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传统习俗的尴尬：恪守还是放水？
“扎！乌木散，阿木古楞，散宝乐特盖！”随着这一句祝颂吉祥起兴句，后边就是马颂、牛颂、驼颂、羊颂……。连毛毡、马鞭都有颂词。这是鄂尔多斯或者推而广之所有恪守传统的蒙古人的特点：泛颂。他们或许认为语言有魔力，好多事情因言而成，因颂得逞，所以颂祝是做大事的必备环节。人们见面要颂祝：今年的雨水好，牲畜好，牧草长得好……出门也要讨取吉利话。这些仅仅是蒙古人习俗的点滴而已。可是在阿斯哈村这些习惯一直在衰微，听说现在一个放羊背子（全羊席）的祝颂人也难找了。阿斯哈人认为这完全是习俗的今不今古不古蒙不蒙汉不汉惹的祸，故贬之谓“二混子”。为阻挡这股二混子习俗潮流，阿斯哈村的习俗保卫者们曾经启用故老的驳难文化武器发起习俗保卫战，为此时演摩擦和冲突。然而习俗的多元化拼盘化驳杂化早已大势所趋，仅凭几个驳难手无法挽危澜于既倒，只能顺其自然，怎么好怎么来了。
一、拼盘化：习俗文化走势
阿斯哈村蒙古人的礼俗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下累加、变异。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是藏传佛教。几百年来凡是大小礼仪活动中均有喇嘛的身影和喇嘛教的元素。旧时的蒙古人离开喇嘛就没法过礼俗生活。从娃娃起名开始，婚礼丧礼看病去灾，不能没有喇嘛。从上世纪初开始，汉族文化逐渐渗透于牧民生活；解放后政治变革冲击传统礼俗文化，文革更是一场荡涤，几乎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1980年代以后，藏传佛教再度兴起，古今中外百花竞放，于是渐渐形成礼俗的拼盘化格局。
阿斯哈蒙古人向来有人生三宴之说，即庆祝诞生的周岁宴（汉族过百天，称过百岁），庆祝成家立业的婚宴，还有就是标志着人生总结的丧宴。另加一个八十一岁寿诞之礼，那是对少数老寿星而言的。现在名目可多了，十二岁生日宴、六十岁七十岁寿宴等，不知是从汉族习染的还是现代西风东渐的表现。婚宴为人生最大的庆典，其前奏为提亲定亲。请喇嘛择吉日为婚期，不一定是双日子，和汉族的讲究略有不同。具体做法上，既有蒙古人的一套做法，如上羊背子（全羊席）；也结合了汉族的做法，比如上七碟子八碗的各种炒菜。有的人家是午宴为新式做法，晚宴为传统做法，把现代和传统融合在一起。礼仪也专业化了，主持人、歌手、乐队以及节目一般都是蒙古族的。按传统，客人在日落前聚齐，喝茶，搭礼。搭礼分为礼物和礼钱，礼物多是两瓶酒几盒烟，点心甜饼若干，还有枣糖等。而汉族基本只有礼钱。接着是喝蒙古茶，喝酒红火，间以吃饭，要红火到“金色的太阳升起来，喜鹊喳喳叫起来”，酣饮酣唱一夜。现在人们唱不动了，只有在开头和娶亲送亲队伍到来或出发时唱起来，标志着婚礼达到高潮。按照过去还有让新女婿掰开骨节插着竹筷的羊脖骨的礼数，以验其膂力和智慧，但是现在没有了，大约是认识到智力更重要了。第二天中午宴会结束，人们喝了上马酒，纵马绝尘而去。现在无马可骑，也无人敬上马酒，同时大家感觉到按照老传统太劳累，简约原则可贵，于是新媳妇迎娶进门后大家就散席了。
