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弓生淖尔布，蒙古族，现为鄂尔多斯市公务员。阿斯哈村是鄂尔多斯市的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农牧结合的村子。作者在这个村子当过六年知青，熟悉村子里的人和事，并且在三十年来一直关注该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作者曾担任《杭锦旗志》主编。继而萌生了写村志的想法，以比较灵活的记述体写出该村的近百年的人物和事物，记录蒙古族在这个时间段的生存状态。并且要求自己按照口述史原则，做到有根有据，据实写来，经得起各方面的斟酌及至诘问。
史诗般的表述沦落为非驴非马的杂拌：语言百年
阿斯哈蒙古人中，在上世纪初出生的那一代人，说纯真的蒙古话，基本不会汉话。他们的前半生在农耕的犁头和普遍化的偷盗抢劫中，在红柳、枳芨林里东躲西藏；实在躲不掉了，面对土匪的大棒或乱兵的枪口磕头如捣蒜，急中生智，脱口说一句生硬的汉话：“沙门人，沙门人”（咱们人）......意思是咱们都是一家人，饶命吧。幸而土匪加意于抢牲畜，给人留了性命，于是“沙门人”（咱们人）便成了有魔力的求救语，在辛酸的笑谈中，被人们广泛掌握。笔者的父亲说这个掌故，主角有名有姓，可惜我没有记住。这些世纪老人的汉语水平，始终停留在这类三言两语关键语的水平。文革中，政治大帽子乱飞，在斗争会上黑五类被勒令自报罪名，要把双手高举的牌子上的黑字高声说一番，用的自然是汉语。轮到一漏网牧主老太婆，就是白家老太婆自报，她哆哆嗦嗦说：我是那巴牧主某某，意思是恶霸牧主。积极分子嫌她故意做对，咋呼她不老实，要实行革命专政，她一急，屙裤子里了。幸亏有展丹老太不嫌弃，扶她出去，清理了屎尿，给换了一条旧裤子。此事令白家的后代至今感恩记着。公社的一个走资派，轮他举牌自报罪名，他细声细气说，我是奇你妈（尼马）……立刻招来一顿拳脚，施虐者边打边骂道：爷才是骑了你妈还骑你大（爹）！他名字就叫奇尼马，蒙古人说汉话走音，说成骑你妈了，并非骂人，他都那样了，还敢骂么？在这种种挤迫下，蒙古人的生动鲜活的语言，自然委顿了下去。
蒙古人的本真的活的语言，那可是有非同一般的史诗般味道的。元史记载：成吉斯汗接见远来投诚的女性首领姚里氏说：“健鹰飞不到之地，尔妇人乃能来耶！”赐之酒，慰劳甚至。还有：太祖（成吉思汗）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钦察，亦纳思纳之。太祖谴使谕之曰：“汝蹊匿负吾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答曰：“逃颤之雀，丛薄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于是开战，对手败而降。这种巧妙的比喻、押韵的排比，特别是英雄气概和令人忍俊不禁的驳难幽默，即使是经汉族史官的蹩脚的编译，仍存留其些许原味。1970年代，阿斯哈邻村（沙漠里）的一个未婚先孕的年轻女子从容回击人们的讥讽议论，不屑地说：不盈握的麻雀一窝还孵十多个蛋呢，十八岁的本姑娘生一半个（娃娃）算什么事咧？这话被传为名言，广泛传播，至今有人笑着说起。仅从表达技巧和气魄看，“本姑娘”的话也不失有史诗般的表达方式和气概，可见古今风骨一脉相承，表达技巧薪火相传。
