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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省成立革委会前的紧锣密鼓
1968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通知要认真组织学习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等文章，指出这篇文章“传达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发表于1968年3月30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又说：革委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按照毛泽东的本意，革委会就是要“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的改革。”要做到“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的滋生。这样，就能够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就能使革命委员会成为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充满革命干劲，雷厉风行，精悍有力的战斗指挥部。”
在云南省军管会的领导下，昆明两大派也在积极着手成立省、市革委会的工作。两派常委级别的头头和部队代表为此曾多次乘飞机到北京学习，名目是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当时中央的通行办法是每举办一个省的学习班后，该省的革委会随即诞生。比如1967年底中央举办江西班后，1968年1月7日，江西省即成立了革委会，《人民日报》为之发表《井岗山红旗飘万代》的社论。1968年1月初中央举办甘肃班后，1月26日即成立甘肃省革委会，《人民日报》为之发表《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5月份中央举办四川班后，5月31日四川省成立革委会，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的社论……
5月27日，昆明两派赴京代表在京西宾馆签暑了《昆明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协议有7个部分，现摘抄要点如下：
一、关于形势的估计，“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揪出了阎红彦、李成芳、赵健民等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形势越来越好”。
二、要“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李成芳等开展主动的猛烈的进攻。”
四、要实现按行业的大联合。
五、“正确对待干部”问题。“要看干部的大节”。“对争论较大的干部，不应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应该站在无产阶级党性和党的立场上，共同研究，联合调查，互相交换和核实材料，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统一认识，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来。”
六、切实遵守两派《联合拥军公约》以及两派以往达成的协议。
七、“云南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
从以上引文不难看出，当时在一些细小的提法上都力求两派对等。比如炮派打李成芳保赵健民，八派则相反，协议中两次出现李赵姓名时，其先后顺序第一次为李赵，第二次为赵李。可见起草协议时用心之良苦。
在这次中央举办的云南学习班上，负责组织云南省两大派头头开会的召集人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罗元发，从他的几次讲话不难看出，，他对炮派较为同情。按当时的惯例，该省的召集人即将成为该省的革委会主任，炮派为此松了一口气，以为今后的日子不至太难过吧。
6月6日，中央文革对昆明两派的“大联合协议”作出批示，认为“这个协议是好的。中央文革批准这个协议。”
对这个协议，两派群众都是拥护的，因为大家都吃够了动乱的苦头。但两派内也有少数头头不满意，认为协议“太右”，八派中最突出的有杨树先，此人是云南省建筑公司八派12.6兵团的头头，八派赴京代表在《大联合协议》上名列第二签字（第一是黄兆琪）的人物，此时拉拢几个八派组织成立“八.二三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八工总。他们想掀起昆明地区第三次大规模武斗，决心消灭炮派后再讨论建立省革委会的问题。炮派方面，原先曾担任过炮派常委的炮派头头冯廷波，大概因为此次赴京代表名额中没有他而老大不满意，也在串联要成立“炮派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炮工总，但因为响应者廖廖而陷于难产中。无论是炮工总还是八工总，共同点都是对大学生领导云南文革的情况极为不满，（炮派赴京代表在协议上第一签字的是昆明医学院的炮派头头，大学生李毅）他们都认为应当由工人阶级唱主角。此外，昆明医学院的炮派头头之一，大学生赵璋等人串连一部分大中学校的炮派组织成立“炮派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炮三司”。“三司”原本是北京市大中学生在文革初期的一个造反精神最强的造反派联合组织。赵某等人此时此地成立“炮三司”，其用心也不难窥破，无非是对李毅、方向东等炮派头头表示不满、想要分道扬镳罢了。
以上情况的出现，就使昆明地区的形势陷入极其复杂的矛盾中，以至使省革委会的成立时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在“大联合协议”上签字的两派赴京代表中，许多人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后来有的死得极惨，有的度过了多年的铁窗生活。考虑到这些因素，这里将两派赴京签字的代表抄录下来，也许不算多余：
八派赴京代表签字的有：
黄兆琪 杨树先 刘殷农 金彝旦 那天佑 曹荣华 张砚平 姜月生 张奎林 王希伦 周载祥 许绍先 胡文龙 徐志进 陈中翔 安炬祥 邹思浩 张贤忠等共18人
炮派赴京代表签字的有：
李毅 沈参雄 方向东 杨凯 丁大勇 李万林 杨继铭 李元寿 贾玉玺 周律型 徐盛孝 孙荣行 赵宁 刘维孝 黄木桂 吴绪庚 汪少武 高堂文等共18人
诚然，两派中对昆明地区形势发展影响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还大有人在。仅以炮派为例，比如昆明汽车运输总站的炮派头头焦云力、王守库、云大武装部的郭大尉、小坝机修厂的冯庆波等就是这样的人。只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比如有的因为指挥武斗影响较大、有的因为是现役军人不可能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等等，因而没有能成为赴京代表。