三宴之尾宴即丧宴也是这种情势。笔者的哥哥讲述了他岳母的葬礼过程。他的岳母住在阿斯哈邻村的一个汉族村子里，但是葬礼的做法基本是按照阿斯哈村的仪式进行的。他说：妻姐主张按照蒙古人的礼仪办，说我们是蒙古人家，虽然住在汉人地方，也毕竟是蒙古人。我说（岳母）在汉人地方住60年了，结交的尽是汉人，来（祭拜）的汉人这么多，抬埋（安葬）全靠汉人了。还是按照蒙汉两套来吧。我给小舅子说，我们没有关系，一拍屁股就走了，你们还得在这儿和这些人搅和下去。干脆按照两套（做法）来吧。于是就说成那样了。灵前的案上摆放一只整羊（肉），有汉人来，在那儿磕头烧纸钱。有蒙人亲戚来，另外一处煮出羊的前胛肉祭着，插着香，祭奠是烧饼子、茶叶、红枣、烟等，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宴会上有汉人提出，老人80岁走了，顺心老人，算是白喜，能不能唱曲儿？这叫人为难了，蒙古人是不唱歌的。我给小舅子出主意，满酒，一人两大盅，管有二两酒。没等满半圈儿，酒劲起作用了，人们唱开了，山曲儿抖上了，不管蒙汉都红火开了，谁管这礼节那讲究，顺顺溜溜的，人们都反映可是办好了。这是1990年代末的事，可以窥知葬礼习俗的拼盘格局。
年俗里，过大年最重要。早先从腊月廿三祭灶开始到一个正月都是节日，凡来人都要以拜年贵客对待，热情招待。1970年代初，笔者的一个小学同学骑着灰毛驴在库布奇沙漠里挨户拜年，转了整整一个正月，每去一家便从褡裢里掏出六块礼饼摆在人家盘里，受一番招待后把礼饼索回，转到下一家又周而复始。人们不无讥嘲地笑谈，他的几个礼饼干得都翘边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传统的繁文缛节不怎么爱讲究了，讲究得过于较真就落为笑柄了。1990年代以后，更主张简约方便，家族拜年兴团拜，再也不用挨家拜，顶多是轮流主办喝年茶。当然重点对象是另外登门拜贺的，如老年人，更重要的是有权势准备求助或已经给办了事而表示感恩的。汉族小伙子姑娘来蒙古人家拜年，问侯拜爹拜妈好，喝茶，吃点炸油饼馓子什么的。如是平辈则互道过年好，好过年，尝尝你们家糕圈子甜不甜，说笑一通。
穿的方面，文革前，中老年人穿蒙古袍子、靴子；庄重的场合妇女要头戴银子和玛瑙绿松石制成的华贵的冠饰，穿镶边的蒙古袍子。这些东西在文革中荡涤尽净，随着老一代人的过世，从日常生活中远离了，只有结婚的新人和主持礼仪的人穿戴那么一会，有的还是租借来的，有了表演性质了。其他人都是休闲夹克、西服，如同汉族。
吃的方面牧民离不开炒米、砖茶，把羊肉视为佳品，有谚曰“没有比玛尼经（佛经的一种）更好的经文，没有比羊肉更尊贵的食物”。炒米是文革中唯一没有消失的传统饮食。只是因为没有糜子可以制作炒米，只好用玉米糁和高粱权充。笔者最近接触到陕北来打工的高姓汉族一家，那个婆姨吃了我们的炒米，说他们那儿也吃，只是没有这么硬，是松松脆脆的。这叫我惊愕，这伟大的蒙古食品竟然习染了遥远的黄土高原。或许是当年蒙古士兵的饮食被当地人学了去保留下的，或许是陕北打工者在百年间雁归回乡时传带过去的。蒙古人爱吃的手抓羊肉、羊背子、馓子等，当地汉族人也爱吃，但是吃稀罕；汉族人爱吃的酸烩菜焖米饭、炸油糕粉汤等，蒙古人不但爱吃，而且当作主要食谱了。
说到生产习俗，过去的东西丢掉不少了，存留和弘扬的不过一二。如牧民在春夏之交给小羊羔去势，主刀者的待遇是把羔子的睾丸煮着吃。现在这道菜进了大餐馆的名菜之列，取名很雅致，叫什么蒙古青春宝。官场上的人设法弄到此物冷冻珍藏，携宝远行几百里，给上级设羊羔蛋盛宴，说是计划生育的硕果，是童男珍品，相当于忠贞不二的意思。阿斯哈人可是没想到小小的羊羔蛋竟承载这么伟大的使命，成为表白忠心的符号，闻之皆愕然，说以前可多随便吃了，现在看来是浪费掉了。
