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吊命活命到活人：生计与活法
1970年代笔者在临河上高中。有次蒙古语文课上老师讲解近义词和同义词，以“吃饭”为例，说各地说法不同，鄂尔多斯蒙古语称之为“吊命”，因为那个地方穷，人们吃不饱，故有此说法。当地的同学大为稀奇，此后凡开饭便相约“走，吊命去”。笔者觉得好没面子。实际上，那个老师的解释不无道理，阿斯哈人就说吃饭喝茶为“吊命”，是凑合活命的意思。相比而言，现在可以说是在活人了，肚子吃饱了，身上穿暖了，有点钱了，能走在人前了。阿斯哈村谚云：没什么也不要没钱，有什么也不要有病。这是阿斯哈村的共识，是活人的基础。在时局不靖的危难时期念叨“怕着走有利活命”；生计艰难时候数叨“好死不如歹活着，不定遇一顿好吃的”。只要活着，就有金碗喝水的那天。实在到了寿数了，那也没有办法。即使饿着冷着，也主张行走世上如同乘马飘飞，离开世上如山一样倒下，图个痛快利索展脱。这是阿斯哈村的基本生命观。
一、干活挣钱
土地的好处是逐渐认识的。后套地区是农耕的滥觞之地。十九世纪初开始，外地来的汉族农民首先在那儿垦殖。旗王府和百姓觉得有利可图，就出租牧场吃些地租。二十世纪初，朝廷进行国家开垦，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引起垦务纠纷和风波。终于国家利益至上，以粮为纲，糊口紧要，于是开垦日盛，牧业和牧民退守黄河南岸，北岸只留下一些户口地，每年吃些租子。这户口地制度是从1920年代开始实行的，每户分 三五百亩。旗衙门规定不许买卖，不许汉人长期居住，后来慢慢政令松弛，汉族农民春来秋也不回了。笔者的三叔说，我们家的户口地在黄河北面，300亩，租出去每年吃三千斤糜子，有专门的代办人经纪。解放前几年的那个代办人好喝酒，去问他要租子，他却醉醺醺道，喝了酒了，没有了，回去告诉你们家大人去吧。他只好赶着空车回家复命。解放以后接着是合作化，对户口地就再也没有心思问询；文革中因为那点户口地被划成牧主受到搓摩，唯恐躲之不及。
1970年代以前牧民放羊，夏季在黄河边上的滩头草场，冬季进入沙漠里的冬营盘。1980年代以后，河畔的草场开发得所剩无几，羊没有了立足插嘴之地，“拧羊尾巴”（指放牧）冬夏都在沙窝子里。社会动荡、人难自保时，沙漠还是牧民的避难所，可借此地理躲避兵匪战乱。但是，在社会安定发展时期，沙漠里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环境萧索，经济萧条，成了现代化的盲肠。比较多的牧民处理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在沙漠里近处安排冬营地，是大房子和大棚圈；而在黄河畔安排小房子，是走牧的临时据点，以此收获沙漠的宁静和河畔的繁华的双重之利。最近几年，实行沙漠禁牧休牧，眼看着过去象鸵鸟一样躲进沙漠深处的其他村子的牧民被转移出沙漠故乡，一时成为无根之草，阿斯哈的牧民已经从沙漠里早走出三四十年，在黄河畔站住了脚跟，既得到沙漠草场的休牧补助，又有种地之利，一点不做难。牧民达楞去年和我见面后认为我仍然把阿斯哈村看作从前的样子是不合时宜的，他说道：可不是从前了，（阿斯哈村）算是全旗数得着的好村子了。我们惯常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好像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一定的挫伤。
1980年代以后，沙漠里的牧民逐渐向河畔转移了活动重点。牧业的比较利益不如种植油葵等经济作物了。分田单干时候，阿斯哈的人们终于可以吃饱穿暖了。1990年代开始，黄河突然记起了久违的三十年变动律，把河床往北漂移，南岸阿斯哈村留下了几千亩的河头地。阿斯哈人每人分到十多亩。牧民先是把地给农业队的人承包，自己吃点租子。村支书形容那时候分河头地，牧民在前头走，后边是随进的农民，拉着成车的啤酒。待到午后，地分完了，到处躺着醉酒的人，像是河头上冲刷上来的膨胀了肚皮的死羊。支书挨住拉起来看，都是沙里的牧民，把地包出去了，被租地人灌醉了。秋后农民每家都挣了大钱，连说祖宗手上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喜极而跪告老天爷。钻在沙里的牧民眼热了。老道尔吉从东胜骂官而归后，一心一意自己种地，开着拖拉机在河头上跑得卷起一股黄尘。其他的牧民也慢慢自己种开了。到现在，牧民不但种自己的，还租种别人的地。