上世纪20－－40年代出生的人，一般都用蒙古话交流，遇上汉人，则用生硬的汉语交流。其中担任大小队领导的，在会上都说汉话，因为有汉人在，照顾他们。有意思的是，他们把蒙古话中表示气概的话也自己译成汉话夹在句子中，表示一种决绝的决心和威武气势。有名五斤者，1970年代初移牧到梁外沙漠，受尽干旱之苦，于是在小队社员会上用汉话声言：我五斤小子，腿肚子如果再朝北，不是我爹做的！他果然一直腿肚子朝南而行，回到了黄河畔住下，证明了自己是小子，更是他爹的小子。这里，名字加小子是阿斯哈村蒙古男子的威武自表句式，表示我是男子汉，是有爹的人。他在本可以用蒙古话表达的场合，突然用汉话说了蒙古句式，给人表现出一种男子的威武兼具开化了的风度。这一代人中，识文断字的占小一半，以蒙古文为主，粗知汉文，还是解放初扫盲的成果。但是不知是师傅教错了，还是弟子学差了，他们说出不少别字，如“剿匪肃特”他们都说成"巢匪肃特”，而且坚决认定他们的念法对，因为那时的区长书记就这样说的，错不了。
这一代人说蒙古话很少搀杂汉话；用汉话说，则带有浓重的蒙古音。他们说的蒙古话，史诗化的表述能力大为减退，只是说些柴米油烟。惟有礼仪场合说几句程式化的妙言奇语，如在婚宴上，女方客人驳难娶亲人道：怎么姗姗来迟？路不好还是马惊了？娶亲人应答道：朝着既定的方向，箭一般飞过来了，启明星刚闪耀，金太阳（升起）还早咧！这都是成套的话。
这一辈的汉族人也有不少会说些蒙古话。1960年代有个船汉宋某在黄河渡口扳船，蒙古名叫额尔德尼，意思是宝贝，是蒙古人给起的，他也乐得被叫。去年秋天笔者回阿斯哈村，晚上牧民弟兄招待，叫来杨宝则老汉老婆儿和我见面。他用趿拉哗啦的蒙古语问我：油可亦着拜那（在干什么工作）？我则用蒙古话说他当年在场面上和白某的俏媳妇打闹着玩耍，象“乌哈那（种公羊）撵母羊”。七十二岁的他哈哈哈大笑，看了一下身旁的老伴，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年轻，瞎耍耍了，实际没有（那事）。这都是用蒙古话说的，虽然表达不流利，但是显得很亲切。因为他们会说点蒙古话，蒙古族牧民说那个格塔德（汉人）象蒙古人，就是内部人的意思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平常交流中说汉话的比重达到50－60%。从小和汉人娃娃玩耍，一块放毛驴、掏苦菜、背柴禾，学到了很多顺口溜，如见坟地起旋风，就啐一口，咒道：旋风旋风你是鬼，切刀案板铡死你！此类顺口溜朗朗上口，学得乐此不疲。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汉语文，看开汉文小人书了，到五六年级就看开汉文的《林海雪原》、《艳阳天》、《红岩》等大书了。文革中，背红宝书，念批判稿，写心得体会基本是汉文的。他们在说蒙古话时，说不了完整的蒙文句子，总要夹汉词，比如说：麻乃阿布（我爸）飞鸽车子乌努着百那（骑飞鸽牌自行车）。这里就多半蒙话少半汉话了，新名词用汉语的叫法。蒙古语文老师劝戒再三，也难有改观。在平常场合，蒙古话的巧言妙语说不来。沙漠里的蒙古人相见之下，说：扎，雨水好，草场好，牲畜好，除夕的炮仗声硬，包子扁食的味道好……一连串的祝好。黄河畔的蒙古人讪笑着，随声对一句：好好好，再也说不来。1990年代初，在一次婚宴上，主持人让笔者把登记在白纸上的陪嫁品清单誊写到红纸上，并嘱咐稍融色一下。笔者一五一十誊写完成。主持人看后不满意，说了一句，你们把蒙古礼节蒙古话忘彻底了。提笔改动，叫我重誊写。笔者一看，诸如父母表达浓浓的爱女之情，为解其洗濯之劳而陪的洗衣机，带给欢乐的电视机，光芒耀眼春色满屋的绸缎被褥，兆示金银满箱的衣柜……在主持人朗朗上口地宣读礼单时，笔者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的蒙古文水平已经从诗史语言退化成干干巴巴的应用文水平了。