云南要成立革委会已经是大势所趋，任何政治力量也难以阻挡。最终由林彪亲自点将，将中共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公室主任谭甫仁安插到云南。有了这一步棋之后，可以说万事俱备，于是昆明军区党委在8月6日向中央呈交《关于建立云南省委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该报告建议：
“一、省革委会由181名委员组成。除14名留作机动外，（主要是增补群众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167名委员的分配是”：
革命群众代表102名，（其中工人代表51名，贫下中农代表22名，红卫兵代表20名，其它方面的革命群众代表9名）占61%；
军队代表25名，占15%；
革命领导干部40名，占24%”。
“二、省革委的常委由47人组成，7名留作机动（主要增补产业工人和女同志）。40名常委的分配比例是：
革命群众代表20名（其中工人代表6名，贫下中农代表4名，红卫兵代表4名，其它方面代表4名，暂缺贫下中农代表2名），占50%
军队代表10名，占25%
地方革命领导干部10名，（暂缺4名）占25%
“三，省革委主任副主任11名，建议省革委由谭甫仁任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琪、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为副主任，两名余额以后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中各增补一名。”
按照昆明军区党委的建议，云南省革委常委由以下40人组成（暂缺6人）：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十三军政委段思英，十四军副政委成泽民，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昆明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左奎元，昆明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骈引丁，昆明军区空指副主任朱刚，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原云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周兴，原云南省委书记、副省长刘明辉，原省工交政治部主任张克，原省民政厅副厅长刘鑫，原省统计局人事处长李一鸣，原省经委副主任张恩璞，昆明工学院研究生黄兆琪，昆明医学院学生李毅，省建总公司工人杨树先，云南大学学生方向东，昆明市公安局办事员刘殷农，省物资局办事员沈参雄，昆明机床厂工段长李积德，省物资局驾驶员杨凯，冶金机械厂工人高振华，昆明纺织厂工人段宝珍，市百货公司一般干部徐学惠，昆明总站驾驶员张炳林，农林学院学生姜月生，昆明西山区碧鸡公社黑荞母九队党支书杨二顺，丽江县黄山公社党支书和茂林，昆明市西山区团结公社革委会委员李莲俊，省建总公司技术员杨继铭。（以上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红卫兵代表等，无不按云南两大派对等的比例组成。比如，两位女性省革委副主任，段宝珍属炮派，徐学惠属八派；两位农民代表，杨二顺属炮派，和茂林属八派等等，不一而足）。昆明市革委会组成人员也同时确定：市革委会主任段思英（13军政委）、副主任骈引丁（昆明军区副参谋长）、郭兴（昆明警备区司令员）、肖持久（原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刘殷农、苏本忠、尹家仙（女）、傅国英（女）等。
8月10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8)128号文件批准下发《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同意昆明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及革委会人员组成名单，中央对今后云南的工作提出九点希望。两大派连夜敲锣打鼓到昆明军区报喜。
8月11日19时40分至20时15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接见云南省革委常委和云南班成员，接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大楼小会议室。会议由江青主持，首先由周恩来宣读中央批准成立云南省革委的批示。继而由康生作解释说：“中央批准在云南只点了阎红彦、赵健民的名。有的会问，为什么不点李成芳，我这里解释几句。第一，中央的方针，各省点名的人不要太多，现在一大串，已经不少了。第二，没有点李成芳，不是说李成芳没有错误。李成芳的历史是要搞清楚。有些问题还需要严肃处理。不过他同赵健民性质还有一些区别，还要继续调查。如果从这方面来看，在云南类似李成芳的不止一个人。要点，就要点一大串。所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文革商量，少点名。这一步，希望同志们了解。特别是八派，不要因为没有点李成芳，就认为我对了。我保李成芳对了。同志们，过去保李成芳错了。炮派，不要因为你打李成芳，中央没有点名，心里就不大高兴。你们反李成芳，应当反……”。会议结束时由江青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
康生的讲话除安抚炮派的目的外，也为了表白自己：他年初一句话置赵健民于死地，是由赵健民问题的“性质”所决定的，对李成芳他不就“继续调查”么！这就可以证明康生始终是正确的！
8月11日晚20时，谭甫仁电话指示云南：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八月六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的批示和中央的批示，今晚要连夜传达到全省。
二、今晚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首长接见军队干部和批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两件大喜事。双喜临门。今晚和明天要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活动。
接到谭甫仁的电话指示后，两派群众组织连夜组织队伍到昆明军区贺喜。
受中共中央的诸多领导人接见之后，当天夜晚，一架专机把所有需要返回云南的人员送往昆明，以便参加第二天将在昆明召开的省、市革委成立大会。
二、不做铁砧 就做铁锤
8月13日中午，昆明检阅台广场举行40万人的庆祝大会，庆祝云南省革委会、昆明市革委会成立。谭甫仁、周兴、陈康、昆明市革委会主任段思英及两派群众代表都作了大会发言。大会还给毛主席发了致敬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5日发表题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篇社论的题目，原先已拟定是用毛泽东的诗句“金沙水拍云崖暖”，不知何故，发表时另换了题目）。庆祝大会后，群众队伍冒雨进行了庆祝游行。