农牧民从前形容自己的生活是刨一爪子吃一口，和鸡子的觅食状态差不多。农业上要积粪、送粪、翻地、滚地、耙地，种地、锄地、间苗，浇地、收割，拉禾、打场、入库。还有修渠打堰子担坝平地等土工，劳作沉重，有寸土难移之说。近十年以来，有几个大变化。农活轻省了，按照达楞的说法，在地头一绕手，就有机动车过来给你种地，比自己种好多了；到了秋天有人用机器给你收割，你只要往袋子里装（葵花籽）就是了。不用锄草，因为打了除草剂。牧业上因为圈养，再不用跟群放牧了，就是费草料，有时候夜里偷放一会。还有就是自己不种粮食，不种蔬菜，全是种的油葵等经济作物，卖钱多。粮食蔬菜全是买着吃。
牧业上要盖房，挖井、压棚圈、打草、储草、放牧、接羔保羔、抓绒剪毛、防疫治病，一年四季没有拾闲的时候。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得跟群放牧，稍不注意就混群或者啃食庄家树木，这是农业挤迫牧业造成的结果。所以跟羊屁股也不轻松了。新世纪以来实行休牧禁牧，羊都关了起来。金刚老汉发牢骚：林场见不得羊，看见就逮回去，不是杀就是罚。原来这是上边的奖励和惩罚措施。牧民于是黑夜偷放，谑称羊都戴上了夜视镜了。顺应自然的劳作被越来越浓的人工斧凿代替。从前，在绿草滩上放牧羊羔，在晴空下羊羔子精神抖擞驰骋跳跃。现在只能在圈里蜷缩。白色的沙涛，黄色河水，茵茵绿草滩，天空电闪雷鸣，牧人把避雨不及的羊群赶入沙漠，把刚剪了毛的羊一一埋入柔柔的沙里，沙坡上露出好多羊头，弹着耳朵，咩咩叫唤着......这一切的艰辛和美感都被圈没了。劳动的古典意境美不见了。难道牲畜不需要散心？
1960年代初引进了十来只新疆种公羊，那家伙体壮角大毛厚，因荷尔蒙的燃烧而见人就顶，或者高高跃起相互进攻，犄角碰撞，发出塔斯塔斯的金属般撞击声，引得人们啧啧称奇，嘱咐小孩子躲远点。牲畜改良由此肇始。1960年代中旬，柴油机带的碾米机、粉碎机用上了，那时候一般无米可碾，而玉米高粱成了主食，所以粉碎机大行其道。机械化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1972年大队买来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机械化生产算是开头。田间用开尿素等化肥了。时不时吃开外国名字的小麦面。
生计的基础是财产占有量。笔者的三叔说，上世纪1940年代我们家算是中等户，10口人，有300来只羊，10匹马，出租地300亩，收租3000斤糜子，再就是喇嘛老舅舅念经收益，一般是每做一次法事，可以得到三尺布，名为吧令（杂面制作的供佛品）包布，还有半块砖茶。几个外孙穿的就是老喇嘛挣回来的花布条做的布衫。这样算来人均35只羊（大畜折算为小畜），30亩地，糜子300斤。那时候自己不种地。另外就是羊的绒毛皮张收入，还有贩卖驮盐的收入，不太多。三叔说，解放初期多数牧民家也就是百十来只羊。最富的一家叫蛤馍彭斯克，有三千亩地，几千只羊，算是凤毛麟角。1957年入社时，我们家入社100多只羊，没有地了，因为担心划阶级成份高了，自己的户口地也不追究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政治激情和压力下，人们的干活热情不算低。什么青年突击队等等，比赛似的疯干。到了1970年代中期，政治的激励作用日渐衰微，人们的干活热情一落千丈。集体地里养精神，自留地里打冲锋。阿斯哈大队的劳动日工值从1960年代的一元左右下降到四角五角。社员劳动要记工分，整劳力一天10分，半大劳力7分。
1970年代的情况我比较清楚，因为担任过生产队会计。1976年阿斯哈村四小队（那时一共5个小队，800多人）的情况：人口168人，39户。其中蒙古族141人，汉族27人。男83人，女85人。整劳力59人，半劳力59人。全队山羊2270只，绵羊204只，牛29头，骆驼23峰，马15匹（6月30号统计数）。耕地合计554亩。当年的收成是：杂粮31705斤，人均189斤。国家供应人均380斤粗粮。除去自产，国家实际应供应57562斤。牲畜出栏情况：当年卖给供销社山羊156只，牛两条。因为收的是活羊，收售双方为活畜评价轻重经常争吵。集体任务36只（包括大队征用，干部买走等）。社员自食204只，小队伙食上吃肉56只。派民工挖排水干渠（公社项目）吃16只。死亡25只。共计503只。那个时候牲畜膘情差，羊体太小，可杀十几斤肉，一张报纸就可以包起来。当年的大宗总收入：卖羊绒2700元，卖羊3100 元，农业收入3500元。另外还有卖麻黄草、蒲草收入1000余元。共计毛收入10300元。除去生产性开支和公积金公益金等，可以分配的也就是8000多元。一个整劳力250个日工，一个半劳力150个日工计算，全生产队共计日工21000左右，每个工值四角钱左右。人均牲畜16只（将大畜折算小畜），人均种植3.3亩，均低于解放初期中等牧户的财产占有量。
多数人家在生产队和信用社欠款。唯有老光棍张春能分得些现金。他数钱的时候人们投来羡慕的目光，但是在背后不屑地说，老光棍，没儿没女，就是给马某交么。马某者，张的红颜知己也。
