧业，也通农耕，成为生产里手。笔者高中毕业后也对此处心向往之，几经努力，无果而返到阿斯哈村。1980年代迁走的多数是考学校的学生，有10来个。从1990年代开始，因为河头地大量种植，沙里的牧民移居河边的增加了。也有一些牧民给上学的小孩做饭，住到了苏木学校附近。2000年以后迁走的多是进城的牧民，但是他们离乡不离土，经常在城乡间往返。前面说过的“半边头”住在苏木，开着小车经营自己的河头地，一程不过十六里，不算远。他是笔者在阿斯哈村时期的摔跤对手，长得方方楞楞，力气很大。2007年以后政府实施禁牧休牧政策，牧民在沙漠里住不成了，全部搬离沙漠，涉及到100余户蒙古族。多数集中到阿斯哈村的河畔。有十来户搬到了苏木所在地，还有七户干脆搬到旗里，住进了楼房。那里有阿斯哈村出去的干部退休后搞房地产，可能是动员道尔吉等人买楼房的。阿斯哈村因为土地较多，人们去城镇的积极性不太强烈。去人家地方还得看人家的脸色，迟了早了，扣呀罚呀的不自由，哪如种自己的地随意。
图：2009年阿斯哈村简图。
阿斯哈村大大小小的十几个村落现在归并成两个大村落。两个村落相距16里。东边那个村落基本是汉族。西面的村落是蒙汉杂居，蒙古人集中在这儿了。原先蒙古人的墓地和汉族的混杂在一起，现在都不见了，估计是把路边的墓地清理的时候迁到沙漠里去了。
这两个新村落见证了阿斯哈的几个历史终结：沙漠里居住时代结束了；11个村落时代结束了；跟群放牧时代结束了；土房时代结束了；农牧民钉死在土地的时代结束了。
村子里商铺、饭馆、修理车间等一应俱全，听说还有网吧。
农牧矛盾了多少年，现在终于有个分晓了，叫牧民舒了一口气。但是错误的后果却是大家承担的。他们在历史上腾出膏粱之地，那是被迫的。现在走向有水利的地方，走向陌生的城镇，心情复杂，既向往现代生活的便利，也有些舍不得传统生活。他们进入新的适应期。达楞的200只羊在主人的指挥下打游击，有情况就圈在河头上。其他人家多半养个二三十只羊，圈在门前。他们在观望和探寻新的牧放形式。
阿四哈村算是较早实现了牧业向农业的转变，所以对禁牧休牧的变化显得应付裕如。而纯粹从沙漠里被动出来的邻村据说就不太好。羊卖了，地没有。牧民们聚集在苏木所在地，使苏木的旧房价格猛涨。不少人无所事事。他们属于探索的群落。一些人把分到的补助钱买了汽车，开着跑跑，或者喝酒打麻将。人们在发呆。唯一的希望是5年的禁牧期限到了，再返回沙漠故乡，继续以前的生活。地方是伙的，你走了是我的？门儿也没有，我们有土地证。牧场是牧民的立身之本，不能丢掉。再不能逃掉。金角落，银角落，不如自己的穷角落。而政府方面的打算是把他们引导出来，等他们入了道，如同开头不愿意喝酒的人劝进几杯以后自己顺溜了一样，让他们回去他们自己也不回去了。到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难以预料。他们和阿斯哈村比起来，醒悟晚了四五十年，现在补课，肯定要难以适应。他们是犹豫的一群，正在十字路口徜徉。他们中也偶有出来找上工作的，但是在城市里的处境并不出色，乏善可陈。
说起城市和城市人，阿斯哈人的态度有些矛盾。总体上他们羡慕城市生活，认为那才是活人享受的地方，干净漂亮，人来车往，东西应有净有。他们在田间劳作，一抬头就能看得见河对面火车驰骋，高楼在青岚雾罩中耸立，自然神往。但是也对城市人看不惯，认为太吝啬，不实在。文化不适应的表现之一就是好多贬抑城里人的掌故笑话的流行。这也难怪，生活方式的转型不是小事情。城里的亲戚来牧民家，牧民把他招待得满心满意。可是轮到人家去他那儿可就不带劲了。笔者的一个叔伯姐姐说：她在1980年代去临河区一远方亲戚家，跟那家的几个弟兄和妯娌一块儿去的。那家的男主人很是热情，可是那位女主人，也就是他们的弟媳脸色不好。摆上咸菜，打开酒瓶子，人们喝得很压抑。时间不长，孩子端来一大盆子面条和一摞碗，咣当一下撴在茶几上。那也吃吧。吃了饭再喝了几杯，大嫂子可能带气喝酒，忍不住了，责斥开兄弟了，说：你们哪次去我们家，不是吃喝得屁股快拉稀了？今天来你们家，你们就这个态度？你们再去我们那儿，有脸不？兄弟的一个劲说好话道歉满酒，因为憋气很快酩酊大醉。但是兄弟媳妇自始至终再没有出来。那个时候也不兴住旅馆？六七个人挤在人家的一个床和沙发上，过一夜。受此冷遇，她暗自发誓此生再不登这家的门。她又反思道，话说回来，人家五六十平米的小房子，的确也难了，乡下来的人不注意细节，一些人的鞋里流出的沙子在沙发下形成小小的沙锥体，想来的确也叫人家不好受。