8月16日，《云南日报》发表了题为《红太阳照亮边缰》的社论和全省各地举行集会庆祝省革委会的消息。
成立革委会后，炮派在精神上就软弱三分：炮派保赵健民保错了，打周兴也打错了；而八派则相反，打赵健民打对了，保周兴也保对了。当时衡量一个群众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打对与保对，以及对军队的态度如何，炮派还有一笔围坐昆明军区的旧账，更是错上加错。在这种情况下，八派显出趾高气扬的神态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省革委的主要领导人怎么去引导。
身为省革委主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谭甫仁，不是正确地处理两派矛盾，而是一屁股坐到八派一边，在省革委会会议上多次历数炮派自文革以来犯下的一连串错误，对八派则全面肯定，干出许多武斗期间八派想干而干不成的事。这种拉八打炮的勾当，被谭甫仁称为划线站队。即对每一个群众组织以及每一个人，都作一番考查，看其是否站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边，即是否站对了队。许多八派群众得意地说，毛泽东讲过：“我在云南也要参加八.二三”，更把这种划线站队的做法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更让炮派头头和炮派群众心胆俱寒。至于毛泽东是否讲过这种话或者说在什么场合下讲过这种话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8月秋风渐渐凉，炮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对炮派的打击，首先由谭甫仁、周兴、鲁瑞林等人在省革委内授意，在基层的表现是：各单位要求成立革委会，革委会成员名单报上级领导机构审批时，是否批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革委会成员的结构是否体现以八派为主的原则。如果体现了，即可批准。如果没有体现，那就肯定不被批准，报10次将打回10次来。有的单位本来就只有炮派，没有八派怎么办，临时发展几个八派都成。总之，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革命派八派手中。
在处理遗留问题上，态度也很明确。比如，武斗时期力量弱小的一派被迫离开原单位时期的工资待遇处理办法，如果离开的是八派，现在工资全部补发，甚至每人还可领到一笔“困难补助”；如果离开的是炮派，则以往的工资概不补发，还得一个个深刻检讨前段时间究竟干了些什么，是否充当过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赵健民之流的打手，有谁可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等等。仅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这段时间的荒唐与疯狂。
某厂有位八派工人，武斗后还保留有一枚手榴弹，本想用去炸鱼，但一直没有机会。现在革委会成立了，眼看今后留下这家伙甚是不妙。此时把它上交吧，又担心领导从此不信任自己，以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还藏有其它武器，到时全身是口也难以说清楚。不上交吧，继续留在身边迟早是个祸害。左思右想，终于让他想出个“好”办法来：何不在上公厕时把手榴弹悄悄扔到厕坑中，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麻烦事了结掉呢。
也是合该有事，这位老兄在往厕坑扔手榴弹时，不知怎么搞的，鬼使神差地竟把手榴弹弄爆炸了，把他的屁股炸得血肉模糊不说，身上也弄了不少粪便。当人们听到爆炸声后赶来时，这位老兄急中生智，编出一套骗人的鬼话想蒙混过去。他说正当他蹲下解大便时，炮派小分队的人向他扔手榴弹企图炸死他。大家问他看清是谁扔的么？他说天太黑，没看清，只看出是个中等个子。他当即被送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并得到很好的护理。
这一下可好，本单位的炮派职工统统被隔离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有人能证明当时不具备作案条件的人，以及个子高大或矮小的人逐渐被解脱出去。最后剩下两个个子中等且除自己家人之外无人可以证明其行踪的人，这两个人当时正在一道散步发牢骚，他们要互相证明当然不顶用。为审问出个结果，这两个人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两人的门牙全给打落，其中一人的肋骨被打断2根，一人的脊锥骨被打残，最后只有屈打成招，供认是他们仇恨那位八派，所以要用手榴弹炸死他。但事情到此并不算完，因为他们两个既然胆敢干这种蠢事，肯定还有后台，而且家中肯定不只有一枚手榴弹，他们必须彻底交待其后台以及还藏有什么武器。
当屁股被自己炸伤的老兄康复后返回单位，得知两个炮派小头目的遭遇，心里十分不安。最后终于良心发现，写出澄清事实真象的检讨交给革委会主任、一位连级干部军代表。读者可能以为事情到此总算可以了结了吧。其实哪有这么简单，军代表当即一目三行地把检讨看过一遍后，划根火柴就把这份检讨烧为灰烬，板着脸对这位老兄说：“你所反映的情况到此为止，你不得再与任何人谈起这件事，否则为此造成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你负责。这是党组织和革委会对你的要求，我们只能将错就错，不然怎么向上级和群众交待。不过我们会心中有数，以后对他们宽大一点好啦！”这件冤案直到1975年批判派性时，由这位屁股被炸伤过的老兄再次提起，那俩个受冤屈者才得以平反，这是后话。由这件冤案可以说明当时炮派处境之险恶！
大搞阶级斗争，势必引出如此结果：一部分人的地位上升了，另一部分人的地位下降了；上升了的就要敲打下降了的，压迫下降了的。谁不想做铁砧，谁就得做铁锤！你不是充当绞肉机上的一枚齿轮和螺丝钉去折磨别人、绞杀别人，那么你的心灵和肉体就要被折磨、被绞杀，你的膏血就得去润滑绞肉机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就是大搞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炮派既然在这场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成为铁砧，作为炮派成员的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三、中共8届12中全会与李广田之死