1950年代开始，牧民住蒙古包的少了，基本住上土坯砌墙染泥抹面的平顶土房，一般是一间，经济条件不错的两间，更好的则是砌个大院墙，还有凉房。蒙古包用来在夏季倒场放牧时用几个月。蒙汉住房从外边看，差别甚少，只是蒙古人家在门前竖着运马旗。1990年代以来，住房基本都是砖瓦房了。
文革前，牧民出行，条件好的骑马，条件一般的则骑驴或步行。住在大沙漠里就骑骆驼。文革以后自行车渐渐普及。1980年代后机动车普及，骑牲口的极少见了。六金可称得上是阿斯哈村最后的骑士了。
懂礼俗的年轻人受到重视，因为以稀为贵。曾经担任过人事局干部的阿斯哈籍人士宝乐德说，1980年代末，某旗委书记选择一位办公室副主任，条件是懂蒙古人礼节，特别是在上级领导莅临的关键时刻会摆放全羊席，能祝诵。组织部门上心察访，终于选择了蒙古中学的一位后勤主任推荐上去，此公立马被提成副科级，并从此平步青云，做到了正处级，成为官场明星。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蒙古礼节成了稀罕物了。老年人赞扬某个后生就说多么好的懂蒙古礼数的后生呵。反之则讥嘲：象个木头一样竖着，好赖没有一句（问候）。2004年笔者曾在外甥的婚礼上充当坐正席的人，被要求只要坐在那儿就可以了，别空下主席位置。等到送女的队伍来了，人家是牧区的，要交换鼻烟壶；笔者困窘，匆忙借了一个鼻烟壶才还了礼。接着就不会说话了，担心言多失礼，只是默默坐着。有一个老者道，你就是傀儡草人，风中也摇一摇呀，怎么是这般？虽是笑话，说得笔者好惭愧。
至于端午、中秋等汉族的节日，蒙古人可过可不过，无非就是吃一顿好的，现在不用愁。愁的却是附丽于这些旧民俗的新的规则，给要紧人送东西，不送就惹恼了；还愁送不对，送钱是没说的，但是送多少，行情多变，没有准头。这些成了横亘在阿斯哈人面前的难以逾越的新民俗，谁也不敢说会走这些新礼，谁也摇头叹气。他们当中传说着好多送礼的故事，比如某人给某官送王八，以职务大小把名字写在王八背上，不料这些王八在最不该出事的地方逃逸出人的控制，满街爬行。送礼人喊着王八背上的名字拼命追索。说到这些，阿斯哈人一方面苦涩地发笑，另一方面不以为然道：现在也真怪了，王八成了好东西，困难时候我们可多逮吃王八肉了，苦菜也多吃了，看来咱们土牛木马的人比现在的有钱有权的人早享受了，底子早打好了。这些故事，包括道尔吉在城里求官办事反过来骂官的事情，既成了一种潜规则教材，也成了笑料，叫人们缓释压力和无奈。新民俗也成了民俗拼盘中的一味，谁也奈何不得，离不开。不走的路也走三遭，谁是化外之人呢。
二、礼俗驳难手：驱逐异端的咬狗
阿斯哈村有谚云：人无规矩打不在人数里，马无印记算不进马群里。规矩、礼仪是做人的第一要旨。所谓的规矩既指规则，也包括礼节仪规。
蒙古人如此重视礼仪规矩，一旦有人违礼，即使是微小的细节，也会引起别人的不满和驳难，甚至是激烈的冲突。鄂尔多斯蒙古人有“特搁”习俗，可译为设梗、驳难。其作用是辩清事理，坚持法制礼规；或者赚个话头，取一通噱乐，缓释紧张关系和尴尬处境。根本目的是以此来维护传统礼仪，保证社会秩序安然。好驳难手如同礼仪专家和法律志愿者，在社会上享有声望，其人其事被久久传诵。《蒙古源流》中记载：1574年，蒙古鄂尔多斯部收服了以额色勒贝侍卫为首的乃蛮明安辉特万户。有次，额色勒贝侍卫从鄂尔多斯部将领补延巴图尔的肉锅里擅取马肋条八根分给两个刚到来的使臣，“布延巴图尔（鄂尔多斯部将领）觉得额色勒贝太无礼，很愤怒，于是命令下人割取整马之背的长肋条四条以及胛，责令额色勒贝侍卫说：‘你要把这些肉全吃掉！