在蒙文蒙语的衰渐过程中，人们态度不同，看法各异。牧民持无奈的顺应态度，但是多数送子女念蒙古文授课学校。为的是以后好考大学，而且政府给的助学金高些。至于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难，到时候再说。有工作的人想法就多了。有人崇奉蒙古语是拼音文字，所以先进；蒙古语承载着蒙古族灿烂的历史文化，是永恒之火，永不熄灭。1980年，公社信用社会计在和笔者闲谈中说起《红楼梦》的作者，对着笔者睁眼大叫：《红楼梦》是谁写的？！蒙古人！你什么也不知道！笔者见他酒大的样子也没有心思辩论。笔者的初中蒙古语文老师笑眯眯地坚持说蒙古语文在世界上的先进性，“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进国家都在学习研究蒙古学？”笔者的同学道：国家民族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决定了语言的地位，不然为什么咱们学习英语而他们不学习蒙古语？这话实际上也有道理。以前鄂尔多斯口音不管蒙语汉语，外地人反映说不好听，既没有铿锵的韵味，也没有抑扬顿挫，浊声浊味土里土气。在自治区的会上说点话，特别是在电视媒体上接受采访，鄂尔多斯人都觉得有些别扭。但是近二年听说鄂尔多斯土话变得好听了，北京卖汽车的老板特地吩咐员工一有鄂尔多斯口音的人来马上叫经理亲自接待，因为买卖好做，钱掏得痛快。鄂尔多斯富婆淑女们一到外地的高档商场便高声说土话，以为荣耀以为是身份符号。鄂尔多斯一些人无非有了一点钱罢了，以有些外地人的不服气的说法：你们是坐在煤炭堆上了嘛，碰上了嘛，又不是你们的本事真长了。但是总归有了点钱，所以没钱时候觉得难听的话现在也好听起来了。南方人有钱，所以那么难懂的粤语也有人仿说得惟妙惟肖。民间早有话道：马有精神草料宽，人有精神钱壮胆。语言看来也姓钱。蒙古话也应该跳不出这个规律。另一派是学好汉文学会蒙文的主张。他们认为汉语用处多，必须学好；至于蒙古文，念到初中就行了，会念会写了嘛。实践这个观点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得心应手，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因为和汉族人交往，在语言文字上没有阻碍，习俗没有隔阂，想法的雷同性也不少，甚至对好多潜规则也掌握到相当程度。所以在官场升迁比较容易。他们到了书店也看看蒙语书籍的橱栏，但是停留时间很短，似乎是不愿表现自己是懂蒙语的。还有一些蒙古人不会说写蒙古语文，他们甚至对蒙古语有些不大看得起，以为那是没有多少应用价值的语言。没有用就是没有学的必要，不会说和写也就无所谓，甚至是先进的标志。重蒙语派对此很是不平，讽刺那些不会说蒙古话的人“可说的一口流利的好汉话”。他们对自己不受重用的遭际也感伤，认为吃了“方块字”的亏了。
1970年代后期出生的娃娃蒙汉话混杂得更厉害了。还是前边的例句，他们现在说成：“麻乃阿爸骑的飞鸽车子轧布来。”（我爸骑飞鸽牌自行车走了），基本是一半对一半，名词不用说，连普通的动词也借用汉话了。去年秋天笔者的一个外甥在电话上托我找个开车的营生，我嘱咐他注意看看招工信息什么的，他的兴趣立刻锐减，用汉语说了一声行了。我是尽量用蒙古语说的，他倒用汉语回我，多少有些不对等的感觉。这个阶段的思维是用蒙语思考，译成汉文的，这点可以从蒙古化的汉文句子看出来。