8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中发（68）133号文件转发上海市革委《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该文件开头有毛泽东的批示道：“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报告的主要经验是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七·三”和“七·二四”布告（即严惩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的布告和迅速制止和严惩陕西一小撮阶级敌人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的布告）的同时，“组织了四百多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五千八百多人，进驻‘老大难’单位，宣传布告，发动群众，揪出坏人，搞好班子，促进生产。”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段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云南省革委迅速向全省所有大中学校派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其中以派进云大的工、军宣队阵容最为强大，其人数近500人。
9月5日，西藏和新疆革委会同时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7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同一天，北京10万军民集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话，称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10月13日至10月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8届12中全会。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于1968年10月18日呈报的《关于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该报告声称“现已查实，刘少奇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二一年，他混入党内的时候，就不是一个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极其腐朽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异已分子，四十多年来……干下了数不尽的反革命勾当，成为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
全会认为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文革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文革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以中发（68）155号文件公布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一、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长沙被捕叛变；二、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一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三、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变。
有的同学在私下提出疑问道：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对党内另一个最大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却没有开除出党，还要继续保留在党内呢？我班的年长者许君（他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许钦文，因为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多）回答道：区别对待，分化瓦解，这历来是伟大领袖的政策。君不见8届11中全会后，中央领导人出台的排列顺序即发生微妙变化了么？从这种排列顺序的变化开始，直到刘邓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为止，邓的名字就始终排到刘的前边了么。我听了似信非信，信手找来一大堆旧报纸查，果然如此啊。比如1966年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是这么排列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越是以后的政治活动，陈伯达等一班人的位置越往前挪，而邓、刘的名字越往后退，但邓始终排在刘的前边。这是否意味着，从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敏感者即可预知刘邓的命运必然会有所区别呢？排除这方面的情况姑且不论，至少从毛泽东以往处理问题的习惯和方法看，如何区别对待刘、邓，他早已胸有成竹。
全会指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正如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的，“二月逆流”“是件大事，但是你说天就塌下来呀？地球就不转了？我看也不见得，地球还是照样转。”毛泽东还在会上说：“过去南征北战好打，过去打蒋介石，敌人是摆着的，秋风扫落叶，三年半就差不多了。文化大革命比较困难，比过去打二十二年还困难。犯错误的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只能一个一个问题的搞。”“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但不要叫他们翘尾巴”。
林彪在10月26日的大会上讲话说：“除阿尔巴尼亚外，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是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身腐化、蜕化、转化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使国家政权变了质，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法西斯的政权。所以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国家的领导，尤其是国家的上层领导。”
“国家包括什么？”林彪接着说：“军队、党、政府是国家的基本组成部分，当然还有群众组织。但从国家本质上来讲是军队。”林彪把“搞大民主”、“建立革委会”、“工人阶级登上一切上层领域舞台”称为继续革命的“创造性措施”。