但是享受现代生活的冲动到底胜过了其他的想法。早在1990年代中期，手机刚开始在领导干部中时兴时，阿斯哈村有位青年牧民按捺不住好奇和喜爱，把自己的河头地全部包出去，买了手机，却因为交不起昂贵的话费，手机成了死机，被人们所讥讽。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阿斯哈村年轻人追求新生活的渴求。这几年搬到旗里的牧民渐渐多起来。从游牧转为亦牧亦农，阿斯哈人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城镇化呢？也得费些时日。他们讥讽着城市，也嘲笑着自己的尴尬说：本地人没出息，瞭不见自己家烟洞就哭开了；搬一回，穷三年；搬家不吃糕，一年搬三遭。这些老说法被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换成“人挪活，树挪死”，为自己向城镇迁徙鼓劲。他们以此保持一种心理平衡和自信自尊，完成着文化跨越。跨黄河和沙漠生存，兼营农牧，在几十年来使他们切身感受到“骡子”的杂交优势。这是多元、适度、辩证思维在生活领域的成功表现。
进城的职业选择也挺有意思。在城郊养奶牛，制售奶制品；当司机；开餐馆、理发馆；当餐厅歌手等，是他们的主要职业选择。他们也兼顾故乡的农田，或者以雁行的方式自己经营，或者承包出去。好在交通发达，远田不养人已经是陈旧的说法了。
牧民们进了城镇，如同水滴渗入沙漠，传统文化特点很可能就失去了，包括语言，习俗。他们的融入速度将会更快。不少牧民现在就数叨住在城镇里，楼房前无法挂运马旌旗，没有地方煨桑（在祭坛上烧地柏等香木叶），实在不方便。在阿斯哈是可以扯开嗓子唱歌的，进了城，到了人家地方可没有那么随便了，还得顾及邻居的反应和感受。城里人喝酒也不一样，都是点到为止，哪有酣畅淋漓喝饱的，没等喝两口倒散摊子了。中老年的这种文化忧虑更多些，他们诉说城里太孤单，没有个说话的人。不缺吃不缺穿，儿子媳妇孝顺，就是觉得憋闷，闹得整天无言无语。但是年轻人愿意进城，因为他们更注重物质环境的改善和现代化的熏染。物质的享受欲望主导了人们，老人也被动进城享福，都进城。六金的老太婆两年前还很不情愿地走出沙漠的，他们选择高原上的一个小镇安顿下来。这个地方他们以前经常来，并不陌生，蒙古人很多，所以不感到孤单。老太婆的态度最近大变，说这个地方眼力所及，见到的多，人呀车呀红火呀，好像还行吧，好像比钻在沙窝子里强一些。看来，蒙古人比较集中的小镇子是这些漂泊者最容易认同和适应的城镇。如果是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他们就觉得麻烦，太挤迫了，没有个立脚处。阿斯哈村唯有两个老太婆子女在旗里工作而自己不愿进城，说住不惯，仍在河畔放羊。物质的生存解决了，文化的生存怎么办？牧民在苦恼此事。相比而言，阿斯哈村的汉族农民离开的少，土地把他们深深吸引住了。游牧性格又一次主导了牧民。他们在数十年之后会不会又拍着巴掌呸一声后悔道：早知如此，当初真不该离开阿斯哈呢？假如他们的儿孙辈对土地失去了兴趣和经营的技巧，视作包袱，会不会将其卖掉呢？现在这一代人是不会放弃土地的，他们无非采取了双居制，在城乡之间跑动，如同五十年前开创的在沙漠与河畔跑动的做法一样。
这些牧民往城镇流动的具体原因，生存状态，礼俗生活，心理感受等问题，笔者拟另外专题记述。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