割蒲草和麻黄草是唯一的副业收入，一家可以卖50元左右。这算是收入大项，凭此置办新衣服，购买油盐酱醋，送学生上学，找对象。因为如此重要，才有塞迪叔侄和同嘎的蒲草争夺大战也就不奇怪了。最好的发大财途径是务育骡子。一个二岁骡驹子可以给生产队卖500元。奇怪的是家家务育骡子，能养出骡子的凤毛麟角。1976年，塞迪苦心务育出一头骡驹子，在即将折价给生产队的前夜被不知什么人把肚膛开掉了，塞迪为此如丧考妣，又哭又骂，之后声称第二次文革即将开始了，想必他在困窘和打击下欲图找到发泄的途径了。还听说有一农妇苦心务育骡子，高度防备叫驴混草驴。有一日一匹脱缰的叫驴袭击过来，叉上了她家刚受孕的草驴背上。农妇情急之下钻到叫驴肚下，挺身顶驴，叫驴悍然不动；又往外拔驴棍，最终没有斗得过红了眼的叫驴，嚎啕大哭。找生产队长哭诉，队长把烟锅子往鞋底子上一磕，吹吹半通不通的烟杆，道：人的计划生育归我管，驴的我也管？
1980年代开始改革，按照牧民的说法是单干。达楞说：1980年分地时候，牧民每人2.6亩滩地，10亩河头地，还有沙漠草场。农业队每人4亩滩地，10亩河头地，看不下沙漠草场，不要，宁愿多要些滩地。每人还分了十来只羊。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全部家当。叫人惊奇的是分开不到二年，多数人家就能吃饱了，和饥馑告别，再不穿打补丁衣服了。
现在多数农牧民钱可以余下了。以前的生活是刨一爪子吃一口，现在则说是（拖拉机）铲两铲子就有（钱）了嘛，挣钱的情绪由愁苦变为豪情了。笔者的亲戚打手机邀请笔者道，来吧，醉上两天吧，给你杀一只羊，嗨，有什么呀，骚胡（种公羊）的两滴尿而已。去年笔者了解到的达楞的家庭经济情况是：6口人，200多只羊，80亩地，95平方米的新砖房，还有两间旧土房，胶轮拖拉机一台。人均资产是33只羊，13亩地，15平方米房子。年收入50000元（其中有机耕收入10000多元）。牧业收入他们认为只能打个平手。另外还有禁牧休牧补助：每人每年3000元，还能补三年。达楞家在阿斯哈村算是中等户。需要说明的是市场波动大，前年油葵一斤可以卖2.5元，今年就落价为1.2元了。所以风险也不小。
从阿斯哈村牧民财产和收入的变化情况看，解放前是吊命也不太保险，如果叫土匪抢一回就受不了，而且抢劫经常发生。最低生活水平没有保障。1976年呢，实际上还是吊命阶段，收入极少，刚糊弄半饥半饱，但是有固定的380斤供应粗粮，不至于饿坏，算是活命吧。1980年代以来，牧民的生活提高了，财产增加了。这一方面取决于政策放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高了；另一方面按照金刚老汉的说法是黄河照顾了，河床北移，给阿斯哈村留下几千亩河头地。没有这两条，阿斯哈村也不见得达到现在的开始活人的阶段。能吃饱了，吃好了，穿暖不是问题，没有人穿补丁衣服了。但是牧民们异口同声说，挣得多，花得也厉害，钱存不下。他们是怎样花钱的？
二、花销
阿斯哈牧民看重吃好喝（酒）好。看不惯吝啬，认为过分节俭会得胃癌等吃不了东西的病，报应不好。羊群多见血才能孳养得快，嘴是福嘴越吃越有。笑话陕北人养了猪仅仅吃头蹄下水，好肉全卖掉。笑话城里人割二两肉过了大年，还招待几拨子客人，正月十五那半盘炒肉片还纹丝不动，原来用马尾穿起来拴住了，根本吃不成，只能摆样子。一瓶酒醉倒七八个人，认为太小气。牧民待人宁可自己不吃也给客人吃，即使是困窘中也主张背过脸去流泪，掉过脸来笑着，给客人好印象。所以在鄂尔多斯牧区包括阿斯哈村向来没有蒙古人乞丐。阿斯哈村牧民认为吃好喝好才算不枉在人世上走一遭。
（一）吃穿用住行
吃饭是历史性的主题，然而人们长期处在半饥半饱状态。三叔说，1940年代我们家早晨中午都喝茶，把碗摆成一溜，由三叔的姥姥莽汉老太用小木勺分炒米，顶多一小把。晚上吃饭，多是肉面条或者肉粥，也给打份儿。
1980年代前，玉米面窝头、拿糕（玉米面糊），高粱米饭，红薯粉窝头，这是主食。家家养着刀背脊梁瘦猪，杀个八九十斤。生产队每人可分一只瘦羊，杀十几二十斤肉。家家腌制千余斤白菜。烩菜是当家菜。
人们肚里没有油水馋得够呛，形容说恨不得把红毡子当肉咬一口。牧民们传说有一家子在昏暗的夜里喝稀饭，蚊虫飞舞扑面，全然不顾。一人碗里触到个硬东西，以为是中午剩下的窝头，囫囵吞咽了，后觉出喉咙里有异味溢出，问做饭的人，并无窝头加饭，判断是蛤馍扑进锅里吃下了。生产队农忙时集体开伙。有次吃面条，杨宝则老汉刚舀的饭，就走就吸溜，没等坐下又回来舀饭。小个子老李传授出外工吃饭的经验：第一碗舀一半，快快吃完，再磁磁实实舀一大碗，压了又压，堆了又堆，然后慢慢吃，就可以从容对付饕餮之徒。那时候流行的“四大日灵”道：狗咬往前跑，打架往后退，饭少先吃饱，睡觉（人多）先跌到。为了填肚子，吃苦菜，逮吃王八、鲇鱼等。当时这些无奈而食的东西，后来竟然成了稀罕货。人们现在时常自嘲自乐，有钱人现在爱吃的东西，我们早吃得不想吃了，打好底子了。抽烟喝酒是不能少的。那是做男人和活人一场不可缺少的享受。虽然是劣质的“卷扫帚棒”抽得咳嗽，劣质的薯干酒喝得呛鼻子头痛欲裂，照抽照喝不误。最幸运的是阿斯哈村在1960年代初的大饥馑中竟然没有饿死人。那个时候人少地多，加上国家能保证供应额定的粗粮，虽然不够吃，加上些草籽，还是度过了难关。