就在8届12中全会公报向全国广播的当天晚上，中国文学界颇有名气的作家和诗人、云大校党委成员之一，享年62岁的副校长李广田教授投入昆明北郊莲花池自尽（莲花池当初曾是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居住的所在）。第二天云大部分师生将他从水中打捞上来时，让人看了心里很不好受。李广田是被省委和云大校党委最早抛出让师生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派”，文革以来备受凌辱。曾有一天上午在对他的批判会上，有两个中文系的红卫兵在李广田穿的中山服上刷上浆糊贴上三条标语：中间一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左边一条是打倒三反分子李广田，右边一条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中间的一条正好压住衣服的两面。当天下午继续开批判会时，李广田另外换了一件衣服。又有好事的红卫兵责问李广田为何不继续穿贴有标语的那件衣服？李广田回答说，上午被批斗得横身酸痛，因而中午在床上躺了一会。耽心把小将们刷的标语弄坏，因而把衣服用剪刀从背后剪成两半才脱下来，这样，标语是保存好了，但衣服无法再穿了。如此回答让提问题的那两个红卫兵一下子也不好再讲什么。以后李广田被关入“牛棚”，每天由造反派即狎称为“看牛队员”的红卫兵监督到校办农场劳动改造。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由于造反派忙于武斗，对他的监管放松了些。我到师宗农村看到农民生活之艰辛后，曾不由忆起过去批判李广田说过的“干部可恨、农民可怜”的“黑话”，曾让自己颇有同感。此后回到学校，见到李广田时，内心曾有几分同情，甚至还有几分尊敬，但行动上却不敢有任何表示。眼见他经过较长时间劳动后，身体比过去胖了些，脸膛也因风吹日晒变得黑里透红，不免为他高兴。想不到他却就此饮恨而去。事后我曾问过李君等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李广田寻短见。李君分析有几种可能，一是头天李广田被总务处的某个造反派无端打了一个耳光，可能越想越气愤，最后以死来表示抗争。二是前几天海军政治部到云大搞外调时，曾说过据他们单位的当权派提供的材料，1930年有一个姓名为李广田的人曾在山东齐县为国民党竞选，1931年曾带还乡团杀害56名革命群众，应属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当然，当时来人对是否是这个“李广田”所为还是另有同名同姓者，他们也搞不清楚，只好把他们的当权派写的材料的复写件留下一份就离去了。造反派为此找李广田谈话后，李可能接受不了。三是当晚广播的全会公报宣布开除刘少奇党籍，可能使李对一切都绝望了。国家主席尚且如此，遑论其它，与其活着受辱受罪，不如以一死来求得解脱的好。莲花池是当初吴三桂的爱妾陈园园梳妆隐居的所在，如今竟然成为李教授的归宿之所。令人可气可叹。但据当时亲自接待过来访者的何君在看了我的书稿后称，李广田跳莲花池是11月2日，而海军政治部来人是11月4日的事，因此李广田跳莲花池应与外调者来访无关。云大造反派公布李广田历史问题的大字报的时间是11月5日亦可作为佐证，因为此类事情一般都会当即公布的。言之也有道理。
文革初期为批判李广田,有的同学到校图书馆查阅以往的旧报刊时，曾看到过李广田于1958年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歌颂大跃进的诗歌，其实完全由诸如“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之类的口号凑成，于是曾在同学中成为笑谈。其实当年李广田的此类颂诗中更为肉麻的是《他在各处行走》，诗中写了许多“他的脚步”——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地到车间、从小巷到田野，所到之处，人们就“鼓起冲天干劲”，就“砂粒变成黄金”，就“走进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温暖聪明”，“我们是多么尊敬他、多么爱他呀，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要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颂》诗集中亦曾收入此诗。对此类颂歌，即使用放大镜或显微镜去寻找，也难以发现有什么政治问题啊！只是也难觅古语“腹有诗书气自华”应有的一丝风韵了。如此歌颂可谓登峰造极，竟也未能让自己的命运有半分改变，照样死得很惨，能不让人为之悲苦吗？）
和李广田相比，8月份中文系主任刘尧民教授死得更惨！刘教授是自学成才的楚辞专家，是在中文系部分师生的批斗会上因心力衰竭昏过去的。他早些年就有中风的毛病，以至脑袋随时不由自主地摇晃个不停，怎么禁得住师生们对他接连不断地批斗。当几个人把他从会场上抬回家后，他就再也没有清醒过来，几个小时后就去世了。我班的同学中很少有人去参加这个批斗会的。因为我们都已经对政治斗争厌倦了，只有低年级的学生们和中青年教职工还满有兴趣。我班参加开会的只有李君等几个派头头，李君是中文系的革委会主任，对刘教授之死，应当是有一定责任的。
唉，这就是阶级斗争：炮派正在全省挨整，挨谭甫仁为首的云南省革委和八派的整治；而挨整的炮派却还要整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一伙“牛鬼蛇神”，整个社会就是这样人整人，整人的也挨整，挨整了的还要再整人！在毛泽东的治理下，整个国家就是一台片刻不停地运转且愈转愈快的绞肉机！
昨日的国家主席，一下子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实在让人感慨万分。刘少奇在1945年中共7大首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是得到毛泽东信任而很快跃居中共领导层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高位。
可是，1959年4月荣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随着拥有权力的日渐扩大，满以为可以和毛泽东平起平坐，处事就不够谨慎了。1962年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只是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到1964年7月9日，刘少奇在济南部队干部座谈会上则进一步说：“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反右，……彭德怀搞了这么一封信，把大家注意力引到这方面来了，引导中央犯了个错误。”还在这个座谈会上对与会者讲什么“把位子让给能干的，自己当助手，不会吃亏，威信也不会降低”。虽然这些话是对下边讲，可是对多疑的毛泽东，会产生怎样的刺激可想而知。这还不算，正当林彪在全军掀起学毛著之际，刘少奇又于1964年9月30日写信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说“现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主义的大有人在。”此信曾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对全国产生较大影响。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会上说：“我想在我没有死之前树立他们（指刘少奇等人）的威信，没想到反面。陶铸同志说：‘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现在倒闹成独立王国了。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问题、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该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毛泽东又讲话说：“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嘛有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廿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而在5.16通知中毛泽东曾亲笔加上：这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把这几段话联系某起来，则刘少奇被毛泽东置于死地将是不可避免的。