你竟然在来人面前伸手于我的锅中取肉，就像俗语说在牛奶里蘸手指头，在畜群中挥动大长杆，这是夺我的志而擅自给人啊！’此时，他又让人夹其指而强令吃肉。对此事，卫拉特四部的人都在下面议论。那个额色勒贝把肉全吃完而出来时，也愤怒地说：‘咦！我不是吃马肋条，乃是吃了我父亲索岱明阿图的八条肋骨啊。’说完话顿足而去。就在这天夜里他发兵而来，杀死布延巴图尔于克尔奇逊河上，额色勒贝侍卫叛走了。”鄂尔多斯部由此无功而返。额色勒贝侍卫以归降之身的确做得过分，从将军的肉锅里捞肉给别人，僭越无礼，此为一失礼；蒙古人认为从人家锅里捞肉，是把主人的福气夺走的行为，和酸奶里蘸手指，羊群里挥动长杆子是同样性质的无礼行为，至今阿斯哈村还有这个讲究，此为失礼之二。但是布延巴图尔作为带兵将领，脾气也太坏了，太无城府了。刚刚归降的敌手，你还保留他的部众的统领权，却还要为些许的习俗琐事刁难惩罚人，一点没有统战的气度。你就不能想吗，也许人家辉特部在几千里外就没有这种讲究，或者竟然是表示忠诚和敬畏的表示呢，你怎么就认定人家心怀歹意？因些许事情把命丢掉，致使鄂尔多斯部败北，太遗憾了。其中很可能还有笔者的先人，不知骨殖丢弃在那个几千里之外的什么河畔了还是衣衫褴褛回到了故乡？不禁叫人望着夕阳下的莽原，做各种猜想。现在鄂尔多斯的蒙古人不吃马肉，嫌它有酸味。老一辈人连鱼肉也不吃。笔者的奶奶不但自己不吃，连她的锅都不让用来炖鱼，嫌腥气，说影响了熬茶的香味。不吃马肉的习惯和400年前不同，但是不允许从人家锅里擅自捞食的禁忌至今还有。需要说明的是鄂尔多斯地方每有贵客到来或者举行隆重的礼仪，首先要遍请在场者品尝特备的器皿里的奶食，这是主人请大家共享上苍的福气之意，不同于捞食的禁忌，诸位到鄂尔多斯如遇此礼不必多虑。
“蒙古人的礼规，鄙人的脾气……”这是每有礼仪驳难首先说的起头句子。1960年代中期以前，阿斯哈村每逢婚庆事筵，几乎都有礼仪冲突发生，轻则驳难辩理，很多时候演变为肢体冲突，引起轰动，传说良久，似乎不如此就没有红火好，过分寂寥。而寂然无声就等于冷场，是没有面子的事。“赶山羊”是指在婚庆大宴上，借着酒劲，借着扳礼来挑理寻衅，冷嘲热讽，揭人疮疤，糟蹋别人，引起事端，破坏场面的人和事。这种人令人头痛，惟恐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眼里，所以尽量把礼仪进行得中规中矩，客观上起到了纯化传统的效果。笔者的两个表哥的婚礼上都发生过这种喧哗冲突。升格老汉那时还没戴上坏分子帽子，所以为什么礼仪上的事情底气十足地和人辩难，在酒的放大作用下，揭对方的“烂脊梁”（短处），抖搂他的妹妹未婚而生的丑事。对方是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哪受得了这个六十多岁老汉的气，大怒而起，二人交手，激战中把蒙古包的栅栏木条都撞断了好几根，几乎倾覆了蒙古包。表哥至今都心有余悸地说起那次的礼仪驳难事件。那时侯礼仪文化比较单一，传统保留完整，所以人们对此事要求更甚，只以一个尺度衡量，加上思想单纯，只以为自己的才是对的，所以很容易固执己见。