衣着没有讲究，也没有办法讲究。笔者记得一个女人难产死后，那沾着污血的毯子被范六老汉在渠口的活水上用绳子拴着，净化了 几天，晾干后铺在炕上，人们去他们家坐炕，小心地避开那发乌的斑斓处，天长日久尘土油泽混合，竟也压住看不见原来的颜色了。好衣服是传辈的，如羔皮大衣，光面皮鞋，头一个老婆死了，续弦继续穿用，因为不合脚而就骂就踢着穿。
1980年代以后穿得新了，但是再新也是土眉灰眼的。他们最不满意的也是这点。行路更是身份的标识。牧业时代的骑乘是马和骆驼。有好马好鞍韂配好汉的说法。半农半牧时代的骑乘是驴和骡。自行车在1970年代初兴起，但是非常稀少，只有干部工人和新媳妇才有这个待遇。村子里住的一个水利工人的自行车是任凭谁也借不到的。
1970年代末，公社买回一辆小四轮拖拉机，公社领导们权做座车，开着下乡，那是乡级领导坐骑机械化的先驱。以后没有几年，公社干部坐吉普车甚至更好的车，屁股下动辄压着几十万元，吐气冒烟。农牧民眼热，用卖绒毛的钱买了摩托，也竞相尝试屁股冒烟的滋味。阿斯哈村2008年有小汽车的户子听说二十多个了，七成的家庭有摩托车。
1980年代前，有一间土房，那是困难户；两间土房是中等户；三间土房，加上高院大门，那是富户。1990年代以后，砖房普及了。
（二）最大的三项花费
成家立业是一大花项。解放初期笔者的三叔成家，立志要单过，奶奶分给他十几只羊，两头大畜，一间房的椽檩和门窗。他说过年时候很困窘，悄悄向他的二嫂子借了小半块砖茶勉强过了正月。大概是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笔者记得在他第二次结婚的婚礼上，他醉了，手表捋下扔了，非难笔者的父亲。他至今仍然在说，那个时候你父亲当这家。现在年轻人成家得盖一座新房，当然是砖砌墙的。笔者的表弟去年盖了一座砖瓦平顶房，90平方米，简单装潢，花了5万元。娶一个老婆没有六七万元下不来。
供孩子念书是又一个大花项。教育这方面阿斯哈的牧民还是比较注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听说孩子们在学校饿肚子，有的大人不解道，你们成天坐在凳子上，什么也不做，怎么就饿呢？那时候的学生跑百十里路上初中高中。学校放假，为省1.2元的路费徒步走一百多里回家，还得到家长的赞许，说知道节省了。近十年来，政府助学金每月有个60到80元，但是好多花项还是靠自己。有人算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没有十万块下不来。家里有个念书的，多一半的收入就花了；如果有两个，经济就拮据了。
第三笔花项是看病。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不得病？这个在下面另叙。
（三）精神享受的花费
1、心爱（的东西）
解放前，凡是好的物件都冠以“北京”二字，如精致的搪瓷茶碗叫北京茶碗，梳子叫北京梳子，等等。大约是这些好东西多从北京来的，后来就成了泛称。同时，北京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很神秘，是好的去处，所以凡是和北京沾边的就是宝贝。连去过北京的人也沾了光，称呼为北京某某，如升格老汉在北京呆过，就叫他北京升格。唯有“北京嘴巴”带些许讥讽之意，有光说不练之嫌。
佩饰。银饰、珊瑚、玛瑙珠制成的豪华头戴是牧民妇女的最心爱的东西。好头戴能值两匹马。文革中这些东西都当作四旧处理了，也就卖了几十元。还有银镯、银戒指、银耳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流行金戒指、金项链，是成婚的必备品。男子则酷爱水晶石眼镜、四胡等。
有此物者，在众人的狐疑眼光中凿凿有词地辩解：他的眼镜戴上后眼睛津津生凉，在阳光下可以显示两个太阳，绝对的真货。1980年代有次笔者父亲的石头眼镜不见了，大憾两日。终于有学校的老师送来，原来在学校庆祝六一节的宴会上，他受邀喝酒，醉而把眼镜掉在饭桌上，又用米饭埋住了。人家打扫时候才发现了送过来。1960年代时兴金牙、银牙，加上手表。磐石生前的风光阶段，经常打趣地比划：今天中午12点（亮腕示手表），去我们家吃饭（亮金牙）。这是那时候的时髦形象。男人抽烟用的玉石嘴子、枣木杆子的银制烟锅也是好东西。最能代表身份的是好马。配上二蓝毯子和黑花纹皮的鞍子，银饰的笼头，这就如现在的奔驰、宝马的感觉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男人的身份标志是好手表。1976年金刚老汉戴上新手表，瓮声瓮气地给人们炫示：上海的，公鸡头（红箭头）。他把秒针的红箭头误读为公鸡头，被知青更正，传为笑谈。鼻烟壶也是一种，可惜在文革中被扫荡了。上世纪十年代以后复活于部分老年人中。他们拿着自己的鼻烟壶，专门和年轻人行交换鼻烟壶礼，声称尴尬一下年轻人。