刘少奇靠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而发达，最终被所崇拜的毛泽东凭借膨胀的权力置于死地。刘少奇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四、划线站队黑风席卷全省
1968年10月20日开始在北京召开的“冶金和国防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两个会议上，担任云南省代表团团长的云南省革委会某副主任违背会议精神，连续三天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了被诬为炮派黑手的昆钢、昆明冶炼厂、会泽铅锌矿的党委书记以及“坏头头“共7人，以后又通知昆明警备区派武装人员来北京将一些领导干部和“坏头头”捆绑回昆继续批斗，致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沐家云跳楼身亡，二九八厂厂长阎书田被打死在会场上，党委书记萧子明等6人被打成重伤致残。仅二九八、三五六厂被迫害致死的干部、群众达22人，仅二九八厂被打伤致残的就有528人。
1968年11月25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社论在回顾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之后指出：“应当清醒地看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
这篇社论的发表，为以谭甫仁为首的云南省革委在全省推行的划线站队运动，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
1969年元旦开始，省革委召开第七次省、市革委联席会议，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大揭阶级斗争“盖子”。谭甫仁在会上多次讲话认为：文革后期炮派被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赵健民和军内外几个干部控制，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大方向错了，而八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决相信、支持、依靠，凡没有掌权的地方，要为他们争权”。认为对“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揪斗、殴打、游街示众、抄家、抓捕等是“群众的革命行动，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要评头品足，对敌斗争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还吹嘘自己在个旧作了一次动员报告，两天内就抓了“反革命”990多人，差几个就是1000人了。
云南省委、省政府机关在安宁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并在弥勒县东风农场、陆良华侨农场、蒙自草坝农场和思茅曼歇坝农场设置4个“五.七”干校（其实也是学习班）
昆明军区在滇南蒙自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
云南省军区在华宁盘溪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
省公、检、法在宜良羊街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
十四冶金建筑公司在嵩明杨林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
水电14局在会泽毛家村举办的划线站队学习班,因为涉及人数过多（有1000多人，占全局职工数的近十分之一）而分为高家箐、小江、干沟、马武等四处分别办班；
全省各地、州、市、县也纷纷举办划线站队学习班；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滇南个旧市的回族村沙甸。当时个旧市的造反派也和全省全国一样分为两大派，沙甸的绝大多数回民都加入个旧的炮派一.二八组织，只有少数人参加八派的二·二三组织。沙甸大多数人被划为“站错队”。1968年11月间，个旧、开远、建水、蒙自等地一些“站错队”的干部、群众为躲避揪斗和抓捕，自发集中到沙甸达500 多人，于是沙甸被谭甫仁污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反革命基地”，于1968年12月8日派出一个包括加强营在内的阵容强大的工作队进驻沙甸捅“马蜂窝”，致200多人被捆绑吊打，其中80多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进行批斗。让其胸前挂上猪头游街、让游街者像猪似地在地上爬行并拱墙……使其倍受凌辱。这还不算，住在沙甸清真寺的工作队还焚烧经书典籍，并在大吃大喝、饮酒作乐后，竟然把吃剩的猪骨头扔进清真寺的水丼中，让井水无法再用。让沙甸村民人人侧目！工作队还按省革委的部署，在全国别无先例的“第二次土改”中查抄了140多户地富及其子女家庭的财物。在工作队撤离沙甸时还再次封闭了清真寺（文革初破“四旧”时即已遭封闭）。有宗教信仰的穆斯林是一个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民族。此事也就为以后发生的沙甸事件埋下了隐患。
……