1970年代以后，事情渐渐发生了变化。蒙古人的礼仪和汉族的礼仪，现代的还有传统的，混杂在一起，按谁的走礼呀？如桂花在聘外甥女的婚礼上以汉礼为底本驳难男方（蒙古人）失礼，在蒙古人看来不伦不类。1980年六金的侄儿子办婚礼，是在公社办的，六金坚持沙漠里传统的做法，坚决反对不到半夜就要散席的安排，认为这是敷衍客人，是对独生子终身大事的敷衍。弟弟的说这是机关地方，不和沙漠里一样的做法。争执之下，老三出面调停，最终演变为争吵，幸而没有动手。这时候驳难文化走向尾声了。人们叹息蒙古礼仪成了糊糊拌汤了，什么也不象了。于是乎每遇礼仪场合，几方先行议礼仪形式，表明咱们都不懂老古那套，干脆以简单明了为原则，以给孩子们把人生大事办好为遵旨。先说好后不恼，扳理驳难现象就很少见了。随着老一代人退出社会的主力阵容，主事的基本是50岁以下的中青年。那些老的顶多嘱咐一句：座位上把帽子戴上，蒙古人不能露顶坐席。年轻人嗷一声算是回应，仍然无帽子坐进座位里。电视台上中央到地方达官开会，哪有戴帽子的？参照体就不一样了，向官场看开了。礼仪简化，蒙汉礼俗混合，人们的礼仪观更宽容了，人们看重的是礼额的多与少，比较看淡礼仪过程。“心到就礼到了，娃娃的事情办好为原则，其他的事情过得去就行了。”当有人自谦不懂礼节，请求对方包涵，对方往往回以上述话。1997年冬天，有一次婚宴上送女的亲戚面前少了一对筷子，这在以前是驳难的好机会，那个小伙子却弹碗而歌曰：需要筷子哟，一对对，哟呼嗨呀......主家满脸羞惭，在众人的快意哄笑中递上筷子，再三道歉。小伙子很豁达，连说婚礼上人多事繁，免不了小瑕疵，理解理解。
汉族扳礼多发生在礼额问题上，那是按照辈分顺序严格议定的，谁违反了，听说也会引起驳难的。驳难的方法轻则辩礼发难；重则翻掉饭桌。但是这种事情很少。
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人们也以方便简单随和为准则，不求过多的繁文缛节了。邻居们住下，短不下借东借西的，有的人家讲究不给外人借火种，担心灶神的庇护也被外人移走。多数邻居则不以为然，认为这家人家不随和，不友好，瞎讲究。经几次往来，世俗的互帮互助原则自然胜出。外地人到了阿斯哈村受招待，谨记走胡地随胡礼的古训，按照上面的人的做法学着做礼节动作就行了。1980年代，中央一个部门的领导和专家来阿斯哈村考察牧场灌溉项目，一个老专家照着前面懂礼节的人的样子做品尝奶食的礼节。前面的人恰好捏了一下耳朵驱逐叮咬的蚊子，老专家以为是礼节，也捏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才做蘸奶食弹指的礼。这事没有逃过阿斯哈人的眼睛，好多人硬憋着跑到屋子外边大笑。这在过去也算是失礼，现在只觉得有趣了。 但是另外还有人认为，礼俗方面过分的宽容和无所谓态度有时使人在受到明显冷落的时候，无以应对，讨不到说法，从而失掉了应有的尊严。2009年秋天，笔者的一个亲戚，就是六金家的二女儿聘闺女，70多人的送亲队伍把闺女送到百里外的男方家，满以为会受到热情接待。然而不知是男方的屋子小（按说应该准备帐篷和蒙古包），还是为什么，客人没有被安排全部落座，好多人只好在屋外徜徉达两三小时之久。好容易挨到中午进了饭馆，桌椅破破烂烂，条件很差劲。送女亲戚憋了满肚子气，只是相互吵吵，没有人抗议，因为没有通礼俗的厉害人。这才怀念起驳难家们了。他们唯一的反击方法是站在路边给看热闹的人们说男方家的冷落和冷场，希望以儆效尤。听到他们回来诉苦情，笔者也觉得文明到过分阴柔，连必要的阳刚也没有了也不是个事。于是给他们讲述去年秋天远赴600里外参加两姨兄弟的娶儿媳婚礼的故事。那次婚礼一路顺畅，但是就在尾宴（散场的宴席）上羊背子时出了问题。上羊背子是宴会极为重要的礼节，祝颂人身材魁伟，着传统蒙古装，戴礼帽，象铁塔一样在台上游弋，手持哈达，抑扬顿挫流畅热烈地颂吟，加上电声吉他的低微的轰鸣，效果妙极了。