2、旅游
也叫看大地方过眼瘾。阿斯哈大队部，1970年代有门市部，有库房、队房、小学校，有电话。往西16里是公社，有电灯、电话、医院、粮站、小学、邮局。这两个地方是农牧民常去的大地方，买日常用物，看看红火，过过眼瘾。过河走十来里路，就是巴彦淖尔盟的一个县城，有火车、楼房、有电影院，有大医院，是牧民买最值贵的东西、治疗疑难大病的顶级处所。在县城街上发一会儿呆，进饭馆里头花三毛钱买一碗粉汤，一毛钱买两个馒头，当然还得给粮票，吃了就往回赶。有时走散了，也有办法，在大街上一站，往街两头扫视，在一片蓝灰的人流中，穿白茬皮袄的乡下人格外醒目，几里地以外就看得见。相会后谑骂：白茬皮袄灰脑袋，一看就是河南面的瞎圪旦（瞎货）。
在漠土路上把烂自行车蹬得飞快往回赶，争取在天黑前过冰冻的黄河，担心天黑后看不见路，容易掉进亮子（黄河没有冰冻而形成的深水陷阱）。旗政府远在500 里之外，只有上中学的学生、大队干部才有机会去。最大的地方是包头城，逛一次以后可以终生咀嚼，也只有有家底的人家得了大病才去得了。1980年代以前，去过包头的不上3人，去过旗里的不到6人。有开火车的酒令，道：嗨嗨，我的火车就要开。众人问：往哪开？行令者道：包头开，包头的火车哪里开？下面的人就得知道下一个大站的名字，多数情况下说不出来，只好喝罚酒。没有去过，也没有念过地理，怎么能知道站名呢。看北京？更别想，那是做梦。但是也有办法看到。大人笑嘻嘻地问小孩：看不看北京？看呀看呀，小孩子顾不得大人笑脸上的一丝奸猾，照着大人的吩咐闭着眼站着。大人双掌卡住小孩的头往上举起，小孩的脚被提离地面，疼得直叫唤：不看了不看了。大人不放，反而更用力往上举，追问：看上了没有？还没有看上？痛苦终于使孩子悟到了大人要什么样的答案，赶紧叫：看到了看到了，北京......大人这才满意地松手。小孩揉着生疼的耳朵，哭笑不得。实际上真正去过北京的几无一人。嗷，只有升格老汉一人，故起名北京升格的嘛。“北京城看了就可以死了”，这意思是不枉活一回人。笔者的哥哥以科级干部的身份竟然至今没有去过北京，叫我惊诧不已。我答应下今年领他们去一趟北京，他们一直在计划着这件人生大事。
3、信仰花费
远赴塔尔寺和拉萨是多少代喇嘛信徒的理想。1960年代以前只听说有一个叫巴音的男子去过塔尔寺，当过班禅大师的卫兵。1980年代后人们有些钱了，去的人还有几个。2005年笔者的三叔在儿子的帮助下去了一趟塔尔寺，看了一回青海湖，回来后说，那湖也没有什么稀奇的，比阿斯哈湖稍微大些而已。湖里白浪翻腾，远远看去像是无数的贝壳，但是在同行者中只有他正确地判定那是浪花，因为阿斯哈湖里常有这个现象。兰州也就是楼高而已，和咱们这儿的城市差不多，他说。解放前一般牧民的信仰开支有如下项目：起名仪式；去病去疑；祭灶；安葬；丢失牲口求卜；布施，等等。因家境不同，花费各异。
到了新社会，宗教信仰开支减少了。1980年代以后喇嘛教有所复兴。安葬要向喇嘛求卜问事，或者叫喇嘛念经，指引死者的转世之路。笔者的小学同学恩克说，2002年他受亲戚之托，请葛根念经超度一个亲戚的亡灵。上供的花费是：两块银洋，还有300元，一瓶酥油。
（三）交往
阿斯哈村俗语说：活人容易应时难，有百牛不如有百友。人生三宴是最重要的社交时点，亲戚和关系亲密的人，都要应邀搭礼。寿宴一般是过八十大宴。1980年代以来又习染了时兴的12岁生日宴。这些活动是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人与人关系的标尺，所以格外慎重对待。尤其是搭礼的额度要事先酝酿沟通，以求平衡。要以往昔的记录为还礼依据，还要兼顾时代、物价及宴席成本等综合考量。1980年代前多以物品表示贺礼，如砖茶、床单，绸缎被面、毛毯、烟酒、糖等。1980年代以后给钱的多了，初期是两元，中期是五元，后期是十元二十元；1990年代初期是三十到五十元，中后期是100元，新世纪以来增加为200到三百元。2008年，笔者的表亲娶儿媳的婚宴上，表姐夫提出将实行几年的300元礼额提高到500元，理由是寡妇孤子理应帮忙。此前传出丧妻多年的他和这位寡居的弟媳暗渡陈仓的消息，表亲戚们义愤填膺，自然影响了他原本不错的号召力，大家均不做声。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说大家一样对待吧，四哥聘闺女才半年，礼额就变了，不合适吧。大家稀稀落落地嗯、嗷。后来约定：礼额不变，还是400元，另外把上羊背子的1200元分摊了，作为弟兄姊妹的帮助；新人满酒时，对方亲戚要给新人礼钱，我们这方面也随意给吧。今年礼额增加到500元了。人们对礼额的猛增既感不堪，又很无奈，认为人们好虚面子，只是把餐厅扶火了。