再发展下去就是准格尔旗蒙古人那样表述：我阿外（阿爸）骑上飞鸽车子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汉语，唯有对父母的称呼是蒙古话。笔者最近在准格尔旗参加蒙古人的婚礼，孩子的父亲给客人满酒，说，扎，赛，敬大家一杯。这是他们婚礼上唯一的蒙古元素。到这个阶段是用汉文思维，再费劲地改装为生硬的蒙古语零碎。
为什么蒙古语言的应用范围日渐萎缩呢？19世纪末叶以来，汉文化以人数优势、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势力优势对蒙古文化形成高地态势，并借助其丰厚的文化思想资源和刚柔相济的渗透技巧展开有形无形的蚕食。现代西方文明是经过汉文化的过滤传递到蒙古地区的，所以更加上了现代新文化的高地优势。在阿斯哈村一直流传着汉族旅蒙商利用蒙古人不识汉文在帐目上做手脚，使蒙古人背上沉重的债务，进而破产还债的故事。阿斯哈人至今称帐目为“黑帐”，不知是过去的先人们看到的账册是黑颜色的还是为什么；实际赋予的含义是“黑心帐”，不怀好意的东西。笔者担任小队会计，每逢年终处理帐目单据，队干部为单据的事情先是争吵，后来以对方学过去的商人设黑心帐捉弄老牧民来讥讽对方。听阿斯哈村的老人们说旧社会蒙古人和汉人打官司，最难的是语言不通，还有贿赂的行情不通，人家写成什么也不知道，结果十有八九败诉。等等教训能不学汉文？套用一句政治流行语，那是形势逼人！解放以后，屡次的政治运动也是以汉文为主要洗脑工具的。笔者记得文革那时候学的蒙古文，所有的外来名词术语统统是汉语读法用蒙文字母记的，如“中国共产党”蒙汉文读法相同。夹缝中艰难生存都不易，更何来繁荣。
1980年代以后，左右蒙古语文的情势，一看社会应用范围，二看操蒙古语者的官场命运。起初为了落实民族蒙古语文政策，党政机关号召学习蒙古语文，在黑板上开辟每日学一句蒙古语栏目，对学得好的人员进行表彰奖励，着实红火了一半年，后来接续不力了。蒙古族学校更是主要阵地。鄂尔多斯东部地区蒙古族只占二十分之一，蒙古人不会操蒙古语交流了，为了恢复蒙古语使用，从本市西部调来蒙古文老师，在学校进行封闭式教育。起先设了每日一课的蒙古文，要求师生用蒙古语会话，逐渐过渡到其它课程也要讲蒙古语。学生学着吃力，听不懂老师讲的，自然影响教学质量和进度。阻力重重，于是非议出现，甚至反映到自治区。于是收缩，改为加授蒙古语，一周两节课，基本是以汉语教学为主，蒙古语学习成了象征性的了。要说政府不重视蒙古语文学习使用，那是冤枉人家了。上蒙古学校多给助学金，市面用文和政府公文强制使用两种语言，等等，竭力提倡。但是在无形的文化和市场之手面前，成效甚少。即使在鄂尔多斯西部牧区，蒙古族干部和教师子弟多数选择了上汉校，为的是将来上了社会好就业。只有牧民的子女上蒙古族学校。干部子弟中多数念汉校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孩子们从小被包围在汉语世界里，平常说蒙古语的机会少，所以蒙文词汇贫乏，如果上了蒙古学校，从会话到写作文不但词汇贫乏，而且读不懂课文，理解不了应用题的意思，只好弃学蒙文一心学汉文了。再看街上的牌匾，汉文书写得很大，蒙古文的象蜥蜴那么点，属于是应景。对此的反对声也有。