上至省革委副主任李毅、省革委常委方向东、沈参雄、杨凯、高堂文等所有炮派的头头们，以及为炮派所支持的军队和地方的老干部诸如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被打成“滇挺”的“总司令”，省军区政委张力雄、省军区副司令员熊琨、李明、丁荣昌、朱家璧……老干部侯良辅、林亮、高治国、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王非……全部被游街示众，游街时戴的高帽子用钢筋和铁皮焊成，每个高帽有1公尺多高，近10公斤重，胸前挂一大块用钢板制成的黑牌，是炮派头头的，就在黑牌上写“炮派坏头头”、“反军乱军分子”、“武斗干将”之类的字样，每块铁牌重量不少于10公斤。而这黑牌仅用一根极细的16号铁丝拴住吊在被挂者的脖子上，这细铁丝就深深地勒进皮肉里。黑牌上写有“武斗干将”者，另用钢板焊成一挺极大的“机关枪”，也用细铁丝套在脖子上。不是“武斗干将”者，每人脖子上至少挂有一支几公斤重的钢板焊成的硕大无朋的“手枪”。被游街的老干部，黑牌上写有“炮派黑后台”、“炮派黑手”、“黑高参”等字样，这些人胸前也一律挂有大型“手枪”，他们与炮派头头们的区别在于：派头头们仅是脸上涂满黑油漆，老干部们则不仅头上涂满黑油漆，还得卷起衣袖，整个手臂也涂上黑油漆，以表明是“伸向炮派的黑手”。此时正是数九寒天，被游斗者为能卷得起手袖露出黑手臂，只能少穿衣服，或者脱去一只手袖露出黑手臂来。不一会功夫，这些被游斗者开始不停地瑟瑟发抖，也不知是冷的还是吓的亦或兼而有之吧。炮派的秘书们（如果秘书是女的，还得穿上纸糊的花旗袍和高跟鞋且在胸前挂上两只破鞋，）、炮派报纸（炮派的报纸当时主要有《九一四战报》和《共产党宣言》等）的编辑们游街时除了在黑牌的名字前边写上“炮派黑笔杆”之外，肩上还得扛上一支硕大无比的“黑笔”，这种黑笔由直径10厘米多的钢管制成，其中一头还焊有形似毛笔头的园锥尖,每支笔的重量可想而知。而炮派曾经办过一小段时间的“红炮手电台”的编辑和播音员、以及曾经在炮派的宣传车上当过播音员的人，则在其胸前挂上用铁皮焊成的硕大的喇叭。而这些播音员大多是女孩子，其胸前被挂上这样的大喇叭，身体承受不了，加之又羞又气，有好几个女孩才被游斗一两条街后就纷纷晕倒，不得不被拖到车上继续游斗。
每块黑牌上除写有属于什么性质的名目外，还将其姓名东倒西歪地写出来，其姓名上一律用红笔打上“×”，好似即将绑赴刑场处以极刑似的。每个被游街的人，身后都有两名身强力壮的八派大汉将其两手反剪于后，做出“喷气式”姿式。如若不被“喷气式”，那情况就会更遭，那就得手提一面破铜锣，边走边敲大声自报家门：“我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是伸进炮派的黑手×××，我对党和群众犯下滔天罪行……”如果什么时候声音稍稍小了点，就要被拳打脚踢。有不少人的精神和体力忍受不了如此折磨，中途昏倒下去，则被认为是“装死躺下”，于是仍被架起来示众，并以态度不好而加倍地遭受虐待。
在这种情况下，省革委常委杨凯（他是炮派赴京代表并在两派达成协议中签字者之一）被折磨得九死一生，最后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就在杨凯已经自杀后的第二天，省革委人保组还发布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凯”的布告。但据杨凯的夫人称杨凯并非自杀，而是被人从高楼的窗口推下来而摔死的。她曾有很“钢鞭”（这是文革中对最为过硬的材料的称呼）的材料到处上告，但求告无门，始终无结果。
死得更惨的是省革委常委高堂文，他也是炮派赴京代表在协议中签字的一个。他的工作单位是昆明郊区海口的某国防工厂。他在被厂革委会关押期间多处被打成重伤，给他最后致命的是一次批斗游行。此次批斗之前，先用8号铅丝勒紧他的胸部，外面替他穿上一件绵衣，使人看不出他的胸部受刑。这样，他就因为透不过气而被活活憋死。然而，他被折磨死后，他的罪名却又多了一条：他以自杀叛党，自绝于党和人民！呜呼，他被残害致死还遭受侮辱，以及此后其全家人所受的株连之惨，我实在不忍多写！
省革委常委以上的人以及老干部的遭遇尚且如此，一般的炮派小头头和炮派群众的遭遇就更加不幸了。
炮派大大小小的头目大多被游街示众，许多家庭因此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时的政策规定得也特别奇怪，比如省、市革委会机关人员的调配，得清一色是八派。原省、市委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通通驱逐去办学习班，或者干脆下放。处理离婚诉讼，只要是八派一方提出离婚的，很快即可批准，哪里管对方正处怀孕期、哺乳期什么的，否则就很难办成。
就全省情况看，滇西方面的划线站队很容易搞，可以在“滇挺”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所有炮派骨干和大大小小的头头们都划入“滇挺分子”的另册，即可想枪毙就枪毙，想判刑就判刑！达不到判刑的就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军乱军分子”的政治帽子，或开除工职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改造，或放在本地监督改造。以后又把抓“滇挺分子”的范围扩大到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地州市的54个县（区），株连了一大批军内外干部和群众。除了滇西，云南尚可划出滇东、滇南、滇北几片地区。这些地方自然不便划“滇挺分子”，划线站队怎么搞呢？谭甫仁和他所支持的八派办法多的是！按其逻辑推论，炮派既然在滇西搞了个滇挺，必然在其它几片地区也有类似的组织。在滇东北片的炮派必定会组织与“滇挺”相呼应的滇东北游击军，滇南文山一带的炮派组织原先就有称为“滇南农民革命军”的，于是“东游西挺、南革北击”，这不全有了么，继续往下推理：这正是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破坏文革、颠复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计划。于是全省炮派都得打入地狱。文山“滇南农革军”负责人是文革前文山农村某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现在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处以死刑！当时参与执行行刑任务的一名14军士兵小段被招收到跃进厂工作后向我回忆说：那家伙真是顽固透顶，将他绑赴刑场路上他还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装出视死如归的气概。反革命分子有资格呼喊革命口号么！班长让我们用枪托把他的嘴巴和喉咙砸了个稀巴烂，让他没法出声了。听之让人毛骨悚然。
划线站队中称“东游”为“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东北游击军政治土匪”，清查范围从省、地、县、公社直至生产队。，在曲靖地区和昭通地区受牵连的军内外干部和群众近60万人之众。在曲靖地区有2万多人被批斗，200多人被关，打伤4000多人，打残2000多人，逼死打死300多人。包括曲靖地区军分区司令员唐荣华在划线站队中被打折腿；在滇东北的昭通，在划线站队整治“北击分子”运动中，数以百计的炮派小头目被铁丝勒成一串串扔到金沙江中喂鱼……
据事后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云南的划线站队，导致炮派方面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7000人以上（见《康生与赵健民》一书之统计）。，但据一些有心人在私下统计，大约在60000人左右。受伤致残的人数更要多得多。因划线站队受迫害伤亡人数是全省武斗期间伤亡人数的20倍以上。