搭礼时更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即主家的社会地位和对你帮忙办事的记录以及将来可能要求人等情况，要额外给新人红包。再就是办事情走人情，这方面的花费见年看涨。1980年代给人送两瓶酥油几张奶皮子一条羊腿，人家当个东西。永仁说：1980年他请公社书记，问他吃什么，肉面条和饺子你选吧。书记说吃饺子。他给包了净肉饺子，放了一盘腌蔓菁菜，喝了一瓶二锅头就招待好了。现在送条牛（肉）人家还嫌麻烦，还得卸呀剔呀的，不如码钱省事。
文化方面的开支极少。1976年全队订一份人民日报合订本，因为日报也半月十天才叫人捎来，中间被社员卷烟抽了的事情经常发生。订了合订本，顶多被裁去一绺，多半还能看到。还有一个收音机，嘎嘎拉拉发响，主席总理逝世等重大新闻还是它告诉的。现在信息呀，娱乐呀，主要靠电视。少数家庭有电脑上网了。
三、看病
没病没灾是最好的境况，但是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没有病呢。况且看病难看病贵，看病成了人们最头痛的事情，所以单说此事。
（一）多元治病
解放前，最致命的病是梅毒和天花以及产妇和婴幼儿死亡。这是造成蒙古族人口锐减的三大杀手。笔者在1970年代见过没有鼻梁而用折叠的小铁片罩在鼻窟窿上，用细绳子套在耳朵上权作鼻孔的老妇人，说起话来怪声怪气的。那就是梅毒的后果之一。至于天花造成的麻子脸，村里有好几个。那时每有病痛难耐，先请喇嘛诵经，并承诺要给庙上多少好处。如果不管用，就延请行医的喇嘛诊治，服用蒙药。心因性疾病往往通过念经做法事所产生的暗示作用不治而愈。解放以后，人们相信科学了，多请大夫看病。喇嘛多用蒙药藏药，加上念经，这就是治疗手段。蒙古人对蒙药很看重，直到现在，除了急病和动手术的病，都习惯找蒙医看病，认为蒙药蒙医对慢性的疑难杂症疗效更好，能去除病根，副作用还不大。再就是自己拔火罐，喝肉汤，好好出一身透汗，一般的感冒就能痊愈。
1950年代开始，国家组织抗梅医疗队，进行系统治疗，很快使之消失。天花造成的麻子脸现象也消失了。公社设卫生院，有一位姓申的朝鲜族大夫给人治病打针。为止住小孩子捣蛋，大人以“老申大夫来了”来咋呼，小孩们立即躲进羊圈里。同时还有两个喇嘛大夫在村里治病，主要用蒙药。其中的一个尝试着用西医治疗。有个姓赵的大后生发烧，图大夫（喇嘛大夫中的一位）给打了一针，不知怎么没有打对，把那后生打瘸了，从此拉了一辈子瘸腿。那时候没有责任追究一说，图大夫停了一段西医治疗，后来在社员的信任和鼓励下，重拾信心，重操针棒，但是一脸凝重，先声明道：（打针）这可不是简单东西，闹不好就出乖（事故）了。社员们因之更加崇奉这个会打针的大夫。再说也没有其他人选，出乖就是个出乖吧，拿命扛吧。另一个喇嘛大夫丹比的蒙药包子，文革一起就被夺了，因为他成了反动上层。1970年代初合作医疗兴起，有个小学毕业生当了图大夫的徒弟，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同时继承了打针时的那句口头禅：打针这东西可是怕了怕了，和人的生命打交道。他最终不做了，据说是有个产妇意外死亡，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事情本身把他吓坏了。公社卫生院则人手不算少。先有中医大夫王某，白白胖胖的，穿着短裤走来走去，在乡野之地很是稀罕，所以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比其他大夫更深。祁大夫，外地人，态度极其和蔼，永远没有技术拿人的盛气凌人痕迹，但是因为经常给人开正痛片而被呼之为”镇痛片大夫”。张院长，1970年代以后来的，传说医道高超，胆子特大，敢于在铺砖地的简陋手术室里，罩着蚊帐做阑尾手术。这在社员们看来神奇得了不得，因为在好好的囫囵肚皮上开窟窿，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动了这手术的人也算残废了。实在厉害的大病急病诸如难产等，得抬过黄河去，在巴盟医院看。但是往往迟了，结果不好。阿斯哈村在1960年代因为难产而死的有三四个妇女。1990年代末，笔者的一个小学女同学也死于难产。