可是在摆羊背子时气氛陡变，主座上吵嚷，人们纷纷涌了过去。只见男方的叔叔叉腰而立，愤怒地说着什么。混乱持续了十来分钟，终于孩子们的事，又是家事嘛的劝解声盖过了辩难，乱象很快终止。第二天喝早茶时那位老哥仍然气愤不平，说上羊背子的小伙子什么都不会，竟然把羊的脊梁骨掰断了。年轻人不会嘛，能吃就行了嘛，人们不以为然。你们什么也不懂，这是原则大问题：我娉女儿时候，人家把羊背子割断，娃娃的舅舅不让了，辩了一通，说出了事谁负责？果然没出一年，我的女婿叫人害了，到现在几年了，还是无头案。看看，这么大的事，我们的亲戚们毫无责任感，就说没事没事......众人默然。笔者这才理解了他。这是礼仪的象征预兆思维。或许蒙古人传统礼节的密码就在这里。笔者自然想到前面提到的《蒙古源流》里因几根马肋条肉引发争端，最后演变成一场战争的故事。民族礼仪无小事呵。
笔者的叔伯妹妹又讲了一个段子，说她大妯娌在自己外孙的圆锁仪式上对上羊背子不合规矩很生气，说竟然用馒头权充压羊头的酪蛋子，摆了赤裸的全羊席，羞死人了，太欺负人了，就说就伸手掀桌子，被众人把溜下去一半的羊背子接住，好歹把场面维持住了。听了这几个故事，众人认同道：丢弃了传统就受不到尊重了，那是过分的无个性。大家有些怀念驳难文化了。虽然这些礼俗的驳难偶尔上演一回，但是打闹的场面绝对少见了，毕竟人们文明多多了。
三、噱乐式驳难－－有赚头原则
驳难多是刚性十足的，抗议色彩十足。但是在文化的多元化日渐成为不争的事实的大形势下，好多人看出也只能顺应。自我嘲弄一下，在戏谑中认同，得到些许的赚头，则能显示“沙门人”（咱们）的气度和自信。噱乐式驳难提供了化沉重为轻松，变被动为主动的心理机制。笔者的父亲经常说关于蒙古人的两个故事，是发生在1930年代的。一个故事说的是老牧民夏天进城转悠，见人家吃水萝卜很觉稀奇，买了两把吃了点，吃不完的揣进前襟里带回家。家人吃了啧啧称奇。转眼冬天，快过年了，进城买些年货，找着买那水萝卜，找不见了。进了杂货铺，发现有卖的，买了两把，嚼起来，评价道：这东西夏天吃来氺津津的，冬天吃来却是油腻腻的了。原来他把蜡烛当水萝卜吃上了。这个故事是嘲讽老蒙古分不清蔬菜水果的，见闻寡陋；但是换一个角度看，牧民对农耕由排斥变为向往了，不再把驴、猪以及萝卜等农耕的附带物一律视为坏的，改变了讨厌和尚恨及袈裟的偏见了。他们用这种幽默表示接受了农耕方式和农民。
另一则故事说，一个邻居赶路遇上一个汉族人家在居丧，遥见好多人身着白布孝衣，哭哭啼啼，进进出出。这个人走得人困马乏，闻得飘来的饭香更觉肚饿。于是下马进了这人家。好几个孝衣向他磕头，他也回磕；学着那些人的样子给去世者磕头，学着嚎啕大哭，挤出点眼泪。不料主家大为感激，引为贵宾，请上饭桌。他借此机会猛吃了一通炸油糕熬粉汤。以后每给人们宣传这个混饭吃的技巧，说汉人举丧和咱们蒙古人不同，蒙古人不让哭，但是汉人哭得越厉害越好，也不一定真哭，他就看到有的人在干嚎没眼泪，是表演性质的，眼皮下抹上点唾沫也混得过去。这也算是以幽默的形式尊重异民族习惯和跟从别的习俗的尝试吧。而且在跟从中有赚头，有奖励，何乐不为。放下好处不挣，傻子才那样呢。他说的不错，蒙古人举丧不主张大哭，那是喇嘛教的主张，担心亲人的灵魂在飘往西天的途中受到哭声的干扰。不知道这个习惯的人认为蒙古人心硬不哭，不是那么个情况。无声的哭泣那是心在滴血。这两个故事属于自嘲，显示出一定的自信和变通态度。