云大是炮派的一统天下，此时在云大校园内，处于少数派的八派已经春风得意、趾高气扬，但毕竟由于其人数少得可怜，无法对占绝大多数的炮派下毒手。而云大的同学们此时还存有几分天真，对街头上不断出现的游街示众现象表示愤慨，纷纷写信或打电话给省革委，要求省革委制止这种闹剧的继续发生。在这些信中还引用毛泽东过去说过的一句话：“八.二三和炮兵团要团结，两派都是革命组织”的话。天真的同学们怎么会想到：这些越来越疯狂的划线站队活动正是谭甫仁为首的云南省革委一手组织和导演的。既然云大的学生们还敢写信、打电话给省革委，那就正好，就来过问过问云大吧。于是省革委指责云大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跟不上时代潮流。云大的八派力量太弱小，应该得到外力的支持与配合。
这种外力的配合：一是向云大派出阵容强大的400多人的工宣队和军宣队，使云大的每个班级下面的各学生小组里至少有2名工宣队员，这些队员的突出特点是“路线斗争觉悟高”，（实际上就是八派的骨干，具有很强的派性）。让这些人进校发动群众，摸清“炮匪黑窝”里干过坏事的人和事。二是从1969年1月2日开始，每天组织100多个单位的游街示众活动一直游行到云大校园中，“要把云大炮窝的威风彻底打掉”（谭甫仁语）
1969年1月2日清早，某单位游街示众的200余人队伍首先进入云大校门，被正好在门口的一群云大物理系学生发现后上前阻拦，不让他们冲击云大。这群学生登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口角流血，只有恨恨地退到一边去。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宿舍映秋院是进云大后的第一幢学生宿舍，我们龟缩在宿舍里看着这一幕幕闹剧，谁也不敢再迈出宿舍门半步。
有几次游斗，则由“黑炮手”推着钢管制成的铁炮游街。这些人步伐整齐，脸上抺黑，一律身披麻布口袋，个子高的把麻袋边缝拆开，个子矮的披上就成。当这群被游街示众的“炮匪”们经南屏街向右转入正义路后，哨子一响，立即作出半跪姿式，炮口对准五华山，“炮长”一声令下，轰！炮中的纸炮响了，炮口冒出黑烟。于是“黑炮手”继续推着铁炮前行且频频开炮。通过表演炮匪当初如何占领五华山以表示阶级敌人如今已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否则将按毛的教导“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办事。
被游斗的“阶级敌人”们开始还不大好意思，其被迫做出的动作生硬，后来习惯了，女的照样眼波流转，顾盼自如；男的在围观群众中见到熟人朋友，竟然还会伸舌头做鬼脸，偸着乐。
被游斗的人有男有女，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一位年轻女孩胸前挂的黑牌是“炮派黑播音员×××”，她的脊背上背了一支极大的铁喇叭，胸前挂了两支破鞋；另有一位被游街的女孩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她的姓名被暧昧得很特殊——“脏阴滑”（据知情者悄悄议论得知，其实她的姓名是章英华；一位老干部被剃阴阳头（即把头发用推剪推出一个十字来）头脸和手臂被涂满黑油漆走在最前边，边走边敲着铜锣高呼道：“我是走资派×××，我把黑手伸进了炮派，今天向革命群众请罪”。每走几步，那钢板制成的黑牌和硕大的“手枪”就会压得他忍受不住，只有站住把脖子上的细铁丝重新挪一位个置。他一停下，后边的队伍也只有停下，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待把云大校园游上一周，至少得用2个多小时。
五、今我去矣，雨雪霏霏
1月6日，游斗活动达到高潮。数十家前来游斗冲击的单位聚集到云大的广场，驻云大工宣队、军宣队的负责人，14军剑川炮团某营一个姓常名小虎的副教导员召集云大师生到广场开会。在这次会上被点名押上台前跪下接受“喷气式”示众人数达200多人，包括云大的校党委当权派们，“反动学术权威”们，以及炮派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们。当时只要工宣队、军宣队中某人的手向谁一指，马上就会有积极分子一拥而上，扭住那人的双手押到台前，往其后腿的膝盖弯里猛踢一脚，使之跌跪于地，然后反剪其双手往上抬。这些“左派”心地之歹毒、手段之残忍，动作之麻利，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的祖宗大概全都是刽子手吧！中国的刽子手何其多也！当时我内心也有些疑惑，八派即“左派”在云大是少数派，其总数不足百人，何以突然间冒出这么多打手来，而且其中许多人是从未见过面的。事后才知道，其实这些打手大多是从各工厂抽调来支援云大少数派的。云大少数派人数太少，云南省革委担心云大的大批判会不好开，于是专门组织上千名八派工人前来打压云大炮派的“嚣张气焰”。
我班的老造反派、共宣的头头周君、李君、方君、蔡君、石君等也被一一押到台前跪下。另有许多同学的处境亦十分危险，随时都有被揪到台前的可能。
这么多的学校领导、这么多的老师和同学们密密麻麻地在台前跪了一大片，这在云大历史上是空前的一次。刚开始时唯恐工宣队点到我名字的那种恐惧心情反倒逐渐冰释，反正被揪出的人已经这么多，是否再把我填补进一个也无所谓了。也只有这么坦然了，台上人讲的话才听得进去，此时批判大会已进入各路代表发言阶段。现正在发言的是14军军长梁中玉的夫人王邦。王邦原先是大理一中的政治课教员，文革前军长夫人曾经不得不受小小的中学校领导的约束，这使王邦心中早就憋了一股气。文革使她得到一展抱负和发泄怨气的机会。她邀约一伙中学生组成的“红旗战斗队”率先贴出造反的大字报，因而成为老造反派，成为滇西八派的一面旗帜。王邦在最近一段时间已在各地集会上大讲造反历史，大批“挺匪”滔天罪行，已被人们封为“云南的江青”。当她声讨“挺匪”罪行时，又有几个云大师生被挂上“滇挺分子”黑牌被揪到台前跪下。
1月6日，这是我们在云大5年学生生活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云大到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去了。这天晚上，家在市区的同学、特别是在炮派担任骨干的同学们都躲避风头回家住。因为全校性的批判大会上，有一些同学本该挨批斗的却因种种原因没有轮到被批斗，于是大会之后各系的工宣队、军宣队又组织批斗各系的重点人物，特别是白天躲过挨批斗厄运的人。这天晚上又吊打了几十个学生，搞得人人自危。五年多来学生生活的最后几天，特别是这最后一天，竟是如此可怕，如此残酷，使我以后再也不想返回母校去看看。此时的云南、此时的昆明和云大，真是坏人当道的时代！
按照常情，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呆久了，就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然而，此时我们对云大毫无留恋之情可言，我们巴不得当天夜里就离开这魔鬼横行的地方才好。
第二天清早我们乘卡车离开云大时，灰蒙蒙的天空洒下绵绵细雨，此时的政治气候和大自然气候如此一致，都是一样的沉重阴冷。不由使人记起《诗经》上“昔我往兮，雨雪霏霏”的句子。现在是今我去兮，雨雪霏霏了。事后读过元月7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的社论《捅开云大马蜂窝》，我们才知道元月6日从早到晚发生在云大的所有批斗事件全都是云南省革委一手策划并直接导演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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