牧民常说，因疑得病，因信去病。意思是好多病是心因性的，有个信仰什么的就可以治病。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在治病方面科学占据主导。到了1980年代以后，治病的方法多元起来，西医占主导，蒙医被委以攻克慢性顽症的重任。上述正途走不通，就求助于左道旁门和宗教。牧民多信“因疑而生，因信（佛）而去病”。如果大夫治不了，也暗请神人做法。特别是接二连三遭遇不顺，那就失去了自信，认为有了说法，更得远赴数百里，向有盛名的神人神喇嘛讨教去灾。人们信奉的是什么也叫有点：科学、宗教、迷信，或管什么，只要管用就行。那些神婆巫汉动辄就说你们家坟地不对劲了，埋得有问题了，把人们整操得掘坟倒墓，把多少年的祖宗都翻出来，重新安葬，以图去疑释惑。多数当然不顶用，还舍财丢人。前几年有名字五斤者，在正月初一给小舅子打电话拜年，开口没说拜年话，却说：叫神人看了算了一通，咱们几家这几年不顺，说今年轮到你们家（遭灾难）了。小舅子媳妇大愤，道：这叫拜年还是咒我们？吉祥的正月初一竟然说这么些扫兴话！怎么就轮到我们家该倒霉了？这是缴税费么？众人解劝：这几年你丈夫家族，父亲得了胃癌，哥哥的得了胃癌，还有你大姑子得了胃癌，你姐夫意思是叫你们注意，不可能是叫你们分担病魔侵袭吧，老粗人说话走了调数。但是从此那个受警告的弟弟一口酒也不喝了，自称萎缩性胃炎，有癌化的可能。神人指点也好，科学解释为家族遗传病也好，小心不为过，神官给他提了醒。这几年神人也与时俱进，对事情多归因于没有给先人烧纸祭奠什么的，有了世俗道德化的倾向。于是多少年没有烧过纸的也烧开了，弄得除夕、清明诸节象过年一样红火，坟地上饭香充溢，纸火斑斓，炮声阵阵。求神无效则还有一个末流办法：痛骂，骂鬼为什么缠住人，不让人好活，我们也并没有惹你，四分八节都在供奉你，咋就不依不饶？也骂病的人不负责任，还没有完成人生任务就想丢下家里一大摊要走？但是骂成功的还没有听说。
（二）对卫生和疾病的态度
1970年代以前对卫生讲究不来。娃娃们的脸上、手上布满黑痂子，过年节才用滚水泡到，搓起一层痂子。袖口、裆口明溜溜的硬片，那是擦鼻涕滴尿点子的积痕。虱子多得捉不来，大人把孩子的衣服在炕沿上铺展，再用碗边碾压，发出吱吱的响声。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是对饮食卫生的态度。对防病不以为然，认为：该死的娃娃鸡鸡朝天，不该死的娃娃活了一天又一天。最崇尚的生死状态是风一样疾走，山一样倒下，利利索索，洒洒脱脱，干干脆脆，自己活得自由自在，不受罪，给儿女也不给累赘。谁对预防有所讲究，就会被视作穷讲究，穷酸。什么头昏呀，血压高呀，统统不算什么，不以为然地说，血压上了二百还担土上坝了。但是现在不少人也渐渐接受了管住嘴的道理，在满满撑了一肚子手把肉后，也夹两口萝卜、菜叶吃了，自嘲道：学习兔子吧，对身体好些吧。好死不如歹活着，不一定吃几顿好吃的。好好活着，金碗喝水有可能。但是纯粹把自己的嘴巴子捆住，活着有什么意思！
最担心的是得了重病落入别人手里，一时死不了，又活不好。1960年代泊日来老汉在屙屎时换了个地方仄歪倒了，从此没起来，但是一点屎尿也没粘，很干净，被人们一直传扬为好死的典型。还有大黑毛者，1990年代中期，忽觉体瘦，喝了酒胃难受，疑之。利用出差机会在旗医院诊治，大夫说叫你家里人吧。大黑毛撒谎道，他是光棍，没有牵挂，大夫但说无妨。大夫告诉他是胃癌了，回去好好吃喝吧。大黑毛大惧大悲，却不失大嗓门，在电话里告知公社邮电局的人，让转告家人他得了坏病了，叫家人过来。线路不好，对方没有听清，反复问是什么病。大黑毛悲怆地大喊：就是那个坏病－－胃癌，癌症，艾艾，厉害东西遇上了，听清了吗，歇心了吧......回去后不久去世了，家人照其嘱咐，把他埋葬在南岗上，让他瞭得见家和亲人的活动，他死了也可以照应家里。唯有他在电话里大喊自己得了癌症的故事至今被人们传说着，人们认为不失男子汉气概，说这事如果遇给城里人早不会走路了。所以牧民们希望在死亡面前有一种坦然和尊严。
智障的人，1980年代前全村有十来个个。其中有班定者，就是为自己妹妹的名誉和塞迪菜刀相向的那位，口口声声说要找河那边的金秀莲，说阿斯哈村没有一个女人顶金秀莲好，连她一根指头子也不顶。据说他现在和妹妹生活着。不知他现在忘掉了金秀莲没有。
七八十岁的那一茬人，老头子们大部分去世了，丢下好几个老太婆，听说有的老太婆在邻居的婚礼上张着没牙嘴唱歌。人们慨叹还是女人命耐。
说到看病，最现实和沉重的话题是看病费用。得了大病，先要问清得花费多少。不是不给治不想治，是没有能力治。但是阿斯哈村的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是破完家财也要给亲人治病，这一点得到医疗人员的高度评价。阿斯哈人向来珍惜生命，认为蚂蚁虫子也是一条命，更不用说人命，那是至高无上的。大概这是喇嘛教的真传。1990年代笔者在临河医院里陪叔父看病，有一个患了癌症的本地农村老头子也在同病房。他的老婆子恶声恶气地责骂道：治病？拿疯马屁治呀？你问他挣下治病的钱了没有！对付上几天，输点药回家等死哇。说得人直打寒颤。那个老汉似乎羞赧于自己没有挣下治病的钱，无言地枯坐在病床上。我们看不惯那个老婆子的冷酷无情，但是钱的确是硬的，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呀。阿斯哈人即使再困难，也要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年秋天，兔子老汉的二闺女得了肾衰竭，后来成了尿毒症，家属向在东胜的老乡们求助。笔者找到市民委的萨楚日勒图主任告知此情。萨主任二话没说，给批了5000元。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个女子终于花了几十万元做了换肾手术，现在安然生活着。这二年新的农村合作医疗也实行开了，据说一年交十几元，得了大病可以报销医药费几万元。这也给牧民减轻了一些看病负担，善莫大焉。