噱乐式驳难也是善意的智力角逐，权当为贫乏的文化生活舔趣增乐的。1970年代初，阿斯哈村伶牙俐齿的兔子老汉牵着骆驼，冒着酷暑到了大队供销社。兔子老汉向来剃的光头，那骆驼也因夏天蜕毛，光秃秃的，青皮瘦身，煞是难看。邻村的噶瓦喇嘛在树荫下坐着，见了兔子老汉和光皮骆驼甚觉滑稽。这二人都善言能辩，远近闻名，却是因为各住一个大队，难得一见，尚无交战记录。二人客套一番后，噶瓦喇嘛抑扬顿挫地发问：前头的秃货象是个人，后头的秃货青皮光肚的是什么呀？兔子老汉应声而答：认得的话是骆驼，不认得的话，是你亲爹，呵呵呵……噶瓦喇嘛本来是蒙古人而装不识五畜，过在自己，挨骂而语塞，知道碰上了硬手，赶紧从地上抄起褡裢搭在肩上就走开了。还有个叫森片的老喇嘛，在文革中给人们吹嘘道：我现在可不得了，毛主席都让你们学习我呢，学习老森片（老三篇），一个意思嘛。众人哗然大笑。还有马中喇嘛把红宝书《为人民服务》中的光辉战士张思德和生产队的张四蛋老汉的名字混淆着说，说毛主席叫向张四蛋学习，也很叫人可笑。在癫狂的政治氛围和高压环境中，这些掌故使人们发现了别一种乐事。人们抽着自制的“扫帚棒”劣质烟，悄悄传说这些笑话，偷着乐乐，喘一口气。这是放松，是赚取乐子和精神胜利。虽然主人公早已作古，这些掌故至今还在阿斯哈流传。
牧民说话不讲究，绕弯子倒恼了。相反，越骂越亲切，显得不见外。这似乎也是对日渐细腻的现代情感文化的一种补钙措施。1980年代初，笔者教过的一位高中学生受到潮流影响，苦思人生意义不得，精神萎靡痛苦。其父得知原因，大为困惑，说：人为什么活着？虫子鸡子都活者，人生下了就得活么。人闲生故事，我看你是吃饱饭没事干了，给咱们大染泥抹房顶吧，看你再意义不！学生告我此事而苦笑，却又道，人家牧民也痛快，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很幸福。有一知青好摆架子，动不动说自己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并留了小胡子，说自己嘴上有毛办事牢靠了。牧民道，别给你叔叔教入洞房了，你什么也知道？你有胡子不一定就成熟了，猫崽刚生下也有胡子了。还有一知青受怀疑一切论的影响，声称除非亲眼看见，否则什么事情也不信。听众中有一牧民道：你妈生你的时候你看见了吗？甚也得见到，费事了！众人大笑，知青从此不敢公然宣称怀疑一切了。
牧民觉得城里人酸气重，讲究多，所以用粗话撩拨围攻，谓之各溜胳肢窝，意为脱敏，使之变得和人亲近些，自然些。通过了“考试”，便引为同人，不见外。如若耍脾气则认为不识耍；仍然傲然绝伦则形容那人象骚虎（种公羊）闻了母羊尿一样蹙鼻子仰头。在细腻繁芜的城市文明的挤压中，他们以粗俗勾兑精细。看电影里接吻的镜头，他们小声道：卧下了，啃开羊头了。接着是一番哄笑。
他们刚进城，觉得城里好是好，就是管得太多，放个屁有人翻眼，尿尿还要交三五毛钱。于是编出笑话道：一牧民在城市，忽然内急，找不到厕所，情急中在十字街安全岛跟前蹲下，长袍子象荷花一样罩住了。警察过来问道，干什么？回答：射着了（蒙语，尿尿的意思）。警察道：歇什么歇，这里危险，快走……牧民的文化胜了一次。每当他们说着这类谑乐故事，就发出胜利的畅快笑声。在多种文化的屡屡冲击面前，即使服从，也求个尊严。有赚头就行，即使是羊毛那么细小。
四、风俗功利化：博弈艺术
民族习俗现在被广泛应用为挣钱的工具。这个方面，蒙古牧民也有些许的优势，因为具有不可替代性。笔者居住的小区经常来两个卖奶食品的，一个的声音格外洪亮，但是叫人觉出其鲜奶清淡异常，有不少掺水的嫌疑；其酸奶有种沤味。于是转向另一个卖者，是个蒙古村妇。她的说汉话还卷舌头，不怎么高声叫卖等特质表达着诚实，所以不必过分担心掺假使假；更因为东西地道，做法本真，是个正经人卖的正经货。小区其他住户也渐渐选择了蒙古妇人的货，虽然另一个小贩来得更早，叫卖的更勤，甚至散布流言欲图坏掉对手的行情，也无效果。蒙古人的诚实难得有了一次回报。