1980年代初，旗里一个部门的会计，是阿斯哈村出来的干部，很不服气蒙古文应用现状，用蒙古文填写支票，被银行退回，告知用汉文写。他理直气壮道：民族地区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虽然最终还是不被银行接受，但是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气神一时传为佳话。官场也是民族文化使用价值的衡器，有用与否在此说话。1990年代曾经有盟里的高官下乡检查工作，对翻着笔记本用磕磕绊绊的汉语汇报工作的某苏木长大发雷霆兼讽刺挖苦，并且每到一处举此例为证，强调提高干部素质的紧迫性，使那个苏木长压力很重，不久被调整为旗里一个单位的副手，基本结束了官场的黄金时代。那个高官实际上也是蒙古人，只不过不会说蒙古话了，反而把会说蒙古话而不会用流利的汉语表述的同族视为低能，的确叫人不舒服。人贵言重，这类掌故广泛流传，给蒙古语的应用自然雪上加霜。也偶有单位第一把手懂些蒙文蒙语，下面的不会说写蒙古语文的属员就紧张起来，认为这是升迁的瓶颈，悄悄学写自己的蒙古名字，在蒙文报上发表文章，特地嘱咐记者把自己久弃不用的蒙古名字署上。但是这属于特例。这大概属于政治语言学的研究范畴，应该有学者在研究吧。
然而，蒙古人的语言风格、语义结构特别是语气表达，在那些蒙古人熟练的汉语表述中还有很多闪现。说到谁也有脾气，蒙古话说：撅屁虫弹一下还撅屁股了，何况活人呢。牧民用汉话说不了撅屁虫，只说是虫虫，说虫虫动一下屁股还起来了，人还能没有脾气？说受到什么人的无端怪怨，蒙古俗语云：狗指尾巴，尾巴指梢毛。河畔的蒙古人干脆用汉语说：狗屙下也算在我名下了？实际上是前一种谚语的汉语翻造，有蒙古语源的影子。还有一种是蒙古语言风格的汉语表达，如笔者有一次在酒席上给人满酒说，烧酒是你的，但是敬酒的手可是我的呀，请你喝了这一杯。不会说汉话的一个蒙古朋友听了，笑得眯了眼，说：对对，这话象是老蒙古人说的话。“老蒙古”者，指不会说汉话的蒙古人之称谓也，暗含老古董之意。这个朋友听出笔者这句话里隐约有蒙古人传统的驳难文化风格的痕迹。听乡干部说，给贫困户送了几十块钱，叫买面和砖茶，过个好年，并特地嘱咐说，这是这位领导代表政府关怀的。那受资助的妇女直楞楞地说道：生活不好的都给的吧，不是单给我一个吧。干部语塞。出来后，干部以掌抵额，道：瞎人，怪不得日子过成光景了，这个时代了，连一句好听的话也说不来。蒙古人可以掌握流利的汉语表达技巧，但是其直脾气在谀词盛行的“这个时代”，最难掌握“好听的”汉语，也就是颂词和溜须拍马之词语技术了。语言等外在性文化可以通过一两代人完成转变，但是深层的性格气质很难以融化。所以每有“老蒙古”讥讽本市东部蒙古人是假蒙古或者“可真说着一口好汉话”，东部蒙古人就不高兴，认为他们虽然不会说蒙古话了，但是还是标准的蒙古人，因为情感认同、应世方式等隐秘的东西还是原来的。如果说“老蒙古”是白萝卜，不会说蒙古话的蒙古人在性格气质情感认同上仍然还是蒙古人，顶多是红皮白心的萝卜，距离彻底的红皮红心还很远。阿斯哈村因为蒙古人占到多一半，蒙古语的环境还不是十分弱势，所以处在白萝卜皮浸染隐隐的粉色的阶段。蒙古语言变异的下一阶段估计是语言和深层心理同步化变异的趋向了，那是需要更强的领悟能耐的，估计阿斯哈村还会有人留下很多不会变通的笑话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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