四、人生总结
大人常戏问小男孩子：吊着那个东西做什么？回答：找老婆的。求生求偶是人生的初级目的，最基本的欲求。所以阿斯哈人主张的人生“噌噌如风行走”里主要含有饮食男女。吃好了喝好了，红火好了这就是活好了的意思。红火是个比较泛义的话，有喝酒红火的意思，也有男欢女爱的成分。“活好了”是最好的褒语。有人戏谑说，那悼词里总结人的一生，应该加上红火的数量才很完整。还有一种评价标准是把人品和对人的帮助与人生结果相联关。可以说人生评价主要是欲望满足标准和道德品质标准。说到追悼会，只有队干部才有资格开追悼会，一般人没有这个仪式。然而民间的口碑才是实实际际的人生总结，是最客观的盖棺定论。以阿斯哈人的说法人生的高下有以下几类－－
一等“好活人”。这种人有声望，有头脑。一辈子过得不缺吃少穿，还有地位，更重要的是儿女争气，成就超过父辈，对父母孝顺。永仁老汉就属于这个活好的极致类型。他每见侄儿便说，我们白家可以了，子女们都当了官。他把这些归功于他曾经牵驴服伺过的喇嘛舅舅，认为老喇嘛的阴德被他接受了，不然他的儿子怎么会当书记呢。多数人达不到这个层次，哪有那么多的官位呢，人人都有帝王相，人稠地窄轮不上。
二等“好活人”，好活了一辈子，没怎么受罪。没有受过重苦，基本没愁过吃喝，有儿有女，家庭美满；本人能吃能喝能红火；包头东胜都看过了。儿女争气，有了一官半职（顶多是科级），老人因此受到抬举，社会上有人为走其儿女的后门的缘故，走老汉的路子，时不时吃点好的。永仁的政敌道尔吉是这个层次的代表。他虽然一辈子没有撵上永仁，也可以了。这类人已经超过活人阶段，达到了活成人了。
三等“好活人”。人们评论“厉害人，有福人，享受了一辈子，厉害了一辈子，就是最后有些不圆满。”这个不圆满 因人而异。以皮吉论，老汉好活了一辈子，新旧社会都是阿斯哈的首富，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冲击。就是晚年被同嘎掌掴而气死。有些人，归因于他没有儿子，最后受人气了。好在同嘎不久也暴病而亡，人们说这是皮吉老汉厉害了一辈子，死不瞑目，把仇人收走了。类似的富强而厉害的人还有金刚老汉，多少年没有儿女，前几年突然有个中年妇女来认父亲，金刚老汉大喜过望，相认，并赠送十几万元的资产。这种人大如意中总有不如意，可能是太厉害的过。人不能太厉害了，差不多就行了，人们总结感叹。
好和较好的另一端是“瞎人”。精明却点背，无所事事；奔忙了一辈子，自己也没有好活，也没有给儿女留下什么家业，碌碌无为，无尊严，一事无成。没有两个松钱，走不再人前，这是他们人生的注解。因为人生分量不够，除了其子女外无人提起曾经在世的他们。实际上这个类型的人应该是占多数的。“那个瞌睡虫（人的外号）听说初一上路了（死了）”甲说。“嗷，上路了。”乙说，如同说什么天刮风了一样，无所谓，无感觉。
“灰人，心不好，没有好下场，得了报应”。这是最差的等次。这种人在文革中整过人，被评定为心术不正；或者平时人缘不好，恃强凌弱，做过亏心事。
对不同的人生状态和结局，归因是两条：
人好，可多做好事了，有好报。上辈人的福祉的绵延；
心不好，操坏心，所以得不好的病，早早死了，儿女结果也不会好。
阿斯哈村谚语说：人比人活不成，毛驴比马骑不成。说一个人的人生好与坏，看怎么比吧。对照挣工资的干部，牧民在1980年代后期小瞧干部，不屑地说干部的工资顶如一张羊皮。那以后再听不见他们的骄傲的话语，反而更多的是抱怨。阿斯哈村一个老乡来笔者的办公室，看了宽大的桌子椅子书架，电脑电话电传机，手足无措道：这么好的办公室，你们成天坐着做甚了？他的妻子笑道：还是你们转世转好了，看我们这一身穿扮，坐在这儿也不协调，呵呵。笔者也笑：呵呵，喝茶吧。他们明显感到自卑了。丈深的黄河有底子，一寸人心没有底。说到今后，他们认为在吃饱穿暖有钱没病的基础上，还要看北京坐飞机，期望当官的待人处事一碗水端平，让他们心里舒服些。这样才算真正活成人了。再一个期盼就是黄河不要突然往南攻过来，让河头地依然造福阿斯哈村。他们的期盼很实际。
本文经作者或其家属授权发布，版权归作者所有，文责由作者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