习俗文化时常也作为政治武器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早了。解放前民间有爱好讼事者，旗里每有法令颁布，如王爷死了，全旗禁止娱乐49天，他就会骑上牲口巡游四方，寻觅犯规者，以便当场责罚，赚取牲畜财物，和现在借助执法乱罚款的做法差不多。
即使是贵为王爷，也有好汉对其驳难。1930年代杭锦旗有位王爷不但做世俗的札萨克（俗称旗王爷），还要做管理全旗喇嘛教务的佛爷，在庙上上班念经，并号令全旗喇嘛为他的家庙服役。喇嘛们不堪役使，不服其做法，于是组织“独贵龙”到盟长府告状。盟长设堂发问，你们是哪里的僧人呀？不好好念经，聚众喧嚣？喇嘛道：我等是召庙衙门来的，是辫子喇嘛旗的！盟长大喝一声：哪来的什么召庙衙门？何来辫子旗？喇嘛们应声说，是呀，这些怪事我们那儿现在有了，请盟长老爷断此事。呈上讼纸诉状。盟长在此巧妙驳难下，只能断王爷输理，王爷无奈地脱下了僧袍。喇嘛们这里就用驳难艺术先套住了盟长的口，占得先机，为胜利打下了基础。1942年，大个子赛比利格老婆儿倡导阿斯哈村抗垦独贵龙把家家户户的毛毡反着铺开，展示了不同寻常的礼俗抗议，也是礼俗政治化的一例。即使现在，在农耕化、现代化和社会生活官场化的多轮冲击下，礼俗为形的反冲击也时时呈现，－－在高朋贵戚的主桌上，严肃有余，热情和亲密缺乏。人们吃饭如同骆驼喝水，喝一下抬首四顾，以显文雅和身份高贵。而穷亲戚们的偏桌却格外红火，这个敬酒那个举菜，为很一般的话语而哄堂大笑，亲密无间，成为人伦高地。这似乎是社会关系去官化的一种行为，对以官位排民间座次的无声驳难。
更有有组织的大型民间礼仪活动，时不时和权力博弈。2007年3月末，阿斯哈邻村组织盛大的千驼节，邀请到北京、自治区等地的民族文化人士，以及市、旗、苏木各级官员。阿斯哈等附近百里的养驼和不养驼的牧民全家出动。沙漠洼地里人头攒动，驼影憧憧，人声鼎沸，驼叫马嘶，机动车隆隆。足有两千多人，数百峰骆驼。附近学校的老师学生表演诗歌朗诵，赞美骆驼文化。中断几十年的驼节得以传承。开展了赛驼、赛马和阉驼仪式。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被认领了自己的驼羔。可惜在如此好的传统礼节场合老是去不掉官崇拜。其时，牧民正面临因实行禁牧休牧而将离开沙漠故乡的窘境，他们希图通过聚集人气，借驼文化的名气来传承文化，传递保护骆驼和驼文化的信息，表达对传统游牧文化的最后守护和依恋。经过和政府的博弈，他们得到应许，养驼人家暂时可不搬离。这次的文化炫示收获颇丰。民间以礼俗为媒介传递自己的维权声音，也有权力人士津津有味地宣扬他导演的礼俗文化战役胜利，佐证自己足智多谋，举重若轻，玩百姓于股掌之间。据称有官利用风水先生和阴阳先生之口，引发拟议开发地老百姓的恐慌心理，纷纷搬迁逃离，使得官商不战而屈人之兵，获得了用极少的费用做到大搬迁的辉煌战绩。这说明习俗的博弈在政治领域正得到宽领域的应用，官民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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